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長的愛國問題

我在華府的外交學院讀書的時候，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各國外交官或儲備的外交人才。我發現，在諸多各國菁英之中，能夠讓師長同學欣賞乃至敬重的，不是學識淵博談吐優雅的俊男美女，而是對他自己的國家抱著純真熱忱，能夠捍衛自己國家立場的人。印象尤為深刻的是美國外交人員的愛國主義。在一些介紹資深外交官上台講話之類的場合，我了解到，對於資深外交官最高的推崇，就是稱他為一位愛國者（a patriot）。

一位外交官，不論他的經歷多麼顯赫，做過幾國大使，若是能夠被公開稱做是一位愛國者，大概就無愧於他的職業生涯了。美國是非常講愛國主義的國家，即使大眾文化如好萊塢電影都是如此，美國的外務體系（包括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等）更不必說，都是以愛國為極崇高的價值和專業倫理。

二零零三年底，陳水扁總統為了影響翌年的連任選舉而發動無意義的假防衛性公投，造成台美關係相當低迷。山雨欲來的當時，我正好又在華府，為了瞭解美國官方的真實看法（據扁政府官員說，美國不那麼反對公投，都是國內媒體誤導），於是我跑了一趟Foggy Bottom（國務院所在地），親訪幾位直接處理此案的官員。

我還記得，其中一位國務院官員完全無法用禮貌來掩飾對陳水扁總統的鄙夷神情。我知道，如果陳總統的作為僅僅是觸犯了美國的利益，那麼美國國務院官員的態度應該會是惱怒而非鄙夷。如果陳總統是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挑戰了美國，我相信，這些專業外交官甚至有可能是惱怒但存有一絲絲敬意。然而這位美國外交官對陳總統是鄙夷的，因為陳總統所犧牲的不僅是美國的利益，更是台灣的利益。他瞧不起陳水扁總統，是因為陳總統不愛他自己的國家。外交官應該是愛國者，外交官應該會瞧不起不愛國的人。

我現在有點憂慮，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們會怎麼看待我們的新任外交部長。這不是說歐鴻鍊部長是個不愛國的人。這樣的指控太沉重也太輕率。都聽說歐部長曾經是一位幹練、負責、有親和力的優秀外交官。但是歐部長在駐瓜地馬拉大使任內申請美國永久居留證的事實，確實有可能令他的外國同行們訕笑。

如果沒有堅定的愛國主義價值，長年在外的外交人員有時候會忘了自己是代表國家而來的，誤把自己當成是世界公民。誰都可以想要當世界公民，也可以想要當其他國家的公民，但是外交人員不可以。一般國民不必標舉愛國主義，但是從政者和公務員、軍人，沒有不講愛國的權利。外交人員尤其是公務員之中最必須講愛國精神的。對於外交部長，用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都是必須的。在這個國家利益攸關的問題上，講太多人情親情，沒什麼道理。

善意的理解和循環

中國四川震災區人民所受的苦難－－特別是孩子們的一隻隻小手，震撼了台灣的人心。跨越海峽的援助，源源不絕。我自己身邊就有很多友人與團體積極投入，例如致力於青少年全人發展的外展教育基金會，已經準備好進行災區學童心靈重建的工作。台灣人的愛心行動，太多太多了，媒體根本報導不完。

全世界都關心四川，各國人都在援助災民。但是台灣人顯然特別突出。陳水扁總統在卸任前決定政府捐出二十億台幣。援助金額的前十名外商（包括港澳）裡，台灣企業佔了一半，居首的台塑集團捐了一億人民幣。慈濟功德會在街頭募款，目標十二億台幣。

台灣人慷慨解囊的理由，可能就和台灣人對於中國大陸的複雜情結一樣，都有百百種。有的人認為兩岸血脈相連，有的人重視普世人道價值，有的人則認為這樣的援助能改善兩岸關係。即使理由百百種，我認為其中一種是根本的－－受苦人們的哀號，我們聽得懂。由於語言相通，人的心靈就更容易直接感受。

但是，台灣人的慷慨解囊，在國內並不是沒有爭議的。陳水扁前總統的決策就遭受了一些批評。有的認為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尚未解除，不應該幫助敵國。有的則對於台灣納稅人資源配置有所異議。慈濟功德會，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質疑。有人擔心，慈濟為中國募這樣多的善款，會不會排擠了台灣內部更需要救濟的如弱勢兒童、絕症病人等所能得到的資源。

無論如何，這些反思並沒有阻礙台灣人對四川災民的關心和同情，而無非是一個自由社會多元意見的表現。整體而言，台灣民間的人道主義是超越政治思考的。對台灣人來說，不論中國政府怎麼對待我們，看到語言相通的人們受苦，我們總無法忍心坐視。這就是台灣人的心腸，柔軟而溫暖。

然而，當中國政府與媒體將台灣人對四川災民的善意，粗暴地納入一個中國的論述，將台灣的人道主義行動誤解為大中國國族主義的表達，這就使得反對援助的一派找到了堅實的證據，認為中國官方利用了台灣人的善意來服務他們的政治目的。中國民間的國族主義興起，全世界已經戒慎恐懼。在每一個國際事件，例如奧運聖火受到阻撓等，都看到過度活躍的國族主義情緒在氾濫。

無時無刻都要尋找出口的國族主義情緒，對於兩岸人民的關係，對於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信任感，都有很負面的影響。透過一同救災，兩岸人民本來應該可以好好培養更多的同情、理解和互信，降低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但若中國官方和媒體為了自己的政治宣傳，硬要把台灣人的善意給曲解，良好的氣氛就被破壞了。

台灣人的善意，需要被正確地理解。這樣，善意才能激發更多的善意。中共領導者和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有責任要正確地理解台灣政府和民間的善意，不要把我們的好意拿去做官方宣傳工具。由於語言相通，受苦的人們哀號，我們容易感受。但也由於語言相通，刻意的利用，我們也很容易發覺。台灣人的心是柔軟的。我想，不管中國官方怎麼說，台灣人應該都會繼續關心和幫忙，但是我們不希望錯誤的理解使得柔軟的人心變得堅硬。

蔡英文和她的另一半

上星期在這個專欄談到馬英九先生與他的另一半。我指出，馬總統要重視三種另一半：弱勢的那一半、綠色的那一半，以及從根本去消弭台灣分成兩半。從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中，看得出試圖去照顧到前兩種另一半，但是卻沒有講到如何讓台灣不要分兩半－－只談遵憲而迴避修憲，不可能解決藍綠對立的結構性問題。但願這只是馬總統此時的意見。

在馬英九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的次日，蔡英文女士正式接任了民進黨第十二任的黨主席，同樣蔡主席也要面對這一半和那一半的人民。

蔡英文主席當然知道，那沒有投給民進黨的七百六十五萬人，基本上已經不願意聽民進黨說些什麼，也不在意民進黨做些什麼。未來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得到其中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民進黨以及蔡主席極大的挑戰。至於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又牽涉到蔡主席如何對待屬於自己陣營的那一半。

蔡英文主席所承接的是陳水扁總統留下的殘破民進黨。陳總統所留下的不只有分裂為藍綠兩半的國家，還有分裂為挺扁和批扁的泛綠陣營。民進黨這四年來陸續地逐出了許多對台灣有奉獻、對民進黨有功勞的真正的民主運動者。

蔡英文女士加入民進黨的時候，是民進黨擁有政權的時候。蔡女士所熟悉的民進黨人，是在扁政府擔任高官的少數人。蔡女士應該不至於以為那就是全部的民進黨，甚或是民進黨的主流。事實上，這幾年內批判過陳總統、反省過扁政府作為的，往往才是最具有黨外精神的真正民進黨人。而這些人，很可能才是對那另外七百六十五萬人還有一點公信力和說服力的人。蔡主席若能夠尋回這些人，就有可能取信於那另一半人裡面的一部分。

要尋回這些有黨外精神的民進黨人，還要和那七百六十五萬人對話，蔡主席可能也要面對一點黨史。民進黨的歷任黨主席，退黨的比辭世的還多，活著而又還沒退黨的很少。民進黨有種成王敗寇的文化，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黨的歷史都依照權力而改寫了。蔡主席應該在他能夠承受的壓力範圍內，去平反幾位在權力鬥爭上落敗而受到污蔑或被視為寇讎的領導者。蔡主席應思考如何在民進黨的歷史上正確評價許信良的「新興民族」路線，甚至勇敢重新定位施明德與「紅衫軍」運動，振奮被陳總統所氣餒的人心。

和對馬英九總統提的建議一樣，我認為蔡英文主席最該重視的另一半人，還是社會弱勢者以及還沒有投票權的未成年國民，甚至還沒有出生的未來世代。民進黨未來的政策路線，要站在這另一半人的立場，強調教育品質提升、環境的永續維護、社會安全體系及國家財政的健全，還有兩岸的永久和平。這些是民進黨突破一半的重要工作。

蔡英文主席也必須重視修憲。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擁有立法院的絕大多數，技術上而言國民黨不需要民進黨任何的合作，要通過什麼法案，只要自己按鈕表決就可以了。事實上，現在民進黨立委所提的很多議案，已經受到國民黨籍召集委員的冷漠對待。民進黨幾乎在立法院淪為一種不相干（irrelevant）的角色。這種情況只有修憲才能打破，也唯有修憲，民進黨才能重獲對政治大局的影響力。現在看起來，打破國家分成兩半的局面，對民進黨是更為攸關自身命運的。

以國家安全之名

你去過國安會嗎？國家安全會議是一個位於總統府建築物側翼的神秘機構，去過的人當然不多。但也不算太少。

陳水扁總統主政這幾年之間，國安會成為一個非常活躍的政府機關。國安會的正副秘書長以及幾位諮詢委員，有相當多的專案在進行。舉凡外交補助、國際組織、國際宣傳，當然最重要的是總統出訪－－最最重要的還不是出訪本身，而是過境美國－－等大小專案，不一而足，動輒召開專案會議，召集各相關部會正副首長乃至外圍半官方機構的負責人，揖讓而升，齊聚一堂。

會議由國安會諮詢委員為主席，交代了專案主旨，多半順帶明示或暗示這專案是總統交辦的－－事實上不必明示也不必暗示，各部會官員都認為國安會的意思就是總統（或副總統，看是哪位國安委員而定）的意思，就算現在還不是也很快就會是－－然後各部會官員戮力表態配合專案，請國安會諮詢委員裁示後散會。由於國安會太活躍，專案太多，外交部、新聞局、陸委會等單位的首長或次長實在是應接不暇，往往不得不指派再低一階的處長甚至副處長與會，因此，去過國安會的人也就不少。

然而活躍不代表成效。國安會究竟有沒有達到甚麼行政院、外交部、陸委會、新聞局所無法達到的成就，其實非常可疑。國安會的專案，大多沒有公文，而是要求配合專案的各部會自行上簽，請示進行某些活動或動支某些預算。到頭來，所有執行的工作還是回到各部會以及半官方的財團法人等，最大的差別只是國安會跳過了行政院或是財團法人的董事會，直接去指揮這些機構而已。很顯然，行政院以及被跳過的體制內決策者們會感到十分苦惱，但是他們也只能沉默－－或者選擇更積極主動地迎合國安會的指示，以免被進一步架空。

國安會究竟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權勢？很簡單，在陳水扁任內，總統府加國安會掌握了上至行政院長下至國營事業及財團法人的大中小人事任免權。總統和他親信的權力之大，直接涉入各單位人事之細之深，恐怕是不亞於蔣經國時代的。也因此，國安會要做甚麼，各部會很少不努力配合。巴紐建交詐騙醜聞發生在這樣的脈絡下，只能說是諸多個案中的顯例，其他閉門造車、荒誕不經的還所在多有。

陳水扁政府的國安會，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沐猴而冠」。幾位陳總統極親信的操盤手，過去被民進黨捧成大戰略家，其實都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曾經有號稱主管國際宣傳的人，連華盛頓郵報和華盛頓時報都分不清楚。現在前國安會秘書長和外交部長竟然可以搞出這麼大的「喪錢辱國」醜聞，只是證明了國家安全會議令人毛骨悚然，一點安全感都沒有。

我知道，在這樣無知無能的領導者與決策體制下，有很多愛台灣的人－－包括綠色背景的從政者以及不分藍綠的外交部、新聞局的公務人員，幾年來感受報國無門的苦悶，或是不願同流合污的苦痛。巴紐案的爆發，雖讓他們一時有醜惡被揭發的痛快，但也立即為我們的國家感到更深的痛苦。

制度殺人！

制度殺人！看起來很驚悚？並不是。古往今來，殺最多人的都不是人，而是制度。

歷史上的各種獨裁制度殺人如麻。奴隸制度幾千年來在世界各地殺了無數人。聯考制度殺過人。醫療制度殺過人。交通法規制度殺過人。循環利息制度也被要求扛起好多條人命。

制度殺人不奇怪，奇怪的是為什麼制度可以連續殺人。既然制度是人訂的，為什麼殺人的制度不能夠改？我們就要去看看：是誰站在殺人的制度後面，是誰教唆它殺人、包庇它殺人。

如果國務機要費、首長特支費的制度殺人，殺的可能是幾位天王的政治生涯，或是六千位高階公務員的第二生命。但是台灣的制度裡還有殺業更重的，那就是我們現行的錯誤總統制和兩黨對抗體制。如果我們把全部的精神都拿來對付國務機要費、首長特支費以及主計制度這些問題，就會縱放了殘害台灣民主生機的現行憲政制度。

設計不當的錯誤總統制，給予總統任命行政院長的絕對權力，行政院長對於總統的任何命令只能維維諾諾，無法做長遠的政策規劃，也無能力捍衛內閣部會的政策措施。而總統所有的資訊和建議只來自少數幕僚或民間親友，當然就導致決策過程神秘化與個人政治利益取向。

更為可怕的是贏者全拿的總統制，和即將實施的將藍綠對抗制度化的國會新選制，兩者合在一起將更加激化國內的政黨對抗和族群對立。以國家認同為分界的社會對抗，造成公共政策優先順序的錯亂、政府資源的錯置。這種制度繼續搞下去，社會動盪、經濟遲滯、人心痛苦，還怕沒有更多的台灣人被制度所殺嗎？

奇怪的是，陳總統和馬市長這兩位差點在國務機要費、特支費問題上斷送了政治性命的領導者，卻無視於憲政制度殺人的事實，不約而同地聯手阻撓修憲，顯然是打算包庇這個制度繼續殺人。

陳總統知不知道現行憲政制度殺人？他當然知道。他口裡喊著要改，但其實不是真的要改。當他喊出規定國土範圍、凍結現行憲法這類毫無可行性的名目台獨口號，他真正想要的不過是動員一群人民去對抗另外一群人民，以此來捍衛他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生命。他明知高喊名目台獨的實際結果，就是導致進步修憲破局，從而包庇現行憲政制度可以殺更多人，但這不是他所在意的。

馬主席知不知道現行憲政制度殺人？他當然知道。但是他也不願意去改。他自認是這個憲政制度的下一位獲益者，可以擁有不受節制的權力，即使遭受再多反對也不怕被罷免。更何況在立法委員新選制實施後，國民黨可以一黨獨大，國民黨籍總統的專擅空間絕對比陳總統有過之無不及。他一意反對修憲，無視於制度殺人，只會叫大家相信他是好人。

制度殺人嗎？那麼為什麼不去改革制度？明知制度殺人，卻不去改革制度，甚至還阻撓改革，那麼是誰在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