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八九

二十年前，我們－－我們之中三十多歲以上的人－－都曾經在電視機前面震撼、感動、流淚。二十年的變化很大，但那些記憶應該還歷歷如新。報紙瘋狂地報導廣場學生的一舉一動，台灣學生們熱烈地崇拜王丹、柴玲。電視持續不斷地播送令人激動的畫面和歌聲，讓一些人摒息以為中共將要垮台或中國即將改變，直到鎮壓行動發生，我們又舉國若喪。那時我們有一首歌「歷史的傷口」：「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這是二十年前。

當時國民黨的學生團體－－是的，當年國民黨在大專校園裡還有著強大的組織和動員力－－稱為「中華民國青年支援大陸青年爭取自由民主運動籌備委員會」，全「省」動員數十萬青年，在台北的國父紀念堂、台中的體育場、高雄的中正文化中心同時集會，聲援大陸爭取民主的青年學生。今天台灣的中青世代，許多都曾被動員過。

當年為了天安門青年們而熱血沸騰的台灣朝野，如今已經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轉為冷漠甚至譏諷。二十年的變化很大，我很希望在台灣有一部紀錄片，片名可以叫做「我們的八九」或「我們的六四」，把當年狂熱的我們，重播在我們自己的面前。我並不必然意味著昨是而今非。二十年前的激昂如今看來有點天真，但今日的沉默也過於現實世故。

「我們的八九」所要重播的不是發生在天安門的事情，而是發生在台北、台中、高雄的事情。「我們的八九」該談的不是中國的民主問題，卻是今天我們台灣的民主和言論自由，是否已經在中國政府壓力下遭受到自我檢察的問題。透過「我們的八九」，可以好好檢視和反思這二十年來台灣對中國的大戰略是否一貫？是否有效？或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大戰略？

一九八九年，國民黨中央通過聲明，呼籲「中共軍隊不做中共頭目鎮壓民眾的工具，放棄暴力行為，共同為中國自由、民主前途奮鬥」。聲明指出，「此次中共暴力屠殺事件，是中華民族最悲痛的日子，但也是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日子，大陸青年學生誓死如歸的精神，正可和八十年前的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相互輝映」。現在的國民黨主席是當時的台北市長吳伯雄先生，這幾天他正率領著國民黨中央拜訪共產黨總書記。

二十年前擔任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的馬英九先生說：「我們一向主張『中共非中國』，經過這次慘痛事件，大家更能了解大陸人民與中共政權必須分開，我們對中共政權的殘暴舉動深痛惡絕，但對大陸人民的遭遇同情萬分」，「這次事件對我們『去共存中』的政策一定有正面影響」。馬英九總統當年說「這些學生太令人感動」、「恨不得加入他們」，現今他對王丹等民運領袖的感動已經減退，而中共也似乎愈來愈等於中國了。

二十年的變化很大。我們如今可以看得比較客觀、長遠，看到中國二十年來確實有很大的改變。我們未必要用當年的話去套馬英九、吳伯雄和國民黨。相對來說，國民黨至少有一套大陸政策，國民黨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遠超過民進黨。八九後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改變中國，最好的方法不是封鎖敵對，而是開放交往。這也是二十年來西方對中國的大戰略。現在台灣該憂慮的卻不是有沒有改變中國，而是我們會不會讓中國改變我們太多了。

發表於2009/05/2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政權再輪替的一年後

政權再輪替的一年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和在野勢力都面臨著新的挑戰。民意調查都有對雙方各自有利的結果：馬英九總統的支持度爬升到一年來的高點，許多人對他的兩岸政策滿意；民進黨的蔡英文主席也獲得相當高的支持度，媒體解讀為蔡主席終於站穩領導的腳跟。

這樣的結果或許是藍綠兩方都高興的，但事實上所顯示的無非是兩個民意版塊再度集結凝聚，台灣政治即將回復到兩極對立的基本局勢。過去一年內兩軍士氣都相當渙散，因此雖然藍綠在立法院仍有激烈衝突，但社會上並無大規模的人民對立。如今這段消沉期已經度過，民意的對抗又要展開。

過去一年內政治氣氛相當低迷，在朝野兩方都有原因。國民黨重返執政，原本支持者熱烈期待，但是劉兆玄內閣的表現不如預期，又遭遇到國際金融海嘯以及經濟衰退，缺乏值得引以為傲的政績，使得泛藍也顯得有氣無力，只好以繼續攻擊陳水扁前總統來提振鬥志。

總的來說，馬政府是把兩岸政策當作經濟政策，用兩岸經貿的進展來彌補國內經濟負成長及失業增高等問題。但是即使兩岸進展確有對國內經濟的一些實惠，兩岸政策卻很難構成民眾強烈支持馬政府的理由。一方面其利益還待時間檢驗，另方面則因為台灣意識是主流，統派聲音仍不敢抬頭。

民進黨自從去年總統敗選後近乎全面消沉，甚至有人預測或擔憂民進黨從此崩潰瓦解。事實上不可能，因為民進黨有其社會基礎，所代表的是反對國民黨曾為外來政權的傳統本土社會，這股社會力量仍然強大。此外，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壓力愈大，台獨反中的民意就會愈強。因此民進黨不會亡。

對民進黨打擊最大的當然是陳水扁前總統的涉案。不僅疑似貪瀆問題讓綠營近乎離心離德，陳水扁被收押後荒腔走板的表現更讓支持者抬不起頭。但是收押半年反而使得陳水扁重新得到同情，也使得扁案對民進黨的衝擊已經接近谷底，很難再有更糟的情況了。

盤整一年的民進黨，現在正在設法重建其政治論述。國民黨政府在兩岸交往上急促的步伐，給民進黨很好的機會去再凝聚台獨反中的社會力，甚至去化解陳水扁所造成的分裂壓力。蔡英文主席及眾天王們探視陳水扁，就是以團結反傾中為理由。

台獨反中能夠讓民進黨逐漸走出扁案陰影，但是卻沒辦法真的建立新的論述，只能回到過去的窠臼裡。民進黨將會如大病初癒，慢慢恢復元氣；但是充其量是勉強如常生活，在體質大傷以後，要比過去更強健、更有活力，已經不可能了。

今年的五二零之後，藍綠兩個社會對立的基本盤會再穩固下來。就兩岸關係來觀察，海峽交流在過去一年內推展到目前的境地，即將遭遇較大的阻力。找回反對動力卻又走回頭路的民進黨，以及倚靠中共善意在施政的國民黨，會因為國內民意對立的再升高而造成兩岸發展的新遲緩階段。

發表於2009/05/2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不能不談的政治

不論台海現狀將要改變或是永遠維持，兩岸的關係終究要有個終局安排（end game solution）。就好像一條公路總有個盡頭，雖然站在此地看不見那個盡頭，但合理的預期是：這條路總會通向某個地方，它不會永遠在曠野中盤旋。

長期以來，台灣的主流思維是「先經濟，後政治」，其實就是避談終局安排，把問題留到未來。除了少數的急統派和急獨派，可以說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接受這樣的「擱置爭議」、「談經濟，不談政治」的想法。

這樣的主流思維是有客觀基礎的，也是理性的。因為台灣內部對未來統獨的意見差異相當大，兩岸之間的歧見更大，為了要開啟兩岸的交流，也只能先擱置爭議。「不談政治」的思維到今天為止是對台灣有利的。然則到底要甚麼時候才該談政治呢？

直航之後，兩岸的經濟合作陸續展開，交流的趨勢已經越過了不可逆轉的關鍵點。從台灣的戰略考量來說，或許我們也已經到了一個該思考如何與對岸談政治的時刻。不是說現在就要談，而是要逐步建立內部共識，思考往後該怎麼談。

馬英九總統日前接受新加坡報紙訪問，表示在他的下一個任期裡可能和對岸談論政治議題。事後總統府急著澄清，表示只是不排除而不是一定要。再來馬總統又表示任內不會和中國大陸談論統一。這樣的表態其實正顯示了馬政府在兩岸問題上的侷限性。

過去民進黨政府由於採取了預設台獨的立場，和對岸不僅不能談政治，連經濟也談不下去。非常弔詭地，現在的國民黨政府由於採取了預設統一的立場，使得馬英九總統也沒有辦法和對岸談政治－－不能談，不是北京政府不和他談，而是台灣人民不讓他談。

這正是台灣的困境－－能夠為中國大陸所接受的政權，卻在台灣內部無法獲得絕大多數的完全信賴。馬總統之所以無法坦然和對岸談政治，正因為他和對岸採取了相同的預設立場，因而會引起台灣一大半人民的畏懼。

如果從預設統一的角度，或許台灣繼續避談政治反而有利於統一。當兩岸的實力差距愈來愈大，中國對台灣的經濟與文化影響力也愈來愈大，台灣與中國大陸談政治的籌碼當然也就隨著時間而減少了。

三十年後、五十年後再來談兩岸的政治安排，會不會太晚了？那個時候，台灣會不會已經漸漸消融在一個新的大中華圈子裡？假使兩岸能夠自然地整合，未必是最壞的結局－－但是對台灣更不見得是最有利的。

從台灣利益而言，台灣做為弱小的一方，與其長期下來無意識地被消化，不如在還有主體性的時候，認真去思考未來兩岸的政治框架該如何搭建。而這樣的思考首重國內要建立共識。這時候和北京談政治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不成熟的原因恰恰是國內沒有共識。

目前看來，主張終極統一的國民黨，和主張終極獨立的民進黨，都缺乏一些又能夠在國內獲取共識和信賴，又能夠和對岸談政治的條件。應該有新的社會政治力量，來擔負起這個任務。政治問題不可能永遠拖下去，愈拖對台灣可能愈不利了。

發表於2009/05/1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地位未定？已定！人民決定

近來所發生在台北、北京與東京之間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之爭議，所凸顯的並非台灣之國際法地位的問題－－台灣的地位本來並非由國際法所決定，去辯論五、六十年前的開羅宣言、舊金山和約或中日和約的內容，其實無助於釐清台灣今日的處境和未來的走向。相反地，所凸顯的是台灣藍綠人物們缺乏創新思維的困境－－如果我們的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陷入這些陳年爛帳裡，只會讓台灣的前途更加煙霧瀰漫。

台灣地位是由美中、兩岸與島內權力均勢所決定，而非國際法所決定。但是不論是獨派或統派，在台、中、美、日四國均有少數人對於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極度地執著。在一般國際政治研究的圈子裡，有把執著於國際法觀點的認為是理想主義者，而採取權力均勢的則是現實主義者。但是在台灣問題上，執著於國際法爭議的這些人卻不是甚麼理想主義者，不過是把各種國際法解釋，當作一種工具來強化他們自己的政治選擇。

舊式的台獨理論建立在台灣地位未定論之上，堅持台灣不屬於中國或中華民國。但是即使歷史事實是日本與盟國在韓戰爆發後才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中，刻意避過台灣主權讓與，保留台灣未來獨立的機會，那畢竟還是彼一時的事情，無法否定後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事實，以及日本和美國都曾經與這個占有台灣的政府有長期的外交承認－－質言之，當年確實有過的台灣地位未定，不能論證今日台灣地位未定，更不能做為台灣往後永遠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根據。

曾經在中華民國憲法下執政的民進黨，最近荒腔走板地重回舊式台獨路線，現在又高舉台灣地位未定論而宣稱中華民國不擁有台灣，這種思維邏輯混亂的政黨人物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智力來帶領台灣走向永久的獨立。還有某些等而下之的獨派團體，竟然到美國法院提告訴，要求美國政府合併台灣這塊海外領地，這是極端搞笑版。台獨如果是照這些人這種搞法，已經成為可以預知結局的歷史悲喜劇。

除了頭腦不清的獨派，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台灣中華民國的馬英九總統。馬總統也是我所指的對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有著迷妄執著的人士之一。他對這些條約歷史的一再發言，其執著與迷妄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馬總統是認為台灣地位真的很不確定，所以要靠他對中日和約的解釋來保衛嗎？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難道這麼沒有信心，還要以中日和約為根據？

台灣的領導者該講的不是甚麼中日和約，也不是甚麼舊金山和約。他該講的是：即使台灣地位在戰後一度未定，但經歷一九九零年代的民主化，形同於漸進式的住民自決，確立了台灣的主權屬於台灣人民。至於中華民國，不論在二戰後是否合法擁有台灣，同樣地在經歷民主化之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也被台灣人民批准了。台灣即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即是台灣，而台灣和中華民國主權都屬於台灣人民。台灣的主權在過去曾經未定，但現在已定；未來是否與中國統一，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這才是總統該發表的聲明。

發表於2009/05/0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兩岸誰之功

兩岸兩會的第三次會談在南京結束，定期班機、打擊犯罪、金融合作三方面都達到了正面的成果。兩岸人民的來往本來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有促進兩岸來往的發展無非是在回復自然。台海兩岸本來不可能永遠隔絕，也不可能長期維持著半通或私通的狀態。飛航於兩岸的班機和航線當然要因應旅客的需求而增加，銀行擴大設點服務本來就是必然的趨勢。

近一年來兩岸之間的所謂進展或突破，在我看來，沒甚麼好反對，也沒甚麼好嘉獎。原因正是那是自然的潮流，反對也反對不了，更不是任何個人的功勞。我看媒體吹捧少數人，好像兩岸交流的甚麼功勞在他們，只覺得十分可笑。固然公務員及海基會人員們都相當地辛苦，但是江丙坤先生等人其實是幸運地站上了歷史的聚光燈下。沒有他們，也會有別人，如此而已。

先前在這個專欄也曾討論過，所謂促進兩岸交流，真的不能當做馬政府的政績。那只是前任政府該做而沒做，或是想做而做不到，所以留給馬英九政府去做而已。據媒體報導，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先生最近表示，兩岸在一九九三年首度辜汪會談之後，到一九九五、九六年陷入低潮，乃至後來兩岸對話的中斷，其實是中共方面誤判李登輝政府的立場所致。

邱進益先生對李前總統的理解應該不會錯。確實，總統直選不是台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不是台獨－－相反地，那是試圖為兩岸共存建立理論依據，李登輝前總統在當時也沒有意圖要搞台獨。由於當時的中共領導圈子思維模式過於封閉，對台灣政治論述缺乏理解和判斷的能力，錯誤地對李登輝採取了敵對立場，導致兩岸官方代表的對話中斷了十年。

陳水扁前總統曾經想要重啟交流和對話，甚至提出兩岸的統合論，結果也為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他自己的權謀操作而破局。不論李登輝、陳水扁兩位前總統在兩岸上功過如何，綜言之，今日馬英九政府之所以有機會在兩岸之間扮演打開大門的角色，並不是他或他的政務官們有甚麼特別的謀略或政策，只不過是先前中共沒給李、陳兩位前總統機會，結果把機會留給了馬英九罷了。

要推動兩岸的開放，不需要甚麼智慧，也不必甚麼魄力，只要順著自然的趨勢和民間的要求去走就可以了。要在兩岸政策上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配合，也用不到甚麼談判技巧，只要順著北京的意思就可以了。馬英九先生做為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不能只是消極地順著潮流和別人的意思，而應該積極地保衛和擴大台灣在兩岸交流中的利益－－這才需要智慧、魄力和高明的手段。

發表於2009/04/2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起業國之八：「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

國內的失業率還在升高，談甚麼景氣回春，看麼領先指標都是沒有意義的。人民的痛苦指數有顯著降低，才是真正的復甦。要救經濟，該做的事情還很多！最怕的是政府領導人沾沾自喜，以為光是靠著灑錢，經濟危機就解決了。政府從來都不是聰明的買主，公共工程採購有太多的勾結和浪費。納稅人的錢－－還有向未來子孫借來的債，該有更聰明的用途。推動「起業型社會」及「社會型企業」，才是政策該走的方向！

「起業型社會」是指扶助創業的政策環境與鼓勵創業的社會文化。政府在救經濟以及救失業兩個方面，都過於低估創業政策的重要性，對於鼓勵創業所投注的資源遠遠不足。政府花在短期「買」就業率的錢，遠比提供創業貸款擔保的經費多得多。搞就業博覽會之類的表面工夫，勞「師」（學校）動眾（公務員），簡直是捨本逐末。沒有創業，哪來的就業？

政策制定者們還沒有體認到，大量的創業對台灣經濟有多麼重要。前陣子股市所表現的是所謂的資金行情，是金融風暴後由海外匯回的大量資金，在低利率下勢必要尋找投資標的而投入國內股市的結果。不必說，只要氾濫資金全部投入股市，一定造成下一輪的股災。如果投入房地產，則是另一波的泡沫。我們需要大量的新創事業，來吸納在銀行裡嚴重過剩的民間資金。

「社會型企業」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營利事業，但其營利不全是為了出資股東，而是為了提升競爭力、永續經營、擴大服務。最著名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創立的「葛拉敏」（鄉村）事業體，且在歐美亞非各洲都有成功複製的經驗。在台灣也有一些先行者在努力嘗試，包括部分社區及微型企業。

既有的企業體要轉換為「社會型企業」非常困難，因為股東意見很難協調。可以想見，「社會型企業」必定大多是新創事業。從政策的角度，推動「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幾乎是一體兩面。政府應積極鼓勵創業，更該鼓勵「社會型企業」的創業，因為「社會型企業」提供原先商業體系無法滿足的服務，而且以保留盈餘再投資而非股東分紅為企業目標，有更強的動機去擴大雇用－－有助於減輕失業。

低利、免擔保的微型創業貸款，有如尤努斯在孟加拉設立的「窮人銀行」（在台灣可改稱「誠信創貸」），是「起業型社會」的催化劑，也是「社會型企業」的後盾。行政院勞委會的微型創業貸款與「鳳凰計畫」，青輔會的青年創業貸款與「飛雁計畫」等，毫無疑問必須再擴大－－擴大十倍都不為過，因為受惠者不夠多！

用來擔保這些創業貸款的中小企業信保基金，也必須再增資至少數倍，提供全額擔保，簡化審核程序，讓銀行更快地貸出更多筆的創業貸款－－這對失業者、創業者、銀行以及整體社會都有利益。最高決策者該去過問一下：這些立意甚佳的政策，到底成功件數與總額多少？主辦機關有沒有盡力？銀行有沒有配合？

經濟部新提出的製造業投資五十萬元以上五年免稅，並沒有嘉惠非製造業與五十萬元以下的微型創業！沒有好的政策引導，民間微型創業會趨向於停留在非正式經濟的領域，也就是都不去登記立案，但這樣他們長期經營的意願就會降低，政府也抽不到他們的稅。

經建會與文建會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有許多項目應該朝「社會型企業」的方向來規劃。設立社會機制如大眾創投基金來引導民間資金投入文化創意產業，可以同時促進供給面及需求面－－愈多人投資在文化創意產業，會引起愈多人去消費。文創產業不能靠少數資本家的投機冒險與政府的補助，要靠大眾參與帶動。

在經濟谷底，該做的事情更多，也更要有長遠眼光，更應該以進步的社會價值做為政策的方向！

發表於2009/04/23聯合報名人堂

十六字信息的意涵

在中國海南島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已經成為亞洲各新興經濟體進行實質對話的重要場合。今年的博鰲論壇年會，著重於討論金融風暴後，亞洲新興經濟體如何共同抗拒貿易保護主義，維持區域金融穩定，加強雙邊貨幣兌換，乃至設置共同外匯儲備基金等財經合作事務。由中國主導的博鰲論壇，體現了所謂「東協加一」的意義。

當然，對台灣而言，博鰲論壇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即它是台海兩岸政府代表進行非正式公開對話的場合。去年，未就任的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先生，帶領台灣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代表團參加該論壇，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先生交付了十六字的信息：「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今年，在代表團領頭的前監察院長錢復先生出發前，據報導馬英九總統也交付了十六字信息：「同舟共濟、相互扶持、深化合作、共創雙贏」。這十六字所傳達的是一個真實的信息－－長期而言，兩岸若要「深化合作、共創未來」，則在短期內，北京領導人必須要理解台灣以及馬英九國民黨政權的處境，要能夠「同舟共濟、相互扶持」。

在推動兩岸更加開放和密切的經貿合作來往上，馬英九總統所面對的是民間的疑慮，以及民進黨的激烈反對。最為重大的，當然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研擬與簽訂問題。雖然ECFA暫時不在兩岸代表會談－－第三次江陳會的正式議程之上，但是只要理解到這個協議對台灣經濟以及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以及馬總統推動ECFA的決心，就可以推斷所謂「同舟共濟、相互扶持」，是有具體指涉的，而且不是別的，就是ECFA。

馬英九總統需要北京領導人在ECFA議題上能夠與他同舟共濟，乃是因為ECFA在台灣內部所遭遇的反對和質疑是否成立，都繫乎中國政府的戰略決策。ECFA被質疑的，無非仍是政治主權是否受到侵蝕，以及台灣經濟是否將完全依賴中國而受到宰制。民進黨對ECFA先前幾乎是全面地反對，近來則有理性討論的聲音。學界則以青壯代經濟學者洪財隆博士最有代表性，在工商時報的專題版面上與經濟部長尹啟銘分庭抗禮。

洪財隆博士的論點可謂審慎保留派，他並非全面反對兩岸建立某種經濟協議，但是他提出條件說，其中最關鍵的是中國不應反對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當然，台灣即使不與中國簽訂ECFA，與其他國家達成FTA的機會並不會比較高。但是台灣反對人士所擔憂的，卻是台灣經濟自主性成為甕中之鱉，等待最後的捉拿。反對人士的擔憂是否成立？可以說，取決於北京決策者的取捨一念間。北京可以更加寬容慷慨，以此讓台灣步入更深化的合作階段，這就是馬英九總統的信息。

不論如何，就算胡錦濤、溫家寶願意同舟共濟，馬英九總統所面對的國內政治困難，還是不能靠北京的善意去解決。國內不同政治立場者的意見以及不同階層民眾的利益，都需要協調整合，對國家未來的信心，更需要馬總統展現更大的決心來提供保證。

發表於2009/04/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