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的選擇

辜寬敏先生、蔡同榮先生與蔡英文女士（以年齡順序）三位角逐民進黨的下一任主席，目前所看到的爭點，還是在所謂堅持本土路線或是轉移到中間路線的問題。確實這是一個必須釐清的議題。民進黨若不釐清此一理論立場，就會繼續陷在沒完沒了的爭議裡，對於往後的政策選擇也會很困擾。

本土究竟所指為何？如果所指的是相對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來的「第二社會」和「外來政權」，那麼本土就僅限於傳統定義下的「本省人」，而隱含的則是「福佬人」。這或許是一部分民進黨支持者心中不言自明的概念架構，但這大概不是絕大多數民進黨從政者所願意公開主張的。如果民進黨的新領導者們所宣稱的本土不是這一種，那麼最好能夠澄清，也該負起教育群眾的責任。

如果本土所指的是「台獨」，那麼台獨的理論有諸多種，在每一種理論的選擇上也都帶來極不同的政策意涵。辜先生、蔡先生、蔡女士都需要去論述幾個基本議題：台灣主權是已定？未定？已定說認為台灣主權已經屬於台灣人民，或是經過「漸進式的住民自決」；未定說則認為舊金山和約之後，台灣仍須進行住民自決或甚至國際談判。中華民國在台灣究竟是合法？非法？合法說認為經由民主化，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台灣；非法說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占領體制，應該要推翻或驅逐。在這一層次，目前所謂的中間路線其實也已經涵括在內。這些關鍵問題，可以列出一張清單，所牽涉的是修憲制憲、對美日及對中國政策的極大差異。

再進一步，如果本土所指的是更寬廣的以台灣利益為優先，那麼急獨派、各類獨派與「中間路線」甚至國民黨式的本土路線，在邏輯上都是可能的選項。在這個層次，則民進黨的本土路線爭論就必須進入政策實務的範疇，具體去論述所謂本土路線和中間路線，在增進或保護台灣利益上有甚麼優劣。透過黨主席選舉，讓民進黨領導階層弄清楚，哪一種主張才是民進黨的主流，有助於未來扮演好的反對黨，乃至於爭取再度執政的機會。

平心而論，所謂深綠路線、台獨基本教義派，不僅在歷史上、集體心理上有存在的根據，在未來的兩岸情勢下也能發揮制衡、牽制的安全之盾的功能。對於民進黨來說，究竟要選擇所謂深綠路線或是中間路線，其實是一個政黨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如果民進黨決心要放手讓國民黨或其他力量主導往後的政治發展，而願意自我定位為僅僅是兩岸議題上的批判者、監督者、反對者、保護主義者，那麼民進黨可以選出急獨派、強硬反中派的領袖，來走深綠路線。但民進黨就必須向原先支持民進黨的中間選民或「第三社會」選民解釋清楚，讓他們能夠另尋出路。如果民進黨要提供國家整體的替代方案和執政團隊，那麼又是另一番參詳。

沒有對或不對。各種立場、路線都有它存在的來由和道理。只是民進黨必須選擇它自己未來的角色，而且最好是一個清楚的選擇。只是我對於民進黨不管選擇甚麼，僅僅是能不能有一個清楚的選擇，都不敢表示樂觀。

如果在十二年前反省

總統直選結果，民進黨大敗，輸給國民黨數百萬票。黨內外批判反省的呼籲四起。

有一種聲音說：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不再是民進黨的專利，民進黨不能再壟斷本土，民進黨必須要尋找新的政黨區隔。新的政黨定位應該是務實保台，在社會經濟政策上走中間路線，照顧弱勢大眾。

以上所描述的是甚麼場景？這是二零零八年三月，大家聽到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以及一些所謂改革派人士的說法嗎？

錯了。我所描述的是一九九六年三月至五月間，民進黨新世代所提出的路線。這個場景距今天已經整整十二年。十二年！

一九九六年，民進黨在「第一社會」式的台獨力量推動下，讓彭明敏取代了許信良參選第一屆民選總統。謝長廷那時就是彭明敏的競選搭檔。選舉結果，民進黨彭謝配慘敗給國民黨的李登輝超過三百萬票。

三月底，黨內的新世代發動了路線的大辯論。當時任文宣部副主任的周奕成結合了八十多位新世代工作者，發表了「再度燃起希望與行動之火」的改革宣言，痛批民進黨內口號台獨、教條台獨以及務虛文化。五月，周奕成起草了「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指出新的台灣國家運動方向並且描繪了新的政黨體系與社會區隔。

這份文件一字不差地寫道：民進黨「不能以台獨主張，來做主要、唯一的政黨區隔，因為將台獨劃歸己有，恰好使台獨不能為其他政治力量所接受。當其他政黨實質上接受台獨主張，民進黨仍繼續以台獨做唯一區隔之時，為了強調區隔，民進黨將使台獨主張越趨極端化、狹窄化，聲稱只有某種主張才是台獨，其他都是統派。這種發展將使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越來越不務實，也將使台獨主張背離群眾的認知與需要。」

「民進黨必須發展新的政黨區隔，民進黨必須走向更年輕、更清廉、更具進步性、更具前瞻性的轉化，成為一個能夠領導台灣未來的務實台獨、社會改革政黨，在打擊黑金、保障弱勢立場上，與國民黨政權對抗...。」

這份文件裡所謂的新台獨，是指維持台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台灣人民擁有主權，實施徹底民主政治的狀態。新世代指出台灣的國家目標是維持安全繁榮和追求社會進步，而不是更改國旗國號。台灣主體意識的運動不再是內部對抗運動，「必須擁有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絕對多數民意，才能在國際上對抗中國的壓力」，「不能再任意將別人打成統派、中國代言人，必須真實地面對其他黨派的主張。」

其實，這也正是今日「第三社會」式的台灣國家論，亦即揚棄「第一社會」（本土社會）與「第二社會」（外來政權）的對立，用開放包容的台灣意識來推動社會團結，以抵抗外來壓力，維持台灣的實質獨立。

十二年了。當時不到三十歲，頭角崢嶸的新世代，如今已經邁入中年。錯誤的路線，浪費了多少政治工作者的青春，更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熱情。十二年，該講的話，才從當時已經有過失敗經驗的總統候選人口中講出來。十二年，走這段路，不覺得太慢了嗎？所謂反省，到底能走得多遠？

世界性就在台灣

台灣原本就是屬於世界的島嶼。位於歐亞大陸東南沿海的航線上，三個世紀以來歷經歐洲與亞洲帝國主義的殖民，上個世紀後半期以來，又置身在太平洋兩岸的陸權與海權國家的地緣政治交界。這樣的島嶼，本來就是非常世界性的。外來血統、外來語、外來物種、外來文化，隨處可見的例子，都證明台灣是世界的島嶼。只要略為涉獵台灣史，都知道這樣的事實。

台灣從來不曾被世界所排除，也不會被世界所遺忘。但是我們一直存在著被世界排除和被世界遺忘的焦慮。非常弔詭地，這是因為我們在戰後歷史上歷經了兩個階段的台灣純化運動。兩個階段的台灣純化，分別是由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所推動的。

台灣戰後兩個社會的權力集團，都曾企圖將台灣的歷史純化。一九四五年之前，生活在台灣的約有六百萬人，暫時叫做第一社會。在一九四五到四九年前後，隨著國民黨軍隊來了兩百萬人，稱做第二社會。第二社會的政權號稱代表全中國，因此以「中央」的少數人統治著「本省」的多數人。其後四十年間，代表第二社會的國民黨政權進行著消除台灣之世界性的意識形態計畫，也就是用台灣是中國之一省的神話，來取代台灣是世界之一島的事實。配合著台灣政府在國際上的逐漸被孤立，以及台灣人民在資訊、經濟活動及交通旅遊的被封鎖，台灣的世界性一度消失或被遺忘了。

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台灣解開了自己的枷鎖向世界開放。九零年代，台灣的第一社會逐漸獲得其做為多數人所應得的政治權利。公元兩千年民進黨執政了。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政權，確實是本土的，也是民主的，但是她另有一套游移在開放多元與封閉獨斷之間的意識形態計畫。掌權的第一社會菁英，一方面宣稱台灣是世界的島嶼，但卻有一小部分人想要把台灣進行另一次純化──消除華人性的純化。他們說中華文化是外省人帶到台灣來的，中華文化是落後的，也使得台灣人在意識上無法脫離中國的影響，因此要進行台灣文化的純化。他們忽略了這個事實──台灣的華人性或中華文化，並不是外省人或國民黨政權帶來的，而是本來就在這裡的，早就跟著我們的祖先一起來的。台灣沒辦法純化。

台灣並不需要純化。台灣的歷史非常混雜，不需要純粹性。追求台灣的純粹性，最終都是徒勞無功。這可以從台灣與亞洲的關係來理解。

台灣屬於亞洲。亞洲的本質即是沒有本質。亞洲的本質是多元、豐富、混雜。稻米文化、儒家文化可以算是亞洲的特色，但也並不代表整個亞洲。

台灣和亞洲的關係太密切了。不必追溯到南島民族的遷徙，光是看台灣歷史上最近一個階段的漢人移民國家，就知道台灣實實在在是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命運是緊緊相繫的。一九四三年，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的最末階段，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採取跳島戰術，從澳洲北上反攻，本來選擇在福爾摩莎與日軍決戰，後來選擇了菲律賓的呂宋島而跳過了台灣。菲律賓承受了慘重的傷亡，而福爾摩莎則幸運地沒有成為殺戮戰場。後來幾十年，人口為台灣三倍的菲律賓，發展卻遠落後於台灣，替台灣受難的菲律賓人還成為台灣人的外勞和幫傭。

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由於美國擔心共產黨力量伸入東南亞，於是派出第七艦隊防禦台灣海峽，逃到台灣而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才獲得喘息機會；次年簽訂的舊金山合約是強權的特意安排，將台灣的地位保持模糊，遂使得台灣獲得了成為一個國家的機運。韓民族的內戰讓台灣有機會脫離共產中國的控制，而能夠在冷戰體制鬆動以後發展出華人世界的唯一民主。台灣的命運，怎麼不是與亞洲的命運、世界的命運緊緊相連呢？

台灣與亞洲的關係，對於台灣的國際參與是極重的重點。台灣必須要認識亞洲，要欣賞亞洲、感謝亞洲、尊敬亞洲、認同亞洲。台灣人理解亞洲，就會欣然接受自身的混雜性。放棄對純化的無謂追求，也就是肯認自身的世界性。世界性本來就在台灣，台灣不會脫離世界。多元、豐富、混雜就是台灣的主體性，也是台灣的世界性。台灣參與世界的口訣是：開、放、開心、放心。

以獨特國家取代正常國家

沒有自信的人想要做一般人。有自信的人想要做獨特的人。

台灣不必是正常的國家，因為台灣本來就是獨特的國家。

世界上其實沒有幾個正常國家。馬爾地夫可能不算正常國家。烏干達當然不是正常國家。索馬利亞不是正常國家。車臣、吉爾吉斯都不是正常國家。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拿馬是一群不正常國家。以色列不可能是正常國家。日本不認為自己是正常國家。加入歐盟的國家都放棄做正常國家。美國從來就不想當正常國家，而且很得意地宣稱自己不是正常國家。

事實上，獨特主義（Exceptionalism）－－我的國家很獨特，我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構成，也有獨特的機運，乃至獨特的使命，這種獨特主義往往正是塑造國家認同、強化國民意識的重要思想。

固然在歷史上，獨特主義有時候伴隨著過高的自我期許與自我中心，也驅使某些國家走上擴張甚至帝國主義。但那是對於大國而言。對於台灣這樣的小國，獨特主義不僅沒有壞處，也符合事實，更有助於國家的進步。

台灣是一個國家。由於台灣成為一個國家的歷史十分獨特，也就使得台灣注定是一個獨特的國家。

台灣本來不是一個國家。由於冷戰體制在西太平洋的建立，讓台灣有了成為國家的機遇。台灣能夠成為國家，並不是基於任何普遍或特殊的權利，而是國際局勢所安排。當然，台灣繼續做為一個國家，則不是太平洋兩岸的強權所能夠左右，而是出於台灣人民自主的選擇。

歷史命運（或上帝）給予台灣人做一個國家的機遇，但是也對台灣人開出了條件－－沒有人和你同類，你只能和自己同類（one of a kind）。你要做一個國家，就只能做一個獨特的國家，同時應該做一個獨特的國家。

台灣人民選擇台灣繼續做一個國家，也就要接受台灣的獨特性，進而發揚台灣的獨特性，從台灣的獨特性中，看到國家的未來。

我常覺得，人必須要先認識自己，然後接受自己，並且時時改善自己。

台灣的國民也應該要先認識我們所處的現實，接受我國的獨特性，並且藉由此一獨特性去追求國家的進步。

追求正常國家的論點，當然是有道理的，因為要去扭轉過去虛假的大中國神話。追求正常國家的渴望，更是可以理解也是人人共有的，因為想要獲得國際上更多的便利和尊重。所以，對外爭取更多國際空間是應當的－－如果手段和代價合理的話。

但是時時覺得我們自己不正常，又時時把這種不正常的感覺拿來歸咎其他人－－怪罪中國、怪罪美國、怪罪國民黨、怪罪統派、怪罪外省人、怪罪不支持民進黨的本省人、怪罪其他表態不力的民進黨人，這就不是健康的心態。

特別是民進黨的正常國家決議文，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一個企圖搶權的黨主席用來牽制他自己同黨總統候選人的怪招。如果我們的國家真的那麼不正常，那麼這樣的行為就是徹底地剝削這種不正常狀態－－少數政客從國家的不正常中獲利。

追求正常國家，只會讓台灣人時時覺得自己不正常。正常真的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嗎？正常可以算是國家的長遠目標嗎？而種種務虛與內鬥的做法，又怎麼能夠使得台灣更正常呢？

台灣真的不必再覺得自己不正常。認識我們的獨特性、喜愛我們的獨特性、發揮我們的獨特性，才能讓台灣找到長遠的目標。民進黨正常國家決議文說錯了，台灣不會因為正常而偉大。台灣必定是因為獨特才偉大。

制度改革才是出路

有些人說百萬人民反貪腐是一種新公民運動，有些人說不是。不論是或不是，紅衫軍的公民運動潛力，被藍綠兩股政治力量所夾殺是事實。我在這個專欄談過：「藍綠對抗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當主要的政治行動者都抱著犬儒的態度，則所有的政治議題自然都將落入藍綠對抗；而試圖打破藍綠對抗的嘗試，不僅注定徒勞無功，甚至反將回頭鞏固、強化這兩極對抗的體制。

紅衫軍的偃旗息鼓有其結構因素。群眾運動是非制度性的力量，雖然短期內能夠激起巨大動能，但不能持久。政黨、政府和大眾媒體是制度性的力量，有龐大的資源、持續力和戰略縱深，對於群眾運動往往能夠以逸待勞，予以擊潰或收編。

紅色群眾就是這樣被綠色和藍色的制度力量所共同打擊、消耗和封鎖而終於落敗。在綠的方面，原本用來護持台灣主體的「本土意識」，遭受陳總統以及部分民進黨人濫用，作為保護個人權力的工具，以此動員更大的群眾力量來迎擊紅衫軍，將一個可能的公民運動封鎖在黨派對抗的範疇，這是明顯的事實，我也已經強烈批判。

比較隱諱的事實是藍色力量對紅色群眾的消費、剝削、封鎖和背棄，這部份較乏人點破和批判。國民黨高層都心知肚明，陳總統下台後的政局對馬英九主席不利。然而為了向群眾交代，不能不配合演出。親民黨宋楚瑜主席甚至不惜擔任配角來獲取政治資本。至於多數國親新黨的公職人員和候選人，無非也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去討好群眾。一旦運動可能連累到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他們對運動的支持也就立即消退。

最為嚴重的是：藍色力量封鎖了紅色群眾從反對陳總統個人轉向追求制度改革。照理說，制度改革才是公民運動的終極目標。要防止總統貪腐濫權，一定要修改現行憲法曖昧不明的權責劃分，建立適合台灣多元社會性質的議會內閣制。然而部份同情馬英九先生的輿論領袖，極力封鎖反貪腐運動轉向修憲訴求。這是為了反貪腐運動呢？還是為了迴護馬英九先生的總統之路？對他們來說，維護藍色制度力量是不是比呵護公民運動更重要？照顧馬英九先生個人，是不是比改進台灣的民主制度更重要？

施明德先生過去所從事的民主人權鬥爭，從來沒有以對付任何個人為目標──即使是將他下獄的蔣氏父子。相反地，過去的反對運動，總是以推倒反人權的政權、改革不民主的制度為目標。我相信反貪腐運動也應該如此。紅衫軍可望再起，但必須正視藍色制度力量的箝制，更必須以制度改革為終極訴求。唯有制度改革，質言之，也就是內閣制修憲，才有可能讓群眾的熱望落實，讓人民的汗水與淚水不會平白蒸發飄散。

真正理解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人都知道，制度改革才是群眾運動的出路。

不倒扁的中立化

在我所屬的綠色政治陣營裡，有些不支持倒扁運動的人說他們自己並不是積極支持陳總統，也不是反對陳總統下台，而是反對陳總統因為某些原因而下台。這些原因包括︰

一、反對總統因為貪污而下台。有些人認為貪污對政治人物不算是罪，畢竟政治人物與金錢的關係古已有之，舉世皆然；又或貪污之罪不至於令總統下台，畢竟一位總統所可能為的惡，有遠大於貪污者。即使陳總統真有涉及貪污也不必下台。這些人所援引的是刑法上的比例原則。

二、反對總統因為貪污嫌疑而下台。另一部分人認為貪污足以令總統下台，但是陳總統畢竟沒有貪污──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證據。必須要一直到法院宣判或總統認罪，他們才接受總統應該下台。這些人號稱他們堅持刑法上的無罪推定原則。

三、反對總統因為少數人的反對而下台。這些人認為，部分泛藍群眾原本就不承認陳總統當選的合法性。此時如果有群眾抗爭，參加的必定仍然是兩年前盤據凱達格蘭大道的同一批人。這群人是逢扁必反，陳總統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反對而下台。畢竟，總統是由多數人民所選舉，不能因為另外一部份的人民反對就去職。這些人可以算是民主多數統治原則的維護者。

四、反對總統經由憲法規定（罷免、彈劾）之外的途徑（群眾運動）而下台。即使倒扁的不是泛藍，而是曾經支持陳總統的泛綠菁英；這些人仍然堅持陳總統不應該因此下台，理由是憲法有總統該如何解職的規定。這些人大概可以稱為法律主義者。

我個人主張第一種和第四種反對不成立。總統如果確有貪污，就一定要下台。貪污是以國家權力謀取個人利益，是不愛國的行為。國家領導人不愛國，是台灣國民不應該忍受的事情。此外陳總統在對外政策上，數次為了個人政治利益而犧牲國家利益，已有明確的不愛國行為。

人民應該有透過群眾運動，收回對政治人物付託的權利。群眾運動所反映的是一種政治現實，政治人物可以依整體的政治現實，自行衡量，在何種或何等程度的群眾力量下應該主動去職。認為唯有法律途徑如罷免彈劾才能令總統去職，而排除任何群眾政治途徑的，是採取了狹隘的民主理論觀點。

持第二類主張的人，大可以靜待法律證據再做決定。如果倒扁的群眾真的只是泛藍，第三類人更可以不用擔心。單靠泛藍的力量是沒有辦法撼動陳總統的。六年來事實一再證明。因此，他們沒有必要積極出來挺扁或反倒扁，只要中立即可。

除以上四類以外，另有一種人，只要是泛藍所支持的事情，他們就反對。只要是泛藍所反對的人，他們就支持。最怪異的是，儘管要求陳總統下台的聲音很多來自綠色陣營，他們反而盡全力把這些批判者抹上藍色。這些人也有他們的理論，諸如捍衛本土政權等。但這些理論十分牽強。事過境遷，必將受到歷史的訕笑。

除了自認為有很好的理由要挺扁的人，還有自認為有很好理由要倒扁的人，其餘所有人都該中立化。包括民主進步黨內嚴肅的從政者，以及支持本土民主運動的知識份子。陳總統做過什麼事，我們不知道。但是他自己知道。讓他自己去面對。

不要問總統能為國家做什麼

進步本土派的知識份子們提出了七一五聲明，要求陳總統考慮自動辭去職務。除了樹立道德標準的期望之外，他們大概也認為陳總統事實上已經沒有政治實力來繼續領導國家。

幾位獨派大老們宣示了他們對陳總統的支持，並且宣稱他們要求陳總統在剩餘任期內推動制憲正名以及追求轉型正義等理想。這樣的條件式支持，是要陳總統將功折罪的意思。

然而獨派、泛綠，或是全國民眾，真的應該對陳總統有這類或其他的期望嗎？

這幾位獨派大老沒有認識到他們這種建議的災難性。陳總統數度發動這類名目台獨的行為，包括三二零公投以及終止國統綱領，在國際上都被理解為內部權力政治的操作，在國內則引起強烈的社會對立，傷害到台灣的國家利益。

台灣地位的維護和推進，需要國民的團結與國際社會的同情。以陳總統今日如此脆弱的政治地位，要推動名目台獨，各國政府以及國際輿論必然判斷他的動機是維護個人權力，不可能予以支持。就國內民意來說，陳總統未來兩年推動制憲正名必定引起更嚴重的內部對抗。

轉型正義更是如此。台灣從威權到民主化的歷史過程極為複雜，國民黨政府的功過不是很容易評定，尤其是經歷了李登輝政權的過渡期，是非黑白絕不是可以用殖民概念來一刀切。

台灣的轉型正義不是一黨一派能夠單面向操作，需要跨族群黨派的領導者共同來追求。以陳總統今天所擁有的薄弱的社會信任，由他來追究轉型正義將是適得其反，徒然授與反對者抗拒的藉口。

不論是要求陳總統下台的人，或是認為他不應該下台的人，此時的訴求應該不是要求陳總統有所作為。相反地，應該要求他不宜有所作為。

這不僅是防止陳總統為了重新掌權而走上極端路線，危及國家利益；同時也是因為總統的憲法權力原本有限，此時限制總統作為有助於釐清憲政體制。再者，以陳總統目前的處境，他的主要關切在於他個人政治生命以及家庭的維護。他的心理壓力很大，他的智囊無法運作，他的政治判斷隨時可能出錯。在這種時刻賦予他重大而困難的政治任務，無異置國家於險境。

更重要的是對於台灣人民的啟示。這幾年的經驗證明，台灣的民間自主力量超越了政治人物的領導能力。一個有權力的總統，都沒辦法好好領導，更何況一個焦頭爛額、忙於自救的總統？而如今，我們還需要他的領導嗎？

民進黨也好，進步本土主義者也好，台灣的整個民間社會也好，大家應該重新整理心情，思考各自企求的願景，用自己的力量去逐步落實。

這時候，不要問總統能為國家做什麼。要問我們自己能為國家做什麼。

與馬主席對話

我為綠色政治陣營裡面試圖推動反省與改革的新世代，代擬這份與國民黨馬主席的對話：

馬主席，台灣民主發展遭逢此時的挑戰，我們也很希望，能夠推動綠色陣營的自我反省與改革。

但是，在您同黨政客們見獵心喜，持續惡質爆料；在您手下的政治打手們利用國家的不幸，刻意提高衝突，謀取黨派和個人利益的時候；我們對於推動綠營的理性反省檢討，只能束手無策。

您們的操作，激起了部份綠營支持者的反感，使他們再度被迫在兩惡相權中取其輕者。而他們顯然認為您們的政治操作比所謂本土政權的腐化還要更為令人厭惡。

綠色陣營又失去了一次反省改革的契機。綠色陣營的部份同志，過去一再學到，用保衛本土政權可以合理化一切失職無能。這次，他們又學到了最壞的一課，那就是保衛本土政權可以壓倒一切，包括本土政權應有的價值觀。往後，只要繼續搞這套就好了。

馬主席，現在您說您的政黨要走回中道路線。您承認了，過去一陣子以來，您與您的同黨和友黨所做的，恰恰就是極端的黨派路線。

您在電視上對綠色的支持民眾喊話。您沒有想過，其實您並沒有那樣的道德力量來對綠色選民喊話。這不僅是您對綠色選民缺乏說服力，更是因為您連自己的支持者都不敢得罪。

為什麼呢？因為您猶疑反覆的決策，您自圓其說的告白，只是顯示了您也不過是個被激進派拖著走的媚俗領導者。

您提到幾位已經不在人世的民進黨大老。但是您本來想要借用的名字，是林義雄和施明德。您期望獲得林義雄和施明德的支持，來強化對陳總統的壓力。然而他們兩位沒有答應您。

您很清楚，這兩位是對藍綠都有影響力的政治領袖。您不清楚的是，為什麼林義雄和施明德能夠擁有這樣的影響力。

不談他們的犧牲。您永遠不可能瞭解那部份的意義。林義雄和施明德，為什麼能夠對藍綠的民眾，都能擁有影響力，是因為他們是忠於自己內心原則的人。他們願意為了內心的原則去和任何人對立，甚至包括自己的支持者。

在藍綠對抗有可能爆發時，林義雄所嚴厲約束的，是他自己的民進黨員。在族群矛盾激化的氣氛高漲時，施明德所出言批判的，是他自己的本省獨派支持者。

而馬主席，您所做的，是縱容藍色政客用最囂張的方式去激怒綠色選民；然後您自己還想要用溫柔和善的言詞來呼籲綠色選民支持您的主張。

馬主席，您不是要把國民黨和台灣的民主化歷史做連結嗎？請您看看您的陣營裡面，那些政客的嘴臉。

您如果要連結台灣的歷史，您就必須試著去體會，為什麼那麼多的民眾，對於您手下政客厭惡到這個地步──厭惡到他們寧可去支持他們不見得真心喜歡的綠色政客。

您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陳總統面臨這麼大的政治危機，還能夠藉由本土政權的虛假藉口，重新激起部分民眾的同仇敵愾。

您的不理解，就是這樣的情況還能夠繼續發生的原因。

如果您還不理解部份民眾對藍色政客的厭惡，如果您沒有膽量來抗拒極端化的黨派路線，如果您還想討好少數好戰的支持者，那麼您還沒有資格來對綠色選民做道德勸說。

馬主席，人民的反應有時候看來很奇特，但他們並不是沒有判斷力。您說，陳總統失去了台灣人民的尊敬。這或許沒錯。但同時，您也必須要認識到，台灣人民的尊敬，您還從來不曾得到過。

十年新世代綱領

十年前，一九九六年的五月，近百位青年政治工作者，在台灣第一次的總統直接民選過後，聯名發表了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提出台灣團結鞏固現狀的新政治論述。這份綱領震撼了當時的朝野政黨，更引起對岸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直到今天，美國的台灣與中國研究學者還注視著這條政治路線的發展。

新世代綱領的核心論旨是：台灣獨立問題的決定因素不在國內，而在國際。台灣獨立的狀態乃是因應美國在亞洲地位的維繫，中國的崛起，以及台灣的民主化等三個歷史因素交互作用而變化。新世代主張揚棄內部對抗的台獨運動，轉而一致對外，鞏固實質獨立。

四年後，同樣是五月天，首位出身本土政黨的總統當選人，在群眾的歡騰中宣誓就職。原本陳水扁的當選機會頗為渺茫。他最大的弱點在於高舉名目台獨的主張，以及對兩岸關係的處理能力不受信賴。陳水扁終於能夠出線，極為重要因素之一是民主進步黨進行國家主權相關政策的論述調整，使得民進黨成為現狀的維護者，而非挑戰者。有政治觀察家指出，新世代的衝撞，帶動了民進黨的轉型；而民進黨台獨理論的轉型，大抵遵循了新世代所規劃的路線，雖然在格局上還遠不如新世代所描繪的願景。

新世代綱領提出十年後的今天，由於民進黨轉型而獲益的總統當選人，正面臨著權位存續的終極保衛戰。政權岌岌可危的原因，卻不在於台獨問題，而在於家族與權力集團的利益攫取。但是，陳總統所要進行的政權保衛戰，卻以台灣主體、本土政權為名。

然而，對於深刻瞭解何謂本土、何謂台獨的理論工作者來說，要以本土或台獨的理由來支持陳總統的政權保衛戰，不僅是十分牽強而已。

陳總統強行推動三二零公投，自創預防性公投的概念，違背了民進黨正統的防衛性公投理論；為了操作民意突然宣稱廢止國統綱領，為了個人聲望從事過境外交，激化國內的民意對抗，傷害台美之間的互信，更反而促進美國與中國的合作。以新世代綱領所擘畫的路線為判準，陳總統六年來對台灣獨立的貢獻實在很難令人滿意──美國沒有對台灣更支持、中國沒有對台灣更容忍、台灣內部沒有更團結。在這三個判準上都是負面的，台灣的實質獨立有強化嗎？台灣的名目獨立有可能嗎？

在陳總統政權保衛戰的最後關頭，即使有人想要伸以援手，也不該以本土政權或台獨運動為名。不論如何偏要支持陳總統的人，可以用任何理由，但不可能是台獨。因為陳總統六年來對台灣國家主權與國際地位的提升並沒有貢獻。如果不是這樣，台獨黨綱的起草人與捍衛者林濁水，不會在外交委員會針對陳總統的對美政策提出痛心的質詢。

從十年前提出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到今天不忍地目睹政權保衛戰；真誠的台灣愛國者，大概是在感情上最受到煎熬、在政策上最感到被背離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