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明確才符合台灣利益

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或者是缺乏明確戰略方向，或者是刻意地採取游移模糊的戰術，不知道將把台灣帶到什麼樣的不利處境裡。對這個問題，我曾在這個專欄表達憂慮，有些國內的評論家也認知到這個問題並且加以批判（例如司馬文武先生在財訊雜誌的專論）。

然而即使有再多的專家評論，也不如重要外國政府的反應來得直接。由美國暫時停止對台軍售，以及日本駐台代表和多位相關人士發表的憂心台灣對日政策的言論，已經將馬政府戰略缺乏或戰術失誤的問題暴露得很明顯。

就任才短短兩個月，馬政府已經造成國家安全上重要友邦的疑惑，甚而可能採取政策調整，這絕對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馬總統本人，以及政府的國安和外務重臣們，好像認為他們做得很好，很得計。這是更令人擔心的情況。比如，馬總統曾親自說出，釣魚台事件之後，台日關係反而有正面的發展。但是日方所傳達的訊息卻顯然並非如此。相反地，台日關係正面臨必須好好修補的微妙處境。

簡化來說，馬政府有一種傾向，就是以為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甚至表現出一種台灣向中國傾斜的印象，會讓美國和日本感覺到壓力，因此反而要對台灣更好一點，給予的優惠更多一點。馬政府的謀士認為，釣魚台事件後日本的道歉讓步，正是這種策略操作得計的證明。殊不知，如果所謂的成果是藉由「聯中制日」而得到，則根本不會是好的結果。

道理很簡單，釣魚台並不是台灣的根本國家利益，但台日關係是。我曾寫過，台灣的國家利益可分為「釣、魚、台」三個層次：「保釣」（抽象尊嚴），「保魚」（經濟利益），「保台」（國家安全）。任何頭腦清楚的人都可以判斷，「保台」優先於「保魚」，「保魚」優先於「保釣」。台灣經由成熟有技巧的折衝，而能得到日本的讓步，當然是可欲的結果。但台灣對日交涉，應該以雙方共同利益為基礎，而不是以中國做籌碼。若自以為可以聯中制日，即使是做戲，也都會給台灣帶來後患。

美國和日本都不是在外交上接受被動處境的小國。如果台灣要玩中國牌，美日的反應不可能是予取予求。更嚴肅的是，台灣中華民國的根本生存，在短期內仍然依靠與美日的準安全同盟。更不要提，台灣和美日還有一層民主人權的價值同盟。馬政府的策略家們以為，我們可以在戰略上游移於中國和美日之間，以此從兩邊換取一些利益，這是令人驚駭的錯誤。

台灣在中、美、日之間，必須要有長遠而清晰的戰略，而且要將大國力量的平衡以及各方的利益都考量在內。台灣應該要主動，但不是讓人猜疑不知走向何方的蠢動，而是讓各方都明確知道方向的穩健前進。台美日關係穩固不意味著與中國對抗，兩岸關係增進也不必然造成台美日關係受傷。台灣帶著與美國和日本的共同利益，也就是穩定的台海和東亞秩序，朝向兩岸關係的改善，這才是對的方向。

保釣、保魚、保台

在釣魚台問題上，台灣的國家利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保釣、保魚、保台。要釐清這段時間以來的各種爭議，必須將問題放在這三個層次來衡量。

保釣，保的是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看似實質的領土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抽象的國家尊嚴。釣魚台本來不在大多數人的注意範圍內，每當有了突發事件，就成為公共關注的議題。事實上，保釣運動只是一個民族主義運動。民族主義運動通常只能對自己的政府施壓，而對國際爭議的解決沒有什麼直接幫助。

保魚，保的是具體的經濟利益。這裡的魚，指的是漁權，更包括看不見的海底大魚－－釣魚台海域的油藏。在這個層次的釣魚台問題，是實質的國家利益而非抽象的國家尊嚴。由於是實質的利益，因此可以客觀衡量。簡化來說，保釣是主權問題，至高無上不能分割。保魚卻是股權問題，各方可以認股出資、共同開發。

保台，保的是根本的國家生存與安全。台灣是處在生存危機之下的國家，這點大概沒有疑義。台灣中華民國的生存，依賴與美國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準同盟關係，這也是公認的事實。不論未來兩岸是合是分，幾十年內我們要維持現狀，就只有同時增進對中和對日關係，而不可能發生聯中抗日、破壞亞洲秩序的事情，這和媚日親美無關，而是和台灣中華民國自己的生存有關。

美國的外交政策官方文件，例如國家安全報告，都會先定義什麼是國家利益，然後為不同的國家利益排定優先順序。這是討論複雜的對外政策必要的標準程序。保釣、保魚、保台，正好就是三種不同層次的國家利益，只是優先順序是顛倒的：保台（國家安全）優先於保魚（經濟利益），保魚（經濟利益）優先於保釣（國家尊嚴）。

當然，這是理性的優先順序。有部分激進的民族主義人士認為尊嚴凌駕一切，為尊嚴不惜一戰，這種意見不值得納入政策討論。近來國內對於釣魚台問題的討論，之所以陷入情緒而夾纏不清，就是因為對於國家利益缺乏共識，且對於國家利益的優先順序往往混淆了。

在保台優先於保魚，保魚優先於保釣這樣的順序之下，馬英九總統與福田康夫首相直接溝通解決爭議，是對的。許世楷代表主張不要以釣魚台偶發事件破壞了日方對馬總統的認知，是對的。激進保釣人士吵著要政府出兵，是錯的。部分民意代表搶著作秀擴大爭端，是無知。

事實上，維持和平、共創經濟利益，優先於領土主權和尊嚴問題，這樣的政策順序，也是中國政府的選擇。中國和日本，日前才共同發布新聞，將合資開發東海的春曉油田。這說明了當主權問題無法解決的時候，先處理股權問題，是國際的主流思潮。這樣的發展也告訴了想要聯中抗日的激進民族主義人士：中國也沒有打算為了釣魚台對日開戰，不要異想天開。

釣魚台問題很快就會在我們的公眾議程上沉寂下來。但我覺得這是一個絕佳的案例，可以用來提升政策討論的品質。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已經效法商學院採取個案教學法（case study）。如果有機會把釣魚台問題寫成教學個案，一開始我就會問：假使你是年輕時曾經參加保釣運動的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你會怎麼做？

世界性就在台灣

台灣原本就是屬於世界的島嶼。位於歐亞大陸東南沿海的航線上，三個世紀以來歷經歐洲與亞洲帝國主義的殖民，上個世紀後半期以來，又置身在太平洋兩岸的陸權與海權國家的地緣政治交界。這樣的島嶼，本來就是非常世界性的。外來血統、外來語、外來物種、外來文化，隨處可見的例子，都證明台灣是世界的島嶼。只要略為涉獵台灣史，都知道這樣的事實。

台灣從來不曾被世界所排除，也不會被世界所遺忘。但是我們一直存在著被世界排除和被世界遺忘的焦慮。非常弔詭地，這是因為我們在戰後歷史上歷經了兩個階段的台灣純化運動。兩個階段的台灣純化，分別是由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所推動的。

台灣戰後兩個社會的權力集團，都曾企圖將台灣的歷史純化。一九四五年之前，生活在台灣的約有六百萬人，暫時叫做第一社會。在一九四五到四九年前後，隨著國民黨軍隊來了兩百萬人，稱做第二社會。第二社會的政權號稱代表全中國，因此以「中央」的少數人統治著「本省」的多數人。其後四十年間，代表第二社會的國民黨政權進行著消除台灣之世界性的意識形態計畫，也就是用台灣是中國之一省的神話，來取代台灣是世界之一島的事實。配合著台灣政府在國際上的逐漸被孤立，以及台灣人民在資訊、經濟活動及交通旅遊的被封鎖，台灣的世界性一度消失或被遺忘了。

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台灣解開了自己的枷鎖向世界開放。九零年代，台灣的第一社會逐漸獲得其做為多數人所應得的政治權利。公元兩千年民進黨執政了。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政權，確實是本土的，也是民主的，但是她另有一套游移在開放多元與封閉獨斷之間的意識形態計畫。掌權的第一社會菁英，一方面宣稱台灣是世界的島嶼，但卻有一小部分人想要把台灣進行另一次純化──消除華人性的純化。他們說中華文化是外省人帶到台灣來的，中華文化是落後的，也使得台灣人在意識上無法脫離中國的影響，因此要進行台灣文化的純化。他們忽略了這個事實──台灣的華人性或中華文化，並不是外省人或國民黨政權帶來的，而是本來就在這裡的，早就跟著我們的祖先一起來的。台灣沒辦法純化。

台灣並不需要純化。台灣的歷史非常混雜，不需要純粹性。追求台灣的純粹性，最終都是徒勞無功。這可以從台灣與亞洲的關係來理解。

台灣屬於亞洲。亞洲的本質即是沒有本質。亞洲的本質是多元、豐富、混雜。稻米文化、儒家文化可以算是亞洲的特色，但也並不代表整個亞洲。

台灣和亞洲的關係太密切了。不必追溯到南島民族的遷徙，光是看台灣歷史上最近一個階段的漢人移民國家，就知道台灣實實在在是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命運是緊緊相繫的。一九四三年，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的最末階段，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採取跳島戰術，從澳洲北上反攻，本來選擇在福爾摩莎與日軍決戰，後來選擇了菲律賓的呂宋島而跳過了台灣。菲律賓承受了慘重的傷亡，而福爾摩莎則幸運地沒有成為殺戮戰場。後來幾十年，人口為台灣三倍的菲律賓，發展卻遠落後於台灣，替台灣受難的菲律賓人還成為台灣人的外勞和幫傭。

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由於美國擔心共產黨力量伸入東南亞，於是派出第七艦隊防禦台灣海峽，逃到台灣而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才獲得喘息機會；次年簽訂的舊金山合約是強權的特意安排，將台灣的地位保持模糊，遂使得台灣獲得了成為一個國家的機運。韓民族的內戰讓台灣有機會脫離共產中國的控制，而能夠在冷戰體制鬆動以後發展出華人世界的唯一民主。台灣的命運，怎麼不是與亞洲的命運、世界的命運緊緊相連呢？

台灣與亞洲的關係，對於台灣的國際參與是極重的重點。台灣必須要認識亞洲，要欣賞亞洲、感謝亞洲、尊敬亞洲、認同亞洲。台灣人理解亞洲，就會欣然接受自身的混雜性。放棄對純化的無謂追求，也就是肯認自身的世界性。世界性本來就在台灣，台灣不會脫離世界。多元、豐富、混雜就是台灣的主體性，也是台灣的世界性。台灣參與世界的口訣是：開、放、開心、放心。

以獨特國家取代正常國家

沒有自信的人想要做一般人。有自信的人想要做獨特的人。

台灣不必是正常的國家，因為台灣本來就是獨特的國家。

世界上其實沒有幾個正常國家。馬爾地夫可能不算正常國家。烏干達當然不是正常國家。索馬利亞不是正常國家。車臣、吉爾吉斯都不是正常國家。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拿馬是一群不正常國家。以色列不可能是正常國家。日本不認為自己是正常國家。加入歐盟的國家都放棄做正常國家。美國從來就不想當正常國家，而且很得意地宣稱自己不是正常國家。

事實上，獨特主義（Exceptionalism）－－我的國家很獨特，我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構成，也有獨特的機運，乃至獨特的使命，這種獨特主義往往正是塑造國家認同、強化國民意識的重要思想。

固然在歷史上，獨特主義有時候伴隨著過高的自我期許與自我中心，也驅使某些國家走上擴張甚至帝國主義。但那是對於大國而言。對於台灣這樣的小國，獨特主義不僅沒有壞處，也符合事實，更有助於國家的進步。

台灣是一個國家。由於台灣成為一個國家的歷史十分獨特，也就使得台灣注定是一個獨特的國家。

台灣本來不是一個國家。由於冷戰體制在西太平洋的建立，讓台灣有了成為國家的機遇。台灣能夠成為國家，並不是基於任何普遍或特殊的權利，而是國際局勢所安排。當然，台灣繼續做為一個國家，則不是太平洋兩岸的強權所能夠左右，而是出於台灣人民自主的選擇。

歷史命運（或上帝）給予台灣人做一個國家的機遇，但是也對台灣人開出了條件－－沒有人和你同類，你只能和自己同類（one of a kind）。你要做一個國家，就只能做一個獨特的國家，同時應該做一個獨特的國家。

台灣人民選擇台灣繼續做一個國家，也就要接受台灣的獨特性，進而發揚台灣的獨特性，從台灣的獨特性中，看到國家的未來。

我常覺得，人必須要先認識自己，然後接受自己，並且時時改善自己。

台灣的國民也應該要先認識我們所處的現實，接受我國的獨特性，並且藉由此一獨特性去追求國家的進步。

追求正常國家的論點，當然是有道理的，因為要去扭轉過去虛假的大中國神話。追求正常國家的渴望，更是可以理解也是人人共有的，因為想要獲得國際上更多的便利和尊重。所以，對外爭取更多國際空間是應當的－－如果手段和代價合理的話。

但是時時覺得我們自己不正常，又時時把這種不正常的感覺拿來歸咎其他人－－怪罪中國、怪罪美國、怪罪國民黨、怪罪統派、怪罪外省人、怪罪不支持民進黨的本省人、怪罪其他表態不力的民進黨人，這就不是健康的心態。

特別是民進黨的正常國家決議文，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一個企圖搶權的黨主席用來牽制他自己同黨總統候選人的怪招。如果我們的國家真的那麼不正常，那麼這樣的行為就是徹底地剝削這種不正常狀態－－少數政客從國家的不正常中獲利。

追求正常國家，只會讓台灣人時時覺得自己不正常。正常真的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嗎？正常可以算是國家的長遠目標嗎？而種種務虛與內鬥的做法，又怎麼能夠使得台灣更正常呢？

台灣真的不必再覺得自己不正常。認識我們的獨特性、喜愛我們的獨特性、發揮我們的獨特性，才能讓台灣找到長遠的目標。民進黨正常國家決議文說錯了，台灣不會因為正常而偉大。台灣必定是因為獨特才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