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29

兩岸誰之功

兩岸兩會的第三次會談在南京結束,定期班機、打擊犯罪、金融合作三方面都達到了正面的成果。兩岸人民的來往本來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有促進兩岸來往的發展無非是在回復自然。台海兩岸本來不可能永遠隔絕,也不可能長期維持著半通或私通的狀態。飛航於兩岸的班機和航線當然要因應旅客的需求而增加,銀行擴大設點服務本來就是必然的趨勢。

近一年來兩岸之間的所謂進展或突破,在我看來,沒甚麼好反對,也沒甚麼好嘉獎。原因正是那是自然的潮流,反對也反對不了,更不是任何個人的功勞。我看媒體吹捧少數人,好像兩岸交流的甚麼功勞在他們,只覺得十分可笑。固然公務員及海基會人員們都相當地辛苦,但是江丙坤先生等人其實是幸運地站上了歷史的聚光燈下。沒有他們,也會有別人,如此而已。

先前在這個專欄也曾討論過,所謂促進兩岸交流,真的不能當做馬政府的政績。那只是前任政府該做而沒做,或是想做而做不到,所以留給馬英九政府去做而已。據媒體報導,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先生最近表示,兩岸在一九九三年首度辜汪會談之後,到一九九五、九六年陷入低潮,乃至後來兩岸對話的中斷,其實是中共方面誤判李登輝政府的立場所致。

邱進益先生對李前總統的理解應該不會錯。確實,總統直選不是台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不是台獨--相反地,那是試圖為兩岸共存建立理論依據,李登輝前總統在當時也沒有意圖要搞台獨。由於當時的中共領導圈子思維模式過於封閉,對台灣政治論述缺乏理解和判斷的能力,錯誤地對李登輝採取了敵對立場,導致兩岸官方代表的對話中斷了十年。

陳水扁前總統曾經想要重啟交流和對話,甚至提出兩岸的統合論,結果也為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他自己的權謀操作而破局。不論李登輝、陳水扁兩位前總統在兩岸上功過如何,綜言之,今日馬英九政府之所以有機會在兩岸之間扮演打開大門的角色,並不是他或他的政務官們有甚麼特別的謀略或政策,只不過是先前中共沒給李、陳兩位前總統機會,結果把機會留給了馬英九罷了。

要推動兩岸的開放,不需要甚麼智慧,也不必甚麼魄力,只要順著自然的趨勢和民間的要求去走就可以了。要在兩岸政策上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配合,也用不到甚麼談判技巧,只要順著北京的意思就可以了。馬英九先生做為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不能只是消極地順著潮流和別人的意思,而應該積極地保衛和擴大台灣在兩岸交流中的利益--這才需要智慧、魄力和高明的手段。

發表於2009/04/2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09/04/23

台灣起業國之八:「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

國內的失業率還在升高,談甚麼景氣回春,看麼領先指標都是沒有意義的。人民的痛苦指數有顯著降低,才是真正的復甦。要救經濟,該做的事情還很多!最怕的是政府領導人沾沾自喜,以為光是靠著灑錢,經濟危機就解決了。政府從來都不是聰明的買主,公共工程採購有太多的勾結和浪費。納稅人的錢--還有向未來子孫借來的債,該有更聰明的用途。推動「起業型社會」及「社會型企業」,才是政策該走的方向!

「起業型社會」是指扶助創業的政策環境與鼓勵創業的社會文化。政府在救經濟以及救失業兩個方面,都過於低估創業政策的重要性,對於鼓勵創業所投注的資源遠遠不足。政府花在短期「買」就業率的錢,遠比提供創業貸款擔保的經費多得多。搞就業博覽會之類的表面工夫,勞「師」(學校)動眾(公務員),簡直是捨本逐末。沒有創業,哪來的就業?

政策制定者們還沒有體認到,大量的創業對台灣經濟有多麼重要。前陣子股市所表現的是所謂的資金行情,是金融風暴後由海外匯回的大量資金,在低利率下勢必要尋找投資標的而投入國內股市的結果。不必說,只要氾濫資金全部投入股市,一定造成下一輪的股災。如果投入房地產,則是另一波的泡沫。我們需要大量的新創事業,來吸納在銀行裡嚴重過剩的民間資金。

「社會型企業」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營利事業,但其營利不全是為了出資股東,而是為了提升競爭力、永續經營、擴大服務。最著名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創立的「葛拉敏」(鄉村)事業體,且在歐美亞非各洲都有成功複製的經驗。在台灣也有一些先行者在努力嘗試,包括部分社區及微型企業。

既有的企業體要轉換為「社會型企業」非常困難,因為股東意見很難協調。可以想見,「社會型企業」必定大多是新創事業。從政策的角度,推動「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幾乎是一體兩面。政府應積極鼓勵創業,更該鼓勵「社會型企業」的創業,因為「社會型企業」提供原先商業體系無法滿足的服務,而且以保留盈餘再投資而非股東分紅為企業目標,有更強的動機去擴大雇用--有助於減輕失業。

低利、免擔保的微型創業貸款,有如尤努斯在孟加拉設立的「窮人銀行」(在台灣可改稱「誠信創貸」),是「起業型社會」的催化劑,也是「社會型企業」的後盾。行政院勞委會的微型創業貸款與「鳳凰計畫」,青輔會的青年創業貸款與「飛雁計畫」等,毫無疑問必須再擴大--擴大十倍都不為過,因為受惠者不夠多!

用來擔保這些創業貸款的中小企業信保基金,也必須再增資至少數倍,提供全額擔保,簡化審核程序,讓銀行更快地貸出更多筆的創業貸款--這對失業者、創業者、銀行以及整體社會都有利益。最高決策者該去過問一下:這些立意甚佳的政策,到底成功件數與總額多少?主辦機關有沒有盡力?銀行有沒有配合?

經濟部新提出的製造業投資五十萬元以上五年免稅,並沒有嘉惠非製造業與五十萬元以下的微型創業!沒有好的政策引導,民間微型創業會趨向於停留在非正式經濟的領域,也就是都不去登記立案,但這樣他們長期經營的意願就會降低,政府也抽不到他們的稅。

經建會與文建會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有許多項目應該朝「社會型企業」的方向來規劃。設立社會機制如大眾創投基金來引導民間資金投入文化創意產業,可以同時促進供給面及需求面--愈多人投資在文化創意產業,會引起愈多人去消費。文創產業不能靠少數資本家的投機冒險與政府的補助,要靠大眾參與帶動。

在經濟谷底,該做的事情更多,也更要有長遠眼光,更應該以進步的社會價值做為政策的方向!

發表於2009/04/23聯合報名人堂

2009/04/22

十六字信息的意涵

在中國海南島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已經成為亞洲各新興經濟體進行實質對話的重要場合。今年的博鰲論壇年會,著重於討論金融風暴後,亞洲新興經濟體如何共同抗拒貿易保護主義,維持區域金融穩定,加強雙邊貨幣兌換,乃至設置共同外匯儲備基金等財經合作事務。由中國主導的博鰲論壇,體現了所謂「東協加一」的意義。

當然,對台灣而言,博鰲論壇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即它是台海兩岸政府代表進行非正式公開對話的場合。去年,未就任的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先生,帶領台灣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代表團參加該論壇,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先生交付了十六字的信息:「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今年,在代表團領頭的前監察院長錢復先生出發前,據報導馬英九總統也交付了十六字信息:「同舟共濟、相互扶持、深化合作、共創雙贏」。這十六字所傳達的是一個真實的信息--長期而言,兩岸若要「深化合作、共創未來」,則在短期內,北京領導人必須要理解台灣以及馬英九國民黨政權的處境,要能夠「同舟共濟、相互扶持」。

在推動兩岸更加開放和密切的經貿合作來往上,馬英九總統所面對的是民間的疑慮,以及民進黨的激烈反對。最為重大的,當然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研擬與簽訂問題。雖然ECFA暫時不在兩岸代表會談--第三次江陳會的正式議程之上,但是只要理解到這個協議對台灣經濟以及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以及馬總統推動ECFA的決心,就可以推斷所謂「同舟共濟、相互扶持」,是有具體指涉的,而且不是別的,就是ECFA。

馬英九總統需要北京領導人在ECFA議題上能夠與他同舟共濟,乃是因為ECFA在台灣內部所遭遇的反對和質疑是否成立,都繫乎中國政府的戰略決策。ECFA被質疑的,無非仍是政治主權是否受到侵蝕,以及台灣經濟是否將完全依賴中國而受到宰制。民進黨對ECFA先前幾乎是全面地反對,近來則有理性討論的聲音。學界則以青壯代經濟學者洪財隆博士最有代表性,在工商時報的專題版面上與經濟部長尹啟銘分庭抗禮。

洪財隆博士的論點可謂審慎保留派,他並非全面反對兩岸建立某種經濟協議,但是他提出條件說,其中最關鍵的是中國不應反對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當然,台灣即使不與中國簽訂ECFA,與其他國家達成FTA的機會並不會比較高。但是台灣反對人士所擔憂的,卻是台灣經濟自主性成為甕中之鱉,等待最後的捉拿。反對人士的擔憂是否成立?可以說,取決於北京決策者的取捨一念間。北京可以更加寬容慷慨,以此讓台灣步入更深化的合作階段,這就是馬英九總統的信息。

不論如何,就算胡錦濤、溫家寶願意同舟共濟,馬英九總統所面對的國內政治困難,還是不能靠北京的善意去解決。國內不同政治立場者的意見以及不同階層民眾的利益,都需要協調整合,對國家未來的信心,更需要馬總統展現更大的決心來提供保證。

發表於2009/04/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09/04/08

中國應審慎因應危機崛起

在二十大經濟體的高峰會結束之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得到了百年歷史未有的伸張。這樣的局勢值得全世界所有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們--包括台灣人--更審慎地觀察、思考、因應。中國的未來應該期待,但不必盲目樂觀。最核心的原因,在於中國此刻的地位主要是來自經濟力而非價值觀與文化,甚至其經濟力也尚未真正培養厚實。

不可否認地,從全世界媒體評論和意見領袖的言談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形象的大幅提升,中國做為國際經濟與安全體系的主要領導國家之一的角色已經受到正式的肯認。往後,除非發生極為巨大的事故(例如戰爭),這樣的國際肯認不會被撤回,中國也不可能再度被排拒於國際事務的決策圈外。

這幾個星期,各國主要媒體放了很大的注意力在中國與美國的「貨幣戰爭」--究其實只是口水戰,目的在逼使美國抑制通貨膨脹及保障各國持有的美元資產;也有的報導用了更誇大的描述,說西方要求救於中國,儼然我數月前在這個專欄中預測的「共產黨挽救資本主義」。

中國此時享有的簇擁歡呼,完全來自其經濟力。在四萬億(四兆)人民幣的公共支出計畫推動之後,有些經濟學家們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減緩已經觸底,將要恢復較高的成長速度,也將是最早復甦的主要經濟體。近日更盛傳國務院有新一波的財政刺激方案,已經派出二十四組人員赴全國考察規劃。

相較於美國政府還在努力向銀行注資,以防止第二波的金融風暴,並且試圖對整體經濟提供較好的流動性;過去飽受批評的--不夠開放、壞帳過多、「即將崩潰」的中國金融體系,很弔詭地由於其受政府控制、沒有跨業整合、金融商品研發落後、較高的存款準備率等保守作風而轉為接受讚揚。

短短時間內,在需要中國經濟合作的壓力下,西方領袖對中國前倨後恭的行為公諸於世。近來因為奧運聖火、接見達賴喇嘛、圓明園兔首鼠首拍賣等事件成為中國狂熱民族主義敵意對象的法國,總統薩科奇屈服於壓力而聲明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看起來八國聯軍一時間轉變為萬國衣冠拜冕旈。但是如果中國政府及各界意見領袖們因為危機崛起的局勢而志得意滿,那是極大的不幸。中國經濟還面臨著挑戰,即是如何用擴大的內需補充萎縮的出口。政府花錢是不夠的,要讓老百姓有購買力,需要極龐大規模的財富向下流動。這段工程的艱鉅不下於過去三十年。

更困難的,是中國如何能真正博得世界的尊重和認同。西方世界在遭遇經濟危機期間,所有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都暫時噤聲,對西藏的同情也只好隱藏起來。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會因此消失。中國最好的做法,不是放任民族主義情緒去和西方價值觀硬碰硬,而應該深思如何將中華文化和普世價值形成新的有機體。這一點,在未來,中國如果能夠找到與台灣分立共生的方式,也就庶幾近之。

發表於2009/04/0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2009/04/01

大國的貨幣戰爭

四月一日起,二十大經濟體高峰會(G20)要在英國倫敦召開三天。美國總統歐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在這裡首度晤面--所謂的「G2」才是真正的重點。我發明了個諧音冷笑話:雞兔。中國是雞,美國是兔。雞要啼,兔在蹦。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局面。幾個月前,我曾在這個專欄寫道:中國將藉著金融風暴和全球大衰退進行「危機崛起」。我預測中國會採取積極作為,爭取在國際事務上更大的發言權。但是沒有想見中國的動作是這麼大、這麼密集,也沒有想過美國的應對竟然顯得有點忙亂。

中美兩個大國自從一九七九年建交以來,曾經在貿易、人權、情報各領域有過明或暗的鬥爭,這一次的戰場轉移到貨幣。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文章,呼籲建立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直接挑戰美國所掌握的世界鑄幣特權。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第一時間竟然說對此採取開放態度,直到歐巴馬總統用強硬立場直接對上周小川,美國政府才有了一致的戰略:捍衛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並維持美元在國際匯市的價位。

中國對美國發動的貨幣戰爭,才剛剛開啟了序幕。中國的攻勢相當綿密。與阿根廷簽訂了用人民幣直接兌換的協議,打進了南美洲。籌畫用外匯投資原物料,轉化為戰備物資,也就降低了美元資產在中國外匯內的比重。中國領導人們相當清楚,美國依靠著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而享有巨大的權力,因此要藉著美國金融風暴的此時,縮小美國在國際金融上的權力。

但是中美之間不是只有貨幣戰爭,而是有更多的共同利益。由於中國的外匯過於龐大,除了美國政府公債也很難找到能夠吸納如此巨大資金的更好資產。因此在挑戰美元的同時,中國其實也是在刺激美國政府強力捍衛美元匯率,以保障中國所持有的巨大美元資產的價值。美元穩住,美國經濟穩住,也就有利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因此,貨幣戰爭的說法是簡化的。大國利益之間的連動,不是貨幣一項可以描述。

美國對國際金融及貨幣體系的權力如此遭遇挑戰,是從二次大戰結束至今沒有過的。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自從金融風暴以來,號稱財經知識最先進、技術與制度最完備的美國已經名譽掃地(America
the Tarnished),失去了領導世界的威信。身為美國重量級意見領袖的克魯曼講出這樣的話,對美國人的自信心與使命感是沉重的一擊。

不論如何,克魯曼(以及所有的美國菁英)仍認為美國應該繼續擔負領導世界的責任,因此美國的名譽掃地對全世界都是一個損失。中國在這個階段還是沒有要真的去撼動美國的全球領導權,因為中國還沒有實力去改變,更沒有實力去取代。讓美國繼續負擔領導的沉重責任,而中國則一躍而為G2之一,擁有遠大於過去的發言權和實質利益,這是中國領導人採行的策略。

發表於2009/04/0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