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明確才符合台灣利益

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或者是缺乏明確戰略方向，或者是刻意地採取游移模糊的戰術，不知道將把台灣帶到什麼樣的不利處境裡。對這個問題，我曾在這個專欄表達憂慮，有些國內的評論家也認知到這個問題並且加以批判（例如司馬文武先生在財訊雜誌的專論）。

然而即使有再多的專家評論，也不如重要外國政府的反應來得直接。由美國暫時停止對台軍售，以及日本駐台代表和多位相關人士發表的憂心台灣對日政策的言論，已經將馬政府戰略缺乏或戰術失誤的問題暴露得很明顯。

就任才短短兩個月，馬政府已經造成國家安全上重要友邦的疑惑，甚而可能採取政策調整，這絕對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馬總統本人，以及政府的國安和外務重臣們，好像認為他們做得很好，很得計。這是更令人擔心的情況。比如，馬總統曾親自說出，釣魚台事件之後，台日關係反而有正面的發展。但是日方所傳達的訊息卻顯然並非如此。相反地，台日關係正面臨必須好好修補的微妙處境。

簡化來說，馬政府有一種傾向，就是以為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甚至表現出一種台灣向中國傾斜的印象，會讓美國和日本感覺到壓力，因此反而要對台灣更好一點，給予的優惠更多一點。馬政府的謀士認為，釣魚台事件後日本的道歉讓步，正是這種策略操作得計的證明。殊不知，如果所謂的成果是藉由「聯中制日」而得到，則根本不會是好的結果。

道理很簡單，釣魚台並不是台灣的根本國家利益，但台日關係是。我曾寫過，台灣的國家利益可分為「釣、魚、台」三個層次：「保釣」（抽象尊嚴），「保魚」（經濟利益），「保台」（國家安全）。任何頭腦清楚的人都可以判斷，「保台」優先於「保魚」，「保魚」優先於「保釣」。台灣經由成熟有技巧的折衝，而能得到日本的讓步，當然是可欲的結果。但台灣對日交涉，應該以雙方共同利益為基礎，而不是以中國做籌碼。若自以為可以聯中制日，即使是做戲，也都會給台灣帶來後患。

美國和日本都不是在外交上接受被動處境的小國。如果台灣要玩中國牌，美日的反應不可能是予取予求。更嚴肅的是，台灣中華民國的根本生存，在短期內仍然依靠與美日的準安全同盟。更不要提，台灣和美日還有一層民主人權的價值同盟。馬政府的策略家們以為，我們可以在戰略上游移於中國和美日之間，以此從兩邊換取一些利益，這是令人驚駭的錯誤。

台灣在中、美、日之間，必須要有長遠而清晰的戰略，而且要將大國力量的平衡以及各方的利益都考量在內。台灣應該要主動，但不是讓人猜疑不知走向何方的蠢動，而是讓各方都明確知道方向的穩健前進。台美日關係穩固不意味著與中國對抗，兩岸關係增進也不必然造成台美日關係受傷。台灣帶著與美國和日本的共同利益，也就是穩定的台海和東亞秩序，朝向兩岸關係的改善，這才是對的方向。

小龍女的第一場武林大會

本週內，被暱稱為小龍女的蔡英文女士，將要面對他就任民進黨主席以來的第一場嚴酷挑戰──民進黨失去中央執政權之後的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是民進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這次的最重要議題是該黨將用何種方式來推舉二零零九年縣市長選舉的候選人。除此之外，蔡主席還想要推動廢除三級黨部等的黨務改革，而且把此視為他個人和民進黨的重要里程碑。

蔡主席將黨務改革看得如此重要，可能是認為要透過黨的系統來建立領導權威。事實上，民進黨領導者的影響力，從來不來自於黨務系統，而是對於廣大民意的掌握。只要蔡英文主席能夠繼續擁有很高的社會期待，甚至讓大多數支持者認為他就是最適合、最有獲勝希望的下屆總統候選人，那麼整個民進黨就會望風景從。黨務改革，說實在的，不是那麼重要。

與其放太多注意力在黨務，蔡英文主席或許更該向大眾社會傳達：民進黨的首要任務並不是像在戒嚴時代一樣，去徹底地反對執政的國民黨。原因很簡單，現在的國民黨並不是靠不民主的手段把持政權。另一方面，現在的民進黨也不再是受苦大眾的代表或正義的化身。民進黨曾經擁有權力，民進黨之所以失去權力，不是因為國民黨迫害，而是因為執政表現不受到肯定。

民進黨的職責不是去全面地否定或是不停地攻擊國民黨和馬英九政府──國民黨的無能，他們自己很快就會證明，不必旁人代勞了。攻擊國民黨並不會讓民進黨重新執政。民進黨該做的是讓自己成為人民心目中一個可靠的替代選項──當人民又受不了國民黨而想要把他們換下來的時候，民進黨必須是一個可以用來把國民黨換下來的替代品──民進黨要提出替代的方案，要準備好替代的團隊。

這也就是說，民進黨不可能和國民黨是截然對立的，兩大黨不應該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利益觀點，也不應該代表兩個互相對抗的社會力量。相反地，民進黨是要和國民黨競爭著台灣的主流發展路線的。台灣到底該怎麼走？什麼方向對台灣最為有利？答案不可能有兩個。民進黨必須要比國民黨更明確、更有效地掌握到那個答案。

對於小龍女蔡英文來說，他最應該做的是建立由他自己所代表的新時代民進黨路線，把過去錯誤的觀念、作風和人物都留給過去。很不幸地，據說民進黨內現在最敏感的字眼竟然是「新」、「中間」等字眼──還屈服於深綠媒體的撻伐壓力，而不敢大聲說出民進黨要走新的路。這是極為可笑又可悲的情勢。

小龍女必須在武林大會裡展現他的武功路數，讓天下好漢看清楚什麼是主流、什麼是趨勢。小龍女不要誤以為山頭門派林立的組織能夠幫助他一統江湖。本來就不是江湖人的小龍女，走條新的路來吧。

馬英九該找誰溝通

大家都看得很明白：馬英九總統逐漸遭遇了國民黨內部的各種壓力。馬總統說，很抱歉沒有好好和黨籍立委溝通。事實上，問題不在於馬總統沒有和國民黨立委以及大老山頭勢力們好好溝通，而是他沒有讓人民大眾和社會力量明瞭：馬英九到底在想甚麼？他到底要做甚麼？他的堅持在哪裡？他的意志有多強？換句話說，他應該和更多的人民溝通，而不是那些惡形惡狀的國民黨舊勢力。

馬英九總統應該選對的人來溝通。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如果馬總統認為他的溝通對象是某些唯恐天下不亂，或某些唯利是圖和別有所圖的立法委員和國民黨派閥頭目，那麼很顯然是浪費了他的溝通誠意，那正是「失言」。比失言更糟的是馬總統將會辜負七百六十五萬票之中的大多數選民－－他們當初支持的是看起來不同於舊國民黨的馬英九，而不是受制於腐敗昏昧政客的馬英九。

如果馬總統看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民間力量、哪些社會領袖能夠幫助他－－不是幫他個人或國民黨，而是幫他找到領導國家的正確方向和方法，那麼他也會錯過了那些可能與他有共同理想而有可能從不同角度協助他成事的人，這就是「失人」。比失人更慘的，是讓其他有能力有理想的人最終只能對他絕望，逼不得已成為了他的敵人，讓我們的國家再度陷於無謂的鬥爭內耗之中。

馬英九總統該如何找到正確的溝通對象呢？不幸地，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總統跟他講話而不要跟其他人講話。到底該跟誰講話，只能取決於馬總統自己的判斷力。

馬英九總統所面臨的壓力，不僅僅來自國民黨內部。馬總統正在逐漸陷入一種茫茫然說不出所以的孤獨。當然，馬總統所經驗的，絕不像李登輝先生向日本作家上阪冬子所自況的「虎口的總統」那樣的險惡。畢竟馬先生是正統的「第二社會」國民黨之子，掌握政權對國民黨的權貴小集團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們很習慣，很comfortable，不像李登輝總統那麼臨淵履薄，性命交關。

但是馬總統所面對的不只是國民黨內部的暗鬥，還有一個對他缺乏信任感，並且可能會愈來愈反對他的「第一社會」綠色陣營。不僅如此，更有一個可能逐漸轉而把他視為新的首要敵人的中國共產黨。至於共產黨的影響力是否還只停留在海峽的對岸？這我們普通人就不得而知了。

馬英九總統腹背受敵的窘境會愈來愈暴露出來。他遭遇的問題絕不只是一般政客在媒體上所吵鬧的溝通不良或分配不均而已。馬總統所將遭遇的乃是極大的結構困境。弔詭地，李登輝當年還有個同情他的「第一社會」本土力量，透過巧妙運作這力量，讓他不僅逃過虎口還能推動諸多改革。馬英九呢？該找誰好好溝通？好好向民眾溝通，說明他未來到底有甚麼改革議程吧。

真實時刻的來臨

七月到八月，正如英文所說的 the moment of truth，是台海兩岸隔絕一甲子之後的真正關鍵時刻－－兩岸關係究竟將如何發展，真實的答案即將攤在我們的面前。

當然自從一九八七年台灣方面開放返鄉探親之後，兩岸就展開了民間交流；大量的台商台幹到大陸營生，相當數量的大陸新娘嫁到台灣，都使得兩岸社會在互動中逐漸變化。但是二零零八年七月的觀光、直航、人民幣的開放，以及八月的北京奧運，將會為兩岸關係帶來新一階段的影響。

真正的兩岸衝擊來了。兩岸的來往雖然已經極為密切，但都還是在某種間接、局部、不正常，或說不完全正當的氛圍之中。從台灣的立場來看，過去的交往都還是在某種心理的防衛之下進行的。但是七月到八月的新發展，卻是要求台灣社會撤除了心防，還在人民心裡給予對岸的中國過去所欠缺的近乎完全的正當性。

中國民航機直接飛進松山機場，兩岸的敵對印象將被幾乎全部抹除。印著毛主席畫像的人民幣在台灣可以兌換，甚至很有可能會在民間流通（在某些地方已經發生），這不僅是金融層面更是集體認同的衝擊。台灣人熱烈討論著陸客來台觀光，從前台灣人有錢做大爺的情況已經悄悄逆轉，變成了要去奉承討好大陸貴客。

北京奧運對台灣民心的衝擊更不待言。中國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的形象，會讓台灣人陷入某種新的困惑之中－－有的人感到與有榮焉，有的人趨炎附勢，有的人則厭惡排斥。

這樣的衝擊，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能夠好好面對嗎？我絕不是在散播某種恐共甚至恐華情緒。兩岸的交流是不可能阻擋的。兩岸並不處於內戰狀態。兩邊的人民都應該在正常而正面的態度下互相溝通。台灣人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也要給予合理的肯定。我甚至也不認為北京政府對台灣有著立即的武力威脅動機。

但是台海兩岸畢竟是非常特殊的關係。在馬英九總統聲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之下，我們該如何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如何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們的關係？在「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怪誕立場下，我們的政府、大眾媒體、教育機構對於兩岸的真實時刻所帶來的巨大認同衝擊，有沒有做好準備？對於我們的國民心理，對於我們的國家利益，到底有多少周詳的評估和應對方案？

馬英九政府顯然從理論到宣傳都沒有做好準備，甚至很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心理衝擊將對他們念茲在茲的「中華民國」將產生巨大的影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到底是甚麼關係？馬政府的理論家（如果有的話）從沒能夠講清楚。

政府都沒有立場，社會就很難有共識。領導者沒有發揮領導力，媒體又徬徨失措－－有的電視台把陸客說得好像蠻族，有的又當成是救世主。整個台灣社會在面對這新的情勢時，卻竟沒辦法拿出個不卑不亢的態度來。

再思考曹興誠方案

知名科技企業家曹興誠先生在去年十一月提出制定兩岸和平共處法的構想，近日又提了一些修正的想法。半年前，曹先生提出此一構想時，民進黨政府還由陸委會高層官員寫了長文批判，陳水扁總統更連續數天公開指責。如今，民進黨已經失去了政權，曹興誠仍在努力鼓吹他的想法，只是他必須說服的對象變成了馬英九總統。在藍綠政權交替之後，曹興誠的主張極可能仍不為當道所喜。但或許如此，各方更可以理性客觀地看待曹先生的主張。

所謂兩岸和平共處法，其基本要點是：台灣不舉行獨立公投；台灣不排除與中國統一，但必須經過台灣人民公投同意；台灣單方面立法規定，不主動辦理統一公投，而是在中國提出統一要求下辦理；中國為求台灣人民同意統一，必須提出足夠吸引力的條件而非武力逼迫；若統一公投被台灣人民否決，則中國必須在一定期間之後方能再度提出統一要求。

平心而論，這是從台灣利益為出發點的主張。很可惜，藍綠各方若非根本沒有認真了解，就是刻意誤解，以至於曹興誠只好自比為老麻雀，兩腳朝上要去頂天。更大膽地說，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偏獨的方案，或者說是一個偏綠的方案。自認為站在本土立場的人，實在是沒有什麼理由硬要去批鬥甚或去扣人家帽子。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偏綠的方案呢？曹興誠的構想，不僅和民進黨的正統理論不衝突，甚至可以說是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一個落實方案。和平共處法認為台灣現狀是獨立的，而且主張改變此一獨立現狀需要經由台灣人民的民主程序認可。和平共處法要求中國除了爭取台灣人民同意之外，別無他法可以統一台灣。這都是符合民進黨理論的。陳水扁前總統以及部份自命獨派人士對曹興誠的痛批，實在是因為他們自己背離了民進黨的正統理論。

在去年的一場由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主持、曹興誠先生出席的討論會上，我曾直言指出，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用無時間表的終極名目統一換取長期維持實質獨立」的方案。明白人都知道，台海兩岸需要一個和平架構，但是一個只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架構卻很可能無法真正維持現狀。同時，任何預設結果的方案又會立即遭到抗拒。因此，一個符合台海現實又尊重普世價值的「終局處理程序」，也就是預設終局方向但是卻以程序優先於結果的方案，優於沒有價值觀的所謂中程協議，也優於預設立場的統或獨。

兩岸和平共處法距離實現還很遙遠。但是曹興誠先生的基本構想，就我的理解，正是一個符合現實又有價值理念的終局處理程序，而且有可能是讓台灣維持獨立於中國中央政府控制之外，能夠維護本身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的方法之一。站在台灣優先的立場，除非誰有辦法提出達到同樣目標又更貼近現實的方案，否則為何不能放開心胸，以曹興誠的提案做為進一步思辯探討的基礎？

釣魚台問題的理性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認為國家的行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極大化，國家的決策是理性的。姑不論政府決策者往往將個人或政黨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的前面，或是政治人物或官僚很可能無知愚昧；在大眾媒體與民意政治的時代，國家決策理性的假說無異於神話。刻正發生的關於釣魚台的國際爭議足以證明這點。

不僅僅是台灣。這次釣魚台爭端，最為失策的是日本政府。從理性的預設來看，日本國應該是各方之中最不應該在此時挑起釣魚台爭端的一方，也是爭端擴大後將失去最多的一方。

首先，日本實質控制了釣魚台，而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台灣，以及透過宣稱擁有台灣而間接擁有釣魚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短期內都不可能以武力去討回釣魚台。只要時間拖得夠久，在國際法的立場上對日本更是有利的。純就釣魚台本身而言，日本毫無理由在此時挑起爭執。

其次，日本正積極與中國改善關係，照理說不應在此時挑起敏感的釣魚台問題。上個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才正式訪問東京，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十年來首度訪日。日本亟欲得到中國支持「入常」──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務理事國；日本也初步達成協議與中國共同開發東海的「春曉」油氣田──再往南進一步共同開發釣魚台的油藏並非不可能。也就是，此時日本與中國有足夠的共同利益要去追求，在釣魚台引起主權爭端對日本沒好處。

有些評論者用很大的陰謀論，指日本是故意撞船，挑起日中台三方爭端，這是很難合理化的推測。釣魚台爭端一旦擴大，日本的損失必然最大。釣魚台問題直接牽涉中華民族主義的仇日情緒，日本若在釣魚台問題上與台灣衝突，必定引起台灣之親中統派激進化，鼓吹結合大陸，兩岸共同抗日保釣。事實上，這樣的情緒和行為已經在發生。

兩岸分立是符合日本利益的。在海峽兩會復談兩岸關係改善的此時，日本的合理反應是憂心兩岸關係過熱，沒有道理還用釣魚台事件來給兩岸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提供動員的議題。

說撞船事件是日方陰謀策劃，實在不合理。但是日本政府對此事的處理態度顯得十分愚昧可惡。對日本來說，盡快息事寧人應該是最佳收場。結果日本政府沒有在最快時間內道歉賠償，讓台灣的反日保釣有機會增溫，結果對台日兩國的政府都造成壓力和困擾。日本船艦惡霸暴行在先，政府處理失當在後，往後還有多少惡果要吞，都怪不得別人。

回頭來看台灣，急著要馬英九總統表態的激進中華民族主義反日派，其頭腦缺乏理性也是十分明顯。這些人在國內（或出海）的示威、媒體作秀，能夠爭得回釣魚台嗎？民族主義所能夠施壓的對象永遠只是本國的政府，而不是所謂外敵。馬英九是一個親日的領導者嗎？如果不是，這些人吵鬧是要馬英九怎樣呢？另外一個解釋，就是這些人的目的是藉此搞兩岸民族主義大串聯。如果他們的動機如此，那就只好看中共是否領情了。我猜，有理性的中國領導者會先選擇繼續改善中日關係呢。

外交部長的愛國問題

我在華府的外交學院讀書的時候，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各國外交官或儲備的外交人才。我發現，在諸多各國菁英之中，能夠讓師長同學欣賞乃至敬重的，不是學識淵博談吐優雅的俊男美女，而是對他自己的國家抱著純真熱忱，能夠捍衛自己國家立場的人。印象尤為深刻的是美國外交人員的愛國主義。在一些介紹資深外交官上台講話之類的場合，我了解到，對於資深外交官最高的推崇，就是稱他為一位愛國者（a patriot）。

一位外交官，不論他的經歷多麼顯赫，做過幾國大使，若是能夠被公開稱做是一位愛國者，大概就無愧於他的職業生涯了。美國是非常講愛國主義的國家，即使大眾文化如好萊塢電影都是如此，美國的外務體系（包括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等）更不必說，都是以愛國為極崇高的價值和專業倫理。

二零零三年底，陳水扁總統為了影響翌年的連任選舉而發動無意義的假防衛性公投，造成台美關係相當低迷。山雨欲來的當時，我正好又在華府，為了瞭解美國官方的真實看法（據扁政府官員說，美國不那麼反對公投，都是國內媒體誤導），於是我跑了一趟Foggy Bottom（國務院所在地），親訪幾位直接處理此案的官員。

我還記得，其中一位國務院官員完全無法用禮貌來掩飾對陳水扁總統的鄙夷神情。我知道，如果陳總統的作為僅僅是觸犯了美國的利益，那麼美國國務院官員的態度應該會是惱怒而非鄙夷。如果陳總統是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挑戰了美國，我相信，這些專業外交官甚至有可能是惱怒但存有一絲絲敬意。然而這位美國外交官對陳總統是鄙夷的，因為陳總統所犧牲的不僅是美國的利益，更是台灣的利益。他瞧不起陳水扁總統，是因為陳總統不愛他自己的國家。外交官應該是愛國者，外交官應該會瞧不起不愛國的人。

我現在有點憂慮，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們會怎麼看待我們的新任外交部長。這不是說歐鴻鍊部長是個不愛國的人。這樣的指控太沉重也太輕率。都聽說歐部長曾經是一位幹練、負責、有親和力的優秀外交官。但是歐部長在駐瓜地馬拉大使任內申請美國永久居留證的事實，確實有可能令他的外國同行們訕笑。

如果沒有堅定的愛國主義價值，長年在外的外交人員有時候會忘了自己是代表國家而來的，誤把自己當成是世界公民。誰都可以想要當世界公民，也可以想要當其他國家的公民，但是外交人員不可以。一般國民不必標舉愛國主義，但是從政者和公務員、軍人，沒有不講愛國的權利。外交人員尤其是公務員之中最必須講愛國精神的。對於外交部長，用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都是必須的。在這個國家利益攸關的問題上，講太多人情親情，沒什麼道理。

國民黨人的三個共識

再度執政的國民黨人，擁有一套散亂蕪雜的意識形態。國民黨的思想柱石不再是三民主義，而是三個共識：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以及他們念茲在茲的九二共識。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指的是一組財政和貿易政策的指導原則，由設立在華府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向世界各國強力推銷，因而得名。華盛頓共識的最大特色就是自由化、自由化、自由化－－貿易的自由化，開放外人投資，產業的解除管制等等。簡化地說，華盛頓共識就是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基礎。

台北的國民黨人早已經不是三民主義者，正如同北京的共產黨人也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但共產黨人至少還在口頭上堅持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像國民黨人早已毫無愧色地說自己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者了。在陳水扁總統八年執政期間，國民黨人大力抨擊所謂鎖國政策，上上下下把自由化的簡單教條琅琅上口，華盛頓共識遂主宰了國民黨人的經濟思維。

當然，國民黨過去是官僚資本主義，並不真的主張經濟自由化。即使現在，從嚴格的定義上講，馬英九政府的經濟政策也不是典型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除了自由化以外，還要求嚴格的財政紀律，也就是反對過高的財政赤字，要求政府削減公共支出。在這一點上，馬政府的一千一百四十四億擴大內需案，正是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即使馬政府的經濟學家可能是凱因斯主義者，國民黨人的一般思維仍是氾濫成災的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出自投資銀行高盛公司的一位研究顧問在2004年所撰寫的文章，大意是中國已經摸索出一套與世界不同的發展模式，與華盛頓共識所建議的政策不同，而仍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中國企圖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等區域合作機制，形成一種不受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這也是某種挑戰了華盛頓的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本來是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既然如此，台灣的國民黨人為什麼會同時服膺兩種對立的思想呢？國民黨人對於中共似乎展現出無力抗拒的順從，對於北京所企圖建構的世界秩序也有一種幾乎不加思索的接受態度，這就是國民黨人的北京共識。中國前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在接待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時候說，「堅信兩岸正確的歷史一定夠繼續寫下去，美好的願望也終能實現。」吳伯雄和整個國民黨訪團沒有人質疑：正確歷史是誰的歷史？美好願望是誰的願望？

至於九二共識呢？我在這個專欄曾經指出，兩岸復談可能建立在某種一中，但是某種一中未必是各表，也未必需要九二共識。馬英九總統對於九二共識的執著，到了令人費解的地步－－馬總統幕僚首度砲轟民進黨蔡英文主席，主旨竟然是捍衛九二共識。連吳伯雄主席所率領的國民黨訪問團，到了南京中山陵，要爬三百九十二個階梯，都能夠扯到九二共識，可見九二共識已經構成國民黨人某種莫名奇妙的信仰。

國民黨人擁抱的華盛頓共識，代表一種天真無知極簡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思維。國民黨人擁抱的北京共識，代表一種對北京所展現之大國實力以及區域雄心毫無反抗的順服態度。國民黨人所擁抱的九二共識，則代表著一種目標含混不清或是僅求短期效果的策略思維模式。抱著這三種共識當作思想中心的國民黨，將會令台灣有識者非常地憂心。

不知去向的民進黨改革

民進黨有沒有可能從陳水扁政權所留下的廢墟裡重生？了解民進黨病根之深的人，本來都不敢抱太大期望。自從蔡英文女士決定出馬競選黨主席以後，讓人覺得也許值得一看。在有限度的期待下，看到了蔡主席當選後青壯派提出的所謂改革方案，卻又陷入了另一個悲觀。現在，我們大概可以預測民進黨的改革走向何方了－－It's going nowhere。

為什麼改革走不了多遠呢？最根本的問題是民進黨整個領導階層的認知。民進黨人所思考的只是民進黨要怎麼贏，而不是台灣該怎麼辦。簡單說，民進黨執政八年之後選舉慘敗，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民進黨人所在意的僅僅是選舉為什麼輸掉，而不是台灣社會有沒有進步。

民進黨人所想要追求的改革，是一種能夠讓他們選贏的改革，而不是能夠解決台灣內外困境的改革。只要你聽到民進黨人聚在一起談論著所謂改革，不論是改革派還是被改革的對象，他們所談的必定不是該如何提高國民所得，或如何增進兩岸的和平穩定，而是檢討誰讓民進黨敗選了，誰能夠帶領民進黨打贏下一場選戰。

特別是對於曾經擔任政府高官的民進黨人－－不分世代，他們真的相信台灣是很OK的，沒什麼大問題，因為他們「相信台灣」。台灣沒問題，只要民進黨能夠選贏就好。簡而言之，民進黨人沒有把黨的勝選和人民的福祉扣在一起。這就如同一個公司，沒有把自己的獲利和顧客的滿意扣在一起，這樣的策略最終是不可能成功的。

正是因為這樣的認知和心態，以致於大選過後，民進黨的檢討反省一直到主席改選和所謂青壯代的改革方案，大多集中在民進黨的黨務，而不是政策和理論路線。民進黨的黨務，說實在話，和人民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就好像公司的內部制度，只要不要牽涉到剝削勞工或工廠安全，基本上與消費者的權益無涉。消費者要的是產品和服務。公司的新經營者應該告訴客戶產品和服務將如何改進，而不是內部管理要怎麼做。

在心態與認知的問題之外，民進黨青壯代之所以只能提出黨務改革，還因為這個世代還沒有真正打算要接班。他們沒有打算要擁有自己的理論路線，只是想要和過去一樣擔任幕僚，對老闆提出一點小小建議。很悲傷，這個世代竟然成為尾巴的世代，沒有恢弘的視野和創新的見解，只想處理一些技術的改良。

沒有思想、理論、政策的改革，民進黨能夠改到哪裡去呢？如果沒有路線辯論，青壯代所提的黨務改革，究竟是革新還是鞏固舊人舊制呢？上週我在這個專欄提到，蔡英文主席應該考慮在民進黨的官方論述裡，平反許信良先生和他的路線，以及平反紅衫軍運動、施明德先生以及參加反貪倒扁運動的諸多民進黨前輩。

試問，若沒有路線辯論和歷史的重新評價，那麼羅文嘉、馬永成等青壯代所提的黨務改革方案裡要讓歷屆黨主席列席中常會，許信良、施明德有被包括在內嗎？他們樂意接受嗎？會不會搞到最後，唯一受邀列席中常會的前黨主席，就是陳水扁先生呢？

蔡英文和她的另一半

上星期在這個專欄談到馬英九先生與他的另一半。我指出，馬總統要重視三種另一半：弱勢的那一半、綠色的那一半，以及從根本去消弭台灣分成兩半。從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中，看得出試圖去照顧到前兩種另一半，但是卻沒有講到如何讓台灣不要分兩半－－只談遵憲而迴避修憲，不可能解決藍綠對立的結構性問題。但願這只是馬總統此時的意見。

在馬英九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的次日，蔡英文女士正式接任了民進黨第十二任的黨主席，同樣蔡主席也要面對這一半和那一半的人民。

蔡英文主席當然知道，那沒有投給民進黨的七百六十五萬人，基本上已經不願意聽民進黨說些什麼，也不在意民進黨做些什麼。未來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得到其中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民進黨以及蔡主席極大的挑戰。至於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又牽涉到蔡主席如何對待屬於自己陣營的那一半。

蔡英文主席所承接的是陳水扁總統留下的殘破民進黨。陳總統所留下的不只有分裂為藍綠兩半的國家，還有分裂為挺扁和批扁的泛綠陣營。民進黨這四年來陸續地逐出了許多對台灣有奉獻、對民進黨有功勞的真正的民主運動者。

蔡英文女士加入民進黨的時候，是民進黨擁有政權的時候。蔡女士所熟悉的民進黨人，是在扁政府擔任高官的少數人。蔡女士應該不至於以為那就是全部的民進黨，甚或是民進黨的主流。事實上，這幾年內批判過陳總統、反省過扁政府作為的，往往才是最具有黨外精神的真正民進黨人。而這些人，很可能才是對那另外七百六十五萬人還有一點公信力和說服力的人。蔡主席若能夠尋回這些人，就有可能取信於那另一半人裡面的一部分。

要尋回這些有黨外精神的民進黨人，還要和那七百六十五萬人對話，蔡主席可能也要面對一點黨史。民進黨的歷任黨主席，退黨的比辭世的還多，活著而又還沒退黨的很少。民進黨有種成王敗寇的文化，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黨的歷史都依照權力而改寫了。蔡主席應該在他能夠承受的壓力範圍內，去平反幾位在權力鬥爭上落敗而受到污蔑或被視為寇讎的領導者。蔡主席應思考如何在民進黨的歷史上正確評價許信良的「新興民族」路線，甚至勇敢重新定位施明德與「紅衫軍」運動，振奮被陳總統所氣餒的人心。

和對馬英九總統提的建議一樣，我認為蔡英文主席最該重視的另一半人，還是社會弱勢者以及還沒有投票權的未成年國民，甚至還沒有出生的未來世代。民進黨未來的政策路線，要站在這另一半人的立場，強調教育品質提升、環境的永續維護、社會安全體系及國家財政的健全，還有兩岸的永久和平。這些是民進黨突破一半的重要工作。

蔡英文主席也必須重視修憲。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擁有立法院的絕大多數，技術上而言國民黨不需要民進黨任何的合作，要通過什麼法案，只要自己按鈕表決就可以了。事實上，現在民進黨立委所提的很多議案，已經受到國民黨籍召集委員的冷漠對待。民進黨幾乎在立法院淪為一種不相干（irrelevant）的角色。這種情況只有修憲才能打破，也唯有修憲，民進黨才能重獲對政治大局的影響力。現在看起來，打破國家分成兩半的局面，對民進黨是更為攸關自身命運的。

馬英九與另一半人

下個星期馬英九先生就要即位總統。不久前，有一位英文雜誌的編輯要我談談馬英九與另一半台灣人－－也就是，馬總統該如何對待那五百四十五萬沒有投票給他的選民。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議題，所以在這裡把淺見也分享給國內的讀者。

首先我挑戰一半人的定義。我認為，馬先生最應關心的不是投給他的這一半人，也不是沒有投給他的那一半人，而是那一半不論誰當選都沒好處的人－－處在M型社會底端的弱勢者，以及根本沒有投票權的下一代。這一半台灣人的處境，構成了馬政府絕大的挑戰。

馬政府絕對不是個承平的朝廷。今年，世界各地天災頻仍，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糧食整體供應不足，能源價格飆漲，美國和日本都擔心陷入長期經濟衰退。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九萬兆」團隊的目標設定在成長率百分之六，失業率百分之三，還得開始籌建十二項基礎建設，非常地艱難。與中國經貿的進一步開放是不可避免的。開放經濟的受害者以及原有的弱勢者，最需要一張社會安全網把他們接住。即使財政艱困，馬政府絕對要把建立穩固、可長期維繫的社會安全體系，當作是施政的最優先項目。

其次，是一般定義下的所謂另一半人－－綠色的、獨派的、反國民黨的，絕不少於五百四十五萬的「第一社會」人。馬英九先生必須認識到，他所熟悉的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家論述、台灣歷史論述，是有嚴重殘缺的。馬總統應該努力建構新的台灣國家論述，調和兩個社會的觀念和情感，「安頓」歷史的痛苦和未來的不安。

就這方面，馬先生的工作就不僅僅是針對沒投給他的那一半人，而更是要面對那投給他的七百六十五萬人裡面的「第二社會」強硬派，教育他們、說服他們，讓他們接受一個符應現實的台灣國家主張。這樣，另一半人也就會信賴和接受馬英九。

再者，在面對這一半和那一半的同時，馬總統也該想得更徹底：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永遠一定要分成兩半？我一再指出，台灣社會的兩極對立有歷史的根源也有制度的因素。現在的兩大黨，代表了台灣戰後歷史上的兩個社會，也寓含了統獨的對立。

馬英九先生若有心從根本去改變這結構，就要推動修憲，從調整選舉制度來打破兩大黨體系。一旦成功，台灣社會就不再有永遠的這一半和那一半，而是有很多的多元組合，多元比兩極更能促進社會團結。

馬總統如何對待另一半人？答案和方案就在這裡了：加強社會安全體系，建立新的國家論述，以及修憲重構社會團結。

也是在下個星期，獲得那另外一半人選票的民主進步黨，將選出新的黨主席。如果蔡英文女士當選，他的挑戰也是民進黨如何面對另外一半人－－那七百六十五萬不投給民進黨的台灣人。如果民進黨由回頭派人士當選黨主席，那麼民進黨大概就不必面對另一半人了－－在某些人的眼裡，只要不投給民進黨的人，就不算是台灣人；既然不是台灣人，那又何必理他們。

因此，在民進黨主席選舉揭曉後，下周的專欄，我們來談：民進黨新主席與這一半或那一半人。

以國家安全之名

你去過國安會嗎？國家安全會議是一個位於總統府建築物側翼的神秘機構，去過的人當然不多。但也不算太少。

陳水扁總統主政這幾年之間，國安會成為一個非常活躍的政府機關。國安會的正副秘書長以及幾位諮詢委員，有相當多的專案在進行。舉凡外交補助、國際組織、國際宣傳，當然最重要的是總統出訪－－最最重要的還不是出訪本身，而是過境美國－－等大小專案，不一而足，動輒召開專案會議，召集各相關部會正副首長乃至外圍半官方機構的負責人，揖讓而升，齊聚一堂。

會議由國安會諮詢委員為主席，交代了專案主旨，多半順帶明示或暗示這專案是總統交辦的－－事實上不必明示也不必暗示，各部會官員都認為國安會的意思就是總統（或副總統，看是哪位國安委員而定）的意思，就算現在還不是也很快就會是－－然後各部會官員戮力表態配合專案，請國安會諮詢委員裁示後散會。由於國安會太活躍，專案太多，外交部、新聞局、陸委會等單位的首長或次長實在是應接不暇，往往不得不指派再低一階的處長甚至副處長與會，因此，去過國安會的人也就不少。

然而活躍不代表成效。國安會究竟有沒有達到甚麼行政院、外交部、陸委會、新聞局所無法達到的成就，其實非常可疑。國安會的專案，大多沒有公文，而是要求配合專案的各部會自行上簽，請示進行某些活動或動支某些預算。到頭來，所有執行的工作還是回到各部會以及半官方的財團法人等，最大的差別只是國安會跳過了行政院或是財團法人的董事會，直接去指揮這些機構而已。很顯然，行政院以及被跳過的體制內決策者們會感到十分苦惱，但是他們也只能沉默－－或者選擇更積極主動地迎合國安會的指示，以免被進一步架空。

國安會究竟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權勢？很簡單，在陳水扁任內，總統府加國安會掌握了上至行政院長下至國營事業及財團法人的大中小人事任免權。總統和他親信的權力之大，直接涉入各單位人事之細之深，恐怕是不亞於蔣經國時代的。也因此，國安會要做甚麼，各部會很少不努力配合。巴紐建交詐騙醜聞發生在這樣的脈絡下，只能說是諸多個案中的顯例，其他閉門造車、荒誕不經的還所在多有。

陳水扁政府的國安會，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沐猴而冠」。幾位陳總統極親信的操盤手，過去被民進黨捧成大戰略家，其實都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曾經有號稱主管國際宣傳的人，連華盛頓郵報和華盛頓時報都分不清楚。現在前國安會秘書長和外交部長竟然可以搞出這麼大的「喪錢辱國」醜聞，只是證明了國家安全會議令人毛骨悚然，一點安全感都沒有。

我知道，在這樣無知無能的領導者與決策體制下，有很多愛台灣的人－－包括綠色背景的從政者以及不分藍綠的外交部、新聞局的公務人員，幾年來感受報國無門的苦悶，或是不願同流合污的苦痛。巴紐案的爆發，雖讓他們一時有醜惡被揭發的痛快，但也立即為我們的國家感到更深的痛苦。

兩個內閣人事與社會共識

即將出任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江宜樺先生，是國內極優秀的中壯代學者。他的研究主題是自由主義。在他幾年前的一本著作「自由民主的理路」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在心裡對自己講：我將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以畢生的精力研究自由主義，促使我的國家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江宜樺是一位融合了西方理性思想與東方君子人風格的知識分子。認識江宜樺的人，大概都不會懷疑他講這段話的誠懇性。令人難免有點困惑的是，行政院研考會與現代化效率國家很有關係，但是與自由民主國家的關係是甚麼？研考會的主要職掌是行政院各部會的執行進度管考，找一位公共行政或企業管理的專家來擔任，很合理。但是為甚麼由政治哲學學者江宜樺來出任呢？

我的主觀願望是，江宜樺出掌研考會，是為了評估修憲、準備修憲。江宜樺教授在受訪時說：「以兩年為觀察期」，「憲法也不是不可能修得更合理。」如果馬英九準總統真的打算實現在二零一零年檢討修憲的承諾，那麼劉內閣找江宜樺擔任研考會主委，就看得出道理來了。

台灣的現行憲法是否保障了自由民主？還是如（保守派的）自由主義者所擔憂的造成了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現行的總統選制、中央政府體制以及國會選制，是化解了族群差異還是更激化？是整合了國家認同還是更分歧？是讓治理更有效能還是更紊亂？這都是江宜樺教授所關注的議題。要是馬總統真的有計畫修憲，那麼江宜樺主委在研考會就有很多的準備工作要做了。

至於將要被任命為陸委會主委的賴幸媛女士，比江宜樺先生獲得了更多的注意力，也引發了江宜樺的任命所沒有的爭議。準總統馬英九先生為了賴幸媛的人事案，還親自出面解釋。馬先生說：「國內如果爭吵不休，沒有辦法跟對方談判，我煞費苦心，尋求國內共識。」而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對於擴大兩岸政策的社會共識基礎，有很大的幫助。」

姑不論賴幸媛女士是否最適合的人選，馬英九準總統的苦心－－為了要尋求國內共識，這方向是對的。只是，在台灣還停留在戰後歷史上兩個社會的對抗裡，而新的、包容性的國家認同還沒能夠建立起來，特別是在兩岸問題成為政黨區隔主軸的情況下，只憑一個陸委會主委的任命，是不可能真的擴大甚麼共識，最多只是多一個人幫忙解釋背書而已。甚至這個幫忙背書的人有沒有說服力，還是另外的問題。

馬英九先生就任總統以後，不論是做一任或做兩任，如果他已經有念頭要留下最大的政治建樹，那麼大概是在修憲以及兩岸關係這兩件大事。馬總統的第一個內閣很重要。如果準備修憲，找江宜樺入閣是對的。假使修憲能夠推動成功，建立新的政黨體制，超越兩個社會的對立，那麼馬先生所憂慮的國家認同、社會共識，也會有長治久安的解法。事實上，要讓台灣社會有真正深遠、穩固的共識，非修憲不可。至於短期內為了兩岸對話，新的陸委會主委就只好背負起不可能的任務了。

聖火烘焙中日關係

奧運聖火從歐洲跑到亞洲，一路點燃了許多國際問題。在歐洲，關心西藏與中國人權的民間團體給予聖火極大阻撓，也引發各國政府與北京的不同互動。法國是最好的例子－－聖火被襲導致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群眾激昂反法，「家樂福」和其他法國商店遭受攻擊威脅。為此，法國政府積極試圖修好，從參議院長到總統顧問的特使團陸續訪問北京。但同時，巴黎市長卻將贈予達賴喇嘛榮譽市民的頭銜。普世價值與國家利益、民間與政府，各有不同立場－－這是凝結了近年來中國與歐洲關係的一張快照。

到了亞洲，則牽動了最微妙的中印與中日關係。印度政府為了改善兩國關係，順利進行邊境問題談判和獲取北京邀請參加奧運開幕，對聖火過境善盡了保護之能事；而北京則為了印度收留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以及上月三十餘名西藏人闖入駐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仍對印度懷有不滿。比照之下，聖火在印度的怨鄰巴基斯坦也順利安全通過，但巴基斯坦卻是中國的忠實盟友。

中國在亞洲關係最為緊張微妙的，當然是日本。聖火將在本周（四月二十六日）進入日本長野。原本預定作為開跑點的國寶級古蹟善光寺，因為佛教徒立場而拒絕了聖火，也因此遭受不明噴漆破壞。很顯然，日本警方會全力保護聖火，否則一旦聖火在日本遭受攻擊，勢必被中國民族主義群眾解讀為日本對中國人民的羞辱，兩國關係將比中法磨擦來得更嚴重數倍。先前聖火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傳遞行程中，有日本人一家揮舞西藏雪山獅子旗，現場立即遭受中國人攻擊。這類事情若積少成多或是規模擴大，嚴重性可想而知。傷腦筋的是，支持西藏人權的國際抗議人士卻把日本當作運動舞台。「無疆界記者組織」的幹部群就特地赴日本抗議，日本政府雖表示無權拒絕他們入境，但如何妥善處理聖火通過的抗議現場，卻是十分困擾。

聖火通過之後，中日關係立即又有一個大事件，那就是日本外務省日前宣佈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五月六日至十日正式訪問日本，預定七日和首相福田康夫舉行高峰會談。胡錦濤是江澤民之後十年來首位訪日的中國元首。中方希望兩國能夠簽署中日間的「第四公報」，可能會觸及台灣問題，而日本如何在促進中日關係下維持現有的對台立場，又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在胡錦濤訪日之前，日本讀賣新聞也報導了防衛省將修正「防衛計畫大綱」，因為中國在軍力上的擴張已經超過日本先前防衛指針的推定，為此日本將加強反潛艇和反飛彈的防衛能力。

可以看到的，亞洲的權力均衡正在調整中，而中日關係是關鍵也非常敏感。正如朝日新聞所評述，中日關係雖有改進但仍然十分脆弱。毒餃事件、東海油田、西藏問題等，都是兩國之間有歧見和負面觀感的地方。真正最令日本人憂慮甚至恐懼的，則是中國愈來愈熾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本周內聖火過境日本以及下月初中日高峰會談，是牽動亞洲的大事。

一中各表需要什麼共識

博鰲論壇閉幕，蕭萬長先生看似頗有斬獲，國民黨人謂此是「九二共識」有效的證明。然而，馬英九先生對於「九二共識」過於執著，卻忽略了真正的本質問題，這讓即使樂意看到馬政府有所作為的人，都無法不感到憂慮。

在當選的第二天，馬先生就急不及待地在國際記者會上說，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上重開兩岸對話。或許馬先生認為這是他的一貫主張，而既然他獲得了七百六十五萬票，也就代表了他的政見獲得選民的授權認可。但是這裡有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我們都厭煩了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前後任總統沒完沒了地爭辯究竟有無「九二共識」。假定有，假定「九二共識」並非事後創造而是確有其事，但是這個所謂共識發生時，台灣連立法院都還沒全面改選。台灣真正進入政黨政治是在九二年之後。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兩岸關係極為重大的因素。但是「九二共識」的支持者，似乎完全不考慮其是否具有民意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事後台灣人民好像都沒法對這個「共識」置一詞。

一九九二年距離今日已經十六年，其間中國、台灣雙方內部以及彼此之間，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今日兩岸若能夠重啟對話，當然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也有此基礎，而不是因為十六年前的共識。當年有沒有「九二共識」，其實都不是今日能不能重啟對話的原因。重啟對話的機運，可能是因為新總統的當選，而甚至未必是「一中」。

當然，馬英九先生可能認為兩岸不能再等、不能再觀望。馬先生或許認為，過去十幾年經驗足以證明台灣非得要接受「一中」不可。也有可能馬先生在心底深處就認定，即使不是為了重啟對話，台灣本來就應該要宣示「一中」。即使如此，馬先生都沒有必要在當選第二天就急著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馬先生該怎麼做呢？他應該善用就任前的時間，尋求社會共識，去找到「某種一中」的「表」法。因為他是候任的國家元首，他不需要扮演兩岸問題專家。他不必講「各表」，他只要在適當的時機，直接去「表」就好了。例如謝長廷先生甘冒民進黨內大不韙而說出「憲法一中」，難道真的是要談憲法的問題嗎？其實「憲法一中」不就是謝長廷的「表」法嗎？

馬英九先生所需要的其實不是「九二共識」，而是台灣人民對於「一中表法」的共識。也就是說，「一中各表」的問題，其實不在於「九二共識」是否存在，而在於其所「表」的「一中」是個甚麼樣的「一中」。

「一中表法」有很多，可以用既有的，但最好是新創，要能夠維護台灣主體性以及兩岸對等。很不幸地，馬先生選擇了相當差的一種「一中表法」，那就是退回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表法。這個表法的錯誤和倒退性，必須以另文評析。無論如何，這種「一中表法」，很弔詭地，是和博鰲論壇上蕭萬長先生所提的十六字方針的第一句「正視現實」完全違背，也幾乎可以斷言，不可能得到台灣人民的共識。馬總統必須在就任前修改理論。

培養世代政治家－－為民進黨改革再進言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民進黨，而且也對民進黨的改革不抱太大希望，但是當民進黨宣稱說要反省，邀請我以所謂諍友身分參加黨內的檢討會議，還是覺得有道義責任和情感，應該去說誠實言。

不同於一般民進黨人所倡言的「解散派系」，我主張民進黨若要改革，就要建立新派系，而且要強化派系、健全派系。也就是說，要引入競爭機制，讓民進黨內部有路線的辯論和政策的比較，這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

民進黨現在的派系，其實只是公職提名初選和黨職選舉的換票機器。派系不代表甚麼思想路線的差異，也就只有負面觀感而缺乏積極意義。

建立新派系，讓派系成為理念主張的鼓吹者，也是政策和政治路線的代表者；派系彼此競爭，把所有的差異攤開來比較，這樣民進黨才會再度成為一個重視理論的政黨。

不僅應該建立新派系，更應該讓新世代人物成為派系領袖。有人說，學運世代還不夠成熟，不能成為政黨的領導者。好吧，這是事實。學運世代確實缺乏宏觀而有人格魅力的領袖。那麼該怎麼辦呢？很簡單，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袖，由此來培養政黨和國家級的領導者。

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台灣面對嚴酷的國際挑戰。這樣的國家，需要對國家大政有想法，有戰略觀的政治領導者－－不只一位領導者，而是領導集團。像台灣這樣處境艱難的國家，若是只能擁有平庸的領導者，甚至低於一般水平的領導者，而還能夠生存和繁榮，這實在是不可想像的。

民進黨這幾年來，把政策外包給技術官僚，把論述外包給一批御用學者，把文宣外包給電視電台名嘴。民進黨自己的政治家，幾乎完全喪失了政策和理論的主導權。到最後，政治人物專做媒體操作和所謂「政治判斷」，至於國家的政務和戰略，則是腦袋空空。

更嚴重的，由於腦袋空空，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沒有自信，一旦面對群眾質疑，都不敢辯護自己的主張，只能夠附和討好群眾。於是群眾被名嘴牽著走，愈趨激進化，而政治人物被群眾趕著走，愈來愈無能無知。這樣的黨，的確是不配再執政。

我認為，任何一個政黨，想要獲取政權或參加政府，都應該把培養高品質的政治領導者或領導集團，當作是最首要的要務。民進黨現在既然失去了中央執政權，就要好好擔任影子政府，在每項重大政策上，都該提出競爭方案。而民進黨內的派系－－我所指的是為了路線競爭而建立的新派系，就是政策的規劃和鼓吹機構。

但是要釐清的是，我說由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導者，不是說學運世代人物等著大老指定誰來繼承某個派系。現有的派系領導人其實只是繼承人，是大老的代理者，缺乏世代的思維。學運世代若敢於承擔領導責任，就該擺脫舊派系的牽絆，提出新政綱、新論述，以此為基礎重新結盟，建立新的派系。這樣才能夠培養出政治家。

對民進黨，能講的就講了。截至目前為止，看不出有痛切反省改革的可能性。學運世代也將隨著這艘鐵達尼號，快速垂直沉入海底嗎？

誰來代表第三社會

二次戰後的台灣歷史，就是兩個社會的歷史。而二零零八年以後的台灣政治，則是三個社會的政治。

民進黨的力量來自於反抗意識強烈的本土社會，我們稱之為第一社會。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前後帶著軍隊和政府來到台灣，其後也結合本地人形成了強大的意識形態集團與利益集團，我們稱之為第二社會。

第一社會相信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要把中華民國趕出去；第二社會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和大陸的中國人聯手對付台獨。兩個社會的傳統歷史觀、國家觀都已經嚴重地過時。大一統思想和大中國主義，當然不符合台灣現實，也違背人民的情感，完全是威權時代的遺緒。否定現行體制合法性且主張與中國全面敵對的台獨論述，也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必須依賴著美國對中國長期圍堵的戰略才有可能。

多年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論述都有調整，但也都放不掉老統派或老獨派的舊包袱。國民黨的核心仍是第二社會黨，而民進黨更幾乎完全是第一社會黨。

台灣其實是有第三社會，第三社會是新觀念、新世代、新移民。第三社會的人有理所當然的本土認同，但是也接受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合法性。第三社會要在台灣事實獨立的現狀下，追求生活品質和文明的提升。第三社會的歷史觀和國家觀，才是台灣共同體的未來出路。如果第一和第二社會各自是辯證法裡面的正題和反題，則第三社會就是更高層次的綜合。

但是第三社會還沒有力量。第三社會的成員不知道自己屬於第三社會。正如知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前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和「自為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第三社會的選民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卻沒有主體性，也不理解自己的進步性和時代意義。第三社會必須經過喚醒，才能成為自主的力量。

第三社會暫時仍無法擁有自己的政治力量，還有另一個原因－－制度的扼殺。現在的憲法和選舉法規，都在鼓勵兩黨制而扼殺第三政黨。這樣的制度其實給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生存下去的空間。兩大黨雖然代表舊的社會力，新的政黨卻很難生存壯大，第三社會的選民只好在藍綠裡面二選一。

謝長廷和馬英九兩位先生都知道中間選民才是政權決定者，所以他們盡可能往第三社會的路線－－共同利益與進步價值去移動。兩個人都做得不夠好。但由於這幾年來民進黨太依靠第一社會的力量，以為只要靠本土牌就可以打敗一切，謝長廷先生的共生理念並沒有付諸實踐。結果，似乎比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接受馬英九先生來代表共同利益和進步價值。當然，如同任何選舉，人民的選擇是否正確，都需要時間才能分曉。

無論如何，正在進行所謂改革反省的民進黨人，必須明確認識到此一事實－－誰能代表興起的第三社會，誰就領導台灣的未來。民進黨的挑戰，不是繼續用第一社會去對抗第二社會，而是如何掌握第三社會的民心。理解這一點，則民進黨復興有望。不理解這一點，再多爭論都是枉然。

民進黨改革走向何方

執政八年即將告終，政黨輪替的鐘聲再度響起。在民進黨慘敗以後，所有關心民進黨，或是關心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人們，都在期待著民進黨的反省改革。在北平東路，在青島東路，在政論節目，在部落格和網路，到處都有人在談著民進黨的改革，彷彿那是一件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我也懷抱著期待，只是我的疑慮好像比期待更多一些。原因是，十二年前我也期待過。一九九六年，那是謝長廷第一次參與總統大選，他是彭明敏的副手搭檔。彭謝配大敗，敗給李登輝三百萬票。選後，民進黨也曾經歷轟轟烈烈的路線辯論。那時我是文宣部副主任，也是新世代的核心成員，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批判教條主義、內部對抗的台獨路線，描繪新的政黨體系與社會區隔。今天民進黨人所講的反省改革的話，我們都講過－－講得更深，講得更遠。十二年後台灣人再過鼠年，有如歷史嘲弄，民進黨再度慘敗，檢討批判之聲又起。該怎麼期待？該期待甚麼？

我可以預見，在這次的所謂檢討反省之中，民進黨人以及支持者，所追問的、所討論的仍將是「我們」為什麼輸、「我們」要怎麼贏。民進黨人很少討論台灣該怎麼辦。如果民進黨人在此時還想不清楚－－政黨本身的勝敗不是重點，重點是國家的興衰和人民的福祉，政黨要能夠把國家搞好，才有資格談輸贏，那麼民進黨的路線檢討絕對會搞錯方向。另一個問題是「態度」。我簡直可以在腦海裡直接想像每一位民進黨幹部，從大老到中生代、青壯代，他們此時此刻在哪裡聚會、他們所講的話是甚麼，甚至他們的語氣和表情。如果大家的「態度」沒變，民進黨絕對就是差不多這樣，不可能有甚麼新氣象的。

反省改革就算不成功，民進黨也不會滅亡。只要民進黨繼續代表著台灣的「第一社會」，靠著台灣人的歷史悲情以及中國威脅打壓，民進黨在台灣永遠還有幾席之地。更何況，民進黨並不是真的那麼糟糕。民進黨的組織文化，相對於國民黨仍是比較平等、開放的。民進黨仍有相當多的黨公職人員，付出愛鄉土的心力在為人民服務。民進黨沒那麼糟，也不會消亡。只是民進黨將無法實現他們帶領台灣走向未來的承諾。民進黨自己停下來了，台灣人不會等他們。

我從二十歲加入民進黨工作，在滿四十歲生日的時候，因為籌組第三社會黨而被民進黨除名。人生最有活力、最有創造力的二十年，貢獻給了民進黨。我當然希望民進黨能夠改革，能夠找到方向，這樣才不辜負了二十年青春。但也是因為我對民進黨實在太了解，我不想任何年輕人再花個另外二十年才學到我所學到的事情。我要說出實話－－不要期望過高，民進黨的改革，走不了多遠。舊日的同志們，請證明我錯了。

沒精神的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還有不到二十天，卻很少嗅到興奮的氣息。身邊的友人幾乎沒有熱心投入的，甚至連談論都有氣無力。我所認識的綠營人士多在批評謝團隊或扁政府，而藍營人士則抱怨馬英九。到底有多少人對這個選舉仍抱著熱情？

如果有人在九零年代初，告訴二十多歲而熱衷於甚麼都民選的我，說總統直接民選選到第四次，就已經會讓人們覺得厭倦──當時的我絕對不會相信。但是現在的我已經決定這樣說：真希望這是最後一次總統直接民選。

自己國家的選舉很無聊，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到了美國民主黨的黨內初選。原因在哪裡？因為那邊有CHANGE。歐巴馬的競選，看起來還真的像是逆轉勝。已經有極多的美國人，尤其是青年世代開始呼應歐巴馬的訴求。歐巴馬能否勝出，又能否真的帶來改變，我不知道。但是政治能給人感動，特別是能夠給年輕人感動，這真的是解開時代憂鬱的良方。

有沒有人發現？台灣正處在解嚴之後最為沒精神的年頭。一九八七年解嚴，步向快速民主化以來，我們的社會長期處在亢奮之中。解嚴二十年是天真年代的終結，許多台灣人對於改變已經不再期待。因為本來說要變的結果都沒變，就算還要變，事實上也不太知道要往哪個方向去變。

謝長廷提出了「台灣維新」，這是很能打動我的口號，比起一個簡單的CHANGE要有深意得多。問題是，維新不可能是一場選舉。如同魏千峯律師曾經為文指出的，台灣維新需要各個領域的菁英們投入去創新、去改革。在維新運動中，政治領導者要能夠啟發！點燃！Inspire！然而諸多民進黨領導者的作風，只能澆熄民間維新志士們的熱情而已。

馬英九呢？就算是願意支持他的人，也應該要問清楚：馬英九究竟是要往未來改，還是往過去改？恐怕很多人都擔心他會往舊的方向去改吧。

台灣的總統選舉，勢必仍在舊議題上打轉，就算下次也一樣，下下次也一樣。想要看到振奮人心的CHANGE？很難。為甚麼呢？因為現有的兩大政黨，僅代表了台灣戰後歷史上兩個社會對立的遺緒。這兩個政黨不會有願景，因為他們有過去的幽靈死抱著大腿，根本難以邁步向前。

台灣的總統大選不僅很難帶來重大的改變，甚至可以說這樣的總統選舉就是台灣沒法CHANGE、沒法維新的原因。每次總統選舉都是歷史問題、認同問題的總對決，就是兩個社會的對抗。新的第三社會，在總統直選和兩黨對峙下難以興起。

所以，不只是說這次總統大選很沒精神，甚至該說總統大選會讓台灣越來越沒精神。兩黨的小集團們繼續剝削著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以便持續進行民主內戰，這樣的選舉只會讓人沮喪，怎麼會有精神呢？除非在下次總統大選時，合併舉行多黨議會內閣制的修憲複決公投，讓人民參與整個國家願景的重構，那才會帶來興奮的CHANGE！

總統候選人該談而沒談的憲政問題

上周末的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兩位候選人回答了二十位公民提問。提問的內容包括了通貨膨脹、排碳減量、農民與農業、同性戀權益等。有公民要求總統候選人政見沒兌現要捐薪水，也有公民問總統候選人何不吃素。準總統們被要求答覆的問題，可以說相當地多元，幾乎是包山包海，但我反而擔心他們講了太多不該他們講的話題，開了太多不該他們開的支票，但是卻遺漏了一個總統候選人最該表態的問題，即是他們的憲法見解以及憲改主張。

為什麼公民提問人裡面，沒有一位提到憲政問題呢？我猜，因為在某種對公民社會的想像裡，這種太「政治」的問題不是一個好公民應該去關心的。好公民應該去關心弱勢，但不該太政治化。殊不知，憲政問題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弱勢議題。為甚麼是弱勢議題呢？有兩層意義：第一，認真關心憲政的人其實很少，總數比樂生青年還少，憲政議題本身就是弱勢；第二，憲改意味著中央政府體制的釐清與政黨體系的重建，而這二者都會影響公共政策的產出，當然也就關係著弱勢權益和進步的社會價值。

公民提問人沒問，但是兩位總統候選人卻不能不主動表態，因為總統候選人的憲法見解與憲改主張實在太重要。謝長廷先生和馬英九先生如果認為現行憲法是某種雙首長制，或者說如果認為行政院長在政策上還有點角色，那麼他們兩位就該考慮：總統候選人是不是宜於全面性、無保留、鉅細靡遺地開立政策支票。

謝長廷先生在二零零五年出任行政院長之時，曾明確告訴社會，他不會是陳水扁總統的執行長。如果他當了總統，他是否還接受這樣的憲法見解？如果他當選，要提名國民黨人士組閣，是否表示行政院長是政策負責人？屆時國民黨人的閣揆要實行誰的政策？謝長廷的憲改主張又是否與民進黨相同？到底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

而馬英九先生曾經承諾，當選兩年後要檢討憲政問題並考慮修憲。如果馬英九當選，因為國民黨擁有國會絕對多數，他將成為最有力量的修憲強人。固然總統並非修憲機關，但卻是實質的政黨領袖，可以推動修憲。馬英九為什麼不能在總統選舉前告訴人民，他到底要不要修憲？修憲方向是甚麼？

兩位總統候選人應該都很清楚，現行的憲政體制有極大的問題。陳水扁總統過去七年多來所遭遇的窘境，有些是他自己該負責，但有些則是制度紊亂不明所導致。謝長廷和馬英九敢不敢去面對憲政問題？為甚麼不承諾要推動修憲？或者他們打算隨著陳水扁總統的前例？不需要公民提問，兩位都該主動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