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台的和平發展階段論

馬英九總統就任後，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新時代急速發展的兩岸關係裡，不僅台灣有新的作為，中國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政策調整。為了適應這個新階段，也為了正當化諸多的政策調整，中共中央理論家及對台智囊們開始構築新的對台戰略論述，即是所謂「和平發展期」。

依據上海東亞研究所章念馳所長的見解，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的新兩岸關係論述已經構築完成，在此論述中，兩岸關係現在是「和平發展期」，是建立胡錦濤所提倡的「共同開創」、「共同享有」、「共同家園」、「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也是兩岸共同振興中華民族的過程。

這套「和平發展階段論」可能成為中共中央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對台政策思想主軸－－如果胡錦濤的對台路線可以延續到他卸任之後的話。「和平發展階段論」的重要意涵在於，中共領導人體認到、也能夠接受目前兩岸分立狀態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在他們的新理論裡，這段時期就是「和平發展期」，是在所謂「和平統一期」的目標實現之前「一個長長的歷史過度期」。

這段「和平發展期」有多長呢？中共理論家們沒有預估，事實上也不可能預估－－既然是和平發展，總要順其自然。訂下時間表，等於是限期動武，就不算和平發展了。但是他們並不急迫，因為在和平發展的框架下，中國將台灣視為等待捉拿的甕中之鱉，雖然時候未到，但只要耐心守候，總不會跑掉。

歷史階段論對於政治領導是十分重要的。將歷史劃分階段，表示對於未來的想像和期待，有別於過去，更代表新的勢力要走出新的路線－－因為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兩岸關係確實進入了新的階段，在擴大三通之後，交流已經是不可逆轉，兩岸關係從冷戰與圍堵的不正常狀態慢慢回復正常。

但是歷史是否如中共理論家腦海裡殘存的馬克思主義一般，是線性發展的呢？如果答案是「不一定」，那麼兩岸關係的階段論就可能是主觀期望大過於客觀預測。

確實，章念馳先生等人的論點，有些部分是頗為主觀的。對於台獨意識消亡的認定，可能是對台灣民意的認識不夠深入，或是把民進黨的勝負當作唯一的指標，而忽略了新世代強烈的台灣認同正在興起，也低估了反中民意的潛力。儘管台灣多數人已經接受兩岸交流的事實，但是對於統一的畏懼以及對於中國的排斥感並未降低，也未必會隨著更多的交流而降低。

台灣意識的持續增強，不必然就會造成兩岸關係走回敵意與對抗的老路。關鍵還是在於中國方面如何應對。如果中國領導者能夠接受以某種「大中華」概念來定義「一個中國」，則台灣與中國是可以並存共生的，這條「和平發展」的路途可以走得比較開闊，更可以避免歷史的波折起伏。

不論如何，兩岸除了和平，沒有別的路可走。就此而言，「和平發展階段論」是較為進步。要落實和平發展，中國政府很快會面對全面撤除武力威脅的台灣民意呼聲。中共要完全接受和平手段解決兩岸問題，兩岸才算是真正進入和平發展期。

發表於2009/7/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華台北與中國台北

奧會模式以及WTO模式，分別是台灣存在於國際組織的兩個主要模式。「中華台北」就是所謂的奧會模式。「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就是所謂的WTO模式。

這兩個模式，都是「台灣－中華民國」委曲求全的「假名」，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用盡各種手段杯葛，既不讓台灣以台灣之名，又不讓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加入國際組織，還要中華民國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代表權讓給「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更要求台灣被稱做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產生出種種奇奇怪怪的名稱。

換句話說，「中華台北」這個一九八一年洛桑協議所訂的名稱，本來就已經是北京施壓下妥協的結果。這並不是台灣人民所喜愛的名稱－－開甚麼玩笑，既不符合「第一社會」的期望（台灣），也不符合「第二社會」的理想（中華民國），更何況中南東部和外島人誰認同台北啊。

這個委曲求全的名稱，我們用了二十七年，算是對北京很配合了。沒想到在任何城市舉行奧運都可以，在北京舉行奧運，就要改成「中國台北」。這次不是我們要計較哪一個名稱，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欺人太甚。

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通訊社，把「中國台北」再改回「中華台北」，竟然引起國民黨中央和行政院的爭功，這也讓人民真的看清了現在的國民黨－－完全沒有一點捍衛中華民國的骨氣，比起當年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還不如。

中國台北與中華台北的爭議，除了暴露出現在的國民黨的性格以外，最重要的是顯露了值得繼續探索的一個大問題：中華不等於中國。

中華和中國是有差異的。而且這差異是台海兩岸都同意而且非常在意的。如果在北京的認知裡，中國就是中華，那麼他們沒有理由要把中華台北改為中國台北。如果在台北的認知裡，中華就是中國，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要堅持是中華而非中國。

也就是說，在這次的奧運隊名之爭後，兩岸發現了一個共識：中華和中國是不同的。中華顯然大於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體，只能代表中國而不能代表中華。台灣（某種意義上）願意自己是中華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寶貴的共識嗎？中國不等於中華，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那麼中華就還留有更大的可能性。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理解並接受這樣的觀點，豈不為兩岸的政治解決打開了重大的活路？

馬英九總統說，改回中華台北代表大陸釋出善意。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女士則說，中華台北不算善意。到底算不算善意？事實上，就看北京如何理解這中華與中國的差異了。如果不接受中國和中華有差異，那麼改來改去當然都不算善意。如果認為中國和中華確實有差異，那麼北京接受中華台北，就算是相當大的善意，甚至還帶點新意和創意了。

戰略明確才符合台灣利益

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或者是缺乏明確戰略方向，或者是刻意地採取游移模糊的戰術，不知道將把台灣帶到什麼樣的不利處境裡。對這個問題，我曾在這個專欄表達憂慮，有些國內的評論家也認知到這個問題並且加以批判（例如司馬文武先生在財訊雜誌的專論）。

然而即使有再多的專家評論，也不如重要外國政府的反應來得直接。由美國暫時停止對台軍售，以及日本駐台代表和多位相關人士發表的憂心台灣對日政策的言論，已經將馬政府戰略缺乏或戰術失誤的問題暴露得很明顯。

就任才短短兩個月，馬政府已經造成國家安全上重要友邦的疑惑，甚而可能採取政策調整，這絕對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馬總統本人，以及政府的國安和外務重臣們，好像認為他們做得很好，很得計。這是更令人擔心的情況。比如，馬總統曾親自說出，釣魚台事件之後，台日關係反而有正面的發展。但是日方所傳達的訊息卻顯然並非如此。相反地，台日關係正面臨必須好好修補的微妙處境。

簡化來說，馬政府有一種傾向，就是以為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甚至表現出一種台灣向中國傾斜的印象，會讓美國和日本感覺到壓力，因此反而要對台灣更好一點，給予的優惠更多一點。馬政府的謀士認為，釣魚台事件後日本的道歉讓步，正是這種策略操作得計的證明。殊不知，如果所謂的成果是藉由「聯中制日」而得到，則根本不會是好的結果。

道理很簡單，釣魚台並不是台灣的根本國家利益，但台日關係是。我曾寫過，台灣的國家利益可分為「釣、魚、台」三個層次：「保釣」（抽象尊嚴），「保魚」（經濟利益），「保台」（國家安全）。任何頭腦清楚的人都可以判斷，「保台」優先於「保魚」，「保魚」優先於「保釣」。台灣經由成熟有技巧的折衝，而能得到日本的讓步，當然是可欲的結果。但台灣對日交涉，應該以雙方共同利益為基礎，而不是以中國做籌碼。若自以為可以聯中制日，即使是做戲，也都會給台灣帶來後患。

美國和日本都不是在外交上接受被動處境的小國。如果台灣要玩中國牌，美日的反應不可能是予取予求。更嚴肅的是，台灣中華民國的根本生存，在短期內仍然依靠與美日的準安全同盟。更不要提，台灣和美日還有一層民主人權的價值同盟。馬政府的策略家們以為，我們可以在戰略上游移於中國和美日之間，以此從兩邊換取一些利益，這是令人驚駭的錯誤。

台灣在中、美、日之間，必須要有長遠而清晰的戰略，而且要將大國力量的平衡以及各方的利益都考量在內。台灣應該要主動，但不是讓人猜疑不知走向何方的蠢動，而是讓各方都明確知道方向的穩健前進。台美日關係穩固不意味著與中國對抗，兩岸關係增進也不必然造成台美日關係受傷。台灣帶著與美國和日本的共同利益，也就是穩定的台海和東亞秩序，朝向兩岸關係的改善，這才是對的方向。

馬英九是兩岸和平締造者嗎？

馬英九總統在接受CNN專訪時說，他是和平使者，不是麻煩製造者。這話不算錯。在陳水扁總統之後，大概也很難有台灣總統能夠為台海製造更大的不穩定。全世界都認為馬英九先生不會在台海掀起戰雲。

但是馬英九總統要了解，他要做的不是全世界的模範生，也不是華府和北京的乖寶寶。他是台灣的總統，他要做的是增進台灣最大的國家利益，而不僅僅是和平而已。和平，固然是國家利益中最根本的一項，但是坦白講，在兩岸之間要達成和平並不困難－－只要事事服從北京就可以了。

當馬先生還是在野的國民黨主席的時候，他可以附和著美國官員和學者，說些阿扁總統是麻煩製造者的泛泛之論。當他已經就任台灣的總統，他還自己說自己不是來搗亂的，這樣就讓人感覺比較無聊一點。總統代表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當然不是來搗亂的。這還需要總統親自表態嗎？

台灣的總統當然不是搗亂者。但也不僅僅是和平使者。台灣的總統必須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也是台灣最大利益的創造者。

為什麼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呢？又要如何創造最大的台灣利益呢？目前所有陳腔濫調的近程中程架構，都無法為台灣帶來永久的和平。美國人所提的架構，是美國人的利益，是要把台灣和中國暫時安置在一個美國所主導的亞洲秩序裡。台灣總統不是美國政策的執行者。台灣需要一個從台灣主體出發、有原創性的方案，能夠巧妙地維繫大國力量的平衡，又能納入兩岸民意的基本需要。由台灣人所設計的架構，才有可能是對台灣最有利的架構。

從馬總統就任兩個月的表現看來，他和他所領導的政府可能很難達到這樣的目標。馬總統在TVBS民意調查所顯示出來的低落聲望，固然主要因素不在兩岸政策，但是偏低的民意支持度是很大的警訊，代表馬總統大概不容易主導兩岸和平架構的創建了。

根本的問題出在馬政府缺乏一個宏觀、有戰略性、內在邏輯連貫的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理論。我曾經指出馬總統「一中各表」的表法是一個悖論。馬總統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但他也說過，中華民國是台灣。兩個等式放在一起，推出「一個中國是台灣」的荒謬命題。當然我們理解「一中各表」本來就是扭曲和勉強的事情，兩岸之間有太多不得已而違背事實的言詞。但是馬總統從來沒有讓人民搞清楚，他的戰略觀到底是什麼－－「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是國家目標？還是一時的辭令？

同樣根本的問題，是馬英九總統尚未獲得另一半人民的信任，而且這種信任的落差還在加速擴大中。在台灣的「第一社會」或者說綠色的選民裡，有非常多的人認為馬英九先生會向中國屈服。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為了保衛中華民國，馬英九是不可能不保衛台灣的－－因為中華民國確實就是台灣。但是馬先生沒有讓本土派人士了解到這一點，反而毫無招架地被戴上統派的帽子，這卻是他自己要負責的。更甚者，馬英九做為國民黨領導者，放任部份藍色政治人物挾中共之力來對付他，這如果他自己不放聲喊出來，誰也沒辦法救他。

馬總統的和平訊息，全世界早就已經收到了。但是馬總統如果沒有能力去做真正的和平架構的締造者，那麼就只好讓在野陣營以及民間來擔負這個重任。畢竟，國家是我們大家的。

維護台灣獨特性

用行動來愛台灣、護台灣的時候到了。

我並不是在散播某種恐慌，說中國觀光客登台、包機直航、人民幣在台兌換，這一類的兩岸交流會讓台灣失去獨立地位或被消滅掉。

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遲早都要正常化。兩岸的交流是無法阻擋的。兩岸的交流對台灣是必要的。台灣也不會因為這些交流就不存在了。但是，我們要非常清楚：台灣的獨特性，是需要台灣人有意識、有決心地捍衛，否則是很可能會流失的。

台灣早已發展了獨特的台灣文化。這台灣文化並不僅僅是「第一社會」（一九四五年之前就在台灣定居的社會）的文化，或舊意義下的所謂本土文化－－一種相對於「第二社會」（一九四五年之後隨著國民政府軍隊來台的社會，或外省人）的文化定義。

相反地，獨特的台灣文化是「亞洲歷史的混搭」，結合了南島文化、日本和西方文化，而以華人文化為主軸－－這華人文化也不是由「第二社會」所帶來的，而是跟著早期的漢移民來到台灣數百年，是原本就深植在「第一社會」裡的。現在的台灣獨特文化，當然是融入了「第二社會」之後又發展了數十年的跨世代本土文化。

這樣的台灣文化獨特性，已經是全體台灣人的共同認同，也是「第三社會」（台灣－中華民國共同體）的文化認同。我們的獨特文化，有美好也有醜陋，但我們珍惜。

二零零八年七月到八月，就是全體台灣人奮起動員，共同守護台灣獨特性的發起日。包機直航、人民幣兌換，直到北京奧運開幕，台灣民間首度幾乎毫無心防地暴露在巨大的中國之前。這是一百多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

我們歡迎開放。但是在開放之下，我們應該有所準備。很不幸，馬英九政府並沒有準備。不僅沒有準備，甚至很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馬英九政府的理論家（假定有的話）沒有想到的，馬英九總統沒有講的，我們在民間不能不講清楚：

捍衛正體字。正體漢字是台灣為全球華人和全人類所保存的資產。沒有必要為了迎合大陸觀光客而把優美的正體字改掉。讓他們來學學正體漢字，也是台灣的觀光特色。政府機關應該明文規定不用簡體字。民間商號用簡體字，該被輿論批評。

捍衛新台幣。台灣中華民國的合法貨幣是新台幣。人民幣在台合法兌換，不代表民間可以流通。可怕的是這種現象已經開始出現。政府要嚴查，絕對不能容許民間流通人民幣。金融擾亂的後果不堪設想。

捍衛台灣的中文詞彙。語言是文化的結晶，台灣的中文（包括漳泉河洛話、客家話等）都與大陸有所差異，不論是傳統詞彙或外來語、流行語皆然。讓我們講自己的話，維護台灣中文的獨特性，不必特意去學中國大陸的詞彙。媒體記者、主播，你們的示範責任最重大。

捍衛台灣的價值觀和言論自由。這是最根本的，也是全台灣媒體老闆和主管們絕對不可棄守的。台灣人有權利講愛台灣，台灣人有權利公開批評任何政府－－包括我們自己的政府以及對岸中國的政府。這正是台灣在全球華人世界最大的獨特性。如果任何媒體開始自我設限，逐漸流失批評的空間，那就表示台灣的價值在淪喪。

全體台灣人，睜大眼睛看好，共同看顧我們所珍惜的獨特性。

真實時刻的來臨

七月到八月，正如英文所說的 the moment of truth，是台海兩岸隔絕一甲子之後的真正關鍵時刻－－兩岸關係究竟將如何發展，真實的答案即將攤在我們的面前。

當然自從一九八七年台灣方面開放返鄉探親之後，兩岸就展開了民間交流；大量的台商台幹到大陸營生，相當數量的大陸新娘嫁到台灣，都使得兩岸社會在互動中逐漸變化。但是二零零八年七月的觀光、直航、人民幣的開放，以及八月的北京奧運，將會為兩岸關係帶來新一階段的影響。

真正的兩岸衝擊來了。兩岸的來往雖然已經極為密切，但都還是在某種間接、局部、不正常，或說不完全正當的氛圍之中。從台灣的立場來看，過去的交往都還是在某種心理的防衛之下進行的。但是七月到八月的新發展，卻是要求台灣社會撤除了心防，還在人民心裡給予對岸的中國過去所欠缺的近乎完全的正當性。

中國民航機直接飛進松山機場，兩岸的敵對印象將被幾乎全部抹除。印著毛主席畫像的人民幣在台灣可以兌換，甚至很有可能會在民間流通（在某些地方已經發生），這不僅是金融層面更是集體認同的衝擊。台灣人熱烈討論著陸客來台觀光，從前台灣人有錢做大爺的情況已經悄悄逆轉，變成了要去奉承討好大陸貴客。

北京奧運對台灣民心的衝擊更不待言。中國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的形象，會讓台灣人陷入某種新的困惑之中－－有的人感到與有榮焉，有的人趨炎附勢，有的人則厭惡排斥。

這樣的衝擊，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能夠好好面對嗎？我絕不是在散播某種恐共甚至恐華情緒。兩岸的交流是不可能阻擋的。兩岸並不處於內戰狀態。兩邊的人民都應該在正常而正面的態度下互相溝通。台灣人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也要給予合理的肯定。我甚至也不認為北京政府對台灣有著立即的武力威脅動機。

但是台海兩岸畢竟是非常特殊的關係。在馬英九總統聲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之下，我們該如何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如何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們的關係？在「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怪誕立場下，我們的政府、大眾媒體、教育機構對於兩岸的真實時刻所帶來的巨大認同衝擊，有沒有做好準備？對於我們的國民心理，對於我們的國家利益，到底有多少周詳的評估和應對方案？

馬英九政府顯然從理論到宣傳都沒有做好準備，甚至很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心理衝擊將對他們念茲在茲的「中華民國」將產生巨大的影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到底是甚麼關係？馬政府的理論家（如果有的話）從沒能夠講清楚。

政府都沒有立場，社會就很難有共識。領導者沒有發揮領導力，媒體又徬徨失措－－有的電視台把陸客說得好像蠻族，有的又當成是救世主。整個台灣社會在面對這新的情勢時，卻竟沒辦法拿出個不卑不亢的態度來。

再思考曹興誠方案

知名科技企業家曹興誠先生在去年十一月提出制定兩岸和平共處法的構想，近日又提了一些修正的想法。半年前，曹先生提出此一構想時，民進黨政府還由陸委會高層官員寫了長文批判，陳水扁總統更連續數天公開指責。如今，民進黨已經失去了政權，曹興誠仍在努力鼓吹他的想法，只是他必須說服的對象變成了馬英九總統。在藍綠政權交替之後，曹興誠的主張極可能仍不為當道所喜。但或許如此，各方更可以理性客觀地看待曹先生的主張。

所謂兩岸和平共處法，其基本要點是：台灣不舉行獨立公投；台灣不排除與中國統一，但必須經過台灣人民公投同意；台灣單方面立法規定，不主動辦理統一公投，而是在中國提出統一要求下辦理；中國為求台灣人民同意統一，必須提出足夠吸引力的條件而非武力逼迫；若統一公投被台灣人民否決，則中國必須在一定期間之後方能再度提出統一要求。

平心而論，這是從台灣利益為出發點的主張。很可惜，藍綠各方若非根本沒有認真了解，就是刻意誤解，以至於曹興誠只好自比為老麻雀，兩腳朝上要去頂天。更大膽地說，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偏獨的方案，或者說是一個偏綠的方案。自認為站在本土立場的人，實在是沒有什麼理由硬要去批鬥甚或去扣人家帽子。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偏綠的方案呢？曹興誠的構想，不僅和民進黨的正統理論不衝突，甚至可以說是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一個落實方案。和平共處法認為台灣現狀是獨立的，而且主張改變此一獨立現狀需要經由台灣人民的民主程序認可。和平共處法要求中國除了爭取台灣人民同意之外，別無他法可以統一台灣。這都是符合民進黨理論的。陳水扁前總統以及部份自命獨派人士對曹興誠的痛批，實在是因為他們自己背離了民進黨的正統理論。

在去年的一場由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主持、曹興誠先生出席的討論會上，我曾直言指出，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用無時間表的終極名目統一換取長期維持實質獨立」的方案。明白人都知道，台海兩岸需要一個和平架構，但是一個只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架構卻很可能無法真正維持現狀。同時，任何預設結果的方案又會立即遭到抗拒。因此，一個符合台海現實又尊重普世價值的「終局處理程序」，也就是預設終局方向但是卻以程序優先於結果的方案，優於沒有價值觀的所謂中程協議，也優於預設立場的統或獨。

兩岸和平共處法距離實現還很遙遠。但是曹興誠先生的基本構想，就我的理解，正是一個符合現實又有價值理念的終局處理程序，而且有可能是讓台灣維持獨立於中國中央政府控制之外，能夠維護本身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的方法之一。站在台灣優先的立場，除非誰有辦法提出達到同樣目標又更貼近現實的方案，否則為何不能放開心胸，以曹興誠的提案做為進一步思辯探討的基礎？

善意的理解和循環

中國四川震災區人民所受的苦難－－特別是孩子們的一隻隻小手，震撼了台灣的人心。跨越海峽的援助，源源不絕。我自己身邊就有很多友人與團體積極投入，例如致力於青少年全人發展的外展教育基金會，已經準備好進行災區學童心靈重建的工作。台灣人的愛心行動，太多太多了，媒體根本報導不完。

全世界都關心四川，各國人都在援助災民。但是台灣人顯然特別突出。陳水扁總統在卸任前決定政府捐出二十億台幣。援助金額的前十名外商（包括港澳）裡，台灣企業佔了一半，居首的台塑集團捐了一億人民幣。慈濟功德會在街頭募款，目標十二億台幣。

台灣人慷慨解囊的理由，可能就和台灣人對於中國大陸的複雜情結一樣，都有百百種。有的人認為兩岸血脈相連，有的人重視普世人道價值，有的人則認為這樣的援助能改善兩岸關係。即使理由百百種，我認為其中一種是根本的－－受苦人們的哀號，我們聽得懂。由於語言相通，人的心靈就更容易直接感受。

但是，台灣人的慷慨解囊，在國內並不是沒有爭議的。陳水扁前總統的決策就遭受了一些批評。有的認為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尚未解除，不應該幫助敵國。有的則對於台灣納稅人資源配置有所異議。慈濟功德會，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質疑。有人擔心，慈濟為中國募這樣多的善款，會不會排擠了台灣內部更需要救濟的如弱勢兒童、絕症病人等所能得到的資源。

無論如何，這些反思並沒有阻礙台灣人對四川災民的關心和同情，而無非是一個自由社會多元意見的表現。整體而言，台灣民間的人道主義是超越政治思考的。對台灣人來說，不論中國政府怎麼對待我們，看到語言相通的人們受苦，我們總無法忍心坐視。這就是台灣人的心腸，柔軟而溫暖。

然而，當中國政府與媒體將台灣人對四川災民的善意，粗暴地納入一個中國的論述，將台灣的人道主義行動誤解為大中國國族主義的表達，這就使得反對援助的一派找到了堅實的證據，認為中國官方利用了台灣人的善意來服務他們的政治目的。中國民間的國族主義興起，全世界已經戒慎恐懼。在每一個國際事件，例如奧運聖火受到阻撓等，都看到過度活躍的國族主義情緒在氾濫。

無時無刻都要尋找出口的國族主義情緒，對於兩岸人民的關係，對於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信任感，都有很負面的影響。透過一同救災，兩岸人民本來應該可以好好培養更多的同情、理解和互信，降低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但若中國官方和媒體為了自己的政治宣傳，硬要把台灣人的善意給曲解，良好的氣氛就被破壞了。

台灣人的善意，需要被正確地理解。這樣，善意才能激發更多的善意。中共領導者和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有責任要正確地理解台灣政府和民間的善意，不要把我們的好意拿去做官方宣傳工具。由於語言相通，受苦的人們哀號，我們容易感受。但也由於語言相通，刻意的利用，我們也很容易發覺。台灣人的心是柔軟的。我想，不管中國官方怎麼說，台灣人應該都會繼續關心和幫忙，但是我們不希望錯誤的理解使得柔軟的人心變得堅硬。

不只金錢外交要改

為什麼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為什麼在南太平洋？三千萬美金為什麼這樣就出手？邱義仁何必這樣做？或者，我這樣追問：大家都說，外交思維該改了，到底該改的是甚麼？

南太平洋的島國，對台灣來講，或許只是人口較少，援助價格相對便宜的邦交對象。但是對於美國－－海權時代的全球霸主而言，卻是與由陸權邁向新興海權的中國，兩大勢力尖銳較勁的前線。

在巴紐金錢外交案爆發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海頓日前在演講中指出，中國撒下三億七千萬美金要收買太平洋的島國。沒有錯，中國和美國在南太平洋競爭天然資源和戰略部署。南太平洋擁有軍隊的國家中，巴紐、斐濟、東加王國、萬那杜，都受到中國的軍事援助。以此，台灣和中國在南太平洋的金錢外交比賽，就不只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台美中的三邊關係。

最好的例子是比巴布亞紐幾內亞小很多的吉里巴斯。一九九七年起，中國在吉里巴斯設有太空監測站。這個太空監測站，由於可以觀測到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測試，成為中國與美國角力的一個接戰點。二零零三年，吉里巴斯與台灣建交、與中國斷交，太空監測站遂被拆除。中國被迫要在南太平洋的其他島嶼另尋建立監測站的地點。

這說明了台灣與中國在南太平洋競爭邦交的意涵。台灣幫助美國在南太平洋的特定戰略點上，排除中國勢力的介入。台灣支持美國在亞洲安全體系裡的角色，並不是錯誤，但是我們是不是要在任何一個點上都毫無保留、不擇手段地投入，應該要以台灣主體的利益來考量。

這八年來陳水扁政府的外交主軸，由邱義仁所代表，就是配合美國小布希政府新保守主義的某種圍堵戰略──除了陳總統本人偶爾的對美政策暴走以外。邱義仁在民進黨執政前擔任黨的駐美代表，一向被他的派系捧為民進黨的知美派。邱義仁是否知美，我不知之。因為邱義仁多年來沒有公開論著，自從進入國安體系之後，更從未向黨內黨外說明他的政策和戰略思維。

二零零六年，在邱義仁國安會秘書長任內，國安會好不容易提出了國家安全報告，照理說這是學界和輿論界能夠評判邱氏政策的依據了，但是邱義仁一句「我看都不看」，遂使得想要認真討論國家安全戰略的學者們頓時變成傻瓜。

邱義仁秘書長的神秘與玩世作風，結合了陳水扁總統的搖擺和暴走政策，在民進黨政府的外交戰略體系中幾乎形成了一種反智的氛圍，有意義的政策討論難以進行，讓一些有識之士感到有理說不清。陳水扁核心團隊的外交操作，即連違背常識都往往有之，違反體制不過只是餘事了。

該改的，不只是金錢外交。或者這樣說，外交本來就要花錢，但是花錢是為自己花？還是為別人花？應該要調整的，更是整體的國家戰略思維。台灣應該繼續和美國維持緊密的關係，但是我們是否要在每一個地方都扮演美國圍堵中國的馬前卒？這樣做是否最符合台灣的國家利益？還有，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思考，可不可以有點邏輯，有點整體性、聯貫性，讓知識界可以批評討論？國家安全官員可不可以有點責任感，對輿論和民意有點在意，有點回應？馬英九政府必須引以為鑑！

一中各表需要什麼共識

博鰲論壇閉幕，蕭萬長先生看似頗有斬獲，國民黨人謂此是「九二共識」有效的證明。然而，馬英九先生對於「九二共識」過於執著，卻忽略了真正的本質問題，這讓即使樂意看到馬政府有所作為的人，都無法不感到憂慮。

在當選的第二天，馬先生就急不及待地在國際記者會上說，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上重開兩岸對話。或許馬先生認為這是他的一貫主張，而既然他獲得了七百六十五萬票，也就代表了他的政見獲得選民的授權認可。但是這裡有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我們都厭煩了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前後任總統沒完沒了地爭辯究竟有無「九二共識」。假定有，假定「九二共識」並非事後創造而是確有其事，但是這個所謂共識發生時，台灣連立法院都還沒全面改選。台灣真正進入政黨政治是在九二年之後。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兩岸關係極為重大的因素。但是「九二共識」的支持者，似乎完全不考慮其是否具有民意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事後台灣人民好像都沒法對這個「共識」置一詞。

一九九二年距離今日已經十六年，其間中國、台灣雙方內部以及彼此之間，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今日兩岸若能夠重啟對話，當然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也有此基礎，而不是因為十六年前的共識。當年有沒有「九二共識」，其實都不是今日能不能重啟對話的原因。重啟對話的機運，可能是因為新總統的當選，而甚至未必是「一中」。

當然，馬英九先生可能認為兩岸不能再等、不能再觀望。馬先生或許認為，過去十幾年經驗足以證明台灣非得要接受「一中」不可。也有可能馬先生在心底深處就認定，即使不是為了重啟對話，台灣本來就應該要宣示「一中」。即使如此，馬先生都沒有必要在當選第二天就急著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馬先生該怎麼做呢？他應該善用就任前的時間，尋求社會共識，去找到「某種一中」的「表」法。因為他是候任的國家元首，他不需要扮演兩岸問題專家。他不必講「各表」，他只要在適當的時機，直接去「表」就好了。例如謝長廷先生甘冒民進黨內大不韙而說出「憲法一中」，難道真的是要談憲法的問題嗎？其實「憲法一中」不就是謝長廷的「表」法嗎？

馬英九先生所需要的其實不是「九二共識」，而是台灣人民對於「一中表法」的共識。也就是說，「一中各表」的問題，其實不在於「九二共識」是否存在，而在於其所「表」的「一中」是個甚麼樣的「一中」。

「一中表法」有很多，可以用既有的，但最好是新創，要能夠維護台灣主體性以及兩岸對等。很不幸地，馬先生選擇了相當差的一種「一中表法」，那就是退回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表法。這個表法的錯誤和倒退性，必須以另文評析。無論如何，這種「一中表法」，很弔詭地，是和博鰲論壇上蕭萬長先生所提的十六字方針的第一句「正視現實」完全違背，也幾乎可以斷言，不可能得到台灣人民的共識。馬總統必須在就任前修改理論。

讓西藏自由

二月底，數十名西藏代表啟程前往北京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委員會。西藏自治區的中共黨委對這些代表委員表示熱烈祝賀。他是這樣說的：「大家一定要…增強光榮感、責任感、使命感，以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同時要充分反映西藏改革發展穩定各項事業的新發展、新變化、新成就，充分反映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共同心願和呼聲…。」

他還說，「要深入思考，把握會議精神…，把我們對黨中央親切關懷和全國人民無私支援的感激之情表達出來，把我們按照中央決策部署做好西藏發展穩定工作、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發展路子的決心充分表達出來，以實際行動回報黨中央的關懷和全國人民的厚愛。」毫無例外，自治區黨委給與會代表們披上了尊貴的白色綢布哈達。

三月初，有一批旅居印度的西藏流亡青年領袖將展開徒步返鄉活動，要跨越平均海拔六千公尺的喜馬拉雅山脈，預定要在八月的北京奧運揭幕之前，進入他們被拒絕的故鄉。這是西藏人民起義運動的青年們，他們將從三月十日自達賴喇嘛駐錫地達蘭薩拉出發，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然後發動流亡藏人群眾，分途進入西藏。他們準備花六個月的時間，翻越高不可攀的世界屋脊。他們很可能會在途中遭受拘捕，也很可能會在艱困的旅程中生病、受傷，當然也可能因此失去此世的生命。但如果他們成功，世界將為之感動、震撼。

為了偉大的「兩會」和「奧運」，在這群代表們所代表的土地，還有流亡青年所要徒步返回的土地上，還發生了哪些事情呢？過去一年內，位於西藏東部康區的甘孜州委政府和武警如火如荼地推動著「愛國教育活動」。根據指證，這個愛國教育活動將未滿十八歲的僧尼以及從印度返回的喇嘛強制逐出他們所住的寺廟；所有寺廟和僧房的建築內部空間要登記；所有去過印度聽達賴喇嘛弘法的藏人都要被登記和盤查；家庭佛堂被拆除；州縣內任何一張達賴喇嘛以及由達賴所確認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相片都一律毀棄，不准保留，甚至每個人都被要求要譴責達賴喇嘛──必須有錄影和錄音為證。

人類文明中很可能是在精神高度上最極致，而蘊含現代社會精神危機的解救之鑰的西藏佛教文明，面臨著這樣被逐漸改造和消滅。非常弔詭地，若沒有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強行進入拉薩，迫使達賴喇嘛帶著八萬藏人流亡到印度，為了要爭取世人對西藏的同情，達賴喇嘛與諸多上師們奔走於各國各大城市，積極地融入現代社會、傳揚教法，則藏傳佛教及西藏的藝術文化很可能不會被世界上這樣多的人所認識，也可能不會得到這麼多歐美知識份子的體驗、嘆服與學習傳播。這是極難理解的因果。

不論如何，台灣人關切西藏，即使不是為了遙遠雪山高原的人權，也不一定是為了和全球反對北京政權的勢力同仇敵愾，就為了保留認識和啟發自身心性的希望，做為人類的一份子，沒有理由不讓西藏自由。

十年新世代綱領

十年前，一九九六年的五月，近百位青年政治工作者，在台灣第一次的總統直接民選過後，聯名發表了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提出台灣團結鞏固現狀的新政治論述。這份綱領震撼了當時的朝野政黨，更引起對岸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直到今天，美國的台灣與中國研究學者還注視著這條政治路線的發展。

新世代綱領的核心論旨是：台灣獨立問題的決定因素不在國內，而在國際。台灣獨立的狀態乃是因應美國在亞洲地位的維繫，中國的崛起，以及台灣的民主化等三個歷史因素交互作用而變化。新世代主張揚棄內部對抗的台獨運動，轉而一致對外，鞏固實質獨立。

四年後，同樣是五月天，首位出身本土政黨的總統當選人，在群眾的歡騰中宣誓就職。原本陳水扁的當選機會頗為渺茫。他最大的弱點在於高舉名目台獨的主張，以及對兩岸關係的處理能力不受信賴。陳水扁終於能夠出線，極為重要因素之一是民主進步黨進行國家主權相關政策的論述調整，使得民進黨成為現狀的維護者，而非挑戰者。有政治觀察家指出，新世代的衝撞，帶動了民進黨的轉型；而民進黨台獨理論的轉型，大抵遵循了新世代所規劃的路線，雖然在格局上還遠不如新世代所描繪的願景。

新世代綱領提出十年後的今天，由於民進黨轉型而獲益的總統當選人，正面臨著權位存續的終極保衛戰。政權岌岌可危的原因，卻不在於台獨問題，而在於家族與權力集團的利益攫取。但是，陳總統所要進行的政權保衛戰，卻以台灣主體、本土政權為名。

然而，對於深刻瞭解何謂本土、何謂台獨的理論工作者來說，要以本土或台獨的理由來支持陳總統的政權保衛戰，不僅是十分牽強而已。

陳總統強行推動三二零公投，自創預防性公投的概念，違背了民進黨正統的防衛性公投理論；為了操作民意突然宣稱廢止國統綱領，為了個人聲望從事過境外交，激化國內的民意對抗，傷害台美之間的互信，更反而促進美國與中國的合作。以新世代綱領所擘畫的路線為判準，陳總統六年來對台灣獨立的貢獻實在很難令人滿意──美國沒有對台灣更支持、中國沒有對台灣更容忍、台灣內部沒有更團結。在這三個判準上都是負面的，台灣的實質獨立有強化嗎？台灣的名目獨立有可能嗎？

在陳總統政權保衛戰的最後關頭，即使有人想要伸以援手，也不該以本土政權或台獨運動為名。不論如何偏要支持陳總統的人，可以用任何理由，但不可能是台獨。因為陳總統六年來對台灣國家主權與國際地位的提升並沒有貢獻。如果不是這樣，台獨黨綱的起草人與捍衛者林濁水，不會在外交委員會針對陳總統的對美政策提出痛心的質詢。

從十年前提出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到今天不忍地目睹政權保衛戰；真誠的台灣愛國者，大概是在感情上最受到煎熬、在政策上最感到被背離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