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可怕的三獨合流

達賴喇嘛訪台之後，緊接著又是熱比婭女士的電影事件。據說中共最擔心的是所謂的三獨合流－－台獨、藏獨、疆獨，而這也是諸多親共媒體文人煞有介事地陪著中共一起擔憂的題目。事實上，任何對台灣外交與戰略情勢及台獨運動略有所知的研究者，可能都說不出來所謂的三獨合流究竟要怎麼流。質言之，三獨合流對中國根本是不存在的威脅。

先看看中共所指控及防範的達賴喇嘛及熱比婭女士，究竟是否代表了藏獨（圖博）與疆獨（東土耳其斯坦）－－這兩位都宣稱他們並不主張脫離中國而獨立，因此所謂藏獨和疆獨運動究竟所指為誰？是由西藏流亡政府外圍的青年組織？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或是更為激進的團體？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運動組織與台灣的關係更為遙遠，幾乎看不出任何合流的可能性。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政府曾提供以支持人權與民主化為名的國際補助。從世界各地寄來的申請書中，有少數來自在歐洲或亞洲的西藏及維吾爾團體。但這些國際補助的金額非常小，補助的標的都是研究計畫或會議，審核程序都是透明公開的，絕非所謂秘密外交，也不是什麼國安密帳。換言之，台灣是以類似西方民主社會在對待各國人權與少數民族運動的態度來給予捐助，所秉持的立場是普世價值而非國家利益。

即使在綠色陣營的外交與戰略圈子裡，主張與藏獨、疆獨乃至非聯合國會員的國家組織等結盟，以此來推動台獨的，都是極為少數，或應該說被認為是奇想和異端。原因在於主流的研究者與決策者都很清楚，台灣的國際地位取決於中國與美國的權力均衡關係，而不在於台灣和藏獨、疆獨的結盟。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偏獨的涉外學者和官員思想都很務實，不會以為結合藏獨和疆獨，對台獨有什麼好處。

台獨其實並沒有要和藏獨、疆獨結合的動機。但是更重要地，台灣今日之所以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其原因與西藏（圖博）和新疆（維吾爾）與中國的拉鋸關係完全不同。西藏與維吾爾人在文化及宗教上都和漢民族有差異，歷史上一向有獨立王國的傳統，也和中原的漢族帝國有綿延不斷的衝突，過去和未來都幾乎無法解決。而台灣是以漢族移民為主，與中國的分立並非文化不同，而是因為國際局勢的安排與政治制度的選擇。所謂三獨，只是中共的說法。其實兩岸關係與漢藏、漢維關係，幾乎沒有任何共通性。

台灣人多數本來並不關心西藏的政治問題。藏傳佛教信徒中，少有強烈的台獨人士，可知台獨與西藏在實質的社會基礎上其實聯繫並不多。但是在達賴喇嘛在中共高壓下訪台後，台灣人對西藏的好感與興趣倍增。對新疆更是如此。台灣人對維吾爾文化普遍近乎無知，過去聽過熱比婭的人非常少，如今卻因為中共反對播放影片而開始注意維吾爾問題。可以想見，熱比婭女士會成為台灣的話題人物。

本來所謂三獨合流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但是非常弔詭地，中共本身愚昧的高壓態度，造成了台灣與西藏、新疆的共通性。由於中共在台灣發動各種力量封鎖打壓達賴喇嘛和熱比婭女士，使得台灣人感受到肅殺的氣氛而覺得自己的命運似乎和西藏與新疆愈來愈像了。

發表於2009/09/2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達賴喇嘛離台之後

達賴喇嘛已經離開台灣，卻留下比過去兩度訪台更宏大的影響力，而且餘韻相當深遠。北京的傾力打壓，反而造成台灣人民對達賴喇嘛乃至藏傳佛教的高度好奇心。電視上這一分鐘的新聞在批評達賴，下一分鐘的節目卻在豐富的西藏文化、神秘的藏傳佛教等主題大作文章。達賴的擁抱、施藥、戴小紅帽、自嘲英語不好的一言一行，吸住了台灣人的目光，也打動了台灣人的心。往後藏傳佛教在台灣更加盛行，並非不可想像的。這是合力圍堵達賴喇嘛的中共政權以及台灣內部的親北京勢力所始料未及。

台灣的親共媒體與文人，還有中國對台工作的學者和記者們，這陣子努力生產了許多批判達賴的言論，達賴離台後，他們又開始說達賴此次訪台行如何失敗，台灣人如何討厭達賴等等。他們的動機很容易理解，即是要向北京表態邀功，表示我罵了有效果。但是這樣的表態邀功是極為誤導的。如果北京決策者採信了，以為台灣人民真的和他們一樣對達賴喇嘛同仇敵愾，又以為往後就該沿用這類高壓言論攻勢來對付台灣，這樣就真的會破壞未來兩岸人民之間的關係。

中共竟然會要求或期待台灣人對達賴喇嘛同仇敵愾，這是最令台灣人不解與驚駭的。中國大陸有牽涉現實利益也有基於國族主義的漢藏衝突，但是這些漢藏衝突與台灣人民毫無關聯。過去在台藏人人數少，絕大多數台灣人大半輩子不認識一個藏人，完全無從體會中國大陸的漢藏之爭。事實上，許多台灣人根本不知道西藏有個流亡政府在印度，對於所謂分離運動既無了解更無從產生惡感。相反地，在宗教觀相對寬容而佛教也很興盛的台灣民間，就算是一個普通人，只要他沒有做過對不起我們的事情，我們都不會以敵人待之，更何況是一位對我們極為友善的活佛？

中共及親共勢力對達賴喇嘛的強烈敵意，以及要求台灣人民同仇敵愾的高姿態，嚇到了許許多多的台灣人，尤其是佛教徒。和中國關係改善不到一年，立即被中國要求必須一起去恨他的敵人，這對許多台灣人來說，是一次對於大中國民族主義的親身體驗－－我們已經被籠罩在這個大中國民族主義的超級颱風圈裡。要我們去恨一個與我們無冤無仇的人，去恨一個慈悲、幽默、有魅力的長者，這是很令人不舒服的經驗。

敵意的言行其實是受到北京的鼓勵而出現的，但回頭又被親北京的媒體與文人引用為台灣人民厭惡達賴的証明。事實相反，這些敵意言行造成台灣民間極大的震撼。電視主播非常情緒化的詆毀發言，在網路上受到圍剿。在台灣頗有社會基礎，尤其在文化菁英階層有很大影響力的藏傳佛教信徒們，即使默默不語，沒有發出抗議之聲，但是對這些毀謗佛法的言行，其內心的不滿是可想而知。

未來的事實發展會證明，可能破壞兩岸關係的不是達賴喇嘛訪台，而是北京政府及其在台盟友對達賴訪台的處理方式和態度。北京領導人若有足夠智慧，應該明辨兩件事：第一，對台灣的關係，不該取決於西藏問題；第二，對台灣民意的理解與掌握，不該假手於趨附北京的媒體集團及文人學者們。

發表於2009/09/0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評估民進黨的道德與國民黨的利益

民進黨人促成達賴喇嘛來台，自以為獲得道德勝利而沾沾自喜。國民黨人從阻擋到批判達賴喇嘛來台，自認為是捍衛國家利益而毫無羞愧。雙方的辯士、謀臣、打手，也都遵循這樣的分界而爭奪著、叫囂著、撕打著。這是一個荒謬可笑的場面。事實上，民進黨人在道德上該受嚴厲的譴責，而國民黨人並沒有真的維護了國家利益。

民進黨人該受譴責的地方是，他們近年來學會了：總是用最崇高的理念來遂行最自私的動機，總是用普世的價值來造成社會的對立，總是逼迫人們做那痛苦的選擇－－明知他們骨子裡是為了政治利益，但不得不去支持他們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這一個星期以來，就有兩件事情說明了民進黨人的這種心態和行徑：邀請達賴喇嘛來台和ECFA公投案被駁回。

先談公投案。民進黨此次提案的內容是要求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應該交付人民公投決定，也就是要公投決定是否該公投。這樣的公投案在一提出來的時候，造成一片譁然還有哄笑，不論是支持或反對實質議題ECFA的人都有很多的批評。很多人對民進黨提出這種公投案非常失望－－不直接針對是否支持ECFA來公投，還繞個彎來公投是否要公投。

民進黨提出這種公投案，其實早有心理準備會被公投審議會駁回。形式上，這個公投案的文字確實既不屬於立法原則的創制也不是重大政策的複決。當初如果真的要好好寫個可以通過審議會形式審查的公投案，以民進黨濟濟多士絕對辦得到。

結果民進黨不敢在實質問題上採取立場，直接反對ECFA，卻採取了投機取巧的公投決定是否該公投，暴露了自身邏輯的缺失－－如果ECFA本來就該公投，那麼何必經過公投來決定是否該公投？為什麼不直接提實質議題的公投，卻要提程序議題的公投？

在台灣短短的公投史上，民進黨已經數度操作這樣的手法：公元兩千零四年的所謂和平公投，以及兩千零八年的入聯公投，都是用虛幻的詞語來擬定公投案，都不是真的要讓公投通過而是為了有助於競選，這些公投都是為了民進黨本身的政治利益而非台灣的國家利益，但是卻要逼迫著支持直接民主、支持台灣國際地位的人們來加入和配合。

對於邀請達賴喇嘛來台，何嘗不是如此？所有接受藏傳佛教的人、所有同情西藏的人、所有認為台灣應該遵奉普世價值的人，都歡迎達賴喇嘛來台灣，但是不見得同意民進黨人這樣的操作手法。很無奈，民進黨再度綁架了這些懷有崇高價值觀的人民。

至於某些泛藍或泛紅人士，以為是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而批評讓達賴喇嘛入境，但非常明顯地這種論述卻是違背了台灣長期的國家利益。台灣在世界上繼續做為高舉普世價值的華人國家，對台灣是有極大的戰略利益的。這樣的戰略利益關係著台灣中華民國的根本生存，應該優先於特定的經濟利益，但是我們的學術和輿論界一向缺乏對國家利益的探討與界定，以致於在利益的優先順序以及政策選擇上都非常錯亂。

濫用和誤用道德理想的反對黨，以及誤解和傷害國家利益的執政黨，造成我們今日的不幸以及未來更多的憂患。

發表於2009/09/0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亞洲民主領袖的典型日遠

南韓前總統金大中在上周辭世，似乎象徵了一個亞洲民主化的年代逐漸走入歷史。金大中先生毫無疑問是跨世紀的亞洲民主領袖，從一九七零年代領導民主運動，與朴正熙競選總統，經歷迫害與流亡，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鬥爭早已使他成為亞洲民主的偶像人物；在當選總統之後，於公元兩千年實現南北韓的和平對話，諾貝爾和平獎肯定了他對世界人權與和平的貢獻。金大中先生代表了某個世代的亞洲民主領袖，而這種典型已經愈來愈稀少。

韓國人具有極強烈的國族主義性格，韓國做為東北亞的一份子，與亞洲各國有著複雜的愛恨情仇。但做為韓國民主領袖的金大中先生卻不僅僅自視為韓國人，曾經旅居歐美的他，比起一般亞洲國家政治人物，更具有全亞洲的視野。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就組成了一個基金會，成為集結亞洲民主領袖的論壇，成員包括他在七八零年代所結識的亞洲各國民主運動領導人：菲律賓的艾奎諾夫人（也在今年八月初過世），緬甸的翁山蘇姬女士，台灣的施明德先生等等。金大中先生在當選總統之後，更擴大這個基金會的運作，邀請亞洲各國民主政黨的新世代人物到韓國參訪。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就曾在此機緣下受邀至青瓦台晉見金大中總統，也被安排到韓國民主聖地的光州參訪。

在九零年代，韓國有金泳三和金大中兩位出身反對派的總統，韓國成為亞洲民主化的範例之一，也較有資源來做亞洲民主運動的串連。金大中有意識地結合各個亞洲民主黨派，雖然僅止於人與意見的交流，而沒有實質的援助，但是對於形成亞洲民主社群的想法，有很大的作用。到了盧武鉉總統的任內，韓國在亞洲民主推動的工作上反倒沒有金大中時代那麼積極，這可能是盧武鉉的個人經驗傾向國內，或是他所代表的政治世代缺乏改變全亞洲的雄心。

上一代的亞洲領袖由於經歷過帝國主義統治與反殖民鬥爭，具有較深刻的亞洲觀點和亞洲意識。這樣的亞洲觀點和意識，並不是現今一般泛泛之論的所謂東協加三、區域整合等功利觀點。不論這幾位亞洲領袖後來的人生與思想經歷走上了哪一條道路－－左派或右派、民主或專制、傳統或西化，包括李登輝、李光耀及較晚的金大中等，他們對亞洲有較深刻的歷史認識，也有一定的責任感，這是在公元兩千年之後各亞洲國家的領導人較缺乏的。

在台灣比較積極關心亞洲民主化，而常被與金大中等人並稱的政治領導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施明德先生之外，還有呂秀蓮前副總統及許信良先生等。由於冒險傳奇經歷的類似，許信良尤其常被和金大中相提並論。陳水扁前總統也曾想著力於亞洲民主化，更一度想效法金大中先生推動和解和平，還把金大中與金正日兩位元首握手的照片放在辦公室內，很可惜他缺少了金大中的歷史責任感與道德勇氣。至於國民黨當朝人物們更是等而下之，別提對亞洲民主的責任感，連談得上興趣的可能都沒有吧。

發表於2009/08/2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災區去來

風災後的第一個週六，參加朋友們的四輪驅動車隊運送消毒水和發電機到六龜災區。清晨五點天剛濛濛亮就從台北出發，大約九點半進入災區，行經荖濃溪谷，許多道路早已坍陷消失，落差高達二十多公尺。幸好四輪驅動車能夠在溪床的石塊和泥土上前進，還能夠上下陡坡，也幸好堰塞湖沒有潰決，我們順利將鄉公所人員指定需求的物資，送到包括山地育幼院等四個位址。

平時我不喜歡參加這群朋友的山野活動，因為吉普車越野對環境生態是有破壞的－－儘管這種破壞相較於錯誤的政策是微乎其微。但是在災難的時候，若沒有這批喜歡上山下海的剽悍男兒，他們的義勇與冒險精神，以及他們的重裝備（包括無線通信機），一般沒有組織的人以及民間車輛很難擔負起救援的工作。他們告知要去救災，我就決定一同前往。

到了目的地，毫不意外地，看到許多熱心的民間志工積極地幫忙，但也看到整個環境是近乎無政府狀態。我們是事先和鄉公所有聯繫的，所以還採購了他們所指定的物資來捐贈，但是到了當地都很困惑於到底該在哪裡交付物資，車隊在混亂中繞行了一陣子，最後依照現場判斷才將物資分四個地點卸下。至於那些沒有與地方聯繫而自發參與的救災志工，我相信他們一定感到更茫然。

如果救災指揮體系的遲緩和紊亂，只發生在災情還沒有很明確的前兩三天，那麼政府官員的卸責之詞還算有點根據。問題是在我們一群業餘志工以及無數熱心的民眾都進入災區之後的好多天，還發生民間救援物資的類別和數量與需求不符合（例如泡麵和瓶裝水太多），甚至美軍援助物資被運來運去等等諸多荒謬情狀，只能說這個政府的各個環節近乎脫鉤，而這個國家的領導體系有很嚴重的毀損。

在現場，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混亂是如何發生的。整個國家領導體系的脫線，似乎影響到了民間。關於台灣民間的活力，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依照過去的經驗，在各種情況下，即使政府官員無能，會有民間領袖跳出來，在群眾中帶頭－－我所指的不是媒體上的學者專家，而是鄰里之間特別有處理各種現實情況能力的阿叔阿嬸大哥大嫂。但是這次這樣的人卻似乎少了，使得被政府忽視的災民感到更加地無助。

我想到自解嚴前後發展的各類地方草根運動，以及十多年前開始發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這些社區運動，加上台灣本有的民間文化，原本已經創造出部分社區生活的機制，也訓練出一些多才多藝的社區領袖，更重要的是逐漸培養了相當程度的共同體意識－－在社區層次就是社區意識，在國家層次就是台灣意識。一個社會或社區在遇到災難的時候，要能夠讓所有人立即團結互助，建立自願性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以共同度過危難，就要靠這種共同體意識。

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本來是國家領導人應該重視的長遠社會工程。我擔心在上一任總統過度操弄這種共同體意識，而這一任總統又漠視甚至刻意拆解這種共同體意識，往後台灣在面對天災及戰爭威脅的時候，會變得更為脆弱。

發表於2009/08/1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天災與亞洲政治

兩個颱風分別侵襲菲律賓、台灣、中國和日本，重創範圍遍及東亞與東南亞；而印度、台灣與日本又在近日內發生多起地震，印度與日本地震時間很相近，海嘯警報廣及緬甸、泰國、印尼、孟加拉。我不是氣象或地震專家，不該講什麼天災進入頻仍期之類的話題。但是太多的天災將會對亞洲的國際政治產生什麼影響，則是我很好奇的問題。

氣候是否有異常，或是異常到什麼程度，這是科學家還在爭論的問題。但是對一般人而言，只要遭受過一兩個天災的苦難，就會深刻地感覺到災難似乎比過去更多了。在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重大危害的時刻，各國政府都會加強警戒，或至少要在人民的期望下做出個姿態。亞洲各個國家的政府，勢必要在區域性的天災地變威脅下，做更好的情報資訊交換合作－－從各個氣象機構到軍隊，都必須有更緊密的聯繫。

在天災威脅下，有更多的國家資源，將被配置在災害防制以及救災和重建等工作。亞洲，尤其是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正扮演著促進全球經濟復甦的重要角色。如果亞洲遭受更大規模的天災，這樣的經濟成長力道會減弱到什麼地步，還不得而知。汶川地震對四川造成重創，但整個中國經濟很快就回穩。莫拉克颱風給台灣的損害超過九二一地震，要多少資源投入重建？要多久可以恢復？

國家的資源要大量配置在防災和救災，則在亞洲各國的政府預算都佔有極高比重的軍隊，其角色必然受到檢視和質疑。尤其是在亞洲區域經濟更邁向整合的未來這幾年，各國維持那麼高的國防預算（中國、日本、印度、印尼、新加坡、台灣等），究竟意義何在？這會在各國內及國際間成為議題。在大規模天災之後，軍隊的主要任務將會由作戰備戰轉為有更多的民間安全勤務。或許未來會有更多人發現，能夠救災的軍隊才是有用的軍隊。

台海兩岸共同受害於一個颱風，顯示出黑水溝的海峽中線只擋得住人，擋不住老天。凌駕人類力量之上的大氣變化或是地殼變動，使得我們發現國界是這麼容易跨越，這麼意義薄弱。在台海兩岸之間，更多的天災預防和人道救助的共通需求會產生。政府和民間的緊密合作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必擱置政治問題，根本來不及擱置了。更好的通報機制和經驗與人才的分享必須要趕快做。

然而大規模的天然災害，並不會減損國家的功能。人民對政府的期盼比平時更為殷切，此時政府的效能就更為重要。在同一個風災裡，兩岸政府的處理能力將不免被拿來比較。雖然颱風跨越國界，但是老百姓得到的救助（或是遭遇到的無助）則是有國界的。國家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人民的生存安全。在天災地變的嚴酷情況下，政府領導人有什麼氣質和魅力都變得不相干了，反而是整個政府團隊是否能夠有效率地解決大大小小的具體問題，比什麼都重要。台灣一定要做得更好，才不愧為進步國家。

發表於2009/08/1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胞證的倫理問題

幾位民進黨重要人物為了是否持用台胞證或是否辦理台胞證，影響了他們去或不去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的決定。台南市長許添財先生近日內以拒絕辦理台胞證而放棄了赴中國福建廈門市主持帆船賽的開幕式，這是最近的例子。當然，許市長很可能是因為時機敏感而決定不去中國，然後才以台胞證為理由。換句話說，是政治判斷而非道德選擇決定了他的行為。

不管真實理由是什麼，依照這幾位重要人士表面的邏輯，中國可以去，但是台胞證不能領。如果要拿台胞證，就寧可不去。為了去中國而拿台胞證，似乎是等同於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招降。這樣說來，請領台胞證是一個牽涉國家認同與愛國心的重大倫理問題。也就是說，他們暗示了，許多已經使用過台胞證的台灣國民不符合某種道德標準。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必須好好探討。

中國可以去，但台胞證不能領，這樣的立場能夠站得住腳嗎？我曾經當面請教過一位台獨運動大老。這位台獨大老拒絕使用台胞證，但他也曾經說願意往訪中國，前提是中國政府容許他不使用台胞證。我問這位台獨大老，你這樣的立場是否能夠普遍化？也就是說，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是否能夠效法你的道德情操，不領用台胞證，但又能夠進入中國大陸？如果一種道德立場是不能夠普遍化的，那麼它究竟算不算是一種道德立場？

依照這幾位民進黨或獨派人士的道德標準，則除了他們幾位能夠獲得中國政府特別通關待遇的以外，全台灣民眾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為了請領台胞證而違背自己的國家認同，破壞個人的道德完整性；另一是為了保持愛國心與道德性而拒絕踏入與我們有特殊關係的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如果把全體台灣人逼到這樣要二選一，那麼這樣的道德標準是對的嗎？是能夠維繫的嗎？

台胞證是一種荒謬時代過度期的產物，是兩岸事實上有兩個國家，但某一方或雙方卻不承認這個事實，但又必須默許這個事實存在的產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但為了讓中華民國國民能夠入境和居留，於是製作了看起來好像護照的台胞證－－全名是「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是旅行文件，看起來像護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未宣稱那是護照，也沒有護照的功能。

事實很清楚，在中國大陸以外，這份證件是沒有用的。台灣人在全世界旅行，拿的還是中華民國護照（除了一些拿外國護照的），而不是台胞證。台灣護照第一頁寫的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茲請各國有關機關對持用本護照之中華民國國民允予自由通行」，而台胞證寫的則是「請主管機關對持證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協助」，其僅限中國國內有效的性質很明顯。

拿台胞證的台灣人，他的目的是到中國旅行或居留，不代表他接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更不代表他放棄了台灣認同或自尊。事實上，台灣人不必為了一份證件的形式而放棄了他旅行的自由－－那是至高的個人自由。台灣人可以去中國，也可以不去中國。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去或不去中國，都是個人的自主決定。某些政治人物標榜了自己的台獨道德，卻污衊和為難了自己的同胞，這不是勇者的道德。

發表於2009/08/0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