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九二共識

虛言能夠比事實更有力量嗎？歷史會因為巧妙設計的言詞而改向嗎？一個大國的發展，一個小國的生存，這樣嚴肅、嚴重的事情，可以建築在虛構的辭令之上嗎？極少數人的奇詭謀略，能夠長期主導人民大眾的認知嗎？當我檢視「九二共識」（或者說「一個中國表述」）的歷史軌跡，以上這些問題就如同雷電轟擊著我的頭腦。我很清楚，每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是在一時間，又很令人納悶：為什麼虛言和詭詞會在短時間內竟被當成真理來傳播。

總統大選逐漸靠近，國民黨與共產黨開始密切地聯手宣揚九二共識。國民黨以前的黨報中央日報網路版聲稱，九二共識是台灣海峽的「定海神針」。上周在台北舉行的兩岸協議成效與檢討會議，據報載中國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致詞時說「一切成效都以九二共識為基礎」。

如果只看近期以來的新聞，會誤以為九二共識真的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共識，或以為真的自一九九二年起海峽兩岸就有此共識存在，九二共識被賦予了極崇高的意義。但是只要稍稍回顧中國共產黨一方，過去以來對九二共識的定義與對待方式，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到九二共識只是個巧妙的辭令建構，對國共雙方都具有策略意義，但也十分地虛空，十分地脆弱。

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之時，據中共說法是：有一個中國的共識，但沒有各自表述的共識。中共官方說法是，由於雙方對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並沒有進行討論，既然沒有討論，就沒有甚麼各自表述的共識。中共認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才是九二當年的共識。當時領導國民黨政府的李登輝前總統不接受這樣的共識，影響了後來的陳水扁政府，都拒絕承認有九二共識的事實存在。

九二年之時究竟有無共識，現在去查考已經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從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八年，所謂的共識是不曾發揮效用的。九二共識這個名詞的杜撰，是在二零零四年。因此，對國民黨來說，所謂的九二共識其實是零四共識，也就是九二共識成為一個名詞，其實質內容未必與一九九二年的事實有絕對關聯的工具概念。

而對共產黨來說，九二共識其實是零八共識，因為共產黨之接受九二共識，是在馬英九總統上任前。在這之前，中共領導人陸續對於一個中國發表了新的定義，即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相對於馬英九堅稱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共產黨的定義反而更合理而務實些。北京發現了九二共識是個好東西，因為各自表述對中共並無絲毫不利，反而凸顯了國民黨論述的脫節與荒謬。九二共識是國民黨提出來的，卻對共產黨最為好用，在一個含含糊糊沒有人說得清楚是甚麼的九二共識之下，強大的一方可以任意詮釋其內涵，台灣這邊當然有表述的權利，問題是表述給誰聽呢？

在大選期間，國民黨似乎準備將九二共識作為主要的選戰議題，以逼迫民進黨承認九二共識來凸顯兩黨對中國政策的差異，讓選民認為民進黨沒有能力與中國打交道。國民黨以為這算盤打得好，因為民進黨勢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共產黨也樂得以此議題為國民黨助選，同時對民進黨施壓。只是九二共識這種彎曲機巧的政治辭令，並不是選民能夠認知與反應的議題，以此做為選舉主軸，豈不會弄巧成拙？

2011061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文化上的中國問題

有一種「中國問題」，全世界都沒有標準答案，但卻都必須找出個答案：中國是誰？有幾個中國？中國的內涵是甚麼？中國要做甚麼？這個「中國問題」，最受困擾的當然是台灣。台灣對這問題的解答基本上有三種類型或範疇：政治上的中國，經濟上的中國，與文化上的中國。

政治上的中國，是最富爭議性的，也是最讓人不安與恐懼的。台灣人對政治上的中國，基本上抱著排斥的態度。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在馬英九總統領導下，是用所謂九二共識來處理這個政治中國的問題，也就是接受「一個中國」，但是宣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民進黨的根本立場就在於對政治中國的反對，因此可以說政治中國就是民進黨所認知與定義的中國。

經濟上的中國，也饒富爭議性，但是在台灣就沒有政治上的中國帶來那麼多的負面情感。如果說政治上的中國所代表的是恐懼，經濟上的中國所代表的就是貪婪。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經濟成就與中國市場的成長潛力，台灣則有「兩岸共同市場」的構想，即是希望藉由兩岸的分工與整合，讓台灣能夠分享中國市場的大餅。國民黨在這方面是最熱衷的，所以不妨說國民黨的中國就是經濟上的中國。

文化上的中國，好像最沒有爭議性，所以也比較少受到討論。民進黨的主流雖然反對政治上的中國，也對經濟上的中國抱持疑慮，但連陳水扁前總統、呂秀蓮前副總統都曾說過不否認文化上的中國。看起來文化上的中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並非如此。文化上的中國，問題很大。到底文化上的中國是甚麼？中華文化究竟好不好？對人類有甚麼意義？文化對政治與經濟上的中國起甚麼作用？這都是可能要花上兩三個世代來討論的。

現在談文化上的中國，大多談的是傳統文化，好像講講兩岸故宮、三希堂法帖、富春山居圖、孔子學院等等就是中華文化。談這種文化，是只有過去而不談未來，沒辦法提出中華文化對人類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如果中華文化真的那麼優越與偉大，那麼我們應該要能夠從中華文化裡面找到面對當前人類危機的對策或啟示。

有批對中華文化沾沾自喜的一批人，以為越來越多各國學生要來學漢文漢語，就代表了中華文化的復興，實在是頗為膚淺。中國的經濟實力正在恢復，學習漢文的人自然變多，這些學漢文的外國人大多是被賺錢的機會所吸引，與傾慕中華文化並沒有太大關係。即便有傾慕中華文化者，難道就能夠從人數來決定文化的高低嗎？換言之，一般談論文化中國者，其腦袋裡仍然大多是經濟中國的思維。

在台灣，這是一個漢人文化為多數的社會，也經歷二次戰後國民黨政府大力推行中華文化教育，是不是說中華文化在台灣就有非常穩固的認同呢？其實也不是的。從近日爆發的台語文運動者與台灣漢文作家之間的衝突，以及這起事件在台灣所引發的討論，可以知道所謂中華文化究竟為何？與台灣的關係為何？這些絕對不是不證自明的。

中華文化是需要被批判和檢證的。中華文化需要和人類進步價值來對話，以檢視其是否真能夠有助人類面對和處理當前的種種危機。對台灣知識份子而言，在批判與檢證中華文化的意義之同時，我們即也在重建此一文化。在中華文化的重建過程中，政治上的中國與經濟上的中國這兩個範疇的問題，能夠獲得更紮實的討論基礎。

2011060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一中各表」與「兩個中國」

「據說」其內涵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主權政府，為了卸除彼此的政治包袱、打開交往的通道而建立的橋梁。但那是一條權宜的橋梁，也是一條虛擬的橋梁，是為了滿足兩方中之強勢一方的要求而勉強搭建的水上浮木。

「一中各表」到底是不是就是所謂的「九二共識」？這點連北京方面都不願意證實。很詭異地，連內涵為何都不確定的九二共識，竟然可以成為兩方的橋梁，因此我曾指出，九二共識的本質是中共許可，而不是任何理念基礎。只要中共許可，則沒有內涵的口號也可以成為共識。

即使「一中各表」真的是共識，「各表」這兩個字，恰好說破了「一中」虛擬的性質。如果真有「一中」，就不必「各表」，實話實說、平鋪直敘就可以了。正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一中」，雙方不得不建構一個神話，這神話不能彼此互相戳穿，又不能違背自身的立場，所以還真非得「各表」－－否則根本沒辦法兜得攏。

不論主觀意願和期望如何，海峽兩岸目前的政治現況是一邊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台灣中華民國，可以依照普通名稱叫做「一中一台」，也可以依照各自官方名稱叫做「兩個中華」，或由於中華與中國的混用而叫做「兩個中國」。拋開一切政治表態的修辭，這就是事實。未來兩岸可以追求統一，但是未來必須從現在出發。

幾天以前，美國前在台協會主席、華府首要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亞研究主任卜睿哲發表「兩個中國」的論點，卻遭到台灣總統府以「九二共識」反駁。此一事件雖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再度凸顯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政府，對中華民國的國家理論是抱殘守缺，毫無長遠戰略思考。

九二共識做為馬政府心念口持的聖號，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對於任何涉及台灣國家定位問題的標準答案都是九二共識。中華民國現在的立國基礎，已經改成九二共識了嗎？一個國家存在的理由和依據，怎麼會是與別人的共識呢？更何況那是一個內涵根本說不清楚的共識？沒有九二共識，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嗎？

據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最為弔詭之處，即是這是一種「必須從被否定的對方獲得肯定才能成立」，或者說在字面上否定對方，但卻把自身的正當性繫於對方之默認的一種違背邏輯的論述。易言之，假使國民黨式的一中各表是真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是不存在或非法的。這樣的一中各表卻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默許，否則就沒有所謂共識的存在，這豈非最大的悖論？

九二共識須要中共的認可，但國民黨式的一中各表卻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而國民黨政府更以中共認可做為檢驗其本身政權合法性的最重要判準。這樣同時違背事實又不合邏輯的九二共識，竟然成為馬政府最高方針，造成整體國家理論的錯亂。

以九二共識做為國家理論，如同把一條浮在水上的便橋當成立足的地基，這就是馬政府完全虛幻化的國家理論。用一中各表去駁斥兩個中華或一中一台，則顯示馬政府誤以為虛假神話的力量比事實還大，這樣的領導思維，令人憂心台灣前途危殆。

2011052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國共聯手捍衛「九二共識」

總統大選近了，國民黨共產黨很積極地聯手捍衛「九二共識」。國民黨從總統到各級官員，共產黨從國務院到外圍學者，異口同聲地批判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質疑民進黨如何能夠迴避「九二共識」。儼然，「九二共識」成為國民黨與共產黨最強烈的共識了。這是有來由的。

「九二共識」原本並不是國共兩黨的共識。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之後，當年由李登輝總統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內部，對雙方究竟是否達成過「同意一個中國原則，但是對一個中國的涵義各自表述」，即有很大的爭論。這正是「九二共識」當時是否存在之爭議的起源。

西元兩千年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與李登輝先生的立場有很大的關係。而共產黨，當年只一再強調「一中原則」，更未曾明確表達接受「九二共識」。如果中共當時曾明確表達，則國民黨內部就不會有究竟是否曾達成共識的爭議了。

共產黨接受「九二共識」，嚴格來講是在馬英九先生勝選，國民黨即將再度執政之際。基於對馬英九政府高度的期待與一定的信賴，中共決定放下橋板讓國民黨跨越海峽。之前，中共所要的僅是「一個中國」－－最好是「台灣屬於中國」，也可以是「兩岸同屬一中」，並不歡迎「各自表述」，當然「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這種表法是不接受的。

中國共產黨接受「九二共識」，是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總統把兩岸關係長期弄僵，而終於盼來了一位真正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馬英九先生之時。換言之，「九二共識」之所以能夠成為兩岸談判的橋梁，其最重要的本質是「中共許可」，而非「一中各表」。中共是因為願意和馬政府打交道而接受「九二共識」，即使馬政府拿的是別種的「一中」口號，中共也是會接受的。

原本只是策略性地接受，但是漸漸地，中共的智囊們發現，「九二共識」真是個好東西，是對中共完全有利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方面「一中各表」的表法，即「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與客觀事實徹底背離，從而形成一個對中共方面的一個中國論述毫無挑戰力的局面。

明白地說，中共目前的一中理論是「同屬一中」或「同構一中」，而國民黨的一中理論則是「重疊一中」或「競爭一中」。「同屬一中」對台灣其實比較有利，因為那個「一中」未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反而可能是開放式的第三種中華。

「重疊一中」則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競爭狀態，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零和競爭，而其結果可想而知，必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民國更能夠代表那種「重疊式的一中」。在認知到國民黨式的「一中各表」其實有利於中共之後，共產黨的官員與學者們當然也就熱心地成為了「九二共識」的捍衛者與鼓吹者。

國共兩黨聯手捍衛「九二共識」，有以上所述的同床異夢的思考。此外，國共兩黨還有另一層不同的期待。在批判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的時候，共產黨是真心希望民進黨能夠遵守現在這個「和平發展」路線上的兩岸互動架構；而國民黨卻並不真的想看到民進黨接受「九二共識」。

國民黨已經將「九二共識」變成一黨的專利。國民黨以為「九二共識」是兩岸唯一的橋梁，國民黨站在橋頭要叫民進黨從他的胯下爬過去，否則就不准走這條橋。而國民黨也看準了民進黨不會願意受這胯下之辱，反而會從橋上跳下去，所以才一直以此為挑戰的題材。

2011051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注定錯過的歷史時機？

下一任台灣總統應該要做的事情之一，也可能是在這一任非做不可的，是提出一個能夠涵括華人長遠共同利益的兩岸政治架構，用此架構使兩岸和平分立的現狀能夠維繫，但又能促進兩岸的分工合作，更要引導中國大陸做良性的轉變。

當然這是美好的想像，在現實上並不總是能夠實現。歷史上有太多被錯誤的領導人錯過的時機，國家因此衰落或文明走向式微。台灣過去曾經擁有足夠的幸運，讓我們成為今天這個獨特的國家，但我不認為台灣永遠有理所當然的好運。

這樣的歷史時機，已經被許多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了。兩岸的經濟分工與合作，早已跨越了不能回頭的點，台灣無法脫離大中華經濟圈而獨自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討論的不是該不該開放的問題，而是如何獲取更多開放的善果，如何避免和減少開放的惡果，以及如何用開放所得到的經濟利益，來建構和補強台灣的社會安全網。

同時，台灣對中國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在快速降低中。過去我們認為台灣擁有的政治優勢，也在經濟自信心的消褪，以及台灣民主的種種瑕疵暴露之後，愈來愈不成其為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內部在政府嚴打下仍然興起的公民力量，發展出關於中國民主化的具有主體性的原發思想。台灣經驗能夠做為中國民主化之指導的功能，已經變得稀薄了。

中國可能不會再企圖用武力來併吞台灣，但是中國一定會用任何非武力的方式來消化台灣。在台灣還沒有被消化的時候，在台灣還有主體意識並且對自身的政治制度還有信心的時候，我們必須建構一個能夠讓台灣不僅能維持現狀，還能對中國未來有所影響的兩岸政治架構。

國民黨政府與馬英九總統，看起來並不是有能力擔當此一歷史重任的領導集團。馬總統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改善了兩岸關係，但那算不上甚麼了不起的功績。在陳水扁前總統把兩岸關係搞到僵局之後，只要順著經濟大趨勢走，不要違逆中共的意思，就可以達成今天的局面。馬總統最大的考驗是在未來。他的「不獨不統不武」和「一中各表」，只是個暫時的權宜手段，根本無法長久。他說要維持台海現狀，殊不知現狀是不能靠「不作為」來維繫的。現狀只能夠靠積極進取的戰略來維繫，必須用動態、辯證的攻守來維護，而不是靜態的茫然等待。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主席和蘇貞昌先生，都不願意明確地講出他們的兩岸戰略－－很可能他們不是不談，而是根本沒有。他們盡其智謀所打出來的算盤是，如果贏得了明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只要能夠弄出另一套暫時的說詞，想辦法讓中共有台階可下，兩岸的交流還是有機會延續下去。只是這樣的操作模式，和馬總統的路徑所走出來的實際結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一樣是讓台灣失去主動建構兩岸政治架構的契機，一樣是讓台灣逐漸被中國消化，而所想要維持的現狀也一樣沒辦法維持下去，遑論法理台獨或其他夢想。

民進黨另有一位孤獨而清醒的候選人許信良先生，他的戰略比較有可能讓台灣長期維持獨立現狀，又有機會對中國和華人世界發揮影響力。但是他贏得民進黨提名的可能性幾乎是零。這是表示台灣注定失去最後和最重要的歷史機會嗎？

2011-04-2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含混閃爍的民進黨兩岸論述策略

反對黨人士發表對兩岸政策的見解，應該要能夠從更高遠、宏觀的角度，指出現行政策的錯誤和盲點，進而提出對策方案。但是從上周末舉行的第一次民進黨總統初選政見會看來，除了許信良先生已經開始準備鋪陳他的論述之外，另外兩位候選人都不是這樣做。

事實上，現階段民進黨主流的兩岸論述，是一套含混閃爍的權宜之詞，既想要解決不能不解決的問題－－從國民黨那邊含糊地承受某種「一中」概念架構，讓兩岸能夠繼續互動交流；但是又想要迴避自身在理論上無法迴避的闕漏－－台獨理念與「一中」概念之間的矛盾衝突。

民進黨領導人並非不明白自己身處的窘境，但是有勇氣去面對此一窘境的人很少，例如上屆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提出憲法一中，是一個勇敢但失敗的嘗試。這次爭取總統提名的兩位主要候選人蔡英文女士與蘇貞昌先生，一位選擇了以虛待實的太極拳戰術，即是用完全空洞的語言，閃避任何有意義的論辯，另一位則採取隨機打點的游擊式戰術，即是東一句、西一句，但不知道每一句的關連是甚麼。

這兩種戰術雖然短期看來頗為機巧，可以避免遭遇正面衝突，也可以避免受到全面檢視，總之對候選人來講，就是先過了初選這關再說。但是這種含混閃爍的態度，卻使得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論述無法開展，陷入一種英語稱為
apologetic 的情境，也就是好像帶有歉意似的，只能夠不停地解釋和辯解，說我們不會做哪些事情，或說哪些不是我們的錯，但沒法理直氣壯地提出宏偉的主張。

綠營人士目前仍無人有能力指出馬英九總統的中國（大陸）政策，最嚴重與結構性的錯誤在哪裡，更沒法提出足以取而代之的戰略思想。因為整個民進黨團隊不分哪個世代，仍舊是陳水扁執政時期的人員組合，從政務官、幕僚文膽到黨務人員，幾乎都是陳水扁時代的當權派，他們所做的無非是解釋和辯護，而不是徹底反思與提出開創性的新主張。

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最嚴重的問題，是他缺乏對兩岸未來政治架構如何進行「終局安排」的思考，或者說他根本不敢也不被允許去做這樣的思考。於是兩岸關係的發展，就被經濟交流的歷史洪流滾滾推動而去。這對某些人來講是可欲的發展，有的是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有的則是根本不在乎未來結果是否對台灣或是對全體華人有利。

反對黨對馬英九政府最有力量的批判，應該是指出缺乏終局安排的思考，將使台灣失去有利的政治談判時機，將對台灣造成多麼嚴重的不可挽回的結果。但是由於民進黨人同樣不敢面對自身理論的闕漏，更且比馬英九總統和他的策士們更缺乏戰略思考的能力，所以只好講些空洞無比的，沒人能夠反駁，但也沒人能夠說出為何應該贊成的話語，或是在技術細節上做些無關宏旨的批評。

當民進黨領導人與總統候選人，繼續說些把兩岸的未來交給下一代去決定之類的話，我們大略可以判斷這樣的領導人與馬英九總統一樣，渾然無知於台灣逐漸流失的政治優勢。真是如此的話，那麼即使民進黨在說詞上與國民黨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實踐上卻會有很類似的結果。要扭轉此一情況，可能必須期待如許信良等民進黨內的在野派或非當權派。

2011-04-1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許信良參選的意義

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三年之後，現今台灣政治是陳腐庸俗得讓人幾乎提不起興趣。比起國民黨上一次執政時期的台灣，從威權到民主，似乎處處都充滿了改變的可能；現在的政治則彷彿一切都讓人不滿意，但是卻不存在改變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無聊的年代，沒有甚麼事情能夠振奮人心。國民黨依舊是國民黨，而民進黨也重複著滾瓜爛熟的傳統戲碼。在台北市的士林大同選區，有三位（原本是四位）民進黨青壯代的戰將級候選人，為了爭取區域立委的提名，進入了媒體稱為「死亡組」的同黨廝殺。為何非要爭取士林大同呢？只因為那是台北市唯一綠大於藍的選區。換言之，想要揀政治便宜。

事實上，所謂「學運世代」的從政者，有許多都已經滿四十五歲，符合參選總統的年齡資格了，而他們還在為了單一選區的立法委員提名，在自己的世代之內，或是與先行世代的黨內前輩們搏鬥著。他們或許都忘了，陳水扁第一次爭取民進黨提名參選總統時，才四十九歲。

在這樣的無聊政治氛圍下，七十歲許信良抱著借來的五百萬元投入民進黨總統初選，還真是感動了不少人。四十歲組政治人物連想都不敢想的政治冒險，七十歲組的許信良就這樣拼下去。當然會有人說那是因為許信良已經沒有甚麼可以輸的。但對於許信良冷言冷語的嘲諷態度，正就是台灣人犬儒性格的展現－－只願意認定每個人都跟自己一樣的現實和虛無，不相信真的有人是為夢想而活的。

許信良在所有民進黨領導人中，是最具知識份子性格的。他隨時都在思考政治問題，據他說這二十年來則都在思考兩岸的問題，樂意對政策問題表示明確而強烈的立場，樂意與人談論與辯論，特別是與年輕人。有些政治人物，是不習慣閱讀、不擅長思辨、不樂意提出見解，更不喜歡和見解不同的人講話－－因為對自己的智識能力沒有自信。許信良完全不是這樣，他用強烈的見解來吸引和折服優秀的知識分子，使得許多知識份子即使不贊同他的觀點，但卻被吸引去與他對話－－或是不得不與他對話，因為與他對話可以對自己的思考有許多刺激和啟發。

在許信良加入民進黨總統初選戰局後，不得不與他對話的人，變成了蔡英文與蘇貞昌。但是蔡英文與蘇貞昌仍舊可以選擇不和許信良對話。蔡英文與蘇貞昌可能選擇忽略或是有意無意地讓許信良被滑稽化，把許信良當作不存在或是把他當成小丑－－因為蔡英文和蘇貞昌未必有許信良那麼強烈的知識份子性格，也未必把政治理念的辯論當做是絕對認真的事情。

對民進黨的選民而言（同時也就民進黨的總統提名初選制度而言），政策立場並非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誰能夠贏（民進黨初選民調採用配對式，所體現的邏輯就是誰能贏過馬英九。）因此，許信良未必能夠藉由總統初選電視辯論，逼使蔡英文和蘇貞昌講出明確的政策理念。但是許信良的參選，如果能夠引發知識分子對貧窮問題、稅制改革、兩岸經貿、兩岸政治談判等議題的關切和討論，則他的冒險行動有可能對這個社會造成正面的衝擊。

發表於 2011/03/3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下一個冒煙機組在中國？

全世界關注核能安全的人們，必須把目光集中在中國大陸。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核能發電國，而目前已經是擁有最多在建中的核能機組的國家。在日本遭逢超級強震導致福島原發廠嚴重爆炸及輻射外洩事故後，中國政府雖然暫時停止核能發電新建項目的審批，但是很快地將會恢復續建及新建。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今年（二零一一年）一月公布的最新數據，目前全球運行中的核電機組共有四百四十二組，供應了全球發電量的百分之十六。其中美國擁有一百零四組，法國五十八組，日本五十四組，俄羅斯三十二組，以上算是核電的超級大國，其後則是韓國、印度、英國、加拿大、德國、烏克蘭、中國。

以運行中的核電規模而論，中國目前擁有十三組核電機組，算是核電的中型國家。但是若以進行中的核電計畫而言，中國則是飛速超英趕美。全球在建中的核電機組有六十五組，其中有二十八組在中國，約占百分之四十強。

對於能源需求急遽升高，能源結構卻不健全的中國，核能發電是個無法拒絕的選項。在日本發生大震災的同一段時間，中共剛剛通過了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在「十二五」計畫中，今年將開工建設首個內陸核電廠，並在二零一五年投產首台內陸機組，同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四千三百萬仟瓦，二零二零年達到九千萬仟瓦。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的是，核能發電是中國發展上極重要的關鍵。即使在日本核災發生後，中國國務院在溫家寶總理所主持的會議上，決定「全面審查在建的核電站」，並「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但是在「抓緊編制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之下，核電政策不可能有重大的改變，核電項目還是會恢復進行的。

中國政府高級領導人，在震驚世界的日本核災下，能夠嚴肅地面對核能安全的問題，並且以暫停審批的方式來要求各級嚴格加強安全規劃和管理，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在高速經濟發展的熱潮中，各省為了增進本身的能源優勢，許多都狂熱地推動核能發電廠的新建計畫，更別提龐大的核電產業體制能夠為幹部們提供多麼肥美的油水。這也正是中國為何成為擁有世界最多的在建核能發電機組國家的原因。

對台灣安全影響最大的福建省，就由於國務院的決議，省長黃小晶宣布福建「三個核電站夠了」，還沒建的一律不建，福建「不要成為核電省」。福建省獲批在建的核電廠有寧德和福清兩座，而漳州、莆田、南平、龍岩等市都競相爭取新的核電項目。湖北省也延後了核電計畫，而先前曾號稱要成為全國核電特區的廣東省也停下來觀望。

中國核電政策轉趨謹慎，對於全球核電產業的供應鏈可能造成一陣子的蕭條。但是核電產業界很明白中國已經無法擺脫核電，中國的核能發電比例還有極大的成長空間。甚至中國的核電產業人士還樂觀地認為，由於世界各國對核能安全的憂慮，減緩核電發展速率，中國反而有機會迎頭趕上，成為核電先進國。但是中國缺乏民主機制的監督，甚至連建全的核能立法都沒有，中國的核能安全令世人擔憂：下一個冒煙爆炸的核電機組會不會在中國？

發表於2011/03/23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沒有時間思考兩岸未來的馬總統

一直以來，國內外媒體、學術界、反對黨以及民間都很好奇，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究竟走向何方？然而馬總統從來沒有給過明確的答案，以至於連過去支持他的一些偏藍學者都開始批判他。這不僅是馬總統個人的警訊，更是國家戰略的危機。

重要的兩岸關係學者楊開煌日前就在海基會舉辦的研討會上，批評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是「欠缺系統而邏輯地對台海現況批判性的解決，同時也因為台灣特殊政治生態，看不到明確政策目標，自然也沒有新穎而動人的口號。」

楊開煌教授認為，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缺乏一套完整論述，外界只看到馬政府的戰術作為，但不知道方向何在，因而只能見招拆招，隨民意出牌，從政治學的角度，這只是民粹主義的作法，而非民主。」

學者對馬英九路線的批評是不是無的放矢或是過於嚴苛？固然許多批評是來自反對黨或國民黨內的其他勢力，各有其立場或偏私。然而，從這個星期馬總統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由總統府所發布的內容，我們看到許多批判或是憂慮，不僅不是沒有根據，甚至可能還太輕忽了馬政府問題的嚴重性。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馬總統竟然說他還沒有去思考兩岸的政治對話與政治安排問題。當金融時報問道，兩岸未來的關係走向模糊，請問總統所謂的兩岸政治對話是指什麼？馬總統的回應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所以當然也不可能現在就去規劃。」

既然政治問題不僅不能談，連想都還沒去想，那麼兩岸關係該談哪些議題呢？馬總統說，兩岸關係的發展應該是「先經後政、先急後緩、先易後難。」「目前在經濟、文化各類問題都已經忙不過來了，所以根本沒時間去討論包括政治在內的問題。」

這幾段談話，看起來並非馬總統的外交辭令或是搪塞之辭。馬總統說他還沒有去思考兩岸的政治對話問題，當然更可能還沒有去思考未來兩岸政治要如何安排的問題，這完全符合馬政府近三年來的表現，即是缺乏中心思想也無長遠規劃的兩岸政策。

在所有對內對外的談話中，馬英九總統所能夠說的，翻來覆去就是「不統、不獨、不武」以及「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幾句口號。對馬總統這種路線的最合理的理解，就是他真心以為只要依據國民黨在李登輝執政初期之前的基本路線，配合中國的和平發展主軸，加上不要觸犯美國人的利益，兩岸問題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馬總統是如何定義兩岸的問題，也就無法判斷他所期待的解決方式究竟是否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假使依照馬總統的想法，台灣政府所該做的僅僅就是把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做好，其餘一切等待時間來解決，那麼時間難道就一定是對台灣有利嗎？或是馬總統並不在意最後結果對台灣的利害如何？

對於現在的情況，馬總統有一句話說得很真實，那就是目前兩岸的事務已經讓我們的政府忙不過來了。由於領導人本身沒有去思考未來的走向，以至於整個政府上下對短期的、現實的事務全神貫注得不亦樂乎，也對所得到的一些局部成果沾沾自喜。但是領導人對最重要的國家未來，沒有時間去思考和討論，或是根本不想去思考和討論，會造成多麼可怕的結果？

發表於 2011-03-0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期待茉莉花香的心情

「茉莉花」，短短的歌詞，悠悠的曲調，是中國大地上被傳唱最廣的民謠，在台灣也是從小兒到老人每個人都熟悉的歌曲。由於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將其寫入歌劇杜蘭朵公主，從此也流傳於西方。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頒獎時也演奏它，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繫獄的作家劉曉波時也演奏它。說這首歌是全球華人共同的民間國歌並不為過。

由於北非的突尼西亞發生人民反抗革命，以其國花茉莉花為象徵，茉莉花遂成為全世界人所關注的新一波全球民主化之代稱。在北非與中東諸國群眾起義之後，茉莉花豈可能不飄香於中國大陸？許許多多人關心著中國會不會也發生劇烈的民主化變革。此時，茉莉花在華人世界所代表的，又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共同情感，還轉化為一種政治上的共同理想了。

站在台灣，望向中國，期待著茉莉花飄香，這樣的心情絕非等著看好戲，或是想看到中國亂。剛好相反，台灣人之所以期待著茉莉花飄香，乃是因為對於中國人民有著遠遠超越一般國與國關係的關心和認同，希望看到中國更好，能夠更平穩開闊地發展下去。特別是經歷過台灣八零年代民主運動的世代人們，更懷有一種親切和同理的心情，也很好奇中國如果走上民主化，會有著甚麼樣的動人故事。

看到媒體報導，中國政府非常緊張地面對和處理網路上發動的茉莉花動員，可以推想得知當權者是處在多麼大的壓力之下，對任何可能的風吹草動都要防微杜漸。這樣的情況也說明了中國社會絕對不缺乏群眾動員的能量，這使得異議者愈來愈有自信，往後統治者與異議者的關係可能會發生微妙的變化，主動權變成在異議者的手上，而政府可能疲於應對、淪為被動。

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對於中共內部較為開明的領導人來說，即使沒有茉莉花運動發生，也該思考如何儘速推動民主化。較為美好的想像是，中國的茉莉花革命發生為一場執政黨與公民力量的競賽－－在異議者與公民運動的催動下，中共黨內被迫發動加速的改革，以避免被推翻的命運。

但是較為可能的預期則是，腐敗的利益紐帶綑綁了所有人，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都無法推動，到最後執政者失去了對政治發展走向的主控權，異議者更沒有這樣的能力，只能看著群眾蜂起自主地發生，等待未來歷史塵埃落定的結果。

回顧台灣的經驗，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執政者的良知與責任心，並不比異議者的理想和熱情來得不重要。如何創造和平穩定過渡為民主參與體制的過程，是中國體制內菁英應該不斷在腦海裡思考演練的課題，甚至是研討和建立共識的課題。異議者，特別是公民運動的意見領袖們，則該提早思考政治體制如何重建。

即使現在說這一切都顯得太天真與太早，若要歷史上往往無法預測的政治劇變不要最後變成悲劇或鬧劇，則千百遍的編劇與排練都是有意義的。

2011-02-2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茉莉花革命之後

「茉莉花革命」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另一波重大政治社會變遷的源頭。北非的突尼西亞一名失業青年，由於擺攤賣水果被警察沒收憤而自焚，引發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與軍民對抗，三周後，統治突尼西亞二十三年，專制而腐敗的班阿里總統因此下台流亡。

緊接著發生在北非大國埃及的革命更令世人震撼。首都開羅的解放廣場上，十八天的群眾抗爭，竟然也推倒了在位三十年的強人穆巴拉克。最新消息是埃及軍方表示將不會接管政權，而會推動修憲與舉辦選舉。

人民抗爭風潮迅速在中東地區擴散，在葉門和巴林都有群眾示威，伊朗首都德黑蘭更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發展中。伊斯蘭國家會不會發生骨牌式的民主化效應？中東的政情變化將對世界局勢有甚麼影響？事態仍在發展中，舉世都在密切注視。

假使中東國家甚或俄羅斯等，在突尼西亞與埃及的衝擊下，真的陸續發生民主化，那麼這算不算是人類歷史上第四波的民主化？抑或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餘波？有待學術社群的探討。其中較耐人尋味的有關於資源分配的政治、世代的政治，以及文化與民主，還有國際霸權變動等等問題。

發生在北非與中東的動盪，都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社會結構埋藏了巨大的壓力。最主要的結構問題仍在於經濟資源的短缺與分配不公。糧食不足以及就業的困窘，是造成群眾終於無法繼續忍受獨裁和貪腐統治者的主因。

這一波的民主抗爭，也具有相當明顯的世代政治特色。引發抗爭以及領導運動的，大多是四十歲以下的世代，原因在於年輕世代是失業問題下主要的受害者，也因為他們具有較高的反抗能量。雖然網路促成革命之類的媒體故事必然是過度誇大的，但是新的傳播技術帶來新的動員模式則是事實。

發生在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運動，對於何謂民主以及民主是否普世價值等問題帶來思考的衝擊。既有的觀點認為，一九七零年代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經驗說明了「民族性」與文化差異，並不是促進或阻礙民主化的最重要因素。但如果北非與中東發展出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人民參與模式，那麼既有的民主理論將要努力去理解、適應與容納。

如果人類世界出現奇怪的準民主或新民主政治，最尷尬的將是以民主典範與推廣者自居的美國。在埃及群眾抗議期間，立場最為艱難以致於表現得進退失據的就是美國政府。夾在美國長期支持的穆巴拉克政權以及代表民主價值的示威群眾之間，歐巴馬總統的表態不是很乾脆。中東地區如果發生大規模的政權變替，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會受到極大的挑戰。

我們當然也關心對中國的影響。看起來北非和中東的變局，似乎不太會發生在中國。畢竟類似的社會能量爆發，一九八九年就已經在中國發生過了，結果是遭受軍隊無情鎮壓，這是和埃及與突尼西亞較不同的地方。但是八九以來，中國內部難道沒有蓄積了更大的不滿和變革的能量嗎？「茉莉花」怎麼可能不在中國大地上飄香？

發表於 2011-02-1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中國首善對台灣意識的衝擊

號稱「中國首善」的陳光標先生，到台灣來捐錢濟貧，雖然陳先生說要低調，但是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實質效果並不低調；而他的言行對台灣人心所造成的影響，意味頗為深長。某種意義上說，陳光標的來台濟貧對台灣人心的衝擊，將是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做為台灣人，看到中國的富商如此大手筆施捨給台灣貧民，更看到許多人排隊等著領取現金，心裡不可能沒有很複雜的感受。在台灣人心中，這些複雜的感受，會逐漸發酵而對既有的台灣意識的內涵，形成一些細微但深遠的改變。

過去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富裕的，是施捨的一方，這種長期的認知被陳光標打破了，有種莫名的屈辱感產生。這種屈辱感，究竟是因為中國政府對台灣仍懷有敵意（不接受「敵人」的施捨）？或是因為中國整體比台灣貧窮落後（怎可淪為「落後國家」的救濟對象）？排隊向「標哥」領錢的人，是不是喪失了做為台灣人的尊嚴？而台灣意識或台灣人的尊嚴，未來還會遇到甚麼衝擊？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中國首富的行為，應該不會使得台灣意識變得稀薄或消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就真的是一個統戰的操作了。恰恰相反，存在於大多數台灣人心中的台灣意識會遭受到挑戰，而獲得一種揚棄與轉化－－未來諸多類似的事件，可能會使得過去部分建立在虛幻的金錢優越感之上的台灣意識，轉化成為一種更為真實地面對台灣自身的優缺點，因此而更健康踏實的台灣意識。

台灣人的尊嚴，將如何維繫？過去台灣建立在經濟成就上的驕傲感，顯然會遭受到很大的打擊。中國（一部分人）的富，而且比台灣的最富者更富，將是台灣人逐漸要習慣的事實。但是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本來就不可能永遠建立在台灣比中國富裕的假設之上。如果（也確實如此）大多數台灣人的台灣意識，是建立在經濟優越感之上，那麼這樣的台灣意識不僅無法永續，更根本是不可取的一種落伍反動的思想。

台灣人已經發現，自己並不富裕。過去引以為傲的經濟成就已經不再炫人耳目。對許多實質收入不斷下滑的中產階級，「富裕中的貧窮」是殘酷的事實，就更別提原本並未分享到經濟成果的弱勢階層。連基本溫飽都不可得的貧苦人家，談甚麼台灣人的尊嚴，沒有任何意義。國家或政治社群如果無法照料成員的基本生存需求，這樣的國家也沒有資格要求人民有甚麼強烈的政治認同。

建立在經濟優越感之上的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若能夠儘早煙消雲散，所謂「幻滅是成長的開始」，這對台灣人是件好事。財大氣粗的台商，很快被財大氣粗的陸商所凌駕、取代。我們現在不認同陸商的財大氣粗，就該好好反省過去台商的財大氣粗。未來的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去除掉了虛幻和錯誤的經濟優越感，就只能夠建立在進步的價值觀之上。那是我們本身更平等的社會、更成熟的民主、更包容的人權、對生命與環境的尊重，以及與世界人類，當然也包括與對岸中國人民的關懷、分享。

發表於 2011-01-3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論謝長廷的重疊共識

在一九九五年許信良先生提出「新興民族論」之後，再也沒有一位民進黨的主要政治領袖提出過任何具有社會與歷史理論意涵的政治觀點。也是自從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之後，民進黨做為主要的反對黨，其領導者們竟然放棄了用理論來領導運動的企圖。

從那時候起，民進黨就把思想外包給所謂獨派學者，把宣傳外包給地下電台。時至今日，民進黨仍然是一個沒有人在做思想工作，也無能力掌握宣傳機器的政黨，因此才有所謂泛綠名嘴和「三民自」（三立、民視、自由時報）主導著民進黨路線的說法。

謝長廷先生此時提出建立在「重疊共識」理論之上的「憲法共識」或所謂「憲法各表」，看得出有為民進黨和台灣找理論出路的企圖心。不論他提出此論的個人政治動機為何，在現今鄉愿庸俗的民進黨文化下，還有領導者想要用理念來影響政治局勢，是令人肯定的。

但是他的論述是否真能夠對久已不從事思考的民進黨人，造成足夠的衝擊？對此無須樂觀，因為謝氏的理論一出，所有人都將以政治權謀鬥爭的方式來與他的論點互動，並不會認真地思考他的觀點。這就是現在的民進黨文化，早失去了八零年代對知識的純真熱情。

既然謝長廷意圖以理論來影響政治，那麼他的論點就值得嚴格的檢視。所謂「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乃是取自二零零二年辭世的當代重要政治哲學家勞斯（John Rawls）的理論。勞斯認為在理性多元社會中，雖然人群存在著不同的立場，但對於何謂正義往往可以獲致相同的看法。也就是從不同觀點出發，但可能獲致相同的結論。勞斯進一步談論所謂憲法共識，亦即將重疊共識所獲致的價值觀放入憲法。

謝長廷借用勞斯的理論，重點在於「從不同立場導出共通的結論」。勞斯所謂的共識指的是人權、言論自由等價值觀，謝長廷所謂的共識則是指國家定位，兩者並不相同。但是台灣社會，即使在國家定位的問題上，確實具有「從不同立場導出共通結論」的特性，也就是「維持現狀」，或「以中華民國的形式維持台灣實質獨立」的主流民意。這種理論的借用雖然牽強但也有其洞見。

但是謝長廷的重疊共識或憲法共識論，只能夠適用於台灣內部，也就是描述或鼓吹台灣應該謀求共識一致對外的主張。謝先生提出「憲法各表」，企圖要為民進黨建構與中國政府來往的理論基礎，這部分卻必然是失敗的。「憲法各表」要能夠做為謝氏構想的兩岸橋梁，就必須默認中華民國憲法為一中憲法，也就是換個方式說（不明說）的「一中各表」。這無異於搭個便橋，通到國民黨的「一中各表」橋梁上，再借道跨越海峽。

只是，如此一來，「一中各表」的所有風險、問題和侷限，「憲法各表」也都會遇到。更何況「憲法各表」連「一中各表」所能夠做到的都做不到。憲法要同時做為國內共識，和做為兩岸橋梁，這兩者基本上是有矛盾的。「一中憲法」不可能是國內共識，而兩岸橋梁需要建構在某種一中概念之上。民進黨真要重建理論路線，不可能用搭便橋借道的方式，而必須從基礎打起，用自己的橋梁來跨越兩岸。

發表於 2011-01-1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兩岸共識的條件

台灣在野黨派與民間社會，特別是企圖再度獲取執政權的民進黨，都認為有需要與中國大陸對話與交往。但是兩岸政府對話的前提條件，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設下的，他們要求要承認「一個中國」，儘管這「中國」的定義可以討論。既然台灣不可能拒絕與中國大陸打交道，於是建立某種能夠被雙方所接受的「對彼此關係的描述」，也就是在兩岸之間搭建所謂「共識」，成為台灣方面嚴峻的課題。

國民黨接受「一個中國」，這符合中共的框架。但是國民黨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與中共對中國的定義不同，國民黨說這叫做「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中共在馬英九總統就職前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國民黨宣稱這是因為兩岸代表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中獲致的共識，即所謂「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之所以被中共接受，而成為兩岸交往的橋梁，當然並不在於「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個陳述的正確性。恰恰相反，是因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明顯地完全荒謬，徹底背離事實，所以中共接受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中共要的是台灣當局接受「一個中國包括了台灣」，但是他們根本不需要談論「一個中國是誰」或「一個中國由誰代表」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這問題上佔有絕對的優勢，「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宣稱對其完全不造成威脅，反而暴露出中華民國政府的可笑與可悲。「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符合中共的戰略利益，因此「九二共識」被中共所接受。

國民黨用虛構的神話，做為與中共對話的共識基礎，在中共許可下，兩岸關係有所進展，國民黨為此洋洋自得。台灣在野政黨領導人在尋求與對岸建立某種交往共識之時，千萬不能落入同樣的迷思。真正的共識，必須以符合常識為基礎。脫離常識、違背現實的政治陳述，即使為兩方政黨或政府所接受，其實不過是某種密約或是默契，很難稱其為共識。這正是「九二共識」並不成其為真正的「共識」－－在兩岸人民大眾之間無人能夠描述其義，遑論認同支持，因而只不過是國共兩黨之間的某種默契罷了。

台灣在野政黨當然要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對話，但是兩岸交往的共識基礎，不應該以「此時」「中共接受」為前提，而應該以是否能與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階層對話為標準。以「立即獲得中共接受」為思考方向，就很難不損及台灣利益。假使台灣的在野黨也像國民黨一樣急於獲得中共的許可，那麼也必然在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上有所妥協。

台灣在野黨派應該先求與中國大陸人民的情感匯通，若是台灣方面的論述能夠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相當的認同，就取得了很大的正當性，使得中共政府很難遽予否定。而要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當然不可能是任何一種便宜行事的政治語言，而必須真實地以華人的文化理念與兩岸的共同利益為依歸。對於民進黨而言，這就不可能如陳水扁總統時代，僅僅是發明一些迂迴彎曲的詭詐語言，而必須真正徹底地反省究竟何謂台灣的主體性，台灣的前途究竟往何處走等根本問題。

發表於 2011-01-1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九二共識」的存在問題

歷史上究竟有沒有「九二共識」這個「事實」的存在？或者說，在一九九二年的「香港會談」之後，台海兩岸的代表，究竟有沒有針對「一個中國」的定義，達成「各自表述」的共識？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

不論「九二共識」過去是否存在，現在它已經存在。在國共兩黨展開親密互動，兩岸政權領導人都曾使用這個詞彙。公元兩千零八年三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布希在電話會談中提到了「九二共識」，自此國民黨政府以此為「通關密語」，獲得了共產黨政府展開各項會談的許可。這，才是「九二共識」真正開始「存在」，亦即在兩岸溝通中發揮作用的時刻。

公元兩千零八年三月起開始「存在」的「九二共識」，其實並不是一九九二年的「那個東西」－－不知道是否真實發生過的口頭說法、心頭默契，或是紙頭傳真。從兩千零八年到今天所存在而發揮作用的「九二共識」，其實只是中國共產黨願意接受國民黨與其打交道所放下的一條木板橋，其本質或重點在於兩岸領導人（即使只是暫時）的互信。

換言之，即使「九二共識」在歷史上不曾存在，或者說即使共產黨過去並不接受「九二共識」，但是在兩千零八年當時，共產黨領導人願意與即將就任的國民黨政府打交道，因此拾起了過去被丟棄在地的樹枝，伸向海峽的另一頭。

這時候，「九二共識」就「存在」了，只是它的意涵無他，僅僅代表北京對馬英九的信任與期待而已。至於為什麼撿起這根樹枝呢？也無他，僅僅因為這根樹枝是馬英九的國民黨多年來念念不忘的寶物罷了。如果馬英九這麼多年來，念咒加持的是另外一件寶物，只要符合「一個中國」，則北京也會欣然採用的。

現在「存在」的「九二共識」，其本質是國共兩黨重啟交往的意願，其真正誕生時間在馬英九總統當選後，就職前。至於「九二共識」這個名稱，出自前陸委會主委蘇起的杜撰，出現在公元兩千年陳水扁總統當選後，就職前，而其目的與功能，則在於約束陳水扁政府的中國政策。之後，「九二共識」這根樹枝，就成為在野的國民黨向著民進黨政府揮舞的寶劍。

現在，馬英九政府對於「九二共識」所打開的兩岸交往結果感到非常得意，於是再度揮舞起他們心目中的寶劍，要求民進黨表態是否支持。馬總統明知民進黨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他的目的是以此表示民進黨若執政也不可能延續與中國交往的政策。

事實是否如此呢？馬政府的提問犯了三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誤解了「現存的」「九二共識」的本質－－誕生於兩千零八年三月的「現存九二共識」，其本質是「中共許可」，而非國民黨所稱的「各自表述」。第二個錯誤是將「中共許可」當成了政策路線對錯的唯一標準，還以此要求在野黨一體遵守。第三個錯誤則是誤以為他們心目中的「九二共識」（亦即「一中各表」）是兩岸交往的唯一通道。

民進黨的回應也是錯誤。蔡英文主席說「九二共識」不存在。事實上「九二共識」從兩千零八年即存在也作用著。民進黨該答覆的，不是一九九二年那時「九二共識」是否存在，而是二零一二年之後，民進黨要如何與中國取得交往基礎的問題。

發表於 2010/12/2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一把空椅子都沒有－－價值虛無的兩岸政策

第六次的江陳會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台海兩岸的政權代表觥籌交錯，酒酣耳熱，聲聲句句「老朋友，老朋友」。席上菜單用了相當無法彰顯文學品味（或者說正好暴露此間官員之文學品味）的不知所云的藏頭詩，給台灣媒體多點無聊花邊。在官腔官調遠遠落後於台灣社會普通標準的文學品味襯托下，兩岸官員們大談所謂文化協議的重要性，恰恰顯示了文化對他們而言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藉文化來媒介更多經濟利益和政治圖謀。

文化成為一種沒人能夠反對的藉口，而民主人權則是假裝根本不存在的問題，這就是口說自由民主但從不敢向中國談自由民主的馬英九總統的深層政治價值觀所展現的政策實踐，也是忽而急獨忽而親中的陸委會賴幸媛主委之政治人格所表現的政治行為。在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為劉曉波先生準備了一把空椅子。在台北，台灣官商要人們迎接一位中國政府代表的宴席上，則是一把空椅子都沒有－－座無虛席。

一把空椅子都沒有，一句為中國人權的抗議都沒有，所顯示的是國民黨政府及其官商集團非常虛無的價值觀以及非常孱弱的性格。這樣的台灣政府，必然令世人感到驚異，當國際社會關切中國人權的時候，台灣政府是絲毫不以為意。從兩蔣反共抗俄時代到今天，隨著世局變化，國民黨並不是調整其價值觀－－而是根本放棄了任何價值觀。

馬英九時代的國民黨，是沒有信仰、沒有勇氣也沒有自尊的烏合之眾，除了選舉和商業利益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價值是屬於國民黨每個幹部或從政黨員所共有的。這樣的國民黨，沒有甚麼是不能出賣的，也沒有甚麼是不能被收買的，莫怪中共派來的陳雲林先生一次比一次更有自信，更有豪氣。他們看得出來，一個兩千多萬人的社會，要與十三億人只講經濟合作，而不講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這樣的台灣實在遲早是囊中之物，輕輕鬆鬆。

在上個世紀末期冷戰體制瓦解之後，台灣仍然屹立存在並且對人類如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就在於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華人文化，但又與世界民主國家共享進步的普世價值，包括崇尚個人自由、尊重信仰自由、愛惜生命與環境等。「獨特國家高舉普世價值」既是台灣的宿命也是使命，台灣高舉普世價值並不是為要羞辱中國，而是要度化中國，因此台灣必須與中國友好，但絕對不該為了討好中國政權而避談價值。不敢對中國推動普世價值，等於是否定了台灣自身做為一個獨特的華人為主的國家，在世界上必須存在的理由。

在台灣官方曲意迎合中共的這段期間，由於朝鮮半島的戰雲密布，東亞局勢又有了轉折。南韓在美國支持下，對朝鮮（北韓）採取強硬立場，進行砲擊演習。美日韓聯盟似乎有對分裂了六十年的朝鮮半島，進行最終局解決方案的準備。日本內閣通過了新的防衛大綱，對中國採取更為警覺防備的政策。有論者說這是新冷戰，有的說是準冷戰。在我看來這不是冷戰，是一個大國地緣戰略的重整，但對台灣卻也是重新思考國家總體戰略的時機，是我們重建以價值觀為核心但又符合國家利益的國家總體戰略的時機。然而期待在缺乏價值觀也無信心勇氣的馬政府領導（或不領導）之下重建國家戰略，幾乎是必定破滅的幻想。

發表於 2010/12/2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新韓戰與台灣

即使朝鮮半島再度爆發戰爭，技術上而言，並沒有所謂的新韓戰，因為舊的韓戰從未結束，只是在一九五三年兩韓簽署了停戰協定而已。然而，東北亞和整個太平洋局勢比起六十年前已經改變了很多，確實該用新的角度來看。

最該關切的是：六十年前的韓戰決定了台灣的命運－－第七艦隊協防、經濟上的美援、冷戰體制在西太平洋的建構，確立了台海兩岸分立；而這次南北韓戰爭邊緣所牽涉的中美日變局，又會如何影響台灣的未來？

韓戰再起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著，因為兩韓對峙的局面，本質上是不可能永久維繫的。我在這個專欄裡已經寫過，南北韓不免攤牌，而能給朝鮮半島帶來終局解決的，很不幸地可能是一場戰爭。

原因在於北韓（朝鮮）既高壓又脆弱，這個國家之所以還沒有崩潰，根本是因為在戰略利益上環繞著它的五方（韓、中、美、日、俄），特別是韓、中、美，都沒有要終結掉它的決心，相反地在南韓內部左右兩派相持，以及中美力量恐怖平衡下一直姑息著，使得朝鮮政權還能苟延殘喘至今。但這種情況不可能再無限期持續下去。

從天安艦到延坪島的衝突，北韓所顯示的是亟欲藉由外部矛盾來轉移內部矛盾。號稱民主主義的統治家族第三代金正恩準備接班，或許勞動黨內部不無異見，我們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北韓的經濟民生問題相當嚴重。根據日本媒體報導，金正恩好像發下豪語似的，說要在三年內把北韓經濟水平恢復到一九六零與七零年代，讓人民（如他祖父金日成所承諾的）「吃白飯、喝肉湯、穿絹服、住瓦房」。

一九七零年代北韓是比南韓進步強盛，但是今天的南韓在經濟與科技上已經達到世界大國的水平了，北韓卻還在希冀「吃白飯、喝肉湯」，還有不少人凍餒至死。北韓即使能夠回到一九七零年代，南韓卻已經遙遙領航二十一世紀。雙方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差距已經拉開到天地般懸殊，如此則兩韓的對峙還能夠延續到幾時？朝鮮的武力挑釁，反而是給美日韓同盟一個師出有名的機會。

南韓內部的左右派，對何時處理統一問題及該如何對待北韓，一直有很大的歧見。美國似乎給了南韓不小的壓力，希望李明博政府自己要強硬起來。如果要開打，美國也希望是南韓自己先動手。美國國務卿柯林頓夫人領著日本外相前原誠司與韓國外長金星煥在華府召開記者會，對中國公開施壓，表明美日韓同盟要求中國與俄羅斯配合，共同處理北韓。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為此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打了電話，胡錦濤提醒歐巴馬，國際金融還得靠中國合作，中國將「堅決防止朝鮮半島局勢進一步惡化」，就是要阻止美國對北韓用兵。歐巴馬也講白了，要「有效果的對話」，意思是無效的會談就不必了，而且要「消除半島不穩定的危險因素」，這裡面或許也包括了根除北韓政權這個選項。

在曾經參與會談的六方（韓、朝、中、美、日、俄）之外，如果有最直接的、利益攸關的第七方，那就是台灣了。中國與美國為了朝鮮半島而互相開戰的可能性並不高，但是中美關係緊張，台灣處境會相當困難。一旦新韓戰真的發生，台灣就要做戰略與價值觀上的選擇。現在的政府「兩岸優先於外交」的路線以及非常缺乏價值觀的政策思維，將會受到嚴峻挑戰。那將是台灣進入另一個歷史轉折的開始。

發表於 2010/12/08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兩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大韓民國（南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發生了互相砲擊事件。今年三月發生天安艦事件後，兩韓緊繃的關係難以避免的終究要爆發。一九五三年韓戰停火，兩韓四十多年維持和平，在一九九九年兩韓的軍隊首度交火，導致一艘北韓軍艦沉沒，數十人喪生。自此十一年來，韓國與朝鮮陸陸續續發生了多次小規模的軍事衝突。朝鮮半島做為東亞的火藥庫，確實展現了其易燃的性質。

朝鮮半島上的韓民族分裂為兩個國家的狀態，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是很難永遠維繫的。兩韓的實力對比已經相當懸殊，南韓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遠遠超越北韓，更何況北韓的極權政治體制面臨著第三代接班的挑戰，隨時可能從內部爆發危機。這和七零年代之前，北韓接收了日本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又從蘇聯獲得大量科技援助，而南韓則百廢待舉的情況，歷史前後對比有極大的差異。

北韓這個荒謬而脆弱的極權國家，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一方面是它用發展核武來恐嚇日本與美國，但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國在地緣戰略上需要它來做與美國勢力之間的緩衝。另外一方面，南韓國內對統一方案以及對北韓的政策有很大的爭議，南韓也很害怕分立局勢突然打破，在沒有良好準備下，驟然接收北韓大量貧困人口，南韓的經濟會被沖垮。不只是北韓政權自己在苟延殘喘，而是各方勢力都還沒有決心要改變現狀，使得朝鮮半島的兩韓分立勉強維繫下來。

相對地，中華民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卻在這三年來，進入一個和平狀態似乎穩定鞏固的階段。台灣海峽這個東亞的另一個火藥庫，看起來已經拆除了引信，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降到了極低。頗為弔詭地，在一九九零年代，「台－中」與「韓－朝」這兩組分立國家的關係卻不是如今天這樣。

一九九四年第一位出身反對派的韓國大統領金泳三上任，與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配合推動了四邊會談。一九九八年民主運動領袖金大中當選大統領，逐步推動「陽光政策」，尋求與北韓的「和平、和解、合作」，彼時韓半島的氣氛是和緩的。卻是在台海兩岸，由於中國政府對當時的台灣總統李登輝極度不信任，對台灣人民採取武力威嚇，發生了兩次台海飛彈危機，兩岸衝突似乎一觸即發。

台灣海峽的雙方，以及三十八度線的兩韓，在歷史上有非常深的糾葛。中國抗美援朝，直接介入韓戰，而台灣則在韓戰的歷史機緣下得到美國的援助。二次大戰結束後繼起的冷戰體制，給全世界留下了四組以意識形態互相對抗的分立國家：台灣與中國大陸，南韓與北韓，西德與東德，南越與北越。東西德和南北越已經統一，還未解決的就是「台－中」與「韓－朝」這兩組非常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半島上兩韓的統一應該不會太久，只是經由和平途徑或是一場非預期的戰爭。牽涉朝鮮半島的各國幾乎都不想發生戰爭，但是難以維繫卻勉強撐著的現狀，或許會被規劃之外的戰爭所打破。台灣海峽兩岸的分立則不可能在短期內有所改變，但是發生戰爭的機會卻應該是能夠被控制住的。台海永遠和平的可能性遠高於朝鮮半島，希望是如此。

發表於 2010/11/24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為什麼不敢補助陸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留學生（以下簡稱陸生）到台灣來，我們的政府或教育機構是否應該予以鼓勵？該不該提供經濟誘因如獎學金補助？這應該是個可以討論，而且值得好好討論的議題。但是在藍綠對抗之下，綠營將這個問題硬扣上馬政府親中賣台，而藍營則在民意壓力下迴避這個議題。於是台灣的國家利益遂無法經由理性的政策討論而得到實現。

站在對台灣有信心（綠營一向如此宣稱，藍營也這麼說），並且要用台灣民主去影響中國大陸（藍綠都曾經這麼說）的立場，招收陸生到台灣來，讓他們接觸台灣的自由民主，回到中國之後能夠幫台灣講話，甚至改變中國，這豈不是本小利大並且收效長遠的做法嗎？這樣的策略思考，其實兩大黨裡的決策高層都懂。不說前後擔任過陸委會正副主委的兩黨主席，包括所有兩岸政策智囊都很理解，甚至說在這問題上頗有共識亦不為過。

兩黨高層之所以頗有共識，主要原因來自於對美國國家戰略的了解。美國的外國留學生名額，一向是其對外政策的一部分。由於中國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美國長年以來持續增加對中國留學生的名額，而主要的大學也很有默契地提供更多給中國留學生的獎學金。美國國際教育協會公佈的數據顯示，去年（二零零九年）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有九萬八千多人，約佔所有留美外國學生近百分之十五，中國現在是僅次於印度的留美大國。

當然台灣不比美國，但留學生政策做為國家戰略之一環不無可取。然而在兩黨與民意的互動下，台灣的中國留學生政策偏向保守。今年八月間，立法院通過的所謂「陸生三法」（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相關修正條文），設立了所謂「一限二不」原則（指「限制承認大陸醫事學歷」，「陸生不得報考與國家安全機密相關系所」，「大陸人民除非在台定居設籍並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不得持大陸學歷參加公務員、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考試」），並且第一年只開放兩千名陸生來台。

不提當時發生立法院的暴力，民進黨還在這幾個法案上做了違背其基本價值的表態，包括「陸生學雜費應為私立大學台生的兩倍」。這樣的立場，等於是設下了「只歡迎中國有錢人和幹部子女」的門檻。民進黨在過去在野時代乃至執政時期，都不曾有過這樣的立場，只能說是該黨立法委員素質極嚴重的倒退。

國民黨畏於被抹紅的民意壓力，或者說其中有些人因行為媚共而產生的心虛，不敢支持用政府預算給陸生提供獎學金。陸委會現在為了反擊名嘴主持人的指控，一直說只有用「中華發展基金」提供來台研究的短期補助，這卻是一個可笑的表態。事實上，來「研究台灣」的很多學者都具有中共黨政關係，反而是最不需要補助的，即使每年金額幾乎微不足道。

台灣應該提供給清寒優秀的陸生更多來台留學的機會，不應該補助來「研究台灣」的特定人員，而該補助一般性的學術教育，就好像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其主要就讀科系是商管、科學、社會人文學科等等。如果政府不能做或不敢做，那麼大學校長們應該找大陸台商或來台陸商捐助設立這樣的獎學金。以每年兩千名陸生，若其中兩百名值得獎助，每人每年給十萬元台幣，總額不過兩千萬元（從台商宴飲酬酢的費用撥一點零頭就夠了），絕不會排擠台生的權益，卻是為台灣和世界的公益投資。

發表於2010/11/1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五都選舉與兩岸關係

台灣選舉之所以受到世界關注，主要在於「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有什麼影響？」做為一個台灣政治的思考者，免不了被要求談談這個話題，我的立即答案是：沒有影響。

之所以會回答「沒有影響」，當然不是真的以為沒有影響，而是想要提醒所有關注這個問題的台港中日美歐專家學者們，選舉結果與兩岸關係並不是直接的因果關係。想要從台灣選舉去分析兩岸政治，要避免過度解讀。

選舉結果在某個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傾向。民意的體現當然會回饋到政府與政黨的兩岸政策（或曰中國政策）制定上，從而影響到兩岸關係。但是這樣的影響充其量是間接的，是微調式的，而非方向上的或者大規模的影響。

三個多星期後要舉行的五都選舉，既不涉及中央政權的交替，選舉結果誰勝誰敗，不會對兩岸政策或兩岸關係有根本的影響。影響較大的不是選舉結果，反而是五都市長的產生本身，造成對政策決定機制的衝擊。

北北中南高五都，總計有一千三百七十萬人口，約佔全台灣總人口的六成。五都市長所代表的新民意，當然是中央政府絕對不敢忽視的。五個都會所面臨的問題，在兩岸關係的面向上有其共通點，即是如何促進投資、貿易與觀光，乃至教育文化交流，同時又要避免對物價、就業上的衝擊。

台灣正進入一個歷史上特殊的時期，即是短期內面對大陸中國巨大衝擊的時期。未來的五都市長，不論屬於國民黨或民進黨，都必須處理諸多的兩岸事務，包括開航、招商、促銷，乃至往訪。五都市長不可避免地會擁有自己的兩岸政策幕僚，甚至自己的兩岸密使、溝通管道－－而中共也不會吝於與他們直接打交道。

以後台灣每一位縣市首長都擁有自己的小小陸委會，自己搞一套大陸政策。這對中央政府將造成很大的挑戰。政府很難用中央的兩岸政策去規範以民意為名的五都市長。

對國民黨尤其如此。重回執政兩年多來，國民黨政府在施政上幾乎完全著重於兩岸交流，但卻缺乏宏觀一致的理論來指導其政策，不知道何時該進、何時該收，僅僅看到一種唯經濟增長論逼迫著更大的開放、更多的交流。國民黨政府在兩岸政策上很快就要面臨失控，國民黨籍的縣市長若是在兩岸政策上走得比中央政府更快更猛，中央根本沒有對其施加約束的正當性。

對民進黨而言，當家執政是造成其調整兩岸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愈多民進黨籍的縣市首長當政，其兩岸政策愈加務實。這樣的情況也會對民進黨路線形成挑戰，因為民進黨籍的五都市長會與國民黨市長一樣，必須積極地處理兩岸事務，結果會造成一種詭異的雙軌體制，亦即黨的理論和宣傳講一套，執政縣市長做一套。

民進黨市長在國民黨中央執政下，比在民進黨中央執政下更能夠積極地推動兩岸交流，但黨中央在理論上尚無法將其行為正當化，於是縣市長施政與黨中央論述將造成各行其是的雙軌路線。這樣的雙軌路線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是可以運作的，一旦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就行不通了。中央執政的民進黨勢必修改政黨的兩岸論述，否則無法持續推動兩岸交流。

總而言之，五都選舉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並不在誰贏誰輸，而在五都選後的政治結構。問題很大，時間不多，主要政黨領導者以及下屆總統參選人必須儘早籌謀對策。

發表於 2010/11/0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