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社會」面對全球衰退

原油價格在上週曾經略為回跌，造成了景氣下滑止住的感覺。然而，事實是冷酷的。油價略跌後又因為主要油管破壞而回漲。現在看來，即使有短期的正面因素，似乎都難敵不利的大趨勢。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已經是各主要經濟體的產官學領袖最關切的議題。

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總裁們，以及主要的經濟學家，都在關注討論著可能來臨的「衰退」－－幸好還沒有用到「大蕭條」這個字眼。到底有沒有衰退，大家的看法不一。當然，經濟學家總是用模棱兩可的說法－－為了要預測，又為了避免錯誤的預測。美國前聯邦準備會理事主席葛林斯潘說，「我認為現在的數據還無法推論我們（美國）已經進入衰退，但我們已經在衰退的邊緣。如果我們沒有進入衰退，我會比較訝異」。美國紐約時報則直接用標題指出，可見的更多箭頭都指向了衰退正在發生。

日本經濟新聞社發布調查指出，十位經濟學家一致認為日本經濟已經進入衰退。在歐洲，丹麥已經成為歐盟內的衰退首例；德國投資者信心降到低點，上漲的工資又造成通膨危機；英國的房地產跌，物價升。整個歐洲本來關切美國次級房貸金融風暴，現在對自己的衰退也開始如臨大敵。中國景氣是否會被美國拖累，還有爭論；但是中國政府對於「後奧運經濟」的走向顯然有極大的憂慮，畢竟對中國來講，高速增長一旦遲緩，其社會與政治效果無異於衰退。

全球經濟是否真會進入衰退？衰退的幅度有多大？衰退的期間有多長？對這些問題，經濟學家們爭論不休，而且爭論只會愈來愈多、愈來愈複雜，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但是對於政府來說，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是無可逃避的責任。台灣在這一波的全球不景氣裡不可能置身事外。假使最壞的情況發生，長期的衰退必將對人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衝擊。對此，政府必須要有因應的方案。

目前，我們看到劉內閣的主要政策目標，都是放在刺激短期成長，例如不斷被批評為浮濫草率的擴大內需方案，又比如說試圖透過兩岸經濟交往的擴大來創造收入。追求成長固然是政府必要的目標，但是在全球衰退愈來愈真實的此刻，在一個規模不大又極度依賴的經濟體，這樣的短期刺激究竟是否有效？或許，政府應該有另一套面對衰退的大政略，其目標並非追求短期的成長，而是為台灣做好準備，準備度過全球經濟寒冬，在衰退期間鞏固我們的社會團結和安全，並且讓台灣成為第一個從衰退中復甦的國家。

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許多爭議中的政策議題，都有了新的價值和視野。就拿年年爭論的高等教育高學費問題來說，如果國家大目標是從可能的衰退裡及早復甦，則五年或十年後的人才質量勢必是國家的優先事項。現在這種過度擴張過度招生的大學體系、強化社會不平等的學校資源分配、利息愈來愈昂貴的助學貸款，以及所導致的學生花大部分時間打工賺錢，僅僅為了支付低品質教育的費用，在在顯然無助於台灣面對可能來臨的大衰退。

以度過衰退並急速復甦，而非以短期成長為目標的「大社會」政策時代，已經來到了。政府領導者還茫然無知嗎？

馬英九是兩岸和平締造者嗎？

馬英九總統在接受CNN專訪時說，他是和平使者，不是麻煩製造者。這話不算錯。在陳水扁總統之後，大概也很難有台灣總統能夠為台海製造更大的不穩定。全世界都認為馬英九先生不會在台海掀起戰雲。

但是馬英九總統要了解，他要做的不是全世界的模範生，也不是華府和北京的乖寶寶。他是台灣的總統，他要做的是增進台灣最大的國家利益，而不僅僅是和平而已。和平，固然是國家利益中最根本的一項，但是坦白講，在兩岸之間要達成和平並不困難－－只要事事服從北京就可以了。

當馬先生還是在野的國民黨主席的時候，他可以附和著美國官員和學者，說些阿扁總統是麻煩製造者的泛泛之論。當他已經就任台灣的總統，他還自己說自己不是來搗亂的，這樣就讓人感覺比較無聊一點。總統代表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當然不是來搗亂的。這還需要總統親自表態嗎？

台灣的總統當然不是搗亂者。但也不僅僅是和平使者。台灣的總統必須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也是台灣最大利益的創造者。

為什麼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呢？又要如何創造最大的台灣利益呢？目前所有陳腔濫調的近程中程架構，都無法為台灣帶來永久的和平。美國人所提的架構，是美國人的利益，是要把台灣和中國暫時安置在一個美國所主導的亞洲秩序裡。台灣總統不是美國政策的執行者。台灣需要一個從台灣主體出發、有原創性的方案，能夠巧妙地維繫大國力量的平衡，又能納入兩岸民意的基本需要。由台灣人所設計的架構，才有可能是對台灣最有利的架構。

從馬總統就任兩個月的表現看來，他和他所領導的政府可能很難達到這樣的目標。馬總統在TVBS民意調查所顯示出來的低落聲望，固然主要因素不在兩岸政策，但是偏低的民意支持度是很大的警訊，代表馬總統大概不容易主導兩岸和平架構的創建了。

根本的問題出在馬政府缺乏一個宏觀、有戰略性、內在邏輯連貫的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理論。我曾經指出馬總統「一中各表」的表法是一個悖論。馬總統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但他也說過，中華民國是台灣。兩個等式放在一起，推出「一個中國是台灣」的荒謬命題。當然我們理解「一中各表」本來就是扭曲和勉強的事情，兩岸之間有太多不得已而違背事實的言詞。但是馬總統從來沒有讓人民搞清楚，他的戰略觀到底是什麼－－「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是國家目標？還是一時的辭令？

同樣根本的問題，是馬英九總統尚未獲得另一半人民的信任，而且這種信任的落差還在加速擴大中。在台灣的「第一社會」或者說綠色的選民裡，有非常多的人認為馬英九先生會向中國屈服。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為了保衛中華民國，馬英九是不可能不保衛台灣的－－因為中華民國確實就是台灣。但是馬先生沒有讓本土派人士了解到這一點，反而毫無招架地被戴上統派的帽子，這卻是他自己要負責的。更甚者，馬英九做為國民黨領導者，放任部份藍色政治人物挾中共之力來對付他，這如果他自己不放聲喊出來，誰也沒辦法救他。

馬總統的和平訊息，全世界早就已經收到了。但是馬總統如果沒有能力去做真正的和平架構的締造者，那麼就只好讓在野陣營以及民間來擔負這個重任。畢竟，國家是我們大家的。

維護台灣獨特性

用行動來愛台灣、護台灣的時候到了。

我並不是在散播某種恐慌，說中國觀光客登台、包機直航、人民幣在台兌換，這一類的兩岸交流會讓台灣失去獨立地位或被消滅掉。

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遲早都要正常化。兩岸的交流是無法阻擋的。兩岸的交流對台灣是必要的。台灣也不會因為這些交流就不存在了。但是，我們要非常清楚：台灣的獨特性，是需要台灣人有意識、有決心地捍衛，否則是很可能會流失的。

台灣早已發展了獨特的台灣文化。這台灣文化並不僅僅是「第一社會」（一九四五年之前就在台灣定居的社會）的文化，或舊意義下的所謂本土文化－－一種相對於「第二社會」（一九四五年之後隨著國民政府軍隊來台的社會，或外省人）的文化定義。

相反地，獨特的台灣文化是「亞洲歷史的混搭」，結合了南島文化、日本和西方文化，而以華人文化為主軸－－這華人文化也不是由「第二社會」所帶來的，而是跟著早期的漢移民來到台灣數百年，是原本就深植在「第一社會」裡的。現在的台灣獨特文化，當然是融入了「第二社會」之後又發展了數十年的跨世代本土文化。

這樣的台灣文化獨特性，已經是全體台灣人的共同認同，也是「第三社會」（台灣－中華民國共同體）的文化認同。我們的獨特文化，有美好也有醜陋，但我們珍惜。

二零零八年七月到八月，就是全體台灣人奮起動員，共同守護台灣獨特性的發起日。包機直航、人民幣兌換，直到北京奧運開幕，台灣民間首度幾乎毫無心防地暴露在巨大的中國之前。這是一百多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

我們歡迎開放。但是在開放之下，我們應該有所準備。很不幸，馬英九政府並沒有準備。不僅沒有準備，甚至很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馬英九政府的理論家（假定有的話）沒有想到的，馬英九總統沒有講的，我們在民間不能不講清楚：

捍衛正體字。正體漢字是台灣為全球華人和全人類所保存的資產。沒有必要為了迎合大陸觀光客而把優美的正體字改掉。讓他們來學學正體漢字，也是台灣的觀光特色。政府機關應該明文規定不用簡體字。民間商號用簡體字，該被輿論批評。

捍衛新台幣。台灣中華民國的合法貨幣是新台幣。人民幣在台合法兌換，不代表民間可以流通。可怕的是這種現象已經開始出現。政府要嚴查，絕對不能容許民間流通人民幣。金融擾亂的後果不堪設想。

捍衛台灣的中文詞彙。語言是文化的結晶，台灣的中文（包括漳泉河洛話、客家話等）都與大陸有所差異，不論是傳統詞彙或外來語、流行語皆然。讓我們講自己的話，維護台灣中文的獨特性，不必特意去學中國大陸的詞彙。媒體記者、主播，你們的示範責任最重大。

捍衛台灣的價值觀和言論自由。這是最根本的，也是全台灣媒體老闆和主管們絕對不可棄守的。台灣人有權利講愛台灣，台灣人有權利公開批評任何政府－－包括我們自己的政府以及對岸中國的政府。這正是台灣在全球華人世界最大的獨特性。如果任何媒體開始自我設限，逐漸流失批評的空間，那就表示台灣的價值在淪喪。

全體台灣人，睜大眼睛看好，共同看顧我們所珍惜的獨特性。

保釣、保魚、保台

在釣魚台問題上，台灣的國家利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保釣、保魚、保台。要釐清這段時間以來的各種爭議，必須將問題放在這三個層次來衡量。

保釣，保的是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看似實質的領土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抽象的國家尊嚴。釣魚台本來不在大多數人的注意範圍內，每當有了突發事件，就成為公共關注的議題。事實上，保釣運動只是一個民族主義運動。民族主義運動通常只能對自己的政府施壓，而對國際爭議的解決沒有什麼直接幫助。

保魚，保的是具體的經濟利益。這裡的魚，指的是漁權，更包括看不見的海底大魚－－釣魚台海域的油藏。在這個層次的釣魚台問題，是實質的國家利益而非抽象的國家尊嚴。由於是實質的利益，因此可以客觀衡量。簡化來說，保釣是主權問題，至高無上不能分割。保魚卻是股權問題，各方可以認股出資、共同開發。

保台，保的是根本的國家生存與安全。台灣是處在生存危機之下的國家，這點大概沒有疑義。台灣中華民國的生存，依賴與美國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準同盟關係，這也是公認的事實。不論未來兩岸是合是分，幾十年內我們要維持現狀，就只有同時增進對中和對日關係，而不可能發生聯中抗日、破壞亞洲秩序的事情，這和媚日親美無關，而是和台灣中華民國自己的生存有關。

美國的外交政策官方文件，例如國家安全報告，都會先定義什麼是國家利益，然後為不同的國家利益排定優先順序。這是討論複雜的對外政策必要的標準程序。保釣、保魚、保台，正好就是三種不同層次的國家利益，只是優先順序是顛倒的：保台（國家安全）優先於保魚（經濟利益），保魚（經濟利益）優先於保釣（國家尊嚴）。

當然，這是理性的優先順序。有部分激進的民族主義人士認為尊嚴凌駕一切，為尊嚴不惜一戰，這種意見不值得納入政策討論。近來國內對於釣魚台問題的討論，之所以陷入情緒而夾纏不清，就是因為對於國家利益缺乏共識，且對於國家利益的優先順序往往混淆了。

在保台優先於保魚，保魚優先於保釣這樣的順序之下，馬英九總統與福田康夫首相直接溝通解決爭議，是對的。許世楷代表主張不要以釣魚台偶發事件破壞了日方對馬總統的認知，是對的。激進保釣人士吵著要政府出兵，是錯的。部分民意代表搶著作秀擴大爭端，是無知。

事實上，維持和平、共創經濟利益，優先於領土主權和尊嚴問題，這樣的政策順序，也是中國政府的選擇。中國和日本，日前才共同發布新聞，將合資開發東海的春曉油田。這說明了當主權問題無法解決的時候，先處理股權問題，是國際的主流思潮。這樣的發展也告訴了想要聯中抗日的激進民族主義人士：中國也沒有打算為了釣魚台對日開戰，不要異想天開。

釣魚台問題很快就會在我們的公眾議程上沉寂下來。但我覺得這是一個絕佳的案例，可以用來提升政策討論的品質。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已經效法商學院採取個案教學法（case study）。如果有機會把釣魚台問題寫成教學個案，一開始我就會問：假使你是年輕時曾經參加保釣運動的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你會怎麼做？

由台返華的國家機器

外交部通令外館改稱「訪台」為「訪華」。新聞局長史亞平女士說，外交部每隔一陣子都會檢討對外名稱使用問題，外交部會權衡國際局勢、兩岸情勢，提出正式名稱的建議方案並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國內外局勢選擇適用且大家能接受的名稱。外交部長歐鴻鍊先生卻說，這是為了配合新政府的九二共識大方向。出身外交部的史亞平局長說的這是外交官話。歐鴻鍊部長自己講的才是事實。

我們的政府文書以及媒體用語，從「華」到「台」，走了漫長的數十年。這是一段發現自我的旅程，也是一段走向真實的旅程。好不容易，大多數人都接受了我們是「台」。一九四五年之後來的「第二社會」人，只要一「回」到中國，就知道自己是「台」，回家，就是返台。而不論是一九四五年前後來的，或是無所謂兩個社會歷史的新世代，只要一離開台灣去到外國，就知道我們是「台」，而且只能是「台」，既不能代表「中」，也不能代表「華」。

今日支持用「台」字的人，未必是反「華」－－不是反對中華民國，不是反對台灣做為華人國家，也不是要「去華人化」。同樣地，將海峽對岸稱為「中國」，也是一段面對現實的旅程－－從認定那是叛亂團體，是「匪」，到承認那是一個獨立於我們之外的國家，擁有合法的政府（不論是不是理想的政府），我們應該正面與之交往。這當然更不是反「中」。

支持「台」的人，是誠實、務實的人，也是愛這個土地的人。他們極可能是台灣的大多數人，他們在總統大選中可能投票給謝長廷先生，也很可能投票給馬英九先生。馬總統不可能這麼快就忘記他在總統大選裡口口聲聲的台灣台灣。

「台」並不否定「華」，卻為什麼我們的國家機器要用「華」來取消「台」呢？馬政府上任才兩周多，我們的外交部就要逆轉從「華」到「台」這段走了幾十年的真實之旅，這絕對不是如史亞平局長所說的例行檢討選擇適用－－根本和友邦外國都無關，也不是技術問題，完完全全是個國內政治的問題。歐鴻鍊部長講了老實話，為了要配合九二共識大方向。

配合九二共識大方向，為什麼就得「離了台，返了華」？原因在於馬英九總統的一中各表有錯誤，而且和他的國家論述有內在邏輯的矛盾。

什麼是九二共識的大方向？應該是指一中各表。一中各表該怎麼表呢？馬英九總統的表法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樣脫離現實的表法，擺明了這一中各表並不是表述現狀，而是表述法統之爭，也就是國共內戰狀態的延續。以這種一中表法的邏輯，北京自然不代表「華」，台北才是「華」。到台灣來，就不是訪台而是訪華。

然而馬總統卻也認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是台灣」這兩句陳述如何可能同時為真－－將兩個等式連在一起，將推導出「一個中國是台灣」這樣的荒謬命題。

台灣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陸委會、新聞局乃至所有的駐外和涉外機構，顯然要陷入一段時期的頭腦混亂。空間感錯置的「由台返華」只是發作的症狀之一。這樣的混亂，必要等到馬總統將他的國家論述重整並尋求社會共識之後，才有可能逐漸清明起來。

善意的理解和循環

中國四川震災區人民所受的苦難－－特別是孩子們的一隻隻小手，震撼了台灣的人心。跨越海峽的援助，源源不絕。我自己身邊就有很多友人與團體積極投入，例如致力於青少年全人發展的外展教育基金會，已經準備好進行災區學童心靈重建的工作。台灣人的愛心行動，太多太多了，媒體根本報導不完。

全世界都關心四川，各國人都在援助災民。但是台灣人顯然特別突出。陳水扁總統在卸任前決定政府捐出二十億台幣。援助金額的前十名外商（包括港澳）裡，台灣企業佔了一半，居首的台塑集團捐了一億人民幣。慈濟功德會在街頭募款，目標十二億台幣。

台灣人慷慨解囊的理由，可能就和台灣人對於中國大陸的複雜情結一樣，都有百百種。有的人認為兩岸血脈相連，有的人重視普世人道價值，有的人則認為這樣的援助能改善兩岸關係。即使理由百百種，我認為其中一種是根本的－－受苦人們的哀號，我們聽得懂。由於語言相通，人的心靈就更容易直接感受。

但是，台灣人的慷慨解囊，在國內並不是沒有爭議的。陳水扁前總統的決策就遭受了一些批評。有的認為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尚未解除，不應該幫助敵國。有的則對於台灣納稅人資源配置有所異議。慈濟功德會，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質疑。有人擔心，慈濟為中國募這樣多的善款，會不會排擠了台灣內部更需要救濟的如弱勢兒童、絕症病人等所能得到的資源。

無論如何，這些反思並沒有阻礙台灣人對四川災民的關心和同情，而無非是一個自由社會多元意見的表現。整體而言，台灣民間的人道主義是超越政治思考的。對台灣人來說，不論中國政府怎麼對待我們，看到語言相通的人們受苦，我們總無法忍心坐視。這就是台灣人的心腸，柔軟而溫暖。

然而，當中國政府與媒體將台灣人對四川災民的善意，粗暴地納入一個中國的論述，將台灣的人道主義行動誤解為大中國國族主義的表達，這就使得反對援助的一派找到了堅實的證據，認為中國官方利用了台灣人的善意來服務他們的政治目的。中國民間的國族主義興起，全世界已經戒慎恐懼。在每一個國際事件，例如奧運聖火受到阻撓等，都看到過度活躍的國族主義情緒在氾濫。

無時無刻都要尋找出口的國族主義情緒，對於兩岸人民的關係，對於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信任感，都有很負面的影響。透過一同救災，兩岸人民本來應該可以好好培養更多的同情、理解和互信，降低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但若中國官方和媒體為了自己的政治宣傳，硬要把台灣人的善意給曲解，良好的氣氛就被破壞了。

台灣人的善意，需要被正確地理解。這樣，善意才能激發更多的善意。中共領導者和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有責任要正確地理解台灣政府和民間的善意，不要把我們的好意拿去做官方宣傳工具。由於語言相通，受苦的人們哀號，我們容易感受。但也由於語言相通，刻意的利用，我們也很容易發覺。台灣人的心是柔軟的。我想，不管中國官方怎麼說，台灣人應該都會繼續關心和幫忙，但是我們不希望錯誤的理解使得柔軟的人心變得堅硬。

不只金錢外交要改

為什麼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為什麼在南太平洋？三千萬美金為什麼這樣就出手？邱義仁何必這樣做？或者，我這樣追問：大家都說，外交思維該改了，到底該改的是甚麼？

南太平洋的島國，對台灣來講，或許只是人口較少，援助價格相對便宜的邦交對象。但是對於美國－－海權時代的全球霸主而言，卻是與由陸權邁向新興海權的中國，兩大勢力尖銳較勁的前線。

在巴紐金錢外交案爆發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海頓日前在演講中指出，中國撒下三億七千萬美金要收買太平洋的島國。沒有錯，中國和美國在南太平洋競爭天然資源和戰略部署。南太平洋擁有軍隊的國家中，巴紐、斐濟、東加王國、萬那杜，都受到中國的軍事援助。以此，台灣和中國在南太平洋的金錢外交比賽，就不只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台美中的三邊關係。

最好的例子是比巴布亞紐幾內亞小很多的吉里巴斯。一九九七年起，中國在吉里巴斯設有太空監測站。這個太空監測站，由於可以觀測到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測試，成為中國與美國角力的一個接戰點。二零零三年，吉里巴斯與台灣建交、與中國斷交，太空監測站遂被拆除。中國被迫要在南太平洋的其他島嶼另尋建立監測站的地點。

這說明了台灣與中國在南太平洋競爭邦交的意涵。台灣幫助美國在南太平洋的特定戰略點上，排除中國勢力的介入。台灣支持美國在亞洲安全體系裡的角色，並不是錯誤，但是我們是不是要在任何一個點上都毫無保留、不擇手段地投入，應該要以台灣主體的利益來考量。

這八年來陳水扁政府的外交主軸，由邱義仁所代表，就是配合美國小布希政府新保守主義的某種圍堵戰略──除了陳總統本人偶爾的對美政策暴走以外。邱義仁在民進黨執政前擔任黨的駐美代表，一向被他的派系捧為民進黨的知美派。邱義仁是否知美，我不知之。因為邱義仁多年來沒有公開論著，自從進入國安體系之後，更從未向黨內黨外說明他的政策和戰略思維。

二零零六年，在邱義仁國安會秘書長任內，國安會好不容易提出了國家安全報告，照理說這是學界和輿論界能夠評判邱氏政策的依據了，但是邱義仁一句「我看都不看」，遂使得想要認真討論國家安全戰略的學者們頓時變成傻瓜。

邱義仁秘書長的神秘與玩世作風，結合了陳水扁總統的搖擺和暴走政策，在民進黨政府的外交戰略體系中幾乎形成了一種反智的氛圍，有意義的政策討論難以進行，讓一些有識之士感到有理說不清。陳水扁核心團隊的外交操作，即連違背常識都往往有之，違反體制不過只是餘事了。

該改的，不只是金錢外交。或者這樣說，外交本來就要花錢，但是花錢是為自己花？還是為別人花？應該要調整的，更是整體的國家戰略思維。台灣應該繼續和美國維持緊密的關係，但是我們是否要在每一個地方都扮演美國圍堵中國的馬前卒？這樣做是否最符合台灣的國家利益？還有，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思考，可不可以有點邏輯，有點整體性、聯貫性，讓知識界可以批評討論？國家安全官員可不可以有點責任感，對輿論和民意有點在意，有點回應？馬英九政府必須引以為鑑！

民進黨的選擇

辜寬敏先生、蔡同榮先生與蔡英文女士（以年齡順序）三位角逐民進黨的下一任主席，目前所看到的爭點，還是在所謂堅持本土路線或是轉移到中間路線的問題。確實這是一個必須釐清的議題。民進黨若不釐清此一理論立場，就會繼續陷在沒完沒了的爭議裡，對於往後的政策選擇也會很困擾。

本土究竟所指為何？如果所指的是相對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來的「第二社會」和「外來政權」，那麼本土就僅限於傳統定義下的「本省人」，而隱含的則是「福佬人」。這或許是一部分民進黨支持者心中不言自明的概念架構，但這大概不是絕大多數民進黨從政者所願意公開主張的。如果民進黨的新領導者們所宣稱的本土不是這一種，那麼最好能夠澄清，也該負起教育群眾的責任。

如果本土所指的是「台獨」，那麼台獨的理論有諸多種，在每一種理論的選擇上也都帶來極不同的政策意涵。辜先生、蔡先生、蔡女士都需要去論述幾個基本議題：台灣主權是已定？未定？已定說認為台灣主權已經屬於台灣人民，或是經過「漸進式的住民自決」；未定說則認為舊金山和約之後，台灣仍須進行住民自決或甚至國際談判。中華民國在台灣究竟是合法？非法？合法說認為經由民主化，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台灣；非法說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占領體制，應該要推翻或驅逐。在這一層次，目前所謂的中間路線其實也已經涵括在內。這些關鍵問題，可以列出一張清單，所牽涉的是修憲制憲、對美日及對中國政策的極大差異。

再進一步，如果本土所指的是更寬廣的以台灣利益為優先，那麼急獨派、各類獨派與「中間路線」甚至國民黨式的本土路線，在邏輯上都是可能的選項。在這個層次，則民進黨的本土路線爭論就必須進入政策實務的範疇，具體去論述所謂本土路線和中間路線，在增進或保護台灣利益上有甚麼優劣。透過黨主席選舉，讓民進黨領導階層弄清楚，哪一種主張才是民進黨的主流，有助於未來扮演好的反對黨，乃至於爭取再度執政的機會。

平心而論，所謂深綠路線、台獨基本教義派，不僅在歷史上、集體心理上有存在的根據，在未來的兩岸情勢下也能發揮制衡、牽制的安全之盾的功能。對於民進黨來說，究竟要選擇所謂深綠路線或是中間路線，其實是一個政黨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如果民進黨決心要放手讓國民黨或其他力量主導往後的政治發展，而願意自我定位為僅僅是兩岸議題上的批判者、監督者、反對者、保護主義者，那麼民進黨可以選出急獨派、強硬反中派的領袖，來走深綠路線。但民進黨就必須向原先支持民進黨的中間選民或「第三社會」選民解釋清楚，讓他們能夠另尋出路。如果民進黨要提供國家整體的替代方案和執政團隊，那麼又是另一番參詳。

沒有對或不對。各種立場、路線都有它存在的來由和道理。只是民進黨必須選擇它自己未來的角色，而且最好是一個清楚的選擇。只是我對於民進黨不管選擇甚麼，僅僅是能不能有一個清楚的選擇，都不敢表示樂觀。

認真面對新的時代

時代的風吹拂著。兩千零八年開春的台灣人，發現或尚未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還沒結束，三個社會角力的政治已然展開。

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大敗，是因為國民黨在傳統的第二社會主力之外，還拉攏了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這是擁有台灣認同但也接納中華民國合法性，並且不以本土作為唯一政治價值，而還想要多一點經濟、多一點文明的一部份選民，他們所做的權宜選擇－－不，與其說他們選擇了國民黨，不如說民進黨拋棄了他們。不僅拋棄他們，還不停地懷疑、羞辱他們。他們其實是沒有選擇。

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們，不要回頭望著視線裡逐漸消失的雄偉城堡而興嘆掉淚。雖然城堡迎回了舊主人，城外的野地上還有廣大的黎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是無助的農奴，而是自主的公民。用過去的那一套悲情戲碼，不可能重獲他們的信服和追隨。

八零年代已經過去了。有些經歷過解嚴前後反對運動的人，還在追憶著似水的年華。更令人莞爾的是沒來得及經歷那一段的世代，竟然也東施效顰地想要複製那些已經隨風飄逝的英雄傳奇。八零年代已經遠颺，可以追憶卻不宜再次擁抱。不要再提八零年代－－更不要說把五六零年代的理論再拿出來說教。任何幻想著要回到八零年代－－所謂民主進步黨的創黨精神，或是所謂重回街頭的激進社運路線，若不是腦筋混亂就是對過去有著浪漫的誤解。

不是要創黨精神，不是要重回街頭。重回八零年代，就是再走一次二十年的老路。想要走出新路的人，和想要重回街頭的人，你們的道路不同，要趕快毅然分手。這次的在野，不同於過去的在野。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必須從第一個本土反對黨的執政經驗－－混雜著成功與失敗的執政經驗之上反省，才有可能開展新時代的新政治運動。

民進黨的執政經驗十分可貴，失敗和成功的部分都很可貴。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期待另一個只會對抗的反對黨，他們所需要的是隨時可以用來替換的團隊和方案。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要隨時看著國民黨政府的作為，準備清廉、有能力、有責任感的團隊，提供有效的整體方案來競爭。

八零年代已結束，意識形態也要離開。意識形態可以做為思考上的基準，但再也不足以提供我們政治實務上的解決方案。不僅僅是統與獨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左與右的意識形態。馬英九的經濟政見以凱因斯學派為基礎，謝長廷的則比較偏向供給面，但是卻重視社會福利。哪一個左一些？哪一個右一些？誰能分辨？現在面臨的是如何兼顧生活水平與環境保護，如何因應衰退與通貨膨脹同時襲來。

烈烈的風呼嘯著。壓低了頭，瞇起眼睛，別讓風沙迷亂了視線。真的有決心要逆風前進的人們啊，停止重複那些從舊世代學來的廢話。先行世代所得到的成就，並不是因為那些口號，而是他們曾經認真面對他們的時代。

如果在十二年前反省

總統直選結果，民進黨大敗，輸給國民黨數百萬票。黨內外批判反省的呼籲四起。

有一種聲音說：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不再是民進黨的專利，民進黨不能再壟斷本土，民進黨必須要尋找新的政黨區隔。新的政黨定位應該是務實保台，在社會經濟政策上走中間路線，照顧弱勢大眾。

以上所描述的是甚麼場景？這是二零零八年三月，大家聽到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以及一些所謂改革派人士的說法嗎？

錯了。我所描述的是一九九六年三月至五月間，民進黨新世代所提出的路線。這個場景距今天已經整整十二年。十二年！

一九九六年，民進黨在「第一社會」式的台獨力量推動下，讓彭明敏取代了許信良參選第一屆民選總統。謝長廷那時就是彭明敏的競選搭檔。選舉結果，民進黨彭謝配慘敗給國民黨的李登輝超過三百萬票。

三月底，黨內的新世代發動了路線的大辯論。當時任文宣部副主任的周奕成結合了八十多位新世代工作者，發表了「再度燃起希望與行動之火」的改革宣言，痛批民進黨內口號台獨、教條台獨以及務虛文化。五月，周奕成起草了「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指出新的台灣國家運動方向並且描繪了新的政黨體系與社會區隔。

這份文件一字不差地寫道：民進黨「不能以台獨主張，來做主要、唯一的政黨區隔，因為將台獨劃歸己有，恰好使台獨不能為其他政治力量所接受。當其他政黨實質上接受台獨主張，民進黨仍繼續以台獨做唯一區隔之時，為了強調區隔，民進黨將使台獨主張越趨極端化、狹窄化，聲稱只有某種主張才是台獨，其他都是統派。這種發展將使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越來越不務實，也將使台獨主張背離群眾的認知與需要。」

「民進黨必須發展新的政黨區隔，民進黨必須走向更年輕、更清廉、更具進步性、更具前瞻性的轉化，成為一個能夠領導台灣未來的務實台獨、社會改革政黨，在打擊黑金、保障弱勢立場上，與國民黨政權對抗...。」

這份文件裡所謂的新台獨，是指維持台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台灣人民擁有主權，實施徹底民主政治的狀態。新世代指出台灣的國家目標是維持安全繁榮和追求社會進步，而不是更改國旗國號。台灣主體意識的運動不再是內部對抗運動，「必須擁有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絕對多數民意，才能在國際上對抗中國的壓力」，「不能再任意將別人打成統派、中國代言人，必須真實地面對其他黨派的主張。」

其實，這也正是今日「第三社會」式的台灣國家論，亦即揚棄「第一社會」（本土社會）與「第二社會」（外來政權）的對立，用開放包容的台灣意識來推動社會團結，以抵抗外來壓力，維持台灣的實質獨立。

十二年了。當時不到三十歲，頭角崢嶸的新世代，如今已經邁入中年。錯誤的路線，浪費了多少政治工作者的青春，更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熱情。十二年，該講的話，才從當時已經有過失敗經驗的總統候選人口中講出來。十二年，走這段路，不覺得太慢了嗎？所謂反省，到底能走得多遠？

被遺棄的公投

最後一個星期日的喧囂裡，有的喊逆轉勝！有的喊向前行！六天後，大家等待新總統的產生。但是合併舉行的公民投票呢？現在幾乎已經可以斷定兩項公投案都不會通過。

任一公投案要通過，必須要有八百萬人去領票和投票，其中半數以上，即四百多萬公民投下同意票才能過關。三月二十二日，入聯與返聯兩個公投案，各自與一位總統候選人掛勾，而任一位總統候選人都不可能動員得到八百萬的選民。民進黨還在做最後努力，呼籲自己的選民能夠領兩張公投票，希望以此換取泛藍選民也能夠支持民進黨的台灣名義入聯案。無奈國民黨並不領情，國民黨不僅不可能支持民進黨的入聯案，連自己所提的返聯案也要遺棄不管了。當國民黨消極抵制兩個公投案，也就是暗示支持者都不要去領公投票的時候，這兩個案就已經宣告失敗。

從二零零四年合併總統大選的加強軍備、和平談判兩案，到今年初合併立法委員選舉的討黨產、反貪腐兩案，以至於下週將合併總統大選的入聯、返聯兩案，六個全國性公民投票，沒有一個不是為了選舉動員而產生的，也沒有一個投票結果真的能夠反映民意。代表直接民主的公民投票被蹧蹋到如此地步，可以說是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挫敗。

二零零三年，公民投票法在連戰與陳水扁兩位總統候選人所領導的兩黨國會黨團，雙方你來我往，機心用盡之下終於勉強通過。民進黨隨即宣稱這部公投法是鳥籠公投法，是為了封鎖人民的公投權利而非保障公投權利。陳水扁總統以此為由啟動所謂防禦性公投。若要說陳總統的違法濫權，這才是他八年總統任內最為膽大妄為的違法行為。

無論如何，從二零零四年三二零公投的經驗中，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部分領導者似乎得到相同結論，即公投是民進黨的選舉利器．於是民進黨重複使用此一利器，而國民黨則想盡辦法抵制公投或削減公投的威力。

公投不僅成為民進黨對付國民黨的利器，更是民進黨黨內鬥爭的工具。入聯公投確確實實是民進黨總統初選的產物，當時的主席游錫堃最需要逆風前進，便發起此一公投連署，用以對付謝長廷、蘇貞昌．謝蘇二人成為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以後，只好概括承受。謝長廷從一開始就不曾全心贊成此一公投，他理解用公投作為內部對抗的武器，結果將傷害國家形象和實質對外關係，但是他有苦說不出。現在這個公投案，已經看不出對他選舉有何好處，徒然留下荒謬而已。

最令人痛心的是，這些由不負責任政客所發動的公投案，其投票結果沒有一件能真正表達台灣人民的心聲。台灣人民想不想參加聯合國？如果可能的話，當然想。三月二十二日的投票結果，能夠表達這樣的多數民意嗎？大家都知道，大概是不可能了。這不僅是兩大黨為了選舉操弄公投，遺棄了直接民主的理想，也是台灣人民的真正心聲被遺棄。說是要表達國民共識，卻偏偏要在兩個政黨、兩個社會的鬥爭架構裡進行，結果本來好好的共識就被拆裂、毀滅。這樣傷害台灣的操作，可以再繼續下去嗎？兩位總統候選人，在一週後，您們願意攜手挽救嗎？

讓西藏自由

二月底，數十名西藏代表啟程前往北京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委員會。西藏自治區的中共黨委對這些代表委員表示熱烈祝賀。他是這樣說的：「大家一定要…增強光榮感、責任感、使命感，以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同時要充分反映西藏改革發展穩定各項事業的新發展、新變化、新成就，充分反映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共同心願和呼聲…。」

他還說，「要深入思考，把握會議精神…，把我們對黨中央親切關懷和全國人民無私支援的感激之情表達出來，把我們按照中央決策部署做好西藏發展穩定工作、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發展路子的決心充分表達出來，以實際行動回報黨中央的關懷和全國人民的厚愛。」毫無例外，自治區黨委給與會代表們披上了尊貴的白色綢布哈達。

三月初，有一批旅居印度的西藏流亡青年領袖將展開徒步返鄉活動，要跨越平均海拔六千公尺的喜馬拉雅山脈，預定要在八月的北京奧運揭幕之前，進入他們被拒絕的故鄉。這是西藏人民起義運動的青年們，他們將從三月十日自達賴喇嘛駐錫地達蘭薩拉出發，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然後發動流亡藏人群眾，分途進入西藏。他們準備花六個月的時間，翻越高不可攀的世界屋脊。他們很可能會在途中遭受拘捕，也很可能會在艱困的旅程中生病、受傷，當然也可能因此失去此世的生命。但如果他們成功，世界將為之感動、震撼。

為了偉大的「兩會」和「奧運」，在這群代表們所代表的土地，還有流亡青年所要徒步返回的土地上，還發生了哪些事情呢？過去一年內，位於西藏東部康區的甘孜州委政府和武警如火如荼地推動著「愛國教育活動」。根據指證，這個愛國教育活動將未滿十八歲的僧尼以及從印度返回的喇嘛強制逐出他們所住的寺廟；所有寺廟和僧房的建築內部空間要登記；所有去過印度聽達賴喇嘛弘法的藏人都要被登記和盤查；家庭佛堂被拆除；州縣內任何一張達賴喇嘛以及由達賴所確認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相片都一律毀棄，不准保留，甚至每個人都被要求要譴責達賴喇嘛──必須有錄影和錄音為證。

人類文明中很可能是在精神高度上最極致，而蘊含現代社會精神危機的解救之鑰的西藏佛教文明，面臨著這樣被逐漸改造和消滅。非常弔詭地，若沒有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強行進入拉薩，迫使達賴喇嘛帶著八萬藏人流亡到印度，為了要爭取世人對西藏的同情，達賴喇嘛與諸多上師們奔走於各國各大城市，積極地融入現代社會、傳揚教法，則藏傳佛教及西藏的藝術文化很可能不會被世界上這樣多的人所認識，也可能不會得到這麼多歐美知識份子的體驗、嘆服與學習傳播。這是極難理解的因果。

不論如何，台灣人關切西藏，即使不是為了遙遠雪山高原的人權，也不一定是為了和全球反對北京政權的勢力同仇敵愾，就為了保留認識和啟發自身心性的希望，做為人類的一份子，沒有理由不讓西藏自由。

聖誕老公公來修憲

昨夜我遇到聖誕老公公。

聖誕老公公說，齁齁齁，這一年乖不乖啊？

我說，總統和黨主席可能覺得我不乖。但是我還是要禮物。行憲紀念日你就給我修憲吧。

聖誕老公公說，到底什麼是行憲紀念日，你又開口要什麼修憲？

我對老公公進行了一番工作，總算讓他搞懂了：台灣的現行憲法，是在一九四六年制定（對聖誕老公公必須用耶穌的年號），隔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但是並沒有經由台灣人民正式同意過哩。聖誕老公公說，喔，齁齁齁。

但是，這部憲法實施沒幾天，就被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所凍結了。這一戡亂就是四十三年，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才終止，接著就展開了七次的修憲。聖誕老公公說，齁齁齁，那現在呢？

我說，呃，現在，台灣人民最瞧不起的就是政治人物、我們的國會可以輕易阻擋政府總預算、總統可以做很多神祕決策，行政院長不知道原因也不敢問、總統的女婿可以叫部長去陪他和朋友吃飯、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讓全國的一半人對抗另一半人、兩大政黨比爛不比好。這就是我們行憲的現狀。

我們現在應該朝向議會內閣制修憲，嚴格限制總統權力，由國會最大黨領袖出任總理，避免憲政僵局。更要增加國會裡政黨比例代表的席次，推行更符合比例性的聯立式兩票制，讓新的政治力量有機會出頭，來終結藍綠對抗的民主內戰！聖誕老公公說，那很好啊，你們為什麼不做哩？齁齁齁。

老公公有所不知。我們的憲法改革粉難粉難哩。需要立法院四分之三立委出席、四分之三同意，向公民提出修憲案，還需要二分之一的公民投票同意（超過八百萬票）才能夠通過。更慘的是兩大黨的領袖雖然明知應該修憲，卻都因個人私心，一個是擺明反對修憲，另一個是講些假話來阻撓修憲。

聖誕老公公說，大家都知道我住在北極，其實我來自芬蘭。芬蘭有個傾向內閣制的混合制憲法，也有人民直接投票選出的總統。總統是國家元首也是三軍統帥，還是個穿裙子的（現任總統Tarja Halonen女士），大家都尊敬她，一點問題也沒有。但是總統也只有在歐盟以外的外交權力，其他的行政大權都屬於總理和國務院（內閣）。

芬蘭人口不到台灣的四分之一，單一國會有兩百席，全都由政黨比例方式選出，國會有三大五小政黨，能夠代表社會上各種意見，有左派有右派有環保有宗教。成長競爭力和公立中小學教育品質都是全球第一，高科技和農林業都欣欣向榮，傳統文化好好地維護著，外來語言也被容納。

我說，欸，這個雖然不是純內閣制，也可以接受。你就放這個憲法在我的襪子裡吧。

聖誕老公公說，齁齁齁，你太貪心了。要不要Nokia最新款照相手機？

制度殺人！

制度殺人！看起來很驚悚？並不是。古往今來，殺最多人的都不是人，而是制度。

歷史上的各種獨裁制度殺人如麻。奴隸制度幾千年來在世界各地殺了無數人。聯考制度殺過人。醫療制度殺過人。交通法規制度殺過人。循環利息制度也被要求扛起好多條人命。

制度殺人不奇怪，奇怪的是為什麼制度可以連續殺人。既然制度是人訂的，為什麼殺人的制度不能夠改？我們就要去看看：是誰站在殺人的制度後面，是誰教唆它殺人、包庇它殺人。

如果國務機要費、首長特支費的制度殺人，殺的可能是幾位天王的政治生涯，或是六千位高階公務員的第二生命。但是台灣的制度裡還有殺業更重的，那就是我們現行的錯誤總統制和兩黨對抗體制。如果我們把全部的精神都拿來對付國務機要費、首長特支費以及主計制度這些問題，就會縱放了殘害台灣民主生機的現行憲政制度。

設計不當的錯誤總統制，給予總統任命行政院長的絕對權力，行政院長對於總統的任何命令只能維維諾諾，無法做長遠的政策規劃，也無能力捍衛內閣部會的政策措施。而總統所有的資訊和建議只來自少數幕僚或民間親友，當然就導致決策過程神秘化與個人政治利益取向。

更為可怕的是贏者全拿的總統制，和即將實施的將藍綠對抗制度化的國會新選制，兩者合在一起將更加激化國內的政黨對抗和族群對立。以國家認同為分界的社會對抗，造成公共政策優先順序的錯亂、政府資源的錯置。這種制度繼續搞下去，社會動盪、經濟遲滯、人心痛苦，還怕沒有更多的台灣人被制度所殺嗎？

奇怪的是，陳總統和馬市長這兩位差點在國務機要費、特支費問題上斷送了政治性命的領導者，卻無視於憲政制度殺人的事實，不約而同地聯手阻撓修憲，顯然是打算包庇這個制度繼續殺人。

陳總統知不知道現行憲政制度殺人？他當然知道。他口裡喊著要改，但其實不是真的要改。當他喊出規定國土範圍、凍結現行憲法這類毫無可行性的名目台獨口號，他真正想要的不過是動員一群人民去對抗另外一群人民，以此來捍衛他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生命。他明知高喊名目台獨的實際結果，就是導致進步修憲破局，從而包庇現行憲政制度可以殺更多人，但這不是他所在意的。

馬主席知不知道現行憲政制度殺人？他當然知道。但是他也不願意去改。他自認是這個憲政制度的下一位獲益者，可以擁有不受節制的權力，即使遭受再多反對也不怕被罷免。更何況在立法委員新選制實施後，國民黨可以一黨獨大，國民黨籍總統的專擅空間絕對比陳總統有過之無不及。他一意反對修憲，無視於制度殺人，只會叫大家相信他是好人。

制度殺人嗎？那麼為什麼不去改革制度？明知制度殺人，卻不去改革制度，甚至還阻撓改革，那麼是誰在殺人？

我問你！紅衣人

紅衣人！有人問，難道你們所曾經做的一切，就這樣消失得了無痕跡？旁觀的我，也對這個問題思索良久。曾經穿著紅衣上街吶喊的人，你認為呢？如果真的是了無痕跡，紅衣人，這是你所願意嗎？如果不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紅衣人！有人說，你們的運動只能喊「阿扁下台」四個字，其餘只要談到任何制度改革，例如陽光法案、黨產條例，或是內閣制修憲，通通都是違背了你們的運動理念。這更讓我好奇，反貪腐的你，真的不願意用你們的力量來推動制度改革嗎？

紅衣人，台灣現在有貪腐、過去有貪腐、未來還是有貪腐。你反對貪腐，所以走上街頭。但是過去的貪腐和未來的貪腐怎麼辦？要追究過去的貪腐，就必須有司法的追訴，以及歷史上不當黨產的處置。要防範未來的貪腐，就必須有完善的陽光法案。

其實，紅衣人，完善的陽光法案還不夠。只要政治人物要花大錢當選，貪腐就必定存在。這種金錢與政治的結合，必須靠「公費選舉」才能打破。紅衣人，這也還不夠。陽光法案和公費選舉，都不能夠預防總統濫權。總統濫權的可能性、總統親信介入政策人事的可能性，都源於我們憲法裡權責不明的中央政府體制。要解決這個問題，許多學者提出「內閣制修憲」這個處方。紅衣人，這些制度改革，是你所應該關切的問題吧？

紅衣人！又有人說，你只聽得懂「阿扁下台」四個字，至於修法、修憲等制度改革，都太複雜，超出你的理解能力。這是真的嗎？你同意嗎？紅衣人，你們中間有些人以你們的屬性感到自豪──年輕、都市中產階級居多；有人說你們是新公民。順帶告訴你，紅衣人：過去二十幾年，台灣的群眾運動多有制度改革的訴求。在民主觀念還蒙昧未開的年代，做工的、種田的、打赤腳的、穿拖鞋的，他們上街頭要求解嚴和廢除國安法、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要求司法改革。紅衣人，你不會願意承認你不懂「制度改革」吧？

紅衣人！還有一種說法：當初紅衣人站出來，為的是要求陳總統下台；如今陳總統沒有下台，運動卻轉向制度改革，結果會為難國民黨的馬英九主席。為了不要為難馬主席，所以你們的運動不該談制度改革。他們所說的等於是：你雖然穿著紅衣，其實你就是藍色。你同意嗎？如果你同意，那就印證了陳總統的斷言：紅潮是兩千零四年總統大選爭議的延續，你不過就是敗選不服輸的藍色選民。紅衣人，那是你嗎？被你所反對的阿扁這樣論斷，你甘願嗎？

紅衣人！藍色的政治人物們，當然希望你只是藍色支持者，幫助他們來打擊綠色政黨。綠色的政治人物們，其實也樂意見到你只是藍色支持者，這樣他們就可以振振有詞地否定你、忽視你。但是你願意嗎？還是你願意做真正的新公民？很多人盼望真的有新公民，可以做為反貪腐修法、防濫權修憲，甚至民主深化改革的新動力。我問你！紅衣人！那是你嗎？那不是你嗎？

制度改革才是出路

有些人說百萬人民反貪腐是一種新公民運動，有些人說不是。不論是或不是，紅衫軍的公民運動潛力，被藍綠兩股政治力量所夾殺是事實。我在這個專欄談過：「藍綠對抗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當主要的政治行動者都抱著犬儒的態度，則所有的政治議題自然都將落入藍綠對抗；而試圖打破藍綠對抗的嘗試，不僅注定徒勞無功，甚至反將回頭鞏固、強化這兩極對抗的體制。

紅衫軍的偃旗息鼓有其結構因素。群眾運動是非制度性的力量，雖然短期內能夠激起巨大動能，但不能持久。政黨、政府和大眾媒體是制度性的力量，有龐大的資源、持續力和戰略縱深，對於群眾運動往往能夠以逸待勞，予以擊潰或收編。

紅色群眾就是這樣被綠色和藍色的制度力量所共同打擊、消耗和封鎖而終於落敗。在綠的方面，原本用來護持台灣主體的「本土意識」，遭受陳總統以及部分民進黨人濫用，作為保護個人權力的工具，以此動員更大的群眾力量來迎擊紅衫軍，將一個可能的公民運動封鎖在黨派對抗的範疇，這是明顯的事實，我也已經強烈批判。

比較隱諱的事實是藍色力量對紅色群眾的消費、剝削、封鎖和背棄，這部份較乏人點破和批判。國民黨高層都心知肚明，陳總統下台後的政局對馬英九主席不利。然而為了向群眾交代，不能不配合演出。親民黨宋楚瑜主席甚至不惜擔任配角來獲取政治資本。至於多數國親新黨的公職人員和候選人，無非也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去討好群眾。一旦運動可能連累到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他們對運動的支持也就立即消退。

最為嚴重的是：藍色力量封鎖了紅色群眾從反對陳總統個人轉向追求制度改革。照理說，制度改革才是公民運動的終極目標。要防止總統貪腐濫權，一定要修改現行憲法曖昧不明的權責劃分，建立適合台灣多元社會性質的議會內閣制。然而部份同情馬英九先生的輿論領袖，極力封鎖反貪腐運動轉向修憲訴求。這是為了反貪腐運動呢？還是為了迴護馬英九先生的總統之路？對他們來說，維護藍色制度力量是不是比呵護公民運動更重要？照顧馬英九先生個人，是不是比改進台灣的民主制度更重要？

施明德先生過去所從事的民主人權鬥爭，從來沒有以對付任何個人為目標──即使是將他下獄的蔣氏父子。相反地，過去的反對運動，總是以推倒反人權的政權、改革不民主的制度為目標。我相信反貪腐運動也應該如此。紅衫軍可望再起，但必須正視藍色制度力量的箝制，更必須以制度改革為終極訴求。唯有制度改革，質言之，也就是內閣制修憲，才有可能讓群眾的熱望落實，讓人民的汗水與淚水不會平白蒸發飄散。

真正理解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人都知道，制度改革才是群眾運動的出路。

台獨的名目與實質

支持台獨的人最大的悲情，不在於台灣沒有獨立，而在於搞不清楚台獨運動的目標為何，使得台獨的理想被政黨或個人所利用而淪為工具。台獨成為「名目台獨」，不再具有實質的意義；甚至對真正的理想還造成巨大的傷害。

描述台灣國家定位最好的一份文件，就是民主進步黨在一九九九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它開宗明義說：「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說明了：台灣已經是獨立的，不需要再獨立一次。現行憲法是正當的，不需要再制憲一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以外的另一個國家。

這就是我所謂的實質獨立。台灣的實質獨立，也是中華民國存在的基礎。因此台灣實質獨立是全體台灣（中華民國）國民的根本國家利益，不分黨派要團結維護。

但是台灣的實質獨立，不是基於固有領土，也不是歷史的必然。如果沒有一九五零年的韓戰，杜魯門政府不會派艦隊協防台海，隔年的舊金山合約也不會成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法律基礎。

台灣的實質獨立雖不是歷史的必然，但卻已成為台灣人民堅定不移的選擇。這是由於九零年代的民主化，等同於漸進式的人民自決，讓日本帝國投降後一度無主的福爾摩沙，確定由在其上生活的全體人民所共同擁有。

到這裡，台灣的實質獨立已經達成，剩下的是如何去鞏固──「現狀」。想要維持現狀的人，就是在支持台灣的實質獨立。想要台獨的人，也必須維護現狀。

維持台灣實質獨立的因素有三：美國在亞洲安全體系裡的優勢地位；中國崛起但不稱霸的國家目標；以及台灣的民主化。

在這三個因素之上，判斷一個政治動作或政策是否有助於台灣實質獨立，也有三個判準：有沒有讓美國更支持？有沒有讓中國更容忍？有沒有讓台灣內部更團結？

從這些判準來看，陳總統這六年來對於實質台獨的貢獻大致是負面的。

前年的三二零公投是最為惡質的個案。陳總統曲解公投法第十七條的立法意旨，硬把符合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被動統獨公投，轉成主動非統獨公投；得到的是一個政策意涵不明的結果，還造成美國對台灣的疑慮提高，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增加，而台灣內部的對立更加嚴重。

現在陳總統又要在原本已極為困難的憲改工程中，加上對台灣實質獨立毫無幫助的領土議題。如果讓他鼓動成功，可以預見的結果是修憲破局、美國警告、中國反對、人民對抗，台灣民主的前途更加黯淡。

台灣的愛國者們所能預見的最大悲傷莫過於此：一群可愛的人民，希望領導者能夠將台灣帶到正常國家，因此熱情地回應這領導者看似夢想成真的名目口號。然而這領導者並不是真的要推進台灣的實質國家利益。他要的是動員這群人民來為他對抗另外一群。

對此，我們能做的不多，只能有如僧人般苦苦地為大眾分說：不要被名目所惑，要看穿事物的本質。

藍綠對抗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什麼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股市會崩盤。」

「經濟會恐慌。」

「我們不會贏。」

「做什麼都沒用的。」

「權力都會落入壞人的手中。」

「所有政治問題最後都會淪為藍綠對抗。」

「股市會崩盤」的謠言之所以成真，是因為投資人認為其他人會受到謠言的影響，所以他也必須對謠言做出反應。於是殺出的殺出，造成股價的滑落。股價一直滑落，又證明了殺出的正確性，如此直到崩盤。

藍綠對抗的政治預言之所以成真，也是因為從政者認為人民必定會用藍綠二分來看待政治議題。為了迎合選民，或至少不要觸怒選民，從政者最好也跟著趕快採取藍綠二分的立場來表態。

在台灣，大部分的政治議題，起始時很可能是很單純的，是有黑白而不是藍綠的；爭論一旦啟動，就沿著政黨的界線逐漸展開，隨著藍綠對抗的升高，終於搞到各曝其短、互相詬罵、沒有是非、一個沒有收場的收場。下次，同樣的劇情再度上演。

藍綠極端政客要從中獲利，因此極力剝削這一結構。這是藍綠對抗的預言每每實現的主要原因。每當極端政客在政治爭議中取得發言權，原本冷靜客觀的民眾，情緒就開始被動員。但是他們不是被「我方」的政客所動員，而是被「對方」的政客所動員。王世堅頂多拿到幾萬張綠色選票，但是卻足以激怒幾百萬藍色選民。鄭麗文未必真的吸引藍色選民，但可能造成綠色民眾足夠的反感。

小政客的行徑是自私，但為惡有限。最為自私的是高層政治領導者，不僅也要從這藍綠對抗裡面獲利，更不擇手段地升高這對抗，加深社會的分裂。邱義仁振振有辭地辯護藍綠對抗的族群基礎，忘記了政府的責任是消弭這問題而不是惡化它。游錫堃比較不需要理論，直接、公開（在國內和國際）把一半國民當作敵人。至於陳總統，他連曾經投票給他的六百萬人中大多數人的觀感也不顧了，緊拉著一群人民去對抗另外一群人民。

當藍綠對抗的經驗一再被證實，人民大眾的預期心理就一再被強化而鞏固。預期心理被惡質政客所認知，自然能夠重複操作，終至訓練成為條件反射。一旦有政治爭議事件發生，藍綠民眾都緊盯著電視機，等著「對方」有任何過激或惡質行為發生，然後引為自己攻擊和辯護的論據。而藍綠雙方的政客，總是源源不絕地提供過激和惡質的表現，讓人民和人民之間的對抗，永遠不缺火柴和汽油。

藍綠對抗的政治預言之所以一再實現，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藍綠陣營內部反省批判力量的微弱、怯懦、鄉愿。從政者通常比一般民眾更能預測政治風向，也就比一般民眾更犬儒，更相信「所有的政治問題最後都會落入藍綠對抗」。他們總是等到事情真的演變成藍綠對抗了，才機巧地說「果然沒錯」，然後順勢採取黨派性立場。他們忘了自己應該是有遠見的領導者，不是庸懦的追隨者，更不是猥瑣的投機者。如果他們在事情還沒演變成藍綠對抗的時候就起而發聲，或許有一群（如果不是很多）頭腦清醒的人民會呼應。

所有自我實現的預言，都有其現實基礎存在，否則不會一再發生。愈是自認為世故的人，愈是相信這些預言。唯有勇敢天真的人們，才能夠打破預言。新世代的台灣愛國者，有一個不可迴避的使命，即是打破這藍綠對抗的宿命。

黨工與黨棍

黨工，是為政黨做工的人。黨棍，是為政黨打人的人。為政黨做工，是希望推動政黨實現理想。為政黨打人，則是要從中獲取利益。

黨棍這個名詞，有些人可能沒聽過，有些人可能已經忘卻。在還沒有民主化的時代，所謂的「黨」指的是特定的某黨，而「黨棍」自然是該黨所專有。

在那個時代，只要有人批判領導者、質疑政府的政策，就會有一群人，非常積極地跳出來，用各種手段來修理這些異議者。在那個時代，他們被叫做黨棍。

有些黨棍的手段過於骯髒，有水準的政黨工作者都不屑為之。這種黨棍，特別受到當權派的感激與疼愛，因為他們願意為了捍衛當權者而弄髒自己的雙手、賠上自己的臉皮。

到了民主的時代，有了不同的政黨。時代不同，政黨不同，但是人性大抵有其類似之處。每個政黨的裡面和外面，總是會有願意為了捍衛當權者而弄髒自己雙手、賠上自己臉皮的人。

威權時代的黨棍，手段比較兇殘，能夠陷人入獄，甚至取人性命。民主時代的黨棍，則只能夠用較小型的伎倆來對付異議者，例如毀人名譽、例如限制言論空間。然而黨棍們不分青紅皂白、黨性高於人性的心態則是一致的。

黨棍在平時並不受到重視。政黨在正常狀態下所倚賴的是黨工，而不是黨棍。政黨的日常工作繁瑣艱鉅，需要黨工持續的付出。政黨要爭取民眾的支持，靠黨工辛勤地服務。

一旦領導中心需要鞏固，黨棍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當權者在遭受質疑批判之際，最需要黨棍的維護──特別是在當權者的行為實在很難合理辯護的時候。

這時候，正常的從政者和黨工，都已經無法發揮功能。因為當權者的行為，與這些黨工平時向民眾所宣揚的政黨原則和理想相違背。黨工即使想要努力維護「本黨」，畢竟無法扭轉人民的是非之心。更何況民主政黨裡的許多黨工，是正直而誠實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的愛國者，他們未必願意犧牲自己的原則來為當權者辯護。

黨工落寞之際，黨棍昂揚之時。當黨工與從政者皆因為不齒當權者的行為而沉默，黨棍就成為當權者唯一的依靠。黨棍揮舞，忠良噤聲。

黨棍為了懲罰異己，都必須宣稱自己是政黨理念的最忠實擁護者，是政黨紀律的最嚴格執行者。事實上黨棍不可能有理念。因為他們所效忠的是權力。只要是脫離當權派掌握的同志，就是他們的敵人。在最戲劇化的例子裡，他們為今日的當權派興奮地、毫不留情地追殺昔日的領導人。

黨工應該是愛國者，因為政黨的目的是促進國家進步。黨棍卻不可能是愛國者，因為在黨棍的心目中，個人高於政黨，政黨高於國家。黨工與黨棍難免是會對立的，因為黨工要為政黨爭取人民的支持，而黨棍卻會在短期內毀掉黨工長期辛勤累積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