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投票不可怕

台海兩岸展開政治談判，需要哪些條件？經過公民投票程序所表達的人民同意，算不算是一個必要條件？國民黨智囊趙春山教授提出了兩岸政治談判的三條件說：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與金融監理合作備忘要先簽、國內民意要達成共識、國際社會要能夠接受。據說這三條件說代表了馬政府高層的意思，引發了兩岸的一些討論。在海峽那邊有人問道：台灣內部要如何才算有共識？是要透過公民投票嗎？我不了解馬總統和政府高層的想法，但我的答案是：對的，要經過公民投票。

社會共識不一定要透過公民投票來表達。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有社會共識，就不一定需要公民投票。公民投票往往是在缺乏共識的時候才有需要。公民投票可以是解決爭議的正當性程序，但是那是指一般公共政策的創制複決。如果是牽涉到國民總意志的對外表達，則一定要先尋求或建構社會共識，再來進行公民投票。我在過去幾年裡多篇論述台灣民主與國家戰略的文章中，曾重複辨明和申論這樣的主旨。

兩岸更密切的跨國投資和消除關稅壁壘（ECFA），會有人獲益，會有人受害，是一個有爭議的公共政策。現在馬政府認為只要透過宣導就可以消除爭議，或是藉由國民黨在立法院的超級優勢就能夠宣稱多數民意支持。這是輕忽了這類經貿與財富分配議題的嚴重性。馬政府官員都說ECFA不涉及台灣主權，所以不必公民投票。但是ECFA之所以應該公民投票並不是因為涉及主權，而是因為那是一個有爭議的公共政策。公民投票結果並不必然對ECFA不利。相反地，公民投票可能給予政府更大的談判籌碼。

至於兩岸政治談判的國內共識問題，這不是一般公共政策，公民投票沒有辦法解決爭議，但是仍然要有公民投票的程序機制。是的，台灣人民的同意，當然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的前提。事實上這不該是台灣方面所提出來的條件，而應該是中國方面所提出來的條件。中共應該要認為，一個有共識、有信任感的台灣，才是一個好的談判對象。否則任何政府之間勉強達成的政治協議，都會讓台灣陷入極度的對立和不穩定，這未必符合中國的利益。

要針對政治談判來尋求國內共識，可以透過公民投票，但不該是貿然進行公民投票。台灣應該把公民投票設定為表達既有之國內共識，並且強化與鞏固國內共識的方法。這樣的共識在文字上該如何表達？政治上該如何運作？都在考驗政黨及輿論領袖的智慧。中共領導人口口聲聲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不應該把台灣的公民投票視為毒蛇猛獸。中國方面應該努力的目標，是讓台灣人民用公民投票選擇一個有利於中國政治談判的方案。這也是企業家曹興誠先生所提議而為兩岸三大黨所忽視的思考方向。

在林義雄先生再度走上街頭呼籲讓人民作主的時刻，馬英九總統確應思考，讓公民投票成為他解決ECFA政策爭議以及在兩岸未來政治談判中表達台灣共識的制度。馬總統過去對台灣民主殊少貢獻，公民投票可以是他的歷史功績，但看他有無此見識與氣魄。

發表於2009/10/2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淡淡的雙十國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十月一日大肆慶祝了建政六十年之後，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淡淡地度過了九十八年的雙十國慶。本來成熟的民主國家未必就得搞大閱兵、群眾大會來慶祝國慶。民俗藝術表演、放放煙火也就可以了。台灣這次之所以如此低調、如此淡然地「處理」這個所謂國家的生日，政府的說法是因為風災水災過後，社會猶在療傷止痛，不宜慶祝。但令人很直接地推測另有一層政治因素：是為了禮讓中共，不跟對岸搶鋒頭，也可以說是某種國慶休兵。

中國搞國慶閱兵，台灣搞國慶休兵。台灣人民基本上不會反對國慶休兵，由於對中華民國沒有甚麼很深的感情，在多數台灣人的直接感受裡，中華民國國慶確實沒有甚麼很值得慶祝的。四十歲以上世代的人對國慶日的記憶，大多是在各級學校裡被動員參加升旗典禮或其他慶祝活動。即使有些人在少年時期曾經有過愛「國」狂熱，但那其實是一種被動的情緒，缺乏主動的熱情，因此在人成長之後就消散了。

馬政府要搞國慶休兵，不會有甚麼人批評。令人擔心的不是國慶休兵，而是國家消亡。由於馬總統以及國民黨政府缺乏一套符合現實又能首尾一貫的國家理論，導致國民的國家觀念非常困惑而錯亂。老百姓搞不清楚政府對於「中華民國」到底是甚麼態度？甚麼立場？雖然口口聲聲要捍衛中華民國，但是所做的卻似乎背道而馳－－處處迎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壓抑台灣中華民國的聲音。最令人迷惘的，莫過於許多過去最堅持中華民國的反台獨人士，現在卻轉去擁護一個大中國－－首都在北京。這些人大多是馬總統的國民黨同志。

歷史是很弔詭的。我們現在還沒看到我們自己的歷史，但幾乎就可以斷言：台獨的陳水扁政府執政八年，沒能消滅中華民國，卻幫助鞏固了中華民國。反而是自命為中華民國嫡傳正統的國民黨馬英九，其首鼠兩端的模糊態度將會使中華民國逐漸消亡。中華民國如果要亡，必定不是亡在台獨，而是亡於統派，亡於國民黨。馬英九總統終究會發現：反對他最力的獨派群眾，將是能夠和他站在一起保衛中華民國的人。而他的國民黨茲爾多士們，則會是見風轉舵、見利忘義的降將，他們會用「一個中國」為理由而拋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能夠存續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完全結合－－中華民國等於台灣。有人說，民國一百年是台灣的戰略時機，可以用中華民國百歲誕辰來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六十周年。確實，台灣可以好好來辦後年的中華民國國慶，但若真要保衛中華民國，前提是要承認中華民國等於台灣。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華民國，與現在的多數台灣人民沒有很大關係。慶祝中華民國的一百周年，該慶祝的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生，特別是民主化與本土化之後的新的中華民國。那樣的國慶，會比較讓人有點熱情。

發表於2009/10/1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國對北韓施加柔性壓力

在建政六十年的「十一」慶典之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旋即訪問北韓（朝鮮）。在平壤的街頭上，婦女穿著鮮豔華麗的傳統服飾，學童配戴著紅領巾，舉著「世世代代鞏固朝中友誼」的字牌，溫家寶先生獲得極為盛大的群眾歡迎，據報導群眾總數超過三十萬人。當然，最重要的並非這類歡迎儀式。

在訪問結束前，溫總理取得了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先生的承諾：願意在與美國的雙邊對話有進展的情況下，重新回到停滯了一年的六方會談，來處理朝鮮核武問題。假使北韓真能夠在中方斡旋之下，重回六方會談，甚至真的放棄核子武器的製造和試驗，那麼這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上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國對區域和平的重要貢獻。

無庸諱言，在南韓、在日本、在歐洲、在美國，甚至在中國，觀察家們都對北韓的誠意有相當程度的存疑。畢竟，北韓從操弄核武議題上，已經獲得不少政治與經濟利益。首先是朝鮮勞動黨政權本身的生存攸關問題。若沒有核武及不按牌理出牌的極端主義策略發生嚇阻作用，金正日總書記的統治集團可能已經被南韓及美國勢力所顛覆。

再者，北韓共黨是一個武力至上的政權－－前領導人金日成曾有著名的「先軍政治」理念，是國政的指導方針之一。雖然金正日也口口聲聲說，朝鮮半島的非核武化，是金日成的遺願，但是「先軍」與「非核」不過是金氏父子的兩手策略。北韓是否真的願意放棄核武？相信的人不多。

縱使對北韓放棄核武的誠意並不樂觀，但是東北亞相關的各國政府都希望平壤能夠回到和談機制，至少可以讓北韓政府的意向公開透明，也讓危險的局勢暫時穩定下來。中國是唯一一個對北韓仍有直接影響力的國家，因此北京成為首爾、華盛頓、東京和莫斯科共同引領企盼的希望所在。

中共與北韓在六十年來的國際關係史上，曾經有過唇齒相依的患難交情。中國改革開放乃至大國崛起之後，與北韓的關係更為微妙－－中國人在北韓看到過去的中國，那種極端封閉威權和個人崇拜相當熟悉；也有北韓人把中國看成未來的朝鮮，在北韓人所能夠得到的外界知識，中國不僅富庶，甚至很弔詭地還是自由的天地。

正因為複雜的歷史情感和未來想像，中國能夠對北韓施以強大的柔性壓力。除掉溫家寶訪問帶去的無償經濟援助不談，溫總理此次感性地憑弔韓戰陣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墓地，讓平壤政府體會到北京是現在他們唯一的依靠。但另一方面，北韓也認知到中方對北韓的耐性已經愈來愈少，畢竟中國與北韓在世界上的地位與角色已經有天差地別，遠非六十年前可以同日而語。平壤若不把握機會，只怕到時候連唯一的靠山也沒了。

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歷史時刻，中國正應該擔負起世界大國的責任，發揮正面的影響力，以和平共生的理念來化解國際爭端。如此的做法，將會比展示強大的軍事力量更能夠獲得各國人民的尊敬。

發表於2009/10/0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兩岸關係

十月一日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所謂建政，即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也有說是建國。建政或建國之差別，與中共對兩岸問題的論述大有關聯。如果說是建國，則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不同的國家。

此說成立，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從中華民國分裂出來的新國家（因中華民國並未消滅，中華民國在台灣殘存又透過本土化及民主化而獲得新生，成為台灣的中華民國），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一種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顯然不是一般的國與國關係）。

對於絕大多數一九四九年之後出生的台灣人來說，建政也好，建國也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實實在在是另外一個國家。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否認與歷史中國的文化淵源，更不代表我們不願意與大陸人民有更密切的關聯。另外一個國家，不等於敵意，只是一般人的直覺和常識而已。

中國共產黨希望兩岸人民都感覺同屬一個國家。這次建政六十周年，中共邀請了許多台灣政商學界人物到天安門城樓去觀禮。但即使是抱著大中華民族情懷的台灣人，除了極少數當年嚮往社會主義（又隨著共黨轉向擁抱市場經濟）的左統人士，恐怕都很難傾心去認同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的這個政權。

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則是首鼠兩端，不知道該教自己的國民把兩岸想成是一個國家呢，還是兩個國家。十一的北京慶典，台灣政府懇求具有僑務委員身分的海外僑民「儘量不要參加」。但是在幾乎毫無心理建設的情況下大力推展兩岸交流，人民該怎麼去設想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界線與關係？國民黨政府沒有提供邏輯一貫的說法。

中共建政六十年，應該是兩岸都該好好回顧和展望的時間點。六十年的兩岸關係，從中共的政策角度來看，分為武力解放及和平統一的兩個階段，從一九七九年的「告台灣同胞書」做為分段點，兩個階段各三十年。到最近幾年，中共才越來越有自信，發現用非武力的方式對台灣有較大的影響力。

從台灣與美國的政策角度來看，則分為美國對台有邦交及沒有邦交，或是沒有台灣關係法及有台灣關係法兩個階段，也是劃分在一九七九年，兩個階段各三十年。美國相當在意中共建政六十年這個時間點上的兩岸關係－－國防及外交官員重申對台灣軍售的承諾，支持一個強大的台灣，也鼓勵兩岸開始建立互信機制，目的是要穩住台海局勢。

三十年敵對，三十年低盪；三十年封閉，三十年開放。邁入下一個三十年的此時，兩岸關係顯然進入了新的階段。兩岸的政府都該對自己和對方的國家理論重新思考定位。中共該準備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以此為基礎去建構未來的兩岸發展。台灣更亟需建立一種獨特國家理論，超越國民黨與民進黨對立的歷史觀，形成新的共同體意識，在這新的共同體意識之上，才有辦法開展兩岸的種種可能性。

發表於2009/09/3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好可怕的三獨合流

達賴喇嘛訪台之後，緊接著又是熱比婭女士的電影事件。據說中共最擔心的是所謂的三獨合流－－台獨、藏獨、疆獨，而這也是諸多親共媒體文人煞有介事地陪著中共一起擔憂的題目。事實上，任何對台灣外交與戰略情勢及台獨運動略有所知的研究者，可能都說不出來所謂的三獨合流究竟要怎麼流。質言之，三獨合流對中國根本是不存在的威脅。

先看看中共所指控及防範的達賴喇嘛及熱比婭女士，究竟是否代表了藏獨（圖博）與疆獨（東土耳其斯坦）－－這兩位都宣稱他們並不主張脫離中國而獨立，因此所謂藏獨和疆獨運動究竟所指為誰？是由西藏流亡政府外圍的青年組織？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或是更為激進的團體？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運動組織與台灣的關係更為遙遠，幾乎看不出任何合流的可能性。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政府曾提供以支持人權與民主化為名的國際補助。從世界各地寄來的申請書中，有少數來自在歐洲或亞洲的西藏及維吾爾團體。但這些國際補助的金額非常小，補助的標的都是研究計畫或會議，審核程序都是透明公開的，絕非所謂秘密外交，也不是什麼國安密帳。換言之，台灣是以類似西方民主社會在對待各國人權與少數民族運動的態度來給予捐助，所秉持的立場是普世價值而非國家利益。

即使在綠色陣營的外交與戰略圈子裡，主張與藏獨、疆獨乃至非聯合國會員的國家組織等結盟，以此來推動台獨的，都是極為少數，或應該說被認為是奇想和異端。原因在於主流的研究者與決策者都很清楚，台灣的國際地位取決於中國與美國的權力均衡關係，而不在於台灣和藏獨、疆獨的結盟。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偏獨的涉外學者和官員思想都很務實，不會以為結合藏獨和疆獨，對台獨有什麼好處。

台獨其實並沒有要和藏獨、疆獨結合的動機。但是更重要地，台灣今日之所以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其原因與西藏（圖博）和新疆（維吾爾）與中國的拉鋸關係完全不同。西藏與維吾爾人在文化及宗教上都和漢民族有差異，歷史上一向有獨立王國的傳統，也和中原的漢族帝國有綿延不斷的衝突，過去和未來都幾乎無法解決。而台灣是以漢族移民為主，與中國的分立並非文化不同，而是因為國際局勢的安排與政治制度的選擇。所謂三獨，只是中共的說法。其實兩岸關係與漢藏、漢維關係，幾乎沒有任何共通性。

台灣人多數本來並不關心西藏的政治問題。藏傳佛教信徒中，少有強烈的台獨人士，可知台獨與西藏在實質的社會基礎上其實聯繫並不多。但是在達賴喇嘛在中共高壓下訪台後，台灣人對西藏的好感與興趣倍增。對新疆更是如此。台灣人對維吾爾文化普遍近乎無知，過去聽過熱比婭的人非常少，如今卻因為中共反對播放影片而開始注意維吾爾問題。可以想見，熱比婭女士會成為台灣的話題人物。

本來所謂三獨合流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但是非常弔詭地，中共本身愚昧的高壓態度，造成了台灣與西藏、新疆的共通性。由於中共在台灣發動各種力量封鎖打壓達賴喇嘛和熱比婭女士，使得台灣人感受到肅殺的氣氛而覺得自己的命運似乎和西藏與新疆愈來愈像了。

發表於2009/09/2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達賴喇嘛離台之後

達賴喇嘛已經離開台灣，卻留下比過去兩度訪台更宏大的影響力，而且餘韻相當深遠。北京的傾力打壓，反而造成台灣人民對達賴喇嘛乃至藏傳佛教的高度好奇心。電視上這一分鐘的新聞在批評達賴，下一分鐘的節目卻在豐富的西藏文化、神秘的藏傳佛教等主題大作文章。達賴的擁抱、施藥、戴小紅帽、自嘲英語不好的一言一行，吸住了台灣人的目光，也打動了台灣人的心。往後藏傳佛教在台灣更加盛行，並非不可想像的。這是合力圍堵達賴喇嘛的中共政權以及台灣內部的親北京勢力所始料未及。

台灣的親共媒體與文人，還有中國對台工作的學者和記者們，這陣子努力生產了許多批判達賴的言論，達賴離台後，他們又開始說達賴此次訪台行如何失敗，台灣人如何討厭達賴等等。他們的動機很容易理解，即是要向北京表態邀功，表示我罵了有效果。但是這樣的表態邀功是極為誤導的。如果北京決策者採信了，以為台灣人民真的和他們一樣對達賴喇嘛同仇敵愾，又以為往後就該沿用這類高壓言論攻勢來對付台灣，這樣就真的會破壞未來兩岸人民之間的關係。

中共竟然會要求或期待台灣人對達賴喇嘛同仇敵愾，這是最令台灣人不解與驚駭的。中國大陸有牽涉現實利益也有基於國族主義的漢藏衝突，但是這些漢藏衝突與台灣人民毫無關聯。過去在台藏人人數少，絕大多數台灣人大半輩子不認識一個藏人，完全無從體會中國大陸的漢藏之爭。事實上，許多台灣人根本不知道西藏有個流亡政府在印度，對於所謂分離運動既無了解更無從產生惡感。相反地，在宗教觀相對寬容而佛教也很興盛的台灣民間，就算是一個普通人，只要他沒有做過對不起我們的事情，我們都不會以敵人待之，更何況是一位對我們極為友善的活佛？

中共及親共勢力對達賴喇嘛的強烈敵意，以及要求台灣人民同仇敵愾的高姿態，嚇到了許許多多的台灣人，尤其是佛教徒。和中國關係改善不到一年，立即被中國要求必須一起去恨他的敵人，這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是一次對於大中國民族主義的親身體驗－－我們已經被籠罩在這個大中國民族主義的超級颱風圈裡。要我們去恨一個與我們無冤無仇的人，去恨一個慈悲、幽默、有魅力的長者，這是很令人不舒服的經驗。

敵意的言行其實是受到北京的鼓勵而出現的，但回頭又被親北京的媒體與文人引用為台灣人民厭惡達賴的証明。事實相反，這些敵意言行造成台灣民間極大的震撼。電視主播非常情緒化的詆毀發言，在網路上受到圍剿。在台灣頗有社會基礎，尤其在文化菁英階層有很大影響力的藏傳佛教信徒們，即使默默不語，沒有發出抗議之聲，但是對這些毀謗佛法的言行，其內心的不滿是可想而知。

未來的事實發展會證明，可能破壞兩岸關係的不是達賴喇嘛訪台，而是北京政府及其在台盟友對達賴訪台的處理方式和態度。北京領導人若有足夠智慧，應該明辨兩件事：第一，對台灣的關係，不該取決於西藏問題；第二，對台灣民意的理解與掌握，不該假手於趨附北京的媒體集團及文人學者們。

發表於2009/09/0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評估民進黨的道德與國民黨的利益

民進黨人促成達賴喇嘛來台，自以為獲得道德勝利而沾沾自喜。國民黨人從阻擋到批判達賴喇嘛來台，自認為是捍衛國家利益而毫無羞愧。雙方的辯士、謀臣、打手，也都遵循這樣的分界而爭奪著、叫囂著、撕打著。這是一個荒謬可笑的場面。事實上，民進黨人在道德上該受嚴厲的譴責，而國民黨人並沒有真的維護了國家利益。

民進黨人該受譴責的地方是，他們近年來學會了：總是用最崇高的理念來遂行最自私的動機，總是用普世的價值來造成社會的對立，總是逼迫人們做那痛苦的選擇－－明知他們骨子裡是為了政治利益，但不得不去支持他們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這一個星期以來，就有兩件事情說明了民進黨人的這種心態和行徑：邀請達賴喇嘛來台和ECFA公投案被駁回。

先談公投案。民進黨此次提案的內容是要求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應該交付人民公投決定，也就是要公投決定是否該公投。這樣的公投案在一提出來的時候，造成一片譁然還有哄笑，不論是支持或反對實質議題ECFA的人都有很多的批評。很多人對民進黨提出這種公投案非常失望－－不直接針對是否支持ECFA來公投，還繞個彎來公投是否要公投。

民進黨提出這種公投案，其實早有心理準備會被公投審議會駁回。形式上，這個公投案的文字確實既不屬於立法原則的創制也不是重大政策的複決。當初如果真的要好好寫個可以通過審議會形式審查的公投案，以民進黨濟濟多士絕對辦得到。

結果民進黨不敢在實質問題上採取立場，直接反對ECFA，卻採取了投機取巧的公投決定是否該公投，暴露了自身邏輯的缺失－－如果ECFA本來就該公投，那麼何必經過公投來決定是否該公投？為什麼不直接提實質議題的公投，卻要提程序議題的公投？

在台灣短短的公投史上，民進黨已經數度操作這樣的手法：公元兩千零四年的所謂和平公投，以及兩千零八年的入聯公投，都是用虛幻的詞語來擬定公投案，都不是真的要讓公投通過而是為了有助於競選，這些公投都是為了民進黨本身的政治利益而非台灣的國家利益，但是卻要逼迫著支持直接民主、支持台灣國際地位的人們來加入和配合。

對於邀請達賴喇嘛來台，何嘗不是如此？所有接受藏傳佛教的人、所有同情西藏的人、所有認為台灣應該遵奉普世價值的人，都歡迎達賴喇嘛來台灣，但是不見得同意民進黨人這樣的操作手法。很無奈，民進黨再度綁架了這些懷有崇高價值觀的人民。

至於某些泛藍或泛紅人士，以為是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批評讓達賴喇嘛入境，但非常明顯地這種論述卻是違背了台灣長期的國家利益。台灣在世界上繼續做為高舉普世價值的華人國家，對台灣是有極大的戰略利益的。這樣的戰略利益關係著台灣中華民國的根本生存，應該優先於特定的經濟利益，但是我們的學術和輿論界一向缺乏對國家利益的探討與界定，以致於在利益的優先順序以及政策選擇上都非常錯亂。

濫用和誤用道德理想的反對黨，以及誤解和傷害國家利益的執政黨，造成我們今日的不幸以及未來更多的憂患。

發表於2009/09/0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