展望新年的東亞與兩岸

展望二零一零年的東亞局勢，我們預期會看到一個謙卑的美國，一個謹慎的中國，以及一個猶豫的日本。

謙卑的美國，表現在歐巴馬總統上個月的亞洲之行。歐巴馬自稱美國第一個出身太平洋地區的總統，顯示了美國做為一個不在亞洲的亞洲領導國，將繼續保有對亞洲的影響力，但是卻將採取遠遠有別於過去小布希政權的單邊主義，而改用一種所謂的平等、傾聽、溝通的態度。雖然歐巴馬總統對亞洲各國都表達極為友善的態度，有很大部分來自他個人的信念與風格，但是美國總統以個人想法改變了外交政策的例子所在多有，且歐巴馬政府確實也必須採取尋求合作的低姿態。因此一個謙卑但非示弱的美國，明年將會出現在東亞。

謹慎的中國，源自於中國的國力逐漸強盛，但其領導人卻還保有一點清明的頭腦，知道要珍惜中國百年不遇的發展契機，千萬不能流露出傲慢囂張的表情，即使有時候難免發出中國可以如何如何的聲音，但很快地又能夠自我控制，怕的就是又遭到西方的敵意甚至行動打壓。因此中國雖然繼續在中亞、太平洋擴張勢力，在非洲鞏固舊邦誼，在歐洲結交新朋友，但是會審慎地保護自己，不出頭、不爭霸。在這樣的思維下，中國會避免授予美國介入台海的機會，台海也將維持穩定，不會有軍事危機。

猶豫的日本，正擺盪在國家大戰略的選擇之間。一種想法是改變現狀，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左右逢源，另一種則是繼續倚賴美國。民主黨的勝選執政帶來了東亞新的變數，想要與中國修好，但又不想要違背美國意思，於是在二者之間掙扎。中國副主席習近平訪日會見日皇的事件，以及沖繩美軍普天間基地的紛擾，正是最好的例子。但是日本回到美日同盟軌道的可能性比較高，即使與中國有太多的共同利益，但是仍然必須在尊重美國利益的前提下來進行，這就是傅高義教授所說的美日中應追求三國的共同利益。

同時，我們也會看到一個在兩岸政策上愈趨積極的中國，以及相對上愈趨保守的台灣。

愈趨積極的中國，不代表中國會無條件地繼續開出惠台政策支票。相反地，中國對台的政策底線將會更加清晰。中國對台戰略依循去年年底發表的胡六點，以及所謂和平發展的原則，會軟硬兼施地對台灣各政黨、企業與民間團體做更積極的工作，一方面會高聲打壓台獨，另方面會低姿態試圖降低反中的民意傾向。明年之後，只要兩岸開始考慮政治談判，台灣立即會遇上胡六點的第一點，即是認為統一問題「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再造，而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換言之，中華民國仍是不被承認的。

愈趨保守的台灣，與中國逐漸顯露的政治底線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遲早迫使國民黨政府無法再往前邁進。這方面中共會開始批判馬英九政府，但是這無非是中共的卸責與統戰鬥爭手法。胡六點畫下了底線，就等如不肯接受兩岸的對等，這是台灣再多親共學者或媒體都無法用奇談怪論去扭轉的事實。即使有些人會開始說放棄中華民國以及台灣的主體性算了，但是任何執政者是不可能這樣做的。於是台灣將會在兩岸關係的開展上，被迫轉趨保守，除非中共的思維能有所改變。

發表於2009/12/3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演變的台日中關係

在外交事務上，這個星期可以說是台灣與中國的日本周。與日本的雙邊關係，在台海兩岸各自引起一些內部的重視。在東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見了明仁天皇及鳩山首相，台灣的民主進步黨蔡英文主席同時也進行主席任內首度訪問。在台北，馬英九總統也會見了日本國會議員訪問團以及將卸任的駐台代表齋藤正樹。

台北、北京、東京的互動，反映了三方的新關係模式正在塑造成型。粗略而言，新的三邊關係將是北京與東京的距離拉近（中日關係改善），台北與北京的距離拉近（兩岸關係改善），而台北與東京的新關係則比較曖昧，看似維持不變，但是相對於另外兩組關係又像是疏遠了。很顯然，這組三邊關係是以另一組更大的三邊關係－－中美日關係為背景。

日本民主黨鳩山首相說要把對美和對中的關係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意即脫離美國的掌控而形成獨立的日本外交政策，積極強化與中國的關係，日本可以依照自身的國家利益，選擇是否配合美國。這樣的戰略觀點當然震驚了華府。美國有些官員和政策分析家說搞不清楚鳩山首相為什麼要這樣講。假使日本的戰略調整只是鳩山首相或少數政治家的個人見解，則很可能很快地就隨著政黨輪替甚或政黨重組而人去政息。事實卻非如此。

日本當然不可能脫離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但是在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日本，又成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而日本又發現北韓問題及其他亞洲事務都要中國配合的情況下，就日本的國家利益而言，當然不能繼續事事聽從美國，必須要有自主選擇的空間。當然，在與中國拉近距離的同時，美國的信任與諒解是不可或缺的。此所以在對加強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達成共識時，鳩山仍強調，日本乃是以美日同盟為基礎，加強中日友好關係。

在鳩山首相所提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中，日本與中國同為此共同體的核心。日本菁英非常清楚地知道，若沒有日本與中國的良好合作關係，任何東亞共同體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對此，中國的反應轉趨積極。習近平說，鳩山首相提出了東亞共同體構想，這也是包括中日在內本地區各國的共同目標，中方對此表示讚賞。習近平還表示，中日應加強在亞洲合作進程特別是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的合作。這是對鳩山相當正面的呼應。

台灣在演進中的中日關係裡，擁有一個十分尷尬的角色。在美日聯合圍堵中國的時代，日本當然希望台灣與中國對立，特別是台灣曾為日本殖民地，日本人不願見台灣落入中國之手，也因此有日本駐台代表將台灣地位未定論舊事重提的意外之事發生。但此時日本為了改善對中國關係，鳩山宣示在台灣問題上日本尊重中方立場，也表示認同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鳩山政府當然不代表整個日本政界，而即使民主黨真的要走「入亞」路線，也仍然會維持「親美」。但是台灣朝野都該努力再加強台日關係的增進，不應該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兩岸關係改善了，台日關係不會受影響甚至會更好。民進黨蔡英文主席此次訪日，是在中方點名「台獨」並施加不少壓力之下進行的，實質成果如何暫且不論，其用心該獲得高度肯定。

發表於2009/12/1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選後的兩岸互動

縣市長選舉過後，許多論者都在探討兩岸關係是否會受到選舉結果的影響。對此也有媒體朋友來問我，我都很簡短地回答：有影響，但不是藍綠誰贏誰輸的影響，而是各個新任的縣市長都會為了招商和貿易，去推動自己的一套大陸政策，結果將會影響或挑戰了中央的大陸政策。

在美國，外交政策圈常會批評一些州長或參議員「營運自己的一個小國務院」（Runs his own small State
Department；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務院約等於我們的行政院，而美國的國務院相當於我們的外交部），意即這些代表各州利益的公職人員，不遵守聯邦政府的外交政策，自己經營自己的一套對外關係。

未來，台灣的每個縣市首長，都有可能「營運自己的一個小陸委會」，經營自己的一套兩岸關係。這是因為台灣的經濟愈來愈依賴大陸，而縣市長的施政也愈來愈被要求經濟上的表現－－舉凡爭取投資、吸引觀光客、推廣農產品，都被視為縣市長最重要的工作。不分藍綠黨籍的縣市長，都背負相當大的壓力去協助地方產業與改善地方經濟，於是都會試圖去構築他自己的兩岸關係。

這樣的情形當然是北京所瞭然也樂見的。對於台灣縣市長的政績需求，中共無須傾盡舉國之力，只要一兩個省的配合就很足夠了。因此在新一屆的縣市長上任後，我們預計會看見從台灣去的更多的登陸計畫，也會看見從大陸來的絡繹不絕的各省市縣參訪採購團。台灣的每位縣市長都有自己信任的兩岸事務幕僚或是中間人，也有仰賴的企業界友人，這些人就會成了他們的小小陸委會。

縣市如此，明年改選的升格後的五都會也是如此。就產業與經濟面而言，首長們極可能將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經營兩岸關係上。這對台北的中央政府會是很難堪的局面。過去是地方與中央爭權爭錢，縣市長們爭取的對象就是行政院。未來除了向中央（台北）爭取，可能還得向北京或上海、重慶、廣州爭取。過程裡，大陸對台灣地方的直接影響力會暴增，而台北中央的重要性會遞減。

國民黨馬政府該如何因應這樣的局勢？或許他們並不想因應，他們覺得一切都做得很好，船到橋頭自然直。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在這樣的局勢下，馬英九總統將是最大的輸家。他一方面被迫承擔過度向中國傾斜的罵名，另一方面卻得忍受中央與地方有不同調的大陸政策，猶如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選舉過後，江陳會又要舉行，馬政府還得大力宣傳ECFA。雖然馬總統的陸委會拍了音樂短片（好爛的音樂），極力宣誓效忠台灣，要大家不必擔心。但是很顯然地，ECFA往後有任何對台灣不利的後果，都會被歸咎到馬政府的頭上。而各個縣市長，不論藍綠，他們自己的小陸委會都不必播廣告表態，他們可以輕輕鬆鬆愛台灣，一邊大做兩岸生意，如果有錯都是馬總統的錯。

若要因應這樣的情勢，馬政府最當做的不是宣傳ECFA的好處，而是釐訂明確的兩岸政策規範，當然在政策規範的背後，更要有具說服力的國家論述來支撐。如此則中央政府就不會在民意上孤立無援，反而被縣市長們牽著走或推著跑。若不趕緊因應，則往後每個縣市長搞一套大陸政策，國不成國的景象可以預期。

發表於2009/12/1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百年國慶何所慶

明年是中華民國一百年，為了慶祝百年國慶，總統敦聘了百多位黨政要員及社會賢達，出任「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先生也是其中一位。翁院長接受媒體專訪時說，建國百年要慶祝的是「今天的台灣」。翁院長旨哉斯言。如果中華民國百年國慶，真的是屬於每一位中華民國的國民，而不是國民黨一黨的事，那麼該怎麼慶，就必須有正確的定位。

所謂「今天的台灣」，當然就是指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對於台灣，或對於中華民國，光是在這裡生活的兩千三百萬人，就有好幾種不同的看法。有的人緬懷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華民國，有的人懷念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台灣。在中華民國與台灣之間，在中國情感與台灣認同之間，存在著許多的衝突矛盾。

可以想見，剛剛取回政權的國民黨人們，尤其傳承第二社會（一九四九年之後移入的社會集團）的「老」國民黨們，以中華民國的捍衛者自居，必定想要藉百年國慶好好發揚（他們想像中的）中華民國。國民黨人要搞清楚，他們越把中華民國據為己有，則非國民黨的人就很難去愛這個中華民國。在戒嚴時代，國民黨政府最會指控別人不愛國。但是非國民黨的人之所以沒辦法去愛這個中華民國，有很大的原因是這個中華民國被國民黨擁抱得快要透不過氣了。

要讓中華民國真正成為兩千三百萬人的國家（且不談重回解嚴前自我催眠的代表中國大陸十三億人的國家），則國民黨必須把中華民國從自己的手裡放開來。更重要地，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是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要有民主的胸襟，接受一個新的中華民國誕生的事實。這個新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這個中華民國的建構者，不再是孫中山、黃興、七十二烈士、蔣中正，而是蔣經國、李登輝、黃信介，甚至包括他們最痛恨的陳水扁。如果沒有這個在台灣新生的中華民國，則孫中山先生所建立的國家早已無所依存。

以我自己為例，我從來不特別愛這個中華民國，因為它的歷史屬於一個我並不特別喜歡的國民黨，也因為我可能天性就不熱衷於任何形式的國家。但是我支持中華民國，並且願意為保衛這個新的中華民國而戰。多年來，我不斷告訴許多「想要有一個屬於台灣的國家」的人：一個民主化的、台灣化的中華民國，是我們所可能得到的較佳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國家形式。除此之外，現實上再沒有另一個屬於台灣人民的國家能夠生存。中華民國雖然不完美，但她正是老天－－透過歷史的偶然－－賜給台灣人民的「國家」。我們要愛惜她，保衛她。

我很希望一百多位國慶籌備委員，都能夠像中研院翁院長一樣想得清楚：什麼樣的中華民國才是全體國民能夠一起慶祝的。像我這樣的人應該也有，我們－－台灣的第三社會（共同體）的人們，也盼望有個國慶可以共祝。這個國慶，該屬於我們（共同體）的國家，而不是視我們為異端的某黨獨佔的國家。

發表於2009/12/0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正視美國政策改變

歐巴馬總統訪問中國之後，美國的對台政策有沒有改變？不必再睜眼說瞎話，也不要再互相推諉，美國的對台政策確實改變了。這是一個長期趨勢的改變，是自從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之後，有時起有時落的、一點一滴的改變，但是在上個星期歐巴馬訪中之行達到了一個臨界點，讓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樣的改變，也證實了這樣的改變。

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不是什麼天翻地覆的事情，台灣人也不必如喪考妣。台灣今日的獨立地位，確實是個歷史的偶然。若不是國共內戰及韓戰的爆發、美國在西太平洋建立的圍堵戰線，坦白講台灣並沒有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條件。回顧六十年，冷戰體制的建構，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這種種歷史因素，都像是老天借給台灣的創業貸款。貸款不是永久的贈禮，時間到了是要被收回的。

但是我們該感謝老天給的這六十年－－歷史給的創業貸款，可以讓台灣從貧無立錐發展到能夠自力更生。今天的台灣，並不該繼續藉著美國對中國的圍堵而苟延我們的獨立地位。相反地，台灣是要藉著人民自主的選擇而維持我們獨立的現狀。換句話說，從反共歷史的偶然轉變為民主價值的必然，從國際局勢的安排轉變為人民自主的選擇，這是台灣要走的新的道路。

台灣人必須看清未來的歷史道路。但是我們之中的很多人，還會被許多小小的枝節所矇蔽，導致判斷的遲誤。美國政策的轉變，還會有一些波折震盪。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到台灣來，向黨政領導人物說明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不會改變。接下來還會有更高層的交心表態。這一類的外交動作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台灣有些官員和學者又會鬆口氣說：美國沒有改變－－意味著台灣還可以混吃等死。

然而我們要知道，美國官員當然不會承認他們的政策改變，更不會承認他們的戰略思維改變。我在上周的專欄裡說，歐巴馬總統確實將美國的對中（及對台）政策作了改變，但我判斷那是出自歐巴馬總統個人的價值觀－－一位理想主義的外交生手，以為能夠藉著信念與個人魅力去化解衝突。華府外交戰略圈的改變則會更謹慎、更現實、進一步退兩步，但確實一點一滴地改變了。台灣已經不再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國家利益，至少美國已經不願付出較高的代價去捍衛。

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有些人不肯面對（國民黨堅稱沒有改變），有些人不肯接受（民進黨想極力挽回）。但如聖嚴法師所說的：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現在我們該做的，是面對和處理這樣的改變，而不是一味否認或是歸咎於人。我們該以民主價值來做輿論訴求，穩住美國民間及輿論對台灣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在台海均勢尚未全面失衡之時，找到強有力的政治方案，以積極的攻勢取代茫然的等待。

發表於2009/11/2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美國變了

上個星期，美國總統歐巴馬出訪亞洲之前，我在這個專欄推測歐巴馬總統對中國的態度將會稍微強硬一點。在歐巴馬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的會談以及發表聯合聲明之後，我的推測被證明是錯的。歐巴馬是有史以來對中國最為低姿態的美國總統，他不僅沒有對中國說教也沒有施壓，更表現得特別地友善和謙卑。

先前的推論並不是根據什麼權威消息，只是從美國國內經濟以及國際戰略兩種角度，基於對華府戰略思維的理解－－他們會建議總統怎麼做。問題是：歐巴馬先生並不是傳統的美國領導人。看起來，他似乎也不特別在意華府外交戰略圈的那些現實主義者－－一群要藉著實力維持美國霸權地位，有能力影響每一位美國總統的既得利益集團。比起任何一位總統，歐巴馬更是這個華府體制的圈外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從歐巴馬總統抵達上海機場，自己撐著大黑傘步出機艙，就可以看出這位美國總統確實是個不一樣的領導人。在東京，歐巴馬總統對明仁天皇鞠了個九十度的大躬，還用「平等」及「互相尊重」的說法來形容未來的美日關係，這更清楚顯示了他的外交思維真的有別於過去的美國總統。怎麼說呢？有點天真，但充滿了理想與良善的價值觀，還有簡單而強烈的個人自信與熱情。

歐巴馬的競選口號是「變」，他不僅為美國政治帶來改變，現在看起來，他也會藉著此次亞洲之行，為全球政治帶來更深遠的改變。歐巴馬總統似乎想要調整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角色。並不是指他要放棄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而是他似乎更相信一種更富理想主義的替代性取向。但外交上的「變」是否會有好的結果？還很難說。何況他能否真的做到？他是否會很快地調整回現實主義的取向？都還是未知數。

當然，我們不會忽略一個事實－－美國外交戰略的改變，是因為世界變了，尤其是中國變了，中國變富變強了，因此美國不得不變。柯林頓政府時代重要的亞洲政策智囊李侃如說，這次歐巴馬與胡錦濤討論的議題，與過去美中兩國領袖所討論的議題有很大不同：過去是討論兩國之間的問題，但今天所討論的是全世界的問題。美國確實是不得不把中國視為共同管理全球議題的夥伴。

假使歐巴馬總統在外交思維上的「變」是真的，那麼這對世局的影響可就非同小可了。對全世界而言，這意味著美國將正式接受其國勢逐漸衰落－－這並不是歐巴馬主觀的願望，但卻可能是各國政府的解讀。對台灣而言，美國的台海政策實質上已經改變了。這不是一般學者津津樂道的所謂有沒有提到台灣關係法的問題，而是美國總體全球戰略的根本思想轉變的問題。台灣已經不再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國家利益所在。

面對這樣的改變，馬英九總統與國民黨政府只會沾沾自喜，用一些美國事先知會歐胡會談內容等例行公事的雞毛蒜皮，證明美國對台灣很放心，殊不知這樣的放心也可能是接近於無所謂的態度。國民黨如此瑣碎，民進黨更無能力處理台美關係，只會拿著冷凍牛肉當磚塊來攻擊。在變局下，台灣必須採取更果決的政治攻勢，但兩黨都沒有識見與方案來領導。

發表於2009/11/1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歐巴馬的亞洲首航

本周，美國總統歐巴馬即將展開他就任後首度的訪問亞洲之旅。這將是歐巴馬政府奠定其亞洲政策的旅程。這是一次固樁之旅，歐巴馬總統將要鞏固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美國在東亞的傳統盟友的支持；這也是一次信心之旅，藉由參與亞太經合會－－美國所建構的亞太區域合作組織－－向所有東亞及東南亞國家領袖，宣示美國的承諾還在。這些都是既定的節目，但是還有更大的主秀，即是在中國的訪問：歐巴馬將會表現為對中國較強勢的總統。預料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會有一段張力較大的時期。

就整個亞洲而言，正如國務卿柯林頓夫人所一再強調的「我們回來了」：美國是一個不在亞洲的亞洲國家，甚至是亞洲秩序的主導者。歐巴馬總統的亞洲之旅，所要傳達的信息正是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不久前向他所建議的，讓亞洲國家領袖們再度感受到美國對此區域的強烈承諾，即美國不會離開亞洲，美國會留在這裡去平衡或制衡崛起的中國力量。

美國對中國的關係正進入鐘擺盪回的階段－－將要從過去一年的高度友善、甚至曲意迎合，而盪回到兩國為競爭關係的位置。歐巴馬總統在路透社的專訪中表示，中國是美國的重要伙伴也是競爭對手。在這裡，「競爭對手」才是歐巴馬政府賦予中國的核心定義。

美國的這種轉變有兩個面向的原因：經濟（國內）與戰略（國際）的需求。美國國內經濟景氣雖已觸底，但政府公佈的失業率數字已經超過百分之十，歐巴馬政府受到的民意壓力極大。這也是歐巴馬為何強調美中關係的關鍵在於經濟上的良性競爭以及符合國際規則的競爭－－意味著美國將對中國要求更平等的貿易條件，包括減少逆差及人民幣匯率等。

另一方面，歐巴馬政府的戰略也遭受華府外交圈，尤其是保守陣營的質疑和挑戰。副國務卿史坦伯格提出所謂「戰略的再取信」或「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來要求中國，意指美國準備好接受中國成為強權，但中國必須向世界保證其無稱霸野心。這樣的對中政策主軸，還沒有取得白宮認可，就遭受到強烈的批判了。幾位現實主義派或共和黨的戰略家都指責這是對中國過度妥協，而且是建立在美國國勢正在衰頹的假設之上，更會造成美國盟友的憂慮恐慌。

在各種因素之下，缺乏外交經驗的歐巴馬總統必須要展現他做為（目前仍然是）世界強權領袖的姿態，絕不能讓美國人民及反對黨認為他太過軟弱。當然，歐巴馬也不可能對中國踞傲，畢竟美國還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中國的合作。日前兩韓軍隊在海上駁火，朝鮮問題在歐巴馬訪東亞之前意外爆發，逼使美中兩大國更要面對既合作又競爭的微妙關係。可以想見，北京與華府的外交圈謀士們，各自都在緊急評估己方如何藉兩韓問題獲得一些籌碼。歐巴馬總統的亞洲之行，將是一趟心境非常複雜的旅程。

發表於2009/11/1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平議牛肉事件與台美關係

感恩節是美國人最重視的節日之一。有一年的感恩節，我在波士頓，受邀至美國友人家中享用火雞大餐。看著餐桌上巨大醜陋的火雞，我問這位美國友人，「你知道火雞在貴我兩國之間的角色嗎？」縱令友人是學界菁英，還是對我的問題莫名其妙。火雞為何在台灣與美國關係上會有角色？

我告訴他，一九八八年，台灣與美國正在進行貿易談判。美國援用貿易法案「三零一條款」，要求台灣開放美國火雞肉進口，我們的政府讓步了。台灣的養雞農戶非常緊張和憤怒，當時負責談判的國貿局長，後來的行政院長、現在的副總統蕭萬長先生還被抗議的雞農「蛋洗」。那一年三月的雞農抗議，還延續到五月的稻農示威（五二零農運），形成一連串的農民運動。

我也告訴了美國友人，那時候我自己就是以學生身分混在示威農民群眾裡，和警察和憲兵對峙衝突，因之決定放棄做新聞記者的夢想，乾脆直接投入社會和政治運動。重要的是，我跟這位美國友人說，美國火雞最後還是沒有出現在大多數台灣人的餐桌上－－老實講，貴國的火雞肉又老又乾，台灣人根本不愛吃。台灣雞農害怕的火雞大舉入侵的惡夢並沒有發生。

但是當年的火雞肉與這次的牛肉進口事件不一樣。火雞肉不論好吃難吃，不會傷害國民的健康，開放進口只是可能影響本土雞農的收入而已。美國牛肉就商品本身的競爭力而言，比火雞肉強多了，卻不是影響國內的畜牧業，而是造成國民因狂牛症而憤怒恐慌。二十一年前雞農要抗議，現在全民都要抗議。

台灣民眾的不滿情緒，不僅僅針對自己的政府，也會直接指向美國。一九八零年代末的台美貿易談判對台灣造成的壓力，其實還比較容易為台灣民眾所理解。美國有三零一條款做為報復的武器，一旦發動則對台灣諸多出口產業將造成致命的打擊。因此政府雖然讓步，但是民眾是看得到利害權衡的。這是貿易談判直接了當的地方。

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各種折衝談判，卻不是都像三零一條款這麼明擺著。事實上，國家利益是一個總體，很難用部門去分割的。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太過於特殊，動輒會牽涉到台灣最根本的國家利益－－安全與生存，因此往往是在不同類別領域之間的條件來進行交換妥協。這正是為何台灣對美談判常常要動用到國安會層級。這樣的情況下，民眾更無從判斷怎樣的妥協是必要的？怎樣是不必要的？

不論如何，台灣人民對美國牛肉進口事件的抗議，對台美關係並非是負面的。台灣人一向過度親美，使得美國覺得台灣聽話是理所當然。美國的駐軍、投資以及文化侵略，在亞洲各國遭遇很多民眾抗議，惟獨在台灣幾乎沒有。縱使我們有太多國家根本利益要看美國人的臉色，民間表達對美國不滿的聲音，是健康的。

美國對亞洲已經愈來愈失去掌握，甚至產生了危機感。不僅僅是針對雞或牛的問題，在此時，華府應該更尊重台灣民眾對美國的觀感，以此來調整美國對台灣及亞洲的政策。從國家立場，台灣人還可以再更硬一點。

發表於2009/11/0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東亞共同體的概念

東亞各國領導人在峰會中提起東亞共同體的議題，引發了亞洲秩序重組的期待與恐慌。這樣的期待與恐慌，會在未來幾年內持續發酵。由於中國的崛起，以及美國勢力的相對減弱，東亞秩序已然改變，也必然繼續改變。

改變最大的將是美國在亞洲的角色，因此對未來最為疑慮的就是美國。美國是不在亞洲的亞洲國家。東南亞國協（東協或東盟，ASEAN）雖然擁有安全體制－－東協區域論壇（ARF），但是亞洲實質上的安全體制，卻是以各國與美國簽訂的雙邊協定所構成，因此被形容為輪軸型的區域安全體系。一旦以中國為核心的新亞洲秩序形成，美國當然擔心其角色被邊緣化。

美國絕無可能放手亞洲。美國在此區域有太大的國家利益，美國一定會繼續留在亞洲，包括駐軍、包括參與亞洲的區域事務，美國想要永遠做個亞洲國家。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假使一個排除美國的新東亞共同體成形，則美國勢必會想辦法削弱或分化之。創造更大的區域集團來取而代之將是作法之一。

用環太平洋的概念來包含並擴大亞洲，例如亞太經合會（APEC）這樣的型態，將會是美國的訴求。以海洋為著眼來定義區域，符合美國的利益；以陸地為中心來定義區域，符合中國的利益。未來的東亞共同體究竟是以何種概念來籌組，牽涉著海權國與陸權國之爭。區域共同體該納入誰？該排除誰？直接關係著哪個國家在新的亞洲擔任龍頭老大。

美國在東亞的傳統盟友－－日本，則正由鳩山新政權在進行試探，看看日本夾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國家利益，分寸該如何拿捏。鳩山首相主張新的東亞共同體應包括東協十國以及日、中、韓、紐西蘭、澳洲與印度。沒有納入美國，當然會使華府很緊張，但是鳩山畢竟將美國盟友都儘量包括進去了，其目的就是在東亞共同體之中求取中國與親美勢力的平衡。

而中國則對此種東亞共同體表現冷淡。中國所企望的是一個北京意志能夠遂行無阻的新亞洲秩序，因此該排除紐西蘭、澳洲，尤其是印度的參與。透過近年來大量的採購與投資，中國與澳洲的關係已經相當友好，但是中國不需要一個包含了紐、澳的亞洲概念，因為過於擴大的亞洲概念，無異於正當化了美國加入的企圖。

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相當深化，台灣在這樣的亞洲秩序裡幾乎是完全受制。過去被東南亞國協及區域論壇排除不說，未來是否能加入東協經貿合作都要看北京的態度。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愈大，一向是對台灣愈有利。美國創造APEC，把亞洲擴大為亞太，也讓台灣有機會加入，是很好的例子。但是APEC的實質作用將會愈來愈小。

就自身利益而言，台灣仍應期待美國繼續在亞洲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過去的已經過去，美國所主宰的亞洲秩序已然鬆動，中國影響力鋪天蓋地而來。種種的改變，是福？是禍？這對台灣來說，真是艱難、困惑的時代。

發表於2009/10/2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公民投票不可怕

台海兩岸展開政治談判，需要哪些條件？經過公民投票程序所表達的人民同意，算不算是一個必要條件？國民黨智囊趙春山教授提出了兩岸政治談判的三條件說：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與金融監理合作備忘要先簽、國內民意要達成共識、國際社會要能夠接受。據說這三條件說代表了馬政府高層的意思，引發了兩岸的一些討論。在海峽那邊有人問道：台灣內部要如何才算有共識？是要透過公民投票嗎？我不了解馬總統和政府高層的想法，但我的答案是：對的，要經過公民投票。

社會共識不一定要透過公民投票來表達。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有社會共識，就不一定需要公民投票。公民投票往往是在缺乏共識的時候才有需要。公民投票可以是解決爭議的正當性程序，但是那是指一般公共政策的創制複決。如果是牽涉到國民總意志的對外表達，則一定要先尋求或建構社會共識，再來進行公民投票。我在過去幾年裡多篇論述台灣民主與國家戰略的文章中，曾重複辨明和申論這樣的主旨。

兩岸更密切的跨國投資和消除關稅壁壘（ECFA），會有人獲益，會有人受害，是一個有爭議的公共政策。現在馬政府認為只要透過宣導就可以消除爭議，或是藉由國民黨在立法院的超級優勢就能夠宣稱多數民意支持。這是輕忽了這類經貿與財富分配議題的嚴重性。馬政府官員都說ECFA不涉及台灣主權，所以不必公民投票。但是ECFA之所以應該公民投票並不是因為涉及主權，而是因為那是一個有爭議的公共政策。公民投票結果並不必然對ECFA不利。相反地，公民投票可能給予政府更大的談判籌碼。

至於兩岸政治談判的國內共識問題，這不是一般公共政策，公民投票沒有辦法解決爭議，但是仍然要有公民投票的程序機制。是的，台灣人民的同意，當然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的前提。事實上這不該是台灣方面所提出來的條件，而應該是中國方面所提出來的條件。中共應該要認為，一個有共識、有信任感的台灣，才是一個好的談判對象。否則任何政府之間勉強達成的政治協議，都會讓台灣陷入極度的對立和不穩定，這未必符合中國的利益。

要針對政治談判來尋求國內共識，可以透過公民投票，但不該是貿然進行公民投票。台灣應該把公民投票設定為表達既有之國內共識，並且強化與鞏固國內共識的方法。這樣的共識在文字上該如何表達？政治上該如何運作？都在考驗政黨及輿論領袖的智慧。中共領導人口口聲聲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不應該把台灣的公民投票視為毒蛇猛獸。中國方面應該努力的目標，是讓台灣人民用公民投票選擇一個有利於中國政治談判的方案。這也是企業家曹興誠先生所提議而為兩岸三大黨所忽視的思考方向。

在林義雄先生再度走上街頭呼籲讓人民作主的時刻，馬英九總統確應思考，讓公民投票成為他解決ECFA政策爭議以及在兩岸未來政治談判中表達台灣共識的制度。馬總統過去對台灣民主殊少貢獻，公民投票可以是他的歷史功績，但看他有無此見識與氣魄。

發表於2009/10/2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淡淡的雙十國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十月一日大肆慶祝了建政六十年之後，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淡淡地度過了九十八年的雙十國慶。本來成熟的民主國家未必就得搞大閱兵、群眾大會來慶祝國慶。民俗藝術表演、放放煙火也就可以了。台灣這次之所以如此低調、如此淡然地「處理」這個所謂國家的生日，政府的說法是因為風災水災過後，社會猶在療傷止痛，不宜慶祝。但令人很直接地推測另有一層政治因素：是為了禮讓中共，不跟對岸搶鋒頭，也可以說是某種國慶休兵。

中國搞國慶閱兵，台灣搞國慶休兵。台灣人民基本上不會反對國慶休兵，由於對中華民國沒有甚麼很深的感情，在多數台灣人的直接感受裡，中華民國國慶確實沒有甚麼很值得慶祝的。四十歲以上世代的人對國慶日的記憶，大多是在各級學校裡被動員參加升旗典禮或其他慶祝活動。即使有些人在少年時期曾經有過愛「國」狂熱，但那其實是一種被動的情緒，缺乏主動的熱情，因此在人成長之後就消散了。

馬政府要搞國慶休兵，不會有甚麼人批評。令人擔心的不是國慶休兵，而是國家消亡。由於馬總統以及國民黨政府缺乏一套符合現實又能首尾一貫的國家理論，導致國民的國家觀念非常困惑而錯亂。老百姓搞不清楚政府對於「中華民國」到底是甚麼態度？甚麼立場？雖然口口聲聲要捍衛中華民國，但是所做的卻似乎背道而馳－－處處迎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壓抑台灣中華民國的聲音。最令人迷惘的，莫過於許多過去最堅持中華民國的反台獨人士，現在卻轉去擁護一個大中國－－首都在北京。這些人大多是馬總統的國民黨同志。

歷史是很弔詭的。我們現在還沒看到我們自己的歷史，但幾乎就可以斷言：台獨的陳水扁政府執政八年，沒能消滅中華民國，卻幫助鞏固了中華民國。反而是自命為中華民國嫡傳正統的國民黨馬英九，其首鼠兩端的模糊態度將會使中華民國逐漸消亡。中華民國如果要亡，必定不是亡在台獨，而是亡於統派，亡於國民黨。馬英九總統終究會發現：反對他最力的獨派群眾，將是能夠和他站在一起保衛中華民國的人。而他的國民黨茲爾多士們，則會是見風轉舵、見利忘義的降將，他們會用「一個中國」為理由而拋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能夠存續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完全結合－－中華民國等於台灣。有人說，民國一百年是台灣的戰略時機，可以用中華民國百歲誕辰來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六十周年。確實，台灣可以好好來辦後年的中華民國國慶，但若真要保衛中華民國，前提是要承認中華民國等於台灣。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華民國，與現在的多數台灣人民沒有很大關係。慶祝中華民國的一百周年，該慶祝的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生，特別是民主化與本土化之後的新的中華民國。那樣的國慶，會比較讓人有點熱情。

發表於2009/10/1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國對北韓施加柔性壓力

在建政六十年的「十一」慶典之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旋即訪問北韓（朝鮮）。在平壤的街頭上，婦女穿著鮮豔華麗的傳統服飾，學童配戴著紅領巾，舉著「世世代代鞏固朝中友誼」的字牌，溫家寶先生獲得極為盛大的群眾歡迎，據報導群眾總數超過三十萬人。當然，最重要的並非這類歡迎儀式。

在訪問結束前，溫總理取得了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先生的承諾：願意在與美國的雙邊對話有進展的情況下，重新回到停滯了一年的六方會談，來處理朝鮮核武問題。假使北韓真能夠在中方斡旋之下，重回六方會談，甚至真的放棄核子武器的製造和試驗，那麼這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上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國對區域和平的重要貢獻。

無庸諱言，在南韓、在日本、在歐洲、在美國，甚至在中國，觀察家們都對北韓的誠意有相當程度的存疑。畢竟，北韓從操弄核武議題上，已經獲得不少政治與經濟利益。首先是朝鮮勞動黨政權本身的生存攸關問題。若沒有核武及不按牌理出牌的極端主義策略發生嚇阻作用，金正日總書記的統治集團可能已經被南韓及美國勢力所顛覆。

再者，北韓共黨是一個武力至上的政權－－前領導人金日成曾有著名的「先軍政治」理念，是國政的指導方針之一。雖然金正日也口口聲聲說，朝鮮半島的非核武化，是金日成的遺願，但是「先軍」與「非核」不過是金氏父子的兩手策略。北韓是否真的願意放棄核武？相信的人不多。

縱使對北韓放棄核武的誠意並不樂觀，但是東北亞相關的各國政府都希望平壤能夠回到和談機制，至少可以讓北韓政府的意向公開透明，也讓危險的局勢暫時穩定下來。中國是唯一一個對北韓仍有直接影響力的國家，因此北京成為首爾、華盛頓、東京和莫斯科共同引領企盼的希望所在。

中共與北韓在六十年來的國際關係史上，曾經有過唇齒相依的患難交情。中國改革開放乃至大國崛起之後，與北韓的關係更為微妙－－中國人在北韓看到過去的中國，那種極端封閉威權和個人崇拜相當熟悉；也有北韓人把中國看成未來的朝鮮，在北韓人所能夠得到的外界知識，中國不僅富庶，甚至很弔詭地還是自由的天地。

正因為複雜的歷史情感和未來想像，中國能夠對北韓施以強大的柔性壓力。除掉溫家寶訪問帶去的無償經濟援助不談，溫總理此次感性地憑弔韓戰陣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墓地，讓平壤政府體會到北京是現在他們唯一的依靠。但另一方面，北韓也認知到中方對北韓的耐性已經愈來愈少，畢竟中國與北韓在世界上的地位與角色已經有天差地別，遠非六十年前可以同日而語。平壤若不把握機會，只怕到時候連唯一的靠山也沒了。

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歷史時刻，中國正應該擔負起世界大國的責任，發揮正面的影響力，以和平共生的理念來化解國際爭端。如此的做法，將會比展示強大的軍事力量更能夠獲得各國人民的尊敬。

發表於2009/10/0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兩岸關係

十月一日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所謂建政，即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也有說是建國。建政或建國之差別，與中共對兩岸問題的論述大有關聯。如果說是建國，則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不同的國家。

此說成立，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從中華民國分裂出來的新國家（因中華民國並未消滅，中華民國在台灣殘存又透過本土化及民主化而獲得新生，成為台灣的中華民國），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一種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顯然不是一般的國與國關係）。

對於絕大多數一九四九年之後出生的台灣人來說，建政也好，建國也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實實在在是另外一個國家。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否認與歷史中國的文化淵源，更不代表我們不願意與大陸人民有更密切的關聯。另外一個國家，不等於敵意，只是一般人的直覺和常識而已。

中國共產黨希望兩岸人民都感覺同屬一個國家。這次建政六十周年，中共邀請了許多台灣政商學界人物到天安門城樓去觀禮。但即使是抱著大中華民族情懷的台灣人，除了極少數當年嚮往社會主義（又隨著共黨轉向擁抱市場經濟）的左統人士，恐怕都很難傾心去認同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的這個政權。

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則是首鼠兩端，不知道該教自己的國民把兩岸想成是一個國家呢，還是兩個國家。十一的北京慶典，台灣政府懇求具有僑務委員身分的海外僑民「儘量不要參加」。但是在幾乎毫無心理建設的情況下大力推展兩岸交流，人民該怎麼去設想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界線與關係？國民黨政府沒有提供邏輯一貫的說法。

中共建政六十年，應該是兩岸都該好好回顧和展望的時間點。六十年的兩岸關係，從中共的政策角度來看，分為武力解放及和平統一的兩個階段，從一九七九年的「告台灣同胞書」做為分段點，兩個階段各三十年。到最近幾年，中共才越來越有自信，發現用非武力的方式對台灣有較大的影響力。

從台灣與美國的政策角度來看，則分為美國對台有邦交及沒有邦交，或是沒有台灣關係法及有台灣關係法兩個階段，也是劃分在一九七九年，兩個階段各三十年。美國相當在意中共建政六十年這個時間點上的兩岸關係－－國防及外交官員重申對台灣軍售的承諾，支持一個強大的台灣，也鼓勵兩岸開始建立互信機制，目的是要穩住台海局勢。

三十年敵對，三十年低盪；三十年封閉，三十年開放。邁入下一個三十年的此時，兩岸關係顯然進入了新的階段。兩岸的政府都該對自己和對方的國家理論重新思考定位。中共該準備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以此為基礎去建構未來的兩岸發展。台灣更亟需建立一種獨特國家理論，超越國民黨與民進黨對立的歷史觀，形成新的共同體意識，在這新的共同體意識之上，才有辦法開展兩岸的種種可能性。

發表於2009/09/3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好可怕的三獨合流

達賴喇嘛訪台之後，緊接著又是熱比婭女士的電影事件。據說中共最擔心的是所謂的三獨合流－－台獨、藏獨、疆獨，而這也是諸多親共媒體文人煞有介事地陪著中共一起擔憂的題目。事實上，任何對台灣外交與戰略情勢及台獨運動略有所知的研究者，可能都說不出來所謂的三獨合流究竟要怎麼流。質言之，三獨合流對中國根本是不存在的威脅。

先看看中共所指控及防範的達賴喇嘛及熱比婭女士，究竟是否代表了藏獨（圖博）與疆獨（東土耳其斯坦）－－這兩位都宣稱他們並不主張脫離中國而獨立，因此所謂藏獨和疆獨運動究竟所指為誰？是由西藏流亡政府外圍的青年組織？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或是更為激進的團體？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運動組織與台灣的關係更為遙遠，幾乎看不出任何合流的可能性。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政府曾提供以支持人權與民主化為名的國際補助。從世界各地寄來的申請書中，有少數來自在歐洲或亞洲的西藏及維吾爾團體。但這些國際補助的金額非常小，補助的標的都是研究計畫或會議，審核程序都是透明公開的，絕非所謂秘密外交，也不是什麼國安密帳。換言之，台灣是以類似西方民主社會在對待各國人權與少數民族運動的態度來給予捐助，所秉持的立場是普世價值而非國家利益。

即使在綠色陣營的外交與戰略圈子裡，主張與藏獨、疆獨乃至非聯合國會員的國家組織等結盟，以此來推動台獨的，都是極為少數，或應該說被認為是奇想和異端。原因在於主流的研究者與決策者都很清楚，台灣的國際地位取決於中國與美國的權力均衡關係，而不在於台灣和藏獨、疆獨的結盟。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偏獨的涉外學者和官員思想都很務實，不會以為結合藏獨和疆獨，對台獨有什麼好處。

台獨其實並沒有要和藏獨、疆獨結合的動機。但是更重要地，台灣今日之所以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其原因與西藏（圖博）和新疆（維吾爾）與中國的拉鋸關係完全不同。西藏與維吾爾人在文化及宗教上都和漢民族有差異，歷史上一向有獨立王國的傳統，也和中原的漢族帝國有綿延不斷的衝突，過去和未來都幾乎無法解決。而台灣是以漢族移民為主，與中國的分立並非文化不同，而是因為國際局勢的安排與政治制度的選擇。所謂三獨，只是中共的說法。其實兩岸關係與漢藏、漢維關係，幾乎沒有任何共通性。

台灣人多數本來並不關心西藏的政治問題。藏傳佛教信徒中，少有強烈的台獨人士，可知台獨與西藏在實質的社會基礎上其實聯繫並不多。但是在達賴喇嘛在中共高壓下訪台後，台灣人對西藏的好感與興趣倍增。對新疆更是如此。台灣人對維吾爾文化普遍近乎無知，過去聽過熱比婭的人非常少，如今卻因為中共反對播放影片而開始注意維吾爾問題。可以想見，熱比婭女士會成為台灣的話題人物。

本來所謂三獨合流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但是非常弔詭地，中共本身愚昧的高壓態度，造成了台灣與西藏、新疆的共通性。由於中共在台灣發動各種力量封鎖打壓達賴喇嘛和熱比婭女士，使得台灣人感受到肅殺的氣氛而覺得自己的命運似乎和西藏與新疆愈來愈像了。

發表於2009/09/2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達賴喇嘛離台之後

達賴喇嘛已經離開台灣，卻留下比過去兩度訪台更宏大的影響力，而且餘韻相當深遠。北京的傾力打壓，反而造成台灣人民對達賴喇嘛乃至藏傳佛教的高度好奇心。電視上這一分鐘的新聞在批評達賴，下一分鐘的節目卻在豐富的西藏文化、神秘的藏傳佛教等主題大作文章。達賴的擁抱、施藥、戴小紅帽、自嘲英語不好的一言一行，吸住了台灣人的目光，也打動了台灣人的心。往後藏傳佛教在台灣更加盛行，並非不可想像的。這是合力圍堵達賴喇嘛的中共政權以及台灣內部的親北京勢力所始料未及。

台灣的親共媒體與文人，還有中國對台工作的學者和記者們，這陣子努力生產了許多批判達賴的言論，達賴離台後，他們又開始說達賴此次訪台行如何失敗，台灣人如何討厭達賴等等。他們的動機很容易理解，即是要向北京表態邀功，表示我罵了有效果。但是這樣的表態邀功是極為誤導的。如果北京決策者採信了，以為台灣人民真的和他們一樣對達賴喇嘛同仇敵愾，又以為往後就該沿用這類高壓言論攻勢來對付台灣，這樣就真的會破壞未來兩岸人民之間的關係。

中共竟然會要求或期待台灣人對達賴喇嘛同仇敵愾，這是最令台灣人不解與驚駭的。中國大陸有牽涉現實利益也有基於國族主義的漢藏衝突，但是這些漢藏衝突與台灣人民毫無關聯。過去在台藏人人數少，絕大多數台灣人大半輩子不認識一個藏人，完全無從體會中國大陸的漢藏之爭。事實上，許多台灣人根本不知道西藏有個流亡政府在印度，對於所謂分離運動既無了解更無從產生惡感。相反地，在宗教觀相對寬容而佛教也很興盛的台灣民間，就算是一個普通人，只要他沒有做過對不起我們的事情，我們都不會以敵人待之，更何況是一位對我們極為友善的活佛？

中共及親共勢力對達賴喇嘛的強烈敵意，以及要求台灣人民同仇敵愾的高姿態，嚇到了許許多多的台灣人，尤其是佛教徒。和中國關係改善不到一年，立即被中國要求必須一起去恨他的敵人，這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是一次對於大中國民族主義的親身體驗－－我們已經被籠罩在這個大中國民族主義的超級颱風圈裡。要我們去恨一個與我們無冤無仇的人，去恨一個慈悲、幽默、有魅力的長者，這是很令人不舒服的經驗。

敵意的言行其實是受到北京的鼓勵而出現的，但回頭又被親北京的媒體與文人引用為台灣人民厭惡達賴的証明。事實相反，這些敵意言行造成台灣民間極大的震撼。電視主播非常情緒化的詆毀發言，在網路上受到圍剿。在台灣頗有社會基礎，尤其在文化菁英階層有很大影響力的藏傳佛教信徒們，即使默默不語，沒有發出抗議之聲，但是對這些毀謗佛法的言行，其內心的不滿是可想而知。

未來的事實發展會證明，可能破壞兩岸關係的不是達賴喇嘛訪台，而是北京政府及其在台盟友對達賴訪台的處理方式和態度。北京領導人若有足夠智慧，應該明辨兩件事：第一，對台灣的關係，不該取決於西藏問題；第二，對台灣民意的理解與掌握，不該假手於趨附北京的媒體集團及文人學者們。

發表於2009/09/0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評估民進黨的道德與國民黨的利益

民進黨人促成達賴喇嘛來台，自以為獲得道德勝利而沾沾自喜。國民黨人從阻擋到批判達賴喇嘛來台，自認為是捍衛國家利益而毫無羞愧。雙方的辯士、謀臣、打手，也都遵循這樣的分界而爭奪著、叫囂著、撕打著。這是一個荒謬可笑的場面。事實上，民進黨人在道德上該受嚴厲的譴責，而國民黨人並沒有真的維護了國家利益。

民進黨人該受譴責的地方是，他們近年來學會了：總是用最崇高的理念來遂行最自私的動機，總是用普世的價值來造成社會的對立，總是逼迫人們做那痛苦的選擇－－明知他們骨子裡是為了政治利益，但不得不去支持他們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這一個星期以來，就有兩件事情說明了民進黨人的這種心態和行徑：邀請達賴喇嘛來台和ECFA公投案被駁回。

先談公投案。民進黨此次提案的內容是要求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應該交付人民公投決定，也就是要公投決定是否該公投。這樣的公投案在一提出來的時候，造成一片譁然還有哄笑，不論是支持或反對實質議題ECFA的人都有很多的批評。很多人對民進黨提出這種公投案非常失望－－不直接針對是否支持ECFA來公投，還繞個彎來公投是否要公投。

民進黨提出這種公投案，其實早有心理準備會被公投審議會駁回。形式上，這個公投案的文字確實既不屬於立法原則的創制也不是重大政策的複決。當初如果真的要好好寫個可以通過審議會形式審查的公投案，以民進黨濟濟多士絕對辦得到。

結果民進黨不敢在實質問題上採取立場，直接反對ECFA，卻採取了投機取巧的公投決定是否該公投，暴露了自身邏輯的缺失－－如果ECFA本來就該公投，那麼何必經過公投來決定是否該公投？為什麼不直接提實質議題的公投，卻要提程序議題的公投？

在台灣短短的公投史上，民進黨已經數度操作這樣的手法：公元兩千零四年的所謂和平公投，以及兩千零八年的入聯公投，都是用虛幻的詞語來擬定公投案，都不是真的要讓公投通過而是為了有助於競選，這些公投都是為了民進黨本身的政治利益而非台灣的國家利益，但是卻要逼迫著支持直接民主、支持台灣國際地位的人們來加入和配合。

對於邀請達賴喇嘛來台，何嘗不是如此？所有接受藏傳佛教的人、所有同情西藏的人、所有認為台灣應該遵奉普世價值的人，都歡迎達賴喇嘛來台灣，但是不見得同意民進黨人這樣的操作手法。很無奈，民進黨再度綁架了這些懷有崇高價值觀的人民。

至於某些泛藍或泛紅人士，以為是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批評讓達賴喇嘛入境，但非常明顯地這種論述卻是違背了台灣長期的國家利益。台灣在世界上繼續做為高舉普世價值的華人國家，對台灣是有極大的戰略利益的。這樣的戰略利益關係著台灣中華民國的根本生存，應該優先於特定的經濟利益，但是我們的學術和輿論界一向缺乏對國家利益的探討與界定，以致於在利益的優先順序以及政策選擇上都非常錯亂。

濫用和誤用道德理想的反對黨，以及誤解和傷害國家利益的執政黨，造成我們今日的不幸以及未來更多的憂患。

發表於2009/09/0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亞洲民主領袖的典型日遠

南韓前總統金大中在上周辭世，似乎象徵了一個亞洲民主化的年代逐漸走入歷史。金大中先生毫無疑問是跨世紀的亞洲民主領袖，從一九七零年代領導民主運動，與朴正熙競選總統，經歷迫害與流亡，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鬥爭早已使他成為亞洲民主的偶像人物；在當選總統之後，於公元兩千年實現南北韓的和平對話，諾貝爾和平獎肯定了他對世界人權與和平的貢獻。金大中先生代表了某個世代的亞洲民主領袖，而這種典型已經愈來愈稀少。

韓國人具有極強烈的國族主義性格，韓國做為東北亞的一份子，與亞洲各國有著複雜的愛恨情仇。但做為韓國民主領袖的金大中先生卻不僅僅自視為韓國人，曾經旅居歐美的他，比起一般亞洲國家政治人物，更具有全亞洲的視野。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就組成了一個基金會，成為集結亞洲民主領袖的論壇，成員包括他在七八零年代所結識的亞洲各國民主運動領導人：菲律賓的艾奎諾夫人（也在今年八月初過世），緬甸的翁山蘇姬女士，台灣的施明德先生等等。金大中先生在當選總統之後，更擴大這個基金會的運作，邀請亞洲各國民主政黨的新世代人物到韓國參訪。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就曾在此機緣下受邀至青瓦台晉見金大中總統，也被安排到韓國民主聖地的光州參訪。

在九零年代，韓國有金泳三和金大中兩位出身反對派的總統，韓國成為亞洲民主化的範例之一，也較有資源來做亞洲民主運動的串連。金大中有意識地結合各個亞洲民主黨派，雖然僅止於人與意見的交流，而沒有實質的援助，但是對於形成亞洲民主社群的想法，有很大的作用。到了盧武鉉總統的任內，韓國在亞洲民主推動的工作上反倒沒有金大中時代那麼積極，這可能是盧武鉉的個人經驗傾向國內，或是他所代表的政治世代缺乏改變全亞洲的雄心。

上一代的亞洲領袖由於經歷過帝國主義統治與反殖民鬥爭，具有較深刻的亞洲觀點和亞洲意識。這樣的亞洲觀點和意識，並不是現今一般泛泛之論的所謂東協加三、區域整合等功利觀點。不論這幾位亞洲領袖後來的人生與思想經歷走上了哪一條道路－－左派或右派、民主或專制、傳統或西化，包括李登輝、李光耀及較晚的金大中等，他們對亞洲有較深刻的歷史認識，也有一定的責任感，這是在公元兩千年之後各亞洲國家的領導人較缺乏的。

在台灣比較積極關心亞洲民主化，而常被與金大中等人並稱的政治領導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施明德先生之外，還有呂秀蓮前副總統及許信良先生等。由於冒險傳奇經歷的類似，許信良尤其常被和金大中相提並論。陳水扁前總統也曾想著力於亞洲民主化，更一度想效法金大中先生推動和解和平，還把金大中與金正日兩位元首握手的照片放在辦公室內，很可惜他缺少了金大中的歷史責任感與道德勇氣。至於國民黨當朝人物們更是等而下之，別提對亞洲民主的責任感，連談得上興趣的可能都沒有吧。

發表於2009/08/2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災區去來

風災後的第一個週六，參加朋友們的四輪驅動車隊運送消毒水和發電機到六龜災區。清晨五點天剛濛濛亮就從台北出發，大約九點半進入災區，行經荖濃溪谷，許多道路早已坍陷消失，落差高達二十多公尺。幸好四輪驅動車能夠在溪床的石塊和泥土上前進，還能夠上下陡坡，也幸好堰塞湖沒有潰決，我們順利將鄉公所人員指定需求的物資，送到包括山地育幼院等四個位址。

平時我不喜歡參加這群朋友的山野活動，因為吉普車越野對環境生態是有破壞的－－儘管這種破壞相較於錯誤的政策是微乎其微。但是在災難的時候，若沒有這批喜歡上山下海的剽悍男兒，他們的義勇與冒險精神，以及他們的重裝備（包括無線通信機），一般沒有組織的人以及民間車輛很難擔負起救援的工作。他們告知要去救災，我就決定一同前往。

到了目的地，毫不意外地，看到許多熱心的民間志工積極地幫忙，但也看到整個環境是近乎無政府狀態。我們是事先和鄉公所有聯繫的，所以還採購了他們所指定的物資來捐贈，但是到了當地都很困惑於到底該在哪裡交付物資，車隊在混亂中繞行了一陣子，最後依照現場判斷才將物資分四個地點卸下。至於那些沒有與地方聯繫而自發參與的救災志工，我相信他們一定感到更茫然。

如果救災指揮體系的遲緩和紊亂，只發生在災情還沒有很明確的前兩三天，那麼政府官員的卸責之詞還算有點根據。問題是在我們一群業餘志工以及無數熱心的民眾都進入災區之後的好多天，還發生民間救援物資的類別和數量與需求不符合（例如泡麵和瓶裝水太多），甚至美軍援助物資被運來運去等等諸多荒謬情狀，只能說這個政府的各個環節近乎脫鉤，而這個國家的領導體系有很嚴重的毀損。

在現場，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混亂是如何發生的。整個國家領導體系的脫線，似乎影響到了民間。關於台灣民間的活力，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依照過去的經驗，在各種情況下，即使政府官員無能，會有民間領袖跳出來，在群眾中帶頭－－我所指的不是媒體上的學者專家，而是鄰里之間特別有處理各種現實情況能力的阿叔阿嬸大哥大嫂。但是這次這樣的人卻似乎少了，使得被政府忽視的災民感到更加地無助。

我想到自解嚴前後發展的各類地方草根運動，以及十多年前開始發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這些社區運動，加上台灣本有的民間文化，原本已經創造出部分社區生活的機制，也訓練出一些多才多藝的社區領袖，更重要的是逐漸培養了相當程度的共同體意識－－在社區層次就是社區意識，在國家層次就是台灣意識。一個社會或社區在遇到災難的時候，要能夠讓所有人立即團結互助，建立自願性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以共同度過危難，就要靠這種共同體意識。

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本來是國家領導人應該重視的長遠社會工程。我擔心在上一任總統過度操弄這種共同體意識，而這一任總統又漠視甚至刻意拆解這種共同體意識，往後台灣在面對天災及戰爭威脅的時候，會變得更為脆弱。

發表於2009/08/1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天災與亞洲政治

兩個颱風分別侵襲菲律賓、台灣、中國和日本，重創範圍遍及東亞與東南亞；而印度、台灣與日本又在近日內發生多起地震，印度與日本地震時間很相近，海嘯警報廣及緬甸、泰國、印尼、孟加拉。我不是氣象或地震專家，不該講什麼天災進入頻仍期之類的話題。但是太多的天災將會對亞洲的國際政治產生什麼影響，則是我很好奇的問題。

氣候是否有異常，或是異常到什麼程度，這是科學家還在爭論的問題。但是對一般人而言，只要遭受過一兩個天災的苦難，就會深刻地感覺到災難似乎比過去更多了。在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重大危害的時刻，各國政府都會加強警戒，或至少要在人民的期望下做出個姿態。亞洲各個國家的政府，勢必要在區域性的天災地變威脅下，做更好的情報資訊交換合作－－從各個氣象機構到軍隊，都必須有更緊密的聯繫。

在天災威脅下，有更多的國家資源，將被配置在災害防制以及救災和重建等工作。亞洲，尤其是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正扮演著促進全球經濟復甦的重要角色。如果亞洲遭受更大規模的天災，這樣的經濟成長力道會減弱到什麼地步，還不得而知。汶川地震對四川造成重創，但整個中國經濟很快就回穩。莫拉克颱風給台灣的損害超過九二一地震，要多少資源投入重建？要多久可以恢復？

國家的資源要大量配置在防災和救災，則在亞洲各國的政府預算都佔有極高比重的軍隊，其角色必然受到檢視和質疑。尤其是在亞洲區域經濟更邁向整合的未來這幾年，各國維持那麼高的國防預算（中國、日本、印度、印尼、新加坡、台灣等），究竟意義何在？這會在各國內及國際間成為議題。在大規模天災之後，軍隊的主要任務將會由作戰備戰轉為有更多的民間安全勤務。或許未來會有更多人發現，能夠救災的軍隊才是有用的軍隊。

台海兩岸共同受害於一個颱風，顯示出黑水溝的海峽中線只擋得住人，擋不住老天。凌駕人類力量之上的大氣變化或是地殼變動，使得我們發現國界是這麼容易跨越，這麼意義薄弱。在台海兩岸之間，更多的天災預防和人道救助的共通需求會產生。政府和民間的緊密合作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必擱置政治問題，根本來不及擱置了。更好的通報機制和經驗與人才的分享必須要趕快做。

然而大規模的天然災害，並不會減損國家的功能。人民對政府的期盼比平時更為殷切，此時政府的效能就更為重要。在同一個風災裡，兩岸政府的處理能力將不免被拿來比較。雖然颱風跨越國界，但是老百姓得到的救助（或是遭遇到的無助）則是有國界的。國家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人民的生存安全。在天災地變的嚴酷情況下，政府領導人有什麼氣質和魅力都變得不相干了，反而是整個政府團隊是否能夠有效率地解決大大小小的具體問題，比什麼都重要。台灣一定要做得更好，才不愧為進步國家。

發表於2009/08/1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胞證的倫理問題

幾位民進黨重要人物為了是否持用台胞證或是否辦理台胞證，影響了他們去或不去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的決定。台南市長許添財先生近日內以拒絕辦理台胞證而放棄了赴中國福建廈門市主持帆船賽的開幕式，這是最近的例子。當然，許市長很可能是因為時機敏感而決定不去中國，然後才以台胞證為理由。換句話說，是政治判斷而非道德選擇決定了他的行為。

不管真實理由是什麼，依照這幾位重要人士表面的邏輯，中國可以去，但是台胞證不能領。如果要拿台胞證，就寧可不去。為了去中國而拿台胞證，似乎是等同於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招降。這樣說來，請領台胞證是一個牽涉國家認同與愛國心的重大倫理問題。也就是說，他們暗示了，許多已經使用過台胞證的台灣國民不符合某種道德標準。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必須好好探討。

中國可以去，但台胞證不能領，這樣的立場能夠站得住腳嗎？我曾經當面請教過一位台獨運動大老。這位台獨大老拒絕使用台胞證，但他也曾經說願意往訪中國，前提是中國政府容許他不使用台胞證。我問這位台獨大老，你這樣的立場是否能夠普遍化？也就是說，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是否能夠效法你的道德情操，不領用台胞證，但又能夠進入中國大陸？如果一種道德立場是不能夠普遍化的，那麼它究竟算不算是一種道德立場？

依照這幾位民進黨或獨派人士的道德標準，則除了他們幾位能夠獲得中國政府特別通關待遇的以外，全台灣民眾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為了請領台胞證而違背自己的國家認同，破壞個人的道德完整性；另一是為了保持愛國心與道德性而拒絕踏入與我們有特殊關係的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如果把全體台灣人逼到這樣要二選一，那麼這樣的道德標準是對的嗎？是能夠維繫的嗎？

台胞證是一種荒謬時代過度期的產物，是兩岸事實上有兩個國家，但某一方或雙方卻不承認這個事實，但又必須默許這個事實存在的產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但為了讓中華民國國民能夠入境和居留，於是製作了看起來好像護照的台胞證－－全名是「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是旅行文件，看起來像護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未宣稱那是護照，也沒有護照的功能。

事實很清楚，在中國大陸以外，這份證件是沒有用的。台灣人在全世界旅行，拿的還是中華民國護照（除了一些拿外國護照的），而不是台胞證。台灣護照第一頁寫的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茲請各國有關機關對持用本護照之中華民國國民允予自由通行」，而台胞證寫的則是「請主管機關對持證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協助」，其僅限中國國內有效的性質很明顯。

拿台胞證的台灣人，他的目的是到中國旅行或居留，不代表他接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更不代表他放棄了台灣認同或自尊。事實上，台灣人不必為了一份證件的形式而放棄了他旅行的自由－－那是至高的個人自由。台灣人可以去中國，也可以不去中國。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去或不去中國，都是個人的自主決定。某些政治人物標榜了自己的台獨道德，卻污衊和為難了自己的同胞，這不是勇者的道德。

發表於2009/08/0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馬英九主席如何帶頭跑

兩岸關係自從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大幅地扭轉了陳水扁政府自第二任期以來刻意升高對抗的政策路線，朝向兩個政府建立互信合作急速地發展。根據一些國民黨人的說法，這是馬政府與國民黨在「補過去十幾年的功課」。對相當大一部份的台灣人民來說，國民黨「補課」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一般民眾幾乎完全跟不上，無法正確理解也無法對政策做出良好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有泛藍政治人物還嫌馬政府的兩岸政策開放速度不夠快。

馬英九先生當選國民黨主席後，其最重要的政策項目仍是兩岸政策。自從馬有意重回黨中央以來，就有人說馬英九要修正先前國民黨中央對兩岸事務過度著迷的態度，拉住國民黨急速向中國共產黨一面倒的傾向。但是從馬英九當選的公開聲明看來，即將就任的馬主席似乎並未打算要終止連戰、吳伯雄兩位前主席的路線，反而一再強調要延續。不論馬英九的表態是全然一片赤誠，或是只為了將中共的注意力完全轉移到自己身上，馬總統無疑是為了親自掌控國民黨的兩岸路線而出任黨主席。

馬總統以及馬主席的兩岸政策，不論是否要修正原先國民黨中央的路線，在民間都招致很大的疑慮。疑慮的根源其實很簡單，包括當初投票給他的七百多萬民眾中，仍有很多人搞不清楚這個中華民國政府打算怎麼處理中華民國，又打算怎麼處理台灣。即使是贊成兩岸交流或短期內從中獲益的人，還是有不少對兩岸長遠政治關係發展下的台灣前途，有很嚴重的不確定感。

對付這類疑慮，馬總統的標準回應就是要我們（民眾）相信他，或者反問我們，他何時出賣了台灣的利益或在主權上有所退讓。但是馬總統沒有一套完整的戰略論述，告訴我們為什麼現在的兩岸情勢發展不會導向對台灣不利，以及他的政府將如何在兩岸競爭與合作下維持台灣的自主。結果導致了台灣的兩岸政策只能建立在一組莫名的信任關係之上－－台灣人民必須信任馬英九的決心，而國民黨政府則必須信任共產黨的善意。

這種以不可言說的莫名信任關係為基礎，卻缺乏戰略和理論的兩岸政策，將會是十分脆弱，而且對台灣是極為不利的。馬總統無異於要求台灣人民去活在一個不屬於我們的政府的善意之下，他要我們該去信任這一個並不統治我們、也不受我們監督的非民主政府，因為他與他們有某種不能告訴我們的默契。如此，馬英九總統無法防止一種上行下效的投共風潮－－人們會說，既然要信任中共的善意，不如跳過政府和執政黨直接去打交道了。

這就是馬總統即使兼任國民黨主席，仍將無法全面掌控兩岸政策的結構性原因－－連戰先生跑得比他快，吳伯雄先生跑得比他快，這樣不好，所以他要自己來帶頭跑。但是只要他沒有自己的目標，只會朝著北京跑，國民黨內一定還是有人要搶著跑在他前頭，有可能是中常委、立委，更有可能是縣市長、議員。不把路徑圖規劃好，不把方向講清楚，馬英九先生永遠會發現他被一群人架著跑，而且是一群為了私利爭先恐後的人。這不是誰當國民黨主席的問題，而是國民黨往哪裡去的問題。

發表於2009/07/2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共對台的和平發展階段論

馬英九總統就任後，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新時代急速發展的兩岸關係裡，不僅台灣有新的作為，中國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政策調整。為了適應這個新階段，也為了正當化諸多的政策調整，中共中央理論家及對台智囊們開始構築新的對台戰略論述，即是所謂「和平發展期」。

依據上海東亞研究所章念馳所長的見解，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的新兩岸關係論述已經構築完成，在此論述中，兩岸關係現在是「和平發展期」，是建立胡錦濤所提倡的「共同開創」、「共同享有」、「共同家園」、「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也是兩岸共同振興中華民族的過程。

這套「和平發展階段論」可能成為中共中央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對台政策思想主軸－－如果胡錦濤的對台路線可以延續到他卸任之後的話。「和平發展階段論」的重要意涵在於，中共領導人體認到、也能夠接受目前兩岸分立狀態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在他們的新理論裡，這段時期就是「和平發展期」，是在所謂「和平統一期」的目標實現之前「一個長長的歷史過度期」。

這段「和平發展期」有多長呢？中共理論家們沒有預估，事實上也不可能預估－－既然是和平發展，總要順其自然。訂下時間表，等於是限期動武，就不算和平發展了。但是他們並不急迫，因為在和平發展的框架下，中國將台灣視為等待捉拿的甕中之鱉，雖然時候未到，但只要耐心守候，總不會跑掉。

歷史階段論對於政治領導是十分重要的。將歷史劃分階段，表示對於未來的想像和期待，有別於過去，更代表新的勢力要走出新的路線－－因為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兩岸關係確實進入了新的階段，在擴大三通之後，交流已經是不可逆轉，兩岸關係從冷戰與圍堵的不正常狀態慢慢回復正常。

但是歷史是否如中共理論家腦海裡殘存的馬克思主義一般，是線性發展的呢？如果答案是「不一定」，那麼兩岸關係的階段論就可能是主觀期望大過於客觀預測。

確實，章念馳先生等人的論點，有些部分是頗為主觀的。對於台獨意識消亡的認定，可能是對台灣民意的認識不夠深入，或是把民進黨的勝負當作唯一的指標，而忽略了新世代強烈的台灣認同正在興起，也低估了反中民意的潛力。儘管台灣多數人已經接受兩岸交流的事實，但是對於統一的畏懼以及對於中國的排斥感並未降低，也未必會隨著更多的交流而降低。

台灣意識的持續增強，不必然就會造成兩岸關係走回敵意與對抗的老路。關鍵還是在於中國方面如何應對。如果中國領導者能夠接受以某種「大中華」概念來定義「一個中國」，則台灣與中國是可以並存共生的，這條「和平發展」的路途可以走得比較開闊，更可以避免歷史的波折起伏。

不論如何，兩岸除了和平，沒有別的路可走。就此而言，「和平發展階段論」是較為進步。要落實和平發展，中國政府很快會面對全面撤除武力威脅的台灣民意呼聲。中共要完全接受和平手段解決兩岸問題，兩岸才算是真正進入和平發展期。

發表於2009/7/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國共論壇只能是國共論壇

國共論壇確實就是國共論壇，而且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國共論壇。不論其先前的正式名稱本來就叫做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也不管馬英九總統不喜歡國共論壇的名稱而要大家改稱其為兩岸論壇；從頭到腳，裡裡外外，這個從二零零六年至今辦了五屆的會議，在本質上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治集團的場子。

在台灣有些反對國共論壇的人，批評說這是個黨對黨的場合。但這樣講還是有點輕描淡寫甚至天真。共產黨做為一個黨，和國民黨做為一個黨，兩個黨的性質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上的永遠執政黨，而中國國民黨卻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下的競爭性民主政黨，曾經在民主選舉下失去政權又透過民主選舉贏回來。國共論壇不是民主世界裡一般的政黨與政黨的協商對話。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下，國共論壇反而更接近政治協商會議，亦即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及社會代表的統一戰線。某種意義上，國共論壇才是真正的政治協商會議，因為中共對其國內現有各民主黨派其實並沒有協商的必要，因此政協只是統戰宣傳，並不真的進行政治協商。只有跨越了台灣海峽，中共才有協商的需求。

國共論壇舉辦以來，國民黨方面從連戰主席到吳伯雄主席率團，共產黨方面都由政協主席賈慶林先生來接待，就中共體制而言是合理合宜的。不久前國台辦設立了政黨局專門與台灣各政黨打交道，也是同樣戰略下的作為。至於台灣其他黨派去參加國共論壇，並不會使得國共論壇就變得不是國共論壇而成為兩岸論壇；相反地，只是使得國共論壇更加符合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而已。

這樣說並不是反對國內各黨派團體與對岸進行更多的交流互動。台灣各黨派團體要瞭解中國大陸，不僅要透過官方，更要多多建立民間的管道。即使要與中共官方對話，也非不值得鼓勵，只要是有民意代表性的政黨，都該與主要國家的政府建立聯繫，何況是關係與我如此特殊的中國。但無論如何，對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台灣各黨派而言，國共論壇顯然不是一個好的平台。

首先是國民黨在此論壇內的主導性太強，使得各個反對黨的立場不太可能受到尊重和重視。台灣朝野政黨的關係與中國的民主黨派不同，台灣的在野黨不是花瓶也不是附庸，沒有理由被國民黨領著去和共產黨打交道。再者，動輒數百人參加、大拜拜式的論壇，究竟能讓與會者發表多少言論，聽取多少意見，根本十分可疑。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國共論壇牽涉到國民黨內部的權力拉鋸，連戰與吳伯雄兩位主席的某些作為，顯然已帶給馬英九總統與政府相當程度的困擾。質言之，國民黨中央對國共論壇的狂熱，造成對國民黨自己口頭上遵奉的國統綱領階段論的破壞。台灣在野黨派實在沒有必要去涉入國民黨內的權力拉鋸，更何況在兩岸事務上有部分國民黨人為了私利枉顧國家利益，在野黨派應該恥於與這些人為伍。

現在國共論壇號稱高層次對話，而做為政府代表的兩會協商卻流於技術與細節的磋商，這是十分荒謬的。一個好的兩岸論壇，應該是以具有民意基礎且尋求充分國內共識的政府談判為主軸，輔以多重交錯的民間對話，才能讓兩岸事務免於被國共兩黨壟斷。

發表於2009/07/1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美俄關係與核武世界

美國總統歐巴馬上週前往俄羅斯訪問，兩大國的新關係在新的國際局勢中耐人尋味。歐巴馬與梅德維傑夫兩位總統的會談，達成了重大的核武裁減協定。為了取代即將過期的第一階段「戰略武器裁減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START），美俄元首同意在未來七年內，雙方將拆除核武彈頭及載具飛彈數百。

從理想的境界來看，這樣的核武裁減實在還是讓人很不滿意。畢竟七年後，美俄兩國仍然各自擁有上千枚核武，足以毀滅地球好幾十次－－核子武器是人類理性的最大諷刺。但是知曉核武裁軍過程之艱難，也只能給予美俄兩位總統鼓勵了。

既有的戰略武器裁減條約設定了美俄兩國的核武數量上限，這是美國前總統雷根的遺作。雷根致力於削減核子武器，但同時又極力拉大美國對蘇俄的戰力差距，投入巨額經費進行軍備競賽。第一階段的戰略武器裁減條約，還是一九九一年七月底，蘇聯瓦解前五個月才簽訂的。那一年歐巴馬才剛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如今他繼續領導推動核武裁減。

美國與俄羅斯的核子武器加起來，超過全世界所有核子武器的百分之九十。但美國與俄國卻建構了全球的非核武擴散體制，即是非擴散條約（NPT）。但是兩大核武國家從來沒有遵守這個條約。非擴散條約不能約束美國與俄國，反而讓既有核武大國用來禁止其他國家取得核子武器。這次是多年以來，美國與俄國首次履行他們各自在非核武擴散條約中所承諾的責任。

美俄關係在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一度緩和，但是在俄國普丁總統任內大力宣揚俄羅斯民族主義，而美國布希總統則採取獨斷獨行的外交政策，對俄國態度非常強硬，兩國關係又陷入了超低溫。在過去八年內幾乎形成了「新冷戰」。

兩國關係的最低點大概是二零零八年八月，俄國與中亞的喬治亞共和國為了邊界問題爆發戰爭，美國則用軍機從伊拉克協助運送喬治亞部隊回國參戰，當時甚至有人擔心美國會不會為了喬治亞與俄國開戰。這次歐巴馬在莫斯科說，美國與俄國並非注定要當敵人。與俄國修好，對美國有很深的戰略意涵。

美國不再視俄國為主要敵人，其實有諸多原因。最大的原因當然是俄國對美國的威脅已經降低了很多。蘇聯解體後，冷戰時代的兩大強權只剩下美國單一超強，兩國的經濟和軍事力差距愈來愈大，總體而言俄國已經不是這一代美國人的恐懼。

對俄國，美國最擔心的還是他們的核子實力，以及怕這些武器流入伊朗等國家所造成的大麻煩－－這正是另一個原因：美國現在有更頭痛的敵人，即是以文明衝突為基礎的國際恐怖主義。九一一事件證明，有能力及意願攻擊美國本土的並不是俄國人，而是基本教義派恐怖份子。與俄國快快合作，防堵核武流散，是美國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

歐巴馬的俄國行，是否象徵國際政治新時代的另一扇門開啟，還不可知。雷根當年刻意命名「戰略武器裁減條約」，取其縮寫START（開始、啟動），為的是宣稱「新的時代開啟了」。今日另一位善於言詞的美國總統主政，就看他能不能以新的理念與行動來締造和平世局。

發表於2009/07/0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智庫的影響力

大國崛起，當然不僅止於經濟的崛起，其智識力也必須符合大國的領導地位。數月來，中國政府積極籌設「超級智庫」，集結權力資源、網羅政學菁英，除了要滿足政府決策諮詢的需要，也有在國際政策領域爭取發言權的用意。

中國決策者的思考是對的－－國家的實力來自於社會機構，唯有建立數量龐大的理念嚴肅、人才優質、制度健全又能夠永續經營的社會機構，包括學校、媒體、醫院、宗教團體等，才能夠維繫中國的崛起於不墜。公共政策智庫則是對國力極為重要的當代機構。

中國新設的超級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據傳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示設立的，整合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下設的國際合作中心與對外開放諮詢中心兩個智庫，集結了從副總理級、部級官員到大學校長、優秀學者與國企領導等，引起舉國政策圈的矚目，下月初還將舉辦全球智庫峰會，準備向世界展現雄心。

中國並非缺少智庫，據統計全國大大小小已經有將近兩千個社會科學及公共政策的研究機構，但是素質與能力大多無法與西方先進國的智庫比擬。另方面，共產黨過去的傳統裡，政策路線是由黨的理論機構決定，政治正確的重要性遠大過客觀評估。這樣的環境下，智庫的存在意義只是搖旗吶喊而已，素質當然無法提升。

籌設超級智庫乃至召集全球重要智庫大會，讓不少中國的經濟與外交等領域學者感到興奮不已。然而中國智庫的地位不在於是否能號召天下，也不在於國際智庫排行榜上的名次，而在於其對中國政府及輿論是否真有實質影響力。智庫有多少名人「大腕」，也不是最重要的。所謂的重量級名單，無非一時的印象而已。智庫最重要的當然還是研究的成果。

一些放過洋的中國學者很仰慕美國的布魯金斯研究所、蘭德公司等，有時急於仿效歐美機構的皮毛形式，而沒能深入理解思想內涵以及這些機構經營的精神。這會令人聯想到百年前中國知識份子對洋務的態度，兩者都是很急切地要效法西方，卻因為長期的封閉而不真正了解西方，只是那時是籠罩在封建舊思想下，而現在則是黨官僚傳統陰影未除。這樣的現象必須等到在開放年代成長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興起後才會改變。

中國智庫可能遇到的最大問題除研究品質外，還在於其是否具有獨立精神。美國主要智庫都宣稱無黨派性，其實大家都知道它們有黨派性。但即使有黨派性，智庫的所謂黨派性是指政策價值的親近，而非接受政黨的指揮。傾向自由派的布魯金斯研究所常常批判民主黨政府，而保守派的傳統基金會卻給共和黨政府極大壓力。智庫的政策研究與倡議必須走在政府與政客的前面，而不是在跟在決策後面。

台灣的智庫在營運資源及政策影響力上也都十分貧弱，我們的公共政策還是在政府裡決定的多，經過獨立機構規劃評估的很少。另方面有些智庫的黨派性過強，幾乎完全失去獨立性，甘為當權者決策背書的工具。這樣的智庫也只是權力階梯而非思想坦克。台灣好在還有一些獨立知識分子（非指名嘴）能夠在媒體上批評政策，給政府提供不少有用的建議，但往往過於學院觀點而缺乏政策視野，也沒有團隊資源和長期、總體的研究。中國智庫有爭取世界發言權的野心，台灣也該即起直追。

發表於2009/07/0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美關係邁入新階段

今年是國民政府遷台六十周年。自一九四九年所奠立的台海兩岸兩個政體、兩個華人國家分立對峙的區域局勢，是台灣、中國、美國、日本之間關係的結構和基礎。從一九四九年至今的六十年，又可以分為兩段。前三十年，是沒有（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的時代，即是美國強力支持台灣的蔣氏國民黨政權，共同對抗共產中國的年代；後三十年，則是有台灣關係法的時代，也是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而將台灣放置在較為消極的地位但又維持著一種模糊承諾的階段。

美國在台協會（AIT）即是台灣關係法的產物，是這三十年來台美關係的象徵。這個星期，美國在台協會終於在台北內湖動工興建新的館舍。誰都知道，美國在台協會事實上就是美利堅合眾國駐台灣中華民國的大使館。但是美國在台協會在台北市信義路的舊辦公室，非常具體地呈現出美國在處理對台灣關係的謹慎、卑屈－－信義路館舍一點都沒有美國大使館該有的樣子，沒有美國國旗，沒有美軍駐衛。排隊辦簽證的，以及要搞反美示威的，都必須在路邊人行道上進行。

許多美國公民到台灣來，發現在台灣的美國大使館比起全世界任何國家的美國大使館都窄小、侷促、寒酸，起先都會很訝異。畢竟台灣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且不提戰略上的重要性。等到他們理解到，美國在台協會並不是為了省錢，也不是沒有土地房舍，而是刻意裝出低調，只為了表示這裡不是一個大使館，表示美國與台灣沒有正式邦交，很多美國人都因他們自己的國家如此低聲下氣而感到羞愧。

美國在台協會動工興建新館舍，占地六公頃多，土地租期九十九年，工程總經費五十多億台幣，甚至傳聞未來可能如其他國家的美國大使館由海軍陸戰隊守衛，這似乎象徵著美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三十多年以後，與台灣也要進行某種關係正常化－－仍然沒有邦交，仍然以台灣關係法為基礎，一切照舊，但是不必像過去那麼畏首畏尾。此時的短期背景，正好是馬英九總統的台灣政府與美國關係的大幅改善。

在陳水扁前總統第二個任期的破壞性操作之後，台美關係在馬英九總統主政下穩定地回復，美國政府對台灣提供的空間也會隨之寬鬆。近日內馬總統將第三度出訪，目的地是中美洲的巴拿馬、尼加拉瓜、宏都拉斯，途中會過境美國夏威夷，屆時將有參訪活動，並且與夏威夷州長餐敘。中國外交部雖仍發言反對任何外國的政要與台灣官方來往，但是這樣的聲明無非是例行公事，對美國不會有影響。

美國學界與政界對馬政府有良好評價是不爭的事實。短期內台美關係可望繼續穩定增進，而這樣的發展將考驗台灣、中國、美國三方的利益是否真的可以協調並進而不必經歷波折衝突。對於台灣的反對黨來說，拼命唱衰或是告馬政府的洋狀未必有實質作用，仍該努力建構出能夠改善台灣與美國和中國關係的政略才有意義。

發表於2009/06/2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葉卡捷琳堡與新國際秩序

葉卡捷琳堡位於烏拉山麓，是俄羅斯的第五大城市，也跨越了歐洲及亞洲的交界。上個星期在這裡，「上海合作組織」召開了第九次的成員國元首理事會。台灣的媒體輿論對此似乎沒有太多的注意，但是這個會議是一個大趨勢中的重要事件點，國際秩序正在根本而深刻地改變中。甚至有美國的評論家撰文指出，未來歷史將發現，美國的全球經濟與軍事霸權終結於葉卡捷琳堡的此次會議。

「上海合作組織」是當代第一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發起的國際組織，也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為名的國際組織，其本身就象徵了中國積極參與且扮演領導角色的國際新秩序。由中國與俄羅斯和前蘇聯諸中亞共和國所發起的「上海合作組織」有其公開的短期目標，即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維護區域安全；也有其不明講的長期戰略，即鎖定區域能源以供應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所需。除此之外，這次的葉卡捷琳堡會議更有很獨特的意義，也就是亞洲對美元的挑戰增強以及所謂金磚四國（巴西、俄國、印度、中國等四大新興經濟體）的對話。

中國與印度兩大國的來往，是亞洲最重要的幾組雙邊關係之一。在此次會議上，中國領導者胡錦濤與印度總理辛格會面，設定了領導人互訪、年貿易額達到六百億美元及加強國防合作等目標。在「上海合作組織」中，巴基斯坦申請成為正式成員，印度則是觀察員。印巴兩國領導者也在此會議上會面，使這個會議也略有化解國際爭端的功能，而這也將更削弱美國在南亞次大陸的重要性。

在中國與印度關係密切改善的同時，兩大國仍然有相當的利益衝突。印度工商聯合會指控中國工業對印度進行低價傾銷，是所謂「典型的中國掠奪性定價」。在雙邊貿易隨著兩國的經濟一同成長之下，這類經貿爭端以後會愈來愈多，需要更多對話以及不同面向共同利益的構築，才有可能讓亞洲的新秩序更成熟。

亞洲共同貨幣當然是未來重要的主題。在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行長周小川主張建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之後，台灣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先生日前出人意表地提出了亞元有必要性的看法。彭總裁提出亞元的理由是台幣容易受到國際熱錢進出所影響，若亞洲國家聯合起來制定共同貨幣則較有能力抵禦對匯率的攻擊。

確實亞元的路還很漫長。亞洲國家在文化和經濟的差異性都非常大，在國際政治上也有很不同的利益。要成立亞元仍必須克服幾乎是不可能的政治問題。但是如果在技術上有循序漸進的做法，例如亞洲開發銀行這幾年來嘗試的建立亞洲貨幣單位（Asian Currency Unit，ACU）；以及在政治上主要大國能夠創造很細膩的對話機制來定義和構築起亞洲國家長遠的共同利益，則亞元也未必不可能在未來十幾年內逐步實現。

目前以中國為主導的國際新秩序形成過程裡，缺乏了一些人權和民主等進步價值及文化的意涵。但若沒有這些價值元素，則對於以美歐為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的撼動，就不那麼令人期待。中國既然不稱霸，就要好好培養王道的氣質內涵。

發表於2009/06/1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辯與不辯

民進黨是否該就其中國政策進行辯論？如果排除掉該黨的派系內鬥政治考慮，則答案十分顯明：當然應該要辯論。理性的政策辯論能夠讓空前低迷的民進黨重獲生機。但是民進黨是一個不可能排除黨內派系政治的政黨，即使展開中國政策辯論，其結果已經可以預期－－必然是沿著派系界限而切割，依循著政治利害思考而進行的權謀鬥爭。

近日民進黨內陳水扁派系人士串連要求展開中國政策辯論，其策略考量昭然若揭。對逐漸被冷落拋棄的陳水扁前總統而言，能夠攪亂黨內局勢，他才有重新介入的空間。陳水扁先生企盼著結束羈押後取得新的政治槓桿，重獲對民進黨的影響力，具有高度政治衝突性的中國政策當然是最好的槓桿。一旦民進黨開啟辯論，掌握八年政策制定權的陳水扁，必定能透過媒體發言而主導這場論戰，動員急獨派力量來擁護他。

在陳水扁前總統的個人考量之外，對要求辯論的扁系青壯派人士來說，開啟中國辯論是一個樹立論述、重建團體的機會。由於陳水扁個人對知識思想的工具性格以及善變權謀作風，扁系一向較缺乏政治哲學及政策論述，青壯派了解此一弱點並亟思補救。但是扁系青壯派並非對中國政策已經胸有成竹而要求辯論。事實上他們仍可能是邊打邊找棍子，憑著政治嗅覺弄論述。

至於抗拒辯論要求的黨中央，其真實理由也同樣是派系內鬥的政治思考。蔡英文主席在黨內地位較為弱勢，為了維護民進黨脆弱的盤局，對於陳水扁前總統的挑戰頗為忌憚。蔡英文的領導風格一向是被動地迴避黨內衝突而非主動引導時勢。此時黨中央以黨內對中國政策本來就有共識無需辯論為理由來回應，很明顯地也是政治考量下的虛辭，根本不是實事求是。

在二度政黨輪替之後，中國政策是民進黨發展的罩門。民進黨不在中國政策上打開一條活路，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中國共產黨牽著國民黨的手跳舞。民進黨在急速發展的兩岸關係上的角色已經愈來愈邊緣化，這代表著台灣有很大一部份的民意被忽視，也代表國民黨政府的政策近乎缺乏制衡。但是民進黨人的思維非常地混亂，不論在兩岸關係的長遠願景或是短期戰略都是如此。民進黨不透過思想的重新整理，是不可能找到中國政策的方向。

或者有人說，民進黨此時該做的就是監督，不需要政策。這是似是而非的說法。沒有中心思想的反對黨，淪於為反對而反對，這樣的反對根本沒有力量，連監督都做不好，遑論提出替代方案甚至重返執政。蔡英文主席自己說過，民進黨是犧牲自己來拉回過度傾斜於中國的國民黨兩岸路線。這樣的說法非常真實地表現出蔡主席對民進黨當前路線的矛盾心態－－他知道這樣走下去將是死路，但是又無力挽回，只好以此犧牲論來自我開脫。

中國政策的辯論對民進黨確有必要，對台灣也有很大的利益，但其前提是民進黨擺脫凡事都放進黨內權謀思考的慣性模式，而能夠真實地面對兩岸問題。

發表於2009/06/1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與中國都該用新思維看待八九

當馬英九總統呼應呂秀蓮前副總統關於中國已經改變，大家不宜繼續用一九八九年的印象來看待中國；此時馬總統的態度是對的，內容也沒有錯，但是他這次的發言缺乏了一個對中共善意規勸的立場。馬總統有此雅量呼應反對黨卸任副總統的言論，這是好事。台灣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中國大陸的政策亟需朝野共識。各政黨領袖試著找到彼此的共通處，以公開對話來促成社會觀點的聚合，正是台灣所需要的。

馬英九總統是本月一日在訪問中美洲的途中，與隨團記者茶敘時提到他贊同呂前副總統的看法：不應該以八九年的共產黨來看待現在的中國。但是馬總統略過了呂秀蓮前副總統的主要論點，即是呼籲中共領導人要把六四的二十周年當成機會而非威脅，應該正面去面對。呂秀蓮女士在接受美國之音電台的專訪中說「六四事件對中國的改變有正面影響，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應該用新的思維回顧歷史事件，用大開大闔的心胸來肯定、平反六四。」

呂前副總統的發言，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即是他並不採取與中國敵對的立場來談論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相反地，他甚至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採取了一種理解的、奉勸的立場。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立場呢？呂秀蓮女士還說得更明白：「台灣的命運不能自外於中國，這是歷史性的，未來也是如此。」正因這樣，我們對於中國必須要能理解並給予正面的影響，這才是台灣朝野應該一致採取的立場。

由於台灣人不自外於中國、不敵對中國，因此我們才關心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化。一般台灣民眾應該會同意呂秀蓮前副總統的立場：不僅不自外於中國人民，也不對北京政權採取敵對的態度。我們關心中國民主化，不表示任何顛覆現有政權的意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取決於大陸人民的接受程度，從台灣人的立場是不否定的。台灣民間大多數聲援或紀念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活動和言論，也應該如此被理解。

誠然，從中共的傳統立場，很容易把發生在大陸內部、香港、台灣及世界各地的六四紀念活動或民主化訴求言論，當作是外國勢力在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陽謀。但是任何具有理智的、對國際局勢有正確認知的人都該知道，在中國崛起以及中美關係高度改善以後，外國勢力在這方面的企圖和能力早已大幅降低。更何況中國若要讓人不用二十年前的觀點來看她，首先就是要讓人知道，中國人自己也不用二十年前的觀點在看世界。

最重要的，中國若不想要讓外國來推動改變，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從內部推動改變。對八九年事件的評價改變，會是非常好的一步。其實這也是遲早要走的一步。民主化對中國的改變是正面的，即使不談整個中國歷史，僅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八九民主運動絕對是愛國運動。在中國的未來發展中，類似八九的青年理想主義，更將是新世代所需要但仍然欠缺的動力。中國應該回頭找尋八九的未來意義。

發表於2009/06/0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我們的八九

二十年前，我們－－我們之中三十多歲以上的人－－都曾經在電視機前面震撼、感動、流淚。二十年的變化很大，但那些記憶應該還歷歷如新。報紙瘋狂地報導廣場學生的一舉一動，台灣學生們熱烈地崇拜王丹、柴玲。電視持續不斷地播送令人激動的畫面和歌聲，讓一些人摒息以為中共將要垮台或中國即將改變，直到鎮壓行動發生，我們又舉國若喪。那時我們有一首歌「歷史的傷口」：「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這是二十年前。

當時國民黨的學生團體－－是的，當年國民黨在大專校園裡還有著強大的組織和動員力－－稱為「中華民國青年支援大陸青年爭取自由民主運動籌備委員會」，全「省」動員數十萬青年，在台北的國父紀念堂、台中的體育場、高雄的中正文化中心同時集會，聲援大陸爭取民主的青年學生。今天台灣的中青世代，許多都曾被動員過。

當年為了天安門青年們而熱血沸騰的台灣朝野，如今已經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轉為冷漠甚至譏諷。二十年的變化很大，我很希望在台灣有一部紀錄片，片名可以叫做「我們的八九」或「我們的六四」，把當年狂熱的我們，重播在我們自己的面前。我並不必然意味著昨是而今非。二十年前的激昂如今看來有點天真，但今日的沉默也過於現實世故。

「我們的八九」所要重播的不是發生在天安門的事情，而是發生在台北、台中、高雄的事情。「我們的八九」該談的不是中國的民主問題，卻是今天我們台灣的民主和言論自由，是否已經在中國政府壓力下遭受到自我檢察的問題。透過「我們的八九」，可以好好檢視和反思這二十年來台灣對中國的大戰略是否一貫？是否有效？或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大戰略？

一九八九年，國民黨中央通過聲明，呼籲「中共軍隊不做中共頭目鎮壓民眾的工具，放棄暴力行為，共同為中國自由、民主前途奮鬥」。聲明指出，「此次中共暴力屠殺事件，是中華民族最悲痛的日子，但也是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日子，大陸青年學生誓死如歸的精神，正可和八十年前的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相互輝映」。現在的國民黨主席是當時的台北市長吳伯雄先生，這幾天他正率領著國民黨中央拜訪共產黨總書記。

二十年前擔任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的馬英九先生說：「我們一向主張『中共非中國』，經過這次慘痛事件，大家更能了解大陸人民與中共政權必須分開，我們對中共政權的殘暴舉動深痛惡絕，但對大陸人民的遭遇同情萬分」，「這次事件對我們『去共存中』的政策一定有正面影響」。馬英九總統當年說「這些學生太令人感動」、「恨不得加入他們」，現今他對王丹等民運領袖的感動已經減退，而中共也似乎愈來愈等於中國了。

二十年的變化很大。我們如今可以看得比較客觀、長遠，看到中國二十年來確實有很大的改變。我們未必要用當年的話去套馬英九、吳伯雄和國民黨。相對來說，國民黨至少有一套大陸政策，國民黨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遠超過民進黨。八九後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改變中國，最好的方法不是封鎖敵對，而是開放交往。這也是二十年來西方對中國的大戰略。現在台灣該憂慮的卻不是有沒有改變中國，而是我們會不會讓中國改變我們太多了。

發表於2009/05/2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政權再輪替的一年後

政權再輪替的一年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和在野勢力都面臨著新的挑戰。民意調查都有對雙方各自有利的結果：馬英九總統的支持度爬升到一年來的高點，許多人對他的兩岸政策滿意；民進黨的蔡英文主席也獲得相當高的支持度，媒體解讀為蔡主席終於站穩領導的腳跟。

這樣的結果或許是藍綠兩方都高興的，但事實上所顯示的無非是兩個民意版塊再度集結凝聚，台灣政治即將回復到兩極對立的基本局勢。過去一年內兩軍士氣都相當渙散，因此雖然藍綠在立法院仍有激烈衝突，但社會上並無大規模的人民對立。如今這段消沉期已經度過，民意的對抗又要展開。

過去一年內政治氣氛相當低迷，在朝野兩方都有原因。國民黨重返執政，原本支持者熱烈期待，但是劉兆玄內閣的表現不如預期，又遭遇到國際金融海嘯以及經濟衰退，缺乏值得引以為傲的政績，使得泛藍也顯得有氣無力，只好以繼續攻擊陳水扁前總統來提振鬥志。

總的來說，馬政府是把兩岸政策當作經濟政策，用兩岸經貿的進展來彌補國內經濟負成長及失業增高等問題。但是即使兩岸進展確有對國內經濟的一些實惠，兩岸政策卻很難構成民眾強烈支持馬政府的理由。一方面其利益還待時間檢驗，另方面則因為台灣意識是主流，統派聲音仍不敢抬頭。

民進黨自從去年總統敗選後近乎全面消沉，甚至有人預測或擔憂民進黨從此崩潰瓦解。事實上不可能，因為民進黨有其社會基礎，所代表的是反對國民黨曾為外來政權的傳統本土社會，這股社會力量仍然強大。此外，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壓力愈大，台獨反中的民意就會愈強。因此民進黨不會亡。

對民進黨打擊最大的當然是陳水扁前總統的涉案。不僅疑似貪瀆問題讓綠營近乎離心離德，陳水扁被收押後荒腔走板的表現更讓支持者抬不起頭。但是收押半年反而使得陳水扁重新得到同情，也使得扁案對民進黨的衝擊已經接近谷底，很難再有更糟的情況了。

盤整一年的民進黨，現在正在設法重建其政治論述。國民黨政府在兩岸交往上急促的步伐，給民進黨很好的機會去再凝聚台獨反中的社會力，甚至去化解陳水扁所造成的分裂壓力。蔡英文主席及眾天王們探視陳水扁，就是以團結反傾中為理由。

台獨反中能夠讓民進黨逐漸走出扁案陰影，但是卻沒辦法真的建立新的論述，只能回到過去的窠臼裡。民進黨將會如大病初癒，慢慢恢復元氣；但是充其量是勉強如常生活，在體質大傷以後，要比過去更強健、更有活力，已經不可能了。

今年的五二零之後，藍綠兩個社會對立的基本盤會再穩固下來。就兩岸關係來觀察，海峽交流在過去一年內推展到目前的境地，即將遭遇較大的阻力。找回反對動力卻又走回頭路的民進黨，以及倚靠中共善意在施政的國民黨，會因為國內民意對立的再升高而造成兩岸發展的新遲緩階段。

發表於2009/05/2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不能不談的政治

不論台海現狀將要改變或是永遠維持，兩岸的關係終究要有個終局安排（end game solution）。就好像一條公路總有個盡頭，雖然站在此地看不見那個盡頭，但合理的預期是：這條路總會通向某個地方，它不會永遠在曠野中盤旋。

長期以來，台灣的主流思維是「先經濟，後政治」，其實就是避談終局安排，把問題留到未來。除了少數的急統派和急獨派，可以說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接受這樣的「擱置爭議」、「談經濟，不談政治」的想法。

這樣的主流思維是有客觀基礎的，也是理性的。因為台灣內部對未來統獨的意見差異相當大，兩岸之間的歧見更大，為了要開啟兩岸的交流，也只能先擱置爭議。「不談政治」的思維到今天為止是對台灣有利的。然則到底要甚麼時候才該談政治呢？

直航之後，兩岸的經濟合作陸續展開，交流的趨勢已經越過了不可逆轉的關鍵點。從台灣的戰略考量來說，或許我們也已經到了一個該思考如何與對岸談政治的時刻。不是說現在就要談，而是要逐步建立內部共識，思考往後該怎麼談。

馬英九總統日前接受新加坡報紙訪問，表示在他的下一個任期裡可能和對岸談論政治議題。事後總統府急著澄清，表示只是不排除而不是一定要。再來馬總統又表示任內不會和中國大陸談論統一。這樣的表態其實正顯示了馬政府在兩岸問題上的侷限性。

過去民進黨政府由於採取了預設台獨的立場，和對岸不僅不能談政治，連經濟也談不下去。非常弔詭地，現在的國民黨政府由於採取了預設統一的立場，使得馬英九總統也沒有辦法和對岸談政治－－不能談，不是北京政府不和他談，而是台灣人民不讓他談。

這正是台灣的困境－－能夠為中國大陸所接受的政權，卻在台灣內部無法獲得絕大多數的完全信賴。馬總統之所以無法坦然和對岸談政治，正因為他和對岸採取了相同的預設立場，因而會引起台灣一大半人民的畏懼。

如果從預設統一的角度，或許台灣繼續避談政治反而有利於統一。當兩岸的實力差距愈來愈大，中國對台灣的經濟與文化影響力也愈來愈大，台灣與中國大陸談政治的籌碼當然也就隨著時間而減少了。

三十年後、五十年後再來談兩岸的政治安排，會不會太晚了？那個時候，台灣會不會已經漸漸消融在一個新的大中華圈子裡？假使兩岸能夠自然地整合，未必是最壞的結局－－但是對台灣更不見得是最有利的。

從台灣利益而言，台灣做為弱小的一方，與其長期下來無意識地被消化，不如在還有主體性的時候，認真去思考未來兩岸的政治框架該如何搭建。而這樣的思考首重國內要建立共識。這時候和北京談政治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不成熟的原因恰恰是國內沒有共識。

目前看來，主張終極統一的國民黨，和主張終極獨立的民進黨，都缺乏一些又能夠在國內獲取共識和信賴，又能夠和對岸談政治的條件。應該有新的社會政治力量，來擔負起這個任務。政治問題不可能永遠拖下去，愈拖對台灣可能愈不利了。

發表於2009/05/1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地位未定？已定！人民決定

近來所發生在台北、北京與東京之間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之爭議，所凸顯的並非台灣之國際法地位的問題－－台灣的地位本來並非由國際法所決定，去辯論五、六十年前的開羅宣言、舊金山和約或中日和約的內容，其實無助於釐清台灣今日的處境和未來的走向。相反地，所凸顯的是台灣藍綠人物們缺乏創新思維的困境－－如果我們的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陷入這些陳年爛帳裡，只會讓台灣的前途更加煙霧瀰漫。

台灣地位是由美中、兩岸與島內權力均勢所決定，而非國際法所決定。但是不論是獨派或統派，在台、中、美、日四國均有少數人對於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極度地執著。在一般國際政治研究的圈子裡，有把執著於國際法觀點的認為是理想主義者，而採取權力均勢的則是現實主義者。但是在台灣問題上，執著於國際法爭議的這些人卻不是甚麼理想主義者，不過是把各種國際法解釋，當作一種工具來強化他們自己的政治選擇。

舊式的台獨理論建立在台灣地位未定論之上，堅持台灣不屬於中國或中華民國。但是即使歷史事實是日本與盟國在韓戰爆發後才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中，刻意避過台灣主權讓與，保留台灣未來獨立的機會，那畢竟還是彼一時的事情，無法否定後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事實，以及日本和美國都曾經與這個占有台灣的政府有長期的外交承認－－質言之，當年確實有過的台灣地位未定，不能論證今日台灣地位未定，更不能做為台灣往後永遠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根據。

曾經在中華民國憲法下執政的民進黨，最近荒腔走板地重回舊式台獨路線，現在又高舉台灣地位未定論而宣稱中華民國不擁有台灣，這種思維邏輯混亂的政黨人物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智力來帶領台灣走向永久的獨立。還有某些等而下之的獨派團體，竟然到美國法院提告訴，要求美國政府合併台灣這塊海外領地，這是極端搞笑版。台獨如果是照這些人這種搞法，已經成為可以預知結局的歷史悲喜劇。

除了頭腦不清的獨派，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台灣中華民國的馬英九總統。馬總統也是我所指的對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有著迷妄執著的人士之一。他對這些條約歷史的一再發言，其執著與迷妄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馬總統是認為台灣地位真的很不確定，所以要靠他對中日和約的解釋來保衛嗎？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難道這麼沒有信心，還要以中日和約為根據？

台灣的領導者該講的不是甚麼中日和約，也不是甚麼舊金山和約。他該講的是：即使台灣地位在戰後一度未定，但經歷一九九零年代的民主化，形同於漸進式的住民自決，確立了台灣的主權屬於台灣人民。至於中華民國，不論在二戰後是否合法擁有台灣，同樣地在經歷民主化之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也被台灣人民批准了。台灣即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即是台灣，而台灣和中華民國主權都屬於台灣人民。台灣的主權在過去曾經未定，但現在已定；未來是否與中國統一，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這才是總統該發表的聲明。

發表於2009/05/0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兩岸誰之功

兩岸兩會的第三次會談在南京結束，定期班機、打擊犯罪、金融合作三方面都達到了正面的成果。兩岸人民的來往本來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有促進兩岸來往的發展無非是在回復自然。台海兩岸本來不可能永遠隔絕，也不可能長期維持著半通或私通的狀態。飛航於兩岸的班機和航線當然要因應旅客的需求而增加，銀行擴大設點服務本來就是必然的趨勢。

近一年來兩岸之間的所謂進展或突破，在我看來，沒甚麼好反對，也沒甚麼好嘉獎。原因正是那是自然的潮流，反對也反對不了，更不是任何個人的功勞。我看媒體吹捧少數人，好像兩岸交流的甚麼功勞在他們，只覺得十分可笑。固然公務員及海基會人員們都相當地辛苦，但是江丙坤先生等人其實是幸運地站上了歷史的聚光燈下。沒有他們，也會有別人，如此而已。

先前在這個專欄也曾討論過，所謂促進兩岸交流，真的不能當做馬政府的政績。那只是前任政府該做而沒做，或是想做而做不到，所以留給馬英九政府去做而已。據媒體報導，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先生最近表示，兩岸在一九九三年首度辜汪會談之後，到一九九五、九六年陷入低潮，乃至後來兩岸對話的中斷，其實是中共方面誤判李登輝政府的立場所致。

邱進益先生對李前總統的理解應該不會錯。確實，總統直選不是台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不是台獨－－相反地，那是試圖為兩岸共存建立理論依據，李登輝前總統在當時也沒有意圖要搞台獨。由於當時的中共領導圈子思維模式過於封閉，對台灣政治論述缺乏理解和判斷的能力，錯誤地對李登輝採取了敵對立場，導致兩岸官方代表的對話中斷了十年。

陳水扁前總統曾經想要重啟交流和對話，甚至提出兩岸的統合論，結果也為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他自己的權謀操作而破局。不論李登輝、陳水扁兩位前總統在兩岸上功過如何，綜言之，今日馬英九政府之所以有機會在兩岸之間扮演打開大門的角色，並不是他或他的政務官們有甚麼特別的謀略或政策，只不過是先前中共沒給李、陳兩位前總統機會，結果把機會留給了馬英九罷了。

要推動兩岸的開放，不需要甚麼智慧，也不必甚麼魄力，只要順著自然的趨勢和民間的要求去走就可以了。要在兩岸政策上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配合，也用不到甚麼談判技巧，只要順著北京的意思就可以了。馬英九先生做為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不能只是消極地順著潮流和別人的意思，而應該積極地保衛和擴大台灣在兩岸交流中的利益－－這才需要智慧、魄力和高明的手段。

發表於2009/04/2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起業國之八：「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

國內的失業率還在升高，談甚麼景氣回春，看麼領先指標都是沒有意義的。人民的痛苦指數有顯著降低，才是真正的復甦。要救經濟，該做的事情還很多！最怕的是政府領導人沾沾自喜，以為光是靠著灑錢，經濟危機就解決了。政府從來都不是聰明的買主，公共工程採購有太多的勾結和浪費。納稅人的錢－－還有向未來子孫借來的債，該有更聰明的用途。推動「起業型社會」及「社會型企業」，才是政策該走的方向！

「起業型社會」是指扶助創業的政策環境與鼓勵創業的社會文化。政府在救經濟以及救失業兩個方面，都過於低估創業政策的重要性，對於鼓勵創業所投注的資源遠遠不足。政府花在短期「買」就業率的錢，遠比提供創業貸款擔保的經費多得多。搞就業博覽會之類的表面工夫，勞「師」（學校）動眾（公務員），簡直是捨本逐末。沒有創業，哪來的就業？

政策制定者們還沒有體認到，大量的創業對台灣經濟有多麼重要。前陣子股市所表現的是所謂的資金行情，是金融風暴後由海外匯回的大量資金，在低利率下勢必要尋找投資標的而投入國內股市的結果。不必說，只要氾濫資金全部投入股市，一定造成下一輪的股災。如果投入房地產，則是另一波的泡沫。我們需要大量的新創事業，來吸納在銀行裡嚴重過剩的民間資金。

「社會型企業」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營利事業，但其營利不全是為了出資股東，而是為了提升競爭力、永續經營、擴大服務。最著名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創立的「葛拉敏」（鄉村）事業體，且在歐美亞非各洲都有成功複製的經驗。在台灣也有一些先行者在努力嘗試，包括部分社區及微型企業。

既有的企業體要轉換為「社會型企業」非常困難，因為股東意見很難協調。可以想見，「社會型企業」必定大多是新創事業。從政策的角度，推動「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幾乎是一體兩面。政府應積極鼓勵創業，更該鼓勵「社會型企業」的創業，因為「社會型企業」提供原先商業體系無法滿足的服務，而且以保留盈餘再投資而非股東分紅為企業目標，有更強的動機去擴大雇用－－有助於減輕失業。

低利、免擔保的微型創業貸款，有如尤努斯在孟加拉設立的「窮人銀行」（在台灣可改稱「誠信創貸」），是「起業型社會」的催化劑，也是「社會型企業」的後盾。行政院勞委會的微型創業貸款與「鳳凰計畫」，青輔會的青年創業貸款與「飛雁計畫」等，毫無疑問必須再擴大－－擴大十倍都不為過，因為受惠者不夠多！

用來擔保這些創業貸款的中小企業信保基金，也必須再增資至少數倍，提供全額擔保，簡化審核程序，讓銀行更快地貸出更多筆的創業貸款－－這對失業者、創業者、銀行以及整體社會都有利益。最高決策者該去過問一下：這些立意甚佳的政策，到底成功件數與總額多少？主辦機關有沒有盡力？銀行有沒有配合？

經濟部新提出的製造業投資五十萬元以上五年免稅，並沒有嘉惠非製造業與五十萬元以下的微型創業！沒有好的政策引導，民間微型創業會趨向於停留在非正式經濟的領域，也就是都不去登記立案，但這樣他們長期經營的意願就會降低，政府也抽不到他們的稅。

經建會與文建會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有許多項目應該朝「社會型企業」的方向來規劃。設立社會機制如大眾創投基金來引導民間資金投入文化創意產業，可以同時促進供給面及需求面－－愈多人投資在文化創意產業，會引起愈多人去消費。文創產業不能靠少數資本家的投機冒險與政府的補助，要靠大眾參與帶動。

在經濟谷底，該做的事情更多，也更要有長遠眼光，更應該以進步的社會價值做為政策的方向！

發表於2009/04/23聯合報名人堂

十六字信息的意涵

在中國海南島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已經成為亞洲各新興經濟體進行實質對話的重要場合。今年的博鰲論壇年會，著重於討論金融風暴後，亞洲新興經濟體如何共同抗拒貿易保護主義，維持區域金融穩定，加強雙邊貨幣兌換，乃至設置共同外匯儲備基金等財經合作事務。由中國主導的博鰲論壇，體現了所謂「東協加一」的意義。

當然，對台灣而言，博鰲論壇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即它是台海兩岸政府代表進行非正式公開對話的場合。去年，未就任的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先生，帶領台灣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代表團參加該論壇，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先生交付了十六字的信息：「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今年，在代表團領頭的前監察院長錢復先生出發前，據報導馬英九總統也交付了十六字信息：「同舟共濟、相互扶持、深化合作、共創雙贏」。這十六字所傳達的是一個真實的信息－－長期而言，兩岸若要「深化合作、共創未來」，則在短期內，北京領導人必須要理解台灣以及馬英九國民黨政權的處境，要能夠「同舟共濟、相互扶持」。

在推動兩岸更加開放和密切的經貿合作來往上，馬英九總統所面對的是民間的疑慮，以及民進黨的激烈反對。最為重大的，當然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研擬與簽訂問題。雖然ECFA暫時不在兩岸代表會談－－第三次江陳會的正式議程之上，但是只要理解到這個協議對台灣經濟以及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以及馬總統推動ECFA的決心，就可以推斷所謂「同舟共濟、相互扶持」，是有具體指涉的，而且不是別的，就是ECFA。

馬英九總統需要北京領導人在ECFA議題上能夠與他同舟共濟，乃是因為ECFA在台灣內部所遭遇的反對和質疑是否成立，都繫乎中國政府的戰略決策。ECFA被質疑的，無非仍是政治主權是否受到侵蝕，以及台灣經濟是否將完全依賴中國而受到宰制。民進黨對ECFA先前幾乎是全面地反對，近來則有理性討論的聲音。學界則以青壯代經濟學者洪財隆博士最有代表性，在工商時報的專題版面上與經濟部長尹啟銘分庭抗禮。

洪財隆博士的論點可謂審慎保留派，他並非全面反對兩岸建立某種經濟協議，但是他提出條件說，其中最關鍵的是中國不應反對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當然，台灣即使不與中國簽訂ECFA，與其他國家達成FTA的機會並不會比較高。但是台灣反對人士所擔憂的，卻是台灣經濟自主性成為甕中之鱉，等待最後的捉拿。反對人士的擔憂是否成立？可以說，取決於北京決策者的取捨一念間。北京可以更加寬容慷慨，以此讓台灣步入更深化的合作階段，這就是馬英九總統的信息。

不論如何，就算胡錦濤、溫家寶願意同舟共濟，馬英九總統所面對的國內政治困難，還是不能靠北京的善意去解決。國內不同政治立場者的意見以及不同階層民眾的利益，都需要協調整合，對國家未來的信心，更需要馬總統展現更大的決心來提供保證。

發表於2009/04/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國應審慎因應危機崛起

在二十大經濟體的高峰會結束之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得到了百年歷史未有的伸張。這樣的局勢值得全世界所有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們－－包括台灣人－－更審慎地觀察、思考、因應。中國的未來應該期待，但不必盲目樂觀。最核心的原因，在於中國此刻的地位主要是來自經濟力而非價值觀與文化，甚至其經濟力也尚未真正培養厚實。

不可否認地，從全世界媒體評論和意見領袖的言談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形象的大幅提升，中國做為國際經濟與安全體系的主要領導國家之一的角色已經受到正式的肯認。往後，除非發生極為巨大的事故（例如戰爭），這樣的國際肯認不會被撤回，中國也不可能再度被排拒於國際事務的決策圈外。

這幾個星期，各國主要媒體放了很大的注意力在中國與美國的「貨幣戰爭」－－究其實只是口水戰，目的在逼使美國抑制通貨膨脹及保障各國持有的美元資產；也有的報導用了更誇大的描述，說西方要求救於中國，儼然我數月前在這個專欄中預測的「共產黨挽救資本主義」。

中國此時享有的簇擁歡呼，完全來自其經濟力。在四萬億（四兆）人民幣的公共支出計畫推動之後，有些經濟學家們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減緩已經觸底，將要恢復較高的成長速度，也將是最早復甦的主要經濟體。近日更盛傳國務院有新一波的財政刺激方案，已經派出二十四組人員赴全國考察規劃。

相較於美國政府還在努力向銀行注資，以防止第二波的金融風暴，並且試圖對整體經濟提供較好的流動性；過去飽受批評的－－不夠開放、壞帳過多、「即將崩潰」的中國金融體系，很弔詭地由於其受政府控制、沒有跨業整合、金融商品研發落後、較高的存款準備率等保守作風而轉為接受讚揚。

短短時間內，在需要中國經濟合作的壓力下，西方領袖對中國前倨後恭的行為公諸於世。近來因為奧運聖火、接見達賴喇嘛、圓明園兔首鼠首拍賣等事件成為中國狂熱民族主義敵意對象的法國，總統薩科奇屈服於壓力而聲明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看起來八國聯軍一時間轉變為萬國衣冠拜冕旈。但是如果中國政府及各界意見領袖們因為危機崛起的局勢而志得意滿，那是極大的不幸。中國經濟還面臨著挑戰，即是如何用擴大的內需補充萎縮的出口。政府花錢是不夠的，要讓老百姓有購買力，需要極龐大規模的財富向下流動。這段工程的艱鉅不下於過去三十年。

更困難的，是中國如何能真正博得世界的尊重和認同。西方世界在遭遇經濟危機期間，所有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都暫時噤聲，對西藏的同情也只好隱藏起來。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會因此消失。中國最好的做法，不是放任民族主義情緒去和西方價值觀硬碰硬，而應該深思如何將中華文化和普世價值形成新的有機體。這一點，在未來，中國如果能夠找到與台灣分立共生的方式，也就庶幾近之。

發表於2009/04/0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大國的貨幣戰爭

四月一日起，二十大經濟體高峰會（G20）要在英國倫敦召開三天。美國總統歐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在這裡首度晤面－－所謂的「G2」才是真正的重點。我發明了個諧音冷笑話：雞兔。中國是雞，美國是兔。雞要啼，兔在蹦。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局面。幾個月前，我曾在這個專欄寫道：中國將藉著金融風暴和全球大衰退進行「危機崛起」。我預測中國會採取積極作為，爭取在國際事務上更大的發言權。但是沒有想見中國的動作是這麼大、這麼密集，也沒有想過美國的應對竟然顯得有點忙亂。

中美兩個大國自從一九七九年建交以來，曾經在貿易、人權、情報各領域有過明或暗的鬥爭，這一次的戰場轉移到貨幣。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文章，呼籲建立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直接挑戰美國所掌握的世界鑄幣特權。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第一時間竟然說對此採取開放態度，直到歐巴馬總統用強硬立場直接對上周小川，美國政府才有了一致的戰略：捍衛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並維持美元在國際匯市的價位。

中國對美國發動的貨幣戰爭，才剛剛開啟了序幕。中國的攻勢相當綿密。與阿根廷簽訂了用人民幣直接兌換的協議，打進了南美洲。籌畫用外匯投資原物料，轉化為戰備物資，也就降低了美元資產在中國外匯內的比重。中國領導人們相當清楚，美國依靠著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而享有巨大的權力，因此要藉著美國金融風暴的此時，縮小美國在國際金融上的權力。

但是中美之間不是只有貨幣戰爭，而是有更多的共同利益。由於中國的外匯過於龐大，除了美國政府公債也很難找到能夠吸納如此巨大資金的更好資產。因此在挑戰美元的同時，中國其實也是在刺激美國政府強力捍衛美元匯率，以保障中國所持有的巨大美元資產的價值。美元穩住，美國經濟穩住，也就有利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因此，貨幣戰爭的說法是簡化的。大國利益之間的連動，不是貨幣一項可以描述。

美國對國際金融及貨幣體系的權力如此遭遇挑戰，是從二次大戰結束至今沒有過的。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自從金融風暴以來，號稱財經知識最先進、技術與制度最完備的美國已經名譽掃地（America
the Tarnished），失去了領導世界的威信。身為美國重量級意見領袖的克魯曼講出這樣的話，對美國人的自信心與使命感是沉重的一擊。

不論如何，克魯曼（以及所有的美國菁英）仍認為美國應該繼續擔負領導世界的責任，因此美國的名譽掃地對全世界都是一個損失。中國在這個階段還是沒有要真的去撼動美國的全球領導權，因為中國還沒有實力去改變，更沒有實力去取代。讓美國繼續負擔領導的沉重責任，而中國則一躍而為G2之一，擁有遠大於過去的發言權和實質利益，這是中國領導人採行的策略。

發表於2009/04/0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起業國之七：經濟改革的春燕－－社會型企業

電子業的幾張急單，股市的幾天小漲，就有一些企業老闆們說「春燕來了」，渾然忘記這次全球經濟衰退的規模之大，結構性之深－－歐美消費市場不知何時恢復，第二波金融餘震可能來襲。景氣復甦誰人不愛？看到失業勞工和貧困家庭兒童的悽慘情況，真恨不得「春燕」趕快來，讓他們也能分一杯羹。

問題是「無就業的復甦」不算真的復甦，更令人擔心的是股市小漲騙進更多散戶，店租該跌到底而不跌反而阻礙了創業意願。種種假象或誤導論調不僅無益於復甦，更可能使衰退延長及惡化。好像一個病人在病情略有好轉時就恢復熬夜、吸菸，沒有把生病當成是提醒改變生活方式的警訊，很快他的病會來得更嚴重。

大衰退本來是調整經濟體質的契機，如果我們急著回到「business as usual」，不久之後更大的災難必定來臨。現有的經濟制度是有效率的，但是它也是有缺陷的，它造成全球貧富差距、環境破壞及當代人類的精神疾病。人類不可能不在既有制度上再思改革超越，而能夠維繫下去。

建立窮人銀行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孟加拉經濟學教授尤努斯，在「打造富足新世界」這本書中有一句話給予我很大的震撼：「現行經濟體制最大的失敗，就是它無法滿足最基本的人性渴望。」資本主義的優點不就是滿足人類的基本渴望嗎？但現在發生在世界的事情說明並非如此。

讀一讀最近幾本華爾街金融工程師和投資銀行家自曝行徑的書，看看歐洲最近來接二連三銀行及大企業高級主管遭受仇恨攻擊的事件，可以知道不論在富國或窮國，人們都已經感受到經濟體系非改革不可的一股潮流來到了。

一股平等與責任的潮流，將要改變這二、三十年來傾向過度競爭與放任的經濟體制。這並不是要用社會主義來取代資本主義，而是用新的企業型態來改正資本主義的弊病。這也不是要把富人的財富交給窮人，而是同時幫助富人從他們也有的痛苦、無聊、匱乏中解放出來，而能滿足物質以外更基本的人性渴望－－認同、尊重、愛與奉獻。

尤努斯和他的夥伴們積極推動的「社會型企業」（social business enterprise）是下一階段的處方。社會型企業是在市場裡運作的企業，但是其終極目標是對社會提供更好的產品與服務，而不是企業利潤的極大化－－歸還投資者股金，但不分配紅利，也就是將大部份盈餘再投入生產，因此它們反而可能更具競爭力。

對投資者來說，台灣現在有過高的儲蓄不知道能夠往何處去，針對基本需求和社區需求而開發的社會型企業可能是較好的生意。雖然沒有高額報酬－－反正股市和其他投資標的也沒有－－至少資金可以流動也可以回收。投資在幫助社區以及弱勢者的社會型企業，所得到的滿足感應該是進出股市所無法比擬的。

在從業者方面，社會型企業可以招募到優秀的人才－－在世界各國、在台灣，很多有天分、有使命感、受過好的教育的年輕人願意投入社會公益事業。社會型企業比起傳統的非營利公益組織可以提供更好的薪資和更大的發揮空間－－和一般企業在市場上競爭的挑戰與樂趣。

在台灣建立社會型企業的時機接近成熟了。台灣社會的資金過剩，人才充裕，但是社區服務和諸多新興需求卻未被滿足。只要有符合社會目的的會計制度，加上新型態管理技術、新觀念經營人才的研發培訓，就有機會建立很好的社會型企業。

剝削大自然、折磨人類自身的經濟制度是不能回去的，也是不能維繫的。如果一場所謂百年僅見的經濟危機能夠帶給我們更多的省思和改變的決心，從而發展出互助合作、與大自然共處的新經濟型態，這才是真正的「春燕」。

發表於2009/03/31聯合報名人堂

隔岸看大國角力

隨著美國金融風暴與經濟危機的擴大惡化，中國與美國的國力較勁也愈來愈密集。過去這一周，以及未來的一周，有許多關鍵的事情發生，顯示著或影響著中美兩國的大國角力。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大舉買進國債，讓全世界警覺到美國的經濟危機可能比原先估計更為嚴重，也擔心諸多的連鎖反應：各國政府所持有的美元資產是否貶值、美國是否會向世界輸出通貨膨脹等。經濟和財政前景都不樂觀，美國國勢似乎每況愈下。以美國的危機為背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表文章，鼓吹建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雖然並沒有直指美元，但是中國央行領導人認為由主權國家貨幣來負擔國際儲備貨幣有很大的制度缺陷，挑戰美元地位的意圖不言而喻。

下個星期，全球二十大經濟體（G20）的高峰會將在倫敦舉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將在這個場合晤面會談。可以預見兩位大國領袖會談的主要議題，必然是如何共同穩定世界金融以及挽救經濟衰退。美中兩國的經濟現在是相生相剋。中國希望美國趕快復甦以恢復對中國的進口，並且擔心美元資產貶值過甚。美國一方面要求中國人民幣匯率升值，一方面更仰賴中國繼續購買並持有美國國債。除了經濟以外，美國更在朝鮮（北韓）及伊朗核武問題上需要中國的配合。

這一兩周我們可以看到美中關係進入新的外弛內張、既合作又競爭的階段。但是大國角力當然是在長期歷史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崛起，以及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之後國力的衰退，一長一消形成了今日的大國角力。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將國力分為硬性（軍事、外交、經濟）及軟性（文化、價值觀），而現任美國國務卿柯林頓夫人則主張將軟硬國力揉合成為精國力（smart power）。美中的角力，過去較多是在硬性國力的部分，未來則會有更多的軟國力競賽。上周，奈伊和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在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共同領導的軟國力研究小組，發表了中國的軟國力評估報告。這份報告顯示出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忌憚已經擴及到文化和價值觀的層面。

在中美關係更密切的這段時間裡，台灣問題已經不再是兩大國之間的主要問題。上個星期，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拜會了馬英九總統，對於馬政府改善兩岸關係表示信賴和滿意。但是台灣不應該以不鬧事的乖乖牌自居。台灣有更積極的角色可以在兩大國角力場內扮演。台灣可以是美國與中國軟國力競賽的評分者、裁判老師。台灣同時擁有中華文化與民主人權，前者是中國軟國力的精髓所在，後者是美國軟國力的核心魅力。過去台灣是在美中硬國力角力的夾縫中生存，未來台灣可以在美中軟國力競賽裡吹哨子、做講評。沒甚麼好害怕，更沒甚麼可自卑，就看我們對自身文化和價值觀的信心。

發表於2009/3/2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兩種兩岸關係

在海外有時受邀演講，遇到中國留學生和學者，最有興趣探問我對統獨的看法－－更多的是要把我當作台獨樣本，要拿我論辯練拳。我總是告訴他們，兩岸的關係沒有統或獨，只有關係好或關係不好。兩岸關係不好的話，雖統猶獨。兩岸關係好的話，雖獨猶統。這樣一講，摩拳擦掌的鬥士們都陷入深思。

兩岸如果是經由武力或高壓強制而統一，或是未統一但是將台灣強行置於大陸的管控之下，則兩岸關係必然極度惡劣。屆時所謂的統一，無非是另一場內戰或族群仇恨的開端。台灣人民對大陸的感情更為疏離甚至敵對，大陸人民對台灣的觀感也絕對好不了。這就是雖統猶獨，甚至比台獨更糟。

假使中國政府能夠對台灣採取更寬容、寬厚的態度，重視兩岸實質關係的改善，甚至接受台灣的獨立現狀－－要言之，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則兩岸的核心矛盾就立即且永久地解除。台灣與中國都能夠更沒有心理負擔和政治禁忌地，全然開放地追求一個新的、良好的關係；兩岸的來往會比任何時候更緊密。這就是雖獨猶統。

北京的最高決策者如果真的是以「全體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考量，則必然是選擇「好的兩岸關係」－－即便是雖獨猶統；而不會選擇「不好的兩岸關係」－－也就是雖統猶獨。從最近的一些政策和談話看來，中國政府領導人已經掌握了這關鍵的思路，傾向選擇「好的兩岸關係」。但是這是否是暫時的權謀，或者真的有新的思維，至少還要未來幾年的實踐來印證。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生針對兩岸經貿合作，指出要有三個適應：適應兩岸關係發展的情況、適應兩岸經貿交流的需求、適應兩岸經濟貿易的特點。其實這就是要在形式上有較多彈性，而在實質上不怕台灣占便宜的意思。平心而論，這是為好的兩岸關係在鋪路。從中國對台灣的策略來講，是一個較為高明的策略。

台灣內部對於新的兩岸經貿架構有著頗大的爭論，主要爭點無非是對台灣經濟究竟有無實惠，以及在政治上是否喪失主權這兩項。若中國確實更有彈性，也確實讓台灣擁有實益，那麼現在是台灣這邊必須決定如何應對。台灣是堅持拒絕比較有利呢？還是要求中國方面提出更大的誠意保證？又或者台灣內部的反對一方，能提出較能消除負面疑慮的方案？

另一方面，中國領導人若要選擇「好的兩岸關係」這條路，就必須堅定立場，不要讓惡意再度滋生繁衍。現在有某些中國對台人員，連馬英九總統對通過四周年的「反國家分裂法」提出批評，也因此對馬英九政府展開攻訐。這類還是輕微者。往後在兩岸都會有看著勢頭朝向中方，就開始鼓吹要嚴厲對付台灣的敵意言論。這類言論，是造成「不好的兩岸關係」的因素，往後只會多不會少。中方領導者要好好思考，如何處理這類言論。　

刊登於2009/3/1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起業國之六：Power without a Point?

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給了各國政府極大的壓力，同時也給了他們極大的權力。為了挽救經濟，似乎任何做法都是被允許的。在民間消費和投資驟減的此時，只有靠巨額的政府支出。於是政府決策者突然間有了遠超過以往的借錢和花錢兩種超級權力。政府本來就有借錢和花錢的權力，但是人民必須關切的，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的正直、善良和可信度，有沒有足夠的聰明、理智來行使這些超級權力。

在全球經濟危機鋪天蓋地而來的時候，比可能出現的大蕭條更恐怖的，是看著國家政府的紀律和理智崩潰。首先是對經濟總額－－「量」的過度執著，而對經濟生活的「質」無暇顧及。我相信在經濟成長率越「負」越多，失業率更高到政府統計數字已經不被信任的時候，決策者所能想到的只是如何用政府支出、政府雇用，來把可怕的數字趕緊美化一點。而要美化個百分之一的GDP、百分之一的失業率，決策者所能做的就是丟錢、丟錢、丟錢，簡直就是用錢直接去「買」數字。

政府丟錢丟到手忙腳亂，但其實他們並沒有錢可丟。錢是借來的。政府瘋狂借錢到了極危險的地步。財政部打算搞個「平台」把攸關勞工、公教退休撫卹及一般國民儲蓄的四大基金導入到愛台十二大建設，造成一片驚惶。上周又傳聞「府院高層」竟然打起外匯存底的主意，還好被央行總裁擋下了－－所謂高層是否把外匯存底誤以為是外幣存款了？且不論我們的財政赤字高到甚麼地步，也不去談法律上的舉債限制，只看政府這樣亂籌錢，不必計算都可以推測，國家的償債能力很可能會出問題。

政府弄錢無章法，花錢的能力更可疑。現在我們政府最大宗的支出項目，還是所謂的基礎建設－－道路、橋梁、各類新建及維修工程。不可否認台灣的某些基礎建設已經過於老舊，為了安全及服務品質應該要投資更新。但是這些支出項目對經濟發展的未來意義已經不大了。在革命的年代，列寧曾經說鐵路、鋼鐵等是共產主義的「戰略高地」；在今天，網路比鐵路更重要，電腦比鋼鐵更重要，而教育更是超過一切的真正「基礎」建設。科技與教育的結合，才是今日的「戰略高地」！

政府為什麼還要投資在被地方利益集團綁標分贓的蚊子館、假建設？日本在「失落的十年」裡蓋了幾千公里不知通往何處的高速公路，沒有縮短反而延長了衰退，這慘痛教訓還不夠？政府項目裡，用在推動科技與教育－－電腦化教室、網路普及、縮小數位落差的採購經費為甚麼遠遠不如營建、水泥、鋼鐵？而政府的採購決策權，又為什麼總是不能直接下放到真正的使用者－－比如讓真正懂得E化的國中小老師來決定學校要購買甚麼設備，而不是一些對電腦根本沒興趣的長官？

有一位立法院助理告訴我，行政院提供給立法委員的關於擴大公共支出的資料，僅是寥寥數頁的簡報檔。政府對這巨額經費沒有縝密的規劃，就草率地借錢花錢。他諷刺說，這是「Power Point（簡報檔）治國」。我說，power（權力）要是有個point（道理）就還好，更怕的是power without a point（有權力沒頭緒）。我很擔心，在經濟衰退危機之外，我們還得面對不斷膨脹有如巨大星雲的財政危機。而經歷過這樣的揮霍，往後政府權力可能會如何擴張以及如何腐化，也令人摒息。

發表於2009/03/13聯合報名人堂

繁簡與兩岸之間

在中國，繁體與簡體漢字的爭論已經不是第一次。此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協委員潘慶林提出廢除簡體字、恢復繁體字，在中國大陸內部造成爭論，也在全球華人圈引起一些討論。趁著這個文字之爭，大家來探討台海兩岸政權與華人文化的本質，不失為一個可以形成全球「華人文化圈」之「公共領域」的好時機。

為甚麼呢？因為文字是文化的最核心，全球使用漢字的華人，都會關心這個話題。而繁簡體字在台海兩岸分別存在，又牽涉了現代中國政治的一大弔詭－－在一九四九年後代表中國的政權曾經近乎全盤否定中國傳統，而被逐出中國的政權卻成為某部分中國文化的傳人。這個話題夠複雜又夠敏感，最能引起華人社會的興趣。

全球華人其實缺乏一個「公共領域」，簡言之即是不為國家黨派和特別利益所左右而能理性交換意見的空間。好好來辯論漢字繁簡的問題，能夠激起華人社群彼此的認同感，促成不同國家的華人之間增進理解。我覺得應該要有來自不同社會的華文媒體共同發起，舉辦一系列繁簡漢字的公眾大辯論。

我是一定站在繁體這一方的，願意為漢字與華人文明的未來而論戰。華人世界裡的漢字分布大略是：中國和新加坡採用簡體字，台灣、香港使用繁體，居住在非華人國家的華人大部分也使用繁體。但是近幾十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到海外定居的多了，用簡體字的也多了。台灣人絕大多數支持繁體，最近看起來中國也有不少人支持繁體。

漢字簡化有其歷史，但這時候從歷史裡不見得找得到通向未來的道路。我的意思是，漢字究竟簡化了幾次，以及上個世紀到底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是漢字簡化的始作俑者，這對現在的論辯其實都已經不重要，更與未來漢字應該從繁從簡並不相干。許多支持簡體的論點有邏輯的謬誤。

繁體簡體與識字率幾乎無關。識字率與教育普及和經濟發展程度有關，由台灣的識字率比中國高即可得證。繁體漢字的形聲字較多，與語言結合緊密，因此反而容易學習記憶。有些支持簡體的人說，小孩子學習繁體字很苦。事實上教育讓孩子苦，並不是因為寫字筆劃多少，而是教育體制和理念以及社會競爭的問題。

還有些簡體派的人說，文字只是工具，只要能表達意思就好。這是把文字和文化思想的關係看得太簡單。文字可以表達多少的意思，取決於用這種文字所產生的文化有多豐富。漢字之所以能夠有異於拼音文字，正在於漢字傳達了更多視覺與聽覺的微妙感受。這也不必吵，去問問翻譯過中國文學作品的西方漢學家就知道了。

至於中國改用繁體字，是否有助於促使台灣與中國統一？這是有趣的想法。做為一個認同中華文化，卻不支持統一，但又希望見到中國進步的台灣人，我想說，若是追求統一，能夠成為促使中國政府做任何有利於人民、有利於文化的事情之誘因或理由，那麼就這麼做吧。

刊登於2009/3/1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兔首鼠首的民族情緒該反思了

中國人富起來了，但是該怎麼樣做世界的富人？中國人強起來了，但是強國該有的態度是甚麼？中國人要討回尊嚴了，但是到底甚麼是真正的人類尊嚴？中國人要洗刷歷史的恥辱了，但是有沒有辦法避免現在和未來的恥辱？

兩件嚴格來講不算是高級藝術品，更談不上甚麼國寶的銅製獸首在歐洲的拍賣過程，讓全世界見識到了中國民族主義激情的氾濫奔流。

一批在一八六零年英法聯軍從北京圓明園掠走的文物，輾轉多年後身價愈來愈高。其中有銅製的兔首和鼠首，本來是皇家花園裡報時水池的配件，近日在法國拍賣會上出現，成為新的中國民族主義發洩標的。

許多民眾抗議此次拍賣會。有中國律師團聲稱要打跨國官司來阻止拍賣，竟然找上了愛新覺羅家族－－圓明園過去的擁有者清帝的後裔來做原告。接下來中國政府官員在民意壓力與媒體追問下，似乎是不得不表態地說出中方反對拍賣。

最高潮是一位愛國商人以神秘英雄姿態，用完全不合理的天價，拍得了就藝術與投資意義上都沒有那麼高價值的兔首和鼠首，然後說他不會去付這筆錢，因為那兔首和鼠首本來就是中國人的。

做為華人文化圈的一份子，雖然生長在台灣，我們對於大陸人民憤恨帝國主義欺凌的集體記憶和情緒，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但是做為能夠不受十三億人激情席捲的台灣人，卻必須冷靜地提醒：這樣搞不是個辦法。

中國內部有些頭腦清醒的人說，這樣做反而助長外國人炒作流落在外的中國文物，甚至造成更多文物被盜賣至海外。也有些有識之士更深刻地指出，中國人不必永遠沉溺在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情結裡。

我更進一步建議：當代的中國人，根本應該放棄那種自卑又自大的思維。同樣從文物與中華文化的觀點出發，我舉兩個和台北故宮有關的例子，給當代中國知識界的朋友們做思考的題目。

一九六五年，國民黨政府在台北外雙溪籌建現在的故宮博物院。但是當時台灣財政困窘，百廢待舉，很難有餘力。美國石油及工業巨亨洛克菲勒聽聞此事即捐贈了興建費用，約當此時的新台幣六十億至八十億元。洛克菲勒所要求的回報，是讓他收藏「一只」宋代的汝窯作品。

今天中國人富起來了，但是有必要把流落在外的歷史文物全部買回嗎？中國人要做世界的富人，要把錢花在文化上，難道不能去收藏外國的藝術品、去贊助外國的藝術工作者，就像洛克斐勒？就算要誇示中國的富有吧，難道就只能去買回自己的國寶，不能去買別人的國寶？

第二件事，最近義大利想要邀請台北故宮去展出歷史文物，但是台灣方面要求義大利先有文物免扣押的立法才願意借展。也就是說，台灣方面擔心中國大使館或是民間組織會向義大利興訟要求扣押這些借展文物。

中國知識界朋友們，請藉這個例子想一想，中國民族主義這樣高張，到處索討文物，連台灣都害怕，這樣做是在伸張中國人的尊嚴呢？還是在封鎖中華文化的流傳呢？

發表於2009/03/0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柯林頓夫婦與中國政策

本月二十二日，美國新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登機離開北京，結束了出訪首航。柯林頓夫人的亞洲之旅，最急迫的目標當然是謀求中國協力對抗金融海嘯及經濟危機。也因此，關注中國人權的西方民間團體就十分不滿了，他們說柯林頓夫人把經濟放在人權問題之上。

柯林頓夫人不會覺得她自己忽略了人權。因為在北京，她也試著與一些非政府組織人士接觸談話－－採取她和夫婿前總統柯林頓先生喜愛的「村鎮會談」形式，這也使得這些民間對話在媒體看來有如柯林頓夫婦例行的競選活動。

但是柯林頓夫人該不會天真地以為她對中國人民發揮了巨大的迷人魅力。中國人對柯林頓夫婦早有既定的印象。在飛離北京首都機場的時候，佔據著柯林頓夫人思緒的，究竟是她做為首席部長所服務的歐巴馬政權的中國政策，還是她做為第一夫人所參與的柯林頓時代和中國的恩怨情仇呢？

一九九二年底，阿肯色州的年輕州長柯林頓在競選美國總統期間，大力批判他的競選對手老布希總統「給獨裁者們太多的關愛」。那是指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沒多久，對中國淵源深厚的老布希總統就派特使密訪北京。

在未經深思熟慮和政策整合之下，一九九三年五月，剛上任的柯林頓總統下令，在同意延長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時「必須確定該延長有助於促進中國人權的改善」。但是美國工商業在中國的利益扎根已經太深。短短五個多月後，柯林頓總統自己撤銷了最惠國待遇必須與人權掛鉤的決定。

從此，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國對中政策分析家的評論，「北京相信美國的利益集團會對總統施加壓力，而中國領導人對柯林頓總統的搖擺有充分的信心。」而另一位作者則以「轉向」為書名，痛陳美國對外政策遭受中國操弄影響的歷史事實－－雷根之後的歷任總統皆是如此，但柯林頓總統尤為嚴重。

柯林頓總統的八年任期內，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畢竟在危疑搖擺中成長，而台灣的利益則進一步退兩步地被擺佈。柯林頓總統雖然曾在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期間派遣艦隊巡弋；但也在一九九八年的訪問中，對著江澤民總書記主動說出「三不」。

柯林頓總統下台八年後，柯林頓夫人成為國務卿。柯林頓總統的中國政策，關鍵字是交往（engagement）；柯林頓國務卿的中國政策，關鍵字則是合作（work together）。中國已經不再是被世界孤立的中國，而是要求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對手和夥伴。兩個大國勢力的消長，一對權勢夫妻的起落，多麼令人感嘆。

歷史是否會重演？二零零八年的四月，年輕的歐巴馬參議員在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時，與他的競選對手柯林頓夫人有著一致的強硬立場，要求小布希總統杯葛八月舉行的北京奧運－－除非中國人權紀錄有明確的改善。美國外交政策當然只有歐巴馬路線，沒有柯林頓路線。但是歐巴馬路線會是甚麼呢？

發表於2009/2/2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起業國之五：創業教育是最有價值的公共投資

近三個月前，我在這個專欄提出「在衰退前準備復甦－－打造台灣起業國」。那時歐美日的經濟衰退跡象顯露，各國政經決策者及知識分子屏息關注著難以逃避的全球經濟危機，而台灣許多政治人物還渾然不覺或懷抱著僥倖。

我指出任何短期措施都無法挽救衰退，政府能做的是提升中長期的預期－－鼓勵創業，是最有效的方案。當時我心裡不是沒有一絲不安。我知道在主流意見－－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到台灣媒體，都大肆鼓吹政府支出及刺激消費，談創業政策不只是不合時宜而已，簡直是政治不正確。

然而民間生命力不需要政府帶領，也不待知識分子倡議。生命會找到出路。企業裁員停業，大量失業人口浮現之後，創業潮也已經自然湧起了。原來「起業國」根本不需要提倡。台灣本來就是「起業國」，台灣人不是坐以待斃的人民。就算賺不了甚麼錢，做點小生意也比窩在家裡憂鬱好。

於是我們看到了各種微型創業、創新服務的出現。媒體也開始熱烈地報導家庭創業、高階白領失業轉創業等振奮人心的故事。政府的腳步雖然落後，但也急起直追－－無奈追得頗為凌亂，推出了創業貸款的擴大和政府保證成數提高，乃至加盟連鎖創業補助金等，只可惜看不出宏觀的思維和強有力的號召。

事實上，「起業國」不僅仍需要提倡，民間創業潮更需要政府和知識社群的協助引導。政府領導者若沒有完整的理念和長期的戰略，甚至對自己手上有的和可以用的政策工具諸如補助、管制、稅收、採購、投資等，沒有全盤掌握規劃，就會發生聽一樣做一樣或是被個別利益牽著走的情況。

政府政策凌亂，就只能跟在民間創業潮的後面走，無法起引導的作用。但民間創業潮的方向不見得符合長遠的社會利益。民間創業潮是自發的，也是被迫的，尤其是諸多失業轉創業的情況。於是出現擁有專門技能或管理經驗的人去賣炸雞排。職業沒有貴賤高低，但是更多的炸雞排連鎖對國民健康和產業轉型有很大的幫助嗎？

創業政策的目的應該不僅是將豐厚的民間儲蓄動起來，轉化為國內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更大的理想是藉由生產資源的重新配置來達到產業結構的調整，例如服務業升級、促進社區和文化產業發展等。要朝這樣的理想前進，政府和知識社群必須立即投注大量心力在創業教育。

此時，創業教育比就業教育更重要。在好幾個計畫上，政府花了不少錢提供就業訓練或在職訓練，但這些做法到底有沒有用？只能看這次經濟衰退的深度和長度。如果衰退更深更久，例如歷史上的幾次大蕭條，許多工作機會根本是一去不復返。那時勞工所面臨的不是有沒有某些技能－－有再多技能還是找不到工作。

創業教育是最有價值的公共投資。政府和知識社群應該合作，在全國廣設非營利性質的創業教學機構（「起業塾」），招聘有專門知識和管理經驗的人（包括中高階失業者）來擔任授課員（「起業師」），找大批畢業即失業的大學或研究生來做行政和研究助理，再補助有志創業的人（「起業家」）到此研習和交流。

創業教育可以協助有能力的人為自己和他人創造就業機會。創業教育更能夠幫助那些被迫創業的人們，選擇真正適合自己又有未來發展的行業來開創新人生。「台灣起業塾」的理想若能實現，將是我們的社會互助合作、共同面對經濟危機的偉大集體行動。

發表於2009/02/19聯合報名人堂

正月裡的大國外交

本月十六日起，美國新國務卿柯林頓夫人展開上任後的第一次出訪，目的地是亞洲四國：日本、印尼、韓國、中國。亞洲在傳統上並不是美國最重要的外交對象。過去，美國最重要的盟邦在歐洲－－英國和德國，最主要的敵人也在歐洲－－俄國。因此美國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等對外政策的主要決策者，多半是精通歐洲語言歷史，也把最主要注意力放在美國與歐洲的關係。例如前兩位女性國務卿－－小布希總統任內的萊斯女士，以及柯林頓總統任內的歐布萊特女士，兩位都是俄國研究的專家。

柯林頓夫人當然不算是亞洲專家，美國對歐洲的關係也不會疏遠。但是毫無疑問，亞洲－－特別是中國，在Foggy Bottom（美國國務院所在地）的視線中不斷地放大又放大。這是首度新國務卿的出訪首航跨越了太平洋而非大西洋。可以想見，未來美國的主要盟邦和主要對手，可能都從歐洲轉移到亞洲。自從蘇聯瓦解後，十多年來美國曾經失去主要敵人－－習於冷戰的美國外交和國防體系相當失落。而共同敵人的消失，當然也使得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夥伴們，一度感覺到彼此之間的戰友情感變脆弱了，嫌隙矛盾卻增加了。

美國最主要的敵人和盟友都已經不在歐洲。雖然普丁總統／總理的崛起，以及俄國民族主義的再興，讓美國人也感到相當地不舒服，但是俄國只是一個問題，一個要謹慎處理的問題，不算是威脅。美國過去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是日本，但是現在美日關係已經不是美國亞洲政策的主軸。中國才是。中國已經是美國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對手或假想敵，但也是美國在亞洲最必須穩固的戰略性的夥伴。中國崛起正是美國外交政策重點轉移的原因。在未來將要花費柯林頓夫人最大心力的，絕對是她亞洲之行的最後一個國家－－中國。

而在柯林頓夫人展開亞洲之行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正在非洲訪問。胡錦濤此行拜訪了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塞內加爾、坦尚尼亞等四國。在胡錦濤出訪之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才結束了歐洲四國（瑞士、英國、德國、西班牙）及比利時歐盟總部的「信心之旅」，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則訪問了墨西哥、巴西等中南美洲國家。中國領導人的密集出訪遍及歐非美三大洲（加上沙烏地阿拉伯則包括了亞洲），稱為「正月外交」（農曆正月）。

「正月外交」是氣勢非凡的大國外交，引起全世界側目。出訪的中國領導人們，即使再再表示中國還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斷強調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造成很大壓力，但是卻也毫不保留地顯現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在國際上的自我定位和自信心已經是徹底的大國態度。胡錦濤去非洲是去表示中國沒有忘掉第三世界的老朋友，溫家寶到歐洲卻是去向舊帝國們做一次溫和的宣威。柯林頓夫人過幾天就要到北京。大國勢力消長如何？還有得看。

發表於2009/2/1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為台灣找出路的知識分子

一向歸屬於獨派，在知識界有相當聲望的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近日內發起了「尋找太平歲月：五十年維和方案」的網路連署。黃武雄教授希望發動公民投票，將五十年不統不獨及台灣非軍事化訂入憲法；進而與中美談判，簽訂五十年兩岸和平協定；五十年後，台灣主權歸屬交付公民投票決定。

嚴格來說，黃武雄教授的倡議不算太新奇，論述也不算最完備，更會招來理想主義之譏。但是他的理念與行動，應該被視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為台灣前途找生路的勇敢嘗試，我很盼望綠色陣營會認真思考討論。其實不僅僅是黃武雄。還有知名的國際人權工作者，曾經為台獨而謀刺蔣經國的黃文雄先生，對台獨問題有很開放的思維。

其實也不僅僅是文雄、武雄這兩位黃先生。旅居美國紐約市的洪哲勝先生，曾經創立台灣革命黨，在台獨運動圈子裡是極富聲望的人格者。多年來，洪哲勝以身家財產和全副精力，關心中國和亞洲的人權及民主化。洪哲勝不是為了台獨故意與中共為敵。他深知台灣的命運與中國大陸緊密相關，也真切關懷中國前途與大陸民眾的福祉。

還有前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先生。以卓越組織力以及慷慨熱情，長期領導海外台獨運動的張燦鍙，近年來的演講和寫作都不斷對舊式獨派思維提出修正和挑戰。他們的看法在細節部分不全然相同，但大略可以歸納出，台灣此時不必追求法理或名義上的獨立，而應該以維持自由民主為目的，並且與中國和解、互助、共生。

由於與這些台獨前輩們的淵源，我有機會直接聽到和讀到他們的完整想法。我深深地感覺他們是一群最有良心和時代感的台灣知識分子。他們在戒嚴時代主張台獨，並且用個人青春和生命去付諸實踐，但是在台灣民主化以後，呼籲台灣走團結和解之路，並且與中國人民謀求共生共榮，結束無謂對立，更要避免戰爭。

相較於在解嚴後，甚至在民進黨執政後，有一群後期台獨運動者，積極鼓動台灣內部和兩岸的對抗，以便在綠營中取得掌聲和權位；黃武雄、黃文雄、洪哲勝等早期的台獨知識分子已經不再強調口號式的台獨建國，而是更關心如何真正對台灣人民有利、如何標舉並落實真正的台灣價值－－言論自由和人權。他們才是真的忠於自我、忠於理念、忠於台灣。

在國民黨一黨獨大，兩岸情勢愈來愈傾斜的今日，反對黨竟然還一蹶不振，根本原因是受困於舊式的台獨思維。台灣究竟是要團結？還是要繼續分裂對抗？關於台灣的前途，是要建立在事實的方案能夠得到社會中堅份子的支持？還是極端的主張？台灣是要永遠與中國為敵？還是要找個能夠相處的方式？在民進黨內，為什麼如此顯明的道理，竟然能夠持續地被漠視，甚至被敵視？

發表於2009/2/1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共產黨挽救資本主義

這世界充滿著弔詭。知名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高興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因為「我們終於有了一位能說英語的總統」－－他是諷刺小布希總統的英語水平極差。受過良好人文教育的歐巴馬則讓美國文化菁英們覺得舒服。

在白人以外的族裔，當然也有很多能文之士。但是誰能想到，長久以來最能夠用正確而優美的英語打動億萬人心的政治領袖，竟然是一位非洲裔美國人。而歐巴馬甚且還不是一般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非洲裔美國人，他的父親根本是生在肯亞、死在肯亞的非洲人。

非洲裔的美國總統挽救英語，如果是出人意表的故事，那麼共產黨最終竟然挽救資本主義，就是徹底離奇的歷史發展了。去年美國次級房貸市場崩潰前，經濟衰退的警訊已經逐漸顯露。那時我說，資本主義可能要靠共產黨來挽救，朋友覺得我故作驚人之語。現在看來就算沒有成為事實，也不那麼令人駭異了。

中國持續的高度經濟增長，龐大的潛在內需市場，鉅額的外匯存底，大量持有的美國政府債券，在在都使得面臨危機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們對中國投以極度關注的目光。有的希望中國人多買一些他們出口的東西，有的期待中國共體時艱繼續買他們的債、用他們的美元，有的則準備把中國當成替罪羔羊－－把經濟失敗的過錯都推給中國。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不曾在世界經濟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去年底二十大經濟體（G20）會議之後，傳統工業國的地位大不如前。中國、印度、甚至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領袖對美國和歐盟的政策指指點點，令資本主義前輩們好不尷尬。其中最凸顯的領導人厥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在金融風暴及經濟大衰退下，中國正在進行先前我所指出的「危機崛起」。日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完成了歐洲之旅，與德國、英國各自達成了合作協議，繞過法國以順帶懲罰會見達賴喇嘛的法國總統薩科奇，還罵罵美國是豬八戒，這趟巡迴是中國在世界經濟危機之際的信心展示。

中國第二號人物溫家寶在此行中說：反對保護主義，支持自由貿易。這聽起來完全不像是共產黨領袖對西方的訓話內容。根據媒體報導，溫家寶說他出國時總是攜帶著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這更是耐人尋味。

亞當斯密在早期的道德情操論中強調同情心，在後來的國富論中則強調人的自私動機。溫家寶或許要藉此顯示他的政治哲學與歐美不同。但溫家寶不用馬克思、恩格斯，卻提了亞當斯密的著作，而亞當斯密卻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思想祖師。

雖然溫家寶說「中國管得了自己，管不了世界」；但毫無疑問地，當中國已經如此深入地整合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組成，為了自保、自救，中國共產黨還非得努力幫忙挽救資本主義不可。

發表於2005/2/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起業國之四：創新需求、社會創投

花了消費券，開心地過農曆新年，仍要面對現實：台灣不可能憑藉消費券或其他短期措施，而能夠免於全球性的大衰退。這次衰退的規模太大，不是任何短期拉抬手段可以對付。這不是市場經濟的失敗，但卻是全球資本主義必要的大調整。

市場是有效率的，理論上供給和需求可以被合理地撮合。但是有兩種機制造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的供需失調，一是過度發達的資本市場，另一是過度發達的意識形態工業－－大眾媒體及廣告。

本來，資本市場和廣告業分別扮演著生產資源配置和刺激消費需求的角色，對供需調節有絕對的重要性。但是當各類金融商品和估價工具發展到脫離任何人用直覺和常識能夠理解的地步，資本市場就失去了為產業和企業配置資源的意義，相反地其本身吸收了過量的資源－－全世界有太多的資金、人才、時間、社會注意力放在資本市場，這是可怕的浪費。

大眾媒體和廣告業－－告訴男人、女人、小孩：他缺了什麼、他該羨慕誰、以及最重要的他該買什麼，這類意識形態工業過度發達的結果，造成虛假需求取代了真實需求，而生產資源也就被錯置。人們所想要的以及願意花時間體力去賺錢換取的，都是由這些需求刺激工業所引導和形塑，有太多資源投入去滿足這類需求，很多更高的或更長遠的需求就被忽略。

造成供需失調的最根本因素卻是簡單又神秘的「時間」。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史隆管理學院（MIT Sloan）有一個特殊的研究團隊，專門致力於一種多變量、總體關聯的模擬分析方法，也可稱之為一種思考方式，叫做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他們發展出模擬企業存貨（以及世界經濟）的動態模型，指出時間遲滯是最難的問題－－如何預測市場，在正確的時間下，將預測需求的產品量生產出來。

經濟衰退是因為供給過剩。但是供給過剩是發生在所有的領域嗎？並不是。我認為，對抗這一波大衰退的戰略，就在於找到新的需求，或過去在資本市場、意識形態工業誤導下被掩蓋或被拖延的需求。

未被滿足的需求太多了。液晶面板產量太大造成價格下跌，但是高畫質電視節目的製作拍攝卻嚴重缺乏。市場上的成屋顯然是供過於求－－應該要讓價錢好好地跌，才有更多人買得起，結果政府還要給這些業者紓困－－但是國內一般水電修繕、安全及清潔管理的質量都不令人滿意。全國安親班據說還缺三千多名教師。我們沒有足夠的社區照護服務。有機食物還不夠普及。生命禮儀服務業還可以更多、更好。

要從創造新的需求，以及用新的方法去滿足舊的需求，來面對這次的大衰退。誰能夠做到呢？唯有勇敢的起業家（創業者）。既有的企業無法滿足的需求，得要新創的企業來投入。

為了鼓勵創業，我期待政府、金融及產業領袖共同規劃建立某種「社會創投」（Social Venture），其性質不同於行政院的國家發展基金，並非投資於大型策略產業，而是著重於新創事業、微型企業、社區服務、基本需求產業。

「社會創投」的目標不是短期的投資回報，而是在鼓勵創新、鼓勵創業、鼓勵開發新的需求，以及用新的解決方案去滿足過去沒有被滿足的需求。「社會創投」的意義更在於不景氣時期創造社會公共智慧財，讓台灣能夠儘快地、強勁地從全球大衰退中復甦。

發表於2009/01/30聯合報名人堂

歐巴馬與美國精神的考驗

滿載著世人期望的列車將歐巴馬送到了華府。在寒風中，歐巴馬宣誓就任為美國的第四十四位總統。一個棕色皮膚的男人，將要領導白人主宰的西半球，這是種族傾軋的人類史上沒有過的事情。而一個有非洲父親和東南亞童年，又對自己身世和認同曾經深深迷惑的、真正擁有全球經驗的跨文化人成為美國總統，這更是一向狹隘、自我中心又缺乏敏感度的美國權力階層所不曾發生的事情。

非常奇特地，彷彿真的有所謂大眾的集體智慧一般，美國人民是在這樣特殊的時刻選擇了前所未有的新世代領袖。如果不是選出了歐巴馬這種非傳統的領導人，很難想像美國將如何迎向前所未有的挑戰－－從美式西方文明的觀點而言，公元兩千零九年的世界是傾頹的。不僅僅是金融風暴和經濟大衰退－－金融和經濟危機對美國不是新鮮事，美國曾經藉由二次大戰從大蕭條復甦，有如浴火鳳凰而更加強盛。美國此時的危機比過去更多、更深、更嚴重。

研究強權興衰而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對美國當前處境頗為悲觀，他認為嚴重的財政危機和軍力負擔可能使美國的國力一蹶不振。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曾說，美國的影響力在過去這幾年站在有史以來的低點，因為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我們只輸出恐懼和憤怒而不是（如從前的）希望和樂觀」。提出「軟國力」概念的哈佛大學教授奈伊則擔憂美國過度倚賴軍事和經濟的硬性國力，而忽略了道德形象以及文化魅力的軟性國力。一旦硬性國力衰退，則美國的領導地位就遭受威脅。

從國際結構而言，美國所面對的是自從冷戰瓦解後維持了十多年的單極體系是否能夠維繫的歷史挑戰。在小布希執政的八年內，美國過度急於鞏固這單極的體系，徹底忽略了領導需要溝通、互惠和道德，而非僅僅靠科技實力。美國在世界各個部分都遭遇到質疑，最嚴厲的是來自中東伊斯蘭世界，但是世界局勢最深遠的改變發生在亞洲。中國的崛起，可能根本動搖美國的領導地位。華府布魯金斯研究院的亞洲專家卜睿哲在歐巴馬就職前發表專文提醒新總統，要高度重視美國的軟國力在亞洲流失的問題。

美國做為二十世紀的全球霸主，最大的力量其實是來自其所宣稱代表的普世價值。美國的民主和平等的政治理想若不再為世人所欽慕，則美國就很難繼續以世界領袖的姿態進入二十一世紀。歐巴馬的當選和就職，證明了美國夢還存在，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美國理想。如同歐巴馬在就職演說所講的：「美國已準備好再一次領導這世界。」如果美國能夠再次站起，將證明民主制度能夠提供正確的領導力，也告訴我們普世價值的力量仍然強大。

發表於2009/1/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故宮文物永留台灣

台北故宮博物院長周功鑫博士將在二月訪問北京故宮，北京故宮院長鄭欣淼則預計在三月回訪。談的議題是十月在台北故宮的「雍正大展」，北京故宮初步同意將出借十餘件文物在台北展出。中國大陸媒體開始炒作故宮議題，中央電視台播出十二集的「台北故宮」。這時候，兩岸的媒體圈、文化圈都有些人提起了「故宮文物回家」這樣的話題。

兩岸故宮在分立六十年後的接觸，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重視，不僅因為故宮文物是人類藝術文明的瑰寶，也由於文物的流離遷徙是動人心魄的歷史劇，更因為故宮議題在兩岸之間逃避不了很深的政治意味。世人皆知國共內戰毛澤東與蔣介石爭正統，這批象徵中國法統傳承的皇家寶物之所在，相當程度地鞏固了敗退的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當初文物遷徙之時，鐘鼎玉石之所以特受重視，也在於其象徵意義。

然而故宮文物的遷徙，並不肇始於國共內戰，而是在一九三二年日軍窺伺華北即已開始裝箱準備。其後歷經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文物顛沛輾轉於大半個中國大陸，至一九四九年前後才陸續運抵台灣。因此，若謂故宮文物是被劫掠至台灣，是不合理的說法。事實是，如果沒有當初保管文物人員生命心血的付出，這批人類文明的珍寶不會保存得如此完整。今日中國大陸如果有人要求「歸還」故宮文物，是沒有道理的。

台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早已是台灣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也是幾十年來中華文化在台灣的最具體存在。故宮文物對於台灣人民的意義其實不在於甚麼清宮秘史，更不是這些寶物值多少錢，而是這是屬於我們的文化藝術，更是台灣的漢民族和其中華文化根源的接合點。台灣人民是不會接受所謂故宮文物是劫掠而來，將要歸還北京的論點。

中國政府領導者也該了解，所謂歸還故宮文物的政治意涵何在。中國可以考慮向西方民間收藏家或大英博物館等，商量購回流落在外的歷史文物，但是沒有任何理由來向台灣索討故宮文物。如果台灣是在文化大中華的範圍之內，而非中華之外，那麼沒有甚麼道理北京可以有故宮，台北就不能有故宮－－台灣人民最厭煩大中國主義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永遠是被支配的邊陲，不能是自主的中心。

另一方面，故宮珍寶在外雙溪被保管得相當好。台灣的中國藝術研究水平夠高，博物館專業的發展也跟上國際。就人類文明的視野來看，任何政權、任何個人或機構，都只是這些偉大文物的暫時保管者而已，沒有誰真的擁有它們。保管文物的真義在於了解和發揚其內涵並傳遞於後世。就這點，台灣絕對可以做得比中國好。

故宮文物沒有回家的問題。台北外雙溪就是故宮文物永遠的家。我們歡迎全世界的人都來這裡看看這些珍寶。何妨，繼續讓「北京有故宮沒有文物，台北有文物沒有故宮」，讓海峽兩邊都留個缺憾－－才更懂得尊重、善待彼此，也珍惜難能可貴的和平。

發表於2009/1/1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結束敵對狀態，承認中華民國

對於「胡六點」，馬英九總統沒有必要急著回應，放個幾週或幾個月再慢慢來談也不遲。但是我所看到的是，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問題是胸有成竹，有如甕中捉鱉；而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則緊抓著九二共識的符咒念念有詞，卻有任何可以被國民認知而形成共識的大戰略，只有一昧相信中共的善意和誠意。

我不反對中共確實有善意。但現在的情形是國民黨要員們紛紛向共產黨個別表態示好，而整個政府則是被中共牽著鼻子走。看下去，如果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有任何可能會符合台灣人民的期望，那麼唯有期待中共的善意會大到完全順應台灣民意－－也就是說，沒有理論、沒有戰略的國民黨政府的角色已經不相干了。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馬英九先生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接受目前兩岸分立是國共內戰的延續。馬英九或許要辯駁說他並沒有接受內戰延續論，但是宣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即是回到動員戡亂時期，那就是內戰狀態。內戰狀態如何有利於中共？僅看胡六點再次對兩岸分立定義為內戰狀態的延續，就可以清楚知道了－－我在這個專欄裡數度指出，內戰早已經分出勝敗，國民黨要接受內戰延續論，可以自行投降，但台灣人民與這內戰無關。

馬英九總統如果還在思索該如何回應胡六點，我建議，就以「結束敵對狀態」和「承認中華民國」為兩大主軸，也為台灣的立場畫下底線。「結束敵對狀態」是胡錦濤先生所提的，意指要簽訂和平協議才能結束敵對狀態。事實上，台灣早在一九九一年修憲終止動員戡亂之後，就已經停止了對中共的敵對。換言之，現在是他們敵對我們，不是我們敵對他們。馬英九該提醒胡錦濤：結束敵對狀態，是你們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

「結束敵對狀態」對台灣（中華民國）而言，即是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是叛亂團體，而是代表中國大陸的合法政權。更進一步，即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的建國，是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建國，相對於自從一九一一年就存在的中華民國，意味著什麼呢？有兩種可能，一個是取代，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消滅了；另一個是獨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佔有了大部份領土，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而中華民國還在，只佔有台澎金馬。

馬英九先生既然是中華民國的總統，想必認為中華民國還在。台灣（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結束敵對狀態，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已經承認了十八年。那麼，中國大陸對台灣結束敵對狀態，是否就該準備承認中華民國呢？那麼，內戰狀態是早已結束，還是仍然持續呢？是否要等到簽訂和平協議，才表示內戰結束？還是僅表示停戰？是不是要接受統一，內戰才真正結束？馬總統可以提出這些問題給胡主席。在那之前，自己也不妨好好想想。

發表於2009/1/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起業國之三：十萬青年十萬金

新的一年，在聲聲句句的「裁員滾滾」、「薪餉四成」下來到。郭台銘說景氣比大家想像的壞三倍，張榮發說明年下半年只會更淒慘。大三通、大陸市場當然好，但是救經濟不能只倚賴外力。台灣一定要自救，政府領導者必須用大計畫來提振人民信心！

政策的總目標應該放在兩年後的強勁復甦，鼓起人民對未來的樂觀預期，來帶動現在的投資和消費！最好的策略就是鼓勵大量微型創業！我認為，應該設定民國九十八年是「台灣起業年」，九十九年復甦，一百年加速成長，還能促進台灣產業的轉型。

強而有力的第一步：政府立即推動新台幣一百億元的創業貸款計畫。在超過五十萬的失業人口中，有許多是有能力、有積蓄、有創意、有勇氣的人，他們就是「台灣起業軍」。只要國家協助他們武裝，社會提供他們糧草，他們可以幫台灣打開一條生路！目標上，號召十萬個有志創業者，每人從十萬元的資金展開創業計畫。那就是一百億的資金動員，也是十萬個就業機會的創造！

行政院可以考慮對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再增資一百億元，並且提供極高的保證成數，讓承辦銀行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貸出百億元的「起業金」。配合創業者拿出來的積蓄及親友的投資或借貸，就可以動員出數百億的資金。

這每筆十萬元的創業資金，應該要可以用在各類型的創業和創新，不僅是一般的加盟店、網路購物、小吃店、攤商等，也可以使用在新發明、新專利、新經營模式，乃至創業者為了獲得更多創業知識和技能而去進修和考照等等。

在提供信保創業貸款以外，政府要與學校及民間企業合作，開辦微型創業所需的財務、法律及管理課程，也必須成立更多微型創業育成所；媒體也要提供對創業環境的大量報導和分析，使得每個創業者都在充分瞭解自身優劣勢，掌握所需知識和市場資訊之下，才展開創業。

台灣當然不可能憑空有十萬個創業機會，所以政府要結合民間力量去規劃引導，也要避免惡性競爭而造成更多倒閉。主管機關應該延聘有經驗的專家們來協助審查，且創業貸款的資源配置必須符合總體政策方向。這波微型創業潮，應該要針對在過去產業結構下社會未能滿足的需求，例如服務業品質的提升、社區照護、家居維修，以及有創意的、為舊問題提供新解決方案的創業計畫。

或許會有人質疑：為甚麼要政府用百億資金去提供微型創業貸款？要是賠了怎麼辦？事實上，政府打算花在面板和記憶體製造業的紓困金額動輒千億，所挽救的工作職缺只有幾千個，而且成效十分可疑。把這麼多錢交給幾個大老闆，不如分配給十萬個有能力的微型創業者，因為他們資源有限而且沒有退路，一定會更珍惜、更有效率地運用！

這正是自救的真義－－相信自己，相信民間的智慧，生命會找到出路。在全球大衰退陰影下，人民的自救已經展開了。從近來媒體報導我們看到許許多多微型創業者的奮鬥故事。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很大，政府對他們的幫助很少。這些在大衰退中創業的人們，是台灣新一代的經濟英雄。

台灣一定要自救－－用我們自己的資金、自己的人才、自己的創意。政府再投入百億信保，並提供微型創業輔導，以「十萬青年十萬金」號召「台灣起業軍」，可以讓失業者成為創業者，讓失信心的國人重振信心。這，就是台灣自救！

發表於2009/01/05聯合報名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