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該找誰溝通

大家都看得很明白：馬英九總統逐漸遭遇了國民黨內部的各種壓力。馬總統說，很抱歉沒有好好和黨籍立委溝通。事實上，問題不在於馬總統沒有和國民黨立委以及大老山頭勢力們好好溝通，而是他沒有讓人民大眾和社會力量明瞭：馬英九到底在想甚麼？他到底要做甚麼？他的堅持在哪裡？他的意志有多強？換句話說，他應該和更多的人民溝通，而不是那些惡形惡狀的國民黨舊勢力。

馬英九總統應該選對的人來溝通。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如果馬總統認為他的溝通對象是某些唯恐天下不亂，或某些唯利是圖和別有所圖的立法委員和國民黨派閥頭目，那麼很顯然是浪費了他的溝通誠意，那正是「失言」。比失言更糟的是馬總統將會辜負七百六十五萬票之中的大多數選民－－他們當初支持的是看起來不同於舊國民黨的馬英九，而不是受制於腐敗昏昧政客的馬英九。

如果馬總統看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民間力量、哪些社會領袖能夠幫助他－－不是幫他個人或國民黨，而是幫他找到領導國家的正確方向和方法，那麼他也會錯過了那些可能與他有共同理想而有可能從不同角度協助他成事的人，這就是「失人」。比失人更慘的，是讓其他有能力有理想的人最終只能對他絕望，逼不得已成為了他的敵人，讓我們的國家再度陷於無謂的鬥爭內耗之中。

馬英九總統該如何找到正確的溝通對象呢？不幸地，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總統跟他講話而不要跟其他人講話。到底該跟誰講話，只能取決於馬總統自己的判斷力。

馬英九總統所面臨的壓力，不僅僅來自國民黨內部。馬總統正在逐漸陷入一種茫茫然說不出所以的孤獨。當然，馬總統所經驗的，絕不像李登輝先生向日本作家上阪冬子所自況的「虎口的總統」那樣的險惡。畢竟馬先生是正統的「第二社會」國民黨之子，掌握政權對國民黨的權貴小集團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們很習慣，很comfortable，不像李登輝總統那麼臨淵履薄，性命交關。

但是馬總統所面對的不只是國民黨內部的暗鬥，還有一個對他缺乏信任感，並且可能會愈來愈反對他的「第一社會」綠色陣營。不僅如此，更有一個可能逐漸轉而把他視為新的首要敵人的中國共產黨。至於共產黨的影響力是否還只停留在海峽的對岸？這我們普通人就不得而知了。

馬英九總統腹背受敵的窘境會愈來愈暴露出來。他遭遇的問題絕不只是一般政客在媒體上所吵鬧的溝通不良或分配不均而已。馬總統所將遭遇的乃是極大的結構困境。弔詭地，李登輝當年還有個同情他的「第一社會」本土力量，透過巧妙運作這力量，讓他不僅逃過虎口還能推動諸多改革。馬英九呢？該找誰好好溝通？好好向民眾溝通，說明他未來到底有甚麼改革議程吧。

國民黨人的三個共識

再度執政的國民黨人，擁有一套散亂蕪雜的意識形態。國民黨的思想柱石不再是三民主義，而是三個共識：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以及他們念茲在茲的九二共識。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指的是一組財政和貿易政策的指導原則，由設立在華府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向世界各國強力推銷，因而得名。華盛頓共識的最大特色就是自由化、自由化、自由化－－貿易的自由化，開放外人投資，產業的解除管制等等。簡化地說，華盛頓共識就是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基礎。

台北的國民黨人早已經不是三民主義者，正如同北京的共產黨人也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但共產黨人至少還在口頭上堅持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像國民黨人早已毫無愧色地說自己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者了。在陳水扁總統八年執政期間，國民黨人大力抨擊所謂鎖國政策，上上下下把自由化的簡單教條琅琅上口，華盛頓共識遂主宰了國民黨人的經濟思維。

當然，國民黨過去是官僚資本主義，並不真的主張經濟自由化。即使現在，從嚴格的定義上講，馬英九政府的經濟政策也不是典型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除了自由化以外，還要求嚴格的財政紀律，也就是反對過高的財政赤字，要求政府削減公共支出。在這一點上，馬政府的一千一百四十四億擴大內需案，正是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即使馬政府的經濟學家可能是凱因斯主義者，國民黨人的一般思維仍是氾濫成災的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出自投資銀行高盛公司的一位研究顧問在2004年所撰寫的文章，大意是中國已經摸索出一套與世界不同的發展模式，與華盛頓共識所建議的政策不同，而仍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中國企圖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等區域合作機制，形成一種不受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這也是某種挑戰了華盛頓的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本來是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既然如此，台灣的國民黨人為什麼會同時服膺兩種對立的思想呢？國民黨人對於中共似乎展現出無力抗拒的順從，對於北京所企圖建構的世界秩序也有一種幾乎不加思索的接受態度，這就是國民黨人的北京共識。中國前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在接待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時候說，「堅信兩岸正確的歷史一定夠繼續寫下去，美好的願望也終能實現。」吳伯雄和整個國民黨訪團沒有人質疑：正確歷史是誰的歷史？美好願望是誰的願望？

至於九二共識呢？我在這個專欄曾經指出，兩岸復談可能建立在某種一中，但是某種一中未必是各表，也未必需要九二共識。馬英九總統對於九二共識的執著，到了令人費解的地步－－馬總統幕僚首度砲轟民進黨蔡英文主席，主旨竟然是捍衛九二共識。連吳伯雄主席所率領的國民黨訪問團，到了南京中山陵，要爬三百九十二個階梯，都能夠扯到九二共識，可見九二共識已經構成國民黨人某種莫名奇妙的信仰。

國民黨人擁抱的華盛頓共識，代表一種天真無知極簡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思維。國民黨人擁抱的北京共識，代表一種對北京所展現之大國實力以及區域雄心毫無反抗的順服態度。國民黨人所擁抱的九二共識，則代表著一種目標含混不清或是僅求短期效果的策略思維模式。抱著這三種共識當作思想中心的國民黨，將會令台灣有識者非常地憂心。

馬英九與另一半人

下個星期馬英九先生就要即位總統。不久前，有一位英文雜誌的編輯要我談談馬英九與另一半台灣人－－也就是，馬總統該如何對待那五百四十五萬沒有投票給他的選民。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議題，所以在這裡把淺見也分享給國內的讀者。

首先我挑戰一半人的定義。我認為，馬先生最應關心的不是投給他的這一半人，也不是沒有投給他的那一半人，而是那一半不論誰當選都沒好處的人－－處在M型社會底端的弱勢者，以及根本沒有投票權的下一代。這一半台灣人的處境，構成了馬政府絕大的挑戰。

馬政府絕對不是個承平的朝廷。今年，世界各地天災頻仍，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糧食整體供應不足，能源價格飆漲，美國和日本都擔心陷入長期經濟衰退。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九萬兆」團隊的目標設定在成長率百分之六，失業率百分之三，還得開始籌建十二項基礎建設，非常地艱難。與中國經貿的進一步開放是不可避免的。開放經濟的受害者以及原有的弱勢者，最需要一張社會安全網把他們接住。即使財政艱困，馬政府絕對要把建立穩固、可長期維繫的社會安全體系，當作是施政的最優先項目。

其次，是一般定義下的所謂另一半人－－綠色的、獨派的、反國民黨的，絕不少於五百四十五萬的「第一社會」人。馬英九先生必須認識到，他所熟悉的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家論述、台灣歷史論述，是有嚴重殘缺的。馬總統應該努力建構新的台灣國家論述，調和兩個社會的觀念和情感，「安頓」歷史的痛苦和未來的不安。

就這方面，馬先生的工作就不僅僅是針對沒投給他的那一半人，而更是要面對那投給他的七百六十五萬人裡面的「第二社會」強硬派，教育他們、說服他們，讓他們接受一個符應現實的台灣國家主張。這樣，另一半人也就會信賴和接受馬英九。

再者，在面對這一半和那一半的同時，馬總統也該想得更徹底：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永遠一定要分成兩半？我一再指出，台灣社會的兩極對立有歷史的根源也有制度的因素。現在的兩大黨，代表了台灣戰後歷史上的兩個社會，也寓含了統獨的對立。

馬英九先生若有心從根本去改變這結構，就要推動修憲，從調整選舉制度來打破兩大黨體系。一旦成功，台灣社會就不再有永遠的這一半和那一半，而是有很多的多元組合，多元比兩極更能促進社會團結。

馬總統如何對待另一半人？答案和方案就在這裡了：加強社會安全體系，建立新的國家論述，以及修憲重構社會團結。

也是在下個星期，獲得那另外一半人選票的民主進步黨，將選出新的黨主席。如果蔡英文女士當選，他的挑戰也是民進黨如何面對另外一半人－－那七百六十五萬不投給民進黨的台灣人。如果民進黨由回頭派人士當選黨主席，那麼民進黨大概就不必面對另一半人了－－在某些人的眼裡，只要不投給民進黨的人，就不算是台灣人；既然不是台灣人，那又何必理他們。

因此，在民進黨主席選舉揭曉後，下周的專欄，我們來談：民進黨新主席與這一半或那一半人。

認真面對新的時代

時代的風吹拂著。兩千零八年開春的台灣人，發現或尚未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還沒結束，三個社會角力的政治已然展開。

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大敗，是因為國民黨在傳統的第二社會主力之外，還拉攏了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這是擁有台灣認同但也接納中華民國合法性，並且不以本土作為唯一政治價值，而還想要多一點經濟、多一點文明的一部份選民，他們所做的權宜選擇－－不，與其說他們選擇了國民黨，不如說民進黨拋棄了他們。不僅拋棄他們，還不停地懷疑、羞辱他們。他們其實是沒有選擇。

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們，不要回頭望著視線裡逐漸消失的雄偉城堡而興嘆掉淚。雖然城堡迎回了舊主人，城外的野地上還有廣大的黎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是無助的農奴，而是自主的公民。用過去的那一套悲情戲碼，不可能重獲他們的信服和追隨。

八零年代已經過去了。有些經歷過解嚴前後反對運動的人，還在追憶著似水的年華。更令人莞爾的是沒來得及經歷那一段的世代，竟然也東施效顰地想要複製那些已經隨風飄逝的英雄傳奇。八零年代已經遠颺，可以追憶卻不宜再次擁抱。不要再提八零年代－－更不要說把五六零年代的理論再拿出來說教。任何幻想著要回到八零年代－－所謂民主進步黨的創黨精神，或是所謂重回街頭的激進社運路線，若不是腦筋混亂就是對過去有著浪漫的誤解。

不是要創黨精神，不是要重回街頭。重回八零年代，就是再走一次二十年的老路。想要走出新路的人，和想要重回街頭的人，你們的道路不同，要趕快毅然分手。這次的在野，不同於過去的在野。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必須從第一個本土反對黨的執政經驗－－混雜著成功與失敗的執政經驗之上反省，才有可能開展新時代的新政治運動。

民進黨的執政經驗十分可貴，失敗和成功的部分都很可貴。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期待另一個只會對抗的反對黨，他們所需要的是隨時可以用來替換的團隊和方案。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要隨時看著國民黨政府的作為，準備清廉、有能力、有責任感的團隊，提供有效的整體方案來競爭。

八零年代已結束，意識形態也要離開。意識形態可以做為思考上的基準，但再也不足以提供我們政治實務上的解決方案。不僅僅是統與獨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左與右的意識形態。馬英九的經濟政見以凱因斯學派為基礎，謝長廷的則比較偏向供給面，但是卻重視社會福利。哪一個左一些？哪一個右一些？誰能分辨？現在面臨的是如何兼顧生活水平與環境保護，如何因應衰退與通貨膨脹同時襲來。

烈烈的風呼嘯著。壓低了頭，瞇起眼睛，別讓風沙迷亂了視線。真的有決心要逆風前進的人們啊，停止重複那些從舊世代學來的廢話。先行世代所得到的成就，並不是因為那些口號，而是他們曾經認真面對他們的時代。

誰來代表第三社會

二次戰後的台灣歷史，就是兩個社會的歷史。而二零零八年以後的台灣政治，則是三個社會的政治。

民進黨的力量來自於反抗意識強烈的本土社會，我們稱之為第一社會。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前後帶著軍隊和政府來到台灣，其後也結合本地人形成了強大的意識形態集團與利益集團，我們稱之為第二社會。

第一社會相信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要把中華民國趕出去；第二社會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和大陸的中國人聯手對付台獨。兩個社會的傳統歷史觀、國家觀都已經嚴重地過時。大一統思想和大中國主義，當然不符合台灣現實，也違背人民的情感，完全是威權時代的遺緒。否定現行體制合法性且主張與中國全面敵對的台獨論述，也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必須依賴著美國對中國長期圍堵的戰略才有可能。

多年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論述都有調整，但也都放不掉老統派或老獨派的舊包袱。國民黨的核心仍是第二社會黨，而民進黨更幾乎完全是第一社會黨。

台灣其實是有第三社會，第三社會是新觀念、新世代、新移民。第三社會的人有理所當然的本土認同，但是也接受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合法性。第三社會要在台灣事實獨立的現狀下，追求生活品質和文明的提升。第三社會的歷史觀和國家觀，才是台灣共同體的未來出路。如果第一和第二社會各自是辯證法裡面的正題和反題，則第三社會就是更高層次的綜合。

但是第三社會還沒有力量。第三社會的成員不知道自己屬於第三社會。正如知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前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和「自為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第三社會的選民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卻沒有主體性，也不理解自己的進步性和時代意義。第三社會必須經過喚醒，才能成為自主的力量。

第三社會暫時仍無法擁有自己的政治力量，還有另一個原因－－制度的扼殺。現在的憲法和選舉法規，都在鼓勵兩黨制而扼殺第三政黨。這樣的制度其實給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生存下去的空間。兩大黨雖然代表舊的社會力，新的政黨卻很難生存壯大，第三社會的選民只好在藍綠裡面二選一。

謝長廷和馬英九兩位先生都知道中間選民才是政權決定者，所以他們盡可能往第三社會的路線－－共同利益與進步價值去移動。兩個人都做得不夠好。但由於這幾年來民進黨太依靠第一社會的力量，以為只要靠本土牌就可以打敗一切，謝長廷先生的共生理念並沒有付諸實踐。結果，似乎比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接受馬英九先生來代表共同利益和進步價值。當然，如同任何選舉，人民的選擇是否正確，都需要時間才能分曉。

無論如何，正在進行所謂改革反省的民進黨人，必須明確認識到此一事實－－誰能代表興起的第三社會，誰就領導台灣的未來。民進黨的挑戰，不是繼續用第一社會去對抗第二社會，而是如何掌握第三社會的民心。理解這一點，則民進黨復興有望。不理解這一點，再多爭論都是枉然。

被遺棄的公投

最後一個星期日的喧囂裡，有的喊逆轉勝！有的喊向前行！六天後，大家等待新總統的產生。但是合併舉行的公民投票呢？現在幾乎已經可以斷定兩項公投案都不會通過。

任一公投案要通過，必須要有八百萬人去領票和投票，其中半數以上，即四百多萬公民投下同意票才能過關。三月二十二日，入聯與返聯兩個公投案，各自與一位總統候選人掛勾，而任一位總統候選人都不可能動員得到八百萬的選民。民進黨還在做最後努力，呼籲自己的選民能夠領兩張公投票，希望以此換取泛藍選民也能夠支持民進黨的台灣名義入聯案。無奈國民黨並不領情，國民黨不僅不可能支持民進黨的入聯案，連自己所提的返聯案也要遺棄不管了。當國民黨消極抵制兩個公投案，也就是暗示支持者都不要去領公投票的時候，這兩個案就已經宣告失敗。

從二零零四年合併總統大選的加強軍備、和平談判兩案，到今年初合併立法委員選舉的討黨產、反貪腐兩案，以至於下週將合併總統大選的入聯、返聯兩案，六個全國性公民投票，沒有一個不是為了選舉動員而產生的，也沒有一個投票結果真的能夠反映民意。代表直接民主的公民投票被蹧蹋到如此地步，可以說是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挫敗。

二零零三年，公民投票法在連戰與陳水扁兩位總統候選人所領導的兩黨國會黨團，雙方你來我往，機心用盡之下終於勉強通過。民進黨隨即宣稱這部公投法是鳥籠公投法，是為了封鎖人民的公投權利而非保障公投權利。陳水扁總統以此為由啟動所謂防禦性公投。若要說陳總統的違法濫權，這才是他八年總統任內最為膽大妄為的違法行為。

無論如何，從二零零四年三二零公投的經驗中，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部分領導者似乎得到相同結論，即公投是民進黨的選舉利器．於是民進黨重複使用此一利器，而國民黨則想盡辦法抵制公投或削減公投的威力。

公投不僅成為民進黨對付國民黨的利器，更是民進黨黨內鬥爭的工具。入聯公投確確實實是民進黨總統初選的產物，當時的主席游錫堃最需要逆風前進，便發起此一公投連署，用以對付謝長廷、蘇貞昌．謝蘇二人成為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以後，只好概括承受。謝長廷從一開始就不曾全心贊成此一公投，他理解用公投作為內部對抗的武器，結果將傷害國家形象和實質對外關係，但是他有苦說不出。現在這個公投案，已經看不出對他選舉有何好處，徒然留下荒謬而已。

最令人痛心的是，這些由不負責任政客所發動的公投案，其投票結果沒有一件能真正表達台灣人民的心聲。台灣人民想不想參加聯合國？如果可能的話，當然想。三月二十二日的投票結果，能夠表達這樣的多數民意嗎？大家都知道，大概是不可能了。這不僅是兩大黨為了選舉操弄公投，遺棄了直接民主的理想，也是台灣人民的真正心聲被遺棄。說是要表達國民共識，卻偏偏要在兩個政黨、兩個社會的鬥爭架構裡進行，結果本來好好的共識就被拆裂、毀滅。這樣傷害台灣的操作，可以再繼續下去嗎？兩位總統候選人，在一週後，您們願意攜手挽救嗎？

降低公投門檻 化解政治死結

人間都已經是四月天了，別有天地非人間的立法院裡，中央政府總預算還沒能夠通過，這是因為國民黨堅持通過中選會組織法，用政黨比例方式來推薦中選會委員。為什麼國民黨非要搞「中選會綁總預算」？因為民進黨已經開始運作所謂的「公投綁大選」，中選會的裁定可能影響公投和選舉的連動結果，使得國民黨由勝轉敗──至少國民黨人這樣認為。因此，區區幾位中選會委員的推薦方式，導致了藍綠政黨在國會裡的暴力對抗和總預算的延宕。

民進黨搞「公投綁大選」嗎？如果指的是公投與大選同日舉行，這不是民進黨的問題。一般民主的國家在選舉之日合併舉行公民投票是合理常態。國民黨所抱怨的「公投綁大選」應該是民進黨利用公投來做為選舉工具，也就是不為公投標的本身而為了勝選從事公投。

民進黨把公投當作選舉工具嗎？民進黨把台灣在國際上遭受不公平待遇，以及未清算的威權黨國遺留問題，都當作是選舉工具。以討國民黨黨產公投為例，不僅是對抗國民黨的選舉工具，甚至是民進黨黨內競爭的選舉工具。民進黨這樣做違法嗎？違背民主原理嗎？國民黨所能夠抱怨的，只是公投對國民黨不利而已。這聽起來是一個很微弱的抱怨。

公投本來是中性的程序，為什麼公投和選舉同時進行，偏偏就會對民進黨有利、對國民黨不利呢？很簡單──這些公投案都是民進黨發動的。民進黨所發動的公投難道還會對國民黨有利嗎？

那麼，為什麼公投都是民進黨發動的呢？為什麼沒有其他的公投案會和大選同時舉行呢？如果同時有好多個公投案，例如核四案、管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案、保障移民勞工人權案，甚至修憲案，都和大選同時舉行，難道這麼多的公投都會對國民黨不利嗎？答案是，所有其他可能的公投案，都被現行公投法的超高成案門檻所排除了。曾經發生的總統濫用公投法第十七條除外，全台灣幾乎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事情有可能進行公投，只有民進黨所發動的國族與歷史議題──也就是以藍綠對抗為基礎的公投，才有可能通過超高公投成案門檻，而出現在公投選票上。

公投成案門檻高到什麼地步呢？現行公投法規定，公投成案需要有百分之五的合格選民連署，那就是八十二萬多人。如果蒐集一份公民連署的平均成本是新台幣五十元，那麼八十二萬份就是四千多萬元。這顯然排除了任何有需要以直接民主來推動其政策訴求的公民個人與團體，也排除了任何不以藍綠對抗為基調的議題。即使連民進黨一月所發動的討黨產公投，截至三月底都只達成連署目標的百分之六點二，可見更無任何團體和議題有本事跨越公投成案門檻；也無怪乎民進黨繼續發動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總統組織新憲委員會等各式公投議題來為連署加溫。

我們回頭追問，誰為公投法設下這麼高的成案門檻呢？是國民黨。國民黨在2003年勉強同意通過公投法，卻設下了不合理的超高門檻，不僅變相剝奪了憲法規定的人民創制複決權，也為自己種下兩大禍因──在2004年陳總統鑽營「巧門」濫用第十七條進行320公投，打敗了國民黨也傷害了台美關係；現在民進黨又要利用三項公投議題來對付國民黨。公投之所以成為民進黨的選舉利器，其實是國民黨自己造成的。如果國民黨同意修法降低公投成案門檻，會有很多公民團體發起一般公共政策的公投，在選舉時一併舉行的公民投票會有很多議題，不會特別對國民黨不利，也不會特別對民進黨有利──別忘了，民進黨做為執政黨，在一般情況下應該是比較害怕公投的。

國民黨好像想通了這點，現在要用公投來制公投。報載國民黨打算一口氣推三十多項公投題目在大選當天一起來投，以稀釋公投對選舉的影響。這樣的思維其實違背了直接民主的精神──原本直接民主是補代議政治的不足，是民意在議會與政黨之外的出路，結果在台灣公投法的超高門檻之下，公投變成政黨在議會外的另一個戰場。民進黨做為議會少數黨，用公投做武器還勉強可以辯解；擁有國會多數的國民黨有什麼理由要發動公投呢？甚且，為了要推出反制公投，國民黨將被迫去攀爬自己設定的超高門檻──每項議題都要八十幾萬份的連署，好幾千萬的經費，國民黨確定做得到嗎？

其實，國民黨人手中握有打開政治死結的金鑰──能夠消解「公投綁大選」，又能夠解開「中選會綁總預算」，那就是降低公民投票法的成案門檻為百分之一點五。只要幾位委員輕輕地舉手，立法院不必再打架，國民黨也不必辛苦地去攀爬成案門檻，自然會有真正反映民間需求的各項公投案與選舉同時進行。讓公民投票回歸到直接民主的本質，不再是政黨鬥爭的工具，國民黨也就不必再害怕公投──是否相信給人民更多選擇是對自己有利，只在國民黨領導人的一念之間。

與馬主席對話

我為綠色政治陣營裡面試圖推動反省與改革的新世代，代擬這份與國民黨馬主席的對話：

馬主席，台灣民主發展遭逢此時的挑戰，我們也很希望，能夠推動綠色陣營的自我反省與改革。

但是，在您同黨政客們見獵心喜，持續惡質爆料；在您手下的政治打手們利用國家的不幸，刻意提高衝突，謀取黨派和個人利益的時候；我們對於推動綠營的理性反省檢討，只能束手無策。

您們的操作，激起了部份綠營支持者的反感，使他們再度被迫在兩惡相權中取其輕者。而他們顯然認為您們的政治操作比所謂本土政權的腐化還要更為令人厭惡。

綠色陣營又失去了一次反省改革的契機。綠色陣營的部份同志，過去一再學到，用保衛本土政權可以合理化一切失職無能。這次，他們又學到了最壞的一課，那就是保衛本土政權可以壓倒一切，包括本土政權應有的價值觀。往後，只要繼續搞這套就好了。

馬主席，現在您說您的政黨要走回中道路線。您承認了，過去一陣子以來，您與您的同黨和友黨所做的，恰恰就是極端的黨派路線。

您在電視上對綠色的支持民眾喊話。您沒有想過，其實您並沒有那樣的道德力量來對綠色選民喊話。這不僅是您對綠色選民缺乏說服力，更是因為您連自己的支持者都不敢得罪。

為什麼呢？因為您猶疑反覆的決策，您自圓其說的告白，只是顯示了您也不過是個被激進派拖著走的媚俗領導者。

您提到幾位已經不在人世的民進黨大老。但是您本來想要借用的名字，是林義雄和施明德。您期望獲得林義雄和施明德的支持，來強化對陳總統的壓力。然而他們兩位沒有答應您。

您很清楚，這兩位是對藍綠都有影響力的政治領袖。您不清楚的是，為什麼林義雄和施明德能夠擁有這樣的影響力。

不談他們的犧牲。您永遠不可能瞭解那部份的意義。林義雄和施明德，為什麼能夠對藍綠的民眾，都能擁有影響力，是因為他們是忠於自己內心原則的人。他們願意為了內心的原則去和任何人對立，甚至包括自己的支持者。

在藍綠對抗有可能爆發時，林義雄所嚴厲約束的，是他自己的民進黨員。在族群矛盾激化的氣氛高漲時，施明德所出言批判的，是他自己的本省獨派支持者。

而馬主席，您所做的，是縱容藍色政客用最囂張的方式去激怒綠色選民；然後您自己還想要用溫柔和善的言詞來呼籲綠色選民支持您的主張。

馬主席，您不是要把國民黨和台灣的民主化歷史做連結嗎？請您看看您的陣營裡面，那些政客的嘴臉。

您如果要連結台灣的歷史，您就必須試著去體會，為什麼那麼多的民眾，對於您手下政客厭惡到這個地步──厭惡到他們寧可去支持他們不見得真心喜歡的綠色政客。

您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陳總統面臨這麼大的政治危機，還能夠藉由本土政權的虛假藉口，重新激起部分民眾的同仇敵愾。

您的不理解，就是這樣的情況還能夠繼續發生的原因。

如果您還不理解部份民眾對藍色政客的厭惡，如果您沒有膽量來抗拒極端化的黨派路線，如果您還想討好少數好戰的支持者，那麼您還沒有資格來對綠色選民做道德勸說。

馬主席，人民的反應有時候看來很奇特，但他們並不是沒有判斷力。您說，陳總統失去了台灣人民的尊敬。這或許沒錯。但同時，您也必須要認識到，台灣人民的尊敬，您還從來不曾得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