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長的愛國問題

我在華府的外交學院讀書的時候，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各國外交官或儲備的外交人才。我發現，在諸多各國菁英之中，能夠讓師長同學欣賞乃至敬重的，不是學識淵博談吐優雅的俊男美女，而是對他自己的國家抱著純真熱忱，能夠捍衛自己國家立場的人。印象尤為深刻的是美國外交人員的愛國主義。在一些介紹資深外交官上台講話之類的場合，我了解到，對於資深外交官最高的推崇，就是稱他為一位愛國者（a patriot）。

一位外交官，不論他的經歷多麼顯赫，做過幾國大使，若是能夠被公開稱做是一位愛國者，大概就無愧於他的職業生涯了。美國是非常講愛國主義的國家，即使大眾文化如好萊塢電影都是如此，美國的外務體系（包括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等）更不必說，都是以愛國為極崇高的價值和專業倫理。

二零零三年底，陳水扁總統為了影響翌年的連任選舉而發動無意義的假防衛性公投，造成台美關係相當低迷。山雨欲來的當時，我正好又在華府，為了瞭解美國官方的真實看法（據扁政府官員說，美國不那麼反對公投，都是國內媒體誤導），於是我跑了一趟Foggy Bottom（國務院所在地），親訪幾位直接處理此案的官員。

我還記得，其中一位國務院官員完全無法用禮貌來掩飾對陳水扁總統的鄙夷神情。我知道，如果陳總統的作為僅僅是觸犯了美國的利益，那麼美國國務院官員的態度應該會是惱怒而非鄙夷。如果陳總統是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挑戰了美國，我相信，這些專業外交官甚至有可能是惱怒但存有一絲絲敬意。然而這位美國外交官對陳總統是鄙夷的，因為陳總統所犧牲的不僅是美國的利益，更是台灣的利益。他瞧不起陳水扁總統，是因為陳總統不愛他自己的國家。外交官應該是愛國者，外交官應該會瞧不起不愛國的人。

我現在有點憂慮，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們會怎麼看待我們的新任外交部長。這不是說歐鴻鍊部長是個不愛國的人。這樣的指控太沉重也太輕率。都聽說歐部長曾經是一位幹練、負責、有親和力的優秀外交官。但是歐部長在駐瓜地馬拉大使任內申請美國永久居留證的事實，確實有可能令他的外國同行們訕笑。

如果沒有堅定的愛國主義價值，長年在外的外交人員有時候會忘了自己是代表國家而來的，誤把自己當成是世界公民。誰都可以想要當世界公民，也可以想要當其他國家的公民，但是外交人員不可以。一般國民不必標舉愛國主義，但是從政者和公務員、軍人，沒有不講愛國的權利。外交人員尤其是公務員之中最必須講愛國精神的。對於外交部長，用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都是必須的。在這個國家利益攸關的問題上，講太多人情親情，沒什麼道理。

三種台獨主義者

美國新一代的中國專家，曾任麻省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也是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對於中國黨政軍高層的台灣政策立場有一針見血的分析。他認為中共領導階層裡對台灣採取強硬立場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其實有三種：第一種是為了個人政治利益的民族主義者；第二種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的民族主義者；第三種才是真誠的民族主義者（sincere nationalists）。

第一種大中國民族主義者，是為了鬥爭他的政治同僚，或為了害怕被黨內同僚鬥爭，而對台灣問題採許凶狠強硬的態度。他們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表態，真正目的是個人的政治利益；第二種大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共產黨以及解放軍一定要對台灣極度強硬，才能夠利用民間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藉此轉移和壓制蜂起的社會不滿，維繫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他們把共產黨的利益等同於國家的利益；第三種是真的抱著所謂的民族使命感，而以為台灣問題很急迫，必須要用高壓手段來處理的。這種真誠的民族主義者，在中共高層裡反而是少數。

用同樣的分析觀點來看台灣，急進的台獨主義（主張）者其實也有三種：第一種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主張急進台獨；第二種是為了個別政黨的執政地位而主張急進台獨；第三種才是真誠的急進台獨主義者。

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的台獨主義者，就是那些質疑同一政黨裡其他人都不夠台獨的人。他們和中共高層裡的第一類民族主義者一樣，是為了鬥爭他的同黨，或為了怕被同黨鬥爭，而採取好戰派的立場。近日來我們所看到的為了民進黨內的立委初選，而對自己同志進行沒有根據的人格和政治攻擊的，就是這種台獨主義者。為了總統初選而支持、暗示、縱容這種黨內鬥爭，以及為了保衛個人政治地位而極力喚起急進獨派情緒，鼓動社會內部對抗的領導者們，也是此類的台獨主義者。

第二類的台獨主義者，是為了某一政黨的執政地位而主張急進台獨。這些人主要是民進黨選戰策略的規劃操盤者，以及積極獻策與辯護的學者、名嘴和「資深媒體人」。他們認為民進黨唯有走急進台獨的路線，才有可能繼續勝選執政。他們的策略並非沒有事實基礎。台灣的統獨對抗愈嚴重，對國民黨就愈不利。台灣的政治若被統獨議題主導，則民進黨就會繼續勝選。道理很簡單，只要中間選民都受夠了統獨而不願投票，則支持獨的一塊必然大於支持統的一塊。第二類的台獨主義者因此鼓吹急進台獨，刻意升高國內的統獨對抗。至於激烈的內部對抗，會不會反而破壞已經形成的台灣共同體意識，傷害維持獨立自主所需要的社會團結，這不是他們所在意的。對他們來說，黨的利益等於台灣利益，黨的勝選高於一切。

而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是那些長期為了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前途而努力的運動者和民眾。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有著單純執著的理想，但他們容易受到前兩種不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所鼓動，而去質疑其他所有人都不愛台灣或背叛台灣。真誠的台獨主義者未必就是明智的台灣愛國者。他們必須知道：台灣的民主與自主，不可能在黨派互相傾軋、人民對抗人民的情況下維繫，當然就更不可能向前推進。真誠的台獨主義者必須能夠辨明什麼是真的對台灣有利，什麼是政治人物的操弄，才能成為明智的台灣愛國者。

台獨的名目與實質

支持台獨的人最大的悲情，不在於台灣沒有獨立，而在於搞不清楚台獨運動的目標為何，使得台獨的理想被政黨或個人所利用而淪為工具。台獨成為「名目台獨」，不再具有實質的意義；甚至對真正的理想還造成巨大的傷害。

描述台灣國家定位最好的一份文件，就是民主進步黨在一九九九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它開宗明義說：「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說明了：台灣已經是獨立的，不需要再獨立一次。現行憲法是正當的，不需要再制憲一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以外的另一個國家。

這就是我所謂的實質獨立。台灣的實質獨立，也是中華民國存在的基礎。因此台灣實質獨立是全體台灣（中華民國）國民的根本國家利益，不分黨派要團結維護。

但是台灣的實質獨立，不是基於固有領土，也不是歷史的必然。如果沒有一九五零年的韓戰，杜魯門政府不會派艦隊協防台海，隔年的舊金山合約也不會成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法律基礎。

台灣的實質獨立雖不是歷史的必然，但卻已成為台灣人民堅定不移的選擇。這是由於九零年代的民主化，等同於漸進式的人民自決，讓日本帝國投降後一度無主的福爾摩沙，確定由在其上生活的全體人民所共同擁有。

到這裡，台灣的實質獨立已經達成，剩下的是如何去鞏固──「現狀」。想要維持現狀的人，就是在支持台灣的實質獨立。想要台獨的人，也必須維護現狀。

維持台灣實質獨立的因素有三：美國在亞洲安全體系裡的優勢地位；中國崛起但不稱霸的國家目標；以及台灣的民主化。

在這三個因素之上，判斷一個政治動作或政策是否有助於台灣實質獨立，也有三個判準：有沒有讓美國更支持？有沒有讓中國更容忍？有沒有讓台灣內部更團結？

從這些判準來看，陳總統這六年來對於實質台獨的貢獻大致是負面的。

前年的三二零公投是最為惡質的個案。陳總統曲解公投法第十七條的立法意旨，硬把符合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被動統獨公投，轉成主動非統獨公投；得到的是一個政策意涵不明的結果，還造成美國對台灣的疑慮提高，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增加，而台灣內部的對立更加嚴重。

現在陳總統又要在原本已極為困難的憲改工程中，加上對台灣實質獨立毫無幫助的領土議題。如果讓他鼓動成功，可以預見的結果是修憲破局、美國警告、中國反對、人民對抗，台灣民主的前途更加黯淡。

台灣的愛國者們所能預見的最大悲傷莫過於此：一群可愛的人民，希望領導者能夠將台灣帶到正常國家，因此熱情地回應這領導者看似夢想成真的名目口號。然而這領導者並不是真的要推進台灣的實質國家利益。他要的是動員這群人民來為他對抗另外一群。

對此，我們能做的不多，只能有如僧人般苦苦地為大眾分說：不要被名目所惑，要看穿事物的本質。

藍綠對抗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什麼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股市會崩盤。」

「經濟會恐慌。」

「我們不會贏。」

「做什麼都沒用的。」

「權力都會落入壞人的手中。」

「所有政治問題最後都會淪為藍綠對抗。」

「股市會崩盤」的謠言之所以成真，是因為投資人認為其他人會受到謠言的影響，所以他也必須對謠言做出反應。於是殺出的殺出，造成股價的滑落。股價一直滑落，又證明了殺出的正確性，如此直到崩盤。

藍綠對抗的政治預言之所以成真，也是因為從政者認為人民必定會用藍綠二分來看待政治議題。為了迎合選民，或至少不要觸怒選民，從政者最好也跟著趕快採取藍綠二分的立場來表態。

在台灣，大部分的政治議題，起始時很可能是很單純的，是有黑白而不是藍綠的；爭論一旦啟動，就沿著政黨的界線逐漸展開，隨著藍綠對抗的升高，終於搞到各曝其短、互相詬罵、沒有是非、一個沒有收場的收場。下次，同樣的劇情再度上演。

藍綠極端政客要從中獲利，因此極力剝削這一結構。這是藍綠對抗的預言每每實現的主要原因。每當極端政客在政治爭議中取得發言權，原本冷靜客觀的民眾，情緒就開始被動員。但是他們不是被「我方」的政客所動員，而是被「對方」的政客所動員。王世堅頂多拿到幾萬張綠色選票，但是卻足以激怒幾百萬藍色選民。鄭麗文未必真的吸引藍色選民，但可能造成綠色民眾足夠的反感。

小政客的行徑是自私，但為惡有限。最為自私的是高層政治領導者，不僅也要從這藍綠對抗裡面獲利，更不擇手段地升高這對抗，加深社會的分裂。邱義仁振振有辭地辯護藍綠對抗的族群基礎，忘記了政府的責任是消弭這問題而不是惡化它。游錫堃比較不需要理論，直接、公開（在國內和國際）把一半國民當作敵人。至於陳總統，他連曾經投票給他的六百萬人中大多數人的觀感也不顧了，緊拉著一群人民去對抗另外一群人民。

當藍綠對抗的經驗一再被證實，人民大眾的預期心理就一再被強化而鞏固。預期心理被惡質政客所認知，自然能夠重複操作，終至訓練成為條件反射。一旦有政治爭議事件發生，藍綠民眾都緊盯著電視機，等著「對方」有任何過激或惡質行為發生，然後引為自己攻擊和辯護的論據。而藍綠雙方的政客，總是源源不絕地提供過激和惡質的表現，讓人民和人民之間的對抗，永遠不缺火柴和汽油。

藍綠對抗的政治預言之所以一再實現，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藍綠陣營內部反省批判力量的微弱、怯懦、鄉愿。從政者通常比一般民眾更能預測政治風向，也就比一般民眾更犬儒，更相信「所有的政治問題最後都會落入藍綠對抗」。他們總是等到事情真的演變成藍綠對抗了，才機巧地說「果然沒錯」，然後順勢採取黨派性立場。他們忘了自己應該是有遠見的領導者，不是庸懦的追隨者，更不是猥瑣的投機者。如果他們在事情還沒演變成藍綠對抗的時候就起而發聲，或許有一群（如果不是很多）頭腦清醒的人民會呼應。

所有自我實現的預言，都有其現實基礎存在，否則不會一再發生。愈是自認為世故的人，愈是相信這些預言。唯有勇敢天真的人們，才能夠打破預言。新世代的台灣愛國者，有一個不可迴避的使命，即是打破這藍綠對抗的宿命。

黨工與黨棍

黨工，是為政黨做工的人。黨棍，是為政黨打人的人。為政黨做工，是希望推動政黨實現理想。為政黨打人，則是要從中獲取利益。

黨棍這個名詞，有些人可能沒聽過，有些人可能已經忘卻。在還沒有民主化的時代，所謂的「黨」指的是特定的某黨，而「黨棍」自然是該黨所專有。

在那個時代，只要有人批判領導者、質疑政府的政策，就會有一群人，非常積極地跳出來，用各種手段來修理這些異議者。在那個時代，他們被叫做黨棍。

有些黨棍的手段過於骯髒，有水準的政黨工作者都不屑為之。這種黨棍，特別受到當權派的感激與疼愛，因為他們願意為了捍衛當權者而弄髒自己的雙手、賠上自己的臉皮。

到了民主的時代，有了不同的政黨。時代不同，政黨不同，但是人性大抵有其類似之處。每個政黨的裡面和外面，總是會有願意為了捍衛當權者而弄髒自己雙手、賠上自己臉皮的人。

威權時代的黨棍，手段比較兇殘，能夠陷人入獄，甚至取人性命。民主時代的黨棍，則只能夠用較小型的伎倆來對付異議者，例如毀人名譽、例如限制言論空間。然而黨棍們不分青紅皂白、黨性高於人性的心態則是一致的。

黨棍在平時並不受到重視。政黨在正常狀態下所倚賴的是黨工，而不是黨棍。政黨的日常工作繁瑣艱鉅，需要黨工持續的付出。政黨要爭取民眾的支持，靠黨工辛勤地服務。

一旦領導中心需要鞏固，黨棍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當權者在遭受質疑批判之際，最需要黨棍的維護──特別是在當權者的行為實在很難合理辯護的時候。

這時候，正常的從政者和黨工，都已經無法發揮功能。因為當權者的行為，與這些黨工平時向民眾所宣揚的政黨原則和理想相違背。黨工即使想要努力維護「本黨」，畢竟無法扭轉人民的是非之心。更何況民主政黨裡的許多黨工，是正直而誠實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的愛國者，他們未必願意犧牲自己的原則來為當權者辯護。

黨工落寞之際，黨棍昂揚之時。當黨工與從政者皆因為不齒當權者的行為而沉默，黨棍就成為當權者唯一的依靠。黨棍揮舞，忠良噤聲。

黨棍為了懲罰異己，都必須宣稱自己是政黨理念的最忠實擁護者，是政黨紀律的最嚴格執行者。事實上黨棍不可能有理念。因為他們所效忠的是權力。只要是脫離當權派掌握的同志，就是他們的敵人。在最戲劇化的例子裡，他們為今日的當權派興奮地、毫不留情地追殺昔日的領導人。

黨工應該是愛國者，因為政黨的目的是促進國家進步。黨棍卻不可能是愛國者，因為在黨棍的心目中，個人高於政黨，政黨高於國家。黨工與黨棍難免是會對立的，因為黨工要為政黨爭取人民的支持，而黨棍卻會在短期內毀掉黨工長期辛勤累積的成果。

十年新世代綱領

十年前，一九九六年的五月，近百位青年政治工作者，在台灣第一次的總統直接民選過後，聯名發表了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提出台灣團結鞏固現狀的新政治論述。這份綱領震撼了當時的朝野政黨，更引起對岸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直到今天，美國的台灣與中國研究學者還注視著這條政治路線的發展。

新世代綱領的核心論旨是：台灣獨立問題的決定因素不在國內，而在國際。台灣獨立的狀態乃是因應美國在亞洲地位的維繫，中國的崛起，以及台灣的民主化等三個歷史因素交互作用而變化。新世代主張揚棄內部對抗的台獨運動，轉而一致對外，鞏固實質獨立。

四年後，同樣是五月天，首位出身本土政黨的總統當選人，在群眾的歡騰中宣誓就職。原本陳水扁的當選機會頗為渺茫。他最大的弱點在於高舉名目台獨的主張，以及對兩岸關係的處理能力不受信賴。陳水扁終於能夠出線，極為重要因素之一是民主進步黨進行國家主權相關政策的論述調整，使得民進黨成為現狀的維護者，而非挑戰者。有政治觀察家指出，新世代的衝撞，帶動了民進黨的轉型；而民進黨台獨理論的轉型，大抵遵循了新世代所規劃的路線，雖然在格局上還遠不如新世代所描繪的願景。

新世代綱領提出十年後的今天，由於民進黨轉型而獲益的總統當選人，正面臨著權位存續的終極保衛戰。政權岌岌可危的原因，卻不在於台獨問題，而在於家族與權力集團的利益攫取。但是，陳總統所要進行的政權保衛戰，卻以台灣主體、本土政權為名。

然而，對於深刻瞭解何謂本土、何謂台獨的理論工作者來說，要以本土或台獨的理由來支持陳總統的政權保衛戰，不僅是十分牽強而已。

陳總統強行推動三二零公投，自創預防性公投的概念，違背了民進黨正統的防衛性公投理論；為了操作民意突然宣稱廢止國統綱領，為了個人聲望從事過境外交，激化國內的民意對抗，傷害台美之間的互信，更反而促進美國與中國的合作。以新世代綱領所擘畫的路線為判準，陳總統六年來對台灣獨立的貢獻實在很難令人滿意──美國沒有對台灣更支持、中國沒有對台灣更容忍、台灣內部沒有更團結。在這三個判準上都是負面的，台灣的實質獨立有強化嗎？台灣的名目獨立有可能嗎？

在陳總統政權保衛戰的最後關頭，即使有人想要伸以援手，也不該以本土政權或台獨運動為名。不論如何偏要支持陳總統的人，可以用任何理由，但不可能是台獨。因為陳總統六年來對台灣國家主權與國際地位的提升並沒有貢獻。如果不是這樣，台獨黨綱的起草人與捍衛者林濁水，不會在外交委員會針對陳總統的對美政策提出痛心的質詢。

從十年前提出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到今天不忍地目睹政權保衛戰；真誠的台灣愛國者，大概是在感情上最受到煎熬、在政策上最感到被背離的一群人。

什麼是感動人民的力量

都說，創立二十年、過去推動民主進步的政黨，已失去了感動人民的力量。那麼，到底什麼是感動人民的力量？

我問二十年前面對鎮暴警察的水柱沖擊，今天仍在綿綿細雨下勉力為候選人拉票的基層老黨工。他告訴我，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歷史悲情的承擔。他回憶當年，方素敏、周清玉一站上演講台，不必開口，只深深鞠躬，台下五千人流下萬行的眼淚。

我問過去總是滔滔不絕和乘客辯論，如今連政治電台都不敢聽，只怕暴露尷尬立場的計程車運匠大哥。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勇敢，不怕死。他記得，施明德在軍法大審之時，一個連眼神都帶著笑意的笑容。

我問從黨外雜誌一路寫到主流報紙的資深政治記者。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理性的力量，就是講道理，說出真相。他追溯雷震說出反攻無望，彭明敏呼籲台灣人民自救，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辭，黃信介、康寧祥、尤清、謝長廷、朱高正、洪奇昌的場場演講。

我問十多年前不怕被查稅也要捐錢給民主運動的中小企業主。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無私的付出。他想起每一場群眾集會的募款箱，塞滿了來自小市民的鈔票和零錢；每一個競選服務處，貼著感謝捐款的紅紙條，捐款的人都姓無：無名氏幾百元，無名氏幾千元，無名氏幾萬元。無名氏不怕錢被污，因為民主運動者的生活很清苦。

我自己的答案是，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力量。如果從政者一切都為自己算計，而仍想要人民為其感動，那就是把自己想得太過聰明，同時把人民當成白癡。如果從政者把個人的當選和掌權，當做是一己的功成名就，還可以當成家族事業來分享，這時還想要基層工作者無怨無尤地奉獻犧牲，這就是史上最大的詐騙。如果從政者要求一切條件都要對自己有利，才願意去為國為黨為民，那麼老百姓絕對不會覺得你是真的為了他。

人民為何感動？因為從政者能夠對抗人性的弱點。從政者能夠對抗人性的怯弱，去挑戰強權；能夠對抗人性的貪婪，甘於清貧；能夠對抗人性的鄉愿，去說出真相。更重要的，從政者要能夠對抗人性對歷史機率的悲觀服從，去推動那很可能會失敗的改革，去開創那很可能會消失的事業。

如果從政者和一般人一樣怯弱、貪婪、鄉愿，不敢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試問人民為何要為這不過和日常生活一樣，甚至更為庸俗鄙陋的政治而感動？

過去的感動已經過去，不會再回來。當政治不能感動人，也就代表著帶領政治的不再是人的感動。那麼將是什麼力量帶領著政治？難道就是人性的弱點？

其實，我不怕政治不再感動人。當政治不再感動人，人仍然會被愛情所感動，被文學所感動，被大自然所感動。當政治庸俗鄙陋到一個境地，直至企求感動的人心無法忍受之時，感動人的政治必將重返。

什麼會是感動人民的力量？我還想去問問解嚴那年才出生，尚不曾被政治感動過的年輕人。或許他們會給我更好的答案。

從政者如何不愛國

在民主國家，一般人民沒有愛不愛國的問題。人民不應該被當作愛國主義動員的客體；亦即，政府沒有要求人民愛國的權利。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必須以法律規定之。人民的愛國即為守法，包括納稅和服役。老百姓只要遵守法律，就盡到了對政治共同體的基本責任。在法律以外，除非國家有危難， 否則人民不應該被要求愛國。如果人民被要求愛國，那必然是政客的操弄。政客操弄人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人民應該拒絕政客鼓動人民愛國；反過來，人民才有權利要求政客愛國。

和人民不同，從政者有愛國問題。從政者一定要愛國。從政者不愛國是極大的罪惡。因為從政者的身分，原本即是政治共同體的服務者。因此政治共同體（國家）必然是從政者的首要認同。這和一般人的認同有很大的區別。人民可以選擇專業、興趣、甚至跨越國界的身分認同，來形成他的政治見解和行動。從政者則不然。從政者的首要認同，必須是賦予他從政者身分的政治共同體。

從政者的愛國標準和人民不同，也因為從政者，包括民選和非民選的公職人員，也包括執政黨和在野黨，他們制定和執行法律，擁有公權力。人民只要守法就是愛國，而從政者的愛國則必須積極任事，而不能僅是守法，遑論違法亂紀。

從政者不愛國是如何？這要先問愛國的反義詞是什麼。愛國的反面不是不愛國。愛國的反面是貪污。 先前談過，所謂愛國主義化約到最簡單的定義，就是把政治共同體的利益放在私人利益甚至個體生命之上的精神。貪污則恰恰相反，貪污是把私人利益凌駕於政治共同體的利益，而且是以政治共同體所賦予的公權力來遂行。

貪污的最高頂點，是以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來換取從政者短暫的私人利益。以公權力不當獲取私人利益都是貪污，不論是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收賄瀆職是貪污，盜賣國家機密是貪污，操弄民意而傷害國家利益也是貪污。這些都是不愛國的表現。

從政者的不愛國，可以表現在幾個層次：鄉愿包庇，昏憒無知，頹廢奢侈，貪污濫權，還有以愛為名行背叛之實。從政者之中的愛國者，對於不愛國者的睜一眼閉一眼，也是不愛國。決策者無知而盲信自以為是的大老濫進誤國之言，也是不愛國。從政者，尤其是幕僚扈從們，沐猴而冠，擺爛耍屌，渾然忘我，學習享受權力，也是不愛國。

從政者的不愛國行為裡最為殘忍的，即是以愛為名，分化政治共同體，來獲取私利。高加索灰闌記──布萊希特的著名劇作，講述一個起源自元曲的故事。兩位婦人爭奪一個孩子，大官要兩婦人撕扯這孩子，扯贏的獲得孩子。類似的故事在聖經裡，所羅門王要拿劍劈開這孩子，讓兩婦人各取一半。真正愛這孩子的母親，不會願意把孩子劈扯成兩半。真正愛國的從政者，不會忍心鼓動一半國民對抗另外一半。

有些從政者，自己做了所有不愛國的事情之後，竟然還膽敢譴責人民不愛國，還義正辭嚴地要求人民要愛國。這在政黨或政治團體，是集體的不愛國行為；對於從政者個人，則已經不是不愛國，而是人性裡最為珍貴的恥感淪喪。這是基本人性的議題，不在愛國主義探討的範圍。

無奈的愛國者

一趟元首過境外交回來，據說只要是熱愛台灣，關心國家尊嚴的國民，都應該歡欣鼓舞，感謝團長團員們的堅忍辛勞。主要政治領袖也必須到機場表態效忠，否則可能有扯後腿的嫌疑。至於這種外交到底對國家有無貢獻，甚至是否造成損害，似乎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反正，民意的分布，大體上是沿著黨派的界線在進行。藍的就反對，綠的就贊成。在無力說服對方的情形下，只要能夠鼓舞自己人，就已經是最佳的景象。

同樣熱愛台灣，或許還同情這位總統處境，但是卻對該如何提升國家尊嚴有不同想法的人，在這種大眾的愛國主義動員下，往往噤聲了。一旦發言批評，所換得的可能並非政府的自我檢討，或是有意義的政策討論；反而會被戴上個人動機論，派系鬥爭論等等帽子。又或者，幾乎所有的論點都被其他黨派的批評者講過了，為了不要給對手黨派助勢，最好連該講的也不要講。

因為諸多的荒謬太過於淺顯，幾乎不需要真知灼見和道德勇氣就能夠指出；所以有一位著名的政論家說，在今天的台灣，英雄所講的和狗熊都差不多。為了怕和狗熊講一樣的話，閉嘴的異議者失去了誠實的美德，領導者聽不到善意的真話，而社會則錯失了獲得政策選項的機會。

這種以大眾的愛國主義來動員民意，並將執政者的個人動機和國家利益綁在一起，更且不透露決策過程，以迴避任何辯論，使得真正的愛國者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支持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起例子。兩年多前的三二零公投之前，這個觀念平台刊出了一篇陳豐偉先生所寫的「含淚公投」， 就生動地刻劃了真正愛國者無奈屈從的心理。

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不會無奈。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也不會屈從。含淚公投，無奈屈從，是一種控訴。控訴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行為的後果，也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的道德。執政者的行為給國家帶來的後果，已經令愛國者憂慮。而執政者的為了個人動機竟然忍心以國家利益為代價，其道德淪落更令愛國者痛心。

在政治體系中勤勉工作的愛國者，處境最為艱困。他們多是相信政治是高尚行業，為了改善群眾生活，並且發揚個人生命意義而投入這行業的青年人——若非此時的青年人，亦是當年的青年人。如果他們還保有判斷力，發現某些政治領導者的心態、算計和作為，並非有利於政治共同體，乃至於將有害於政治共同體，他們該當如何反應？

當代經濟與社會思想家何許曼有所謂「忠誠、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架構。何許曼認為，員工對於企業，或消費者對於廠商，如果有所不滿，會有這三種反應或三個階段的反應。選民對於政黨或政治體系若有不滿，大概也是如此。第一是留在團體裡努力改進；第二是大聲吶喊批評。如果改進和批評都無效，就只有退出一途了。當然， 在政治體系裡的愛國者，未必是面臨三選一。以民進黨為例，林義雄、施明德和許信良，是以退出來做為一種發聲。留在該黨內的愛國者，則可以選擇以發聲來做為一種忠誠。

無論如何，台灣愛國者已經面臨必須徹底反省歷史經驗並重建思想的關口。無奈屈從不該永遠是自我正當化的理由。

愛國主義與從政者的精神

在台灣當前的時空氛圍下，提倡某種愛國主義，有許多人會覺得不合時宜。微左的知識份子覺得講愛國太右派了，微右的知識份子覺得講愛國太落伍了；主張獨的人覺得講愛國為什麼不先談建國，不主張建國的人覺得講愛國一定就是台灣國族主義。

但是，不合時宜的東西，可能就是切中時弊。畢竟，這個社會缺乏愛國主義很久了。

向國民大眾鼓吹愛國主義，可能是為了要掩飾政治鬥爭，也可能是要煽動仇恨屠殺。大眾動員的愛國主義，為人類帶來多少災難。目睹世界大戰的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對於愛國主義極為痛恨。愛因斯坦說：「英雄主義支配，無謂的暴力，所有可厭的愚行，假愛國主義之名—我對它們的憎惡是多麼熱烈! ” 羅素則說，愛國主義不過是用來訓練大量謀殺者的合法藉口。」

我在此所要談論的絕對不是大眾的愛國主義。恰恰相反，向國民鼓吹愛國主義，與我所要提倡的愛國主義是相違背的。因為，國民就是國家的主體。國家並不是超越於國民之上的存在，而變成他們崇拜奉獻的對象。國民的愛國，不需要鼓吹，因為只要國家值得他們愛，他們自然就會愛。如果今天有人向台灣民眾鼓吹愛國主義，我必定抱持著質疑的態度。

事實上，在政治共同體並沒有危難的時候，向國民大眾提倡愛國主義，極可能就是政治的操弄術；如同作家與辭典家江森 Samuel Johnson的名言，「愛國主義是痞子無賴的最後庇護所。」政客或政黨藉愛不愛中華民國或台灣，來操弄國民，實際上就是將特殊利益凌駕於國民利益之上；在我看來，這就是反愛國。

我所講的愛國主義，是從政者和公職人員的愛國主義，而不是大眾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對於從政者而言，應該是一種美德，或說是基本的品質。從政者會有美德？從政者需要品質？這在此時的台灣，是相當令人耳目一新的說法。畢竟，政治人物在台灣，是以具備人氣和手段為重點的。至於美德，似乎關聯性不高。

從政者當然不能夠只是愛國。我們期待從政者要誠實，要勇敢，要正直，要比一般人的道德更高尚，並且忠於內心的原則。中國儒家的君子人，日本的武士道，歐洲的貴族或騎士精神等，其實才是對於從政者美德之期望的表述。從政者要愛國，只不過是最低的要求而已。

所謂從政者的愛國主義，就是將政治共同體的利益置於私人利益之上，而盡一己之力追求共同體利益的精神。如此而已。然而在此時，我們談從政者的愛國主義，一個服公職者對於政治共同體的認同與奉獻，竟是近乎奢求。

政治人物巧取豪奪，為了私人目的不惜操弄群眾，從來不願為了共同體的未來而稍微犧牲短期的個人利益。這實在是民主政治極大的弔詭──原本是為了共同體的公益而進行選舉，竟然選出最為自私的一批人。

在這樣的時空之下，提倡愛國主義，雖然看似不合時宜，但難道不是切中時弊？要振作起從政者的精神，重新喚起對政治共同體的承諾； 讓政治生活多一些道德的意涵； 除了提出一種新時代的愛國主義，我想不出更為確切有力的概念。

沒有愛國者的國家

台灣尚未成為一個「正常完整而美麗的偉大國家」，其有別於舉世諸多正常國家之處，在於台灣這個國家似乎找不到真正的愛國主義和愛國者。

愛國主義在台灣，是一個與時空脫落的辭彙，只與極少數的邊緣團體有所扣連。除了軍購項目名稱之外，主流媒體上幾乎沒有愛國者一辭，也聽不到有人以做為愛國者而受到推崇。但是，世界上哪一個正常國家沒有愛國者呢？

台灣的愛國主義不存在，愛國者不存在，可能有幾個原因。首先當然是國家認同的老問題。這個國家，到底是哪個國家？而愛國，究竟是要愛哪個國？在無法決定的情況下，兩種極端的擁護團體紛紛將對方視為其國家的破壞者。「捍衛中華民國」的人，認為中華民國的威脅來自於內部；「愛台灣」的人，則認為其他人都不愛台灣。愛台灣或是捍衛中華民國，皆演變為內部對抗的理由。

內部對抗所依循的邏輯，是黨派性而非愛國主義。黨派性的政治行動不著重客觀分析，不需要事實根據，更不顧念總體利益。只要是同黨所為，即使出於私心，甚至有害於國家，都必定要相挺到底，鐵齒到底。兩周來在輿論話題上沸沸揚揚的兩場大遊行，看起來好像都是這類行為。

和國家認同問題糾纏在一起，而阻礙了台灣發展正常的愛國主義的另一個因素，是進入歷史不太久而仍「音容苑在」的黨國體制。由於黨和國家的等同，使得在「那個黨」之外的人，無法發展出有別於黨所律定的愛國主義思想。國家既然是黨的，愛國者當然也只能是黨員。愛國主義由黨包辦，如果愛國，就必定得愛黨。不愛黨的人，沒有辦法愛國。人民既無不愛國的自由，也無愛國的自由。四十年的黨國體制，弔詭地扼殺了自主的愛國主義萌芽生根。

時尚性質的新左派和後現代思潮，對於右翼黨國威權主義的反動，形成了愛國主義的另一重障礙。如果前兩種不利於愛國主義的因素，主要是對大眾產生影響，則這第三種因素主要是作用於知識份子。對於這些微左的知識份子，國家是壓迫的象徵，提及任何愛國主義，都必然與某種程度的法西斯相關，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不僅微左，微右的知識份子也覺得愛國主義十分落伍。既然「世界是平的」，國家逐漸消亡於全球化的潮流中，愛國主義就被等同於經貿和文化壁壘而應該被摧毀。

然而，台灣的真實問題與這些反國家的知識份子所憂心的恰恰相反。他們把台灣描述為充斥著高亢國族主義情緒的社會，在此民主政治是民粹動員的制度工具。事實上，台灣的問題並不是太多的國族主義，而是缺乏能夠將國族主義情緒疏導為積極改善之力量的愛國者。畢竟，愛國主義難道不是歷史上人類文明的主要推動力嗎？愛國主義難道不是將我們所艷羨的韓國與愛爾蘭，帶上快速進步之路的力量嗎？

在國家的前途成為一種普遍焦慮的時候，我不禁要大膽地提問，試試一種新時代的愛國主義如何？為台灣鼓起一個世代的愛國者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