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15

無奈的愛國者

一趟元首過境外交回來,據說只要是熱愛台灣,關心國家尊嚴的國民,都應該歡欣鼓舞,感謝團長團員們的堅忍辛勞。主要政治領袖也必須到機場表態效忠,否則可能有扯後腿的嫌疑。至於這種外交到底對國家有無貢獻,甚至是否造成損害,似乎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反正,民意的分布,大體上是沿著黨派的界線在進行。藍的就反對,綠的就贊成。在無力說服對方的情形下,只要能夠鼓舞自己人,就已經是最佳的景象。

同樣熱愛台灣,或許還同情這位總統處境,但是卻對該如何提升國家尊嚴有不同想法的人,在這種大眾的愛國主義動員下,往往噤聲了。一旦發言批評,所換得的可能並非政府的自我檢討,或是有意義的政策討論;反而會被戴上個人動機論,派系鬥爭論等等帽子。又或者,幾乎所有的論點都被其他黨派的批評者講過了,為了不要給對手黨派助勢,最好連該講的也不要講。

因為諸多的荒謬太過於淺顯,幾乎不需要真知灼見和道德勇氣就能夠指出;所以有一位著名的政論家說,在今天的台灣,英雄所講的和狗熊都差不多。為了怕和狗熊講一樣的話,閉嘴的異議者失去了誠實的美德,領導者聽不到善意的真話,而社會則錯失了獲得政策選項的機會。

這種以大眾的愛國主義來動員民意,並將執政者的個人動機和國家利益綁在一起,更且不透露決策過程,以迴避任何辯論,使得真正的愛國者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支持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起例子。兩年多前的三二零公投之前,這個觀念平台刊出了一篇陳豐偉先生所寫的「含淚公投」, 就生動地刻劃了真正愛國者無奈屈從的心理。

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不會無奈。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也不會屈從。含淚公投,無奈屈從,是一種控訴。控訴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行為的後果,也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的道德。執政者的行為給國家帶來的後果,已經令愛國者憂慮。而執政者的為了個人動機竟然忍心以國家利益為代價,其道德淪落更令愛國者痛心。

在政治體系中勤勉工作的愛國者,處境最為艱困。他們多是相信政治是高尚行業,為了改善群眾生活,並且發揚個人生命意義而投入這行業的青年人——若非此時的青年人,亦是當年的青年人。如果他們還保有判斷力,發現某些政治領導者的心態、算計和作為,並非有利於政治共同體,乃至於將有害於政治共同體,他們該當如何反應?

當代經濟與社會思想家何許曼有所謂「忠誠、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架構。何許曼認為,員工對於企業,或消費者對於廠商,如果有所不滿,會有這三種反應或三個階段的反應。選民對於政黨或政治體系若有不滿,大概也是如此。第一是留在團體裡努力改進;第二是大聲吶喊批評。如果改進和批評都無效,就只有退出一途了。當然, 在政治體系裡的愛國者,未必是面臨三選一。以民進黨為例,林義雄、施明德和許信良,是以退出來做為一種發聲。留在該黨內的愛國者,則可以選擇以發聲來做為一種忠誠。

無論如何,台灣愛國者已經面臨必須徹底反省歷史經驗並重建思想的關口。無奈屈從不該永遠是自我正當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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