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的愛國者

一趟元首過境外交回來，據說只要是熱愛台灣，關心國家尊嚴的國民，都應該歡欣鼓舞，感謝團長團員們的堅忍辛勞。主要政治領袖也必須到機場表態效忠，否則可能有扯後腿的嫌疑。至於這種外交到底對國家有無貢獻，甚至是否造成損害，似乎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反正，民意的分布，大體上是沿著黨派的界線在進行。藍的就反對，綠的就贊成。在無力說服對方的情形下，只要能夠鼓舞自己人，就已經是最佳的景象。

同樣熱愛台灣，或許還同情這位總統處境，但是卻對該如何提升國家尊嚴有不同想法的人，在這種大眾的愛國主義動員下，往往噤聲了。一旦發言批評，所換得的可能並非政府的自我檢討，或是有意義的政策討論；反而會被戴上個人動機論，派系鬥爭論等等帽子。又或者，幾乎所有的論點都被其他黨派的批評者講過了，為了不要給對手黨派助勢，最好連該講的也不要講。

因為諸多的荒謬太過於淺顯，幾乎不需要真知灼見和道德勇氣就能夠指出；所以有一位著名的政論家說，在今天的台灣，英雄所講的和狗熊都差不多。為了怕和狗熊講一樣的話，閉嘴的異議者失去了誠實的美德，領導者聽不到善意的真話，而社會則錯失了獲得政策選項的機會。

這種以大眾的愛國主義來動員民意，並將執政者的個人動機和國家利益綁在一起，更且不透露決策過程，以迴避任何辯論，使得真正的愛國者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支持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起例子。兩年多前的三二零公投之前，這個觀念平台刊出了一篇陳豐偉先生所寫的「含淚公投」， 就生動地刻劃了真正愛國者無奈屈從的心理。

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不會無奈。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也不會屈從。含淚公投，無奈屈從，是一種控訴。控訴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行為的後果，也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的道德。執政者的行為給國家帶來的後果，已經令愛國者憂慮。而執政者的為了個人動機竟然忍心以國家利益為代價，其道德淪落更令愛國者痛心。

在政治體系中勤勉工作的愛國者，處境最為艱困。他們多是相信政治是高尚行業，為了改善群眾生活，並且發揚個人生命意義而投入這行業的青年人——若非此時的青年人，亦是當年的青年人。如果他們還保有判斷力，發現某些政治領導者的心態、算計和作為，並非有利於政治共同體，乃至於將有害於政治共同體，他們該當如何反應？

當代經濟與社會思想家何許曼有所謂「忠誠、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架構。何許曼認為，員工對於企業，或消費者對於廠商，如果有所不滿，會有這三種反應或三個階段的反應。選民對於政黨或政治體系若有不滿，大概也是如此。第一是留在團體裡努力改進；第二是大聲吶喊批評。如果改進和批評都無效，就只有退出一途了。當然， 在政治體系裡的愛國者，未必是面臨三選一。以民進黨為例，林義雄、施明德和許信良，是以退出來做為一種發聲。留在該黨內的愛國者，則可以選擇以發聲來做為一種忠誠。

無論如何，台灣愛國者已經面臨必須徹底反省歷史經驗並重建思想的關口。無奈屈從不該永遠是自我正當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