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變二零零八－－台海失衡

變－－這是美國總統當選人歐巴馬的訴求，也是日本人選出的二零零八年代表漢字。若要選出一個字來形容過去這一年的台灣海峽情勢，大概也是「變」這個字最為貼切。二零零八年的台海均勢有了根本性的變化，而且是在短促的時間內發生，稱之劇變不為過。

這一年的前五個月，台灣還在陳水扁政府主政下。陳水扁在競選連任前以及第二任期內，即刻意將兩岸關係推向對抗，在東亞造成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直到他卸任前，在國內、在海峽對岸以及太平洋彼岸，都還有戰略分析家們推測陳水扁可能宣布台灣獨立，甚至製造戰爭，以此擾亂總統大選或拒絕交接。事實是陳水扁並沒有這樣做。但是連如此誇大的噩夢情節都被煞有介事地討論，可見台海情勢有多麼的不穩定。

這一年的五月，馬英九就任總統，片面宣布台海不會有戰爭，原先的緊張態勢立即消失。馬英九接受「一個中國」，且放棄了在競選期間信誓旦旦的中華民國即台灣的立場，改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讓兩岸回到了法理上的內戰殘餘狀態－－是最有利於中共的狀態，因為內戰的勝負早已決定。十一月初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馬英九政府在接待時也曲意迴避主權問題，換取了大三通的四項協議。國民黨更急於扮演中共惠台政策的獨家總代理。這些快速的改變造成台灣民心相當程度的渙散，很多人都懷疑國民黨政府保衛中華民國的決心。

在短短一年內，兩岸情勢從不穩定的緊張衝突狀態，變為穩定地失衡，亦即持續地朝向台灣主體融消或屈服於中國的趨向演變。失衡狀態一旦過了某個臨界點，可能引發快速的滾雪球效應，造成民心的崩解，從此無法再回頭而一路傾斜下去。

陳水扁政府任內兩岸之所以對立，乃是陳水扁為了個人政治算計而刻意營造。馬英九政府任內兩岸之所以失衡，則是馬英九本身及幕僚似乎缺乏對民意變化的感受力，也沒有明確的國家大戰略，甚至對人權和民主的基本價值也沒有強烈的信仰。陳水扁誤導和濫用了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而馬英九則忽視甚或糊里糊塗地扼殺了這珍貴的台灣主體意識。

大三通不是問題，兩岸金融合作也不是問題，與中國人民和解合作更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國民黨政府沒有了捍衛中華民國的決心，造成兩岸均勢更快速地失去平衡。維持台海均勢的三大支柱是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台灣的民主。在金融海嘯後，美國國勢可能衰頹，即將入主白宮的民主黨人們也曾有無意支持台灣的論調。相反地，中國顯示出在金融海嘯下進行「危機崛起」的雄心。在美消中長的情況下，一旦台灣人民捍衛自由民主的決心有所鬆動，則台灣與中國大陸分立的台海均勢就一去不復返了。

發表於2009/1/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國民黨步入危機深淵

民進黨面臨著極大的政治危機，這是一般人共知的事實。但是執政的國民黨也逐步踏進深淵般的統治危機，這樣的可能性，則是國民黨人看不見也不願意承認的。

這一周，國民黨重返執政後的首度國共論壇在上海圓滿閉幕，現任黨主席吳伯雄親自與會，中方端出「十項惠台政策」做禮物，大貓熊「團團」、「圓圓」也終於來到台灣，這一切正是兩岸交流大通、國共兩黨密切對話的成果，怎麼會說國民黨正邁入政治深淵呢？

事實上，恰恰是在政策上過度依賴中國相關的利多，以及在政治上大打中國牌，有可能使得國民黨一步一步走向失去自我的路。

國民黨重新全面執政之後，最重要的政績和政策方向就是兩岸關係的改善和交流的開放。除了很不看好的擴大內需方案、消費券以外，人民和國際社會最有印象的大概就是陸客來台觀光、陸資來台興業、陳雲林訪台、大三通開放，以及這一次國共論壇所得到的各項中國概念利多了。

這些中國概念利多，不管是開放帶來的好處，或是由中國政府所直接提供的利益，是否落實都還言之過早，期待過高也很可能會帶來失望。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高孔廉就說，過去中國也曾承諾對台商提供貸款，但因為條件過高，廠商根本貸不到。其他幻滅的例子就太多了。

兩岸和解與開放對台灣基本是好事，但是好處有多大還不知道，負面的影響更不能低估。國民黨政府把最大的政策目標和政績，都放在中國概念及兩岸相關的項目上，是相當危險的。

且不論中共是否一直維持善意和誠意，即使中國在能力（維持經濟增長及金融穩定）及意願（不藉由經濟合作來做政治勒索）上，都還能夠繼續給國民黨政府提供好處，難道台灣能夠僅僅靠著中國利多而在全球大衰退下生存嗎？而國民黨能夠只做中共惠台政策的代理商而擁有統治正當性嗎？

先前三次的國共論壇，是在民進黨主政時代進行的。當時的背景是陳水扁前總統刻意把兩岸關係搞得緊張，反而促成了國民黨前主席連戰架構國共平台的機會。馬英九總統在兩岸關係上看似有很大突破，其實也是因為中共拒絕陳水扁而把機會留給他而已。

可以說，從國共論壇以至兩會協議，國民黨是在補過去八年兩岸關係停滯的進度而已。兩岸關係從不正常到正常化，坦白講，只要順著經濟統合的大趨勢走，加以在政治上不要違逆中國政府的意思，誰都可以做得到，這不能算甚麼政績。

最為危險的，是國民黨一味強調「一個中國」，而似乎忘記了還有個中華民國要捍衛。更甚者，國民黨山頭家族們在大陸上所享有的經濟利益，將使國民黨失去主義也沒有領袖而徹底渙散。國民黨自從遷台以來，即便在風雨飄搖中，還不曾有過如此深重的危機。

發表於2008/12/2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起業國之二：大樹倒下，小草新生

短期景氣已經不可能挽救，不管八百億消費券或是再多的擴大內需方案，還沒做就已經註定失敗。有魄力和遠見的政府領導者應該直接宣示，打造台灣成為全球的「起業國」，用最大的資源和政策創意，投入鼓勵國民創業，把目標放在兩年內強勁復甦，讓台灣成為第一個從全球大衰退裡站起來的國家。

現在的政府和上一任沒兩樣，都是短視、畏縮、為有錢人服務。一下要救銀行，一下要救房地產商，一下要救汽車業，對於逐漸襲來的大失業潮，簡直是束手無策，只好在政府創造的就業數字上灌水。中小企業怎麼辦？失業勞工的家庭怎麼辦？國民的生活水平怎麼維持？看不到強有力的做法，就會舉債、花錢，舉完內債想要舉外債。

政府到底該怎麼做呢？唯有大規模地鼓勵創業，包括微型生活創業、社區創業、中小型創業、創意產業、傳統產業創新，才有可能真的挽救台灣經濟。乍聽下似乎不切實際－－既有的企業都活不下去了，新創事業怎麼生存呢？不，不是這樣。

第一，大樹倒下去，小草還是能生長，甚至更茂密。大企業倒閉，小商行、小店鋪還是有很多生意可做。華爾街的崩潰，不代表人民就不吃飯穿衣。歷史上的大蕭條，正是許多新企業崛起的時機。只要是針對人的基本需求而生產的行業，絕對不會消滅，反而會更興盛。

第二，創造性的毀滅，就在此時發生。經營不善的公司，倒閉後低價易主，是讓更有能力和創意的人（起業家）來擔負起領導的責任。現在的老闆做不下去，不代表他的員工或其他股東也一定做不下去。趁著衰退，換人做看看，能焠鍊出更勤奮堅強的新一代企業家。

第三，即使短期內創業不易，但政府仍應把環境準備好，讓「起業家」們先做助跑的動作。這時候公共資源應該大量投入創業教育、創新育成，並且在政府和輿論領導者們的魄力下，簡化法令與稅制，創造有利於微型企業、基本需求產業、新創事業發展的環境。一旦買氣復甦，「起業家」們就能夠一躍而起。

為什麼大規模鼓勵創業是從這波衰退裡復甦的唯一途徑呢？道理很簡單，鼓勵創業是最能夠把國人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方法。衰退期間，消費和投資都大量縮減。但我們並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我們的儲蓄率在亞洲四小龍裡再度奪冠。金融風暴也使得大量台灣資金從海外撤回，只是回來以後就藏在人民的口袋裡。

如果領導者有極大魄力，將大量資源用來號召國民起而創業（而非消費），那麼民間儲蓄將逐漸被動員出來：中高階層白領失業者會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創業，父母親們會把積蓄拿出來幫忙孩子創業，被海外基金嚇怕的老百姓會發現投資在看得見的小事業更可靠。

數千家、數萬家小店鋪和小工廠的投資，不正是最大的消費嗎？「起業家」們要租店面，要買原物料，更要僱用人手－－這點是最重要的：大量創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大衰退的可怕，就在於許多工作機會一去不復返，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微型和中小型創業以及社區創業，特別是勞力密集的服務業如照護和托育等，最能夠有效地吸納勞動力。

創業精神，就是台灣精神。台灣本來就是「起業國」，台灣本來就盛產「起業家」。 在這個時候倡議「起業國」，是體認到一個事實－－除了鼓勵創業，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讓台灣從全球大衰退裡最快復甦。在這個時候倡議「起業國」，更是追尋一個夢想－－台灣可以藉由大衰退浴火重生，讓我們的產業結構更健全，我們的社會更公平富足。

發表於2008/12/17聯合報名人堂

陳水扁不代表台灣人

這句話其實是多餘的。誰都知道陳水扁不代表台灣人。

代表台灣人，是陳水扁自己說的。在帝制及威權時代，這類「朕即國家」的狂語並不少見。還有一部份的人，堅持聲稱陳水扁就代表台灣人，因此陳水扁受審就是台灣人受審，陳水扁被羈押就是台灣人受迫害，陳水扁被批判就是台灣人受侮辱。依照他們的邏輯，凡是台灣人都應該為陳水扁揭竿而起，對抗司法暴政。

陳水扁代表台灣人，這個命題其實可能有好幾種意義：第一種是陳水扁代表兩千三百萬全體國民，第二種是陳水扁代表「外省人」除外的本省台灣人，或特指講河洛語的閩南族群，第三種是陳水扁代表支持台灣獨立的群體。關鍵在於「台灣人」如何認定。但陳水扁代表台灣人的宣稱，從三種意義上來說都是錯的。

就第一種意義來說，陳水扁兩度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當然曾經代表台灣人。只是，當時投票給他的人民，包括為他助選的民進黨人們，絕大多數不了解陳水扁夫妻在當選之後的私下行徑，直到今天才聽說原來我們支持過的陳水扁是這樣的人。這表示了：曾經被選為台灣人代表的，只是形象上的那個陳水扁，而不是真實的陳水扁。

第二種「台灣人」的意義可能最符合宣稱「陳水扁代表台灣人」的那些人們所想要暗示的－－喚起台灣歷史上兩個社會的對立。他們需要搞清楚的是，假使所謂本省人或福佬人被貶抑的情形仍然存在的話，陳水扁恰恰是以他個人行為去提供歧視的藉口，陳水扁是讓本省台灣人淪落為無能力統治自己的人。

至於第三種意義下的台灣人，更不應該接受陳水扁做為他們的代表。從二零零六年開始，陳水扁最大的政治動機就是用台獨運動來掩飾和掩護他個人的誠信和道德危機。很清楚地，陳水扁與台獨運動者的目標不僅違背而且是絕對衝突的。更何況，以一位在廣大華人世界受到鄙視的政客為領袖，絕對不是台獨運動好的策略。

我從陳水扁在二零零三年底執意操作所謂防衛性公投彼時開始，連續撰文公開批判陳前總統以個人政治權謀凌駕國家利益。到二零零六年，陳前總統為了轉化他個人的政治危機而著力操作統獨和族群問題，我嚴厲批評這是不愛國的總統。但我所評論的都是陳前總統的政治操作而非操守－－在法庭宣判前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罪。

做為一個台灣人，我認為陳前總統最嚴重的罪還不是涉嫌貪瀆，而是他宣稱他一人即代表台灣人，他要全體台灣人一起承擔他的過錯，他要讓台灣人淪入萬劫不復的歷史輪迴。我是希望台灣繼續向前走的台灣人，必須要做出「一個台灣人」的反聲明：陳水扁不代表台灣人。

發表於2008/12/1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正視台灣人民的國家焦慮

下個星期，第四屆的「國共論壇」又要在上海召開。不同於歷屆由前主席連戰先生代表，這一次，現任的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先生將親自率領大批藍軍人士赴會。在中國海協會陳雲林會長訪台，兩會簽訂四項協議之後，可以預見，兩岸政權之間的熱和程度，又要提升到新高點。同樣可以預見的是，台灣民間對於兩岸兩個政權關係過熱的疑慮，也將持續蔓延。

上一週內，堅持了一個月的「野草莓」學生運動暫時收兵了。這場學生運動雖然以集會遊行人權為名，但是對台灣社會有深入觀察者，應該都能感知，一開始青年學生們動員起來的真正驅力，其實是一種對台灣未來的不安感。這不安感的內容，更進一步說，即是擔憂台灣人已經習慣享有的政治自由，可能因為國共兩黨急欲把兩岸關係拉得太近而受到限縮。

再加上馬英九總統婉拒達賴喇嘛在近期內訪台，遭受到嚴厲批評；以及媒體質疑我國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辦事處」的武官職銜改為秘書，算不算是自我降格。台灣民間對此諸多問題的反應，所顯示的都是在兩岸關係急速靠攏，而雙方實力並非對等，台灣政府又無法讓人民有信心和安全感之下，台灣人民對於自身國家尊嚴及生存產生了嚴重的焦慮。

馬英九政府以及國民黨一向對這種焦慮嗤之以鼻或根本漠視，執意加速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政府的合作。兩岸交流與合作不是錯，但馬總統對這種焦慮的態度最後將被證明是錯誤而且是災難性的。馬英九總統應該體認到，對台灣做為國家的存續抱有焦慮的民眾，就其實質效果言，正是「台灣中華民國」體制的捍衛者。換言之，如果馬總統確實不在任期內追求統一，則台灣人民的「國家感」，是他這個總統職位和權力的根源。

另一方面，馬英九總統與國民黨領導者們也要認識到，台灣民意的主流是和這「國家感」符合的。馬總統常常說他想不通，為什麼有人會擔心他賣台，言下之意是這種焦慮很荒謬或僅屬於少數極端反對派。事實上，脫離了這種「國家感」的政府政策及執政黨路線，才會變成越來越偏背主流，所以不停遭受到質疑和反對。台灣多數民意曾經抵制過民進黨急獨路線，也將對國民黨親中共路線發揮矯正功能。

從國際上看，台灣人民相當明確而強烈的「國家感」，正是台海兩岸能夠維持和平分立現狀的基礎條件之一，當然也是整個東亞秩序穩定的基石。馬英九總統如果真的是要維護現狀，就應該去鼓勵、強化這國家感，而不是去打擊、挫折它。同樣地，對於希望東亞秩序穩定的各方，包括中共內部的溫和派，台灣人民繼續擁有強烈的國家感，絕對是一個穩定的力量，而不是擾亂的因素。與其去否定、蔑視、打壓，不如正視、包容、溝通。

發表於2008/12/1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讓「海角七號」與「一八九五」在中國聯映

一部描寫台灣當代文化的電影「海角七號」，本來在國人期待下興沖沖地要到中國大陸去上映，但是卻被中國官方要求暫緩了。其原因據報載是看過該片且頗加讚賞的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在中共高層內部提出，擔心該部電影含有「日本皇民化」內容，會引起中國大陸民眾的反感，對台灣人民形成負面印象，導致兩岸關係的倒退。

如果這報導是事實，我們對陳雲林先生的動機也不必從惡意去解讀。然而，對此我的建議是：請陳雲林先生把另外一部上映中的台灣電影「一八九五」，連同「海角七號」一同放行播映得了。「一八九五」說的是台灣苗栗客家隘勇們在大清國戰敗割讓了台灣以後，孤軍對抗日本而終於被滅的悲壯故事。

我要請中國政府把「一八九五」這部片連同「海角七號」一起准予在大陸上播映，除了要讓中國民眾了解到台灣人當初抗日的英勇以外，更是希望廣大的中國人從台灣人抗日的故事，看清楚一個事實：這個祖國大陸，是怎麼樣背叛、拋棄了他的子民；而台灣人民的反抗，一開始或許是為了維護中國，到後來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

當然，我知道，即使看了「一八九五」，仍然無法讓中國民眾，特別是大中國民族主義的憤怒青年們了解台灣人的感受和想法。我知道他們會說：一八九五的悲劇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中國積弱不振，被帝國主義欺凌，害得台灣被割讓；現在中國強起來了，台灣當然應該趕快回歸祖國。

錯了。台灣人－－不僅僅是客家人、閩南人和原住民，也包括一九四五年之後來到的外省台灣人，特別是外省第二代、第三代的台灣人，對於這段歷史的感受，很可能並不是「咱們中國人」都要對付日本，而是「咱台灣人」為什麼總是要受到外來的宰制－－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國。

這就是以中國為中心來看台灣，以及以台灣為中心來看台灣，所產生的極大差異。陳雲林先生的憂慮，同樣也是如此－－從來還是以中國為中心來看台灣。中共領導們雖然努力想要了解台灣，但是只要繼續以中國為中心來看台灣，就不可能真的了解台灣，也永遠不可能得到台灣人民的認可。

其實，假使因為「海角七號」真有所謂親日的內容，在中國大陸播映後引起爭議，藉此讓中國人民有機會認識到台灣歷史的複雜性，也了解台灣人民的情感和歷史記憶，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說是促進兩岸人民互相理解不可或缺的過程。

我也相信，中國的社會並不是鐵板一塊，不是只有官方觀點和民族主義。引起一些辯論，會讓比較真的理解台灣的那部份意見可以發出聲音來。同時，中國本來就要去面對和日本的關係，這不是台灣問題，是中國自己的問題，是中國要在亞洲立足抬頭無可迴避的問題。

發表於2008/12/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起業國之一：在衰退前準備復甦－－打造台灣起業國

歐盟諸國逐一進入衰退，日本已連三季的負成長，美國則膽顫心驚地準備面對金融風暴後更大的產業倒閉災難。在主要出口市場都陷入可能的嚴重衰退之後，台灣實在不必存有太大的僥倖之心。現在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不是會不會衰退，而是我們如何面對衰退－－應該說，台灣該如何準備從衰退中復甦。

如果人類對於我們自己所創造的經濟體系有點了解的話，依照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這確實是前所未見的經濟危機。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就警告，任何急迫的措施都必須嘗試，即使讓政府背負更大的債務亦在所不惜。很不幸地，我們並不真的了解我們所面對的危機。

當代的大眾金融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沒有任何個人能夠完全理解的程度－－公開上市企業向大眾募資或借貸，再讓股票及公司債在二級市場上流通，更在其上重重疊疊地架構了前高盛執行長、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都坦承他搞不懂的無數金融商品。在這種經濟體系裡的人的行為，建築在快速互動的集體心理及不斷後設的策略思考之上。這樣的複雜體系，對於任何的政府政策將如何回應？相信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只能說：不知道。

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聯手降息，降到無可再降。多國政府狠下心來減稅再擴大公共支出，不管龐大債務未來幾年內將如何侵蝕經濟發展的根基。再來就是消費券。消費券政策即使在短期內有些微效果，也會很快證明失敗。原因在於消費券政策的公眾教育效果太好了：新聞媒體不斷的報導，使政府已無更佳政策工具來對付不景氣的事實廣為大眾所知，更把消費券造成的政府債務也讓大眾有所了解，將造成對於未來沉重財政包袱延緩經濟復甦的預期。

日本發行消費券，講明了三年後增加消費稅來彌補政府虧空。人民知道三年後稅會更重，經濟怎麼會好轉？對政府債務和未來稅負的認知，將使得消費券的效果僅止於曇花一現－－消費券花掉之後，大家對於經濟前景更加悲觀，把現金守得更緊。而政府還能再印一次消費券嗎？

短期政策救不了經濟，沒有一注射就有療效這種事。一言以蔽之，這是複雜的年代，複雜的體系，大眾不會乖乖接受政府的安排，做出官員所期待的反應。國際金融家、產業執行長、散戶投資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盤算，不管是否真的聰明。對付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唯有靠新的政策思維－－引導大眾對中長期景氣的預期。如果大家認為經濟三年內會復甦，那麼可能兩年內就開始復甦。如果大家發現政府只剩下短期的手段，那麼短期手段用盡以後，衰退會持續更久。

現在，台灣必須準備如何從衰退裡復甦，但不是立即的復甦，而是兩三年後（如果不是更久）的復甦。因此，政府目標應該放在有助於未來經濟復甦的政策，而不只是短期刺激消費的政策。公共資源也應該用在能夠長期幫助多數人的政策，而不只是短期勉強挽救少數企業的政策。

什麼是有助於未來經濟復甦的政策？什麼又是有助於多數人的政策？答案是：創業！創業！創業！量大質精的微型和中小型創業，是最能夠將豐厚的民間儲蓄重新動員起來的方法。鼓勵台灣人做勇敢睿智的創業者（起業家），讓台灣成為一個適合創業的國度（起業國），這就是讓台灣第一個從全球大衰退裡重新站起的策略。在全世界政府和媒體都大肆鼓吹消費的時候，我知道高談創業不只是不合時宜而已。然而這場經濟危機的未來發展，將證明惟有鼓勵創業是台灣經濟再度奮起的途徑。

發表於2008/11/26聯合報名人堂

人權就是人權

為了抗議警方在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期間為維護安全而有過當執法，各地的大學生們發起了靜坐運動，他們自稱為「野草莓」。為了抗議陳水扁前總統、蘇治芬和陳明文兩位縣長以及其他民進黨政治人物被羈押，民進黨也發起了運動，聲稱要維護司法人權。

從這兩個運動各自所站立的政治結構來講，兩者是不同的。野草莓運動的主旨是人權，他們亟力跳脫藍綠的對立，但是不令人意外地又被拖進兩個社會的對抗漩渦裡。民進黨的目的則是政黨本身的生存，人權是一個議題，或者說救生的浮木，民進黨想要的是重新鼓起兩個社會的對立，這樣民進黨至少有希望穩住小半壁的江山。

野草莓們太過於天真，他們以為有學生或教師的身分，和政黨人物保持距離，就可以讓自己倖免於藍綠的鬥爭。他們不理解台灣的第一社會（本土社會）和第二社會（外來政權）之間的對抗，是如何在歷史和制度結構下不斷被強化。而事實上，也有很多人企圖藉著他們來開闢兩個社會的新戰場，延續那個古老的戰爭。

民進黨則太過於殘酷，明知道台灣的共同體已經很脆弱，還硬要把深層的兩個社會的矛盾再度挑起來，把阿扁的問題說成是台灣人的問題。民進黨是極力利用第一社會的恐懼、悲情和不信任感來掩飾自己的腐化，還努力把新的一代召喚回過去的戰爭裡。

不論如何，野草莓們所提出來的議題：落實憲法所保障的集會遊行權利，限制政府對人民自由設限的權力；以及民進黨所提出來的議題：司法機關對嫌疑犯羈押的必要性和條件，政治力介入司法的可能性等等，都不是沒有意義的議題，更不是和人民切身權益無關的議題。

人權就是人權，不必有任何退縮，不必有任何羞怯。不管此時的動機是什麼，也不管過去的功過是如何，任何人都有資格討論人權，任何人都有權利爭取人權。人權促進了，並不影響追訴不法，該坐牢的還是要坐牢。唯有最嚴格的人權標準，才能夠讓真正的正義實現。

可以一邊痛罵陳水扁貪腐卸責、民進黨今是昨非，但是觸及人權的問題，就是要嚴肅地面對。司法人權的每一個細節，都需要法學界、司法界、輿論界，以防弊唯恐不周的態度嚴格去檢視。一個社會的人權標準，就好像鬆軟的堤防，要隨時監視和修補，不然我們不知道何時小洞會造成潰決。

另一方面，人權也不只是人權。人權也是主權，人權也是國力。此時兩岸關係正在改善，中國對台灣並沒有即時的威脅，我們不需要事事把中國當成敵國來防範。但是我們卻一定要堅守我們逐漸發展成熟的人權價值。只要台灣人的基本人權、言論自由、參政權乃至社會權，受到整個社會的珍惜保護，那麼兩岸交流的負面影響就會降到最低，台灣會非常安全，台灣會以「獨特國家高舉普世價值」而屹立不搖。

發表於2008/11/2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面對「危機崛起」的新大國

如果說過去三十年中國的崛起，所倚賴的是長期持續擴張的世界市場，那麼中國下一階段的崛起，所掌握的乃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後，中國終於恰如其分地得回了她在世界上本應享有的大國地位。然而，真正讓中國有機會將其國力再度揚昇的，則是這一波由美歐金融體系流動性危機所起頭的全球經濟大衰退。在即將來臨的大衰退裡，中國名不符實的共產黨政府，被期待扮演與馬克思老祖宗所賦予之世界革命完全相反的角色－－去挽救，而非葬送資本主義。

共產黨挽救資本主義，這當然只是個戲劇性的說法。不誇大的是，中國金融的相對穩定（奇怪的是，先前的通說是壞帳過多，中國金融快要崩潰，難道過度槓桿的資產比壞帳更可怕）以及其尚在擴大中的內需市場，已經成了各國政府、央行總裁以及企業領袖所寄託的希望。由於老牌工業國對這個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金融風暴幾乎束手無策，甫於華府落幕的「二十大」高峰會（G20），包括中國、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儼然成為全球領袖之一。

在冷戰的年代，美蘇兩超強各領半個地球對峙，毛澤東只能自封為第三世界的首領。如今中國已經一大步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者之一。日本在連續兩季的負成長後，已宣告正式進入衰退期，歐盟也逐國步入衰退中，這兩大經濟體都自身難保；美國的憂患意識更強烈，近日，美國一位知名學者竟然在華盛頓郵報撰文呼籲總統當選人歐巴馬儘快與中國領導人召開「兩大」－－美國與中國的高峰會議，共商挽救全球經濟。從弱小民族的第三世界，一躍而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兩大」，這全球經濟危機確實是中國的百年機遇，因此可稱之為「危機崛起」。

當然，趁人之危的崛起，只是相對國力的排名提升，並不代表真正的崛起。中國自己內部的危機還更多、更深，必須臨淵履薄地謹慎處理。否則，一旦失業擴大，內需增長停頓，中國所面對的重挫和衝擊，絕對比雖然在衰退中但長年累積了雄厚社會資本、擁有超高生活水平的日本和西歐、北歐，來得更嚴重數倍。如此，則奧林匹克也好，二十大、二大也好，都將成為轉眼破滅的京華煙雲，中國將再度淪為落後國家。這不只是十三億人的不幸，也代表了全球經濟的最後一具引擎熄火，不知如何著陸。

一個躊躇滿志的中國，或是一個臨淵履薄的中國，都不至於對台灣有立即的威脅。面對「危機崛起」的新大國，台灣所應採取的態度絕非敵視、恐懼，而是在明確了解台灣自身利益所在的前提下，積極地協助區域經濟的穩定，並且在因應新局勢而形成的新分工態勢下，爭取台灣企業及受雇者的最大利益。台灣只要堅守我們的國本：言論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安全、文化獨特性，這些已經深植於我們逐漸可以比擬日本草根社區以及西歐民間社會的進步元素，就可以無所畏懼地面對從危機中再次崛起的大中國。

發表於2008/11/2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快速分裂的台灣

馬英九先生以七百多萬票當選總統的時候，宣稱要化解台灣內部的衝突對立，儼然自比為海內昇平的明君。他不可能想到在就任短短半年內，台灣兩個社會－－統獨藍綠的對立，不僅不比陳水扁前總統時期和緩，甚至有更為劇烈的趨勢。加劇了台灣的分裂，馬總統自己的責任居多。一個彼此不信任、不團結的台灣，到頭來也將拖垮馬政府的施政。

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訪台所遭受到的抗議和圍堵，其實未必是針對陳雲林先生，甚至未必是針對共產黨或中國政府，而有很大的成分是針對馬英九和國民黨政府。「中華民國」是由國民黨軍隊帶到台灣來的。在台灣變成中華民國之前就在這裡生活的本土社會，曾經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了中華民國，還被國民黨政府硬生生地改造為反共的堡壘。現在國民黨政府不反共了，為了歡迎共產黨客人，甚至還把中華民國先收起來，這當然令許多人難以接受。

馬英九總統在接見陳雲林的前幾分鐘，才召開記者會說他從來沒有在主權上做一寸的讓步，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未來當然是由兩千三百萬人決定。這些話早說不是很好嗎？如果這真的是馬英九的想法，那麼他該想到，在陳雲林來台灣之前就要公開講、持續講、大聲講。他不應該等到有好多人早就認定他是讓步了、屈從了，人民以為政府都不捍衛國家了，暴力衝突都發生了，他才匆匆忙忙地表態。難道他擔心提早說的話，陳雲林就不能來了嗎？如果真是如此－－連國家元首宣稱主權都不行，那麼我們還算是沒有在主權上做一寸的讓步嗎？

陳水扁前總統的收押，對台灣人心投下了又一顆震撼彈。姑不論第一社會（綠色陣營）裡還有多少人相信阿扁和他的家人都是無辜，至少曾經支持過他的數百萬人，在電視上目睹一位民選的國家元首被上了手銬後，那副淒然而愈強作英雄的表情，內心必定是沉痛的。畢竟，阿扁曾經代表過他們的夢，曾經是他們的驕傲。在這個時刻，第二社會（藍色陣營）一但表露出得意的態度，就會更刺傷綠營的民眾。現在他們的悲傷無法表現出來，只能沉默。沉默的悲傷會累積成憤怒，為社會埋下更長久的對抗。

兩個社會的對抗，當然不是國民黨單方面的責任。國民黨充其量是以其傲慢、漠視的態度來激怒另一半的人民。而民進黨永遠都在鼓動對立，而且還比國民黨更熱衷於從對抗中獲取政黨的利益。民進黨在陳雲林訪台期間的表現，已經失去了其所號稱的代表台灣人的資格。民進黨忽視了台灣的真正利益，盲目地反對兩岸的交流架構。民進黨的領導者們都沒有責任感，沒有告訴他們的支持者，兩會簽訂的協議其實是有利於台灣。相反地，民進黨已經淪為歇斯底里的反中政黨，在這種思維下，未來民進黨將根本無法處理兩岸事務。

過去這一週，是台灣很不幸的一週。短短一週內，對立氣氛再度瀰漫了國內。要修補共同體，不知還要花上多少時間。

發表於2008/11/1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海峽正常化的怪事

兩會的協議，將為寂靜一甲子的海峽打開熱鬧的新頁。話是這樣說，但是不管贊成或反對的人都不必過於激動。未來所將發生的事情，無非都是本來就應該要發生的事情：飛過海峽的班機可能增加到每週一百多次，落地機場在台灣方面有八個，在中國方面有十六個，飛機往北邊飛的就直接往北邊飛，不必再繞道香港；不計其數的客貨輪船，將會往來於海峽，可以停靠在台灣方面的十一個港口，以及中國方面六十三個港口；郵件可以在兩岸的郵局之間直接傳遞，不必經第三地中轉；哪邊的食物發現有毒，就要立刻通報。

不管兩岸最終的政治安排是如何，只要沒有戰爭，只要沒有敵對，本來就該有這麼多的飛機和船舶，在海峽之間航行。只是，在正常的事情之餘，還發生了許多不正常的事情。有些不僅不正常，還非常令人警惕。海峽兩岸的發展，留待未來慢慢觀察。但是發生的怪事，必須記錄下來。

海峽最大的不正常還存在。飛彈是不是會跨越海峽飛過來？這是台灣人不會忘記的。

和共產黨曾經不共戴天，硬逼著台灣人一起去反共的國民黨，現在和共產黨擁抱得胸部貼胸部，有如情人一樣。

聲稱要消滅共匪的民進黨，卻表現為一個色厲內荏的民進黨。民進黨抗議示威有如打假球，不如藏獨，不如法輪功。但這也正顯示出民進黨和共產黨事實上無冤無仇。藏獨和法輪功們才是真的苦大仇深。

反對兩岸經貿開放最堅定的台聯立委，出任陸委會主委以後，宣稱兩岸政策沒什麼改變。前後任政府的兩岸政策其實有變有不變，改變的是她自己。

本來要正名制憲的台聯黨，現在要捍衛中華民國。本來要捍衛中華民國的新黨和深藍，現在都不捍衛了。

江陳會在台北圓山舉行，但是那種調調兒，就好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看得出來，國民黨政府沒什麼文化品味和自尊心。負責兩岸事務的官僚，氣質上是離北京很近，離海角很遠。

食品安全協議，是應景的，陪襯的，交代用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就批評為沒有實際效果。

馬英九政府為了一個海協會訪團所需要的「溫馨、安全和尊嚴」，動員過多的警力，對人民權利做過當的限制，對自己的國民很不溫馨。媒體的採訪自由受到空前的限制。台灣的言論自由越來越令人擔憂。

我們有幸目睹大時代的終結和新時代的展開，海島和大陸的經濟和交通關係，遲早是要正常化。由於不正常了太久，在正常化的過程中，總會有許多的不正常。所有的卑鄙無恥，所有的巧言令色，所有的前後不一，都不會被追究，都會很快被遺忘。這些都沒有關係，也不必留諸史冊，反正既有的政治論述，都是蒙昧時代的囈語，醒了以後，面對真實，都會辯說夢中所講的不必當真。唯一要堅決計較的，是台灣的人權和言論自由，絕不能因為海峽開放反而走回封閉。馬英九總統在這方面不要裝傻。

發表於2008/11/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群眾示威下的陳雲林訪台

做為台灣人，我樂意見到十月二十五日有五十多萬民眾上街示威，也期望看到十一月三日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順利訪台。用教條的統獨二分法來看，這樣的立場很難歸類。但是這絕對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想法。而我相信，真正的台灣利益就落在其中。

群眾上街示威，一方面是抗議馬英九政府，包括所謂的傾中政策以及經濟表現的貧弱；另方面則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表達不滿，毒奶粉事件只是短期因素，更大的原因是發洩台灣人長期遭受中國打壓的怒氣。上街遊行的人數甚至超過民進黨的預期，可見這種台灣認同以及對中國的不滿，並不是民進黨所能夠挑起的，而是在台灣民間有相當堅實的社會基礎。

這股台灣主體的社會力，是台灣寶貴的資產。而最能夠即時使用這份資產的並非民進黨，而是馬英九政府－－人民示威提供了馬英九政府與中國交手時的籌碼和槓桿，讓中國政府認識到臺灣人民仍有許多不同意現在的兩岸復談條件。然而馬英九政府似乎缺乏善用這份資產的勇氣和能力，相反地，在軟弱的領導者手上，槓桿有可能變成負擔，甚至變成對手的武器。更糟的是領導者把本國的人民當成麻煩或負擔，而寧可信任他的對手。國民黨現在和共產黨的關係好過民進黨，這是極嚴重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也不要漠視台灣的民意。英文《金融時報》亞洲版，在頭版刊登了遊行群眾高舉著「台灣」兩個大字的大旗，報紙給的標題是「disapproval」（不同意），亦即對中國或傾中政策的不同意。這在剛辦完奧運，享受了世界的掌聲，正邀集歐亞各國領袖準備幫忙挽救資本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眼中，勢必感到極為刺眼。但是這也給北京領導者們一點提醒的聲音－－不要志得意滿，台灣人民的心沒那麼容易得到。

但是群眾表達台灣意識，不要搞錯了方向。反對中國併吞台灣，或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要搞成了對十三億中國人的敵視。反統、反共是一回事，反中、反華是另一回事。反統、反共可以說是符合台灣利益，但是反對所有的中國人，甚至否認自己的華人文化傳統，那是愚昧荒謬的事情。民進黨現在缺乏理論家，黨內菁英們也沒有教育群眾和引導路線的擔當。不把反統和反中劃分開來，卻利用和誤導群眾的負面情緒，這是民進黨極大的錯誤。

在抗議聲中，陳雲林會長仍然到台灣訪問，這也是兩岸關係發展必經的過程。兩會代表兩國政府再啟官方對話，是一件拖延了太久的早該發生的事情。直航航線、平日包機、食品安全等，確實是攸關台灣利益的議題。即使兩岸事務性談判和陳雲林先生來台訪問沒有邏輯上的必然，但是公開的高層官方對話本來就不可能迴避。在這件事情上，民進黨亂做文章，理路相當地混亂。而馬英九總統不解民進黨為何反對，其實兩黨的兩岸政策差異並不在具體事務細節，而是在事務背後的基礎論述。在這部份，反對馬總統的可不只有民進黨。

發表於2008/10/3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現行兩黨體制是兩岸關係的死結

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之時，有些人以為撥雲見青天了，台灣內部的社會對立將會消弭，而兩岸關係也能夠穩健地進展。我則說，不可能。馬先生溫和笑容的魅力只是暫時的。台灣歷史的兩個社會對立，以及現行的惡性兩黨制，會把所有善良而天真的願望給推落到谷底。

這幾個月來，看盡了馬英九政府急於在兩岸議題求效果，幾乎放棄了中華民國，而國民黨中央還跟海陸系統爭著國共平台才是兩岸談判一軌；又在這幾天目睹了陳水扁前總統把自己家族的貪腐牽拖到反中國，以及民進黨投機冒進派追打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還有立委說島內將有流血戰爭。凡此種種，又讓人對於台灣是否能夠找到一條穩健開展兩岸關係的道路，不得不感到悲觀。

其實台灣社會對於兩岸關係該如何推進，並不是沒有共識，也不是沒有正確的見解。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台灣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範圍及於台澎金馬，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對話，應該站在對等立場。大多數人也都知道，台灣的經濟與中國整合依賴程度愈來愈高，與其建立壁壘封鎖自己，不如妥善開放。換言之，大多數人都曉得，一條本土開放的中道之路才是兩岸關係的出路。急統媚共和急獨仇中，都不是活路。

然而，社會共識或者正確的見解卻無法化為從政者或政府的作為。原因何在？兩大政黨的基本立場和對抗慣性，使得中道理性政策成為幻想。首先是國民黨缺乏主導兩岸關係突破的正當性，因為國民黨核心集團的本質仍是第二社會，亦即二次戰後遷台的國民政府和軍隊，而台灣的第一社會（本土社會）對國民黨仍是高度不信任的。何況現在的國民黨人大多利慾薰心，更難以獲得人民信任。

至於民進黨，本質上只是第一社會黨，在政客的操弄下，幾乎完全被兩個社會的仇恨和兩岸之間的敵視所綑綁。民進黨內不是沒有明白人，包括許信良、謝長廷等民進黨領袖也一直自許，比國民黨更能夠推動兩岸關係的突破，特別是新政治架構的建立。很遺憾，任何想要改善與中國關係的努力，都會遇到黨內極頑強仇中勢力的抵制。本週的張銘清事件以及未來陳雲林訪台所可能發生的衝突，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國民黨私利和民進黨仇恨影響之外的人民，在國家認同以及兩岸問題方面，仍舊找不到他們的政治代表者。當類似張銘清先生被推打這類事情發生，就會有相當大批的民眾感覺到國民黨、民進黨都無法代表他們的民意。這些人所構成的其實就是台灣第三社會的政治力量，這個新的力量沒有歷史包袱，才有可能撥開重重迷霧，認真務實地去實現兩岸的共同利益以及台灣在其中的最大利益。兩岸關係要真能突破，就必須打開台灣現行兩黨制這個死結。否則所有的荒謬故事只會不斷重演。

發表於2008/10/2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民進黨的態度問題

在陳水扁前總統極力拉住民進黨，做為他的司法案件政治化的策略之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女士說，黨務幹部不可參加挺扁或反扁活動。所有人都知道蔡主席此時非常地為難，蔡主席的做法聽起來似乎也是不得已，可是，這種迴避取巧的做法，恰恰顯示了民進黨今日最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態度問題。

民進黨從政者的操守問題，或許被認為是少數人的問題，可以隨著陳水扁先生的退黨、開除甚至判罪服刑而獲得解決。但是整個民進黨昧於事實，怯於處理的態度，卻是大多數人的問題，是一個黨的組織文化問題，這不是切割或不切割阿扁就算混過去的。

陳水扁前總統的案件，對於民進黨一個政黨來說，不可能不表態。不僅不能不表態，而且應該要全黨上下當作是「重大問題」來討論並且嚴正表態。毫不誇張地說，為了阿扁的案件，召開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來開個兩天會，激烈討論、動用表決、做決議都是應該的。主要政黨對重大問題迴避表態，簡直是不可思議。

道理很明顯，陳水扁不是民進黨的小角色，他是卸任總統、前黨主席、最重要的從政黨員；而他所牽涉的案件是全世界所關切的，極具公共倫理意涵，更關乎民進黨的聲譽甚至台灣的國家形象。民進黨整個黨的生存發展，都和如何處理這個案件有關。這不是民進黨的重大問題，那什麼是重大問題？政黨對重大問題不表態，那要對什麼問題表態？

似乎，蔡英文主席和民進黨的領導幹部們，還沒有看清楚他們所面對的後陳水扁形勢。他們可能誤以為民進黨現在所要照顧的只是國內一些挺扁黨員和群眾，他們只要低調敷衍過去，讓挺扁群眾不要掉轉矛頭對準黨中央就好。等著阿扁被收押，讓司法來幫民進黨中央解決政治負擔，阿扁自然會樹倒猢猻散，黨內挺扁勢力遲早瓦解，然後民進黨可以重新做人、整軍再戰。

如果民進黨中央的態度，真如我所推測，則民進黨的危機之深重，還遠超乎今天所能看見的情況。陳水扁前總統涉案一事，對民進黨形象、對台灣民主所造成的傷害程度，蔡主席和他的幹部們還沒充分領會。在華人世界裡，鳳凰衛視製作了「從律師到被告」的專題節目，收視極廣；中共中央電視台也不間斷地報導案件發展的新聞。可以說，民進黨在華人世界裡的形象從未如此低落，套句股市用語，「還看不見底部」。

民進黨除了台灣的選票以外，還需要華人世界的好感嗎？當然需要。民進黨若要為台灣民主辯護，就必須獲得全球華人的尊敬－－民進黨雖然從不曾在華人世界裡得到多數支持，但曾經因為民主理念得到過尊敬。而今，一個陳水扁的黨，不享有尊敬，只有無盡的羞辱。

其實，可以決定尊敬或羞辱的，是民進黨自己的態度。如果面對這麼重大的問題，都還是躲躲閃閃、想要矇混敷衍過去，那麼民進黨勢必不可能承擔更大的歷史任務。蔡英文主席和民進黨領導者們，究竟要選擇他們和陳水扁個人之間的小恩小義，選擇討好一小部份的選民，或是選擇民進黨對台灣的承諾，這也是一個很根本的態度問題。

未發表

國民意志比軍購重要

美國國會原本將在九月底休會，那時台灣政府本來以為美國國務院不會向國會提出軍售案了。外交部甚至準備了一套說詞，表示即使軍售沒有批准也不代表台美關係有任何改變。但是國內諸多評論者不做此想，紛紛批評馬英九政府把台美關係搞砸了。

沒有意料到，十月初美國國會為了金融紓困預算延會，而行政部門在此時向國會通知了對台灣的六項軍售案。在國會休會後，軍售案不需表決將自動生效。對此，國民黨政府大喜過望，帳簿上多了六十五億美元應付帳款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對賣方表示感謝，總統府發言人還興奮指出台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台美關係究竟有沒有進入新的階段，要留待以後才能看得清楚。在美國金融風暴以及來臨的全球經濟大衰退下，美國與中國的國力會有什麼樣的消長，特別是明年的白宮新主人會如何應對新的美中關係，這才是台美關係有沒有新階段的關鍵。對台軍售只是美國政府用來調整美中台三角關係的一支工具而已。

華盛頓的決策邏輯是容易理解的。美國政府不認為台海在短期內會有戰爭的風險，而對台軍售也不至於如同在陳水扁政府時期會鼓勵台灣採取可能引發衝突的冒險作為。通過對台軍售雖然會引起北京的不滿，但也還不會讓兩國關係真的有什麼倒退。相反地，華府甘冒北京不滿而履行對台北的承諾，正是世界超強要發給亞洲盟友們甚至全世界的訊息。更進一步，六十五億美元的採購合約當然是不無小補。

布希政府的決策邏輯容易理解，馬英九政府的戰略思維和作為可就讓人很困惑了。從過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馬英九政府確實把軍售案當成台美關係的主要指標，而且馬政府對於現階段的台美關係是相當忐忑沒把握的。今日的馬總統為何會在台美關係上如此忐忑？原因在於昨日的馬（國民黨）主席以及整個藍營的立法委員們，過去數年內把軍購預算當籌碼玩弄，執政後卻又對美國老大哥前倨後恭，如此態度自然難以把持政策一貫性和主動性。

但是馬政府最大的問題還不在對美關係，而是他們對於台灣國家以及兩岸關係的願景更加模糊而令人困惑。質言之，再多的武器，也無法讓一支不知為何而戰的部隊擁有戰力。馬英九總統既沒有鞏固台灣中華民國的意志，又缺乏直接與北京討論政治問題的膽識，只能任令兩岸關係被經濟需求拖著而盲目前進。

如果台灣中華民國的政府沒有凝聚國民意志的決心，那麼採購這麼多武器，除了討好美國以外，還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們的領導人有能力強化台灣的認同和國民意志，又敢於和北京商討和平對等的未來政治架構，那麼台灣的命運還必須要繫於美國的軍售嗎？

發表於2008/10/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一則兩岸分立合作共榮的故事

當麻省理工學院（MIT, 1861）在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南岸建校的時候，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1636）在河的北岸已經矗立了近兩百年。哈佛是在北美大陸上創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不意外地，新創立的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一批教師們大多來自哈佛。

早自一八六九年，MIT創立後的第八年，哈佛大學就展開了兼併MIT的企圖。哈佛任期最長的校長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本身是哈佛的畢業生，又在MIT創校頭幾年擔任MIT的教授，回到哈佛成為校長之後，他展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努力，要把MIT併入成為哈佛大學的理工學院。三十多年間各類合併的方案被提出來，但是被MIT一一否決，直到一九一四年哈佛終於放棄了兼併的企圖。

從哈佛人－－盤踞著美國產官學界最高層的菁英集團－－的觀點來看，MIT師生對合併案的頑抗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哈佛是歷史最悠久、占地最廣大、人才最優秀、資產最雄厚、成就最輝煌的機構，而當年的MIT不過是個又新、又小、又窮的技術學院。併入哈佛，大家都做哈佛人，在當時對MIT師生來講，應該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才對啊。更何況，MIT根本就是哈佛人所創立的，MIT的歷史不就是哈佛歷史的一部分嗎？

但是小小MIT的師生們可不這麼想。他們標舉知識和實作並重的新傳統，並且在哈佛大學近乎全面霸占的查爾斯河北岸一塊狹長河濱地上建立了新校園。新校園上的建築物，多數看起來像工廠，遠比不上爬滿長春藤的紅磚樓或石砌教堂那麼優雅莊嚴。然而歷經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和二次世界大戰的麻省理工學院，就在這小小地面上崛起成為美國科學和科技的重鎮。

今天，去到麻州劍橋市，遇到兩校的學生，問他們是否知道哈佛企圖合併MIT的歷史，大多數的學生必定連聽都沒聽過，很可能還難以置信地反問「你瘋了嗎？」「這太無聊了吧？」的確，何必呢？現在的哈佛和MIT是兩個幾乎連在一起的校園，也是一個近乎完全整合的知識社區。兩校的老師頻繁地到另一校教課，兩校的課程學分互相承認，學生憑著本校的學生證可以在另一校暢行無阻，太多的學生擁有兩校的身分－－在這一校讀大學本科，在另一校讀研究所，或是同時修兩校的不同學位。

哈佛完全放棄了合併MIT的企圖，因為早就沒有必要。MIT人有著強烈的自我認同，MIT學生們永遠流傳著取笑哈佛人的笑話－－或許在地大物博的「母校」身邊，必須如此才能維繫認同吧。但同時MIT人也沒有愚蠢到去否定他們和哈佛的關係。兩校都從對方的存在和分工合作－－還有激烈的良性競爭中獲利。如今，Harvard-MIT是連在一起的名字，這個名字代表了全球士人崇仰的殿堂，也是人類科學知識探索的前沿。而查爾斯河沿岸及大波士頓地區，則成為優質高校林立的人文薈萃之地。

如果哈佛兼併了MIT，一切會比現在更美好嗎？艾略特校長身後一百年有知，會對當年的執著啞然失笑嗎？一則兩岸分立合作共榮的故事，講到這裡就可以了。

發表於2008/10/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的馬英九危機

馬英九總統對於台灣國家地位的表述，短期來講很符合中共的期待，因為他把兩岸關係表述為並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而馬英九先生對於中華民國的定義更是對中共有利，因為他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繼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著全中國代表權的政權，這基本上把兩岸關係倒回國共的內戰，內戰狀態的延續是中共最歡迎的－－因為他們早就是贏家。

馬總統的表態，是想要做個乖孩子－－美國和中國眼中的乖孩子。乖孩子是受大人歡迎的，特別是在壞孩子陳水扁前總統這幾年來將兩岸與台美關係的船搖得令所有人暈頭轉向之後。所以，這幾週來，美國華盛頓郵報說台灣走向了對的路，中國再沒有理由拒絕台灣加入國際社會；美國政府首度表態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而北京更端出諸多兩岸經貿方案給馬英九鼓勵鼓勵。

但是乖孩子不見得是個聰明孩子，過於順從的孩子更往往不是有獨立人格和思考能力的孩子。來自華府與北京的摸摸頭，不代表馬政府做了最有利於台灣的事情。馬先生一心要化解兩岸的僵局，卻選擇了一條短期內乖巧但長期則是災難性的路徑。為什麼是災難性呢？因為馬英九已經讓台灣人民對國家未來的信心幾乎完全渙散，也使得國內的政治共識降得更低。

台灣正在進入自從一九七八年與美國斷交以來最為嚴重的信心危機。台美斷交還引起了不少青年的憂患意識和愛國義憤，但是馬英九總統自己製造的危機則是一步一步地啃蝕著台灣社會對政府和國家的信心。從期望到失望，馬政府所引起的是很急劇的民心變化。

在馬英九先生當選之初，有某些偏統的學者曾高度樂觀地期待馬英九「掌握歷史機遇」。他們可不僅僅是期待馬英九對台灣做點什麼，他們認為馬英九是能夠對整個大中國做出劃時代的大改變。簡化地說，他們相信馬英九有可能以他個人的魅力，成為全球華人的偶像或精神領袖，以此來帶動中國的民主化風潮，甚至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的歷史主軸從此轉轍。

幾個月前這樣的期待只是天真，現在則證明是荒謬。馬英九先生還沒有得到十三億人的擁戴，就已經失去了兩千三百萬人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支持。這樣的轉變主要肇因於經濟改善的期望落空，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台灣人民赫然發現馬英九還是堅持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而非台灣。馬先生認為他的中華民國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的政權，還有一個極大的意涵，即是如果有一天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有機會代表中華民國去爭取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支持，他們一定會敗給胡錦濤、溫家寶，因為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在經濟表現上還不如共產黨。

短期內馬政府似乎改善了兩岸關係，但是台灣的認同與信心危機將會持續加深，統獨的對立也會升高。最大的原因，就是馬英九本人親自消滅了中華民國，讓一部分人發現既然要一個中國，不如乾脆接受北京的那一個中國－－反正共產黨能力還比國民黨強；另一部分人則發現馬英九心目中的中華民國並不是他們以為的台灣－－原來總統與我不同國。這就是討好的乖孩子將要鬧下的大禍。

發表於2008/9/2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馬英九會不會亡了中華民國

馬英九總統在競選的時候告訴我們要維護台海現狀。就任以後，他的路線並不是在維護現狀，而是大幅地改變現狀。改變現狀是遲早的事情，畢竟這現狀是不可能永遠維繫的。問題是，改變應該要朝向兩岸雙贏，而非台灣片面認輸。很可怕的是馬總統似乎正帶著台灣朝向後者走去。

上週五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亞洲版頭條報導，中國使用外匯存底購買哥斯大黎加的政府債券，條件是要求哥國政府和台灣切斷長達六十三年的外交關係，轉而與中國建交。金融時報的獨家消息指出，在2007年6月1日，中國外長楊潔箎和哥斯大黎加外長簽訂了協議，將中國購買三億美元的政府公債與另外一億三千萬美元的援助，清楚地和哥國的外交轉向掛鉤起來。

世界各國早有的憂慮被證實了－－中國動用其一兆八千億美元的龐大外匯存底為武器，來借貸或餽贈給各國政府，以遂行其外交目標。而台灣應該憂慮的則是：我們是中國金錢外交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是馬英九總統的政策，不僅沒有讓我們減輕傷害，反而讓我們更脆弱、更無助地暴露在中國的攻勢之下。

我們的中華民國，被馬英九總統定位為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著「一個中國」代表權的政體。依照馬英九的理論，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一個國家裡兩個競爭的政權。在冷戰的年代，這種理論提供了西方世界支持自由中國對抗共產中國的理由。但是這樣的理論只適用於冷戰，卻無法在此時幫助台灣立足，甚至將把中華民國推到滅亡之境。

這不是危言聳聽：只要中華民國的各個邦交國－－在我們片面外交休兵之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逐一擊破，邏輯上，中華民國就亡國了。因為根據馬英九的理論，中華民國並不是代表台灣，而是代表大中國。各邦交國改變承認的意涵，即是將中國代表權的承認，從中華民國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如果不是台灣，而又不被承認代表中國，那麼中華民國將何以依附？將何以憑藉？

或許馬英九先生要說：不管別人是否承認，我們就繼續宣稱我們代表中國吧。這和馬先生在金門說的「內戰結束」是違背的。如果兩岸不是兩國關係，而是兩個政權競爭著大中國的代表權，那麼就是內戰狀態的延續，只是沒有砲火而已。大中國代表權的競爭，難道不是早就勝敗分曉了嗎？難道全世界會有任何人相信，中華民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有資格代表中國嗎？

我不是站在台獨的立場批評馬英九－－那要看台獨如何定義。我是要提醒馬總統，你真的錯了。從維護中華民國生存與利益的角度，馬總統應該堅持他在選舉中所講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從「中華民國代表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大陸」－－這樣顛撲不破的事實出發，才能為兩岸找到超越歷史糾葛的第三條路。

發表於2008/9/1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從國家到非國家

「兩國論」並沒有消滅「中華民國」，相反地，「兩國論」對內對外都保護了「中華民國」。九年來，在國民黨內反李登輝勢力的極力渲染扭曲之下，「兩國論」似乎成了「台獨」的代名詞，而李登輝前總統則被國民黨和共產黨聯手打成了中華民族的罪人。到底「兩國論」的真相如何？這是一個詭譎的歷史公案，由於李登輝先生的立場確實有過太大幅的擺動，另方面則恰好因為「兩國論」確實是對台灣有利的一個國家和兩岸理論，導致「兩國論」被國共兩黨共同抵制。

日前，馬英九先生大幅撤退到提出「非國的特殊關係論」；而李登輝先生又再度轉向至急進的台獨路線，也放棄了兩國論。此後，屬於中間路線的兩國論，或將遭受急統和急獨兩條路線的擠壓而埋藏在歷史的塵土之中。今天，我撥開兩國論的蒙上的塵埃，拿來比對馬英九先生的新論述，指出馬英九論述的錯誤和危險。此外，也要強調兩國論並非李登輝先生的私產，而是台灣民主和兩岸關係發展階段的理論結晶。我所講的這套兩國論，名稱上未必要叫做兩國論，也可以和李登輝無關，但那是台灣應該採取而很不幸沒有採取的正確路線。

「兩國論」並不是「一邊一國」。在「兩國論」之後五年，由陳水扁前總統提出的「一邊一國」，是個規範性的（normative）或應然的論述，也就是認為台灣和中國大陸應該是兩個國家，而且要永遠是兩個國家，因此隱含了對抗性的思維。「兩國論」則只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或實然的論述，企圖說明台海兩岸的歷史和現狀，並沒有要求台灣和中國大陸永遠是兩個國家，換言之仍然保留政治統合的可能性，甚至是為兩岸雙贏的政治統合模式奠立了理論基礎。這是說，「一邊一國」是「台獨」，但「兩國論」並不是「台獨」。更進一步，兩岸要有良性的政治統合，必須建立在「兩國論」之上。

廣受批評但卻根本沒有被正確認識的「兩國論」到底是什麼？大略上，一九一二年建立的中華民國是舊國家，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新國家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並取得了絕大部分的舊國家的領土，但是舊國家並沒有消滅，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繼續存在著。直到一九九一年終止動員戡亂，中華民國才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理獨立，同時也確立了中華民國只限於台澎金馬的事實主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兩個都是國家，但兩者的關係又不是一般的國與國關係，所以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馬英九總統所發表的「特殊關係論」與「兩國論」的差異，並不是在於他反台獨－－因為「兩國論」並不必然導向台獨，而在於他取消了中華民國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為一個國家的地位。馬英九先生以為，他把兩岸都降格為非國家，就代表兩岸的對等，這是一廂情願至極的念頭。馬先生不可能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資格，他唯一取消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格，他只能讓支持台灣中華民國的海內外民眾和外國友人心寒齒冷而已。

從馬先生擔任國民黨主席和競選總統期間，我就一再指出，馬英九的國家理論非常凌亂而薄弱。這不能怪罪哈佛法學院，因為哈佛法學院本來就不提供台灣的國家理論。建構國家定位的理論，是政治領導者兼為一個政治思想家的責任，從任何一本書都讀不到，從任何一所學校或任何一位教授也學不到。現在，馬先生片面、武斷、未經任何公開討論，擅自取消了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稱做為一個國家的資格，這是對所有支持台灣中華民國者的否定。從國家到非國家，這樣的總統讓人不僅是遺憾而已。

發表於2008/9/1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八零年代已遠颺

台灣的一九八零年代，曾經感人，曾經浪漫。從威權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八零年代催熟了台灣的中產階級，也產下了仍在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八零年代充滿著矛盾，八零年代洋溢著希望。在八零年代，我們（一部分）有信仰；在八零年代，我們（有些人）為信仰起身對抗。中老年和新中年人經歷過八零年代，有的恨、有的愛。年輕人出生在後八零年代，有的渾然不知、有的嚮往膜拜。

其實，嚴格來講，八零年代並不是大時代。相較於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大遷徙、一九五零與六零年代台灣的兩個社會體制形成，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及次年的軍法大審，台灣的八零年代只是長期穩定結構控制下驟然改變的波動而已。就好像美國人緬懷的一九六零年代，似乎無比激昂，但是當年的越戰畢竟在半個地球之外，熱衷於反體制生活方式的也只是一部份的青年人，這種波動比起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二次大戰，以及小羅斯福新政（New Deal）對社會的深遠影響，算得上是大時代嗎？

大時代有大人物，小時代有小人物。八零年代在台灣歷史上，雖然不是最悲情、最動盪的大時代，但卻算得是百花齊放、狗狗鳥兒蟲蟲爭鳴的熱鬧年代。台灣有三代人參與了八零年代。二、三年級的產業與政治菁英為八零年代的富足、穩定打下基礎，也提供了造反的對象和造神的偶像。三、四年級創造了八零年代的文化、風氣和論述，他們有勇氣、有思想、有其後世代望塵莫及的深度、創意、憂患意識及幽默感，他們是真正擁有八零年代的世代，八零年代是屬於他們的。五、六年級是八零年代的產物，是被八零年代所創造的世代，他們（我們）卻最饒舌喜歡談論八零年代，彷彿那時代有無上的榮光－－且都輝煌著他們（我們）。五、六年級夸夸談論八零年代，其實只是一種「驕其妻妾」的心態－－對小輩們冒充認識大人物。

大人物、小人物，不是以地位名望來區分，而是由心胸與承擔來區分。八零年代由於不是真正的大時代，並沒有產生真正偉大的思想。偉大的思想只能產生於人逼近生存本質的時代。然而台灣的八零年代是一個樂觀的年代，樂觀到幾近於天真童騃的年代。從「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時代跳躍到統派獨派左派右派前進派的時代，在八零年代學會思考的人都是樂觀的，若非盲信歐美的右派，就是盲信歐美的左派，只是思想的規模都遠遠微小於歐美的左派右派，於是都只能是微右或微左。台灣的微右或微左，並不分擔他們歐美宗師們較為深刻的危機意識，他們只被分配到處理小議題。因此，他們都認為經濟繁榮會持續，都認為人類的世界離毀滅還很遙遠。

但，八零年代已經過去了。八零年代持續了很久，八零年代的人，大多數還活在八零年代，因此八零年代該結束卻未結束。一個年代無法被揚棄，只能淡淡地過去。兩千零七年的七月十五日，台灣解嚴的二十週年紀念日，誕生了「第三社會黨」，代表某種思想－－既是八零年代的產物，又想要結束那年代。兩千零八年的七月，台海兩岸展開直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進入真實的時刻（the moment of truth），八零年代茁壯的台灣主體意識面臨是否僅為歷史曇花的挑戰。八月，陳水扁前總統陷入更嚴重的操守指控，終於徹底打垮了八零年代的天真理想主義－－從此人心將更現實、更犬儒、更不信任。接下來，台灣所面對的經濟衰退局面，將要殘酷地迫使八零年代知識分子們從根本上覺醒－－從歐美學來的批判只適用於繁榮，而台灣社會在不景氣下必須學習的是領導、創業、生存。

這是一封寫給未來的信。只有走過八零年代的人能夠理解，但也唯有他們走出了八零年代，才能正確地理解。準備面對新的時代。

發表於2008/9/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被錢洗的政治

陳前總統說：「錢是乾淨的，不必洗。」事實上，政治是不乾淨的，我們的民主政治已經被錢洗了。

陳前總統的千金在攝影機前喊道：「選舉不用錢嗎？」似乎所有人都不加思索地接受了這句話。民主政治是要錢的，我們每個公民都已經被錢洗腦了。

政治當然和錢有關，選舉當然要花錢。花錢不是問題，問題是：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錢？為什麼政治人物和選民都認同花大錢的選舉？為什麼錢竟然成了民主政治的重心？這已經不是陳前總統的個案，而是我們整個社會所要面對的問題。陳前總統和每一個在錢和權力之間迷失的政治人物，都只是這整個金錢狂飆競賽下的受害者兼加害者而已。

媒體和大眾時時刻刻在推測案情，做自由心證，樣樣都言之成理，人人都是犯罪學家。但是沒有人追問：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錢？為什麼要募那麼多的錢？為什麼要藏著那麼多的錢？

台灣的政治，真的是非常花錢，非常浪費。早在戒嚴時代，只有地方選舉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年代，當時仍為外來政權的國民黨，是用鈔票換取選票，包括給予地方派系經濟特權來獲得支持，以及更直接的買票，形成所謂的威權（中央政府）侍從（地方派系）體制。在那個年代，雖然沒有開放公平的選舉，也就沒有什麼文宣活動的開銷，但是綁樁、請客、送禮、買票，都是要花錢的。即使送禮只是肥皂味素，但還是要打點樁腳，派系頭人沒有幾百萬的現金運用，是不可能操盤選舉的。現在則升級到幾個億了。

到了民主時代，選舉浪費只有增沒有減。開放選舉的初期，由民間崛起的民進黨是非常節儉的，或者不是節儉－－只不過是，窮。但是窮光蛋的民進黨在很多地方擊敗花大錢的國民黨。那時候，黨外前輩告訴助選的年輕人，採買競選物資，即使是一張海報紙或幾個便當，都要跑三家店去問－－比例上，每三家商店就會有一家是支持黨外或民進黨，這時只要表明身分，往往可以得到「黨外的免錢啦」。從陳前總統第一次參選台北市長起，民進黨的選舉改變為聲光音效、規模擴大的造勢。選舉活動的誇張浪費到了第二次（公元兩千年）與第三次（兩千零四年）總統直選達到極致。藍綠兩黨直接間接的花費都超過數十億元。

選舉要花大錢，政治領袖就要調動資源。不僅為了自己的選舉，更為了其他人的選舉。照顧同志，收買對手，在在都要錢。不必洗錢，我們都被錢洗了。

嚴格限制競選經費的上限，加重罰則，加強稽核，是根本的辦法。我們的選舉罷免法只規定超額要罰款，若改為當選無效，則競選對手必定互相監督。我們的政治獻金法嚴格到荒謬的地步－－政治獻金帳戶的每一筆支出，都要和申報帳目的數字符合，也就是說，候選人要付三萬兩千元的印刷費，就要去銀行提領三萬兩千元，還不能提三萬或三萬五－－誰家是這樣理財的？「實務上」，那些有錢人都用現金直接進出，根本不經過帳戶也沒有申報。只剩下守法又節儉（窮）的，例如在投完票第二天就公佈帳目的第三社會黨等等，因為誠實申報而花很大力氣和政治獻金法的不合理規定掙扎。

要有清廉乾淨的政治，讓我們的選舉少用點錢吧。

發表於2008/8/2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有恥之國

很多人說，兩千零八年的八月十五日是台灣的國恥日。

由於一人一家不願意誠實面對他們所做的事，動員了一整個政黨和支持者來捍衛，社會的歷史裂痕再度發出劇痛，由無數人的汗淚養育的民主運動也被拆成破片。台灣人一向驕傲的民主成就，以後不知道該怎麼繼續訴說。如今，這一人一家終於承認了。這個社會為他們所受的苦，好多的家庭、好多的人為他們所承擔的怨，直如從一場悲傷的夢境猛醒，不知該哭還是該平靜。

兩千零六年三月起，我以「台灣愛國者」為主軸，寫作系列的評論文章。所累積下來的文字，兩年半後的今天回頭看，覺得當時說的話，現在更能夠被理解。我直接指出，台灣是一個缺乏愛國主義，缺乏愛國者的國家。我無法想像，台灣這樣一個面臨著強大外部威脅與激烈國際競爭的國家，如何能夠沒有一群具備視野、心胸與勇氣的愛國者，而還能夠生存甚至有所發展。

然而，我們不僅沒有這樣的一群愛國者，我們還有了最自私的從政者。在「從政者如何不愛國」這一篇裡，我寫道：「愛國的反面不是不愛國。愛國的反面是貪污。愛國就是把政治共同體的利益放在私人利益甚至個體生命之上的精神。貪污則恰恰相反，貪污是把私人利益凌駕於政治共同體的利益，而且是以政治共同體所賦予的公權力來遂行。」從政者的貪婪自私，尤其是最高領導者及其家人親信的貪污濫權，就是最嚴重的不愛國行為。一個國家，有了不愛國的總統，還有什麼比這更不幸？

最悲哀的是曾經信賴、支持這樣的領導者，曾經為他奉獻、為他付出真摯感情的人民。我在「什麼是感動人民的力量」這一篇裡寫道：「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力量。如果從政者一切都為自己算計，而仍想要人民為其感動，那就是把自己想得太過聰明，同時把人民當成白癡。如果從政者把個人的當選和掌權，當做是一己的功成名就，還可以當成家族事業來分享，這時還想要基層工作者無怨無尤地奉獻犧牲，這就是史上最大的詐騙。」

以政治工作者的身分，我寫給曾經為他感動的青年們：「他是一位為了個人政治利益，不惜犧牲國家利益的總統。他違背民進黨的公投理論，硬搞三二零公投；他為了個人國內聲望，亂搞過境外交。這些都是傷害台美關係、破壞國家形象的嚴重錯誤。但令我最為痛心的是，陳總統數次升高內部對抗來提振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別忘了，林義雄先生退出民進黨，就是不希望看到人民對抗人民。你們可能讀過高加索灰闌記和所羅門王判案的故事。為了搶孩子願意把孩子劈成兩半的，不是真愛孩子的母親。為了搶權力願意讓把社會分成兩半的，不是真愛國家的領導者。」

終於，我們要面對真相。但最為痛苦的就是面對真相。也唯有真相，才能讓我們從猜忌對抗中獲得自由。面對真相、追求事實的勇氣，更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這是一個有恥之國。我們都是有恥之人。懷抱著這羞恥，我們還是要再抬起我們的臉頰。

發表於2008/8/2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奧運開幕式的兩岸宣傳戰

理想上，奧運是體育。事實上，奧運是政治。台海兩岸，照理說都把奧運當作是重要的宣傳戰。但是很詭異地，兩岸似乎都搞砸了。中國那一方，以一個文化品味並不高的開幕式，讓台灣民眾赫然警覺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畢竟還是個集權和集體主義國家。台灣這一方，則根本沒有戰略可言，就是一個亂打。從目前情況推估，奧運結束後，台灣人民的本土意識和中國情感，大概不會有什麼改變－－如果有的話，應該是反中的會更反中。這是令我頗為意外的趨勢。

奧運開幕式進行到一半，我就知道北京的宣傳戰對台灣起不了什麼作用。這個開幕式把中國與台灣當代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地方完全暴露出來了。首先，從戒嚴文化掙脫出來的台灣人，不會喜歡那種幾千人排字的節目－－我們厭煩透了。其次，這些表演節目，不管是不是大導演設計的，就藝術水平上也很難讓吹毛求疵的台灣人衷心地欣賞。我當然不是反華－－去看看中國民族主義的網站「強國論壇」有多少人在冷嘲熱諷，去想想如果魯迅先生看了這種節目會寫出什麼樣的評論。

為什麼還有外國媒體頌讚這個開幕式呢？可能他們為了政治正確，不敢像我們華人能夠無顧忌地批評自己華人文化裡的陳腔濫調；也可能因為他們看不懂，或者他們對於中國的預期本來就是如此。為什麼台灣的媒體也有大肆吹捧這個開幕式的呢？可能也是政治正確，也可能有些人的品味就是如此吧。

中共會利用奧運大搞政治宣傳，這是早就預料到的。台灣照理說對於「中共的統戰」應該是很戒慎恐懼的，並且應該做好應付宣傳戰的準備。然而台灣的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在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台的民進黨政府，口口聲聲台灣主體性、台灣意識，但是在下台之前，也根本沒有規劃好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奧運宣傳攻勢，根本就是雙手一攤。

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更別提了，馬英九政府缺乏一個堅實的「台灣－中華民國」主體論述，導致全台灣人民對於兩岸之間的政治事務莫衷一是，不知道該怎麼看待。而國民黨中央更是離譜。固定在星期三召開的國民黨中常會，這個星期停開，原因是中常委都在鳥巢。黨主席吳伯雄、秘書長吳敦義率領一干高幹們，全都跑到北京去「幫中華隊加油」了。中華台北奧運代表隊歷屆以來在世界其他城市參賽，何曾得到這麼多泛藍政要們的青睞？說國民黨中央這一幫人藉著體育名義向共產黨輸誠表態，還順便給馬英九總統扯一小下後腿，大概沒有冤枉他們。

說到加油，其實由一群愛好運動的年輕人組織起來的「台灣加油隊」，還真真正正一直為中華隊或台灣選手們加油打氣。好幾年來，只要有台灣選手到世界各城市出賽，這群年輕人透過網路，將當地的台灣留學生動員起來，他們穿著黃色運動衫，上面印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為台灣吶喊、歌唱、流汗、流淚。這次他們的主要發起人楊蕙如被中共拒絕入境，竟然成為泛藍政媒人士攻擊的標靶，原因是這位年輕女生太高調了，又曾經幫民進黨助選。且不論高調不高調或是對中共是否太白目，說起來，這群到處拿著國旗的年輕人，比起自稱總理信徒的這批國民黨傳人，還要更捍衛中華民國得多了。

發表於2008/8/1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一個世界，不同夢想

「一個世界，一個夢想」－－One World，One Dream，這是本周開幕的北京奧運的主題。奧林匹克的基本理念的確有這樣的夢想－－全世界不分國家民族畛域，為了人類和平與運動精神而共同參與競技。然而，許多學者指出，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成為國族主義的盛會。對每個主辦奧運的國家而言，展現國力，塑造愛國心，成為奧運的真正主題。而參與運動項目的每個選手或每支隊伍所代表的，都是國家。全世界觀眾都是為自己的國家選手而加油。

「一個世界，不同夢想」－－如果二零零八北京奧運的真正主題是中國人站起來了，那麼這很顯然只是中國人的夢想，卻不必然是全世界的夢想。中國政府把奧運徹底政治化，對中國的形象是好還是壞？這似乎已經可以判斷。全世界警覺注視著中國究竟採取和平崛起還是霸權崛起。中國的夢想，確實和西方列強的現實利益有所牴觸。做為國族主義動員的北京奧運，是把世界拉近了？還是推遠了？

「同為華人，不同夢想」－－北京認為他們的奧運是全體中華民族的大事，但是世界華人並不這樣認為。奧運聖火最終沒有經過台灣，或許讓很多中國人失望。但是如果聖火經過台灣，可以想見極可能遭遇到比在法國和日本更強烈的抵制，甚至被撲熄的機率非常高。或許聖火沒有經過台灣，反而讓中國留了一點顏面，也維持一點台灣人民心向祖國的神話未揭穿。基本上，台灣人認為北京奧運若不是對台灣造成更大的威脅，至少也和我們沒太大關係。台灣人為中華台北隊加油，不是中國隊。

「一個國家，不同夢想」－－在中國內部，難道十三億人就真的有著同一個夢想嗎？顯然不是如此。不談西藏以及新疆的反抗運動，即使北京市民都有太多不同的意見。人民已經升起了很大的懷疑，「奧運對我們老百姓到底有什麼好處」。有些知識分子對於政府過度的國族主義宣傳動員覺得反感。參與鳥巢體育館設計的藝術家艾未未直言批評政府對奧運的態度是一個「虛偽的笑容」。可以預見，奧運結束後，不滿的聲音只會冒出更多。

「一個夢想，不同現實」－－不論有沒有不同的夢想，即使所有人都接受中共官方欽定的夢想，這個夢想與現實還是有一定的距離。奧運過後，中國的挑戰才剛開始。「後奧運經濟」在學術界和金融界討論已久，很快就要見真章。經濟學家當然各持己見，有的認為奧運經濟的泡沫很快要破滅，有的認為即使是泡沫也還有撐得住幾年的膨脹。如何在華麗盛會之後，繼續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領導者的挑戰很艱鉅。

「不同夢想，一個世界」－－在奧運開幕前夕說這些，並不是要唱衰京奧，也不是反對中國。在自由的地方，人們有不同的夢想都是被允許的，追求夢想的權利也是被保障的。中國要真的融入世界，要成為進步國家，就要容忍不同的聲音。有一天，中國能夠理解世界有不同的夢想，政府能接受人民有不同的夢想，那麼中國就真正成為擁抱普世價值的大國，一個世界的理想也更接近。

發表於2008/8/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以「大社會」面對全球衰退

原油價格在上週曾經略為回跌，造成了景氣下滑止住的感覺。然而，事實是冷酷的。油價略跌後又因為主要油管破壞而回漲。現在看來，即使有短期的正面因素，似乎都難敵不利的大趨勢。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已經是各主要經濟體的產官學領袖最關切的議題。

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總裁們，以及主要的經濟學家，都在關注討論著可能來臨的「衰退」－－幸好還沒有用到「大蕭條」這個字眼。到底有沒有衰退，大家的看法不一。當然，經濟學家總是用模棱兩可的說法－－為了要預測，又為了避免錯誤的預測。美國前聯邦準備會理事主席葛林斯潘說，「我認為現在的數據還無法推論我們（美國）已經進入衰退，但我們已經在衰退的邊緣。如果我們沒有進入衰退，我會比較訝異」。美國紐約時報則直接用標題指出，可見的更多箭頭都指向了衰退正在發生。

日本經濟新聞社發布調查指出，十位經濟學家一致認為日本經濟已經進入衰退。在歐洲，丹麥已經成為歐盟內的衰退首例；德國投資者信心降到低點，上漲的工資又造成通膨危機；英國的房地產跌，物價升。整個歐洲本來關切美國次級房貸金融風暴，現在對自己的衰退也開始如臨大敵。中國景氣是否會被美國拖累，還有爭論；但是中國政府對於「後奧運經濟」的走向顯然有極大的憂慮，畢竟對中國來講，高速增長一旦遲緩，其社會與政治效果無異於衰退。

全球經濟是否真會進入衰退？衰退的幅度有多大？衰退的期間有多長？對這些問題，經濟學家們爭論不休，而且爭論只會愈來愈多、愈來愈複雜，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但是對於政府來說，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是無可逃避的責任。台灣在這一波的全球不景氣裡不可能置身事外。假使最壞的情況發生，長期的衰退必將對人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衝擊。對此，政府必須要有因應的方案。

目前，我們看到劉內閣的主要政策目標，都是放在刺激短期成長，例如不斷被批評為浮濫草率的擴大內需方案，又比如說試圖透過兩岸經濟交往的擴大來創造收入。追求成長固然是政府必要的目標，但是在全球衰退愈來愈真實的此刻，在一個規模不大又極度依賴的經濟體，這樣的短期刺激究竟是否有效？或許，政府應該有另一套面對衰退的大政略，其目標並非追求短期的成長，而是為台灣做好準備，準備度過全球經濟寒冬，在衰退期間鞏固我們的社會團結和安全，並且讓台灣成為第一個從衰退中復甦的國家。

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許多爭議中的政策議題，都有了新的價值和視野。就拿年年爭論的高等教育高學費問題來說，如果國家大目標是從可能的衰退裡及早復甦，則五年或十年後的人才質量勢必是國家的優先事項。現在這種過度擴張過度招生的大學體系、強化社會不平等的學校資源分配、利息愈來愈昂貴的助學貸款，以及所導致的學生花大部分時間打工賺錢，僅僅為了支付低品質教育的費用，在在顯然無助於台灣面對可能來臨的大衰退。

以度過衰退並急速復甦，而非以短期成長為目標的「大社會」政策時代，已經來到了。政府領導者還茫然無知嗎？

中華台北與中國台北

奧會模式以及WTO模式，分別是台灣存在於國際組織的兩個主要模式。「中華台北」就是所謂的奧會模式。「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就是所謂的WTO模式。

這兩個模式，都是「台灣－中華民國」委曲求全的「假名」，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用盡各種手段杯葛，既不讓台灣以台灣之名，又不讓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加入國際組織，還要中華民國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代表權讓給「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更要求台灣被稱做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產生出種種奇奇怪怪的名稱。

換句話說，「中華台北」這個一九八一年洛桑協議所訂的名稱，本來就已經是北京施壓下妥協的結果。這並不是台灣人民所喜愛的名稱－－開甚麼玩笑，既不符合「第一社會」的期望（台灣），也不符合「第二社會」的理想（中華民國），更何況中南東部和外島人誰認同台北啊。

這個委曲求全的名稱，我們用了二十七年，算是對北京很配合了。沒想到在任何城市舉行奧運都可以，在北京舉行奧運，就要改成「中國台北」。這次不是我們要計較哪一個名稱，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欺人太甚。

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通訊社，把「中國台北」再改回「中華台北」，竟然引起國民黨中央和行政院的爭功，這也讓人民真的看清了現在的國民黨－－完全沒有一點捍衛中華民國的骨氣，比起當年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還不如。

中國台北與中華台北的爭議，除了暴露出現在的國民黨的性格以外，最重要的是顯露了值得繼續探索的一個大問題：中華不等於中國。

中華和中國是有差異的。而且這差異是台海兩岸都同意而且非常在意的。如果在北京的認知裡，中國就是中華，那麼他們沒有理由要把中華台北改為中國台北。如果在台北的認知裡，中華就是中國，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要堅持是中華而非中國。

也就是說，在這次的奧運隊名之爭後，兩岸發現了一個共識：中華和中國是不同的。中華顯然大於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體，只能代表中國而不能代表中華。台灣（某種意義上）願意自己是中華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寶貴的共識嗎？中國不等於中華，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那麼中華就還留有更大的可能性。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理解並接受這樣的觀點，豈不為兩岸的政治解決打開了重大的活路？

馬英九總統說，改回中華台北代表大陸釋出善意。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女士則說，中華台北不算善意。到底算不算善意？事實上，就看北京如何理解這中華與中國的差異了。如果不接受中國和中華有差異，那麼改來改去當然都不算善意。如果認為中國和中華確實有差異，那麼北京接受中華台北，就算是相當大的善意，甚至還帶點新意和創意了。

戰略明確才符合台灣利益

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或者是缺乏明確戰略方向，或者是刻意地採取游移模糊的戰術，不知道將把台灣帶到什麼樣的不利處境裡。對這個問題，我曾在這個專欄表達憂慮，有些國內的評論家也認知到這個問題並且加以批判（例如司馬文武先生在財訊雜誌的專論）。

然而即使有再多的專家評論，也不如重要外國政府的反應來得直接。由美國暫時停止對台軍售，以及日本駐台代表和多位相關人士發表的憂心台灣對日政策的言論，已經將馬政府戰略缺乏或戰術失誤的問題暴露得很明顯。

就任才短短兩個月，馬政府已經造成國家安全上重要友邦的疑惑，甚而可能採取政策調整，這絕對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馬總統本人，以及政府的國安和外務重臣們，好像認為他們做得很好，很得計。這是更令人擔心的情況。比如，馬總統曾親自說出，釣魚台事件之後，台日關係反而有正面的發展。但是日方所傳達的訊息卻顯然並非如此。相反地，台日關係正面臨必須好好修補的微妙處境。

簡化來說，馬政府有一種傾向，就是以為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甚至表現出一種台灣向中國傾斜的印象，會讓美國和日本感覺到壓力，因此反而要對台灣更好一點，給予的優惠更多一點。馬政府的謀士認為，釣魚台事件後日本的道歉讓步，正是這種策略操作得計的證明。殊不知，如果所謂的成果是藉由「聯中制日」而得到，則根本不會是好的結果。

道理很簡單，釣魚台並不是台灣的根本國家利益，但台日關係是。我曾寫過，台灣的國家利益可分為「釣、魚、台」三個層次：「保釣」（抽象尊嚴），「保魚」（經濟利益），「保台」（國家安全）。任何頭腦清楚的人都可以判斷，「保台」優先於「保魚」，「保魚」優先於「保釣」。台灣經由成熟有技巧的折衝，而能得到日本的讓步，當然是可欲的結果。但台灣對日交涉，應該以雙方共同利益為基礎，而不是以中國做籌碼。若自以為可以聯中制日，即使是做戲，也都會給台灣帶來後患。

美國和日本都不是在外交上接受被動處境的小國。如果台灣要玩中國牌，美日的反應不可能是予取予求。更嚴肅的是，台灣中華民國的根本生存，在短期內仍然依靠與美日的準安全同盟。更不要提，台灣和美日還有一層民主人權的價值同盟。馬政府的策略家們以為，我們可以在戰略上游移於中國和美日之間，以此從兩邊換取一些利益，這是令人驚駭的錯誤。

台灣在中、美、日之間，必須要有長遠而清晰的戰略，而且要將大國力量的平衡以及各方的利益都考量在內。台灣應該要主動，但不是讓人猜疑不知走向何方的蠢動，而是讓各方都明確知道方向的穩健前進。台美日關係穩固不意味著與中國對抗，兩岸關係增進也不必然造成台美日關係受傷。台灣帶著與美國和日本的共同利益，也就是穩定的台海和東亞秩序，朝向兩岸關係的改善，這才是對的方向。

馬英九是兩岸和平締造者嗎？

馬英九總統在接受CNN專訪時說，他是和平使者，不是麻煩製造者。這話不算錯。在陳水扁總統之後，大概也很難有台灣總統能夠為台海製造更大的不穩定。全世界都認為馬英九先生不會在台海掀起戰雲。

但是馬英九總統要了解，他要做的不是全世界的模範生，也不是華府和北京的乖寶寶。他是台灣的總統，他要做的是增進台灣最大的國家利益，而不僅僅是和平而已。和平，固然是國家利益中最根本的一項，但是坦白講，在兩岸之間要達成和平並不困難－－只要事事服從北京就可以了。

當馬先生還是在野的國民黨主席的時候，他可以附和著美國官員和學者，說些阿扁總統是麻煩製造者的泛泛之論。當他已經就任台灣的總統，他還自己說自己不是來搗亂的，這樣就讓人感覺比較無聊一點。總統代表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當然不是來搗亂的。這還需要總統親自表態嗎？

台灣的總統當然不是搗亂者。但也不僅僅是和平使者。台灣的總統必須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也是台灣最大利益的創造者。

為什麼是兩岸和平架構的建築師呢？又要如何創造最大的台灣利益呢？目前所有陳腔濫調的近程中程架構，都無法為台灣帶來永久的和平。美國人所提的架構，是美國人的利益，是要把台灣和中國暫時安置在一個美國所主導的亞洲秩序裡。台灣總統不是美國政策的執行者。台灣需要一個從台灣主體出發、有原創性的方案，能夠巧妙地維繫大國力量的平衡，又能納入兩岸民意的基本需要。由台灣人所設計的架構，才有可能是對台灣最有利的架構。

從馬總統就任兩個月的表現看來，他和他所領導的政府可能很難達到這樣的目標。馬總統在TVBS民意調查所顯示出來的低落聲望，固然主要因素不在兩岸政策，但是偏低的民意支持度是很大的警訊，代表馬總統大概不容易主導兩岸和平架構的創建了。

根本的問題出在馬政府缺乏一個宏觀、有戰略性、內在邏輯連貫的台灣－中華民國的國家理論。我曾經指出馬總統「一中各表」的表法是一個悖論。馬總統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但他也說過，中華民國是台灣。兩個等式放在一起，推出「一個中國是台灣」的荒謬命題。當然我們理解「一中各表」本來就是扭曲和勉強的事情，兩岸之間有太多不得已而違背事實的言詞。但是馬總統從來沒有讓人民搞清楚，他的戰略觀到底是什麼－－「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是國家目標？還是一時的辭令？

同樣根本的問題，是馬英九總統尚未獲得另一半人民的信任，而且這種信任的落差還在加速擴大中。在台灣的「第一社會」或者說綠色的選民裡，有非常多的人認為馬英九先生會向中國屈服。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為了保衛中華民國，馬英九是不可能不保衛台灣的－－因為中華民國確實就是台灣。但是馬先生沒有讓本土派人士了解到這一點，反而毫無招架地被戴上統派的帽子，這卻是他自己要負責的。更甚者，馬英九做為國民黨領導者，放任部份藍色政治人物挾中共之力來對付他，這如果他自己不放聲喊出來，誰也沒辦法救他。

馬總統的和平訊息，全世界早就已經收到了。但是馬總統如果沒有能力去做真正的和平架構的締造者，那麼就只好讓在野陣營以及民間來擔負這個重任。畢竟，國家是我們大家的。

小龍女的第一場武林大會

本週內，被暱稱為小龍女的蔡英文女士，將要面對他就任民進黨主席以來的第一場嚴酷挑戰──民進黨失去中央執政權之後的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是民進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這次的最重要議題是該黨將用何種方式來推舉二零零九年縣市長選舉的候選人。除此之外，蔡主席還想要推動廢除三級黨部等的黨務改革，而且把此視為他個人和民進黨的重要里程碑。

蔡主席將黨務改革看得如此重要，可能是認為要透過黨的系統來建立領導權威。事實上，民進黨領導者的影響力，從來不來自於黨務系統，而是對於廣大民意的掌握。只要蔡英文主席能夠繼續擁有很高的社會期待，甚至讓大多數支持者認為他就是最適合、最有獲勝希望的下屆總統候選人，那麼整個民進黨就會望風景從。黨務改革，說實在的，不是那麼重要。

與其放太多注意力在黨務，蔡英文主席或許更該向大眾社會傳達：民進黨的首要任務並不是像在戒嚴時代一樣，去徹底地反對執政的國民黨。原因很簡單，現在的國民黨並不是靠不民主的手段把持政權。另一方面，現在的民進黨也不再是受苦大眾的代表或正義的化身。民進黨曾經擁有權力，民進黨之所以失去權力，不是因為國民黨迫害，而是因為執政表現不受到肯定。

民進黨的職責不是去全面地否定或是不停地攻擊國民黨和馬英九政府──國民黨的無能，他們自己很快就會證明，不必旁人代勞了。攻擊國民黨並不會讓民進黨重新執政。民進黨該做的是讓自己成為人民心目中一個可靠的替代選項──當人民又受不了國民黨而想要把他們換下來的時候，民進黨必須是一個可以用來把國民黨換下來的替代品──民進黨要提出替代的方案，要準備好替代的團隊。

這也就是說，民進黨不可能和國民黨是截然對立的，兩大黨不應該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利益觀點，也不應該代表兩個互相對抗的社會力量。相反地，民進黨是要和國民黨競爭著台灣的主流發展路線的。台灣到底該怎麼走？什麼方向對台灣最為有利？答案不可能有兩個。民進黨必須要比國民黨更明確、更有效地掌握到那個答案。

對於小龍女蔡英文來說，他最應該做的是建立由他自己所代表的新時代民進黨路線，把過去錯誤的觀念、作風和人物都留給過去。很不幸地，據說民進黨內現在最敏感的字眼竟然是「新」、「中間」等字眼──還屈服於深綠媒體的撻伐壓力，而不敢大聲說出民進黨要走新的路。這是極為可笑又可悲的情勢。

小龍女必須在武林大會裡展現他的武功路數，讓天下好漢看清楚什麼是主流、什麼是趨勢。小龍女不要誤以為山頭門派林立的組織能夠幫助他一統江湖。本來就不是江湖人的小龍女，走條新的路來吧。

馬英九該找誰溝通

大家都看得很明白：馬英九總統逐漸遭遇了國民黨內部的各種壓力。馬總統說，很抱歉沒有好好和黨籍立委溝通。事實上，問題不在於馬總統沒有和國民黨立委以及大老山頭勢力們好好溝通，而是他沒有讓人民大眾和社會力量明瞭：馬英九到底在想甚麼？他到底要做甚麼？他的堅持在哪裡？他的意志有多強？換句話說，他應該和更多的人民溝通，而不是那些惡形惡狀的國民黨舊勢力。

馬英九總統應該選對的人來溝通。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如果馬總統認為他的溝通對象是某些唯恐天下不亂，或某些唯利是圖和別有所圖的立法委員和國民黨派閥頭目，那麼很顯然是浪費了他的溝通誠意，那正是「失言」。比失言更糟的是馬總統將會辜負七百六十五萬票之中的大多數選民－－他們當初支持的是看起來不同於舊國民黨的馬英九，而不是受制於腐敗昏昧政客的馬英九。

如果馬總統看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民間力量、哪些社會領袖能夠幫助他－－不是幫他個人或國民黨，而是幫他找到領導國家的正確方向和方法，那麼他也會錯過了那些可能與他有共同理想而有可能從不同角度協助他成事的人，這就是「失人」。比失人更慘的，是讓其他有能力有理想的人最終只能對他絕望，逼不得已成為了他的敵人，讓我們的國家再度陷於無謂的鬥爭內耗之中。

馬英九總統該如何找到正確的溝通對象呢？不幸地，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總統跟他講話而不要跟其他人講話。到底該跟誰講話，只能取決於馬總統自己的判斷力。

馬英九總統所面臨的壓力，不僅僅來自國民黨內部。馬總統正在逐漸陷入一種茫茫然說不出所以的孤獨。當然，馬總統所經驗的，絕不像李登輝先生向日本作家上阪冬子所自況的「虎口的總統」那樣的險惡。畢竟馬先生是正統的「第二社會」國民黨之子，掌握政權對國民黨的權貴小集團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們很習慣，很comfortable，不像李登輝總統那麼臨淵履薄，性命交關。

但是馬總統所面對的不只是國民黨內部的暗鬥，還有一個對他缺乏信任感，並且可能會愈來愈反對他的「第一社會」綠色陣營。不僅如此，更有一個可能逐漸轉而把他視為新的首要敵人的中國共產黨。至於共產黨的影響力是否還只停留在海峽的對岸？這我們普通人就不得而知了。

馬英九總統腹背受敵的窘境會愈來愈暴露出來。他遭遇的問題絕不只是一般政客在媒體上所吵鬧的溝通不良或分配不均而已。馬總統所將遭遇的乃是極大的結構困境。弔詭地，李登輝當年還有個同情他的「第一社會」本土力量，透過巧妙運作這力量，讓他不僅逃過虎口還能推動諸多改革。馬英九呢？該找誰好好溝通？好好向民眾溝通，說明他未來到底有甚麼改革議程吧。

維護台灣獨特性

用行動來愛台灣、護台灣的時候到了。

我並不是在散播某種恐慌，說中國觀光客登台、包機直航、人民幣在台兌換，這一類的兩岸交流會讓台灣失去獨立地位或被消滅掉。

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遲早都要正常化。兩岸的交流是無法阻擋的。兩岸的交流對台灣是必要的。台灣也不會因為這些交流就不存在了。但是，我們要非常清楚：台灣的獨特性，是需要台灣人有意識、有決心地捍衛，否則是很可能會流失的。

台灣早已發展了獨特的台灣文化。這台灣文化並不僅僅是「第一社會」（一九四五年之前就在台灣定居的社會）的文化，或舊意義下的所謂本土文化－－一種相對於「第二社會」（一九四五年之後隨著國民政府軍隊來台的社會，或外省人）的文化定義。

相反地，獨特的台灣文化是「亞洲歷史的混搭」，結合了南島文化、日本和西方文化，而以華人文化為主軸－－這華人文化也不是由「第二社會」所帶來的，而是跟著早期的漢移民來到台灣數百年，是原本就深植在「第一社會」裡的。現在的台灣獨特文化，當然是融入了「第二社會」之後又發展了數十年的跨世代本土文化。

這樣的台灣文化獨特性，已經是全體台灣人的共同認同，也是「第三社會」（台灣－中華民國共同體）的文化認同。我們的獨特文化，有美好也有醜陋，但我們珍惜。

二零零八年七月到八月，就是全體台灣人奮起動員，共同守護台灣獨特性的發起日。包機直航、人民幣兌換，直到北京奧運開幕，台灣民間首度幾乎毫無心防地暴露在巨大的中國之前。這是一百多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

我們歡迎開放。但是在開放之下，我們應該有所準備。很不幸，馬英九政府並沒有準備。不僅沒有準備，甚至很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馬英九政府的理論家（假定有的話）沒有想到的，馬英九總統沒有講的，我們在民間不能不講清楚：

捍衛正體字。正體漢字是台灣為全球華人和全人類所保存的資產。沒有必要為了迎合大陸觀光客而把優美的正體字改掉。讓他們來學學正體漢字，也是台灣的觀光特色。政府機關應該明文規定不用簡體字。民間商號用簡體字，該被輿論批評。

捍衛新台幣。台灣中華民國的合法貨幣是新台幣。人民幣在台合法兌換，不代表民間可以流通。可怕的是這種現象已經開始出現。政府要嚴查，絕對不能容許民間流通人民幣。金融擾亂的後果不堪設想。

捍衛台灣的中文詞彙。語言是文化的結晶，台灣的中文（包括漳泉河洛話、客家話等）都與大陸有所差異，不論是傳統詞彙或外來語、流行語皆然。讓我們講自己的話，維護台灣中文的獨特性，不必特意去學中國大陸的詞彙。媒體記者、主播，你們的示範責任最重大。

捍衛台灣的價值觀和言論自由。這是最根本的，也是全台灣媒體老闆和主管們絕對不可棄守的。台灣人有權利講愛台灣，台灣人有權利公開批評任何政府－－包括我們自己的政府以及對岸中國的政府。這正是台灣在全球華人世界最大的獨特性。如果任何媒體開始自我設限，逐漸流失批評的空間，那就表示台灣的價值在淪喪。

全體台灣人，睜大眼睛看好，共同看顧我們所珍惜的獨特性。

真實時刻的來臨

七月到八月，正如英文所說的 the moment of truth，是台海兩岸隔絕一甲子之後的真正關鍵時刻－－兩岸關係究竟將如何發展，真實的答案即將攤在我們的面前。

當然自從一九八七年台灣方面開放返鄉探親之後，兩岸就展開了民間交流；大量的台商台幹到大陸營生，相當數量的大陸新娘嫁到台灣，都使得兩岸社會在互動中逐漸變化。但是二零零八年七月的觀光、直航、人民幣的開放，以及八月的北京奧運，將會為兩岸關係帶來新一階段的影響。

真正的兩岸衝擊來了。兩岸的來往雖然已經極為密切，但都還是在某種間接、局部、不正常，或說不完全正當的氛圍之中。從台灣的立場來看，過去的交往都還是在某種心理的防衛之下進行的。但是七月到八月的新發展，卻是要求台灣社會撤除了心防，還在人民心裡給予對岸的中國過去所欠缺的近乎完全的正當性。

中國民航機直接飛進松山機場，兩岸的敵對印象將被幾乎全部抹除。印著毛主席畫像的人民幣在台灣可以兌換，甚至很有可能會在民間流通（在某些地方已經發生），這不僅是金融層面更是集體認同的衝擊。台灣人熱烈討論著陸客來台觀光，從前台灣人有錢做大爺的情況已經悄悄逆轉，變成了要去奉承討好大陸貴客。

北京奧運對台灣民心的衝擊更不待言。中國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的形象，會讓台灣人陷入某種新的困惑之中－－有的人感到與有榮焉，有的人趨炎附勢，有的人則厭惡排斥。

這樣的衝擊，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能夠好好面對嗎？我絕不是在散播某種恐共甚至恐華情緒。兩岸的交流是不可能阻擋的。兩岸並不處於內戰狀態。兩邊的人民都應該在正常而正面的態度下互相溝通。台灣人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也要給予合理的肯定。我甚至也不認為北京政府對台灣有著立即的武力威脅動機。

但是台海兩岸畢竟是非常特殊的關係。在馬英九總統聲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之下，我們該如何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如何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們的關係？在「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怪誕立場下，我們的政府、大眾媒體、教育機構對於兩岸的真實時刻所帶來的巨大認同衝擊，有沒有做好準備？對於我們的國民心理，對於我們的國家利益，到底有多少周詳的評估和應對方案？

馬英九政府顯然從理論到宣傳都沒有做好準備，甚至很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心理衝擊將對他們念茲在茲的「中華民國」將產生巨大的影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到底是甚麼關係？馬政府的理論家（如果有的話）從沒能夠講清楚。

政府都沒有立場，社會就很難有共識。領導者沒有發揮領導力，媒體又徬徨失措－－有的電視台把陸客說得好像蠻族，有的又當成是救世主。整個台灣社會在面對這新的情勢時，卻竟沒辦法拿出個不卑不亢的態度來。

再思考曹興誠方案

知名科技企業家曹興誠先生在去年十一月提出制定兩岸和平共處法的構想，近日又提了一些修正的想法。半年前，曹先生提出此一構想時，民進黨政府還由陸委會高層官員寫了長文批判，陳水扁總統更連續數天公開指責。如今，民進黨已經失去了政權，曹興誠仍在努力鼓吹他的想法，只是他必須說服的對象變成了馬英九總統。在藍綠政權交替之後，曹興誠的主張極可能仍不為當道所喜。但或許如此，各方更可以理性客觀地看待曹先生的主張。

所謂兩岸和平共處法，其基本要點是：台灣不舉行獨立公投；台灣不排除與中國統一，但必須經過台灣人民公投同意；台灣單方面立法規定，不主動辦理統一公投，而是在中國提出統一要求下辦理；中國為求台灣人民同意統一，必須提出足夠吸引力的條件而非武力逼迫；若統一公投被台灣人民否決，則中國必須在一定期間之後方能再度提出統一要求。

平心而論，這是從台灣利益為出發點的主張。很可惜，藍綠各方若非根本沒有認真了解，就是刻意誤解，以至於曹興誠只好自比為老麻雀，兩腳朝上要去頂天。更大膽地說，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偏獨的方案，或者說是一個偏綠的方案。自認為站在本土立場的人，實在是沒有什麼理由硬要去批鬥甚或去扣人家帽子。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偏綠的方案呢？曹興誠的構想，不僅和民進黨的正統理論不衝突，甚至可以說是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一個落實方案。和平共處法認為台灣現狀是獨立的，而且主張改變此一獨立現狀需要經由台灣人民的民主程序認可。和平共處法要求中國除了爭取台灣人民同意之外，別無他法可以統一台灣。這都是符合民進黨理論的。陳水扁前總統以及部份自命獨派人士對曹興誠的痛批，實在是因為他們自己背離了民進黨的正統理論。

在去年的一場由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主持、曹興誠先生出席的討論會上，我曾直言指出，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用無時間表的終極名目統一換取長期維持實質獨立」的方案。明白人都知道，台海兩岸需要一個和平架構，但是一個只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架構卻很可能無法真正維持現狀。同時，任何預設結果的方案又會立即遭到抗拒。因此，一個符合台海現實又尊重普世價值的「終局處理程序」，也就是預設終局方向但是卻以程序優先於結果的方案，優於沒有價值觀的所謂中程協議，也優於預設立場的統或獨。

兩岸和平共處法距離實現還很遙遠。但是曹興誠先生的基本構想，就我的理解，正是一個符合現實又有價值理念的終局處理程序，而且有可能是讓台灣維持獨立於中國中央政府控制之外，能夠維護本身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的方法之一。站在台灣優先的立場，除非誰有辦法提出達到同樣目標又更貼近現實的方案，否則為何不能放開心胸，以曹興誠的提案做為進一步思辯探討的基礎？

保釣、保魚、保台

在釣魚台問題上，台灣的國家利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保釣、保魚、保台。要釐清這段時間以來的各種爭議，必須將問題放在這三個層次來衡量。

保釣，保的是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看似實質的領土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抽象的國家尊嚴。釣魚台本來不在大多數人的注意範圍內，每當有了突發事件，就成為公共關注的議題。事實上，保釣運動只是一個民族主義運動。民族主義運動通常只能對自己的政府施壓，而對國際爭議的解決沒有什麼直接幫助。

保魚，保的是具體的經濟利益。這裡的魚，指的是漁權，更包括看不見的海底大魚－－釣魚台海域的油藏。在這個層次的釣魚台問題，是實質的國家利益而非抽象的國家尊嚴。由於是實質的利益，因此可以客觀衡量。簡化來說，保釣是主權問題，至高無上不能分割。保魚卻是股權問題，各方可以認股出資、共同開發。

保台，保的是根本的國家生存與安全。台灣是處在生存危機之下的國家，這點大概沒有疑義。台灣中華民國的生存，依賴與美國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準同盟關係，這也是公認的事實。不論未來兩岸是合是分，幾十年內我們要維持現狀，就只有同時增進對中和對日關係，而不可能發生聯中抗日、破壞亞洲秩序的事情，這和媚日親美無關，而是和台灣中華民國自己的生存有關。

美國的外交政策官方文件，例如國家安全報告，都會先定義什麼是國家利益，然後為不同的國家利益排定優先順序。這是討論複雜的對外政策必要的標準程序。保釣、保魚、保台，正好就是三種不同層次的國家利益，只是優先順序是顛倒的：保台（國家安全）優先於保魚（經濟利益），保魚（經濟利益）優先於保釣（國家尊嚴）。

當然，這是理性的優先順序。有部分激進的民族主義人士認為尊嚴凌駕一切，為尊嚴不惜一戰，這種意見不值得納入政策討論。近來國內對於釣魚台問題的討論，之所以陷入情緒而夾纏不清，就是因為對於國家利益缺乏共識，且對於國家利益的優先順序往往混淆了。

在保台優先於保魚，保魚優先於保釣這樣的順序之下，馬英九總統與福田康夫首相直接溝通解決爭議，是對的。許世楷代表主張不要以釣魚台偶發事件破壞了日方對馬總統的認知，是對的。激進保釣人士吵著要政府出兵，是錯的。部分民意代表搶著作秀擴大爭端，是無知。

事實上，維持和平、共創經濟利益，優先於領土主權和尊嚴問題，這樣的政策順序，也是中國政府的選擇。中國和日本，日前才共同發布新聞，將合資開發東海的春曉油田。這說明了當主權問題無法解決的時候，先處理股權問題，是國際的主流思潮。這樣的發展也告訴了想要聯中抗日的激進民族主義人士：中國也沒有打算為了釣魚台對日開戰，不要異想天開。

釣魚台問題很快就會在我們的公眾議程上沉寂下來。但我覺得這是一個絕佳的案例，可以用來提升政策討論的品質。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已經效法商學院採取個案教學法（case study）。如果有機會把釣魚台問題寫成教學個案，一開始我就會問：假使你是年輕時曾經參加保釣運動的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你會怎麼做？

釣魚台問題的理性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認為國家的行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極大化，國家的決策是理性的。姑不論政府決策者往往將個人或政黨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的前面，或是政治人物或官僚很可能無知愚昧；在大眾媒體與民意政治的時代，國家決策理性的假說無異於神話。刻正發生的關於釣魚台的國際爭議足以證明這點。

不僅僅是台灣。這次釣魚台爭端，最為失策的是日本政府。從理性的預設來看，日本國應該是各方之中最不應該在此時挑起釣魚台爭端的一方，也是爭端擴大後將失去最多的一方。

首先，日本實質控制了釣魚台，而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台灣，以及透過宣稱擁有台灣而間接擁有釣魚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短期內都不可能以武力去討回釣魚台。只要時間拖得夠久，在國際法的立場上對日本更是有利的。純就釣魚台本身而言，日本毫無理由在此時挑起爭執。

其次，日本正積極與中國改善關係，照理說不應在此時挑起敏感的釣魚台問題。上個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才正式訪問東京，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十年來首度訪日。日本亟欲得到中國支持「入常」──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務理事國；日本也初步達成協議與中國共同開發東海的「春曉」油氣田──再往南進一步共同開發釣魚台的油藏並非不可能。也就是，此時日本與中國有足夠的共同利益要去追求，在釣魚台引起主權爭端對日本沒好處。

有些評論者用很大的陰謀論，指日本是故意撞船，挑起日中台三方爭端，這是很難合理化的推測。釣魚台爭端一旦擴大，日本的損失必然最大。釣魚台問題直接牽涉中華民族主義的仇日情緒，日本若在釣魚台問題上與台灣衝突，必定引起台灣之親中統派激進化，鼓吹結合大陸，兩岸共同抗日保釣。事實上，這樣的情緒和行為已經在發生。

兩岸分立是符合日本利益的。在海峽兩會復談兩岸關係改善的此時，日本的合理反應是憂心兩岸關係過熱，沒有道理還用釣魚台事件來給兩岸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提供動員的議題。

說撞船事件是日方陰謀策劃，實在不合理。但是日本政府對此事的處理態度顯得十分愚昧可惡。對日本來說，盡快息事寧人應該是最佳收場。結果日本政府沒有在最快時間內道歉賠償，讓台灣的反日保釣有機會增溫，結果對台日兩國的政府都造成壓力和困擾。日本船艦惡霸暴行在先，政府處理失當在後，往後還有多少惡果要吞，都怪不得別人。

回頭來看台灣，急著要馬英九總統表態的激進中華民族主義反日派，其頭腦缺乏理性也是十分明顯。這些人在國內（或出海）的示威、媒體作秀，能夠爭得回釣魚台嗎？民族主義所能夠施壓的對象永遠只是本國的政府，而不是所謂外敵。馬英九是一個親日的領導者嗎？如果不是，這些人吵鬧是要馬英九怎樣呢？另外一個解釋，就是這些人的目的是藉此搞兩岸民族主義大串聯。如果他們的動機如此，那就只好看中共是否領情了。我猜，有理性的中國領導者會先選擇繼續改善中日關係呢。

外交部長的愛國問題

我在華府的外交學院讀書的時候，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各國外交官或儲備的外交人才。我發現，在諸多各國菁英之中，能夠讓師長同學欣賞乃至敬重的，不是學識淵博談吐優雅的俊男美女，而是對他自己的國家抱著純真熱忱，能夠捍衛自己國家立場的人。印象尤為深刻的是美國外交人員的愛國主義。在一些介紹資深外交官上台講話之類的場合，我了解到，對於資深外交官最高的推崇，就是稱他為一位愛國者（a patriot）。

一位外交官，不論他的經歷多麼顯赫，做過幾國大使，若是能夠被公開稱做是一位愛國者，大概就無愧於他的職業生涯了。美國是非常講愛國主義的國家，即使大眾文化如好萊塢電影都是如此，美國的外務體系（包括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等）更不必說，都是以愛國為極崇高的價值和專業倫理。

二零零三年底，陳水扁總統為了影響翌年的連任選舉而發動無意義的假防衛性公投，造成台美關係相當低迷。山雨欲來的當時，我正好又在華府，為了瞭解美國官方的真實看法（據扁政府官員說，美國不那麼反對公投，都是國內媒體誤導），於是我跑了一趟Foggy Bottom（國務院所在地），親訪幾位直接處理此案的官員。

我還記得，其中一位國務院官員完全無法用禮貌來掩飾對陳水扁總統的鄙夷神情。我知道，如果陳總統的作為僅僅是觸犯了美國的利益，那麼美國國務院官員的態度應該會是惱怒而非鄙夷。如果陳總統是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挑戰了美國，我相信，這些專業外交官甚至有可能是惱怒但存有一絲絲敬意。然而這位美國外交官對陳總統是鄙夷的，因為陳總統所犧牲的不僅是美國的利益，更是台灣的利益。他瞧不起陳水扁總統，是因為陳總統不愛他自己的國家。外交官應該是愛國者，外交官應該會瞧不起不愛國的人。

我現在有點憂慮，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們會怎麼看待我們的新任外交部長。這不是說歐鴻鍊部長是個不愛國的人。這樣的指控太沉重也太輕率。都聽說歐部長曾經是一位幹練、負責、有親和力的優秀外交官。但是歐部長在駐瓜地馬拉大使任內申請美國永久居留證的事實，確實有可能令他的外國同行們訕笑。

如果沒有堅定的愛國主義價值，長年在外的外交人員有時候會忘了自己是代表國家而來的，誤把自己當成是世界公民。誰都可以想要當世界公民，也可以想要當其他國家的公民，但是外交人員不可以。一般國民不必標舉愛國主義，但是從政者和公務員、軍人，沒有不講愛國的權利。外交人員尤其是公務員之中最必須講愛國精神的。對於外交部長，用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都是必須的。在這個國家利益攸關的問題上，講太多人情親情，沒什麼道理。

由台返華的國家機器

外交部通令外館改稱「訪台」為「訪華」。新聞局長史亞平女士說，外交部每隔一陣子都會檢討對外名稱使用問題，外交部會權衡國際局勢、兩岸情勢，提出正式名稱的建議方案並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國內外局勢選擇適用且大家能接受的名稱。外交部長歐鴻鍊先生卻說，這是為了配合新政府的九二共識大方向。出身外交部的史亞平局長說的這是外交官話。歐鴻鍊部長自己講的才是事實。

我們的政府文書以及媒體用語，從「華」到「台」，走了漫長的數十年。這是一段發現自我的旅程，也是一段走向真實的旅程。好不容易，大多數人都接受了我們是「台」。一九四五年之後來的「第二社會」人，只要一「回」到中國，就知道自己是「台」，回家，就是返台。而不論是一九四五年前後來的，或是無所謂兩個社會歷史的新世代，只要一離開台灣去到外國，就知道我們是「台」，而且只能是「台」，既不能代表「中」，也不能代表「華」。

今日支持用「台」字的人，未必是反「華」－－不是反對中華民國，不是反對台灣做為華人國家，也不是要「去華人化」。同樣地，將海峽對岸稱為「中國」，也是一段面對現實的旅程－－從認定那是叛亂團體，是「匪」，到承認那是一個獨立於我們之外的國家，擁有合法的政府（不論是不是理想的政府），我們應該正面與之交往。這當然更不是反「中」。

支持「台」的人，是誠實、務實的人，也是愛這個土地的人。他們極可能是台灣的大多數人，他們在總統大選中可能投票給謝長廷先生，也很可能投票給馬英九先生。馬總統不可能這麼快就忘記他在總統大選裡口口聲聲的台灣台灣。

「台」並不否定「華」，卻為什麼我們的國家機器要用「華」來取消「台」呢？馬政府上任才兩周多，我們的外交部就要逆轉從「華」到「台」這段走了幾十年的真實之旅，這絕對不是如史亞平局長所說的例行檢討選擇適用－－根本和友邦外國都無關，也不是技術問題，完完全全是個國內政治的問題。歐鴻鍊部長講了老實話，為了要配合九二共識大方向。

配合九二共識大方向，為什麼就得「離了台，返了華」？原因在於馬英九總統的一中各表有錯誤，而且和他的國家論述有內在邏輯的矛盾。

什麼是九二共識的大方向？應該是指一中各表。一中各表該怎麼表呢？馬英九總統的表法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樣脫離現實的表法，擺明了這一中各表並不是表述現狀，而是表述法統之爭，也就是國共內戰狀態的延續。以這種一中表法的邏輯，北京自然不代表「華」，台北才是「華」。到台灣來，就不是訪台而是訪華。

然而馬總統卻也認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是台灣」這兩句陳述如何可能同時為真－－將兩個等式連在一起，將推導出「一個中國是台灣」這樣的荒謬命題。

台灣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陸委會、新聞局乃至所有的駐外和涉外機構，顯然要陷入一段時期的頭腦混亂。空間感錯置的「由台返華」只是發作的症狀之一。這樣的混亂，必要等到馬總統將他的國家論述重整並尋求社會共識之後，才有可能逐漸清明起來。

國民黨人的三個共識

再度執政的國民黨人，擁有一套散亂蕪雜的意識形態。國民黨的思想柱石不再是三民主義，而是三個共識：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以及他們念茲在茲的九二共識。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指的是一組財政和貿易政策的指導原則，由設立在華府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向世界各國強力推銷，因而得名。華盛頓共識的最大特色就是自由化、自由化、自由化－－貿易的自由化，開放外人投資，產業的解除管制等等。簡化地說，華盛頓共識就是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基礎。

台北的國民黨人早已經不是三民主義者，正如同北京的共產黨人也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但共產黨人至少還在口頭上堅持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像國民黨人早已毫無愧色地說自己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者了。在陳水扁總統八年執政期間，國民黨人大力抨擊所謂鎖國政策，上上下下把自由化的簡單教條琅琅上口，華盛頓共識遂主宰了國民黨人的經濟思維。

當然，國民黨過去是官僚資本主義，並不真的主張經濟自由化。即使現在，從嚴格的定義上講，馬英九政府的經濟政策也不是典型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除了自由化以外，還要求嚴格的財政紀律，也就是反對過高的財政赤字，要求政府削減公共支出。在這一點上，馬政府的一千一百四十四億擴大內需案，正是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即使馬政府的經濟學家可能是凱因斯主義者，國民黨人的一般思維仍是氾濫成災的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出自投資銀行高盛公司的一位研究顧問在2004年所撰寫的文章，大意是中國已經摸索出一套與世界不同的發展模式，與華盛頓共識所建議的政策不同，而仍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中國企圖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等區域合作機制，形成一種不受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這也是某種挑戰了華盛頓的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本來是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既然如此，台灣的國民黨人為什麼會同時服膺兩種對立的思想呢？國民黨人對於中共似乎展現出無力抗拒的順從，對於北京所企圖建構的世界秩序也有一種幾乎不加思索的接受態度，這就是國民黨人的北京共識。中國前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在接待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時候說，「堅信兩岸正確的歷史一定夠繼續寫下去，美好的願望也終能實現。」吳伯雄和整個國民黨訪團沒有人質疑：正確歷史是誰的歷史？美好願望是誰的願望？

至於九二共識呢？我在這個專欄曾經指出，兩岸復談可能建立在某種一中，但是某種一中未必是各表，也未必需要九二共識。馬英九總統對於九二共識的執著，到了令人費解的地步－－馬總統幕僚首度砲轟民進黨蔡英文主席，主旨竟然是捍衛九二共識。連吳伯雄主席所率領的國民黨訪問團，到了南京中山陵，要爬三百九十二個階梯，都能夠扯到九二共識，可見九二共識已經構成國民黨人某種莫名奇妙的信仰。

國民黨人擁抱的華盛頓共識，代表一種天真無知極簡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思維。國民黨人擁抱的北京共識，代表一種對北京所展現之大國實力以及區域雄心毫無反抗的順服態度。國民黨人所擁抱的九二共識，則代表著一種目標含混不清或是僅求短期效果的策略思維模式。抱著這三種共識當作思想中心的國民黨，將會令台灣有識者非常地憂心。

不知去向的民進黨改革

民進黨有沒有可能從陳水扁政權所留下的廢墟裡重生？了解民進黨病根之深的人，本來都不敢抱太大期望。自從蔡英文女士決定出馬競選黨主席以後，讓人覺得也許值得一看。在有限度的期待下，看到了蔡主席當選後青壯派提出的所謂改革方案，卻又陷入了另一個悲觀。現在，我們大概可以預測民進黨的改革走向何方了－－It's going nowhere。

為什麼改革走不了多遠呢？最根本的問題是民進黨整個領導階層的認知。民進黨人所思考的只是民進黨要怎麼贏，而不是台灣該怎麼辦。簡單說，民進黨執政八年之後選舉慘敗，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民進黨人所在意的僅僅是選舉為什麼輸掉，而不是台灣社會有沒有進步。

民進黨人所想要追求的改革，是一種能夠讓他們選贏的改革，而不是能夠解決台灣內外困境的改革。只要你聽到民進黨人聚在一起談論著所謂改革，不論是改革派還是被改革的對象，他們所談的必定不是該如何提高國民所得，或如何增進兩岸的和平穩定，而是檢討誰讓民進黨敗選了，誰能夠帶領民進黨打贏下一場選戰。

特別是對於曾經擔任政府高官的民進黨人－－不分世代，他們真的相信台灣是很OK的，沒什麼大問題，因為他們「相信台灣」。台灣沒問題，只要民進黨能夠選贏就好。簡而言之，民進黨人沒有把黨的勝選和人民的福祉扣在一起。這就如同一個公司，沒有把自己的獲利和顧客的滿意扣在一起，這樣的策略最終是不可能成功的。

正是因為這樣的認知和心態，以致於大選過後，民進黨的檢討反省一直到主席改選和所謂青壯代的改革方案，大多集中在民進黨的黨務，而不是政策和理論路線。民進黨的黨務，說實在話，和人民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就好像公司的內部制度，只要不要牽涉到剝削勞工或工廠安全，基本上與消費者的權益無涉。消費者要的是產品和服務。公司的新經營者應該告訴客戶產品和服務將如何改進，而不是內部管理要怎麼做。

在心態與認知的問題之外，民進黨青壯代之所以只能提出黨務改革，還因為這個世代還沒有真正打算要接班。他們沒有打算要擁有自己的理論路線，只是想要和過去一樣擔任幕僚，對老闆提出一點小小建議。很悲傷，這個世代竟然成為尾巴的世代，沒有恢弘的視野和創新的見解，只想處理一些技術的改良。

沒有思想、理論、政策的改革，民進黨能夠改到哪裡去呢？如果沒有路線辯論，青壯代所提的黨務改革，究竟是革新還是鞏固舊人舊制呢？上週我在這個專欄提到，蔡英文主席應該考慮在民進黨的官方論述裡，平反許信良先生和他的路線，以及平反紅衫軍運動、施明德先生以及參加反貪倒扁運動的諸多民進黨前輩。

試問，若沒有路線辯論和歷史的重新評價，那麼羅文嘉、馬永成等青壯代所提的黨務改革方案裡要讓歷屆黨主席列席中常會，許信良、施明德有被包括在內嗎？他們樂意接受嗎？會不會搞到最後，唯一受邀列席中常會的前黨主席，就是陳水扁先生呢？

善意的理解和循環

中國四川震災區人民所受的苦難－－特別是孩子們的一隻隻小手，震撼了台灣的人心。跨越海峽的援助，源源不絕。我自己身邊就有很多友人與團體積極投入，例如致力於青少年全人發展的外展教育基金會，已經準備好進行災區學童心靈重建的工作。台灣人的愛心行動，太多太多了，媒體根本報導不完。

全世界都關心四川，各國人都在援助災民。但是台灣人顯然特別突出。陳水扁總統在卸任前決定政府捐出二十億台幣。援助金額的前十名外商（包括港澳）裡，台灣企業佔了一半，居首的台塑集團捐了一億人民幣。慈濟功德會在街頭募款，目標十二億台幣。

台灣人慷慨解囊的理由，可能就和台灣人對於中國大陸的複雜情結一樣，都有百百種。有的人認為兩岸血脈相連，有的人重視普世人道價值，有的人則認為這樣的援助能改善兩岸關係。即使理由百百種，我認為其中一種是根本的－－受苦人們的哀號，我們聽得懂。由於語言相通，人的心靈就更容易直接感受。

但是，台灣人的慷慨解囊，在國內並不是沒有爭議的。陳水扁前總統的決策就遭受了一些批評。有的認為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尚未解除，不應該幫助敵國。有的則對於台灣納稅人資源配置有所異議。慈濟功德會，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質疑。有人擔心，慈濟為中國募這樣多的善款，會不會排擠了台灣內部更需要救濟的如弱勢兒童、絕症病人等所能得到的資源。

無論如何，這些反思並沒有阻礙台灣人對四川災民的關心和同情，而無非是一個自由社會多元意見的表現。整體而言，台灣民間的人道主義是超越政治思考的。對台灣人來說，不論中國政府怎麼對待我們，看到語言相通的人們受苦，我們總無法忍心坐視。這就是台灣人的心腸，柔軟而溫暖。

然而，當中國政府與媒體將台灣人對四川災民的善意，粗暴地納入一個中國的論述，將台灣的人道主義行動誤解為大中國國族主義的表達，這就使得反對援助的一派找到了堅實的證據，認為中國官方利用了台灣人的善意來服務他們的政治目的。中國民間的國族主義興起，全世界已經戒慎恐懼。在每一個國際事件，例如奧運聖火受到阻撓等，都看到過度活躍的國族主義情緒在氾濫。

無時無刻都要尋找出口的國族主義情緒，對於兩岸人民的關係，對於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信任感，都有很負面的影響。透過一同救災，兩岸人民本來應該可以好好培養更多的同情、理解和互信，降低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但若中國官方和媒體為了自己的政治宣傳，硬要把台灣人的善意給曲解，良好的氣氛就被破壞了。

台灣人的善意，需要被正確地理解。這樣，善意才能激發更多的善意。中共領導者和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有責任要正確地理解台灣政府和民間的善意，不要把我們的好意拿去做官方宣傳工具。由於語言相通，受苦的人們哀號，我們容易感受。但也由於語言相通，刻意的利用，我們也很容易發覺。台灣人的心是柔軟的。我想，不管中國官方怎麼說，台灣人應該都會繼續關心和幫忙，但是我們不希望錯誤的理解使得柔軟的人心變得堅硬。

蔡英文和她的另一半

上星期在這個專欄談到馬英九先生與他的另一半。我指出，馬總統要重視三種另一半：弱勢的那一半、綠色的那一半，以及從根本去消弭台灣分成兩半。從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中，看得出試圖去照顧到前兩種另一半，但是卻沒有講到如何讓台灣不要分兩半－－只談遵憲而迴避修憲，不可能解決藍綠對立的結構性問題。但願這只是馬總統此時的意見。

在馬英九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的次日，蔡英文女士正式接任了民進黨第十二任的黨主席，同樣蔡主席也要面對這一半和那一半的人民。

蔡英文主席當然知道，那沒有投給民進黨的七百六十五萬人，基本上已經不願意聽民進黨說些什麼，也不在意民進黨做些什麼。未來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得到其中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民進黨以及蔡主席極大的挑戰。至於如何和這七百六十五萬人溝通，又牽涉到蔡主席如何對待屬於自己陣營的那一半。

蔡英文主席所承接的是陳水扁總統留下的殘破民進黨。陳總統所留下的不只有分裂為藍綠兩半的國家，還有分裂為挺扁和批扁的泛綠陣營。民進黨這四年來陸續地逐出了許多對台灣有奉獻、對民進黨有功勞的真正的民主運動者。

蔡英文女士加入民進黨的時候，是民進黨擁有政權的時候。蔡女士所熟悉的民進黨人，是在扁政府擔任高官的少數人。蔡女士應該不至於以為那就是全部的民進黨，甚或是民進黨的主流。事實上，這幾年內批判過陳總統、反省過扁政府作為的，往往才是最具有黨外精神的真正民進黨人。而這些人，很可能才是對那另外七百六十五萬人還有一點公信力和說服力的人。蔡主席若能夠尋回這些人，就有可能取信於那另一半人裡面的一部分。

要尋回這些有黨外精神的民進黨人，還要和那七百六十五萬人對話，蔡主席可能也要面對一點黨史。民進黨的歷任黨主席，退黨的比辭世的還多，活著而又還沒退黨的很少。民進黨有種成王敗寇的文化，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黨的歷史都依照權力而改寫了。蔡主席應該在他能夠承受的壓力範圍內，去平反幾位在權力鬥爭上落敗而受到污蔑或被視為寇讎的領導者。蔡主席應思考如何在民進黨的歷史上正確評價許信良的「新興民族」路線，甚至勇敢重新定位施明德與「紅衫軍」運動，振奮被陳總統所氣餒的人心。

和對馬英九總統提的建議一樣，我認為蔡英文主席最該重視的另一半人，還是社會弱勢者以及還沒有投票權的未成年國民，甚至還沒有出生的未來世代。民進黨未來的政策路線，要站在這另一半人的立場，強調教育品質提升、環境的永續維護、社會安全體系及國家財政的健全，還有兩岸的永久和平。這些是民進黨突破一半的重要工作。

蔡英文主席也必須重視修憲。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擁有立法院的絕大多數，技術上而言國民黨不需要民進黨任何的合作，要通過什麼法案，只要自己按鈕表決就可以了。事實上，現在民進黨立委所提的很多議案，已經受到國民黨籍召集委員的冷漠對待。民進黨幾乎在立法院淪為一種不相干（irrelevant）的角色。這種情況只有修憲才能打破，也唯有修憲，民進黨才能重獲對政治大局的影響力。現在看起來，打破國家分成兩半的局面，對民進黨是更為攸關自身命運的。

馬英九與另一半人

下個星期馬英九先生就要即位總統。不久前，有一位英文雜誌的編輯要我談談馬英九與另一半台灣人－－也就是，馬總統該如何對待那五百四十五萬沒有投票給他的選民。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議題，所以在這裡把淺見也分享給國內的讀者。

首先我挑戰一半人的定義。我認為，馬先生最應關心的不是投給他的這一半人，也不是沒有投給他的那一半人，而是那一半不論誰當選都沒好處的人－－處在M型社會底端的弱勢者，以及根本沒有投票權的下一代。這一半台灣人的處境，構成了馬政府絕大的挑戰。

馬政府絕對不是個承平的朝廷。今年，世界各地天災頻仍，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糧食整體供應不足，能源價格飆漲，美國和日本都擔心陷入長期經濟衰退。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九萬兆」團隊的目標設定在成長率百分之六，失業率百分之三，還得開始籌建十二項基礎建設，非常地艱難。與中國經貿的進一步開放是不可避免的。開放經濟的受害者以及原有的弱勢者，最需要一張社會安全網把他們接住。即使財政艱困，馬政府絕對要把建立穩固、可長期維繫的社會安全體系，當作是施政的最優先項目。

其次，是一般定義下的所謂另一半人－－綠色的、獨派的、反國民黨的，絕不少於五百四十五萬的「第一社會」人。馬英九先生必須認識到，他所熟悉的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家論述、台灣歷史論述，是有嚴重殘缺的。馬總統應該努力建構新的台灣國家論述，調和兩個社會的觀念和情感，「安頓」歷史的痛苦和未來的不安。

就這方面，馬先生的工作就不僅僅是針對沒投給他的那一半人，而更是要面對那投給他的七百六十五萬人裡面的「第二社會」強硬派，教育他們、說服他們，讓他們接受一個符應現實的台灣國家主張。這樣，另一半人也就會信賴和接受馬英九。

再者，在面對這一半和那一半的同時，馬總統也該想得更徹底：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永遠一定要分成兩半？我一再指出，台灣社會的兩極對立有歷史的根源也有制度的因素。現在的兩大黨，代表了台灣戰後歷史上的兩個社會，也寓含了統獨的對立。

馬英九先生若有心從根本去改變這結構，就要推動修憲，從調整選舉制度來打破兩大黨體系。一旦成功，台灣社會就不再有永遠的這一半和那一半，而是有很多的多元組合，多元比兩極更能促進社會團結。

馬總統如何對待另一半人？答案和方案就在這裡了：加強社會安全體系，建立新的國家論述，以及修憲重構社會團結。

也是在下個星期，獲得那另外一半人選票的民主進步黨，將選出新的黨主席。如果蔡英文女士當選，他的挑戰也是民進黨如何面對另外一半人－－那七百六十五萬不投給民進黨的台灣人。如果民進黨由回頭派人士當選黨主席，那麼民進黨大概就不必面對另一半人了－－在某些人的眼裡，只要不投給民進黨的人，就不算是台灣人；既然不是台灣人，那又何必理他們。

因此，在民進黨主席選舉揭曉後，下周的專欄，我們來談：民進黨新主席與這一半或那一半人。

不只金錢外交要改

為什麼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為什麼在南太平洋？三千萬美金為什麼這樣就出手？邱義仁何必這樣做？或者，我這樣追問：大家都說，外交思維該改了，到底該改的是甚麼？

南太平洋的島國，對台灣來講，或許只是人口較少，援助價格相對便宜的邦交對象。但是對於美國－－海權時代的全球霸主而言，卻是與由陸權邁向新興海權的中國，兩大勢力尖銳較勁的前線。

在巴紐金錢外交案爆發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海頓日前在演講中指出，中國撒下三億七千萬美金要收買太平洋的島國。沒有錯，中國和美國在南太平洋競爭天然資源和戰略部署。南太平洋擁有軍隊的國家中，巴紐、斐濟、東加王國、萬那杜，都受到中國的軍事援助。以此，台灣和中國在南太平洋的金錢外交比賽，就不只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台美中的三邊關係。

最好的例子是比巴布亞紐幾內亞小很多的吉里巴斯。一九九七年起，中國在吉里巴斯設有太空監測站。這個太空監測站，由於可以觀測到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測試，成為中國與美國角力的一個接戰點。二零零三年，吉里巴斯與台灣建交、與中國斷交，太空監測站遂被拆除。中國被迫要在南太平洋的其他島嶼另尋建立監測站的地點。

這說明了台灣與中國在南太平洋競爭邦交的意涵。台灣幫助美國在南太平洋的特定戰略點上，排除中國勢力的介入。台灣支持美國在亞洲安全體系裡的角色，並不是錯誤，但是我們是不是要在任何一個點上都毫無保留、不擇手段地投入，應該要以台灣主體的利益來考量。

這八年來陳水扁政府的外交主軸，由邱義仁所代表，就是配合美國小布希政府新保守主義的某種圍堵戰略──除了陳總統本人偶爾的對美政策暴走以外。邱義仁在民進黨執政前擔任黨的駐美代表，一向被他的派系捧為民進黨的知美派。邱義仁是否知美，我不知之。因為邱義仁多年來沒有公開論著，自從進入國安體系之後，更從未向黨內黨外說明他的政策和戰略思維。

二零零六年，在邱義仁國安會秘書長任內，國安會好不容易提出了國家安全報告，照理說這是學界和輿論界能夠評判邱氏政策的依據了，但是邱義仁一句「我看都不看」，遂使得想要認真討論國家安全戰略的學者們頓時變成傻瓜。

邱義仁秘書長的神秘與玩世作風，結合了陳水扁總統的搖擺和暴走政策，在民進黨政府的外交戰略體系中幾乎形成了一種反智的氛圍，有意義的政策討論難以進行，讓一些有識之士感到有理說不清。陳水扁核心團隊的外交操作，即連違背常識都往往有之，違反體制不過只是餘事了。

該改的，不只是金錢外交。或者這樣說，外交本來就要花錢，但是花錢是為自己花？還是為別人花？應該要調整的，更是整體的國家戰略思維。台灣應該繼續和美國維持緊密的關係，但是我們是否要在每一個地方都扮演美國圍堵中國的馬前卒？這樣做是否最符合台灣的國家利益？還有，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思考，可不可以有點邏輯，有點整體性、聯貫性，讓知識界可以批評討論？國家安全官員可不可以有點責任感，對輿論和民意有點在意，有點回應？馬英九政府必須引以為鑑！

以國家安全之名

你去過國安會嗎？國家安全會議是一個位於總統府建築物側翼的神秘機構，去過的人當然不多。但也不算太少。

陳水扁總統主政這幾年之間，國安會成為一個非常活躍的政府機關。國安會的正副秘書長以及幾位諮詢委員，有相當多的專案在進行。舉凡外交補助、國際組織、國際宣傳，當然最重要的是總統出訪－－最最重要的還不是出訪本身，而是過境美國－－等大小專案，不一而足，動輒召開專案會議，召集各相關部會正副首長乃至外圍半官方機構的負責人，揖讓而升，齊聚一堂。

會議由國安會諮詢委員為主席，交代了專案主旨，多半順帶明示或暗示這專案是總統交辦的－－事實上不必明示也不必暗示，各部會官員都認為國安會的意思就是總統（或副總統，看是哪位國安委員而定）的意思，就算現在還不是也很快就會是－－然後各部會官員戮力表態配合專案，請國安會諮詢委員裁示後散會。由於國安會太活躍，專案太多，外交部、新聞局、陸委會等單位的首長或次長實在是應接不暇，往往不得不指派再低一階的處長甚至副處長與會，因此，去過國安會的人也就不少。

然而活躍不代表成效。國安會究竟有沒有達到甚麼行政院、外交部、陸委會、新聞局所無法達到的成就，其實非常可疑。國安會的專案，大多沒有公文，而是要求配合專案的各部會自行上簽，請示進行某些活動或動支某些預算。到頭來，所有執行的工作還是回到各部會以及半官方的財團法人等，最大的差別只是國安會跳過了行政院或是財團法人的董事會，直接去指揮這些機構而已。很顯然，行政院以及被跳過的體制內決策者們會感到十分苦惱，但是他們也只能沉默－－或者選擇更積極主動地迎合國安會的指示，以免被進一步架空。

國安會究竟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權勢？很簡單，在陳水扁任內，總統府加國安會掌握了上至行政院長下至國營事業及財團法人的大中小人事任免權。總統和他親信的權力之大，直接涉入各單位人事之細之深，恐怕是不亞於蔣經國時代的。也因此，國安會要做甚麼，各部會很少不努力配合。巴紐建交詐騙醜聞發生在這樣的脈絡下，只能說是諸多個案中的顯例，其他閉門造車、荒誕不經的還所在多有。

陳水扁政府的國安會，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沐猴而冠」。幾位陳總統極親信的操盤手，過去被民進黨捧成大戰略家，其實都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曾經有號稱主管國際宣傳的人，連華盛頓郵報和華盛頓時報都分不清楚。現在前國安會秘書長和外交部長竟然可以搞出這麼大的「喪錢辱國」醜聞，只是證明了國家安全會議令人毛骨悚然，一點安全感都沒有。

我知道，在這樣無知無能的領導者與決策體制下，有很多愛台灣的人－－包括綠色背景的從政者以及不分藍綠的外交部、新聞局的公務人員，幾年來感受報國無門的苦悶，或是不願同流合污的苦痛。巴紐案的爆發，雖讓他們一時有醜惡被揭發的痛快，但也立即為我們的國家感到更深的痛苦。

兩個內閣人事與社會共識

即將出任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江宜樺先生，是國內極優秀的中壯代學者。他的研究主題是自由主義。在他幾年前的一本著作「自由民主的理路」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在心裡對自己講：我將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以畢生的精力研究自由主義，促使我的國家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江宜樺是一位融合了西方理性思想與東方君子人風格的知識分子。認識江宜樺的人，大概都不會懷疑他講這段話的誠懇性。令人難免有點困惑的是，行政院研考會與現代化效率國家很有關係，但是與自由民主國家的關係是甚麼？研考會的主要職掌是行政院各部會的執行進度管考，找一位公共行政或企業管理的專家來擔任，很合理。但是為甚麼由政治哲學學者江宜樺來出任呢？

我的主觀願望是，江宜樺出掌研考會，是為了評估修憲、準備修憲。江宜樺教授在受訪時說：「以兩年為觀察期」，「憲法也不是不可能修得更合理。」如果馬英九準總統真的打算實現在二零一零年檢討修憲的承諾，那麼劉內閣找江宜樺擔任研考會主委，就看得出道理來了。

台灣的現行憲法是否保障了自由民主？還是如（保守派的）自由主義者所擔憂的造成了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現行的總統選制、中央政府體制以及國會選制，是化解了族群差異還是更激化？是整合了國家認同還是更分歧？是讓治理更有效能還是更紊亂？這都是江宜樺教授所關注的議題。要是馬總統真的有計畫修憲，那麼江宜樺主委在研考會就有很多的準備工作要做了。

至於將要被任命為陸委會主委的賴幸媛女士，比江宜樺先生獲得了更多的注意力，也引發了江宜樺的任命所沒有的爭議。準總統馬英九先生為了賴幸媛的人事案，還親自出面解釋。馬先生說：「國內如果爭吵不休，沒有辦法跟對方談判，我煞費苦心，尋求國內共識。」而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對於擴大兩岸政策的社會共識基礎，有很大的幫助。」

姑不論賴幸媛女士是否最適合的人選，馬英九準總統的苦心－－為了要尋求國內共識，這方向是對的。只是，在台灣還停留在戰後歷史上兩個社會的對抗裡，而新的、包容性的國家認同還沒能夠建立起來，特別是在兩岸問題成為政黨區隔主軸的情況下，只憑一個陸委會主委的任命，是不可能真的擴大甚麼共識，最多只是多一個人幫忙解釋背書而已。甚至這個幫忙背書的人有沒有說服力，還是另外的問題。

馬英九先生就任總統以後，不論是做一任或做兩任，如果他已經有念頭要留下最大的政治建樹，那麼大概是在修憲以及兩岸關係這兩件大事。馬總統的第一個內閣很重要。如果準備修憲，找江宜樺入閣是對的。假使修憲能夠推動成功，建立新的政黨體制，超越兩個社會的對立，那麼馬先生所憂慮的國家認同、社會共識，也會有長治久安的解法。事實上，要讓台灣社會有真正深遠、穩固的共識，非修憲不可。至於短期內為了兩岸對話，新的陸委會主委就只好背負起不可能的任務了。

民進黨的選擇

辜寬敏先生、蔡同榮先生與蔡英文女士（以年齡順序）三位角逐民進黨的下一任主席，目前所看到的爭點，還是在所謂堅持本土路線或是轉移到中間路線的問題。確實這是一個必須釐清的議題。民進黨若不釐清此一理論立場，就會繼續陷在沒完沒了的爭議裡，對於往後的政策選擇也會很困擾。

本土究竟所指為何？如果所指的是相對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來的「第二社會」和「外來政權」，那麼本土就僅限於傳統定義下的「本省人」，而隱含的則是「福佬人」。這或許是一部分民進黨支持者心中不言自明的概念架構，但這大概不是絕大多數民進黨從政者所願意公開主張的。如果民進黨的新領導者們所宣稱的本土不是這一種，那麼最好能夠澄清，也該負起教育群眾的責任。

如果本土所指的是「台獨」，那麼台獨的理論有諸多種，在每一種理論的選擇上也都帶來極不同的政策意涵。辜先生、蔡先生、蔡女士都需要去論述幾個基本議題：台灣主權是已定？未定？已定說認為台灣主權已經屬於台灣人民，或是經過「漸進式的住民自決」；未定說則認為舊金山和約之後，台灣仍須進行住民自決或甚至國際談判。中華民國在台灣究竟是合法？非法？合法說認為經由民主化，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台灣；非法說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占領體制，應該要推翻或驅逐。在這一層次，目前所謂的中間路線其實也已經涵括在內。這些關鍵問題，可以列出一張清單，所牽涉的是修憲制憲、對美日及對中國政策的極大差異。

再進一步，如果本土所指的是更寬廣的以台灣利益為優先，那麼急獨派、各類獨派與「中間路線」甚至國民黨式的本土路線，在邏輯上都是可能的選項。在這個層次，則民進黨的本土路線爭論就必須進入政策實務的範疇，具體去論述所謂本土路線和中間路線，在增進或保護台灣利益上有甚麼優劣。透過黨主席選舉，讓民進黨領導階層弄清楚，哪一種主張才是民進黨的主流，有助於未來扮演好的反對黨，乃至於爭取再度執政的機會。

平心而論，所謂深綠路線、台獨基本教義派，不僅在歷史上、集體心理上有存在的根據，在未來的兩岸情勢下也能發揮制衡、牽制的安全之盾的功能。對於民進黨來說，究竟要選擇所謂深綠路線或是中間路線，其實是一個政黨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如果民進黨決心要放手讓國民黨或其他力量主導往後的政治發展，而願意自我定位為僅僅是兩岸議題上的批判者、監督者、反對者、保護主義者，那麼民進黨可以選出急獨派、強硬反中派的領袖，來走深綠路線。但民進黨就必須向原先支持民進黨的中間選民或「第三社會」選民解釋清楚，讓他們能夠另尋出路。如果民進黨要提供國家整體的替代方案和執政團隊，那麼又是另一番參詳。

沒有對或不對。各種立場、路線都有它存在的來由和道理。只是民進黨必須選擇它自己未來的角色，而且最好是一個清楚的選擇。只是我對於民進黨不管選擇甚麼，僅僅是能不能有一個清楚的選擇，都不敢表示樂觀。

聖火烘焙中日關係

奧運聖火從歐洲跑到亞洲，一路點燃了許多國際問題。在歐洲，關心西藏與中國人權的民間團體給予聖火極大阻撓，也引發各國政府與北京的不同互動。法國是最好的例子－－聖火被襲導致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群眾激昂反法，「家樂福」和其他法國商店遭受攻擊威脅。為此，法國政府積極試圖修好，從參議院長到總統顧問的特使團陸續訪問北京。但同時，巴黎市長卻將贈予達賴喇嘛榮譽市民的頭銜。普世價值與國家利益、民間與政府，各有不同立場－－這是凝結了近年來中國與歐洲關係的一張快照。

到了亞洲，則牽動了最微妙的中印與中日關係。印度政府為了改善兩國關係，順利進行邊境問題談判和獲取北京邀請參加奧運開幕，對聖火過境善盡了保護之能事；而北京則為了印度收留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以及上月三十餘名西藏人闖入駐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仍對印度懷有不滿。比照之下，聖火在印度的怨鄰巴基斯坦也順利安全通過，但巴基斯坦卻是中國的忠實盟友。

中國在亞洲關係最為緊張微妙的，當然是日本。聖火將在本周（四月二十六日）進入日本長野。原本預定作為開跑點的國寶級古蹟善光寺，因為佛教徒立場而拒絕了聖火，也因此遭受不明噴漆破壞。很顯然，日本警方會全力保護聖火，否則一旦聖火在日本遭受攻擊，勢必被中國民族主義群眾解讀為日本對中國人民的羞辱，兩國關係將比中法磨擦來得更嚴重數倍。先前聖火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傳遞行程中，有日本人一家揮舞西藏雪山獅子旗，現場立即遭受中國人攻擊。這類事情若積少成多或是規模擴大，嚴重性可想而知。傷腦筋的是，支持西藏人權的國際抗議人士卻把日本當作運動舞台。「無疆界記者組織」的幹部群就特地赴日本抗議，日本政府雖表示無權拒絕他們入境，但如何妥善處理聖火通過的抗議現場，卻是十分困擾。

聖火通過之後，中日關係立即又有一個大事件，那就是日本外務省日前宣佈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五月六日至十日正式訪問日本，預定七日和首相福田康夫舉行高峰會談。胡錦濤是江澤民之後十年來首位訪日的中國元首。中方希望兩國能夠簽署中日間的「第四公報」，可能會觸及台灣問題，而日本如何在促進中日關係下維持現有的對台立場，又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在胡錦濤訪日之前，日本讀賣新聞也報導了防衛省將修正「防衛計畫大綱」，因為中國在軍力上的擴張已經超過日本先前防衛指針的推定，為此日本將加強反潛艇和反飛彈的防衛能力。

可以看到的，亞洲的權力均衡正在調整中，而中日關係是關鍵也非常敏感。正如朝日新聞所評述，中日關係雖有改進但仍然十分脆弱。毒餃事件、東海油田、西藏問題等，都是兩國之間有歧見和負面觀感的地方。真正最令日本人憂慮甚至恐懼的，則是中國愈來愈熾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本周內聖火過境日本以及下月初中日高峰會談，是牽動亞洲的大事。

一中各表需要什麼共識

博鰲論壇閉幕，蕭萬長先生看似頗有斬獲，國民黨人謂此是「九二共識」有效的證明。然而，馬英九先生對於「九二共識」過於執著，卻忽略了真正的本質問題，這讓即使樂意看到馬政府有所作為的人，都無法不感到憂慮。

在當選的第二天，馬先生就急不及待地在國際記者會上說，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上重開兩岸對話。或許馬先生認為這是他的一貫主張，而既然他獲得了七百六十五萬票，也就代表了他的政見獲得選民的授權認可。但是這裡有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我們都厭煩了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前後任總統沒完沒了地爭辯究竟有無「九二共識」。假定有，假定「九二共識」並非事後創造而是確有其事，但是這個所謂共識發生時，台灣連立法院都還沒全面改選。台灣真正進入政黨政治是在九二年之後。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兩岸關係極為重大的因素。但是「九二共識」的支持者，似乎完全不考慮其是否具有民意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事後台灣人民好像都沒法對這個「共識」置一詞。

一九九二年距離今日已經十六年，其間中國、台灣雙方內部以及彼此之間，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今日兩岸若能夠重啟對話，當然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也有此基礎，而不是因為十六年前的共識。當年有沒有「九二共識」，其實都不是今日能不能重啟對話的原因。重啟對話的機運，可能是因為新總統的當選，而甚至未必是「一中」。

當然，馬英九先生可能認為兩岸不能再等、不能再觀望。馬先生或許認為，過去十幾年經驗足以證明台灣非得要接受「一中」不可。也有可能馬先生在心底深處就認定，即使不是為了重啟對話，台灣本來就應該要宣示「一中」。即使如此，馬先生都沒有必要在當選第二天就急著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馬先生該怎麼做呢？他應該善用就任前的時間，尋求社會共識，去找到「某種一中」的「表」法。因為他是候任的國家元首，他不需要扮演兩岸問題專家。他不必講「各表」，他只要在適當的時機，直接去「表」就好了。例如謝長廷先生甘冒民進黨內大不韙而說出「憲法一中」，難道真的是要談憲法的問題嗎？其實「憲法一中」不就是謝長廷的「表」法嗎？

馬英九先生所需要的其實不是「九二共識」，而是台灣人民對於「一中表法」的共識。也就是說，「一中各表」的問題，其實不在於「九二共識」是否存在，而在於其所「表」的「一中」是個甚麼樣的「一中」。

「一中表法」有很多，可以用既有的，但最好是新創，要能夠維護台灣主體性以及兩岸對等。很不幸地，馬先生選擇了相當差的一種「一中表法」，那就是退回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表法。這個表法的錯誤和倒退性，必須以另文評析。無論如何，這種「一中表法」，很弔詭地，是和博鰲論壇上蕭萬長先生所提的十六字方針的第一句「正視現實」完全違背，也幾乎可以斷言，不可能得到台灣人民的共識。馬總統必須在就任前修改理論。

認真面對新的時代

時代的風吹拂著。兩千零八年開春的台灣人，發現或尚未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還沒結束，三個社會角力的政治已然展開。

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大敗，是因為國民黨在傳統的第二社會主力之外，還拉攏了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這是擁有台灣認同但也接納中華民國合法性，並且不以本土作為唯一政治價值，而還想要多一點經濟、多一點文明的一部份選民，他們所做的權宜選擇－－不，與其說他們選擇了國民黨，不如說民進黨拋棄了他們。不僅拋棄他們，還不停地懷疑、羞辱他們。他們其實是沒有選擇。

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們，不要回頭望著視線裡逐漸消失的雄偉城堡而興嘆掉淚。雖然城堡迎回了舊主人，城外的野地上還有廣大的黎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是無助的農奴，而是自主的公民。用過去的那一套悲情戲碼，不可能重獲他們的信服和追隨。

八零年代已經過去了。有些經歷過解嚴前後反對運動的人，還在追憶著似水的年華。更令人莞爾的是沒來得及經歷那一段的世代，竟然也東施效顰地想要複製那些已經隨風飄逝的英雄傳奇。八零年代已經遠颺，可以追憶卻不宜再次擁抱。不要再提八零年代－－更不要說把五六零年代的理論再拿出來說教。任何幻想著要回到八零年代－－所謂民主進步黨的創黨精神，或是所謂重回街頭的激進社運路線，若不是腦筋混亂就是對過去有著浪漫的誤解。

不是要創黨精神，不是要重回街頭。重回八零年代，就是再走一次二十年的老路。想要走出新路的人，和想要重回街頭的人，你們的道路不同，要趕快毅然分手。這次的在野，不同於過去的在野。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必須從第一個本土反對黨的執政經驗－－混雜著成功與失敗的執政經驗之上反省，才有可能開展新時代的新政治運動。

民進黨的執政經驗十分可貴，失敗和成功的部分都很可貴。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期待另一個只會對抗的反對黨，他們所需要的是隨時可以用來替換的團隊和方案。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要隨時看著國民黨政府的作為，準備清廉、有能力、有責任感的團隊，提供有效的整體方案來競爭。

八零年代已結束，意識形態也要離開。意識形態可以做為思考上的基準，但再也不足以提供我們政治實務上的解決方案。不僅僅是統與獨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左與右的意識形態。馬英九的經濟政見以凱因斯學派為基礎，謝長廷的則比較偏向供給面，但是卻重視社會福利。哪一個左一些？哪一個右一些？誰能分辨？現在面臨的是如何兼顧生活水平與環境保護，如何因應衰退與通貨膨脹同時襲來。

烈烈的風呼嘯著。壓低了頭，瞇起眼睛，別讓風沙迷亂了視線。真的有決心要逆風前進的人們啊，停止重複那些從舊世代學來的廢話。先行世代所得到的成就，並不是因為那些口號，而是他們曾經認真面對他們的時代。

培養世代政治家－－為民進黨改革再進言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民進黨，而且也對民進黨的改革不抱太大希望，但是當民進黨宣稱說要反省，邀請我以所謂諍友身分參加黨內的檢討會議，還是覺得有道義責任和情感，應該去說誠實言。

不同於一般民進黨人所倡言的「解散派系」，我主張民進黨若要改革，就要建立新派系，而且要強化派系、健全派系。也就是說，要引入競爭機制，讓民進黨內部有路線的辯論和政策的比較，這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

民進黨現在的派系，其實只是公職提名初選和黨職選舉的換票機器。派系不代表甚麼思想路線的差異，也就只有負面觀感而缺乏積極意義。

建立新派系，讓派系成為理念主張的鼓吹者，也是政策和政治路線的代表者；派系彼此競爭，把所有的差異攤開來比較，這樣民進黨才會再度成為一個重視理論的政黨。

不僅應該建立新派系，更應該讓新世代人物成為派系領袖。有人說，學運世代還不夠成熟，不能成為政黨的領導者。好吧，這是事實。學運世代確實缺乏宏觀而有人格魅力的領袖。那麼該怎麼辦呢？很簡單，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袖，由此來培養政黨和國家級的領導者。

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台灣面對嚴酷的國際挑戰。這樣的國家，需要對國家大政有想法，有戰略觀的政治領導者－－不只一位領導者，而是領導集團。像台灣這樣處境艱難的國家，若是只能擁有平庸的領導者，甚至低於一般水平的領導者，而還能夠生存和繁榮，這實在是不可想像的。

民進黨這幾年來，把政策外包給技術官僚，把論述外包給一批御用學者，把文宣外包給電視電台名嘴。民進黨自己的政治家，幾乎完全喪失了政策和理論的主導權。到最後，政治人物專做媒體操作和所謂「政治判斷」，至於國家的政務和戰略，則是腦袋空空。

更嚴重的，由於腦袋空空，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沒有自信，一旦面對群眾質疑，都不敢辯護自己的主張，只能夠附和討好群眾。於是群眾被名嘴牽著走，愈趨激進化，而政治人物被群眾趕著走，愈來愈無能無知。這樣的黨，的確是不配再執政。

我認為，任何一個政黨，想要獲取政權或參加政府，都應該把培養高品質的政治領導者或領導集團，當作是最首要的要務。民進黨現在既然失去了中央執政權，就要好好擔任影子政府，在每項重大政策上，都該提出競爭方案。而民進黨內的派系－－我所指的是為了路線競爭而建立的新派系，就是政策的規劃和鼓吹機構。

但是要釐清的是，我說由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導者，不是說學運世代人物等著大老指定誰來繼承某個派系。現有的派系領導人其實只是繼承人，是大老的代理者，缺乏世代的思維。學運世代若敢於承擔領導責任，就該擺脫舊派系的牽絆，提出新政綱、新論述，以此為基礎重新結盟，建立新的派系。這樣才能夠培養出政治家。

對民進黨，能講的就講了。截至目前為止，看不出有痛切反省改革的可能性。學運世代也將隨著這艘鐵達尼號，快速垂直沉入海底嗎？

誰來代表第三社會

二次戰後的台灣歷史，就是兩個社會的歷史。而二零零八年以後的台灣政治，則是三個社會的政治。

民進黨的力量來自於反抗意識強烈的本土社會，我們稱之為第一社會。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前後帶著軍隊和政府來到台灣，其後也結合本地人形成了強大的意識形態集團與利益集團，我們稱之為第二社會。

第一社會相信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要把中華民國趕出去；第二社會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和大陸的中國人聯手對付台獨。兩個社會的傳統歷史觀、國家觀都已經嚴重地過時。大一統思想和大中國主義，當然不符合台灣現實，也違背人民的情感，完全是威權時代的遺緒。否定現行體制合法性且主張與中國全面敵對的台獨論述，也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必須依賴著美國對中國長期圍堵的戰略才有可能。

多年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論述都有調整，但也都放不掉老統派或老獨派的舊包袱。國民黨的核心仍是第二社會黨，而民進黨更幾乎完全是第一社會黨。

台灣其實是有第三社會，第三社會是新觀念、新世代、新移民。第三社會的人有理所當然的本土認同，但是也接受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合法性。第三社會要在台灣事實獨立的現狀下，追求生活品質和文明的提升。第三社會的歷史觀和國家觀，才是台灣共同體的未來出路。如果第一和第二社會各自是辯證法裡面的正題和反題，則第三社會就是更高層次的綜合。

但是第三社會還沒有力量。第三社會的成員不知道自己屬於第三社會。正如知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前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和「自為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第三社會的選民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卻沒有主體性，也不理解自己的進步性和時代意義。第三社會必須經過喚醒，才能成為自主的力量。

第三社會暫時仍無法擁有自己的政治力量，還有另一個原因－－制度的扼殺。現在的憲法和選舉法規，都在鼓勵兩黨制而扼殺第三政黨。這樣的制度其實給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生存下去的空間。兩大黨雖然代表舊的社會力，新的政黨卻很難生存壯大，第三社會的選民只好在藍綠裡面二選一。

謝長廷和馬英九兩位先生都知道中間選民才是政權決定者，所以他們盡可能往第三社會的路線－－共同利益與進步價值去移動。兩個人都做得不夠好。但由於這幾年來民進黨太依靠第一社會的力量，以為只要靠本土牌就可以打敗一切，謝長廷先生的共生理念並沒有付諸實踐。結果，似乎比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接受馬英九先生來代表共同利益和進步價值。當然，如同任何選舉，人民的選擇是否正確，都需要時間才能分曉。

無論如何，正在進行所謂改革反省的民進黨人，必須明確認識到此一事實－－誰能代表興起的第三社會，誰就領導台灣的未來。民進黨的挑戰，不是繼續用第一社會去對抗第二社會，而是如何掌握第三社會的民心。理解這一點，則民進黨復興有望。不理解這一點，再多爭論都是枉然。

如果在十二年前反省

總統直選結果，民進黨大敗，輸給國民黨數百萬票。黨內外批判反省的呼籲四起。

有一種聲音說：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不再是民進黨的專利，民進黨不能再壟斷本土，民進黨必須要尋找新的政黨區隔。新的政黨定位應該是務實保台，在社會經濟政策上走中間路線，照顧弱勢大眾。

以上所描述的是甚麼場景？這是二零零八年三月，大家聽到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以及一些所謂改革派人士的說法嗎？

錯了。我所描述的是一九九六年三月至五月間，民進黨新世代所提出的路線。這個場景距今天已經整整十二年。十二年！

一九九六年，民進黨在「第一社會」式的台獨力量推動下，讓彭明敏取代了許信良參選第一屆民選總統。謝長廷那時就是彭明敏的競選搭檔。選舉結果，民進黨彭謝配慘敗給國民黨的李登輝超過三百萬票。

三月底，黨內的新世代發動了路線的大辯論。當時任文宣部副主任的周奕成結合了八十多位新世代工作者，發表了「再度燃起希望與行動之火」的改革宣言，痛批民進黨內口號台獨、教條台獨以及務虛文化。五月，周奕成起草了「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指出新的台灣國家運動方向並且描繪了新的政黨體系與社會區隔。

這份文件一字不差地寫道：民進黨「不能以台獨主張，來做主要、唯一的政黨區隔，因為將台獨劃歸己有，恰好使台獨不能為其他政治力量所接受。當其他政黨實質上接受台獨主張，民進黨仍繼續以台獨做唯一區隔之時，為了強調區隔，民進黨將使台獨主張越趨極端化、狹窄化，聲稱只有某種主張才是台獨，其他都是統派。這種發展將使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越來越不務實，也將使台獨主張背離群眾的認知與需要。」

「民進黨必須發展新的政黨區隔，民進黨必須走向更年輕、更清廉、更具進步性、更具前瞻性的轉化，成為一個能夠領導台灣未來的務實台獨、社會改革政黨，在打擊黑金、保障弱勢立場上，與國民黨政權對抗...。」

這份文件裡所謂的新台獨，是指維持台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台灣人民擁有主權，實施徹底民主政治的狀態。新世代指出台灣的國家目標是維持安全繁榮和追求社會進步，而不是更改國旗國號。台灣主體意識的運動不再是內部對抗運動，「必須擁有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絕對多數民意，才能在國際上對抗中國的壓力」，「不能再任意將別人打成統派、中國代言人，必須真實地面對其他黨派的主張。」

其實，這也正是今日「第三社會」式的台灣國家論，亦即揚棄「第一社會」（本土社會）與「第二社會」（外來政權）的對立，用開放包容的台灣意識來推動社會團結，以抵抗外來壓力，維持台灣的實質獨立。

十二年了。當時不到三十歲，頭角崢嶸的新世代，如今已經邁入中年。錯誤的路線，浪費了多少政治工作者的青春，更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熱情。十二年，該講的話，才從當時已經有過失敗經驗的總統候選人口中講出來。十二年，走這段路，不覺得太慢了嗎？所謂反省，到底能走得多遠？

民進黨改革走向何方

執政八年即將告終，政黨輪替的鐘聲再度響起。在民進黨慘敗以後，所有關心民進黨，或是關心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人們，都在期待著民進黨的反省改革。在北平東路，在青島東路，在政論節目，在部落格和網路，到處都有人在談著民進黨的改革，彷彿那是一件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我也懷抱著期待，只是我的疑慮好像比期待更多一些。原因是，十二年前我也期待過。一九九六年，那是謝長廷第一次參與總統大選，他是彭明敏的副手搭檔。彭謝配大敗，敗給李登輝三百萬票。選後，民進黨也曾經歷轟轟烈烈的路線辯論。那時我是文宣部副主任，也是新世代的核心成員，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批判教條主義、內部對抗的台獨路線，描繪新的政黨體系與社會區隔。今天民進黨人所講的反省改革的話，我們都講過－－講得更深，講得更遠。十二年後台灣人再過鼠年，有如歷史嘲弄，民進黨再度慘敗，檢討批判之聲又起。該怎麼期待？該期待甚麼？

我可以預見，在這次的所謂檢討反省之中，民進黨人以及支持者，所追問的、所討論的仍將是「我們」為什麼輸、「我們」要怎麼贏。民進黨人很少討論台灣該怎麼辦。如果民進黨人在此時還想不清楚－－政黨本身的勝敗不是重點，重點是國家的興衰和人民的福祉，政黨要能夠把國家搞好，才有資格談輸贏，那麼民進黨的路線檢討絕對會搞錯方向。另一個問題是「態度」。我簡直可以在腦海裡直接想像每一位民進黨幹部，從大老到中生代、青壯代，他們此時此刻在哪裡聚會、他們所講的話是甚麼，甚至他們的語氣和表情。如果大家的「態度」沒變，民進黨絕對就是差不多這樣，不可能有甚麼新氣象的。

反省改革就算不成功，民進黨也不會滅亡。只要民進黨繼續代表著台灣的「第一社會」，靠著台灣人的歷史悲情以及中國威脅打壓，民進黨在台灣永遠還有幾席之地。更何況，民進黨並不是真的那麼糟糕。民進黨的組織文化，相對於國民黨仍是比較平等、開放的。民進黨仍有相當多的黨公職人員，付出愛鄉土的心力在為人民服務。民進黨沒那麼糟，也不會消亡。只是民進黨將無法實現他們帶領台灣走向未來的承諾。民進黨自己停下來了，台灣人不會等他們。

我從二十歲加入民進黨工作，在滿四十歲生日的時候，因為籌組第三社會黨而被民進黨除名。人生最有活力、最有創造力的二十年，貢獻給了民進黨。我當然希望民進黨能夠改革，能夠找到方向，這樣才不辜負了二十年青春。但也是因為我對民進黨實在太了解，我不想任何年輕人再花個另外二十年才學到我所學到的事情。我要說出實話－－不要期望過高，民進黨的改革，走不了多遠。舊日的同志們，請證明我錯了。

被遺棄的公投

最後一個星期日的喧囂裡，有的喊逆轉勝！有的喊向前行！六天後，大家等待新總統的產生。但是合併舉行的公民投票呢？現在幾乎已經可以斷定兩項公投案都不會通過。

任一公投案要通過，必須要有八百萬人去領票和投票，其中半數以上，即四百多萬公民投下同意票才能過關。三月二十二日，入聯與返聯兩個公投案，各自與一位總統候選人掛勾，而任一位總統候選人都不可能動員得到八百萬的選民。民進黨還在做最後努力，呼籲自己的選民能夠領兩張公投票，希望以此換取泛藍選民也能夠支持民進黨的台灣名義入聯案。無奈國民黨並不領情，國民黨不僅不可能支持民進黨的入聯案，連自己所提的返聯案也要遺棄不管了。當國民黨消極抵制兩個公投案，也就是暗示支持者都不要去領公投票的時候，這兩個案就已經宣告失敗。

從二零零四年合併總統大選的加強軍備、和平談判兩案，到今年初合併立法委員選舉的討黨產、反貪腐兩案，以至於下週將合併總統大選的入聯、返聯兩案，六個全國性公民投票，沒有一個不是為了選舉動員而產生的，也沒有一個投票結果真的能夠反映民意。代表直接民主的公民投票被蹧蹋到如此地步，可以說是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挫敗。

二零零三年，公民投票法在連戰與陳水扁兩位總統候選人所領導的兩黨國會黨團，雙方你來我往，機心用盡之下終於勉強通過。民進黨隨即宣稱這部公投法是鳥籠公投法，是為了封鎖人民的公投權利而非保障公投權利。陳水扁總統以此為由啟動所謂防禦性公投。若要說陳總統的違法濫權，這才是他八年總統任內最為膽大妄為的違法行為。

無論如何，從二零零四年三二零公投的經驗中，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部分領導者似乎得到相同結論，即公投是民進黨的選舉利器．於是民進黨重複使用此一利器，而國民黨則想盡辦法抵制公投或削減公投的威力。

公投不僅成為民進黨對付國民黨的利器，更是民進黨黨內鬥爭的工具。入聯公投確確實實是民進黨總統初選的產物，當時的主席游錫堃最需要逆風前進，便發起此一公投連署，用以對付謝長廷、蘇貞昌．謝蘇二人成為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以後，只好概括承受。謝長廷從一開始就不曾全心贊成此一公投，他理解用公投作為內部對抗的武器，結果將傷害國家形象和實質對外關係，但是他有苦說不出。現在這個公投案，已經看不出對他選舉有何好處，徒然留下荒謬而已。

最令人痛心的是，這些由不負責任政客所發動的公投案，其投票結果沒有一件能真正表達台灣人民的心聲。台灣人民想不想參加聯合國？如果可能的話，當然想。三月二十二日的投票結果，能夠表達這樣的多數民意嗎？大家都知道，大概是不可能了。這不僅是兩大黨為了選舉操弄公投，遺棄了直接民主的理想，也是台灣人民的真正心聲被遺棄。說是要表達國民共識，卻偏偏要在兩個政黨、兩個社會的鬥爭架構裡進行，結果本來好好的共識就被拆裂、毀滅。這樣傷害台灣的操作，可以再繼續下去嗎？兩位總統候選人，在一週後，您們願意攜手挽救嗎？

沒精神的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還有不到二十天，卻很少嗅到興奮的氣息。身邊的友人幾乎沒有熱心投入的，甚至連談論都有氣無力。我所認識的綠營人士多在批評謝團隊或扁政府，而藍營人士則抱怨馬英九。到底有多少人對這個選舉仍抱著熱情？

如果有人在九零年代初，告訴二十多歲而熱衷於甚麼都民選的我，說總統直接民選選到第四次，就已經會讓人們覺得厭倦──當時的我絕對不會相信。但是現在的我已經決定這樣說：真希望這是最後一次總統直接民選。

自己國家的選舉很無聊，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到了美國民主黨的黨內初選。原因在哪裡？因為那邊有CHANGE。歐巴馬的競選，看起來還真的像是逆轉勝。已經有極多的美國人，尤其是青年世代開始呼應歐巴馬的訴求。歐巴馬能否勝出，又能否真的帶來改變，我不知道。但是政治能給人感動，特別是能夠給年輕人感動，這真的是解開時代憂鬱的良方。

有沒有人發現？台灣正處在解嚴之後最為沒精神的年頭。一九八七年解嚴，步向快速民主化以來，我們的社會長期處在亢奮之中。解嚴二十年是天真年代的終結，許多台灣人對於改變已經不再期待。因為本來說要變的結果都沒變，就算還要變，事實上也不太知道要往哪個方向去變。

謝長廷提出了「台灣維新」，這是很能打動我的口號，比起一個簡單的CHANGE要有深意得多。問題是，維新不可能是一場選舉。如同魏千峯律師曾經為文指出的，台灣維新需要各個領域的菁英們投入去創新、去改革。在維新運動中，政治領導者要能夠啟發！點燃！Inspire！然而諸多民進黨領導者的作風，只能澆熄民間維新志士們的熱情而已。

馬英九呢？就算是願意支持他的人，也應該要問清楚：馬英九究竟是要往未來改，還是往過去改？恐怕很多人都擔心他會往舊的方向去改吧。

台灣的總統選舉，勢必仍在舊議題上打轉，就算下次也一樣，下下次也一樣。想要看到振奮人心的CHANGE？很難。為甚麼呢？因為現有的兩大政黨，僅代表了台灣戰後歷史上兩個社會對立的遺緒。這兩個政黨不會有願景，因為他們有過去的幽靈死抱著大腿，根本難以邁步向前。

台灣的總統大選不僅很難帶來重大的改變，甚至可以說這樣的總統選舉就是台灣沒法CHANGE、沒法維新的原因。每次總統選舉都是歷史問題、認同問題的總對決，就是兩個社會的對抗。新的第三社會，在總統直選和兩黨對峙下難以興起。

所以，不只是說這次總統大選很沒精神，甚至該說總統大選會讓台灣越來越沒精神。兩黨的小集團們繼續剝削著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以便持續進行民主內戰，這樣的選舉只會讓人沮喪，怎麼會有精神呢？除非在下次總統大選時，合併舉行多黨議會內閣制的修憲複決公投，讓人民參與整個國家願景的重構，那才會帶來興奮的CHANGE！

讓西藏自由

二月底，數十名西藏代表啟程前往北京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委員會。西藏自治區的中共黨委對這些代表委員表示熱烈祝賀。他是這樣說的：「大家一定要…增強光榮感、責任感、使命感，以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同時要充分反映西藏改革發展穩定各項事業的新發展、新變化、新成就，充分反映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共同心願和呼聲…。」

他還說，「要深入思考，把握會議精神…，把我們對黨中央親切關懷和全國人民無私支援的感激之情表達出來，把我們按照中央決策部署做好西藏發展穩定工作、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發展路子的決心充分表達出來，以實際行動回報黨中央的關懷和全國人民的厚愛。」毫無例外，自治區黨委給與會代表們披上了尊貴的白色綢布哈達。

三月初，有一批旅居印度的西藏流亡青年領袖將展開徒步返鄉活動，要跨越平均海拔六千公尺的喜馬拉雅山脈，預定要在八月的北京奧運揭幕之前，進入他們被拒絕的故鄉。這是西藏人民起義運動的青年們，他們將從三月十日自達賴喇嘛駐錫地達蘭薩拉出發，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然後發動流亡藏人群眾，分途進入西藏。他們準備花六個月的時間，翻越高不可攀的世界屋脊。他們很可能會在途中遭受拘捕，也很可能會在艱困的旅程中生病、受傷，當然也可能因此失去此世的生命。但如果他們成功，世界將為之感動、震撼。

為了偉大的「兩會」和「奧運」，在這群代表們所代表的土地，還有流亡青年所要徒步返回的土地上，還發生了哪些事情呢？過去一年內，位於西藏東部康區的甘孜州委政府和武警如火如荼地推動著「愛國教育活動」。根據指證，這個愛國教育活動將未滿十八歲的僧尼以及從印度返回的喇嘛強制逐出他們所住的寺廟；所有寺廟和僧房的建築內部空間要登記；所有去過印度聽達賴喇嘛弘法的藏人都要被登記和盤查；家庭佛堂被拆除；州縣內任何一張達賴喇嘛以及由達賴所確認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相片都一律毀棄，不准保留，甚至每個人都被要求要譴責達賴喇嘛──必須有錄影和錄音為證。

人類文明中很可能是在精神高度上最極致，而蘊含現代社會精神危機的解救之鑰的西藏佛教文明，面臨著這樣被逐漸改造和消滅。非常弔詭地，若沒有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強行進入拉薩，迫使達賴喇嘛帶著八萬藏人流亡到印度，為了要爭取世人對西藏的同情，達賴喇嘛與諸多上師們奔走於各國各大城市，積極地融入現代社會、傳揚教法，則藏傳佛教及西藏的藝術文化很可能不會被世界上這樣多的人所認識，也可能不會得到這麼多歐美知識份子的體驗、嘆服與學習傳播。這是極難理解的因果。

不論如何，台灣人關切西藏，即使不是為了遙遠雪山高原的人權，也不一定是為了和全球反對北京政權的勢力同仇敵愾，就為了保留認識和啟發自身心性的希望，做為人類的一份子，沒有理由不讓西藏自由。

總統候選人該談而沒談的憲政問題

上周末的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兩位候選人回答了二十位公民提問。提問的內容包括了通貨膨脹、排碳減量、農民與農業、同性戀權益等。有公民要求總統候選人政見沒兌現要捐薪水，也有公民問總統候選人何不吃素。準總統們被要求答覆的問題，可以說相當地多元，幾乎是包山包海，但我反而擔心他們講了太多不該他們講的話題，開了太多不該他們開的支票，但是卻遺漏了一個總統候選人最該表態的問題，即是他們的憲法見解以及憲改主張。

為什麼公民提問人裡面，沒有一位提到憲政問題呢？我猜，因為在某種對公民社會的想像裡，這種太「政治」的問題不是一個好公民應該去關心的。好公民應該去關心弱勢，但不該太政治化。殊不知，憲政問題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弱勢議題。為甚麼是弱勢議題呢？有兩層意義：第一，認真關心憲政的人其實很少，總數比樂生青年還少，憲政議題本身就是弱勢；第二，憲改意味著中央政府體制的釐清與政黨體系的重建，而這二者都會影響公共政策的產出，當然也就關係著弱勢權益和進步的社會價值。

公民提問人沒問，但是兩位總統候選人卻不能不主動表態，因為總統候選人的憲法見解與憲改主張實在太重要。謝長廷先生和馬英九先生如果認為現行憲法是某種雙首長制，或者說如果認為行政院長在政策上還有點角色，那麼他們兩位就該考慮：總統候選人是不是宜於全面性、無保留、鉅細靡遺地開立政策支票。

謝長廷先生在二零零五年出任行政院長之時，曾明確告訴社會，他不會是陳水扁總統的執行長。如果他當了總統，他是否還接受這樣的憲法見解？如果他當選，要提名國民黨人士組閣，是否表示行政院長是政策負責人？屆時國民黨人的閣揆要實行誰的政策？謝長廷的憲改主張又是否與民進黨相同？到底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

而馬英九先生曾經承諾，當選兩年後要檢討憲政問題並考慮修憲。如果馬英九當選，因為國民黨擁有國會絕對多數，他將成為最有力量的修憲強人。固然總統並非修憲機關，但卻是實質的政黨領袖，可以推動修憲。馬英九為什麼不能在總統選舉前告訴人民，他到底要不要修憲？修憲方向是甚麼？

兩位總統候選人應該都很清楚，現行的憲政體制有極大的問題。陳水扁總統過去七年多來所遭遇的窘境，有些是他自己該負責，但有些則是制度紊亂不明所導致。謝長廷和馬英九敢不敢去面對憲政問題？為甚麼不承諾要推動修憲？或者他們打算隨著陳水扁總統的前例？不需要公民提問，兩位都該主動講出來。

公投第三案：以台灣名義拒絕加入聯合國

如果非得要用一個新的公投案，來解決入聯、返聯兩個兩黨惡搞案造成的窘境，不如就「公民投票以台灣名義拒絕加入聯合國」吧。

這並不是搞笑。現在民進黨、國民黨所推動的入聯、返聯兩案，都很有可能達不到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門檻，也就是兩案都不會通過。兩案都不過的後果是甚麼？當然就是讓世人以為台灣人民不在意是否能加入聯合國，更讓中國政府抓到反宣傳的武器。話說回來，既然預期結果是這樣，當初民進黨為何硬要推動這個公投呢？

那麼，有沒有可能兩案都過呢？事實上已經不可能了。國民黨擺明了對此次公投冷處理，不公開拒領但實質上就是拒領。國民黨這樣的態度就是不怕讓兩案都被否決。兩案都過不可能，單獨一案過關也就更難。最有可能的結果還是兩案都不過──兩黨亂搞，台灣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形象大損。

現在，唯一解法大概就真的只剩這第三案：「公民投票以台灣名義拒絕加入聯合國」。

事實上，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加入聯合國到底是不是值得追求的國家目標。聯合國是一個老大顢頇、浪費無效能的大官僚機構。為了宣導入聯公投，陳水扁政府把聯合國講得像天國，好像只要加入了聯合國，台灣人要什麼有什麼；而只要不加入聯合國，我們就被上帝所遺棄。事實是這樣嗎？台灣為什麼要卑躬屈膝地懇求一個被中國所挾制的組織來接納我們呢？公民投票以台灣名義拒絕加入聯合國，正是對聯合國的一種強烈抗議。

這樣就很明白了。如果說公投加入聯合國是為了台灣人的尊嚴，那麼公投搞半天沒通過，台灣人比較有尊嚴嗎？公投就算過了，聯合國還是把我們拒於門外，台灣人是更有尊嚴還是更沒有尊嚴呢？看來看去，還是公民投票以台灣名義拒絕加入聯合國，最能夠彰顯台灣人的主體性和尊嚴。

如果「公民投票以台灣名義拒絕加入聯合國」獲得國民的支持而通過了，這不啻於對聯合國違背其所宣稱之普世價值的最沉痛抗議！全世界不僅會注意到，甚至會被震撼：台灣人民竟然用公民投票來表達他們對聯合國的抗議！至於聯合國會如何回應呢？當然他們會漠視我們的公投結果。但是他們的反應對我們已經是無關緊要了，而他們的惡劣態度，不就更證明我們拒絕加入的正確性嗎？

最後，我們還是要面對：如果這第三案「公民投票以台灣名義拒絕加入聯合國」也沒有通過，那怎麼辦呢？這確實也是很可能的結果。答案很簡單：那就代表台灣人民「不拒絕」加入聯合國嘛！如果是這樣，那不就是原先民進黨、國民黨這兩案所要達到的結果嗎？這不就比兩黨胡鬧所提的兩案，更能夠表達出所謂的台灣主流民意嗎？

所以，舉國的智者、領袖，別再爭吵不休了。趕快要求立法院提出第三案：「請問你是否同意以台灣名義拒絕加入聯合國？」當然也可以有個但書：有朝一日，聯合國成為真正普世、平等的國際組織，台灣人民就願意申請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