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龍女的第一場武林大會

本週內，被暱稱為小龍女的蔡英文女士，將要面對他就任民進黨主席以來的第一場嚴酷挑戰──民進黨失去中央執政權之後的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是民進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這次的最重要議題是該黨將用何種方式來推舉二零零九年縣市長選舉的候選人。除此之外，蔡主席還想要推動廢除三級黨部等的黨務改革，而且把此視為他個人和民進黨的重要里程碑。

蔡主席將黨務改革看得如此重要，可能是認為要透過黨的系統來建立領導權威。事實上，民進黨領導者的影響力，從來不來自於黨務系統，而是對於廣大民意的掌握。只要蔡英文主席能夠繼續擁有很高的社會期待，甚至讓大多數支持者認為他就是最適合、最有獲勝希望的下屆總統候選人，那麼整個民進黨就會望風景從。黨務改革，說實在的，不是那麼重要。

與其放太多注意力在黨務，蔡英文主席或許更該向大眾社會傳達：民進黨的首要任務並不是像在戒嚴時代一樣，去徹底地反對執政的國民黨。原因很簡單，現在的國民黨並不是靠不民主的手段把持政權。另一方面，現在的民進黨也不再是受苦大眾的代表或正義的化身。民進黨曾經擁有權力，民進黨之所以失去權力，不是因為國民黨迫害，而是因為執政表現不受到肯定。

民進黨的職責不是去全面地否定或是不停地攻擊國民黨和馬英九政府──國民黨的無能，他們自己很快就會證明，不必旁人代勞了。攻擊國民黨並不會讓民進黨重新執政。民進黨該做的是讓自己成為人民心目中一個可靠的替代選項──當人民又受不了國民黨而想要把他們換下來的時候，民進黨必須是一個可以用來把國民黨換下來的替代品──民進黨要提出替代的方案，要準備好替代的團隊。

這也就是說，民進黨不可能和國民黨是截然對立的，兩大黨不應該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利益觀點，也不應該代表兩個互相對抗的社會力量。相反地，民進黨是要和國民黨競爭著台灣的主流發展路線的。台灣到底該怎麼走？什麼方向對台灣最為有利？答案不可能有兩個。民進黨必須要比國民黨更明確、更有效地掌握到那個答案。

對於小龍女蔡英文來說，他最應該做的是建立由他自己所代表的新時代民進黨路線，把過去錯誤的觀念、作風和人物都留給過去。很不幸地，據說民進黨內現在最敏感的字眼竟然是「新」、「中間」等字眼──還屈服於深綠媒體的撻伐壓力，而不敢大聲說出民進黨要走新的路。這是極為可笑又可悲的情勢。

小龍女必須在武林大會裡展現他的武功路數，讓天下好漢看清楚什麼是主流、什麼是趨勢。小龍女不要誤以為山頭門派林立的組織能夠幫助他一統江湖。本來就不是江湖人的小龍女，走條新的路來吧。

再思考曹興誠方案

知名科技企業家曹興誠先生在去年十一月提出制定兩岸和平共處法的構想，近日又提了一些修正的想法。半年前，曹先生提出此一構想時，民進黨政府還由陸委會高層官員寫了長文批判，陳水扁總統更連續數天公開指責。如今，民進黨已經失去了政權，曹興誠仍在努力鼓吹他的想法，只是他必須說服的對象變成了馬英九總統。在藍綠政權交替之後，曹興誠的主張極可能仍不為當道所喜。但或許如此，各方更可以理性客觀地看待曹先生的主張。

所謂兩岸和平共處法，其基本要點是：台灣不舉行獨立公投；台灣不排除與中國統一，但必須經過台灣人民公投同意；台灣單方面立法規定，不主動辦理統一公投，而是在中國提出統一要求下辦理；中國為求台灣人民同意統一，必須提出足夠吸引力的條件而非武力逼迫；若統一公投被台灣人民否決，則中國必須在一定期間之後方能再度提出統一要求。

平心而論，這是從台灣利益為出發點的主張。很可惜，藍綠各方若非根本沒有認真了解，就是刻意誤解，以至於曹興誠只好自比為老麻雀，兩腳朝上要去頂天。更大膽地說，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偏獨的方案，或者說是一個偏綠的方案。自認為站在本土立場的人，實在是沒有什麼理由硬要去批鬥甚或去扣人家帽子。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偏綠的方案呢？曹興誠的構想，不僅和民進黨的正統理論不衝突，甚至可以說是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一個落實方案。和平共處法認為台灣現狀是獨立的，而且主張改變此一獨立現狀需要經由台灣人民的民主程序認可。和平共處法要求中國除了爭取台灣人民同意之外，別無他法可以統一台灣。這都是符合民進黨理論的。陳水扁前總統以及部份自命獨派人士對曹興誠的痛批，實在是因為他們自己背離了民進黨的正統理論。

在去年的一場由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主持、曹興誠先生出席的討論會上，我曾直言指出，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用無時間表的終極名目統一換取長期維持實質獨立」的方案。明白人都知道，台海兩岸需要一個和平架構，但是一個只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架構卻很可能無法真正維持現狀。同時，任何預設結果的方案又會立即遭到抗拒。因此，一個符合台海現實又尊重普世價值的「終局處理程序」，也就是預設終局方向但是卻以程序優先於結果的方案，優於沒有價值觀的所謂中程協議，也優於預設立場的統或獨。

兩岸和平共處法距離實現還很遙遠。但是曹興誠先生的基本構想，就我的理解，正是一個符合現實又有價值理念的終局處理程序，而且有可能是讓台灣維持獨立於中國中央政府控制之外，能夠維護本身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的方法之一。站在台灣優先的立場，除非誰有辦法提出達到同樣目標又更貼近現實的方案，否則為何不能放開心胸，以曹興誠的提案做為進一步思辯探討的基礎？

不知去向的民進黨改革

民進黨有沒有可能從陳水扁政權所留下的廢墟裡重生？了解民進黨病根之深的人，本來都不敢抱太大期望。自從蔡英文女士決定出馬競選黨主席以後，讓人覺得也許值得一看。在有限度的期待下，看到了蔡主席當選後青壯派提出的所謂改革方案，卻又陷入了另一個悲觀。現在，我們大概可以預測民進黨的改革走向何方了－－It's going nowhere。

為什麼改革走不了多遠呢？最根本的問題是民進黨整個領導階層的認知。民進黨人所思考的只是民進黨要怎麼贏，而不是台灣該怎麼辦。簡單說，民進黨執政八年之後選舉慘敗，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民進黨人所在意的僅僅是選舉為什麼輸掉，而不是台灣社會有沒有進步。

民進黨人所想要追求的改革，是一種能夠讓他們選贏的改革，而不是能夠解決台灣內外困境的改革。只要你聽到民進黨人聚在一起談論著所謂改革，不論是改革派還是被改革的對象，他們所談的必定不是該如何提高國民所得，或如何增進兩岸的和平穩定，而是檢討誰讓民進黨敗選了，誰能夠帶領民進黨打贏下一場選戰。

特別是對於曾經擔任政府高官的民進黨人－－不分世代，他們真的相信台灣是很OK的，沒什麼大問題，因為他們「相信台灣」。台灣沒問題，只要民進黨能夠選贏就好。簡而言之，民進黨人沒有把黨的勝選和人民的福祉扣在一起。這就如同一個公司，沒有把自己的獲利和顧客的滿意扣在一起，這樣的策略最終是不可能成功的。

正是因為這樣的認知和心態，以致於大選過後，民進黨的檢討反省一直到主席改選和所謂青壯代的改革方案，大多集中在民進黨的黨務，而不是政策和理論路線。民進黨的黨務，說實在話，和人民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就好像公司的內部制度，只要不要牽涉到剝削勞工或工廠安全，基本上與消費者的權益無涉。消費者要的是產品和服務。公司的新經營者應該告訴客戶產品和服務將如何改進，而不是內部管理要怎麼做。

在心態與認知的問題之外，民進黨青壯代之所以只能提出黨務改革，還因為這個世代還沒有真正打算要接班。他們沒有打算要擁有自己的理論路線，只是想要和過去一樣擔任幕僚，對老闆提出一點小小建議。很悲傷，這個世代竟然成為尾巴的世代，沒有恢弘的視野和創新的見解，只想處理一些技術的改良。

沒有思想、理論、政策的改革，民進黨能夠改到哪裡去呢？如果沒有路線辯論，青壯代所提的黨務改革，究竟是革新還是鞏固舊人舊制呢？上週我在這個專欄提到，蔡英文主席應該考慮在民進黨的官方論述裡，平反許信良先生和他的路線，以及平反紅衫軍運動、施明德先生以及參加反貪倒扁運動的諸多民進黨前輩。

試問，若沒有路線辯論和歷史的重新評價，那麼羅文嘉、馬永成等青壯代所提的黨務改革方案裡要讓歷屆黨主席列席中常會，許信良、施明德有被包括在內嗎？他們樂意接受嗎？會不會搞到最後，唯一受邀列席中常會的前黨主席，就是陳水扁先生呢？

蔡英文和她的另一半

上星期在這個專欄談到馬英九先生與他的另一半。我指出，馬總統要重視三種另一半：弱勢的那一半、綠色的那一半，以及從根本去消弭台灣分成兩半。從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中，看得出試圖去照顧到前兩種另一半，但是卻沒有講到如何讓台灣不要分兩半－－只談遵憲而迴避修憲，不可能解決藍綠對立的結構性問題。但願這只是馬總統此時的意見。

在馬英九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的次日，蔡英文女士正式接任了民進黨第十二任的黨主席，同樣蔡主席也要面對這一半和那一半的人民。

蔡英文主席當然知道，那沒有投給民進黨的七百六十五萬人，基本上已經不願意聽民進黨說些什麼，也不在意民進黨做些什麼。未來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得到其中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民進黨以及蔡主席極大的挑戰。至於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又牽涉到蔡主席如何對待屬於自己陣營的那一半。

蔡英文主席所承接的是陳水扁總統留下的殘破民進黨。陳總統所留下的不只有分裂為藍綠兩半的國家，還有分裂為挺扁和批扁的泛綠陣營。民進黨這四年來陸續地逐出了許多對台灣有奉獻、對民進黨有功勞的真正的民主運動者。

蔡英文女士加入民進黨的時候，是民進黨擁有政權的時候。蔡女士所熟悉的民進黨人，是在扁政府擔任高官的少數人。蔡女士應該不至於以為那就是全部的民進黨，甚或是民進黨的主流。事實上，這幾年內批判過陳總統、反省過扁政府作為的，往往才是最具有黨外精神的真正民進黨人。而這些人，很可能才是對那另外七百六十五萬人還有一點公信力和說服力的人。蔡主席若能夠尋回這些人，就有可能取信於那另一半人裡面的一部分。

要尋回這些有黨外精神的民進黨人，還要和那七百六十五萬人對話，蔡主席可能也要面對一點黨史。民進黨的歷任黨主席，退黨的比辭世的還多，活著而又還沒退黨的很少。民進黨有種成王敗寇的文化，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黨的歷史都依照權力而改寫了。蔡主席應該在他能夠承受的壓力範圍內，去平反幾位在權力鬥爭上落敗而受到污蔑或被視為寇讎的領導者。蔡主席應思考如何在民進黨的歷史上正確評價許信良的「新興民族」路線，甚至勇敢重新定位施明德與「紅衫軍」運動，振奮被陳總統所氣餒的人心。

和對馬英九總統提的建議一樣，我認為蔡英文主席最該重視的另一半人，還是社會弱勢者以及還沒有投票權的未成年國民，甚至還沒有出生的未來世代。民進黨未來的政策路線，要站在這另一半人的立場，強調教育品質提升、環境的永續維護、社會安全體系及國家財政的健全，還有兩岸的永久和平。這些是民進黨突破一半的重要工作。

蔡英文主席也必須重視修憲。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擁有立法院的絕大多數，技術上而言國民黨不需要民進黨任何的合作，要通過什麼法案，只要自己按鈕表決就可以了。事實上，現在民進黨立委所提的很多議案，已經受到國民黨籍召集委員的冷漠對待。民進黨幾乎在立法院淪為一種不相干（irrelevant）的角色。這種情況只有修憲才能打破，也唯有修憲，民進黨才能重獲對政治大局的影響力。現在看起來，打破國家分成兩半的局面，對民進黨是更為攸關自身命運的。

民進黨的選擇

辜寬敏先生、蔡同榮先生與蔡英文女士（以年齡順序）三位角逐民進黨的下一任主席，目前所看到的爭點，還是在所謂堅持本土路線或是轉移到中間路線的問題。確實這是一個必須釐清的議題。民進黨若不釐清此一理論立場，就會繼續陷在沒完沒了的爭議裡，對於往後的政策選擇也會很困擾。

本土究竟所指為何？如果所指的是相對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來的「第二社會」和「外來政權」，那麼本土就僅限於傳統定義下的「本省人」，而隱含的則是「福佬人」。這或許是一部分民進黨支持者心中不言自明的概念架構，但這大概不是絕大多數民進黨從政者所願意公開主張的。如果民進黨的新領導者們所宣稱的本土不是這一種，那麼最好能夠澄清，也該負起教育群眾的責任。

如果本土所指的是「台獨」，那麼台獨的理論有諸多種，在每一種理論的選擇上也都帶來極不同的政策意涵。辜先生、蔡先生、蔡女士都需要去論述幾個基本議題：台灣主權是已定？未定？已定說認為台灣主權已經屬於台灣人民，或是經過「漸進式的住民自決」；未定說則認為舊金山和約之後，台灣仍須進行住民自決或甚至國際談判。中華民國在台灣究竟是合法？非法？合法說認為經由民主化，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台灣；非法說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占領體制，應該要推翻或驅逐。在這一層次，目前所謂的中間路線其實也已經涵括在內。這些關鍵問題，可以列出一張清單，所牽涉的是修憲制憲、對美日及對中國政策的極大差異。

再進一步，如果本土所指的是更寬廣的以台灣利益為優先，那麼急獨派、各類獨派與「中間路線」甚至國民黨式的本土路線，在邏輯上都是可能的選項。在這個層次，則民進黨的本土路線爭論就必須進入政策實務的範疇，具體去論述所謂本土路線和中間路線，在增進或保護台灣利益上有甚麼優劣。透過黨主席選舉，讓民進黨領導階層弄清楚，哪一種主張才是民進黨的主流，有助於未來扮演好的反對黨，乃至於爭取再度執政的機會。

平心而論，所謂深綠路線、台獨基本教義派，不僅在歷史上、集體心理上有存在的根據，在未來的兩岸情勢下也能發揮制衡、牽制的安全之盾的功能。對於民進黨來說，究竟要選擇所謂深綠路線或是中間路線，其實是一個政黨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如果民進黨決心要放手讓國民黨或其他力量主導往後的政治發展，而願意自我定位為僅僅是兩岸議題上的批判者、監督者、反對者、保護主義者，那麼民進黨可以選出急獨派、強硬反中派的領袖，來走深綠路線。但民進黨就必須向原先支持民進黨的中間選民或「第三社會」選民解釋清楚，讓他們能夠另尋出路。如果民進黨要提供國家整體的替代方案和執政團隊，那麼又是另一番參詳。

沒有對或不對。各種立場、路線都有它存在的來由和道理。只是民進黨必須選擇它自己未來的角色，而且最好是一個清楚的選擇。只是我對於民進黨不管選擇甚麼，僅僅是能不能有一個清楚的選擇，都不敢表示樂觀。

認真面對新的時代

時代的風吹拂著。兩千零八年開春的台灣人，發現或尚未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還沒結束，三個社會角力的政治已然展開。

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大敗，是因為國民黨在傳統的第二社會主力之外，還拉攏了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這是擁有台灣認同但也接納中華民國合法性，並且不以本土作為唯一政治價值，而還想要多一點經濟、多一點文明的一部份選民，他們所做的權宜選擇－－不，與其說他們選擇了國民黨，不如說民進黨拋棄了他們。不僅拋棄他們，還不停地懷疑、羞辱他們。他們其實是沒有選擇。

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們，不要回頭望著視線裡逐漸消失的雄偉城堡而興嘆掉淚。雖然城堡迎回了舊主人，城外的野地上還有廣大的黎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是無助的農奴，而是自主的公民。用過去的那一套悲情戲碼，不可能重獲他們的信服和追隨。

八零年代已經過去了。有些經歷過解嚴前後反對運動的人，還在追憶著似水的年華。更令人莞爾的是沒來得及經歷那一段的世代，竟然也東施效顰地想要複製那些已經隨風飄逝的英雄傳奇。八零年代已經遠颺，可以追憶卻不宜再次擁抱。不要再提八零年代－－更不要說把五六零年代的理論再拿出來說教。任何幻想著要回到八零年代－－所謂民主進步黨的創黨精神，或是所謂重回街頭的激進社運路線，若不是腦筋混亂就是對過去有著浪漫的誤解。

不是要創黨精神，不是要重回街頭。重回八零年代，就是再走一次二十年的老路。想要走出新路的人，和想要重回街頭的人，你們的道路不同，要趕快毅然分手。這次的在野，不同於過去的在野。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必須從第一個本土反對黨的執政經驗－－混雜著成功與失敗的執政經驗之上反省，才有可能開展新時代的新政治運動。

民進黨的執政經驗十分可貴，失敗和成功的部分都很可貴。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期待另一個只會對抗的反對黨，他們所需要的是隨時可以用來替換的團隊和方案。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要隨時看著國民黨政府的作為，準備清廉、有能力、有責任感的團隊，提供有效的整體方案來競爭。

八零年代已結束，意識形態也要離開。意識形態可以做為思考上的基準，但再也不足以提供我們政治實務上的解決方案。不僅僅是統與獨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左與右的意識形態。馬英九的經濟政見以凱因斯學派為基礎，謝長廷的則比較偏向供給面，但是卻重視社會福利。哪一個左一些？哪一個右一些？誰能分辨？現在面臨的是如何兼顧生活水平與環境保護，如何因應衰退與通貨膨脹同時襲來。

烈烈的風呼嘯著。壓低了頭，瞇起眼睛，別讓風沙迷亂了視線。真的有決心要逆風前進的人們啊，停止重複那些從舊世代學來的廢話。先行世代所得到的成就，並不是因為那些口號，而是他們曾經認真面對他們的時代。

培養世代政治家－－為民進黨改革再進言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民進黨，而且也對民進黨的改革不抱太大希望，但是當民進黨宣稱說要反省，邀請我以所謂諍友身分參加黨內的檢討會議，還是覺得有道義責任和情感，應該去說誠實言。

不同於一般民進黨人所倡言的「解散派系」，我主張民進黨若要改革，就要建立新派系，而且要強化派系、健全派系。也就是說，要引入競爭機制，讓民進黨內部有路線的辯論和政策的比較，這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

民進黨現在的派系，其實只是公職提名初選和黨職選舉的換票機器。派系不代表甚麼思想路線的差異，也就只有負面觀感而缺乏積極意義。

建立新派系，讓派系成為理念主張的鼓吹者，也是政策和政治路線的代表者；派系彼此競爭，把所有的差異攤開來比較，這樣民進黨才會再度成為一個重視理論的政黨。

不僅應該建立新派系，更應該讓新世代人物成為派系領袖。有人說，學運世代還不夠成熟，不能成為政黨的領導者。好吧，這是事實。學運世代確實缺乏宏觀而有人格魅力的領袖。那麼該怎麼辦呢？很簡單，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袖，由此來培養政黨和國家級的領導者。

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台灣面對嚴酷的國際挑戰。這樣的國家，需要對國家大政有想法，有戰略觀的政治領導者－－不只一位領導者，而是領導集團。像台灣這樣處境艱難的國家，若是只能擁有平庸的領導者，甚至低於一般水平的領導者，而還能夠生存和繁榮，這實在是不可想像的。

民進黨這幾年來，把政策外包給技術官僚，把論述外包給一批御用學者，把文宣外包給電視電台名嘴。民進黨自己的政治家，幾乎完全喪失了政策和理論的主導權。到最後，政治人物專做媒體操作和所謂「政治判斷」，至於國家的政務和戰略，則是腦袋空空。

更嚴重的，由於腦袋空空，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沒有自信，一旦面對群眾質疑，都不敢辯護自己的主張，只能夠附和討好群眾。於是群眾被名嘴牽著走，愈趨激進化，而政治人物被群眾趕著走，愈來愈無能無知。這樣的黨，的確是不配再執政。

我認為，任何一個政黨，想要獲取政權或參加政府，都應該把培養高品質的政治領導者或領導集團，當作是最首要的要務。民進黨現在既然失去了中央執政權，就要好好擔任影子政府，在每項重大政策上，都該提出競爭方案。而民進黨內的派系－－我所指的是為了路線競爭而建立的新派系，就是政策的規劃和鼓吹機構。

但是要釐清的是，我說由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導者，不是說學運世代人物等著大老指定誰來繼承某個派系。現有的派系領導人其實只是繼承人，是大老的代理者，缺乏世代的思維。學運世代若敢於承擔領導責任，就該擺脫舊派系的牽絆，提出新政綱、新論述，以此為基礎重新結盟，建立新的派系。這樣才能夠培養出政治家。

對民進黨，能講的就講了。截至目前為止，看不出有痛切反省改革的可能性。學運世代也將隨著這艘鐵達尼號，快速垂直沉入海底嗎？

誰來代表第三社會

二次戰後的台灣歷史，就是兩個社會的歷史。而二零零八年以後的台灣政治，則是三個社會的政治。

民進黨的力量來自於反抗意識強烈的本土社會，我們稱之為第一社會。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前後帶著軍隊和政府來到台灣，其後也結合本地人形成了強大的意識形態集團與利益集團，我們稱之為第二社會。

第一社會相信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要把中華民國趕出去；第二社會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和大陸的中國人聯手對付台獨。兩個社會的傳統歷史觀、國家觀都已經嚴重地過時。大一統思想和大中國主義，當然不符合台灣現實，也違背人民的情感，完全是威權時代的遺緒。否定現行體制合法性且主張與中國全面敵對的台獨論述，也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必須依賴著美國對中國長期圍堵的戰略才有可能。

多年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論述都有調整，但也都放不掉老統派或老獨派的舊包袱。國民黨的核心仍是第二社會黨，而民進黨更幾乎完全是第一社會黨。

台灣其實是有第三社會，第三社會是新觀念、新世代、新移民。第三社會的人有理所當然的本土認同，但是也接受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合法性。第三社會要在台灣事實獨立的現狀下，追求生活品質和文明的提升。第三社會的歷史觀和國家觀，才是台灣共同體的未來出路。如果第一和第二社會各自是辯證法裡面的正題和反題，則第三社會就是更高層次的綜合。

但是第三社會還沒有力量。第三社會的成員不知道自己屬於第三社會。正如知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前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和「自為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第三社會的選民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卻沒有主體性，也不理解自己的進步性和時代意義。第三社會必須經過喚醒，才能成為自主的力量。

第三社會暫時仍無法擁有自己的政治力量，還有另一個原因－－制度的扼殺。現在的憲法和選舉法規，都在鼓勵兩黨制而扼殺第三政黨。這樣的制度其實給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生存下去的空間。兩大黨雖然代表舊的社會力，新的政黨卻很難生存壯大，第三社會的選民只好在藍綠裡面二選一。

謝長廷和馬英九兩位先生都知道中間選民才是政權決定者，所以他們盡可能往第三社會的路線－－共同利益與進步價值去移動。兩個人都做得不夠好。但由於這幾年來民進黨太依靠第一社會的力量，以為只要靠本土牌就可以打敗一切，謝長廷先生的共生理念並沒有付諸實踐。結果，似乎比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接受馬英九先生來代表共同利益和進步價值。當然，如同任何選舉，人民的選擇是否正確，都需要時間才能分曉。

無論如何，正在進行所謂改革反省的民進黨人，必須明確認識到此一事實－－誰能代表興起的第三社會，誰就領導台灣的未來。民進黨的挑戰，不是繼續用第一社會去對抗第二社會，而是如何掌握第三社會的民心。理解這一點，則民進黨復興有望。不理解這一點，再多爭論都是枉然。

如果在十二年前反省

總統直選結果，民進黨大敗，輸給國民黨數百萬票。黨內外批判反省的呼籲四起。

有一種聲音說：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不再是民進黨的專利，民進黨不能再壟斷本土，民進黨必須要尋找新的政黨區隔。新的政黨定位應該是務實保台，在社會經濟政策上走中間路線，照顧弱勢大眾。

以上所描述的是甚麼場景？這是二零零八年三月，大家聽到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以及一些所謂改革派人士的說法嗎？

錯了。我所描述的是一九九六年三月至五月間，民進黨新世代所提出的路線。這個場景距今天已經整整十二年。十二年！

一九九六年，民進黨在「第一社會」式的台獨力量推動下，讓彭明敏取代了許信良參選第一屆民選總統。謝長廷那時就是彭明敏的競選搭檔。選舉結果，民進黨彭謝配慘敗給國民黨的李登輝超過三百萬票。

三月底，黨內的新世代發動了路線的大辯論。當時任文宣部副主任的周奕成結合了八十多位新世代工作者，發表了「再度燃起希望與行動之火」的改革宣言，痛批民進黨內口號台獨、教條台獨以及務虛文化。五月，周奕成起草了「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指出新的台灣國家運動方向並且描繪了新的政黨體系與社會區隔。

這份文件一字不差地寫道：民進黨「不能以台獨主張，來做主要、唯一的政黨區隔，因為將台獨劃歸己有，恰好使台獨不能為其他政治力量所接受。當其他政黨實質上接受台獨主張，民進黨仍繼續以台獨做唯一區隔之時，為了強調區隔，民進黨將使台獨主張越趨極端化、狹窄化，聲稱只有某種主張才是台獨，其他都是統派。這種發展將使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越來越不務實，也將使台獨主張背離群眾的認知與需要。」

「民進黨必須發展新的政黨區隔，民進黨必須走向更年輕、更清廉、更具進步性、更具前瞻性的轉化，成為一個能夠領導台灣未來的務實台獨、社會改革政黨，在打擊黑金、保障弱勢立場上，與國民黨政權對抗...。」

這份文件裡所謂的新台獨，是指維持台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台灣人民擁有主權，實施徹底民主政治的狀態。新世代指出台灣的國家目標是維持安全繁榮和追求社會進步，而不是更改國旗國號。台灣主體意識的運動不再是內部對抗運動，「必須擁有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絕對多數民意，才能在國際上對抗中國的壓力」，「不能再任意將別人打成統派、中國代言人，必須真實地面對其他黨派的主張。」

其實，這也正是今日「第三社會」式的台灣國家論，亦即揚棄「第一社會」（本土社會）與「第二社會」（外來政權）的對立，用開放包容的台灣意識來推動社會團結，以抵抗外來壓力，維持台灣的實質獨立。

十二年了。當時不到三十歲，頭角崢嶸的新世代，如今已經邁入中年。錯誤的路線，浪費了多少政治工作者的青春，更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熱情。十二年，該講的話，才從當時已經有過失敗經驗的總統候選人口中講出來。十二年，走這段路，不覺得太慢了嗎？所謂反省，到底能走得多遠？

民進黨改革走向何方

執政八年即將告終，政黨輪替的鐘聲再度響起。在民進黨慘敗以後，所有關心民進黨，或是關心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人們，都在期待著民進黨的反省改革。在北平東路，在青島東路，在政論節目，在部落格和網路，到處都有人在談著民進黨的改革，彷彿那是一件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我也懷抱著期待，只是我的疑慮好像比期待更多一些。原因是，十二年前我也期待過。一九九六年，那是謝長廷第一次參與總統大選，他是彭明敏的副手搭檔。彭謝配大敗，敗給李登輝三百萬票。選後，民進黨也曾經歷轟轟烈烈的路線辯論。那時我是文宣部副主任，也是新世代的核心成員，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批判教條主義、內部對抗的台獨路線，描繪新的政黨體系與社會區隔。今天民進黨人所講的反省改革的話，我們都講過－－講得更深，講得更遠。十二年後台灣人再過鼠年，有如歷史嘲弄，民進黨再度慘敗，檢討批判之聲又起。該怎麼期待？該期待甚麼？

我可以預見，在這次的所謂檢討反省之中，民進黨人以及支持者，所追問的、所討論的仍將是「我們」為什麼輸、「我們」要怎麼贏。民進黨人很少討論台灣該怎麼辦。如果民進黨人在此時還想不清楚－－政黨本身的勝敗不是重點，重點是國家的興衰和人民的福祉，政黨要能夠把國家搞好，才有資格談輸贏，那麼民進黨的路線檢討絕對會搞錯方向。另一個問題是「態度」。我簡直可以在腦海裡直接想像每一位民進黨幹部，從大老到中生代、青壯代，他們此時此刻在哪裡聚會、他們所講的話是甚麼，甚至他們的語氣和表情。如果大家的「態度」沒變，民進黨絕對就是差不多這樣，不可能有甚麼新氣象的。

反省改革就算不成功，民進黨也不會滅亡。只要民進黨繼續代表著台灣的「第一社會」，靠著台灣人的歷史悲情以及中國威脅打壓，民進黨在台灣永遠還有幾席之地。更何況，民進黨並不是真的那麼糟糕。民進黨的組織文化，相對於國民黨仍是比較平等、開放的。民進黨仍有相當多的黨公職人員，付出愛鄉土的心力在為人民服務。民進黨沒那麼糟，也不會消亡。只是民進黨將無法實現他們帶領台灣走向未來的承諾。民進黨自己停下來了，台灣人不會等他們。

我從二十歲加入民進黨工作，在滿四十歲生日的時候，因為籌組第三社會黨而被民進黨除名。人生最有活力、最有創造力的二十年，貢獻給了民進黨。我當然希望民進黨能夠改革，能夠找到方向，這樣才不辜負了二十年青春。但也是因為我對民進黨實在太了解，我不想任何年輕人再花個另外二十年才學到我所學到的事情。我要說出實話－－不要期望過高，民進黨的改革，走不了多遠。舊日的同志們，請證明我錯了。

被遺棄的公投

最後一個星期日的喧囂裡，有的喊逆轉勝！有的喊向前行！六天後，大家等待新總統的產生。但是合併舉行的公民投票呢？現在幾乎已經可以斷定兩項公投案都不會通過。

任一公投案要通過，必須要有八百萬人去領票和投票，其中半數以上，即四百多萬公民投下同意票才能過關。三月二十二日，入聯與返聯兩個公投案，各自與一位總統候選人掛勾，而任一位總統候選人都不可能動員得到八百萬的選民。民進黨還在做最後努力，呼籲自己的選民能夠領兩張公投票，希望以此換取泛藍選民也能夠支持民進黨的台灣名義入聯案。無奈國民黨並不領情，國民黨不僅不可能支持民進黨的入聯案，連自己所提的返聯案也要遺棄不管了。當國民黨消極抵制兩個公投案，也就是暗示支持者都不要去領公投票的時候，這兩個案就已經宣告失敗。

從二零零四年合併總統大選的加強軍備、和平談判兩案，到今年初合併立法委員選舉的討黨產、反貪腐兩案，以至於下週將合併總統大選的入聯、返聯兩案，六個全國性公民投票，沒有一個不是為了選舉動員而產生的，也沒有一個投票結果真的能夠反映民意。代表直接民主的公民投票被蹧蹋到如此地步，可以說是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挫敗。

二零零三年，公民投票法在連戰與陳水扁兩位總統候選人所領導的兩黨國會黨團，雙方你來我往，機心用盡之下終於勉強通過。民進黨隨即宣稱這部公投法是鳥籠公投法，是為了封鎖人民的公投權利而非保障公投權利。陳水扁總統以此為由啟動所謂防禦性公投。若要說陳總統的違法濫權，這才是他八年總統任內最為膽大妄為的違法行為。

無論如何，從二零零四年三二零公投的經驗中，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部分領導者似乎得到相同結論，即公投是民進黨的選舉利器．於是民進黨重複使用此一利器，而國民黨則想盡辦法抵制公投或削減公投的威力。

公投不僅成為民進黨對付國民黨的利器，更是民進黨黨內鬥爭的工具。入聯公投確確實實是民進黨總統初選的產物，當時的主席游錫堃最需要逆風前進，便發起此一公投連署，用以對付謝長廷、蘇貞昌．謝蘇二人成為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以後，只好概括承受。謝長廷從一開始就不曾全心贊成此一公投，他理解用公投作為內部對抗的武器，結果將傷害國家形象和實質對外關係，但是他有苦說不出。現在這個公投案，已經看不出對他選舉有何好處，徒然留下荒謬而已。

最令人痛心的是，這些由不負責任政客所發動的公投案，其投票結果沒有一件能真正表達台灣人民的心聲。台灣人民想不想參加聯合國？如果可能的話，當然想。三月二十二日的投票結果，能夠表達這樣的多數民意嗎？大家都知道，大概是不可能了。這不僅是兩大黨為了選舉操弄公投，遺棄了直接民主的理想，也是台灣人民的真正心聲被遺棄。說是要表達國民共識，卻偏偏要在兩個政黨、兩個社會的鬥爭架構裡進行，結果本來好好的共識就被拆裂、毀滅。這樣傷害台灣的操作，可以再繼續下去嗎？兩位總統候選人，在一週後，您們願意攜手挽救嗎？

民進黨初選結果的憲政意涵

民進黨初選結果的政治意涵有兩項，一是部分不同世代的優秀政治工作者遭受到反淘汰；另一則是台灣兩個社會之間的民主內戰會更加激化。這些遭受到反淘汰的政治工作者，多半屬於較為理性問政而非好戰份子。民進黨內好戰派的抬頭與溫和派的削弱，其原因和結果都是台灣「民主內戰」的激化。

好戰派的抬頭與民主內戰的激化，又有兩個憲政結構上的原因，一是國會席次減半，另一則是總統權與總統直選的制度。國會減半造成立委提名競爭的極度激烈，總統權與總統直選則強化了兩極對抗的惡性兩黨體制。

第七次修憲將國會席次從二百二十五席減為一百一十三席，已經註定了至少有一半的現任立委將失去參選機會，也註定了本屆提名權之爭會非常地激烈。競爭激烈未必是壞事，問題是競爭者在比的是什麼？民進黨這次立委初選中候選人所比的，顯然不是問政品質──誰能夠達成政黨願景；而是戰鬥意志──誰有更大的仇恨、有更兇悍的鬥爭方法。

為什麼仇恨與鬥爭會成為政黨選擇候選人的標準呢？因為這是民主內戰的前夕，台灣兩個社會的權力集團，正摩拳擦掌準備進行慘烈的終極戰役。政黨的競爭被當作敵我矛盾，所有採取中間溫和路線的人，都會被自己陣營視為對敵人軟弱，甚至懷疑其忠誠度。由此，民進黨的立委初選便呈現了好戰派抬頭的結果。

台灣的民主內戰，固然起源於本土與外來兩個社會的歷史矛盾，但也是惡性兩黨體制不斷催化的結果。而總統權以及總統直選則直接鞏固了這個「對外互扯後腿、對內沒有提供選擇」的惡性兩黨體制。總統選舉所導致的「一半人民對抗另外一半」對國家所造成的傷害，幾乎已經不待說明。目前仍熱烈支持總統制和狂熱投入總統選戰的人，大體上皆可歸類為支持民主內戰的人，亦即認為對方陣營應該是遭受消滅的對象，而己方可以透過贏者全拿的總統選舉，將對方徹底摧毀。

面對民進黨初選現象所反映出來的政治人才損失與民主內戰激化的問題，有兩個憲政層次上的解決辦法：第一是立刻進行修憲，增加立法院政黨比例部分的席次；第二是為台灣催生新的政治力量。

民間早有以議會內閣制為主軸，推動第八次修憲的呼聲。議會內閣制可以緩解兩黨惡性對抗的問題，並且伴隨著國會席次的合理增加，而能夠讓中道力量得到生存空間。事實上立法院已經有兩種內閣制版本的提案，然而馬英九先生下令國民黨黨鞭封殺黨籍立法委員連署支持民間人士所提出的修憲案，令人痛心無奈。

謝長廷先生獲得了民進黨的總統提名，應該即刻主動推動修憲，以彌補民進黨「內戰中的內戰」所造成的黨內裂痕與人才失落的遺憾。林義雄先生當初要求各黨謹守誠信，促使第七次修憲通過了國會減半，如今國會減半竟然造成了反淘汰，林義雄應該起而呼籲即刻再度修憲。

如果能夠依照「五五內閣制民間推動聯盟」所建議的方案，將政黨比例代表的席次增加到等同於單一選區（包括原住民代表）的七十九席，則在新憲實施時（最樂觀情況下是第十二任總統就職時），第七屆立法院可以遞補四十五位政黨比例代表，也就納入了沈富雄、洪奇昌、羅文嘉等民進黨的遺珠。

不論修憲成或不成，台灣都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在台灣，中間路線新政黨一直處在有需求而無供給的狀態。這次民進黨立委初選，溫和派或中間派雖然仍獲得民意的好感，但卻無法經由民進黨的提名制度而獲得代表黨參選的機會。這表示中間民意無法在民進黨內尋求到代表。然而這個區塊的民意，卻可能是盼望社會團結、厭惡民主內戰的溫和理性本土力量。想要主導台灣國家走向的民進黨竟然放棄代表這股民意力量，令人十分遺憾。這股力量在政治上沒有代表，台灣就將繼續深陷在兩極對抗的民主內戰裡不可自拔。

要終止民主內戰的殘酷殺戮，就要有維和部隊進行「人道干預」，否則交戰雙方不可能停止殺伐。若有新的政黨組成，投入年底立委選舉，則在民進黨初選中失落的優秀人才也還有藉由第二票（政黨名單）獲選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台灣不能繼續沉溺在兩個社會的對抗裡──新的第三社會要興起，要有代表第三社會的政治力量。

降低公投門檻 化解政治死結

人間都已經是四月天了，別有天地非人間的立法院裡，中央政府總預算還沒能夠通過，這是因為國民黨堅持通過中選會組織法，用政黨比例方式來推薦中選會委員。為什麼國民黨非要搞「中選會綁總預算」？因為民進黨已經開始運作所謂的「公投綁大選」，中選會的裁定可能影響公投和選舉的連動結果，使得國民黨由勝轉敗──至少國民黨人這樣認為。因此，區區幾位中選會委員的推薦方式，導致了藍綠政黨在國會裡的暴力對抗和總預算的延宕。

民進黨搞「公投綁大選」嗎？如果指的是公投與大選同日舉行，這不是民進黨的問題。一般民主的國家在選舉之日合併舉行公民投票是合理常態。國民黨所抱怨的「公投綁大選」應該是民進黨利用公投來做為選舉工具，也就是不為公投標的本身而為了勝選從事公投。

民進黨把公投當作選舉工具嗎？民進黨把台灣在國際上遭受不公平待遇，以及未清算的威權黨國遺留問題，都當作是選舉工具。以討國民黨黨產公投為例，不僅是對抗國民黨的選舉工具，甚至是民進黨黨內競爭的選舉工具。民進黨這樣做違法嗎？違背民主原理嗎？國民黨所能夠抱怨的，只是公投對國民黨不利而已。這聽起來是一個很微弱的抱怨。

公投本來是中性的程序，為什麼公投和選舉同時進行，偏偏就會對民進黨有利、對國民黨不利呢？很簡單──這些公投案都是民進黨發動的。民進黨所發動的公投難道還會對國民黨有利嗎？

那麼，為什麼公投都是民進黨發動的呢？為什麼沒有其他的公投案會和大選同時舉行呢？如果同時有好多個公投案，例如核四案、管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案、保障移民勞工人權案，甚至修憲案，都和大選同時舉行，難道這麼多的公投都會對國民黨不利嗎？答案是，所有其他可能的公投案，都被現行公投法的超高成案門檻所排除了。曾經發生的總統濫用公投法第十七條除外，全台灣幾乎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事情有可能進行公投，只有民進黨所發動的國族與歷史議題──也就是以藍綠對抗為基礎的公投，才有可能通過超高公投成案門檻，而出現在公投選票上。

公投成案門檻高到什麼地步呢？現行公投法規定，公投成案需要有百分之五的合格選民連署，那就是八十二萬多人。如果蒐集一份公民連署的平均成本是新台幣五十元，那麼八十二萬份就是四千多萬元。這顯然排除了任何有需要以直接民主來推動其政策訴求的公民個人與團體，也排除了任何不以藍綠對抗為基調的議題。即使連民進黨一月所發動的討黨產公投，截至三月底都只達成連署目標的百分之六點二，可見更無任何團體和議題有本事跨越公投成案門檻；也無怪乎民進黨繼續發動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總統組織新憲委員會等各式公投議題來為連署加溫。

我們回頭追問，誰為公投法設下這麼高的成案門檻呢？是國民黨。國民黨在2003年勉強同意通過公投法，卻設下了不合理的超高門檻，不僅變相剝奪了憲法規定的人民創制複決權，也為自己種下兩大禍因──在2004年陳總統鑽營「巧門」濫用第十七條進行320公投，打敗了國民黨也傷害了台美關係；現在民進黨又要利用三項公投議題來對付國民黨。公投之所以成為民進黨的選舉利器，其實是國民黨自己造成的。如果國民黨同意修法降低公投成案門檻，會有很多公民團體發起一般公共政策的公投，在選舉時一併舉行的公民投票會有很多議題，不會特別對國民黨不利，也不會特別對民進黨有利──別忘了，民進黨做為執政黨，在一般情況下應該是比較害怕公投的。

國民黨好像想通了這點，現在要用公投來制公投。報載國民黨打算一口氣推三十多項公投題目在大選當天一起來投，以稀釋公投對選舉的影響。這樣的思維其實違背了直接民主的精神──原本直接民主是補代議政治的不足，是民意在議會與政黨之外的出路，結果在台灣公投法的超高門檻之下，公投變成政黨在議會外的另一個戰場。民進黨做為議會少數黨，用公投做武器還勉強可以辯解；擁有國會多數的國民黨有什麼理由要發動公投呢？甚且，為了要推出反制公投，國民黨將被迫去攀爬自己設定的超高門檻──每項議題都要八十幾萬份的連署，好幾千萬的經費，國民黨確定做得到嗎？

其實，國民黨人手中握有打開政治死結的金鑰──能夠消解「公投綁大選」，又能夠解開「中選會綁總預算」，那就是降低公民投票法的成案門檻為百分之一點五。只要幾位委員輕輕地舉手，立法院不必再打架，國民黨也不必辛苦地去攀爬成案門檻，自然會有真正反映民間需求的各項公投案與選舉同時進行。讓公民投票回歸到直接民主的本質，不再是政黨鬥爭的工具，國民黨也就不必再害怕公投──是否相信給人民更多選擇是對自己有利，只在國民黨領導人的一念之間。

三種台獨主義者

美國新一代的中國專家，曾任麻省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也是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對於中國黨政軍高層的台灣政策立場有一針見血的分析。他認為中共領導階層裡對台灣採取強硬立場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其實有三種：第一種是為了個人政治利益的民族主義者；第二種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的民族主義者；第三種才是真誠的民族主義者（sincere nationalists）。

第一種大中國民族主義者，是為了鬥爭他的政治同僚，或為了害怕被黨內同僚鬥爭，而對台灣問題採許凶狠強硬的態度。他們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表態，真正目的是個人的政治利益；第二種大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共產黨以及解放軍一定要對台灣極度強硬，才能夠利用民間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藉此轉移和壓制蜂起的社會不滿，維繫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他們把共產黨的利益等同於國家的利益；第三種是真的抱著所謂的民族使命感，而以為台灣問題很急迫，必須要用高壓手段來處理的。這種真誠的民族主義者，在中共高層裡反而是少數。

用同樣的分析觀點來看台灣，急進的台獨主義（主張）者其實也有三種：第一種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主張急進台獨；第二種是為了個別政黨的執政地位而主張急進台獨；第三種才是真誠的急進台獨主義者。

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的台獨主義者，就是那些質疑同一政黨裡其他人都不夠台獨的人。他們和中共高層裡的第一類民族主義者一樣，是為了鬥爭他的同黨，或為了怕被同黨鬥爭，而採取好戰派的立場。近日來我們所看到的為了民進黨內的立委初選，而對自己同志進行沒有根據的人格和政治攻擊的，就是這種台獨主義者。為了總統初選而支持、暗示、縱容這種黨內鬥爭，以及為了保衛個人政治地位而極力喚起急進獨派情緒，鼓動社會內部對抗的領導者們，也是此類的台獨主義者。

第二類的台獨主義者，是為了某一政黨的執政地位而主張急進台獨。這些人主要是民進黨選戰策略的規劃操盤者，以及積極獻策與辯護的學者、名嘴和「資深媒體人」。他們認為民進黨唯有走急進台獨的路線，才有可能繼續勝選執政。他們的策略並非沒有事實基礎。台灣的統獨對抗愈嚴重，對國民黨就愈不利。台灣的政治若被統獨議題主導，則民進黨就會繼續勝選。道理很簡單，只要中間選民都受夠了統獨而不願投票，則支持獨的一塊必然大於支持統的一塊。第二類的台獨主義者因此鼓吹急進台獨，刻意升高國內的統獨對抗。至於激烈的內部對抗，會不會反而破壞已經形成的台灣共同體意識，傷害維持獨立自主所需要的社會團結，這不是他們所在意的。對他們來說，黨的利益等於台灣利益，黨的勝選高於一切。

而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是那些長期為了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前途而努力的運動者和民眾。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有著單純執著的理想，但他們容易受到前兩種不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所鼓動，而去質疑其他所有人都不愛台灣或背叛台灣。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未必就是明智的台灣愛國者。他們必須知道：台灣的民主與自主，不可能在黨派互相傾軋、人民對抗人民的情況下維繫，當然就更不可能向前推進。真誠的台獨主義者必須能夠辨明什麼是真的對台灣有利，什麼是政治人物的操弄，才能成為明智的台灣愛國者。

黨工與黨棍

黨工，是為政黨做工的人。黨棍，是為政黨打人的人。為政黨做工，是希望推動政黨實現理想。為政黨打人，則是要從中獲取利益。

黨棍這個名詞，有些人可能沒聽過，有些人可能已經忘卻。在還沒有民主化的時代，所謂的「黨」指的是特定的某黨，而「黨棍」自然是該黨所專有。

在那個時代，只要有人批判領導者、質疑政府的政策，就會有一群人，非常積極地跳出來，用各種手段來修理這些異議者。在那個時代，他們被叫做黨棍。

有些黨棍的手段過於骯髒，有水準的政黨工作者都不屑為之。這種黨棍，特別受到當權派的感激與疼愛，因為他們願意為了捍衛當權者而弄髒自己的雙手、賠上自己的臉皮。

到了民主的時代，有了不同的政黨。時代不同，政黨不同，但是人性大抵有其類似之處。每個政黨的裡面和外面，總是會有願意為了捍衛當權者而弄髒自己雙手、賠上自己臉皮的人。

威權時代的黨棍，手段比較兇殘，能夠陷人入獄，甚至取人性命。民主時代的黨棍，則只能夠用較小型的伎倆來對付異議者，例如毀人名譽、例如限制言論空間。然而黨棍們不分青紅皂白、黨性高於人性的心態則是一致的。

黨棍在平時並不受到重視。政黨在正常狀態下所倚賴的是黨工，而不是黨棍。政黨的日常工作繁瑣艱鉅，需要黨工持續的付出。政黨要爭取民眾的支持，靠黨工辛勤地服務。

一旦領導中心需要鞏固，黨棍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當權者在遭受質疑批判之際，最需要黨棍的維護──特別是在當權者的行為實在很難合理辯護的時候。

這時候，正常的從政者和黨工，都已經無法發揮功能。因為當權者的行為，與這些黨工平時向民眾所宣揚的政黨原則和理想相違背。黨工即使想要努力維護「本黨」，畢竟無法扭轉人民的是非之心。更何況民主政黨裡的許多黨工，是正直而誠實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的愛國者，他們未必願意犧牲自己的原則來為當權者辯護。

黨工落寞之際，黨棍昂揚之時。當黨工與從政者皆因為不齒當權者的行為而沉默，黨棍就成為當權者唯一的依靠。黨棍揮舞，忠良噤聲。

黨棍為了懲罰異己，都必須宣稱自己是政黨理念的最忠實擁護者，是政黨紀律的最嚴格執行者。事實上黨棍不可能有理念。因為他們所效忠的是權力。只要是脫離當權派掌握的同志，就是他們的敵人。在最戲劇化的例子裡，他們為今日的當權派興奮地、毫不留情地追殺昔日的領導人。

黨工應該是愛國者，因為政黨的目的是促進國家進步。黨棍卻不可能是愛國者，因為在黨棍的心目中，個人高於政黨，政黨高於國家。黨工與黨棍難免是會對立的，因為黨工要為政黨爭取人民的支持，而黨棍卻會在短期內毀掉黨工長期辛勤累積的成果。

不倒扁的中立化

在我所屬的綠色政治陣營裡，有些不支持倒扁運動的人說他們自己並不是積極支持陳總統，也不是反對陳總統下台，而是反對陳總統因為某些原因而下台。這些原因包括︰

一、反對總統因為貪污而下台。有些人認為貪污對政治人物不算是罪，畢竟政治人物與金錢的關係古已有之，舉世皆然；又或貪污之罪不至於令總統下台，畢竟一位總統所可能為的惡，有遠大於貪污者。即使陳總統真有涉及貪污也不必下台。這些人所援引的是刑法上的比例原則。

二、反對總統因為貪污嫌疑而下台。另一部分人認為貪污足以令總統下台，但是陳總統畢竟沒有貪污──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證據。必須要一直到法院宣判或總統認罪，他們才接受總統應該下台。這些人號稱他們堅持刑法上的無罪推定原則。

三、反對總統因為少數人的反對而下台。這些人認為，部分泛藍群眾原本就不承認陳總統當選的合法性。此時如果有群眾抗爭，參加的必定仍然是兩年前盤據凱達格蘭大道的同一批人。這群人是逢扁必反，陳總統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反對而下台。畢竟，總統是由多數人民所選舉，不能因為另外一部份的人民反對就去職。這些人可以算是民主多數統治原則的維護者。

四、反對總統經由憲法規定（罷免、彈劾）之外的途徑（群眾運動）而下台。即使倒扁的不是泛藍，而是曾經支持陳總統的泛綠菁英；這些人仍然堅持陳總統不應該因此下台，理由是憲法有總統該如何解職的規定。這些人大概可以稱為法律主義者。

我個人主張第一種和第四種反對不成立。總統如果確有貪污，就一定要下台。貪污是以國家權力謀取個人利益，是不愛國的行為。國家領導人不愛國，是台灣國民不應該忍受的事情。此外陳總統在對外政策上，數次為了個人政治利益而犧牲國家利益，已有明確的不愛國行為。

人民應該有透過群眾運動，收回對政治人物付託的權利。群眾運動所反映的是一種政治現實，政治人物可以依整體的政治現實，自行衡量，在何種或何等程度的群眾力量下應該主動去職。認為唯有法律途徑如罷免彈劾才能令總統去職，而排除任何群眾政治途徑的，是採取了狹隘的民主理論觀點。

持第二類主張的人，大可以靜待法律證據再做決定。如果倒扁的群眾真的只是泛藍，第三類人更可以不用擔心。單靠泛藍的力量是沒有辦法撼動陳總統的。六年來事實一再證明。因此，他們沒有必要積極出來挺扁或反倒扁，只要中立即可。

除以上四類以外，另有一種人，只要是泛藍所支持的事情，他們就反對。只要是泛藍所反對的人，他們就支持。最怪異的是，儘管要求陳總統下台的聲音很多來自綠色陣營，他們反而盡全力把這些批判者抹上藍色。這些人也有他們的理論，諸如捍衛本土政權等。但這些理論十分牽強。事過境遷，必將受到歷史的訕笑。

除了自認為有很好的理由要挺扁的人，還有自認為有很好理由要倒扁的人，其餘所有人都該中立化。包括民主進步黨內嚴肅的從政者，以及支持本土民主運動的知識份子。陳總統做過什麼事，我們不知道。但是他自己知道。讓他自己去面對。

該啟動B計畫了

執政黨的高層領導者們必須認識到，執政責任的挑戰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應該開始準備研商一旦陳總統下台，政局如何穩定及未來兩年國政重點為何的替代方案，或所謂的Plan B了。

先前陳總統以恐怖平衡與各個擊破的方式，來維持民進黨主要領導者對他的支持。「穩定壓倒一切」，是這一陣子以來民進黨領導者們的唯一路線。這樣的路線不能算是錯，但是有時而窮，不一定能夠維繫下去。

就有如防治水患：當洪水不斷上漲的時候，地方首長不能夠僅僅只有繼續築高河堤來圍堵洪水這個唯一方案。當洪水一旦決堤而出，疏散居民的方案在哪裡？只有圍堵方案，而沒有疏散方案，能夠算是一個負責任的首長嗎？而洪水不停漫漲的時候，誰能夠有把握堤防一定不會潰決呢？

前一陣子以來，綠色陣營裡面反對陳總統下台的勢力，所主張的理由大致有兩項：法律標準與政治穩定。法律標準，隨著事實的揭露而面臨考驗的可能性逐漸提高。一旦陳總統所涉及行為事實愈來愈逼近法律邊緣，則政治穩定這個理由也必須要被檢視及重新定義。

民進黨領導者們宣稱為了政治穩定的理由而繼續支持陳總統；同樣地，為了政治穩定，也該負責而慎重地研擬一旦陳總統下台之際，能夠穩定政局並推動國政的替代方案。

現在民進黨的黨政領導高層之所以遲遲按兵不動，除了忌憚陳總統的報復之外，大概還有三層政治考量。一是不願冒犯基層支持者的挺扁情緒；二是互相缺乏信任基礎，很難協調出具體的政局安排；三是刻意迴避呼應呂副總統準備重組政局的動作。

然而，呂副總統的作為應該得到正面回應。即使再多個人動機的批評，呂副總統基於憲政角色，確實有義務開始思考及準備如何承接大局。而民進黨領導者們彼此信任基礎缺乏，更應提前展開研商，以免變局來臨時措手不及。

至於基層支持者的挺扁情緒，是民進黨領導者們很重要的倫理責任。如果民進黨從政者非但不疏導支持者，反而一再應和強烈的黨派和族群情緒，這樣的作為，只會升高民進黨選民對於陳總統不應下台也不會下台的期望。而萬一在某個時間點上，陳總統真的必需去職，支持者在情緒上的衝擊將何比巨大？社會的緊張對立將何等激烈？而黨政高層到時候打算如何面對這樣的局面？是要繼續跟著群眾的情緒走，從對抗裡謀利？還是應該起而領導、安撫人心？

現在，執政黨領導者們所做的大概就是觀望。此外無非是和核心幕僚們做個人政治利益的盤算。然而，民選總統去職的可能性，是台灣新興民主極為嚴肅的歷史挑戰。負責任的政治領導者們，應該共同研商，謀求應變方案。沒有Plan B，只會觀望和內心盤算，而把國家未來付諸僥倖的，不算是領導者。

不要問總統能為國家做什麼

進步本土派的知識份子們提出了七一五聲明，要求陳總統考慮自動辭去職務。除了樹立道德標準的期望之外，他們大概也認為陳總統事實上已經沒有政治實力來繼續領導國家。

幾位獨派大老們宣示了他們對陳總統的支持，並且宣稱他們要求陳總統在剩餘任期內推動制憲正名以及追求轉型正義等理想。這樣的條件式支持，是要陳總統將功折罪的意思。

然而獨派、泛綠，或是全國民眾，真的應該對陳總統有這類或其他的期望嗎？

這幾位獨派大老沒有認識到他們這種建議的災難性。陳總統數度發動這類名目台獨的行為，包括三二零公投以及終止國統綱領，在國際上都被理解為內部權力政治的操作，在國內則引起強烈的社會對立，傷害到台灣的國家利益。

台灣地位的維護和推進，需要國民的團結與國際社會的同情。以陳總統今日如此脆弱的政治地位，要推動名目台獨，各國政府以及國際輿論必然判斷他的動機是維護個人權力，不可能予以支持。就國內民意來說，陳總統未來兩年推動制憲正名必定引起更嚴重的內部對抗。

轉型正義更是如此。台灣從威權到民主化的歷史過程極為複雜，國民黨政府的功過不是很容易評定，尤其是經歷了李登輝政權的過渡期，是非黑白絕不是可以用殖民概念來一刀切。

台灣的轉型正義不是一黨一派能夠單面向操作，需要跨族群黨派的領導者共同來追求。以陳總統今天所擁有的薄弱的社會信任，由他來追究轉型正義將是適得其反，徒然授與反對者抗拒的藉口。

不論是要求陳總統下台的人，或是認為他不應該下台的人，此時的訴求應該不是要求陳總統有所作為。相反地，應該要求他不宜有所作為。

這不僅是防止陳總統為了重新掌權而走上極端路線，危及國家利益；同時也是因為總統的憲法權力原本有限，此時限制總統作為有助於釐清憲政體制。再者，以陳總統目前的處境，他的主要關切在於他個人政治生命以及家庭的維護。他的心理壓力很大，他的智囊無法運作，他的政治判斷隨時可能出錯。在這種時刻賦予他重大而困難的政治任務，無異置國家於險境。

更重要的是對於台灣人民的啟示。這幾年的經驗證明，台灣的民間自主力量超越了政治人物的領導能力。一個有權力的總統，都沒辦法好好領導，更何況一個焦頭爛額、忙於自救的總統？而如今，我們還需要他的領導嗎？

民進黨也好，進步本土主義者也好，台灣的整個民間社會也好，大家應該重新整理心情，思考各自企求的願景，用自己的力量去逐步落實。

這時候，不要問總統能為國家做什麼。要問我們自己能為國家做什麼。

什麼是感動人民的力量

都說，創立二十年、過去推動民主進步的政黨，已失去了感動人民的力量。那麼，到底什麼是感動人民的力量？

我問二十年前面對鎮暴警察的水柱沖擊，今天仍在綿綿細雨下勉力為候選人拉票的基層老黨工。他告訴我，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歷史悲情的承擔。他回憶當年，方素敏、周清玉一站上演講台，不必開口，只深深鞠躬，台下五千人流下萬行的眼淚。

我問過去總是滔滔不絕和乘客辯論，如今連政治電台都不敢聽，只怕暴露尷尬立場的計程車運匠大哥。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勇敢，不怕死。他記得，施明德在軍法大審之時，一個連眼神都帶著笑意的笑容。

我問從黨外雜誌一路寫到主流報紙的資深政治記者。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理性的力量，就是講道理，說出真相。他追溯雷震說出反攻無望，彭明敏呼籲台灣人民自救，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辭，黃信介、康寧祥、尤清、謝長廷、朱高正、洪奇昌的場場演講。

我問十多年前不怕被查稅也要捐錢給民主運動的中小企業主。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無私的付出。他想起每一場群眾集會的募款箱，塞滿了來自小市民的鈔票和零錢；每一個競選服務處，貼著感謝捐款的紅紙條，捐款的人都姓無：無名氏幾百元，無名氏幾千元，無名氏幾萬元。無名氏不怕錢被污，因為民主運動者的生活很清苦。

我自己的答案是，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力量。如果從政者一切都為自己算計，而仍想要人民為其感動，那就是把自己想得太過聰明，同時把人民當成白癡。如果從政者把個人的當選和掌權，當做是一己的功成名就，還可以當成家族事業來分享，這時還想要基層工作者無怨無尤地奉獻犧牲，這就是史上最大的詐騙。如果從政者要求一切條件都要對自己有利，才願意去為國為黨為民，那麼老百姓絕對不會覺得你是真的為了他。

人民為何感動？因為從政者能夠對抗人性的弱點。從政者能夠對抗人性的怯弱，去挑戰強權；能夠對抗人性的貪婪，甘於清貧；能夠對抗人性的鄉愿，去說出真相。更重要的，從政者要能夠對抗人性對歷史機率的悲觀服從，去推動那很可能會失敗的改革，去開創那很可能會消失的事業。

如果從政者和一般人一樣怯弱、貪婪、鄉愿，不敢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試問人民為何要為這不過和日常生活一樣，甚至更為庸俗鄙陋的政治而感動？

過去的感動已經過去，不會再回來。當政治不能感動人，也就代表著帶領政治的不再是人的感動。那麼將是什麼力量帶領著政治？難道就是人性的弱點？

其實，我不怕政治不再感動人。當政治不再感動人，人仍然會被愛情所感動，被文學所感動，被大自然所感動。當政治庸俗鄙陋到一個境地，直至企求感動的人心無法忍受之時，感動人的政治必將重返。

什麼會是感動人民的力量？我還想去問問解嚴那年才出生，尚不曾被政治感動過的年輕人。或許他們會給我更好的答案。

無奈的愛國者

一趟元首過境外交回來，據說只要是熱愛台灣，關心國家尊嚴的國民，都應該歡欣鼓舞，感謝團長團員們的堅忍辛勞。主要政治領袖也必須到機場表態效忠，否則可能有扯後腿的嫌疑。至於這種外交到底對國家有無貢獻，甚至是否造成損害，似乎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反正，民意的分布，大體上是沿著黨派的界線在進行。藍的就反對，綠的就贊成。在無力說服對方的情形下，只要能夠鼓舞自己人，就已經是最佳的景象。

同樣熱愛台灣，或許還同情這位總統處境，但是卻對該如何提升國家尊嚴有不同想法的人，在這種大眾的愛國主義動員下，往往噤聲了。一旦發言批評，所換得的可能並非政府的自我檢討，或是有意義的政策討論；反而會被戴上個人動機論，派系鬥爭論等等帽子。又或者，幾乎所有的論點都被其他黨派的批評者講過了，為了不要給對手黨派助勢，最好連該講的也不要講。

因為諸多的荒謬太過於淺顯，幾乎不需要真知灼見和道德勇氣就能夠指出；所以有一位著名的政論家說，在今天的台灣，英雄所講的和狗熊都差不多。為了怕和狗熊講一樣的話，閉嘴的異議者失去了誠實的美德，領導者聽不到善意的真話，而社會則錯失了獲得政策選項的機會。

這種以大眾的愛國主義來動員民意，並將執政者的個人動機和國家利益綁在一起，更且不透露決策過程，以迴避任何辯論，使得真正的愛國者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支持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起例子。兩年多前的三二零公投之前，這個觀念平台刊出了一篇陳豐偉先生所寫的「含淚公投」， 就生動地刻劃了真正愛國者無奈屈從的心理。

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不會無奈。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也不會屈從。含淚公投，無奈屈從，是一種控訴。控訴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行為的後果，也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的道德。執政者的行為給國家帶來的後果，已經令愛國者憂慮。而執政者的為了個人動機竟然忍心以國家利益為代價，其道德淪落更令愛國者痛心。

在政治體系中勤勉工作的愛國者，處境最為艱困。他們多是相信政治是高尚行業，為了改善群眾生活，並且發揚個人生命意義而投入這行業的青年人——若非此時的青年人，亦是當年的青年人。如果他們還保有判斷力，發現某些政治領導者的心態、算計和作為，並非有利於政治共同體，乃至於將有害於政治共同體，他們該當如何反應？

當代經濟與社會思想家何許曼有所謂「忠誠、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架構。何許曼認為，員工對於企業，或消費者對於廠商，如果有所不滿，會有這三種反應或三個階段的反應。選民對於政黨或政治體系若有不滿，大概也是如此。第一是留在團體裡努力改進；第二是大聲吶喊批評。如果改進和批評都無效，就只有退出一途了。當然， 在政治體系裡的愛國者，未必是面臨三選一。以民進黨為例，林義雄、施明德和許信良，是以退出來做為一種發聲。留在該黨內的愛國者，則可以選擇以發聲來做為一種忠誠。

無論如何，台灣愛國者已經面臨必須徹底反省歷史經驗並重建思想的關口。無奈屈從不該永遠是自我正當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