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九二共識

虛言能夠比事實更有力量嗎？歷史會因為巧妙設計的言詞而改向嗎？一個大國的發展，一個小國的生存，這樣嚴肅、嚴重的事情，可以建築在虛構的辭令之上嗎？極少數人的奇詭謀略，能夠長期主導人民大眾的認知嗎？當我檢視「九二共識」（或者說「一個中國表述」）的歷史軌跡，以上這些問題就如同雷電轟擊著我的頭腦。我很清楚，每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是在一時間，又很令人納悶：為什麼虛言和詭詞會在短時間內竟被當成真理來傳播。

總統大選逐漸靠近，國民黨與共產黨開始密切地聯手宣揚九二共識。國民黨以前的黨報中央日報網路版聲稱，九二共識是台灣海峽的「定海神針」。上周在台北舉行的兩岸協議成效與檢討會議，據報載中國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致詞時說「一切成效都以九二共識為基礎」。

如果只看近期以來的新聞，會誤以為九二共識真的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共識，或以為真的自一九九二年起海峽兩岸就有此共識存在，九二共識被賦予了極崇高的意義。但是只要稍稍回顧中國共產黨一方，過去以來對九二共識的定義與對待方式，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到九二共識只是個巧妙的辭令建構，對國共雙方都具有策略意義，但也十分地虛空，十分地脆弱。

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之時，據中共說法是：有一個中國的共識，但沒有各自表述的共識。中共官方說法是，由於雙方對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並沒有進行討論，既然沒有討論，就沒有甚麼各自表述的共識。中共認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才是九二當年的共識。當時領導國民黨政府的李登輝前總統不接受這樣的共識，影響了後來的陳水扁政府，都拒絕承認有九二共識的事實存在。

九二年之時究竟有無共識，現在去查考已經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從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八年，所謂的共識是不曾發揮效用的。九二共識這個名詞的杜撰，是在二零零四年。因此，對國民黨來說，所謂的九二共識其實是零四共識，也就是九二共識成為一個名詞，其實質內容未必與一九九二年的事實有絕對關聯的工具概念。

而對共產黨來說，九二共識其實是零八共識，因為共產黨之接受九二共識，是在馬英九總統上任前。在這之前，中共領導人陸續對於一個中國發表了新的定義，即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相對於馬英九堅稱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共產黨的定義反而更合理而務實些。北京發現了九二共識是個好東西，因為各自表述對中共並無絲毫不利，反而凸顯了國民黨論述的脫節與荒謬。九二共識是國民黨提出來的，卻對共產黨最為好用，在一個含含糊糊沒有人說得清楚是甚麼的九二共識之下，強大的一方可以任意詮釋其內涵，台灣這邊當然有表述的權利，問題是表述給誰聽呢？

在大選期間，國民黨似乎準備將九二共識作為主要的選戰議題，以逼迫民進黨承認九二共識來凸顯兩黨對中國政策的差異，讓選民認為民進黨沒有能力與中國打交道。國民黨以為這算盤打得好，因為民進黨勢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共產黨也樂得以此議題為國民黨助選，同時對民進黨施壓。只是九二共識這種彎曲機巧的政治辭令，並不是選民能夠認知與反應的議題，以此做為選舉主軸，豈不會弄巧成拙？

2011061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一中各表」與「兩個中國」

「據說」其內涵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主權政府，為了卸除彼此的政治包袱、打開交往的通道而建立的橋梁。但那是一條權宜的橋梁，也是一條虛擬的橋梁，是為了滿足兩方中之強勢一方的要求而勉強搭建的水上浮木。

「一中各表」到底是不是就是所謂的「九二共識」？這點連北京方面都不願意證實。很詭異地，連內涵為何都不確定的九二共識，竟然可以成為兩方的橋梁，因此我曾指出，九二共識的本質是中共許可，而不是任何理念基礎。只要中共許可，則沒有內涵的口號也可以成為共識。

即使「一中各表」真的是共識，「各表」這兩個字，恰好說破了「一中」虛擬的性質。如果真有「一中」，就不必「各表」，實話實說、平鋪直敘就可以了。正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一中」，雙方不得不建構一個神話，這神話不能彼此互相戳穿，又不能違背自身的立場，所以還真非得「各表」－－否則根本沒辦法兜得攏。

不論主觀意願和期望如何，海峽兩岸目前的政治現況是一邊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台灣中華民國，可以依照普通名稱叫做「一中一台」，也可以依照各自官方名稱叫做「兩個中華」，或由於中華與中國的混用而叫做「兩個中國」。拋開一切政治表態的修辭，這就是事實。未來兩岸可以追求統一，但是未來必須從現在出發。

幾天以前，美國前在台協會主席、華府首要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亞研究主任卜睿哲發表「兩個中國」的論點，卻遭到台灣總統府以「九二共識」反駁。此一事件雖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再度凸顯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政府，對中華民國的國家理論是抱殘守缺，毫無長遠戰略思考。

九二共識做為馬政府心念口持的聖號，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對於任何涉及台灣國家定位問題的標準答案都是九二共識。中華民國現在的立國基礎，已經改成九二共識了嗎？一個國家存在的理由和依據，怎麼會是與別人的共識呢？更何況那是一個內涵根本說不清楚的共識？沒有九二共識，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嗎？

據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最為弔詭之處，即是這是一種「必須從被否定的對方獲得肯定才能成立」，或者說在字面上否定對方，但卻把自身的正當性繫於對方之默認的一種違背邏輯的論述。易言之，假使國民黨式的一中各表是真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是不存在或非法的。這樣的一中各表卻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默許，否則就沒有所謂共識的存在，這豈非最大的悖論？

九二共識須要中共的認可，但國民黨式的一中各表卻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而國民黨政府更以中共認可做為檢驗其本身政權合法性的最重要判準。這樣同時違背事實又不合邏輯的九二共識，竟然成為馬政府最高方針，造成整體國家理論的錯亂。

以九二共識做為國家理論，如同把一條浮在水上的便橋當成立足的地基，這就是馬政府完全虛幻化的國家理論。用一中各表去駁斥兩個中華或一中一台，則顯示馬政府誤以為虛假神話的力量比事實還大，這樣的領導思維，令人憂心台灣前途危殆。

2011052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國共聯手捍衛「九二共識」

總統大選近了，國民黨共產黨很積極地聯手捍衛「九二共識」。國民黨從總統到各級官員，共產黨從國務院到外圍學者，異口同聲地批判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質疑民進黨如何能夠迴避「九二共識」。儼然，「九二共識」成為國民黨與共產黨最強烈的共識了。這是有來由的。

「九二共識」原本並不是國共兩黨的共識。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之後，當年由李登輝總統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內部，對雙方究竟是否達成過「同意一個中國原則，但是對一個中國的涵義各自表述」，即有很大的爭論。這正是「九二共識」當時是否存在之爭議的起源。

西元兩千年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與李登輝先生的立場有很大的關係。而共產黨，當年只一再強調「一中原則」，更未曾明確表達接受「九二共識」。如果中共當時曾明確表達，則國民黨內部就不會有究竟是否曾達成共識的爭議了。

共產黨接受「九二共識」，嚴格來講是在馬英九先生勝選，國民黨即將再度執政之際。基於對馬英九政府高度的期待與一定的信賴，中共決定放下橋板讓國民黨跨越海峽。之前，中共所要的僅是「一個中國」－－最好是「台灣屬於中國」，也可以是「兩岸同屬一中」，並不歡迎「各自表述」，當然「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這種表法是不接受的。

中國共產黨接受「九二共識」，是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總統把兩岸關係長期弄僵，而終於盼來了一位真正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馬英九先生之時。換言之，「九二共識」之所以能夠成為兩岸談判的橋梁，其最重要的本質是「中共許可」，而非「一中各表」。中共是因為願意和馬政府打交道而接受「九二共識」，即使馬政府拿的是別種的「一中」口號，中共也是會接受的。

原本只是策略性地接受，但是漸漸地，中共的智囊們發現，「九二共識」真是個好東西，是對中共完全有利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方面「一中各表」的表法，即「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與客觀事實徹底背離，從而形成一個對中共方面的一個中國論述毫無挑戰力的局面。

明白地說，中共目前的一中理論是「同屬一中」或「同構一中」，而國民黨的一中理論則是「重疊一中」或「競爭一中」。「同屬一中」對台灣其實比較有利，因為那個「一中」未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反而可能是開放式的第三種中華。

「重疊一中」則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競爭狀態，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零和競爭，而其結果可想而知，必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民國更能夠代表那種「重疊式的一中」。在認知到國民黨式的「一中各表」其實有利於中共之後，共產黨的官員與學者們當然也就熱心地成為了「九二共識」的捍衛者與鼓吹者。

國共兩黨聯手捍衛「九二共識」，有以上所述的同床異夢的思考。此外，國共兩黨還有另一層不同的期待。在批判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的時候，共產黨是真心希望民進黨能夠遵守現在這個「和平發展」路線上的兩岸互動架構；而國民黨卻並不真的想看到民進黨接受「九二共識」。

國民黨已經將「九二共識」變成一黨的專利。國民黨以為「九二共識」是兩岸唯一的橋梁，國民黨站在橋頭要叫民進黨從他的胯下爬過去，否則就不准走這條橋。而國民黨也看準了民進黨不會願意受這胯下之辱，反而會從橋上跳下去，所以才一直以此為挑戰的題材。

2011051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面向大選的民進黨

在本專欄截稿之夜，民進黨正在進行總統提名初選的電話民意調查。我不知道誰能夠獲得提名，但是做為一個曾經與民進黨共度青春歲月的知識份子，我非常期望民進黨的總統提名人能夠正確地理解並掌握他所將面對的國內外局勢，並且從獲得提名的那一日起，就開始領導民進黨正面地迎向明年初的總統大選。

總統候選人應該從獲得提名的當天開始，就以國家領導人的心胸和視野處事。總統候選人必須明瞭，雖然競選與執政不是同一回事，但也不是不相干的兩回事。競選的過程中，就該開始說當選後要說的，做當選後要做的，這樣才不會讓競選過程的言行，成為日後領導與治理的包袱。

當選後該做些甚麼？競選中該說些甚麼？首要是思考如何穩定政局。第三次政黨輪替一旦成真，民進黨總統就立刻面臨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所造成的憲政空窗期－－這將是長達四個多月的、史無前例的憲政空窗期。在這段期間內，民進黨的總統當選人要如何穩定政局，既要防止卸任總統濫權，又要避免政局動盪，是很大的考驗，最好儘早思考和準備。

第二項要務是建立有效統治的多數聯盟。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兩黨可能都認為對己方有利。假使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但立委席次離過半有段距離，這時總統當選人就該尋求其他黨派支持，籌組執政聯盟。假使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立委席次又能過半或接近半數，這時總統當選人可以組成一黨的預備執政團隊。但就國家的大戰略來講，民進黨總統當選人最應該做的仍是組成大聯合政府，將各黨派都囊括到執政聯盟中。即使大聯合政府籌組不成，仍能夠有效地整合政策共識，吸納他黨人才，消融對抗的力量。

接下來是釐定幾項重大的國政方針。對中政策與兩岸關係是下屆政府的重中之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就該闡明未來執政時將如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處。固然從競選策略的角度來講，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未必就要講出一套完整的兩岸論述，但不講出來可以，卻不能不想好。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定位？民進黨如何處理一中問題？就算是個暫時的說法，也不能不準備好。

經濟發展、國家財政與社會安全體系是環環相扣的三大問題。這不像兩岸問題，還可以用機巧智謀弄出個曖昧空間，而是要明確地提出政策路線。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一定要講清楚－－在四次政見會上，蔡英文女士和蘇貞昌先生都講得很含糊－－到底民進黨是要延續上次失敗的執政經驗，即是毫無主見地在財團富豪及人民大眾之間來回討好，或是要擺出有整體規劃的產業結構調整、稅制改革和保障弱勢的福利政策。

其實，在初選的第四場政見會上，最不可能獲勝的候選人許信良先生，已經將下一任總統該做的事情說出了大半。他的政見有過度簡化與樂觀的問題，但他是唯一有中心思想並將所有政策有系統地構連的候選人。如果是另外兩位候選人之一獲得提名，提名人該好好與許信良長談，將對領導民進黨迎向大選與執政有很大幫助。

2011-04-27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注定錯過的歷史時機？

下一任台灣總統應該要做的事情之一，也可能是在這一任非做不可的，是提出一個能夠涵括華人長遠共同利益的兩岸政治架構，用此架構使兩岸和平分立的現狀能夠維繫，但又能促進兩岸的分工合作，更要引導中國大陸做良性的轉變。

當然這是美好的想像，在現實上並不總是能夠實現。歷史上有太多被錯誤的領導人錯過的時機，國家因此衰落或文明走向式微。台灣過去曾經擁有足夠的幸運，讓我們成為今天這個獨特的國家，但我不認為台灣永遠有理所當然的好運。

這樣的歷史時機，已經被許多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了。兩岸的經濟分工與合作，早已跨越了不能回頭的點，台灣無法脫離大中華經濟圈而獨自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討論的不是該不該開放的問題，而是如何獲取更多開放的善果，如何避免和減少開放的惡果，以及如何用開放所得到的經濟利益，來建構和補強台灣的社會安全網。

同時，台灣對中國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在快速降低中。過去我們認為台灣擁有的政治優勢，也在經濟自信心的消褪，以及台灣民主的種種瑕疵暴露之後，愈來愈不成其為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內部在政府嚴打下仍然興起的公民力量，發展出關於中國民主化的具有主體性的原發思想。台灣經驗能夠做為中國民主化之指導的功能，已經變得稀薄了。

中國可能不會再企圖用武力來併吞台灣，但是中國一定會用任何非武力的方式來消化台灣。在台灣還沒有被消化的時候，在台灣還有主體意識並且對自身的政治制度還有信心的時候，我們必須建構一個能夠讓台灣不僅能維持現狀，還能對中國未來有所影響的兩岸政治架構。

國民黨政府與馬英九總統，看起來並不是有能力擔當此一歷史重任的領導集團。馬總統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改善了兩岸關係，但那算不上甚麼了不起的功績。在陳水扁前總統把兩岸關係搞到僵局之後，只要順著經濟大趨勢走，不要違逆中共的意思，就可以達成今天的局面。馬總統最大的考驗是在未來。他的「不獨不統不武」和「一中各表」，只是個暫時的權宜手段，根本無法長久。他說要維持台海現狀，殊不知現狀是不能靠「不作為」來維繫的。現狀只能夠靠積極進取的戰略來維繫，必須用動態、辯證的攻守來維護，而不是靜態的茫然等待。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主席和蘇貞昌先生，都不願意明確地講出他們的兩岸戰略－－很可能他們不是不談，而是根本沒有。他們盡其智謀所打出來的算盤是，如果贏得了明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只要能夠弄出另一套暫時的說詞，想辦法讓中共有台階可下，兩岸的交流還是有機會延續下去。只是這樣的操作模式，和馬總統的路徑所走出來的實際結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一樣是讓台灣失去主動建構兩岸政治架構的契機，一樣是讓台灣逐漸被中國消化，而所想要維持的現狀也一樣沒辦法維持下去，遑論法理台獨或其他夢想。

民進黨另有一位孤獨而清醒的候選人許信良先生，他的戰略比較有可能讓台灣長期維持獨立現狀，又有機會對中國和華人世界發揮影響力。但是他贏得民進黨提名的可能性幾乎是零。這是表示台灣注定失去最後和最重要的歷史機會嗎？

2011-04-2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含混閃爍的民進黨兩岸論述策略

反對黨人士發表對兩岸政策的見解，應該要能夠從更高遠、宏觀的角度，指出現行政策的錯誤和盲點，進而提出對策方案。但是從上周末舉行的第一次民進黨總統初選政見會看來，除了許信良先生已經開始準備鋪陳他的論述之外，另外兩位候選人都不是這樣做。

事實上，現階段民進黨主流的兩岸論述，是一套含混閃爍的權宜之詞，既想要解決不能不解決的問題－－從國民黨那邊含糊地承受某種「一中」概念架構，讓兩岸能夠繼續互動交流；但是又想要迴避自身在理論上無法迴避的闕漏－－台獨理念與「一中」概念之間的矛盾衝突。

民進黨領導人並非不明白自己身處的窘境，但是有勇氣去面對此一窘境的人很少，例如上屆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提出憲法一中，是一個勇敢但失敗的嘗試。這次爭取總統提名的兩位主要候選人蔡英文女士與蘇貞昌先生，一位選擇了以虛待實的太極拳戰術，即是用完全空洞的語言，閃避任何有意義的論辯，另一位則採取隨機打點的游擊式戰術，即是東一句、西一句，但不知道每一句的關連是甚麼。

這兩種戰術雖然短期看來頗為機巧，可以避免遭遇正面衝突，也可以避免受到全面檢視，總之對候選人來講，就是先過了初選這關再說。但是這種含混閃爍的態度，卻使得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論述無法開展，陷入一種英語稱為
apologetic 的情境，也就是好像帶有歉意似的，只能夠不停地解釋和辯解，說我們不會做哪些事情，或說哪些不是我們的錯，但沒法理直氣壯地提出宏偉的主張。

綠營人士目前仍無人有能力指出馬英九總統的中國（大陸）政策，最嚴重與結構性的錯誤在哪裡，更沒法提出足以取而代之的戰略思想。因為整個民進黨團隊不分哪個世代，仍舊是陳水扁執政時期的人員組合，從政務官、幕僚文膽到黨務人員，幾乎都是陳水扁時代的當權派，他們所做的無非是解釋和辯護，而不是徹底反思與提出開創性的新主張。

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最嚴重的問題，是他缺乏對兩岸未來政治架構如何進行「終局安排」的思考，或者說他根本不敢也不被允許去做這樣的思考。於是兩岸關係的發展，就被經濟交流的歷史洪流滾滾推動而去。這對某些人來講是可欲的發展，有的是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有的則是根本不在乎未來結果是否對台灣或是對全體華人有利。

反對黨對馬英九政府最有力量的批判，應該是指出缺乏終局安排的思考，將使台灣失去有利的政治談判時機，將對台灣造成多麼嚴重的不可挽回的結果。但是由於民進黨人同樣不敢面對自身理論的闕漏，更且比馬英九總統和他的策士們更缺乏戰略思考的能力，所以只好講些空洞無比的，沒人能夠反駁，但也沒人能夠說出為何應該贊成的話語，或是在技術細節上做些無關宏旨的批評。

當民進黨領導人與總統候選人，繼續說些把兩岸的未來交給下一代去決定之類的話，我們大略可以判斷這樣的領導人與馬英九總統一樣，渾然無知於台灣逐漸流失的政治優勢。真是如此的話，那麼即使民進黨在說詞上與國民黨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實踐上卻會有很類似的結果。要扭轉此一情況，可能必須期待如許信良等民進黨內的在野派或非當權派。

2011-04-1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許信良參選的意義

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三年之後，現今台灣政治是陳腐庸俗得讓人幾乎提不起興趣。比起國民黨上一次執政時期的台灣，從威權到民主，似乎處處都充滿了改變的可能；現在的政治則彷彿一切都讓人不滿意，但是卻不存在改變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無聊的年代，沒有甚麼事情能夠振奮人心。國民黨依舊是國民黨，而民進黨也重複著滾瓜爛熟的傳統戲碼。在台北市的士林大同選區，有三位（原本是四位）民進黨青壯代的戰將級候選人，為了爭取區域立委的提名，進入了媒體稱為「死亡組」的同黨廝殺。為何非要爭取士林大同呢？只因為那是台北市唯一綠大於藍的選區。換言之，想要揀政治便宜。

事實上，所謂「學運世代」的從政者，有許多都已經滿四十五歲，符合參選總統的年齡資格了，而他們還在為了單一選區的立法委員提名，在自己的世代之內，或是與先行世代的黨內前輩們搏鬥著。他們或許都忘了，陳水扁第一次爭取民進黨提名參選總統時，才四十九歲。

在這樣的無聊政治氛圍下，七十歲許信良抱著借來的五百萬元投入民進黨總統初選，還真是感動了不少人。四十歲組政治人物連想都不敢想的政治冒險，七十歲組的許信良就這樣拼下去。當然會有人說那是因為許信良已經沒有甚麼可以輸的。但對於許信良冷言冷語的嘲諷態度，正就是台灣人犬儒性格的展現－－只願意認定每個人都跟自己一樣的現實和虛無，不相信真的有人是為夢想而活的。

許信良在所有民進黨領導人中，是最具知識份子性格的。他隨時都在思考政治問題，據他說這二十年來則都在思考兩岸的問題，樂意對政策問題表示明確而強烈的立場，樂意與人談論與辯論，特別是與年輕人。有些政治人物，是不習慣閱讀、不擅長思辨、不樂意提出見解，更不喜歡和見解不同的人講話－－因為對自己的智識能力沒有自信。許信良完全不是這樣，他用強烈的見解來吸引和折服優秀的知識分子，使得許多知識份子即使不贊同他的觀點，但卻被吸引去與他對話－－或是不得不與他對話，因為與他對話可以對自己的思考有許多刺激和啟發。

在許信良加入民進黨總統初選戰局後，不得不與他對話的人，變成了蔡英文與蘇貞昌。但是蔡英文與蘇貞昌仍舊可以選擇不和許信良對話。蔡英文與蘇貞昌可能選擇忽略或是有意無意地讓許信良被滑稽化，把許信良當作不存在或是把他當成小丑－－因為蔡英文和蘇貞昌未必有許信良那麼強烈的知識份子性格，也未必把政治理念的辯論當做是絕對認真的事情。

對民進黨的選民而言（同時也就民進黨的總統提名初選制度而言），政策立場並非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誰能夠贏（民進黨初選民調採用配對式，所體現的邏輯就是誰能贏過馬英九。）因此，許信良未必能夠藉由總統初選電視辯論，逼使蔡英文和蘇貞昌講出明確的政策理念。但是許信良的參選，如果能夠引發知識分子對貧窮問題、稅制改革、兩岸經貿、兩岸政治談判等議題的關切和討論，則他的冒險行動有可能對這個社會造成正面的衝擊。

發表於 2011/03/3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沒有時間思考兩岸未來的馬總統

一直以來，國內外媒體、學術界、反對黨以及民間都很好奇，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究竟走向何方？然而馬總統從來沒有給過明確的答案，以至於連過去支持他的一些偏藍學者都開始批判他。這不僅是馬總統個人的警訊，更是國家戰略的危機。

重要的兩岸關係學者楊開煌日前就在海基會舉辦的研討會上，批評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是「欠缺系統而邏輯地對台海現況批判性的解決，同時也因為台灣特殊政治生態，看不到明確政策目標，自然也沒有新穎而動人的口號。」

楊開煌教授認為，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缺乏一套完整論述，外界只看到馬政府的戰術作為，但不知道方向何在，因而只能見招拆招，隨民意出牌，從政治學的角度，這只是民粹主義的作法，而非民主。」

學者對馬英九路線的批評是不是無的放矢或是過於嚴苛？固然許多批評是來自反對黨或國民黨內的其他勢力，各有其立場或偏私。然而，從這個星期馬總統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由總統府所發布的內容，我們看到許多批判或是憂慮，不僅不是沒有根據，甚至可能還太輕忽了馬政府問題的嚴重性。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馬總統竟然說他還沒有去思考兩岸的政治對話與政治安排問題。當金融時報問道，兩岸未來的關係走向模糊，請問總統所謂的兩岸政治對話是指什麼？馬總統的回應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所以當然也不可能現在就去規劃。」

既然政治問題不僅不能談，連想都還沒去想，那麼兩岸關係該談哪些議題呢？馬總統說，兩岸關係的發展應該是「先經後政、先急後緩、先易後難。」「目前在經濟、文化各類問題都已經忙不過來了，所以根本沒時間去討論包括政治在內的問題。」

這幾段談話，看起來並非馬總統的外交辭令或是搪塞之辭。馬總統說他還沒有去思考兩岸的政治對話問題，當然更可能還沒有去思考未來兩岸政治要如何安排的問題，這完全符合馬政府近三年來的表現，即是缺乏中心思想也無長遠規劃的兩岸政策。

在所有對內對外的談話中，馬英九總統所能夠說的，翻來覆去就是「不統、不獨、不武」以及「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幾句口號。對馬總統這種路線的最合理的理解，就是他真心以為只要依據國民黨在李登輝執政初期之前的基本路線，配合中國的和平發展主軸，加上不要觸犯美國人的利益，兩岸問題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馬總統是如何定義兩岸的問題，也就無法判斷他所期待的解決方式究竟是否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假使依照馬總統的想法，台灣政府所該做的僅僅就是把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做好，其餘一切等待時間來解決，那麼時間難道就一定是對台灣有利嗎？或是馬總統並不在意最後結果對台灣的利害如何？

對於現在的情況，馬總統有一句話說得很真實，那就是目前兩岸的事務已經讓我們的政府忙不過來了。由於領導人本身沒有去思考未來的走向，以至於整個政府上下對短期的、現實的事務全神貫注得不亦樂乎，也對所得到的一些局部成果沾沾自喜。但是領導人對最重要的國家未來，沒有時間去思考和討論，或是根本不想去思考和討論，會造成多麼可怕的結果？

發表於 2011-03-0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論謝長廷的重疊共識

在一九九五年許信良先生提出「新興民族論」之後，再也沒有一位民進黨的主要政治領袖提出過任何具有社會與歷史理論意涵的政治觀點。也是自從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之後，民進黨做為主要的反對黨，其領導者們竟然放棄了用理論來領導運動的企圖。

從那時候起，民進黨就把思想外包給所謂獨派學者，把宣傳外包給地下電台。時至今日，民進黨仍然是一個沒有人在做思想工作，也無能力掌握宣傳機器的政黨，因此才有所謂泛綠名嘴和「三民自」（三立、民視、自由時報）主導著民進黨路線的說法。

謝長廷先生此時提出建立在「重疊共識」理論之上的「憲法共識」或所謂「憲法各表」，看得出有為民進黨和台灣找理論出路的企圖心。不論他提出此論的個人政治動機為何，在現今鄉愿庸俗的民進黨文化下，還有領導者想要用理念來影響政治局勢，是令人肯定的。

但是他的論述是否真能夠對久已不從事思考的民進黨人，造成足夠的衝擊？對此無須樂觀，因為謝氏的理論一出，所有人都將以政治權謀鬥爭的方式來與他的論點互動，並不會認真地思考他的觀點。這就是現在的民進黨文化，早失去了八零年代對知識的純真熱情。

既然謝長廷意圖以理論來影響政治，那麼他的論點就值得嚴格的檢視。所謂「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乃是取自二零零二年辭世的當代重要政治哲學家勞斯（John Rawls）的理論。勞斯認為在理性多元社會中，雖然人群存在著不同的立場，但對於何謂正義往往可以獲致相同的看法。也就是從不同觀點出發，但可能獲致相同的結論。勞斯進一步談論所謂憲法共識，亦即將重疊共識所獲致的價值觀放入憲法。

謝長廷借用勞斯的理論，重點在於「從不同立場導出共通的結論」。勞斯所謂的共識指的是人權、言論自由等價值觀，謝長廷所謂的共識則是指國家定位，兩者並不相同。但是台灣社會，即使在國家定位的問題上，確實具有「從不同立場導出共通結論」的特性，也就是「維持現狀」，或「以中華民國的形式維持台灣實質獨立」的主流民意。這種理論的借用雖然牽強但也有其洞見。

但是謝長廷的重疊共識或憲法共識論，只能夠適用於台灣內部，也就是描述或鼓吹台灣應該謀求共識一致對外的主張。謝先生提出「憲法各表」，企圖要為民進黨建構與中國政府來往的理論基礎，這部分卻必然是失敗的。「憲法各表」要能夠做為謝氏構想的兩岸橋梁，就必須默認中華民國憲法為一中憲法，也就是換個方式說（不明說）的「一中各表」。這無異於搭個便橋，通到國民黨的「一中各表」橋梁上，再借道跨越海峽。

只是，如此一來，「一中各表」的所有風險、問題和侷限，「憲法各表」也都會遇到。更何況「憲法各表」連「一中各表」所能夠做到的都做不到。憲法要同時做為國內共識，和做為兩岸橋梁，這兩者基本上是有矛盾的。「一中憲法」不可能是國內共識，而兩岸橋梁需要建構在某種一中概念之上。民進黨真要重建理論路線，不可能用搭便橋借道的方式，而必須從基礎打起，用自己的橋梁來跨越兩岸。

發表於 2011-01-1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五都結果與台灣民主

從五都選舉結果，看台灣民主短期（二到六年內）的發展趨勢，我認為整體而言是可以樂觀的。在這裡，我從三個角度來評估台灣民主，一是政黨輪替的活性，二是公共政策形成的過程，三是新政治力量的生存空間。

五都選舉的結果顯示出台灣發生再次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提高了，這對台灣民主是好事。席次上國民黨是贏的，但是在得票上民進黨更勝。民進黨在台南高雄的選票大幅領先，顯示出其南台灣社會基礎的絕對優勢，短期內國民黨幾乎不可能翻盤。在北北中三都，國民黨雖贏，但是領先幅度並不大，這意謂著民進黨若是能夠再努力一些，朝正確的方向做更多調整，則國民黨的優勢是可以挑戰的。民進黨輸得少贏得多，國民黨輸得多贏得少，加總起來，兩年後總統及立委選舉，民進黨的成功機會其實是不差的－－當然，這兩年雙方的表現會決定消長。

相較於以往的大型選舉，這次五都選舉中，公共政策的討論是存在的，儘管仍不令人滿意。新北市長當選人朱立倫先生的三環三線發展策略，在選戰中較為突出，對他的勝選應該頗有加分效果。蔡英文女士著重社會政策，刻意避開政黨統獨鬥爭的話題，顯示蔡英文擺脫民進黨舊習氣的決心，值得給予很大的敬意。

在大高雄市，楊秋興先生強調招商成績與文化建設，有助於提高他參選的正當性，可惜後來還是用了負面文宣。較令人失望的反而是台北市，郝龍斌先生與蘇貞昌先生這次對決，留給未來記憶的就是花博與弊案。蘇貞昌雖然強調執行力，但是在一些政策問題上故意含糊，讓人不知執行力的方向在哪裡，這不能說與他的敗選完全無關。

五都市長選舉過程與結果，也揭露了中間選民的具體存在，以及「第三社會」的稀微空間。中間選民不等於「第三社會」。中間選民可能搖擺於兩大黨之間，而「第三社會」則有意識地抗拒兩大黨的聯合壟斷。可以這樣說，中間選民是潛在的「第三社會」，而「第三社會」則是進一步覺醒的中間選民。

五都市長的競選議題，較少族群與認同問題的操弄，固然因為這是市長的選舉而非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但也因為政黨及候選人都很明白，都會地區的中間選民較排斥惡性分化的選舉操弄。對於中間選民存在（並且能夠左右選舉結果）的認知，促使候選人與政黨採取較溫和講理的競選方式。

五都選舉關係到第三政治力量生存空間的，主要在市議員選舉。大高雄市有一位親民黨籍的市議員吳益政先生，連任第三次成功。他採取清新的競選方式（如腳踏車隊），訴求「碳中和」（低碳交通與綠建築等），同時也務實經營選區，協助解決小市民困難（如攤販的生存問題）。更難得的是競選團隊人才濟濟，甚至有市府前局處長為共同理想而投入。我在吳益政身上看到正確的第三政治力量的經營模式。

台灣綠黨這次提名五位候選人，投入雙北市議員，得票也成長很多，特別是淡水八里三芝石門選區的王鐘銘先生，是一位年輕也無政治經驗的文化社運工作者，竟能一舉拿到佔總票數百分之七點五的八千多票，這顯示都會邊緣市鎮地區有許多選民對兩大黨陳腐的地方政治感到厭倦，對新選擇有很高的渴望。新的政治力量若能夠不放棄理想又能務實經營，是有相當多的民眾會願意支持，這就是有意識的「第三社會」，而不僅僅是消極的中間選民。

但是第三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速成、不可能偶發，更不能仰賴個別的政治明星。楊秋興先生是一位極優秀的高雄縣長，也很認真地打了大高雄市長的選戰，但是他的選舉不能做為第三政治力量的典範，原因在於他並未做好思想的準備。楊秋興結合了許多宗教、社團和地方人物，請了前省長宋楚瑜先生來助講，但是他缺乏將這些雜多力量統合在一起的論述。為了引發棄保，他的競選主軸竟然採用了「反菊總動員」，使得他的參選意義淪為個人與地方恩怨，非常地可惜。行政表現傑出的楊秋興縣長，是有走出第三條道路的條件，然而他必須朝新的方向，看得更高、更遠。

周奕成（專欄作家，新議程研究室主持人）

發表於 2010/11/29 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

為什麼不敢補助陸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留學生（以下簡稱陸生）到台灣來，我們的政府或教育機構是否應該予以鼓勵？該不該提供經濟誘因如獎學金補助？這應該是個可以討論，而且值得好好討論的議題。但是在藍綠對抗之下，綠營將這個問題硬扣上馬政府親中賣台，而藍營則在民意壓力下迴避這個議題。於是台灣的國家利益遂無法經由理性的政策討論而得到實現。

站在對台灣有信心（綠營一向如此宣稱，藍營也這麼說），並且要用台灣民主去影響中國大陸（藍綠都曾經這麼說）的立場，招收陸生到台灣來，讓他們接觸台灣的自由民主，回到中國之後能夠幫台灣講話，甚至改變中國，這豈不是本小利大並且收效長遠的做法嗎？這樣的策略思考，其實兩大黨裡的決策高層都懂。不說前後擔任過陸委會正副主委的兩黨主席，包括所有兩岸政策智囊都很理解，甚至說在這問題上頗有共識亦不為過。

兩黨高層之所以頗有共識，主要原因來自於對美國國家戰略的了解。美國的外國留學生名額，一向是其對外政策的一部分。由於中國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美國長年以來持續增加對中國留學生的名額，而主要的大學也很有默契地提供更多給中國留學生的獎學金。美國國際教育協會公佈的數據顯示，去年（二零零九年）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有九萬八千多人，約佔所有留美外國學生近百分之十五，中國現在是僅次於印度的留美大國。

當然台灣不比美國，但留學生政策做為國家戰略之一環不無可取。然而在兩黨與民意的互動下，台灣的中國留學生政策偏向保守。今年八月間，立法院通過的所謂「陸生三法」（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相關修正條文），設立了所謂「一限二不」原則（指「限制承認大陸醫事學歷」，「陸生不得報考與國家安全機密相關系所」，「大陸人民除非在台定居設籍並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不得持大陸學歷參加公務員、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考試」），並且第一年只開放兩千名陸生來台。

不提當時發生立法院的暴力，民進黨還在這幾個法案上做了違背其基本價值的表態，包括「陸生學雜費應為私立大學台生的兩倍」。這樣的立場，等於是設下了「只歡迎中國有錢人和幹部子女」的門檻。民進黨在過去在野時代乃至執政時期，都不曾有過這樣的立場，只能說是該黨立法委員素質極嚴重的倒退。

國民黨畏於被抹紅的民意壓力，或者說其中有些人因行為媚共而產生的心虛，不敢支持用政府預算給陸生提供獎學金。陸委會現在為了反擊名嘴主持人的指控，一直說只有用「中華發展基金」提供來台研究的短期補助，這卻是一個可笑的表態。事實上，來「研究台灣」的很多學者都具有中共黨政關係，反而是最不需要補助的，即使每年金額幾乎微不足道。

台灣應該提供給清寒優秀的陸生更多來台留學的機會，不應該補助來「研究台灣」的特定人員，而該補助一般性的學術教育，就好像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其主要就讀科系是商管、科學、社會人文學科等等。如果政府不能做或不敢做，那麼大學校長們應該找大陸台商或來台陸商捐助設立這樣的獎學金。以每年兩千名陸生，若其中兩百名值得獎助，每人每年給十萬元台幣，總額不過兩千萬元（從台商宴飲酬酢的費用撥一點零頭就夠了），絕不會排擠台生的權益，卻是為台灣和世界的公益投資。

發表於2010/11/1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星光大道下的中國與台灣

要台灣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可能有一半的人不願意。另外一半人呢？那還得看中國的定義是甚麼。這對海峽對岸的許多人聽起來相當刺耳，但這是台灣民意的現實，也是兩岸知識份子必須去理解、去面對、去處理的現實。

無可置疑地，在長期政治體制分立下，台灣社會早已經發展出獨特的國家認同。這獨特的國家認同並非必然等同於台獨－－同樣，這也得看台獨的定義是甚麼。台灣的獨特國家認同其實不排斥中華文明。絕大多數抱持台灣認同的人們，從來不曾想過要去廢除漢字、否定自己與中國大陸的淵源。只是台灣人這樣的國家認同，確實已經使得兩岸的政治統一成為不可欲也不可行。

台灣的國家認同是持續成長的，並且隨著年輕世代不斷加入社會中堅，而有愈強大的趨勢。原本有些人預期，在馬英九總統領導的國民黨再度執政後，由於擴大的兩岸交流以及教育和傳播政策的改弦更張，台灣認同能夠被壓抑下去。長年進行的民意調查則顯示出，這樣的趨勢在這兩年並未消退，反而成長。

站在台灣人的立場，這樣的認同發展趨勢是可喜的。畢竟，有強固的台灣認同，使得台灣社會更有追求進步文明的動力，也能夠塑造強大的共同體意識，確保台灣的自主與安全。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政治上的分立，對整個中華文明而言是件好事。政治的分立而非對抗，造成良性的緊張關係，使得社會有反省力，文明更有活力。

但是在深思者的眼中，台灣認同發展在進步中潛藏著危機。絕大多數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世代，拒絕被中國統一的意志，與中國人民，特別是在中國社會逐漸自由開放下，可能對統一台灣有愈來愈高的興趣和期待，這兩種集體意志發生衝突的機會提高了。最弔詭也最危險的情況是，北京政府尚能保持理性，在穩定中謀求漸進的和平發展，而在中國內部卻有激進的社會勢力，要求為統一與台灣對決。假使激進勢力一時成為主流，則兩岸和解的走勢就會扭轉。

兩岸接觸與交流的層面擴大後，原先政權與政權的對抗緩和了，反而是社會與社會的矛盾激發了。自發性的民間矛盾與個人或團體衝突，會在缺乏一種共同認知架構的情況下層出不窮。上周發生的中國代表要求台灣團以「中國台灣」名稱出席，而造成兩岸電影人沒走上星光大道的「東京影展事件」，假若事實確如兩岸官方所定性（定調）的，是中國代表的個人行為，那麼這種個人行為的背後，還有相當強大的集體意識形態脈絡。

要台灣人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比要台灣人說自己是中國人還要更難以接受。原因在於「中國」在一般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世代的認知上，是一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占有的政治符號，而非民族或文明的意涵。參加東京影展的中國代表，他對此無法理解，自命為上國天使，蠻橫地要懲罰拒絕稱臣的化外之民，當然造成台灣人的反抗。

和這位中國電影官員心態相同的，是那些因為台灣美麗女明星哭了，就歇斯底里要抵制她的中國網民。未來，這樣的對台灣拒絕附屬於中國而感到沮喪憤怒的中國「憤青」、「憤中」、「憤老」會不斷跳上兩岸的舞台。除了靠政府克制以外，還必須創造一種新的認知架構，來連結與協調兩岸人民的思想差異，否則兩岸人民是沒辦法一起走上和平共生的星光大道的。

發表於2010/10/27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中華民國的新定義

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國慶日的前一周內，台灣發生了兩件小事情。一是在開南大學的一場國際大學籃球賽，學生在校園裡掛遍了中華民國國旗，導致來參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生球隊掉頭離開。另一是在社交網站「臉書」（Facebook）上發生了一場沉默的愛國運動，可能有數千人或數萬人（人數無法估計）響應了把個人身分照片（profile picture）換成國旗的訴求，以此來慶祝國慶。

這兩件小事情背後所代表的社會趨勢，對於台海兩岸關係的影響會很深遠，相形之下馬英九總統的雙十談話內容就無足輕重了。這兩件小事情，象徵了中華民國的定義，已經被台灣的新世代所改變。其實也不是被新世代改變，而是被六十年的台灣與兩岸歷史所改變，然而由新世代透過直覺的行動而確認下來。這個中華民國的新定義與意涵，既不同於任何統派，也不屬於傳統的獨派；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理論無法統攝，民進黨的台獨理論也難以涵括。從認同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一個新的中華民國誕生了。

學生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隊面前掛起中華民國國旗，是一種爭取尊嚴的抗議，不僅抗議霸道的客人，也抗議軟弱的政府；他們的中華民國國旗代表的不是那個宣稱領土包括大陸的虛假中國，而恰恰就是台灣。在臉書上貼國旗的人們，很難歸類他們的政治屬性，從深藍到深綠都有。有的人貼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民國最初的五色旗，這些人可能是不認同國民黨，因此不願貼上有國民黨黨徽的國旗，但他們又接受中華民國，因此也不是要更改國名國號的獨派；有趣的是他們認同了一個不曾代表過台灣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滿地紅至少經歷過台灣的本土化，但初年的民國卻與台灣歷史幾乎少有關連，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是認同中國的？

十月發生的這兩件小事情，可以配合著一個月前的一份民意調查來看。聯合報公布於今年九月十一日的民意調查，顯示台灣人民選擇與中國統一的人數比例，包括急統與緩統都愈來愈低，而緩獨與急獨比例都升高，更有過半受訪者選擇永遠維持現狀（略相當於接受「已獨論」）。中共對台學者與急統派對此情況感到急切的憂慮，有的甚至建議中共對台灣採取非常強力手段，包括對台武嚇或對日奇襲（藉由釣魚台爭端），來扭轉此一民意趨勢。

這些建議當然是完全的愚昧，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新民意缺乏同情的理解，無法正確解讀其意涵。聯合報九月民調所顯示的，正是十月這兩件與中華民國國旗有關的小事情的背景脈絡。一個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中華民國新認同已經成長，並且會更加茁壯。這種新認同卻未必拒斥台灣與一個概念上的中華之間的關連。可以說，這種新的中華民國定義，是具體的台灣認同與抽象的中華認同的有機的綜合體。未來兩岸的任何可能性，都要從這台灣新世代的新認同來展開。

發表於 2010/10/1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黃金十年與十年政綱

馬英九總統提出「黃金十年」，民進黨蔡英文主席提出「十年政綱」，看起來兩大黨領導者都對未來十年懷抱著遠大的志向。要評價兩大黨所規劃的十年願景，我們先從客觀角度看看，就台灣所處的華人世界與東亞區域而言，未來十年究竟是怎樣的十年？

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得回其應有的世界地位的十年。中國經濟可望繼續增長，但是知識中產階級的人數擴增，將迫使共產黨政權不得不面對遲早發生的社會激盪與政治革新。東亞文明將會翻新而顯示出對全人類更大的重要性。在這樣的十年裡，台灣由於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制度優勢尚未完全喪失，還有機會對中國發揮一種具有抗衡張力的正向拉動力量。評估國民黨的「黃金十年」與民進黨的「十年政綱」，極重要的是看兩黨願景是否能建構台灣如此的特殊角色。

馬英九總統與國民黨政府所期待的「黃金十年」，並沒有指出台灣如何強化或至少維繫自主地位，並以此帶動中國大陸的進步。相反地，馬政府心目中的黃金十年，是台灣攀上中國經濟的驅力而被帶動。馬政府認為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的簽訂，是所謂黃金十年的開啟。在馬政府的世界觀裡，台灣一旦與中國降低了關稅，促進了貿易來往與投資，然後形成共同市場，就是一切問題的解答。

國民黨黃金十年的想法，建立在非常簡化的意識形態之上。自從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後期台灣經濟自由化起，一種解除管制、放任財富積累與剝削的放任資本主義就徹底給國民黨人洗了腦，從此不再以總理信徒自居。這個思想陣營（其中大部分人沒有思想但忠於陣營）九零年代以來極為壯大，把放任資本主義的教條都化為了常識，彷彿除此之外再沒有了經濟學，所有違背的思想都不值得討論。

國民黨的黃金十年，將會是國家最大功能在於招商的十年，也是政府最主要工作在於開標發包的十年。馬總統提出黃金十年的口號後，政府將政策研擬的工作用八百萬台幣發包給中華經濟研究院，只是無數案例中的一個小例，說明政府如何失去執行業務的機能。而未來政府最大的政績，也會放在如何吸引外資、中資。

當招商成為政府的第一優先事項，領導者會幾乎完全失去判斷力與自信，而傾向認為外資或中資企業的觀點，就該是政府的觀點，甚至往往過度揣測投資者的心意。先前馬總統擔心桃園機場捷運車站太多，開到台北超過三十分鐘，會讓台灣「沒有競爭力」，竟然不顧規畫專業與程序而要求減少站數，這個案例完美地說明了領導者是如何被「競爭力」的想法折磨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國民黨的黃金十年，如果少了制衡與批判，極可能成為在放任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大膽冒進，缺乏同情心、缺乏敏感性的時代，也可能成為強者狂暴、弱者無告的時代。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表面看起來金光閃耀，實質上只是鍍金的十年。

民進黨的十年政綱尚未完全公布，還不知道其中國政策部分將如何應對未來十年的客觀情勢。但是從民進黨失去中央政權之後的所謂反省思考的層次，可以判斷民進黨不可能提出大幅革新的主張。對於維繫台灣的獨立自主，民進黨可能會有很多口號，但是對於如何拉動中國大陸的改革進步，以一個基本立場反中的政黨則幾乎不可能做到。

發表於 2010/09/15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以「共和」做為建國百年主題

中華民國一百年逐漸近了。這是我們能夠強化共同體意識，宣揚台灣民主，提升國際形象的時機。然而近來幾個現象卻讓人擔心：政府與執政黨的一些心態和做法，若不是反而造成國家內部更大的歧見，至少是平白浪費了重要的歷史機會。

一方面是百年國慶活動主題的膚淺化、無聊化。行政院文建會辦了一個「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民間創意提案活動」的「點子王」徵件，提供一萬元到五萬元的獎金，但是從今年一月底到八月中只收到了寥寥二百五十八件提案，獲選的是：「國慶100美食100」網站、「國慶100偉人100」票選、百輛主題花車大遊行、百年民國人物Cosplay等等。

你不必是甚麼創意高手，只要偶爾看看電視上上網，就能夠知道台灣從都市到鄉村，從七歲到七十歲，充滿了真正驚喜的創意與幽默感。文建會花錢徵得的這一類活動「點子」，以今日台灣的創意水平，很難說是有甚麼創意，更看不出有甚麼意義。看到百年國慶的創意如此，使我不禁要說，以前人家批評民進黨政府只會辦活動，但是現在國民黨政府連辦活動都不會。在重賞之下還只徵得兩百多位國民響應，可以看出社會大眾幾乎毫不關心。

另一方面是百年國慶思想論述的黨派化，這是更糟糕的現象。作家平路女士參與籌拍孫中山先生的紀錄片，為了提及列寧說孫中山「天真」，引起監察委員周陽山教授的大力抨擊。這只是浮出的例子之一而已，凸顯的是自居為中華民國所有權人的國民黨人，將要如何藉著建國一百年而壟斷歷史的解釋權。周陽山教授並非此時的泛藍當權派，而國民黨人絕大多數也早已不敢自稱是總理信徒，但是只要國民黨人顯露出護教者的態度，不願容許或不能欣賞民間各種角度對於中華民國歷史的挖掘和詮釋，那麼很自然地許多的台灣人民油然產生「誰的國？誰的父？誰的百年？」這樣的疑問，也就無怪乎很多人由於厭惡國民黨而無法認同中華民國，而國民黨本身也就成為台灣－－中華民國共同體意識的破壞者。

在公共論壇上所見，對於中華民國一百年應該採取何種主軸，我認為見地較為高遠的，是企業家張安平先生的文章（八月十七日中國時報）。他建議用「共和」做為建國百年的主題，因為「建國百年」的主題必須考慮「四要」：「要是未來的，而不只是歷史的；要能重新為廿一世紀的中華民國定位，團結人民；要能提高中華民國在全世界正面且積極的能見度；要對中國大陸釋出應有的善意」。

做為台灣人，我們都該關心中華民國的「百年大計」，不是因為中華民國的歷史多麼偉大，而是因為中華民國就是目前屬於台灣的國家形式。比起任何輕薄花俏的活動，比起黨派化的歷史論述，「共和一百」確實是值得做為國家邁向另一個百年的願景。「共和」是建國百年的理想，也是全體人民可以共享的未來希望。

發表於 2010/08/18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以「大社會」面對全球衰退

原油價格在上週曾經略為回跌，造成了景氣下滑止住的感覺。然而，事實是冷酷的。油價略跌後又因為主要油管破壞而回漲。現在看來，即使有短期的正面因素，似乎都難敵不利的大趨勢。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已經是各主要經濟體的產官學領袖最關切的議題。

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總裁們，以及主要的經濟學家，都在關注討論著可能來臨的「衰退」－－幸好還沒有用到「大蕭條」這個字眼。到底有沒有衰退，大家的看法不一。當然，經濟學家總是用模棱兩可的說法－－為了要預測，又為了避免錯誤的預測。美國前聯邦準備會理事主席葛林斯潘說，「我認為現在的數據還無法推論我們（美國）已經進入衰退，但我們已經在衰退的邊緣。如果我們沒有進入衰退，我會比較訝異」。美國紐約時報則直接用標題指出，可見的更多箭頭都指向了衰退正在發生。

日本經濟新聞社發布調查指出，十位經濟學家一致認為日本經濟已經進入衰退。在歐洲，丹麥已經成為歐盟內的衰退首例；德國投資者信心降到低點，上漲的工資又造成通膨危機；英國的房地產跌，物價升。整個歐洲本來關切美國次級房貸金融風暴，現在對自己的衰退也開始如臨大敵。中國景氣是否會被美國拖累，還有爭論；但是中國政府對於「後奧運經濟」的走向顯然有極大的憂慮，畢竟對中國來講，高速增長一旦遲緩，其社會與政治效果無異於衰退。

全球經濟是否真會進入衰退？衰退的幅度有多大？衰退的期間有多長？對這些問題，經濟學家們爭論不休，而且爭論只會愈來愈多、愈來愈複雜，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但是對於政府來說，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是無可逃避的責任。台灣在這一波的全球不景氣裡不可能置身事外。假使最壞的情況發生，長期的衰退必將對人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衝擊。對此，政府必須要有因應的方案。

目前，我們看到劉內閣的主要政策目標，都是放在刺激短期成長，例如不斷被批評為浮濫草率的擴大內需方案，又比如說試圖透過兩岸經濟交往的擴大來創造收入。追求成長固然是政府必要的目標，但是在全球衰退愈來愈真實的此刻，在一個規模不大又極度依賴的經濟體，這樣的短期刺激究竟是否有效？或許，政府應該有另一套面對衰退的大政略，其目標並非追求短期的成長，而是為台灣做好準備，準備度過全球經濟寒冬，在衰退期間鞏固我們的社會團結和安全，並且讓台灣成為第一個從衰退中復甦的國家。

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許多爭議中的政策議題，都有了新的價值和視野。就拿年年爭論的高等教育高學費問題來說，如果國家大目標是從可能的衰退裡及早復甦，則五年或十年後的人才質量勢必是國家的優先事項。現在這種過度擴張過度招生的大學體系、強化社會不平等的學校資源分配、利息愈來愈昂貴的助學貸款，以及所導致的學生花大部分時間打工賺錢，僅僅為了支付低品質教育的費用，在在顯然無助於台灣面對可能來臨的大衰退。

以度過衰退並急速復甦，而非以短期成長為目標的「大社會」政策時代，已經來到了。政府領導者還茫然無知嗎？

中華台北與中國台北

奧會模式以及WTO模式，分別是台灣存在於國際組織的兩個主要模式。「中華台北」就是所謂的奧會模式。「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就是所謂的WTO模式。

這兩個模式，都是「台灣－中華民國」委曲求全的「假名」，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用盡各種手段杯葛，既不讓台灣以台灣之名，又不讓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加入國際組織，還要中華民國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代表權讓給「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更要求台灣被稱做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產生出種種奇奇怪怪的名稱。

換句話說，「中華台北」這個一九八一年洛桑協議所訂的名稱，本來就已經是北京施壓下妥協的結果。這並不是台灣人民所喜愛的名稱－－開甚麼玩笑，既不符合「第一社會」的期望（台灣），也不符合「第二社會」的理想（中華民國），更何況中南東部和外島人誰認同台北啊。

這個委曲求全的名稱，我們用了二十七年，算是對北京很配合了。沒想到在任何城市舉行奧運都可以，在北京舉行奧運，就要改成「中國台北」。這次不是我們要計較哪一個名稱，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欺人太甚。

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通訊社，把「中國台北」再改回「中華台北」，竟然引起國民黨中央和行政院的爭功，這也讓人民真的看清了現在的國民黨－－完全沒有一點捍衛中華民國的骨氣，比起當年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還不如。

中國台北與中華台北的爭議，除了暴露出現在的國民黨的性格以外，最重要的是顯露了值得繼續探索的一個大問題：中華不等於中國。

中華和中國是有差異的。而且這差異是台海兩岸都同意而且非常在意的。如果在北京的認知裡，中國就是中華，那麼他們沒有理由要把中華台北改為中國台北。如果在台北的認知裡，中華就是中國，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要堅持是中華而非中國。

也就是說，在這次的奧運隊名之爭後，兩岸發現了一個共識：中華和中國是不同的。中華顯然大於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體，只能代表中國而不能代表中華。台灣（某種意義上）願意自己是中華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寶貴的共識嗎？中國不等於中華，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那麼中華就還留有更大的可能性。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理解並接受這樣的觀點，豈不為兩岸的政治解決打開了重大的活路？

馬英九總統說，改回中華台北代表大陸釋出善意。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女士則說，中華台北不算善意。到底算不算善意？事實上，就看北京如何理解這中華與中國的差異了。如果不接受中國和中華有差異，那麼改來改去當然都不算善意。如果認為中國和中華確實有差異，那麼北京接受中華台北，就算是相當大的善意，甚至還帶點新意和創意了。

馬英九是兩岸和平締造者嗎？

馬英九總統在接受CNN專訪時說，他是和平使者，不是麻煩製造者。這話不算錯。在陳水扁總統之後，大概也很難有台灣總統能夠為台海製造更大的不穩定。全世界都認為馬英九先生不會在台海掀起戰雲。

但是馬英九總統要了解，他要做的不是全世界的模範生，也不是華府和北京的乖寶寶。他是台灣的總統，他要做的是增進台灣最大的國家利益，而不僅僅是和平而已。和平，固然是國家利益中最根本的一項，但是坦白講，在兩岸之間要達成和平並不困難－－只要事事服從北京就可以了。

當馬先生還是在野的國民黨主席的時候，他可以附和著美國官員和學者，說些阿扁總統是麻煩製造者的泛泛之論。當他已經就任台灣的總統，他還自己說自己不是來搗亂的，這樣就讓人感覺比較無聊一點。總統代表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當然不是來搗亂的。這還需要總統親自表態嗎？

台灣的總統當然不是搗亂者。但也不僅僅是和平使者。台灣的總統必須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也是台灣最大利益的創造者。

為什麼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呢？又要如何創造最大的台灣利益呢？目前所有陳腔濫調的近程中程架構，都無法為台灣帶來永久的和平。美國人所提的架構，是美國人的利益，是要把台灣和中國暫時安置在一個美國所主導的亞洲秩序裡。台灣總統不是美國政策的執行者。台灣需要一個從台灣主體出發、有原創性的方案，能夠巧妙地維繫大國力量的平衡，又能納入兩岸民意的基本需要。由台灣人所設計的架構，才有可能是對台灣最有利的架構。

從馬總統就任兩個月的表現看來，他和他所領導的政府可能很難達到這樣的目標。馬總統在TVBS民意調查所顯示出來的低落聲望，固然主要因素不在兩岸政策，但是偏低的民意支持度是很大的警訊，代表馬總統大概不容易主導兩岸和平架構的創建了。

根本的問題出在馬政府缺乏一個宏觀、有戰略性、內在邏輯連貫的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理論。我曾經指出馬總統「一中各表」的表法是一個悖論。馬總統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但他也說過，中華民國是台灣。兩個等式放在一起，推出「一個中國是台灣」的荒謬命題。當然我們理解「一中各表」本來就是扭曲和勉強的事情，兩岸之間有太多不得已而違背事實的言詞。但是馬總統從來沒有讓人民搞清楚，他的戰略觀到底是什麼－－「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是國家目標？還是一時的辭令？

同樣根本的問題，是馬英九總統尚未獲得另一半人民的信任，而且這種信任的落差還在加速擴大中。在台灣的「第一社會」或者說綠色的選民裡，有非常多的人認為馬英九先生會向中國屈服。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為了保衛中華民國，馬英九是不可能不保衛台灣的－－因為中華民國確實就是台灣。但是馬先生沒有讓本土派人士了解到這一點，反而毫無招架地被戴上統派的帽子，這卻是他自己要負責的。更甚者，馬英九做為國民黨領導者，放任部份藍色政治人物挾中共之力來對付他，這如果他自己不放聲喊出來，誰也沒辦法救他。

馬總統的和平訊息，全世界早就已經收到了。但是馬總統如果沒有能力去做真正的和平架構的締造者，那麼就只好讓在野陣營以及民間來擔負這個重任。畢竟，國家是我們大家的。

小龍女的第一場武林大會

本週內，被暱稱為小龍女的蔡英文女士，將要面對他就任民進黨主席以來的第一場嚴酷挑戰──民進黨失去中央執政權之後的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是民進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這次的最重要議題是該黨將用何種方式來推舉二零零九年縣市長選舉的候選人。除此之外，蔡主席還想要推動廢除三級黨部等的黨務改革，而且把此視為他個人和民進黨的重要里程碑。

蔡主席將黨務改革看得如此重要，可能是認為要透過黨的系統來建立領導權威。事實上，民進黨領導者的影響力，從來不來自於黨務系統，而是對於廣大民意的掌握。只要蔡英文主席能夠繼續擁有很高的社會期待，甚至讓大多數支持者認為他就是最適合、最有獲勝希望的下屆總統候選人，那麼整個民進黨就會望風景從。黨務改革，說實在的，不是那麼重要。

與其放太多注意力在黨務，蔡英文主席或許更該向大眾社會傳達：民進黨的首要任務並不是像在戒嚴時代一樣，去徹底地反對執政的國民黨。原因很簡單，現在的國民黨並不是靠不民主的手段把持政權。另一方面，現在的民進黨也不再是受苦大眾的代表或正義的化身。民進黨曾經擁有權力，民進黨之所以失去權力，不是因為國民黨迫害，而是因為執政表現不受到肯定。

民進黨的職責不是去全面地否定或是不停地攻擊國民黨和馬英九政府──國民黨的無能，他們自己很快就會證明，不必旁人代勞了。攻擊國民黨並不會讓民進黨重新執政。民進黨該做的是讓自己成為人民心目中一個可靠的替代選項──當人民又受不了國民黨而想要把他們換下來的時候，民進黨必須是一個可以用來把國民黨換下來的替代品──民進黨要提出替代的方案，要準備好替代的團隊。

這也就是說，民進黨不可能和國民黨是截然對立的，兩大黨不應該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利益觀點，也不應該代表兩個互相對抗的社會力量。相反地，民進黨是要和國民黨競爭著台灣的主流發展路線的。台灣到底該怎麼走？什麼方向對台灣最為有利？答案不可能有兩個。民進黨必須要比國民黨更明確、更有效地掌握到那個答案。

對於小龍女蔡英文來說，他最應該做的是建立由他自己所代表的新時代民進黨路線，把過去錯誤的觀念、作風和人物都留給過去。很不幸地，據說民進黨內現在最敏感的字眼竟然是「新」、「中間」等字眼──還屈服於深綠媒體的撻伐壓力，而不敢大聲說出民進黨要走新的路。這是極為可笑又可悲的情勢。

小龍女必須在武林大會裡展現他的武功路數，讓天下好漢看清楚什麼是主流、什麼是趨勢。小龍女不要誤以為山頭門派林立的組織能夠幫助他一統江湖。本來就不是江湖人的小龍女，走條新的路來吧。

維護台灣獨特性

用行動來愛台灣、護台灣的時候到了。

我並不是在散播某種恐慌，說中國觀光客登台、包機直航、人民幣在台兌換，這一類的兩岸交流會讓台灣失去獨立地位或被消滅掉。

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遲早都要正常化。兩岸的交流是無法阻擋的。兩岸的交流對台灣是必要的。台灣也不會因為這些交流就不存在了。但是，我們要非常清楚：台灣的獨特性，是需要台灣人有意識、有決心地捍衛，否則是很可能會流失的。

台灣早已發展了獨特的台灣文化。這台灣文化並不僅僅是「第一社會」（一九四五年之前就在台灣定居的社會）的文化，或舊意義下的所謂本土文化－－一種相對於「第二社會」（一九四五年之後隨著國民政府軍隊來台的社會，或外省人）的文化定義。

相反地，獨特的台灣文化是「亞洲歷史的混搭」，結合了南島文化、日本和西方文化，而以華人文化為主軸－－這華人文化也不是由「第二社會」所帶來的，而是跟著早期的漢移民來到台灣數百年，是原本就深植在「第一社會」裡的。現在的台灣獨特文化，當然是融入了「第二社會」之後又發展了數十年的跨世代本土文化。

這樣的台灣文化獨特性，已經是全體台灣人的共同認同，也是「第三社會」（台灣－中華民國共同體）的文化認同。我們的獨特文化，有美好也有醜陋，但我們珍惜。

二零零八年七月到八月，就是全體台灣人奮起動員，共同守護台灣獨特性的發起日。包機直航、人民幣兌換，直到北京奧運開幕，台灣民間首度幾乎毫無心防地暴露在巨大的中國之前。這是一百多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

我們歡迎開放。但是在開放之下，我們應該有所準備。很不幸，馬英九政府並沒有準備。不僅沒有準備，甚至很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馬英九政府的理論家（假定有的話）沒有想到的，馬英九總統沒有講的，我們在民間不能不講清楚：

捍衛正體字。正體漢字是台灣為全球華人和全人類所保存的資產。沒有必要為了迎合大陸觀光客而把優美的正體字改掉。讓他們來學學正體漢字，也是台灣的觀光特色。政府機關應該明文規定不用簡體字。民間商號用簡體字，該被輿論批評。

捍衛新台幣。台灣中華民國的合法貨幣是新台幣。人民幣在台合法兌換，不代表民間可以流通。可怕的是這種現象已經開始出現。政府要嚴查，絕對不能容許民間流通人民幣。金融擾亂的後果不堪設想。

捍衛台灣的中文詞彙。語言是文化的結晶，台灣的中文（包括漳泉河洛話、客家話等）都與大陸有所差異，不論是傳統詞彙或外來語、流行語皆然。讓我們講自己的話，維護台灣中文的獨特性，不必特意去學中國大陸的詞彙。媒體記者、主播，你們的示範責任最重大。

捍衛台灣的價值觀和言論自由。這是最根本的，也是全台灣媒體老闆和主管們絕對不可棄守的。台灣人有權利講愛台灣，台灣人有權利公開批評任何政府－－包括我們自己的政府以及對岸中國的政府。這正是台灣在全球華人世界最大的獨特性。如果任何媒體開始自我設限，逐漸流失批評的空間，那就表示台灣的價值在淪喪。

全體台灣人，睜大眼睛看好，共同看顧我們所珍惜的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