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台的和平發展階段論

馬英九總統就任後，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新時代急速發展的兩岸關係裡，不僅台灣有新的作為，中國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政策調整。為了適應這個新階段，也為了正當化諸多的政策調整，中共中央理論家及對台智囊們開始構築新的對台戰略論述，即是所謂「和平發展期」。

依據上海東亞研究所章念馳所長的見解，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的新兩岸關係論述已經構築完成，在此論述中，兩岸關係現在是「和平發展期」，是建立胡錦濤所提倡的「共同開創」、「共同享有」、「共同家園」、「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也是兩岸共同振興中華民族的過程。

這套「和平發展階段論」可能成為中共中央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對台政策思想主軸－－如果胡錦濤的對台路線可以延續到他卸任之後的話。「和平發展階段論」的重要意涵在於，中共領導人體認到、也能夠接受目前兩岸分立狀態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在他們的新理論裡，這段時期就是「和平發展期」，是在所謂「和平統一期」的目標實現之前「一個長長的歷史過度期」。

這段「和平發展期」有多長呢？中共理論家們沒有預估，事實上也不可能預估－－既然是和平發展，總要順其自然。訂下時間表，等於是限期動武，就不算和平發展了。但是他們並不急迫，因為在和平發展的框架下，中國將台灣視為等待捉拿的甕中之鱉，雖然時候未到，但只要耐心守候，總不會跑掉。

歷史階段論對於政治領導是十分重要的。將歷史劃分階段，表示對於未來的想像和期待，有別於過去，更代表新的勢力要走出新的路線－－因為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兩岸關係確實進入了新的階段，在擴大三通之後，交流已經是不可逆轉，兩岸關係從冷戰與圍堵的不正常狀態慢慢回復正常。

但是歷史是否如中共理論家腦海裡殘存的馬克思主義一般，是線性發展的呢？如果答案是「不一定」，那麼兩岸關係的階段論就可能是主觀期望大過於客觀預測。

確實，章念馳先生等人的論點，有些部分是頗為主觀的。對於台獨意識消亡的認定，可能是對台灣民意的認識不夠深入，或是把民進黨的勝負當作唯一的指標，而忽略了新世代強烈的台灣認同正在興起，也低估了反中民意的潛力。儘管台灣多數人已經接受兩岸交流的事實，但是對於統一的畏懼以及對於中國的排斥感並未降低，也未必會隨著更多的交流而降低。

台灣意識的持續增強，不必然就會造成兩岸關係走回敵意與對抗的老路。關鍵還是在於中國方面如何應對。如果中國領導者能夠接受以某種「大中華」概念來定義「一個中國」，則台灣與中國是可以並存共生的，這條「和平發展」的路途可以走得比較開闊，更可以避免歷史的波折起伏。

不論如何，兩岸除了和平，沒有別的路可走。就此而言，「和平發展階段論」是較為進步。要落實和平發展，中國政府很快會面對全面撤除武力威脅的台灣民意呼聲。中共要完全接受和平手段解決兩岸問題，兩岸才算是真正進入和平發展期。

發表於2009/7/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華台北與中國台北

奧會模式以及WTO模式，分別是台灣存在於國際組織的兩個主要模式。「中華台北」就是所謂的奧會模式。「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就是所謂的WTO模式。

這兩個模式，都是「台灣－中華民國」委曲求全的「假名」，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用盡各種手段杯葛，既不讓台灣以台灣之名，又不讓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加入國際組織，還要中華民國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代表權讓給「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更要求台灣被稱做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產生出種種奇奇怪怪的名稱。

換句話說，「中華台北」這個一九八一年洛桑協議所訂的名稱，本來就已經是北京施壓下妥協的結果。這並不是台灣人民所喜愛的名稱－－開甚麼玩笑，既不符合「第一社會」的期望（台灣），也不符合「第二社會」的理想（中華民國），更何況中南東部和外島人誰認同台北啊。

這個委曲求全的名稱，我們用了二十七年，算是對北京很配合了。沒想到在任何城市舉行奧運都可以，在北京舉行奧運，就要改成「中國台北」。這次不是我們要計較哪一個名稱，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欺人太甚。

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通訊社，把「中國台北」再改回「中華台北」，竟然引起國民黨中央和行政院的爭功，這也讓人民真的看清了現在的國民黨－－完全沒有一點捍衛中華民國的骨氣，比起當年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還不如。

中國台北與中華台北的爭議，除了暴露出現在的國民黨的性格以外，最重要的是顯露了值得繼續探索的一個大問題：中華不等於中國。

中華和中國是有差異的。而且這差異是台海兩岸都同意而且非常在意的。如果在北京的認知裡，中國就是中華，那麼他們沒有理由要把中華台北改為中國台北。如果在台北的認知裡，中華就是中國，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要堅持是中華而非中國。

也就是說，在這次的奧運隊名之爭後，兩岸發現了一個共識：中華和中國是不同的。中華顯然大於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體，只能代表中國而不能代表中華。台灣（某種意義上）願意自己是中華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寶貴的共識嗎？中國不等於中華，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那麼中華就還留有更大的可能性。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理解並接受這樣的觀點，豈不為兩岸的政治解決打開了重大的活路？

馬英九總統說，改回中華台北代表大陸釋出善意。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女士則說，中華台北不算善意。到底算不算善意？事實上，就看北京如何理解這中華與中國的差異了。如果不接受中國和中華有差異，那麼改來改去當然都不算善意。如果認為中國和中華確實有差異，那麼北京接受中華台北，就算是相當大的善意，甚至還帶點新意和創意了。

戰略明確才符合台灣利益

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或者是缺乏明確戰略方向，或者是刻意地採取游移模糊的戰術，不知道將把台灣帶到什麼樣的不利處境裡。對這個問題，我曾在這個專欄表達憂慮，有些國內的評論家也認知到這個問題並且加以批判（例如司馬文武先生在財訊雜誌的專論）。

然而即使有再多的專家評論，也不如重要外國政府的反應來得直接。由美國暫時停止對台軍售，以及日本駐台代表和多位相關人士發表的憂心台灣對日政策的言論，已經將馬政府戰略缺乏或戰術失誤的問題暴露得很明顯。

就任才短短兩個月，馬政府已經造成國家安全上重要友邦的疑惑，甚而可能採取政策調整，這絕對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馬總統本人，以及政府的國安和外務重臣們，好像認為他們做得很好，很得計。這是更令人擔心的情況。比如，馬總統曾親自說出，釣魚台事件之後，台日關係反而有正面的發展。但是日方所傳達的訊息卻顯然並非如此。相反地，台日關係正面臨必須好好修補的微妙處境。

簡化來說，馬政府有一種傾向，就是以為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甚至表現出一種台灣向中國傾斜的印象，會讓美國和日本感覺到壓力，因此反而要對台灣更好一點，給予的優惠更多一點。馬政府的謀士認為，釣魚台事件後日本的道歉讓步，正是這種策略操作得計的證明。殊不知，如果所謂的成果是藉由「聯中制日」而得到，則根本不會是好的結果。

道理很簡單，釣魚台並不是台灣的根本國家利益，但台日關係是。我曾寫過，台灣的國家利益可分為「釣、魚、台」三個層次：「保釣」（抽象尊嚴），「保魚」（經濟利益），「保台」（國家安全）。任何頭腦清楚的人都可以判斷，「保台」優先於「保魚」，「保魚」優先於「保釣」。台灣經由成熟有技巧的折衝，而能得到日本的讓步，當然是可欲的結果。但台灣對日交涉，應該以雙方共同利益為基礎，而不是以中國做籌碼。若自以為可以聯中制日，即使是做戲，也都會給台灣帶來後患。

美國和日本都不是在外交上接受被動處境的小國。如果台灣要玩中國牌，美日的反應不可能是予取予求。更嚴肅的是，台灣中華民國的根本生存，在短期內仍然依靠與美日的準安全同盟。更不要提，台灣和美日還有一層民主人權的價值同盟。馬政府的策略家們以為，我們可以在戰略上游移於中國和美日之間，以此從兩邊換取一些利益，這是令人驚駭的錯誤。

台灣在中、美、日之間，必須要有長遠而清晰的戰略，而且要將大國力量的平衡以及各方的利益都考量在內。台灣應該要主動，但不是讓人猜疑不知走向何方的蠢動，而是讓各方都明確知道方向的穩健前進。台美日關係穩固不意味著與中國對抗，兩岸關係增進也不必然造成台美日關係受傷。台灣帶著與美國和日本的共同利益，也就是穩定的台海和東亞秩序，朝向兩岸關係的改善，這才是對的方向。

馬英九是兩岸和平締造者嗎？

馬英九總統在接受CNN專訪時說，他是和平使者，不是麻煩製造者。這話不算錯。在陳水扁總統之後，大概也很難有台灣總統能夠為台海製造更大的不穩定。全世界都認為馬英九先生不會在台海掀起戰雲。

但是馬英九總統要了解，他要做的不是全世界的模範生，也不是華府和北京的乖寶寶。他是台灣的總統，他要做的是增進台灣最大的國家利益，而不僅僅是和平而已。和平，固然是國家利益中最根本的一項，但是坦白講，在兩岸之間要達成和平並不困難－－只要事事服從北京就可以了。

當馬先生還是在野的國民黨主席的時候，他可以附和著美國官員和學者，說些阿扁總統是麻煩製造者的泛泛之論。當他已經就任台灣的總統，他還自己說自己不是來搗亂的，這樣就讓人感覺比較無聊一點。總統代表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當然不是來搗亂的。這還需要總統親自表態嗎？

台灣的總統當然不是搗亂者。但也不僅僅是和平使者。台灣的總統必須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也是台灣最大利益的創造者。

為什麼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呢？又要如何創造最大的台灣利益呢？目前所有陳腔濫調的近程中程架構，都無法為台灣帶來永久的和平。美國人所提的架構，是美國人的利益，是要把台灣和中國暫時安置在一個美國所主導的亞洲秩序裡。台灣總統不是美國政策的執行者。台灣需要一個從台灣主體出發、有原創性的方案，能夠巧妙地維繫大國力量的平衡，又能納入兩岸民意的基本需要。由台灣人所設計的架構，才有可能是對台灣最有利的架構。

從馬總統就任兩個月的表現看來，他和他所領導的政府可能很難達到這樣的目標。馬總統在TVBS民意調查所顯示出來的低落聲望，固然主要因素不在兩岸政策，但是偏低的民意支持度是很大的警訊，代表馬總統大概不容易主導兩岸和平架構的創建了。

根本的問題出在馬政府缺乏一個宏觀、有戰略性、內在邏輯連貫的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理論。我曾經指出馬總統「一中各表」的表法是一個悖論。馬總統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但他也說過，中華民國是台灣。兩個等式放在一起，推出「一個中國是台灣」的荒謬命題。當然我們理解「一中各表」本來就是扭曲和勉強的事情，兩岸之間有太多不得已而違背事實的言詞。但是馬總統從來沒有讓人民搞清楚，他的戰略觀到底是什麼－－「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是國家目標？還是一時的辭令？

同樣根本的問題，是馬英九總統尚未獲得另一半人民的信任，而且這種信任的落差還在加速擴大中。在台灣的「第一社會」或者說綠色的選民裡，有非常多的人認為馬英九先生會向中國屈服。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為了保衛中華民國，馬英九是不可能不保衛台灣的－－因為中華民國確實就是台灣。但是馬先生沒有讓本土派人士了解到這一點，反而毫無招架地被戴上統派的帽子，這卻是他自己要負責的。更甚者，馬英九做為國民黨領導者，放任部份藍色政治人物挾中共之力來對付他，這如果他自己不放聲喊出來，誰也沒辦法救他。

馬總統的和平訊息，全世界早就已經收到了。但是馬總統如果沒有能力去做真正的和平架構的締造者，那麼就只好讓在野陣營以及民間來擔負這個重任。畢竟，國家是我們大家的。

馬英九該找誰溝通

大家都看得很明白：馬英九總統逐漸遭遇了國民黨內部的各種壓力。馬總統說，很抱歉沒有好好和黨籍立委溝通。事實上，問題不在於馬總統沒有和國民黨立委以及大老山頭勢力們好好溝通，而是他沒有讓人民大眾和社會力量明瞭：馬英九到底在想甚麼？他到底要做甚麼？他的堅持在哪裡？他的意志有多強？換句話說，他應該和更多的人民溝通，而不是那些惡形惡狀的國民黨舊勢力。

馬英九總統應該選對的人來溝通。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如果馬總統認為他的溝通對象是某些唯恐天下不亂，或某些唯利是圖和別有所圖的立法委員和國民黨派閥頭目，那麼很顯然是浪費了他的溝通誠意，那正是「失言」。比失言更糟的是馬總統將會辜負七百六十五萬票之中的大多數選民－－他們當初支持的是看起來不同於舊國民黨的馬英九，而不是受制於腐敗昏昧政客的馬英九。

如果馬總統看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民間力量、哪些社會領袖能夠幫助他－－不是幫他個人或國民黨，而是幫他找到領導國家的正確方向和方法，那麼他也會錯過了那些可能與他有共同理想而有可能從不同角度協助他成事的人，這就是「失人」。比失人更慘的，是讓其他有能力有理想的人最終只能對他絕望，逼不得已成為了他的敵人，讓我們的國家再度陷於無謂的鬥爭內耗之中。

馬英九總統該如何找到正確的溝通對象呢？不幸地，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總統跟他講話而不要跟其他人講話。到底該跟誰講話，只能取決於馬總統自己的判斷力。

馬英九總統所面臨的壓力，不僅僅來自國民黨內部。馬總統正在逐漸陷入一種茫茫然說不出所以的孤獨。當然，馬總統所經驗的，絕不像李登輝先生向日本作家上阪冬子所自況的「虎口的總統」那樣的險惡。畢竟馬先生是正統的「第二社會」國民黨之子，掌握政權對國民黨的權貴小集團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們很習慣，很comfortable，不像李登輝總統那麼臨淵履薄，性命交關。

但是馬總統所面對的不只是國民黨內部的暗鬥，還有一個對他缺乏信任感，並且可能會愈來愈反對他的「第一社會」綠色陣營。不僅如此，更有一個可能逐漸轉而把他視為新的首要敵人的中國共產黨。至於共產黨的影響力是否還只停留在海峽的對岸？這我們普通人就不得而知了。

馬英九總統腹背受敵的窘境會愈來愈暴露出來。他遭遇的問題絕不只是一般政客在媒體上所吵鬧的溝通不良或分配不均而已。馬總統所將遭遇的乃是極大的結構困境。弔詭地，李登輝當年還有個同情他的「第一社會」本土力量，透過巧妙運作這力量，讓他不僅逃過虎口還能推動諸多改革。馬英九呢？該找誰好好溝通？好好向民眾溝通，說明他未來到底有甚麼改革議程吧。

真實時刻的來臨

七月到八月，正如英文所說的 the moment of truth，是台海兩岸隔絕一甲子之後的真正關鍵時刻－－兩岸關係究竟將如何發展，真實的答案即將攤在我們的面前。

當然自從一九八七年台灣方面開放返鄉探親之後，兩岸就展開了民間交流；大量的台商台幹到大陸營生，相當數量的大陸新娘嫁到台灣，都使得兩岸社會在互動中逐漸變化。但是二零零八年七月的觀光、直航、人民幣的開放，以及八月的北京奧運，將會為兩岸關係帶來新一階段的影響。

真正的兩岸衝擊來了。兩岸的來往雖然已經極為密切，但都還是在某種間接、局部、不正常，或說不完全正當的氛圍之中。從台灣的立場來看，過去的交往都還是在某種心理的防衛之下進行的。但是七月到八月的新發展，卻是要求台灣社會撤除了心防，還在人民心裡給予對岸的中國過去所欠缺的近乎完全的正當性。

中國民航機直接飛進松山機場，兩岸的敵對印象將被幾乎全部抹除。印著毛主席畫像的人民幣在台灣可以兌換，甚至很有可能會在民間流通（在某些地方已經發生），這不僅是金融層面更是集體認同的衝擊。台灣人熱烈討論著陸客來台觀光，從前台灣人有錢做大爺的情況已經悄悄逆轉，變成了要去奉承討好大陸貴客。

北京奧運對台灣民心的衝擊更不待言。中國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的形象，會讓台灣人陷入某種新的困惑之中－－有的人感到與有榮焉，有的人趨炎附勢，有的人則厭惡排斥。

這樣的衝擊，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能夠好好面對嗎？我絕不是在散播某種恐共甚至恐華情緒。兩岸的交流是不可能阻擋的。兩岸並不處於內戰狀態。兩邊的人民都應該在正常而正面的態度下互相溝通。台灣人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也要給予合理的肯定。我甚至也不認為北京政府對台灣有著立即的武力威脅動機。

但是台海兩岸畢竟是非常特殊的關係。在馬英九總統聲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之下，我們該如何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如何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們的關係？在「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怪誕立場下，我們的政府、大眾媒體、教育機構對於兩岸的真實時刻所帶來的巨大認同衝擊，有沒有做好準備？對於我們的國民心理，對於我們的國家利益，到底有多少周詳的評估和應對方案？

馬英九政府顯然從理論到宣傳都沒有做好準備，甚至很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心理衝擊將對他們念茲在茲的「中華民國」將產生巨大的影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到底是甚麼關係？馬政府的理論家（如果有的話）從沒能夠講清楚。

政府都沒有立場，社會就很難有共識。領導者沒有發揮領導力，媒體又徬徨失措－－有的電視台把陸客說得好像蠻族，有的又當成是救世主。整個台灣社會在面對這新的情勢時，卻竟沒辦法拿出個不卑不亢的態度來。

釣魚台問題的理性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認為國家的行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極大化，國家的決策是理性的。姑不論政府決策者往往將個人或政黨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的前面，或是政治人物或官僚很可能無知愚昧；在大眾媒體與民意政治的時代，國家決策理性的假說無異於神話。刻正發生的關於釣魚台的國際爭議足以證明這點。

不僅僅是台灣。這次釣魚台爭端，最為失策的是日本政府。從理性的預設來看，日本國應該是各方之中最不應該在此時挑起釣魚台爭端的一方，也是爭端擴大後將失去最多的一方。

首先，日本實質控制了釣魚台，而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台灣，以及透過宣稱擁有台灣而間接擁有釣魚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短期內都不可能以武力去討回釣魚台。只要時間拖得夠久，在國際法的立場上對日本更是有利的。純就釣魚台本身而言，日本毫無理由在此時挑起爭執。

其次，日本正積極與中國改善關係，照理說不應在此時挑起敏感的釣魚台問題。上個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才正式訪問東京，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十年來首度訪日。日本亟欲得到中國支持「入常」──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務理事國；日本也初步達成協議與中國共同開發東海的「春曉」油氣田──再往南進一步共同開發釣魚台的油藏並非不可能。也就是，此時日本與中國有足夠的共同利益要去追求，在釣魚台引起主權爭端對日本沒好處。

有些評論者用很大的陰謀論，指日本是故意撞船，挑起日中台三方爭端，這是很難合理化的推測。釣魚台爭端一旦擴大，日本的損失必然最大。釣魚台問題直接牽涉中華民族主義的仇日情緒，日本若在釣魚台問題上與台灣衝突，必定引起台灣之親中統派激進化，鼓吹結合大陸，兩岸共同抗日保釣。事實上，這樣的情緒和行為已經在發生。

兩岸分立是符合日本利益的。在海峽兩會復談兩岸關係改善的此時，日本的合理反應是憂心兩岸關係過熱，沒有道理還用釣魚台事件來給兩岸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提供動員的議題。

說撞船事件是日方陰謀策劃，實在不合理。但是日本政府對此事的處理態度顯得十分愚昧可惡。對日本來說，盡快息事寧人應該是最佳收場。結果日本政府沒有在最快時間內道歉賠償，讓台灣的反日保釣有機會增溫，結果對台日兩國的政府都造成壓力和困擾。日本船艦惡霸暴行在先，政府處理失當在後，往後還有多少惡果要吞，都怪不得別人。

回頭來看台灣，急著要馬英九總統表態的激進中華民族主義反日派，其頭腦缺乏理性也是十分明顯。這些人在國內（或出海）的示威、媒體作秀，能夠爭得回釣魚台嗎？民族主義所能夠施壓的對象永遠只是本國的政府，而不是所謂外敵。馬英九是一個親日的領導者嗎？如果不是，這些人吵鬧是要馬英九怎樣呢？另外一個解釋，就是這些人的目的是藉此搞兩岸民族主義大串聯。如果他們的動機如此，那就只好看中共是否領情了。我猜，有理性的中國領導者會先選擇繼續改善中日關係呢。

由台返華的國家機器

外交部通令外館改稱「訪台」為「訪華」。新聞局長史亞平女士說，外交部每隔一陣子都會檢討對外名稱使用問題，外交部會權衡國際局勢、兩岸情勢，提出正式名稱的建議方案並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國內外局勢選擇適用且大家能接受的名稱。外交部長歐鴻鍊先生卻說，這是為了配合新政府的九二共識大方向。出身外交部的史亞平局長說的這是外交官話。歐鴻鍊部長自己講的才是事實。

我們的政府文書以及媒體用語，從「華」到「台」，走了漫長的數十年。這是一段發現自我的旅程，也是一段走向真實的旅程。好不容易，大多數人都接受了我們是「台」。一九四五年之後來的「第二社會」人，只要一「回」到中國，就知道自己是「台」，回家，就是返台。而不論是一九四五年前後來的，或是無所謂兩個社會歷史的新世代，只要一離開台灣去到外國，就知道我們是「台」，而且只能是「台」，既不能代表「中」，也不能代表「華」。

今日支持用「台」字的人，未必是反「華」－－不是反對中華民國，不是反對台灣做為華人國家，也不是要「去華人化」。同樣地，將海峽對岸稱為「中國」，也是一段面對現實的旅程－－從認定那是叛亂團體，是「匪」，到承認那是一個獨立於我們之外的國家，擁有合法的政府（不論是不是理想的政府），我們應該正面與之交往。這當然更不是反「中」。

支持「台」的人，是誠實、務實的人，也是愛這個土地的人。他們極可能是台灣的大多數人，他們在總統大選中可能投票給謝長廷先生，也很可能投票給馬英九先生。馬總統不可能這麼快就忘記他在總統大選裡口口聲聲的台灣台灣。

「台」並不否定「華」，卻為什麼我們的國家機器要用「華」來取消「台」呢？馬政府上任才兩周多，我們的外交部就要逆轉從「華」到「台」這段走了幾十年的真實之旅，這絕對不是如史亞平局長所說的例行檢討選擇適用－－根本和友邦外國都無關，也不是技術問題，完完全全是個國內政治的問題。歐鴻鍊部長講了老實話，為了要配合九二共識大方向。

配合九二共識大方向，為什麼就得「離了台，返了華」？原因在於馬英九總統的一中各表有錯誤，而且和他的國家論述有內在邏輯的矛盾。

什麼是九二共識的大方向？應該是指一中各表。一中各表該怎麼表呢？馬英九總統的表法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樣脫離現實的表法，擺明了這一中各表並不是表述現狀，而是表述法統之爭，也就是國共內戰狀態的延續。以這種一中表法的邏輯，北京自然不代表「華」，台北才是「華」。到台灣來，就不是訪台而是訪華。

然而馬總統卻也認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是台灣」這兩句陳述如何可能同時為真－－將兩個等式連在一起，將推導出「一個中國是台灣」這樣的荒謬命題。

台灣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陸委會、新聞局乃至所有的駐外和涉外機構，顯然要陷入一段時期的頭腦混亂。空間感錯置的「由台返華」只是發作的症狀之一。這樣的混亂，必要等到馬總統將他的國家論述重整並尋求社會共識之後，才有可能逐漸清明起來。

國民黨人的三個共識

再度執政的國民黨人，擁有一套散亂蕪雜的意識形態。國民黨的思想柱石不再是三民主義，而是三個共識：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以及他們念茲在茲的九二共識。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指的是一組財政和貿易政策的指導原則，由設立在華府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向世界各國強力推銷，因而得名。華盛頓共識的最大特色就是自由化、自由化、自由化－－貿易的自由化，開放外人投資，產業的解除管制等等。簡化地說，華盛頓共識就是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基礎。

台北的國民黨人早已經不是三民主義者，正如同北京的共產黨人也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但共產黨人至少還在口頭上堅持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像國民黨人早已毫無愧色地說自己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者了。在陳水扁總統八年執政期間，國民黨人大力抨擊所謂鎖國政策，上上下下把自由化的簡單教條琅琅上口，華盛頓共識遂主宰了國民黨人的經濟思維。

當然，國民黨過去是官僚資本主義，並不真的主張經濟自由化。即使現在，從嚴格的定義上講，馬英九政府的經濟政策也不是典型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除了自由化以外，還要求嚴格的財政紀律，也就是反對過高的財政赤字，要求政府削減公共支出。在這一點上，馬政府的一千一百四十四億擴大內需案，正是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即使馬政府的經濟學家可能是凱因斯主義者，國民黨人的一般思維仍是氾濫成災的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出自投資銀行高盛公司的一位研究顧問在2004年所撰寫的文章，大意是中國已經摸索出一套與世界不同的發展模式，與華盛頓共識所建議的政策不同，而仍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中國企圖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等區域合作機制，形成一種不受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這也是某種挑戰了華盛頓的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本來是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既然如此，台灣的國民黨人為什麼會同時服膺兩種對立的思想呢？國民黨人對於中共似乎展現出無力抗拒的順從，對於北京所企圖建構的世界秩序也有一種幾乎不加思索的接受態度，這就是國民黨人的北京共識。中國前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在接待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時候說，「堅信兩岸正確的歷史一定夠繼續寫下去，美好的願望也終能實現。」吳伯雄和整個國民黨訪團沒有人質疑：正確歷史是誰的歷史？美好願望是誰的願望？

至於九二共識呢？我在這個專欄曾經指出，兩岸復談可能建立在某種一中，但是某種一中未必是各表，也未必需要九二共識。馬英九總統對於九二共識的執著，到了令人費解的地步－－馬總統幕僚首度砲轟民進黨蔡英文主席，主旨竟然是捍衛九二共識。連吳伯雄主席所率領的國民黨訪問團，到了南京中山陵，要爬三百九十二個階梯，都能夠扯到九二共識，可見九二共識已經構成國民黨人某種莫名奇妙的信仰。

國民黨人擁抱的華盛頓共識，代表一種天真無知極簡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思維。國民黨人擁抱的北京共識，代表一種對北京所展現之大國實力以及區域雄心毫無反抗的順服態度。國民黨人所擁抱的九二共識，則代表著一種目標含混不清或是僅求短期效果的策略思維模式。抱著這三種共識當作思想中心的國民黨，將會令台灣有識者非常地憂心。

蔡英文和她的另一半

上星期在這個專欄談到馬英九先生與他的另一半。我指出，馬總統要重視三種另一半：弱勢的那一半、綠色的那一半，以及從根本去消弭台灣分成兩半。從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中，看得出試圖去照顧到前兩種另一半，但是卻沒有講到如何讓台灣不要分兩半－－只談遵憲而迴避修憲，不可能解決藍綠對立的結構性問題。但願這只是馬總統此時的意見。

在馬英九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的次日，蔡英文女士正式接任了民進黨第十二任的黨主席，同樣蔡主席也要面對這一半和那一半的人民。

蔡英文主席當然知道，那沒有投給民進黨的七百六十五萬人，基本上已經不願意聽民進黨說些什麼，也不在意民進黨做些什麼。未來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得到其中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民進黨以及蔡主席極大的挑戰。至於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又牽涉到蔡主席如何對待屬於自己陣營的那一半。

蔡英文主席所承接的是陳水扁總統留下的殘破民進黨。陳總統所留下的不只有分裂為藍綠兩半的國家，還有分裂為挺扁和批扁的泛綠陣營。民進黨這四年來陸續地逐出了許多對台灣有奉獻、對民進黨有功勞的真正的民主運動者。

蔡英文女士加入民進黨的時候，是民進黨擁有政權的時候。蔡女士所熟悉的民進黨人，是在扁政府擔任高官的少數人。蔡女士應該不至於以為那就是全部的民進黨，甚或是民進黨的主流。事實上，這幾年內批判過陳總統、反省過扁政府作為的，往往才是最具有黨外精神的真正民進黨人。而這些人，很可能才是對那另外七百六十五萬人還有一點公信力和說服力的人。蔡主席若能夠尋回這些人，就有可能取信於那另一半人裡面的一部分。

要尋回這些有黨外精神的民進黨人，還要和那七百六十五萬人對話，蔡主席可能也要面對一點黨史。民進黨的歷任黨主席，退黨的比辭世的還多，活著而又還沒退黨的很少。民進黨有種成王敗寇的文化，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黨的歷史都依照權力而改寫了。蔡主席應該在他能夠承受的壓力範圍內，去平反幾位在權力鬥爭上落敗而受到污蔑或被視為寇讎的領導者。蔡主席應思考如何在民進黨的歷史上正確評價許信良的「新興民族」路線，甚至勇敢重新定位施明德與「紅衫軍」運動，振奮被陳總統所氣餒的人心。

和對馬英九總統提的建議一樣，我認為蔡英文主席最該重視的另一半人，還是社會弱勢者以及還沒有投票權的未成年國民，甚至還沒有出生的未來世代。民進黨未來的政策路線，要站在這另一半人的立場，強調教育品質提升、環境的永續維護、社會安全體系及國家財政的健全，還有兩岸的永久和平。這些是民進黨突破一半的重要工作。

蔡英文主席也必須重視修憲。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擁有立法院的絕大多數，技術上而言國民黨不需要民進黨任何的合作，要通過什麼法案，只要自己按鈕表決就可以了。事實上，現在民進黨立委所提的很多議案，已經受到國民黨籍召集委員的冷漠對待。民進黨幾乎在立法院淪為一種不相干（irrelevant）的角色。這種情況只有修憲才能打破，也唯有修憲，民進黨才能重獲對政治大局的影響力。現在看起來，打破國家分成兩半的局面，對民進黨是更為攸關自身命運的。

馬英九與另一半人

下個星期馬英九先生就要即位總統。不久前，有一位英文雜誌的編輯要我談談馬英九與另一半台灣人－－也就是，馬總統該如何對待那五百四十五萬沒有投票給他的選民。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議題，所以在這裡把淺見也分享給國內的讀者。

首先我挑戰一半人的定義。我認為，馬先生最應關心的不是投給他的這一半人，也不是沒有投給他的那一半人，而是那一半不論誰當選都沒好處的人－－處在M型社會底端的弱勢者，以及根本沒有投票權的下一代。這一半台灣人的處境，構成了馬政府絕大的挑戰。

馬政府絕對不是個承平的朝廷。今年，世界各地天災頻仍，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糧食整體供應不足，能源價格飆漲，美國和日本都擔心陷入長期經濟衰退。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九萬兆」團隊的目標設定在成長率百分之六，失業率百分之三，還得開始籌建十二項基礎建設，非常地艱難。與中國經貿的進一步開放是不可避免的。開放經濟的受害者以及原有的弱勢者，最需要一張社會安全網把他們接住。即使財政艱困，馬政府絕對要把建立穩固、可長期維繫的社會安全體系，當作是施政的最優先項目。

其次，是一般定義下的所謂另一半人－－綠色的、獨派的、反國民黨的，絕不少於五百四十五萬的「第一社會」人。馬英九先生必須認識到，他所熟悉的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家論述、台灣歷史論述，是有嚴重殘缺的。馬總統應該努力建構新的台灣國家論述，調和兩個社會的觀念和情感，「安頓」歷史的痛苦和未來的不安。

就這方面，馬先生的工作就不僅僅是針對沒投給他的那一半人，而更是要面對那投給他的七百六十五萬人裡面的「第二社會」強硬派，教育他們、說服他們，讓他們接受一個符應現實的台灣國家主張。這樣，另一半人也就會信賴和接受馬英九。

再者，在面對這一半和那一半的同時，馬總統也該想得更徹底：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永遠一定要分成兩半？我一再指出，台灣社會的兩極對立有歷史的根源也有制度的因素。現在的兩大黨，代表了台灣戰後歷史上的兩個社會，也寓含了統獨的對立。

馬英九先生若有心從根本去改變這結構，就要推動修憲，從調整選舉制度來打破兩大黨體系。一旦成功，台灣社會就不再有永遠的這一半和那一半，而是有很多的多元組合，多元比兩極更能促進社會團結。

馬總統如何對待另一半人？答案和方案就在這裡了：加強社會安全體系，建立新的國家論述，以及修憲重構社會團結。

也是在下個星期，獲得那另外一半人選票的民主進步黨，將選出新的黨主席。如果蔡英文女士當選，他的挑戰也是民進黨如何面對另外一半人－－那七百六十五萬不投給民進黨的台灣人。如果民進黨由回頭派人士當選黨主席，那麼民進黨大概就不必面對另一半人了－－在某些人的眼裡，只要不投給民進黨的人，就不算是台灣人；既然不是台灣人，那又何必理他們。

因此，在民進黨主席選舉揭曉後，下周的專欄，我們來談：民進黨新主席與這一半或那一半人。

兩個內閣人事與社會共識

即將出任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江宜樺先生，是國內極優秀的中壯代學者。他的研究主題是自由主義。在他幾年前的一本著作「自由民主的理路」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在心裡對自己講：我將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以畢生的精力研究自由主義，促使我的國家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江宜樺是一位融合了西方理性思想與東方君子人風格的知識分子。認識江宜樺的人，大概都不會懷疑他講這段話的誠懇性。令人難免有點困惑的是，行政院研考會與現代化效率國家很有關係，但是與自由民主國家的關係是甚麼？研考會的主要職掌是行政院各部會的執行進度管考，找一位公共行政或企業管理的專家來擔任，很合理。但是為甚麼由政治哲學學者江宜樺來出任呢？

我的主觀願望是，江宜樺出掌研考會，是為了評估修憲、準備修憲。江宜樺教授在受訪時說：「以兩年為觀察期」，「憲法也不是不可能修得更合理。」如果馬英九準總統真的打算實現在二零一零年檢討修憲的承諾，那麼劉內閣找江宜樺擔任研考會主委，就看得出道理來了。

台灣的現行憲法是否保障了自由民主？還是如（保守派的）自由主義者所擔憂的造成了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現行的總統選制、中央政府體制以及國會選制，是化解了族群差異還是更激化？是整合了國家認同還是更分歧？是讓治理更有效能還是更紊亂？這都是江宜樺教授所關注的議題。要是馬總統真的有計畫修憲，那麼江宜樺主委在研考會就有很多的準備工作要做了。

至於將要被任命為陸委會主委的賴幸媛女士，比江宜樺先生獲得了更多的注意力，也引發了江宜樺的任命所沒有的爭議。準總統馬英九先生為了賴幸媛的人事案，還親自出面解釋。馬先生說：「國內如果爭吵不休，沒有辦法跟對方談判，我煞費苦心，尋求國內共識。」而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對於擴大兩岸政策的社會共識基礎，有很大的幫助。」

姑不論賴幸媛女士是否最適合的人選，馬英九準總統的苦心－－為了要尋求國內共識，這方向是對的。只是，在台灣還停留在戰後歷史上兩個社會的對抗裡，而新的、包容性的國家認同還沒能夠建立起來，特別是在兩岸問題成為政黨區隔主軸的情況下，只憑一個陸委會主委的任命，是不可能真的擴大甚麼共識，最多只是多一個人幫忙解釋背書而已。甚至這個幫忙背書的人有沒有說服力，還是另外的問題。

馬英九先生就任總統以後，不論是做一任或做兩任，如果他已經有念頭要留下最大的政治建樹，那麼大概是在修憲以及兩岸關係這兩件大事。馬總統的第一個內閣很重要。如果準備修憲，找江宜樺入閣是對的。假使修憲能夠推動成功，建立新的政黨體制，超越兩個社會的對立，那麼馬先生所憂慮的國家認同、社會共識，也會有長治久安的解法。事實上，要讓台灣社會有真正深遠、穩固的共識，非修憲不可。至於短期內為了兩岸對話，新的陸委會主委就只好背負起不可能的任務了。

一中各表需要什麼共識

博鰲論壇閉幕，蕭萬長先生看似頗有斬獲，國民黨人謂此是「九二共識」有效的證明。然而，馬英九先生對於「九二共識」過於執著，卻忽略了真正的本質問題，這讓即使樂意看到馬政府有所作為的人，都無法不感到憂慮。

在當選的第二天，馬先生就急不及待地在國際記者會上說，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上重開兩岸對話。或許馬先生認為這是他的一貫主張，而既然他獲得了七百六十五萬票，也就代表了他的政見獲得選民的授權認可。但是這裡有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我們都厭煩了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前後任總統沒完沒了地爭辯究竟有無「九二共識」。假定有，假定「九二共識」並非事後創造而是確有其事，但是這個所謂共識發生時，台灣連立法院都還沒全面改選。台灣真正進入政黨政治是在九二年之後。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兩岸關係極為重大的因素。但是「九二共識」的支持者，似乎完全不考慮其是否具有民意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事後台灣人民好像都沒法對這個「共識」置一詞。

一九九二年距離今日已經十六年，其間中國、台灣雙方內部以及彼此之間，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今日兩岸若能夠重啟對話，當然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也有此基礎，而不是因為十六年前的共識。當年有沒有「九二共識」，其實都不是今日能不能重啟對話的原因。重啟對話的機運，可能是因為新總統的當選，而甚至未必是「一中」。

當然，馬英九先生可能認為兩岸不能再等、不能再觀望。馬先生或許認為，過去十幾年經驗足以證明台灣非得要接受「一中」不可。也有可能馬先生在心底深處就認定，即使不是為了重啟對話，台灣本來就應該要宣示「一中」。即使如此，馬先生都沒有必要在當選第二天就急著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馬先生該怎麼做呢？他應該善用就任前的時間，尋求社會共識，去找到「某種一中」的「表」法。因為他是候任的國家元首，他不需要扮演兩岸問題專家。他不必講「各表」，他只要在適當的時機，直接去「表」就好了。例如謝長廷先生甘冒民進黨內大不韙而說出「憲法一中」，難道真的是要談憲法的問題嗎？其實「憲法一中」不就是謝長廷的「表」法嗎？

馬英九先生所需要的其實不是「九二共識」，而是台灣人民對於「一中表法」的共識。也就是說，「一中各表」的問題，其實不在於「九二共識」是否存在，而在於其所「表」的「一中」是個甚麼樣的「一中」。

「一中表法」有很多，可以用既有的，但最好是新創，要能夠維護台灣主體性以及兩岸對等。很不幸地，馬先生選擇了相當差的一種「一中表法」，那就是退回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表法。這個表法的錯誤和倒退性，必須以另文評析。無論如何，這種「一中表法」，很弔詭地，是和博鰲論壇上蕭萬長先生所提的十六字方針的第一句「正視現實」完全違背，也幾乎可以斷言，不可能得到台灣人民的共識。馬總統必須在就任前修改理論。

被遺棄的公投

最後一個星期日的喧囂裡，有的喊逆轉勝！有的喊向前行！六天後，大家等待新總統的產生。但是合併舉行的公民投票呢？現在幾乎已經可以斷定兩項公投案都不會通過。

任一公投案要通過，必須要有八百萬人去領票和投票，其中半數以上，即四百多萬公民投下同意票才能過關。三月二十二日，入聯與返聯兩個公投案，各自與一位總統候選人掛勾，而任一位總統候選人都不可能動員得到八百萬的選民。民進黨還在做最後努力，呼籲自己的選民能夠領兩張公投票，希望以此換取泛藍選民也能夠支持民進黨的台灣名義入聯案。無奈國民黨並不領情，國民黨不僅不可能支持民進黨的入聯案，連自己所提的返聯案也要遺棄不管了。當國民黨消極抵制兩個公投案，也就是暗示支持者都不要去領公投票的時候，這兩個案就已經宣告失敗。

從二零零四年合併總統大選的加強軍備、和平談判兩案，到今年初合併立法委員選舉的討黨產、反貪腐兩案，以至於下週將合併總統大選的入聯、返聯兩案，六個全國性公民投票，沒有一個不是為了選舉動員而產生的，也沒有一個投票結果真的能夠反映民意。代表直接民主的公民投票被蹧蹋到如此地步，可以說是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挫敗。

二零零三年，公民投票法在連戰與陳水扁兩位總統候選人所領導的兩黨國會黨團，雙方你來我往，機心用盡之下終於勉強通過。民進黨隨即宣稱這部公投法是鳥籠公投法，是為了封鎖人民的公投權利而非保障公投權利。陳水扁總統以此為由啟動所謂防禦性公投。若要說陳總統的違法濫權，這才是他八年總統任內最為膽大妄為的違法行為。

無論如何，從二零零四年三二零公投的經驗中，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部分領導者似乎得到相同結論，即公投是民進黨的選舉利器．於是民進黨重複使用此一利器，而國民黨則想盡辦法抵制公投或削減公投的威力。

公投不僅成為民進黨對付國民黨的利器，更是民進黨黨內鬥爭的工具。入聯公投確確實實是民進黨總統初選的產物，當時的主席游錫堃最需要逆風前進，便發起此一公投連署，用以對付謝長廷、蘇貞昌．謝蘇二人成為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以後，只好概括承受。謝長廷從一開始就不曾全心贊成此一公投，他理解用公投作為內部對抗的武器，結果將傷害國家形象和實質對外關係，但是他有苦說不出。現在這個公投案，已經看不出對他選舉有何好處，徒然留下荒謬而已。

最令人痛心的是，這些由不負責任政客所發動的公投案，其投票結果沒有一件能真正表達台灣人民的心聲。台灣人民想不想參加聯合國？如果可能的話，當然想。三月二十二日的投票結果，能夠表達這樣的多數民意嗎？大家都知道，大概是不可能了。這不僅是兩大黨為了選舉操弄公投，遺棄了直接民主的理想，也是台灣人民的真正心聲被遺棄。說是要表達國民共識，卻偏偏要在兩個政黨、兩個社會的鬥爭架構裡進行，結果本來好好的共識就被拆裂、毀滅。這樣傷害台灣的操作，可以再繼續下去嗎？兩位總統候選人，在一週後，您們願意攜手挽救嗎？

沒精神的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還有不到二十天，卻很少嗅到興奮的氣息。身邊的友人幾乎沒有熱心投入的，甚至連談論都有氣無力。我所認識的綠營人士多在批評謝團隊或扁政府，而藍營人士則抱怨馬英九。到底有多少人對這個選舉仍抱著熱情？

如果有人在九零年代初，告訴二十多歲而熱衷於甚麼都民選的我，說總統直接民選選到第四次，就已經會讓人們覺得厭倦──當時的我絕對不會相信。但是現在的我已經決定這樣說：真希望這是最後一次總統直接民選。

自己國家的選舉很無聊，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到了美國民主黨的黨內初選。原因在哪裡？因為那邊有CHANGE。歐巴馬的競選，看起來還真的像是逆轉勝。已經有極多的美國人，尤其是青年世代開始呼應歐巴馬的訴求。歐巴馬能否勝出，又能否真的帶來改變，我不知道。但是政治能給人感動，特別是能夠給年輕人感動，這真的是解開時代憂鬱的良方。

有沒有人發現？台灣正處在解嚴之後最為沒精神的年頭。一九八七年解嚴，步向快速民主化以來，我們的社會長期處在亢奮之中。解嚴二十年是天真年代的終結，許多台灣人對於改變已經不再期待。因為本來說要變的結果都沒變，就算還要變，事實上也不太知道要往哪個方向去變。

謝長廷提出了「台灣維新」，這是很能打動我的口號，比起一個簡單的CHANGE要有深意得多。問題是，維新不可能是一場選舉。如同魏千峯律師曾經為文指出的，台灣維新需要各個領域的菁英們投入去創新、去改革。在維新運動中，政治領導者要能夠啟發！點燃！Inspire！然而諸多民進黨領導者的作風，只能澆熄民間維新志士們的熱情而已。

馬英九呢？就算是願意支持他的人，也應該要問清楚：馬英九究竟是要往未來改，還是往過去改？恐怕很多人都擔心他會往舊的方向去改吧。

台灣的總統選舉，勢必仍在舊議題上打轉，就算下次也一樣，下下次也一樣。想要看到振奮人心的CHANGE？很難。為甚麼呢？因為現有的兩大政黨，僅代表了台灣戰後歷史上兩個社會對立的遺緒。這兩個政黨不會有願景，因為他們有過去的幽靈死抱著大腿，根本難以邁步向前。

台灣的總統大選不僅很難帶來重大的改變，甚至可以說這樣的總統選舉就是台灣沒法CHANGE、沒法維新的原因。每次總統選舉都是歷史問題、認同問題的總對決，就是兩個社會的對抗。新的第三社會，在總統直選和兩黨對峙下難以興起。

所以，不只是說這次總統大選很沒精神，甚至該說總統大選會讓台灣越來越沒精神。兩黨的小集團們繼續剝削著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以便持續進行民主內戰，這樣的選舉只會讓人沮喪，怎麼會有精神呢？除非在下次總統大選時，合併舉行多黨議會內閣制的修憲複決公投，讓人民參與整個國家願景的重構，那才會帶來興奮的CHANGE！

總統候選人該談而沒談的憲政問題

上周末的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兩位候選人回答了二十位公民提問。提問的內容包括了通貨膨脹、排碳減量、農民與農業、同性戀權益等。有公民要求總統候選人政見沒兌現要捐薪水，也有公民問總統候選人何不吃素。準總統們被要求答覆的問題，可以說相當地多元，幾乎是包山包海，但我反而擔心他們講了太多不該他們講的話題，開了太多不該他們開的支票，但是卻遺漏了一個總統候選人最該表態的問題，即是他們的憲法見解以及憲改主張。

為什麼公民提問人裡面，沒有一位提到憲政問題呢？我猜，因為在某種對公民社會的想像裡，這種太「政治」的問題不是一個好公民應該去關心的。好公民應該去關心弱勢，但不該太政治化。殊不知，憲政問題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弱勢議題。為甚麼是弱勢議題呢？有兩層意義：第一，認真關心憲政的人其實很少，總數比樂生青年還少，憲政議題本身就是弱勢；第二，憲改意味著中央政府體制的釐清與政黨體系的重建，而這二者都會影響公共政策的產出，當然也就關係著弱勢權益和進步的社會價值。

公民提問人沒問，但是兩位總統候選人卻不能不主動表態，因為總統候選人的憲法見解與憲改主張實在太重要。謝長廷先生和馬英九先生如果認為現行憲法是某種雙首長制，或者說如果認為行政院長在政策上還有點角色，那麼他們兩位就該考慮：總統候選人是不是宜於全面性、無保留、鉅細靡遺地開立政策支票。

謝長廷先生在二零零五年出任行政院長之時，曾明確告訴社會，他不會是陳水扁總統的執行長。如果他當了總統，他是否還接受這樣的憲法見解？如果他當選，要提名國民黨人士組閣，是否表示行政院長是政策負責人？屆時國民黨人的閣揆要實行誰的政策？謝長廷的憲改主張又是否與民進黨相同？到底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

而馬英九先生曾經承諾，當選兩年後要檢討憲政問題並考慮修憲。如果馬英九當選，因為國民黨擁有國會絕對多數，他將成為最有力量的修憲強人。固然總統並非修憲機關，但卻是實質的政黨領袖，可以推動修憲。馬英九為什麼不能在總統選舉前告訴人民，他到底要不要修憲？修憲方向是甚麼？

兩位總統候選人應該都很清楚，現行的憲政體制有極大的問題。陳水扁總統過去七年多來所遭遇的窘境，有些是他自己該負責，但有些則是制度紊亂不明所導致。謝長廷和馬英九敢不敢去面對憲政問題？為甚麼不承諾要推動修憲？或者他們打算隨著陳水扁總統的前例？不需要公民提問，兩位都該主動講出來。

制度殺人！

制度殺人！看起來很驚悚？並不是。古往今來，殺最多人的都不是人，而是制度。

歷史上的各種獨裁制度殺人如麻。奴隸制度幾千年來在世界各地殺了無數人。聯考制度殺過人。醫療制度殺過人。交通法規制度殺過人。循環利息制度也被要求扛起好多條人命。

制度殺人不奇怪，奇怪的是為什麼制度可以連續殺人。既然制度是人訂的，為什麼殺人的制度不能夠改？我們就要去看看：是誰站在殺人的制度後面，是誰教唆它殺人、包庇它殺人。

如果國務機要費、首長特支費的制度殺人，殺的可能是幾位天王的政治生涯，或是六千位高階公務員的第二生命。但是台灣的制度裡還有殺業更重的，那就是我們現行的錯誤總統制和兩黨對抗體制。如果我們把全部的精神都拿來對付國務機要費、首長特支費以及主計制度這些問題，就會縱放了殘害台灣民主生機的現行憲政制度。

設計不當的錯誤總統制，給予總統任命行政院長的絕對權力，行政院長對於總統的任何命令只能維維諾諾，無法做長遠的政策規劃，也無能力捍衛內閣部會的政策措施。而總統所有的資訊和建議只來自少數幕僚或民間親友，當然就導致決策過程神秘化與個人政治利益取向。

更為可怕的是贏者全拿的總統制，和即將實施的將藍綠對抗制度化的國會新選制，兩者合在一起將更加激化國內的政黨對抗和族群對立。以國家認同為分界的社會對抗，造成公共政策優先順序的錯亂、政府資源的錯置。這種制度繼續搞下去，社會動盪、經濟遲滯、人心痛苦，還怕沒有更多的台灣人被制度所殺嗎？

奇怪的是，陳總統和馬市長這兩位差點在國務機要費、特支費問題上斷送了政治性命的領導者，卻無視於憲政制度殺人的事實，不約而同地聯手阻撓修憲，顯然是打算包庇這個制度繼續殺人。

陳總統知不知道現行憲政制度殺人？他當然知道。他口裡喊著要改，但其實不是真的要改。當他喊出規定國土範圍、凍結現行憲法這類毫無可行性的名目台獨口號，他真正想要的不過是動員一群人民去對抗另外一群人民，以此來捍衛他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生命。他明知高喊名目台獨的實際結果，就是導致進步修憲破局，從而包庇現行憲政制度可以殺更多人，但這不是他所在意的。

馬主席知不知道現行憲政制度殺人？他當然知道。但是他也不願意去改。他自認是這個憲政制度的下一位獲益者，可以擁有不受節制的權力，即使遭受再多反對也不怕被罷免。更何況在立法委員新選制實施後，國民黨可以一黨獨大，國民黨籍總統的專擅空間絕對比陳總統有過之無不及。他一意反對修憲，無視於制度殺人，只會叫大家相信他是好人。

制度殺人嗎？那麼為什麼不去改革制度？明知制度殺人，卻不去改革制度，甚至還阻撓改革，那麼是誰在殺人？

與馬主席對話

我為綠色政治陣營裡面試圖推動反省與改革的新世代，代擬這份與國民黨馬主席的對話：

馬主席，台灣民主發展遭逢此時的挑戰，我們也很希望，能夠推動綠色陣營的自我反省與改革。

但是，在您同黨政客們見獵心喜，持續惡質爆料；在您手下的政治打手們利用國家的不幸，刻意提高衝突，謀取黨派和個人利益的時候；我們對於推動綠營的理性反省檢討，只能束手無策。

您們的操作，激起了部份綠營支持者的反感，使他們再度被迫在兩惡相權中取其輕者。而他們顯然認為您們的政治操作比所謂本土政權的腐化還要更為令人厭惡。

綠色陣營又失去了一次反省改革的契機。綠色陣營的部份同志，過去一再學到，用保衛本土政權可以合理化一切失職無能。這次，他們又學到了最壞的一課，那就是保衛本土政權可以壓倒一切，包括本土政權應有的價值觀。往後，只要繼續搞這套就好了。

馬主席，現在您說您的政黨要走回中道路線。您承認了，過去一陣子以來，您與您的同黨和友黨所做的，恰恰就是極端的黨派路線。

您在電視上對綠色的支持民眾喊話。您沒有想過，其實您並沒有那樣的道德力量來對綠色選民喊話。這不僅是您對綠色選民缺乏說服力，更是因為您連自己的支持者都不敢得罪。

為什麼呢？因為您猶疑反覆的決策，您自圓其說的告白，只是顯示了您也不過是個被激進派拖著走的媚俗領導者。

您提到幾位已經不在人世的民進黨大老。但是您本來想要借用的名字，是林義雄和施明德。您期望獲得林義雄和施明德的支持，來強化對陳總統的壓力。然而他們兩位沒有答應您。

您很清楚，這兩位是對藍綠都有影響力的政治領袖。您不清楚的是，為什麼林義雄和施明德能夠擁有這樣的影響力。

不談他們的犧牲。您永遠不可能瞭解那部份的意義。林義雄和施明德，為什麼能夠對藍綠的民眾，都能擁有影響力，是因為他們是忠於自己內心原則的人。他們願意為了內心的原則去和任何人對立，甚至包括自己的支持者。

在藍綠對抗有可能爆發時，林義雄所嚴厲約束的，是他自己的民進黨員。在族群矛盾激化的氣氛高漲時，施明德所出言批判的，是他自己的本省獨派支持者。

而馬主席，您所做的，是縱容藍色政客用最囂張的方式去激怒綠色選民；然後您自己還想要用溫柔和善的言詞來呼籲綠色選民支持您的主張。

馬主席，您不是要把國民黨和台灣的民主化歷史做連結嗎？請您看看您的陣營裡面，那些政客的嘴臉。

您如果要連結台灣的歷史，您就必須試著去體會，為什麼那麼多的民眾，對於您手下政客厭惡到這個地步──厭惡到他們寧可去支持他們不見得真心喜歡的綠色政客。

您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陳總統面臨這麼大的政治危機，還能夠藉由本土政權的虛假藉口，重新激起部分民眾的同仇敵愾。

您的不理解，就是這樣的情況還能夠繼續發生的原因。

如果您還不理解部份民眾對藍色政客的厭惡，如果您沒有膽量來抗拒極端化的黨派路線，如果您還想討好少數好戰的支持者，那麼您還沒有資格來對綠色選民做道德勸說。

馬主席，人民的反應有時候看來很奇特，但他們並不是沒有判斷力。您說，陳總統失去了台灣人民的尊敬。這或許沒錯。但同時，您也必須要認識到，台灣人民的尊敬，您還從來不曾得到過。

調整憲法見解 建構憲改共識

去年的行憲紀念日，國民黨的馬英九主席在中國時報發表了長篇專文，反對進一步修憲，表現出馬先生從戒嚴時代以來，對任何民主改革都抱持疑慮的性格。七天後，陳水扁總統在今年的元旦談話裡，堅持要推動二階段憲改。不過，並非每一位民進黨人都衷心認同陳總統「唯意志論」的憲改想像。畢竟過去七次修憲，都是在兩大政黨協商共謀之下才成為可能。尤其上次修憲所架設的立法院與公民複決兩重超高修憲門檻，連兩黨合力都不易企及，更使得任何不能獲得高度社會與政黨共識的修憲主張都等於空談。

然而，即使再怎麼批評「唯意志論憲改」是「自欺欺人」，仍不能否認目前憲法仍處於施工狀態，絕不是如馬主席所認為的凡現狀都是完美的。有識者在憲改的「反動」與「盲動」之間，應該要能夠找出一條從現實通往理想的道路。事實上，這條道路就在陳總統的一念之間。如果陳總統的元旦談話是真誠的，亦即要持續推動下一階段的憲政改造，則他應該在適當時機， 接受目前中央政府體制為雙首長制，在此基礎上與各主要政黨進行高層憲改協商，並由此開展「共識修憲」的大道。

憲法見解與憲法主張，應該要能夠區分。對於現行憲法的中央政府體制不論是否滿意，應該認定其為雙首長制。如果民進黨願意接受現行憲法為雙首長制，則兩大政黨在憲法見解上就有基本共識。政黨之間的差異於是僅限於憲法主張，亦即各黨派心目中最理想的憲政制度。在憲法主張上，各政黨可以各言爾「制」，追求其所認為的最佳制度。即使如此，各種制度的鼓吹者仍然不能否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所繼承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基本架構傾向內閣制，而經歷過近四十年的強人統治， 以及其後的總統直選，卻發展出一種總統制的憲政文化。在這樣的制度與文化的發展路徑之上，我們所得的就是一種混合制。如果無法接受這種混合制，唯有進行超大規模的憲改工程。

部分民進黨人不喜雙首長制，盼望透過大幅修憲來建構完整的總統制，但是主張總統制的人，最迫切需要政黨之間的憲改共識，因此反而必須承認目前的雙首長制。因為目前的憲政制度距離理想的總統制最為遙遠，最需要大幅度修憲：現行憲法並不容許總統進行真正的治理，總統不能夠直接任命政務委員和部長，也不能夠主持行政院會議。就憲法而言，總統所能夠直接掌握的行政權力和預算其實相當有限。願意接受雙首長制的人，可以用建立憲政慣例來達成目標，修憲是可欲卻非絕對必要的。唯有總統制的偏好者，為了建立一個權責相符的真正總統制， 對總統權做完整的配套，最為需要推動大幅度的憲改。因此，越是在憲法主張上不喜歡雙首長制，越是需要在憲法見解上接受雙首長制，才有可能與國民黨共謀修憲。這是一個弔詭，卻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固然，即使民進黨接受目前體制為雙首長制，國民黨也未必配合憲改。畢竟馬英九主席已經明確表示反對進一步修憲。但是民進黨承認現狀是一個不完善的雙首長制，由此出發與國民黨謀求憲改共識，是二階段憲改要踏出第一步的唯一機會。更何況，目前憲法所需改革的，絕非僅止於中央政府體制一端。陳總統就主張，人權保障國際接軌、原住民族權利、全球化時代的基本國策等，都將是修憲的重點。如果民進黨能夠以承認雙首長制，承諾不更動國號及憲法基本架構為條件，來促使國民黨同意推動二階段憲改；而能達成雙首長制的完善化，甚至將立法院席次增回合理數目，納入公費選舉以及其他進步性的修憲案，那麼二階段憲改就有極大的意義。

有些泛綠陣營的論者認為，讓藍綠雙方繼續各自堅持己見，憲政僵局持續擴大，或可因此累積二階段憲改的動能。也就是說，不要去修繕憲政體制這棟破爛的房子，要讓它持續破爛下去，直到完全崩坍，這樣才能夠重建一棟嶄新的房子。事實上，這樣的策略思考，不僅在倫理上有嚴重缺陷，在現實上也不可行。畢竟，對於選民而言，憲改不是解決憲政危機的唯一途徑。只要任何政黨同時握有總統權以及國會多數，這棟破房子就不會馬上垮。換言之，要解決憲政危機，不必修憲，投給馬英九就沒有憲政危機了。因此，民進黨如果要繼續讓憲政體制爛下去， 到後來很可能不僅沒有累積憲改的動力，反而逼迫選民支持國民黨，同時也是斲傷憲改的生機。

調整憲法見解為雙首長制，是否代表民進黨在此時就會失去政權，亦即陳總統必須立即依照國會多數原理，將組閣權交給泛藍政黨？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接受雙首長制與多數組閣原理，對民進黨而言，此時仍不是接受泛藍組閣的合理時機。畢竟去年底所舉行的乃是地方選舉而非國會選舉，立法院裡並沒有新的國會多數產生；遑論縣市長選舉之後泛藍的國會總席次是減少的，更無憲法上的正當理由在這個時候交出政權。民進黨應該在憲法見解上接受雙首長制與國會多數組閣原理，但在政治現實上認定此時國會裡並無多數（因泛藍並無形成多數聯盟接手組閣的正式主張），所以民進黨是以國會第一大黨的身分組閣，持續朝向形成一個穩定的多數聯盟而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