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的態度問題

在陳水扁前總統極力拉住民進黨，做為他的司法案件政治化的策略之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女士說，黨務幹部不可參加挺扁或反扁活動。所有人都知道蔡主席此時非常地為難，蔡主席的做法聽起來似乎也是不得已，可是，這種迴避取巧的做法，恰恰顯示了民進黨今日最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態度問題。

民進黨從政者的操守問題，或許被認為是少數人的問題，可以隨著陳水扁先生的退黨、開除甚至判罪服刑而獲得解決。但是整個民進黨昧於事實，怯於處理的態度，卻是大多數人的問題，是一個黨的組織文化問題，這不是切割或不切割阿扁就算混過去的。

陳水扁前總統的案件，對於民進黨一個政黨來說，不可能不表態。不僅不能不表態，而且應該要全黨上下當作是「重大問題」來討論並且嚴正表態。毫不誇張地說，為了阿扁的案件，召開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來開個兩天會，激烈討論、動用表決、做決議都是應該的。主要政黨對重大問題迴避表態，簡直是不可思議。

道理很明顯，陳水扁不是民進黨的小角色，他是卸任總統、前黨主席、最重要的從政黨員；而他所牽涉的案件是全世界所關切的，極具公共倫理意涵，更關乎民進黨的聲譽甚至台灣的國家形象。民進黨整個黨的生存發展，都和如何處理這個案件有關。這不是民進黨的重大問題，那什麼是重大問題？政黨對重大問題不表態，那要對什麼問題表態？

似乎，蔡英文主席和民進黨的領導幹部們，還沒有看清楚他們所面對的後陳水扁形勢。他們可能誤以為民進黨現在所要照顧的只是國內一些挺扁黨員和群眾，他們只要低調敷衍過去，讓挺扁群眾不要掉轉矛頭對準黨中央就好。等著阿扁被收押，讓司法來幫民進黨中央解決政治負擔，阿扁自然會樹倒猢猻散，黨內挺扁勢力遲早瓦解，然後民進黨可以重新做人、整軍再戰。

如果民進黨中央的態度，真如我所推測，則民進黨的危機之深重，還遠超乎今天所能看見的情況。陳水扁前總統涉案一事，對民進黨形象、對台灣民主所造成的傷害程度，蔡主席和他的幹部們還沒充分領會。在華人世界裡，鳳凰衛視製作了「從律師到被告」的專題節目，收視極廣；中共中央電視台也不間斷地報導案件發展的新聞。可以說，民進黨在華人世界裡的形象從未如此低落，套句股市用語，「還看不見底部」。

民進黨除了台灣的選票以外，還需要華人世界的好感嗎？當然需要。民進黨若要為台灣民主辯護，就必須獲得全球華人的尊敬－－民進黨雖然從不曾在華人世界裡得到多數支持，但曾經因為民主理念得到過尊敬。而今，一個陳水扁的黨，不享有尊敬，只有無盡的羞辱。

其實，可以決定尊敬或羞辱的，是民進黨自己的態度。如果面對這麼重大的問題，都還是躲躲閃閃、想要矇混敷衍過去，那麼民進黨勢必不可能承擔更大的歷史任務。蔡英文主席和民進黨領導者們，究竟要選擇他們和陳水扁個人之間的小恩小義，選擇討好一小部份的選民，或是選擇民進黨對台灣的承諾，這也是一個很根本的態度問題。

未發表

國民意志比軍購重要

美國國會原本將在九月底休會，那時台灣政府本來以為美國國務院不會向國會提出軍售案了。外交部甚至準備了一套說詞，表示即使軍售沒有批准也不代表台美關係有任何改變。但是國內諸多評論者不做此想，紛紛批評馬英九政府把台美關係搞砸了。

沒有意料到，十月初美國國會為了金融紓困預算延會，而行政部門在此時向國會通知了對台灣的六項軍售案。在國會休會後，軍售案不需表決將自動生效。對此，國民黨政府大喜過望，帳簿上多了六十五億美元應付帳款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對賣方表示感謝，總統府發言人還興奮指出台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台美關係究竟有沒有進入新的階段，要留待以後才能看得清楚。在美國金融風暴以及來臨的全球經濟大衰退下，美國與中國的國力會有什麼樣的消長，特別是明年的白宮新主人會如何應對新的美中關係，這才是台美關係有沒有新階段的關鍵。對台軍售只是美國政府用來調整美中台三角關係的一支工具而已。

華盛頓的決策邏輯是容易理解的。美國政府不認為台海在短期內會有戰爭的風險，而對台軍售也不至於如同在陳水扁政府時期會鼓勵台灣採取可能引發衝突的冒險作為。通過對台軍售雖然會引起北京的不滿，但也還不會讓兩國關係真的有什麼倒退。相反地，華府甘冒北京不滿而履行對台北的承諾，正是世界超強要發給亞洲盟友們甚至全世界的訊息。更進一步，六十五億美元的採購合約當然是不無小補。

布希政府的決策邏輯容易理解，馬英九政府的戰略思維和作為可就讓人很困惑了。從過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馬英九政府確實把軍售案當成台美關係的主要指標，而且馬政府對於現階段的台美關係是相當忐忑沒把握的。今日的馬總統為何會在台美關係上如此忐忑？原因在於昨日的馬（國民黨）主席以及整個藍營的立法委員們，過去數年內把軍購預算當籌碼玩弄，執政後卻又對美國老大哥前倨後恭，如此態度自然難以把持政策一貫性和主動性。

但是馬政府最大的問題還不在對美關係，而是他們對於台灣國家以及兩岸關係的願景更加模糊而令人困惑。質言之，再多的武器，也無法讓一支不知為何而戰的部隊擁有戰力。馬英九總統既沒有鞏固台灣中華民國的意志，又缺乏直接與北京討論政治問題的膽識，只能任令兩岸關係被經濟需求拖著而盲目前進。

如果台灣中華民國的政府沒有凝聚國民意志的決心，那麼採購這麼多武器，除了討好美國以外，還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們的領導人有能力強化台灣的認同和國民意志，又敢於和北京商討和平對等的未來政治架構，那麼台灣的命運還必須要繫於美國的軍售嗎？

發表於2008/10/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一則兩岸分立合作共榮的故事

當麻省理工學院（MIT, 1861）在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南岸建校的時候，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1636）在河的北岸已經矗立了近兩百年。哈佛是在北美大陸上創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不意外地，新創立的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一批教師們大多來自哈佛。

早自一八六九年，MIT創立後的第八年，哈佛大學就展開了兼併MIT的企圖。哈佛任期最長的校長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本身是哈佛的畢業生，又在MIT創校頭幾年擔任MIT的教授，回到哈佛成為校長之後，他展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努力，要把MIT併入成為哈佛大學的理工學院。三十多年間各類合併的方案被提出來，但是被MIT一一否決，直到一九一四年哈佛終於放棄了兼併的企圖。

從哈佛人－－盤踞著美國產官學界最高層的菁英集團－－的觀點來看，MIT師生對合併案的頑抗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哈佛是歷史最悠久、占地最廣大、人才最優秀、資產最雄厚、成就最輝煌的機構，而當年的MIT不過是個又新、又小、又窮的技術學院。併入哈佛，大家都做哈佛人，在當時對MIT師生來講，應該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才對啊。更何況，MIT根本就是哈佛人所創立的，MIT的歷史不就是哈佛歷史的一部分嗎？

但是小小MIT的師生們可不這麼想。他們標舉知識和實作並重的新傳統，並且在哈佛大學近乎全面霸占的查爾斯河北岸一塊狹長河濱地上建立了新校園。新校園上的建築物，多數看起來像工廠，遠比不上爬滿長春藤的紅磚樓或石砌教堂那麼優雅莊嚴。然而歷經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和二次世界大戰的麻省理工學院，就在這小小地面上崛起成為美國科學和科技的重鎮。

今天，去到麻州劍橋市，遇到兩校的學生，問他們是否知道哈佛企圖合併MIT的歷史，大多數的學生必定連聽都沒聽過，很可能還難以置信地反問「你瘋了嗎？」「這太無聊了吧？」的確，何必呢？現在的哈佛和MIT是兩個幾乎連在一起的校園，也是一個近乎完全整合的知識社區。兩校的老師頻繁地到另一校教課，兩校的課程學分互相承認，學生憑著本校的學生證可以在另一校暢行無阻，太多的學生擁有兩校的身分－－在這一校讀大學本科，在另一校讀研究所，或是同時修兩校的不同學位。

哈佛完全放棄了合併MIT的企圖，因為早就沒有必要。MIT人有著強烈的自我認同，MIT學生們永遠流傳著取笑哈佛人的笑話－－或許在地大物博的「母校」身邊，必須如此才能維繫認同吧。但同時MIT人也沒有愚蠢到去否定他們和哈佛的關係。兩校都從對方的存在和分工合作－－還有激烈的良性競爭中獲利。如今，Harvard-MIT是連在一起的名字，這個名字代表了全球士人崇仰的殿堂，也是人類科學知識探索的前沿。而查爾斯河沿岸及大波士頓地區，則成為優質高校林立的人文薈萃之地。

如果哈佛兼併了MIT，一切會比現在更美好嗎？艾略特校長身後一百年有知，會對當年的執著啞然失笑嗎？一則兩岸分立合作共榮的故事，講到這裡就可以了。

發表於2008/10/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的馬英九危機

馬英九總統對於台灣國家地位的表述，短期來講很符合中共的期待，因為他把兩岸關係表述為並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而馬英九先生對於中華民國的定義更是對中共有利，因為他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繼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著全中國代表權的政權，這基本上把兩岸關係倒回國共的內戰，內戰狀態的延續是中共最歡迎的－－因為他們早就是贏家。

馬總統的表態，是想要做個乖孩子－－美國和中國眼中的乖孩子。乖孩子是受大人歡迎的，特別是在壞孩子陳水扁前總統這幾年來將兩岸與台美關係的船搖得令所有人暈頭轉向之後。所以，這幾週來，美國華盛頓郵報說台灣走向了對的路，中國再沒有理由拒絕台灣加入國際社會；美國政府首度表態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而北京更端出諸多兩岸經貿方案給馬英九鼓勵鼓勵。

但是乖孩子不見得是個聰明孩子，過於順從的孩子更往往不是有獨立人格和思考能力的孩子。來自華府與北京的摸摸頭，不代表馬政府做了最有利於台灣的事情。馬先生一心要化解兩岸的僵局，卻選擇了一條短期內乖巧但長期則是災難性的路徑。為什麼是災難性呢？因為馬英九已經讓台灣人民對國家未來的信心幾乎完全渙散，也使得國內的政治共識降得更低。

台灣正在進入自從一九七八年與美國斷交以來最為嚴重的信心危機。台美斷交還引起了不少青年的憂患意識和愛國義憤，但是馬英九總統自己製造的危機則是一步一步地啃蝕著台灣社會對政府和國家的信心。從期望到失望，馬政府所引起的是很急劇的民心變化。

在馬英九先生當選之初，有某些偏統的學者曾高度樂觀地期待馬英九「掌握歷史機遇」。他們可不僅僅是期待馬英九對台灣做點什麼，他們認為馬英九是能夠對整個大中國做出劃時代的大改變。簡化地說，他們相信馬英九有可能以他個人的魅力，成為全球華人的偶像或精神領袖，以此來帶動中國的民主化風潮，甚至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的歷史主軸從此轉轍。

幾個月前這樣的期待只是天真，現在則證明是荒謬。馬英九先生還沒有得到十三億人的擁戴，就已經失去了兩千三百萬人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支持。這樣的轉變主要肇因於經濟改善的期望落空，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台灣人民赫然發現馬英九還是堅持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而非台灣。馬先生認為他的中華民國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的政權，還有一個極大的意涵，即是如果有一天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有機會代表中華民國去爭取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支持，他們一定會敗給胡錦濤、溫家寶，因為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在經濟表現上還不如共產黨。

短期內馬政府似乎改善了兩岸關係，但是台灣的認同與信心危機將會持續加深，統獨的對立也會升高。最大的原因，就是馬英九本人親自消滅了中華民國，讓一部分人發現既然要一個中國，不如乾脆接受北京的那一個中國－－反正共產黨能力還比國民黨強；另一部分人則發現馬英九心目中的中華民國並不是他們以為的台灣－－原來總統與我不同國。這就是討好的乖孩子將要鬧下的大禍。

發表於2008/9/2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馬英九會不會亡了中華民國

馬英九總統在競選的時候告訴我們要維護台海現狀。就任以後，他的路線並不是在維護現狀，而是大幅地改變現狀。改變現狀是遲早的事情，畢竟這現狀是不可能永遠維繫的。問題是，改變應該要朝向兩岸雙贏，而非台灣片面認輸。很可怕的是馬總統似乎正帶著台灣朝向後者走去。

上週五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亞洲版頭條報導，中國使用外匯存底購買哥斯大黎加的政府債券，條件是要求哥國政府和台灣切斷長達六十三年的外交關係，轉而與中國建交。金融時報的獨家消息指出，在2007年6月1日，中國外長楊潔箎和哥斯大黎加外長簽訂了協議，將中國購買三億美元的政府公債與另外一億三千萬美元的援助，清楚地和哥國的外交轉向掛鉤起來。

世界各國早有的憂慮被證實了－－中國動用其一兆八千億美元的龐大外匯存底為武器，來借貸或餽贈給各國政府，以遂行其外交目標。而台灣應該憂慮的則是：我們是中國金錢外交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是馬英九總統的政策，不僅沒有讓我們減輕傷害，反而讓我們更脆弱、更無助地暴露在中國的攻勢之下。

我們的中華民國，被馬英九總統定位為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著「一個中國」代表權的政體。依照馬英九的理論，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一個國家裡兩個競爭的政權。在冷戰的年代，這種理論提供了西方世界支持自由中國對抗共產中國的理由。但是這樣的理論只適用於冷戰，卻無法在此時幫助台灣立足，甚至將把中華民國推到滅亡之境。

這不是危言聳聽：只要中華民國的各個邦交國－－在我們片面外交休兵之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逐一擊破，邏輯上，中華民國就亡國了。因為根據馬英九的理論，中華民國並不是代表台灣，而是代表大中國。各邦交國改變承認的意涵，即是將中國代表權的承認，從中華民國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如果不是台灣，而又不被承認代表中國，那麼中華民國將何以依附？將何以憑藉？

或許馬英九先生要說：不管別人是否承認，我們就繼續宣稱我們代表中國吧。這和馬先生在金門說的「內戰結束」是違背的。如果兩岸不是兩國關係，而是兩個政權競爭著大中國的代表權，那麼就是內戰狀態的延續，只是沒有砲火而已。大中國代表權的競爭，難道不是早就勝敗分曉了嗎？難道全世界會有任何人相信，中華民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有資格代表中國嗎？

我不是站在台獨的立場批評馬英九－－那要看台獨如何定義。我是要提醒馬總統，你真的錯了。從維護中華民國生存與利益的角度，馬總統應該堅持他在選舉中所講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從「中華民國代表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大陸」－－這樣顛撲不破的事實出發，才能為兩岸找到超越歷史糾葛的第三條路。

發表於2008/9/18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從國家到非國家

「兩國論」並沒有消滅「中華民國」，相反地，「兩國論」對內對外都保護了「中華民國」。九年來，在國民黨內反李登輝勢力的極力渲染扭曲之下，「兩國論」似乎成了「台獨」的代名詞，而李登輝前總統則被國民黨和共產黨聯手打成了中華民族的罪人。到底「兩國論」的真相如何？這是一個詭譎的歷史公案，由於李登輝先生的立場確實有過太大幅的擺動，另方面則恰好因為「兩國論」確實是對台灣有利的一個國家和兩岸理論，導致「兩國論」被國共兩黨共同抵制。

日前，馬英九先生大幅撤退到提出「非國的特殊關係論」；而李登輝先生又再度轉向至急進的台獨路線，也放棄了兩國論。此後，屬於中間路線的兩國論，或將遭受急統和急獨兩條路線的擠壓而埋藏在歷史的塵土之中。今天，我撥開兩國論的蒙上的塵埃，拿來比對馬英九先生的新論述，指出馬英九論述的錯誤和危險。此外，也要強調兩國論並非李登輝先生的私產，而是台灣民主和兩岸關係發展階段的理論結晶。我所講的這套兩國論，名稱上未必要叫做兩國論，也可以和李登輝無關，但那是台灣應該採取而很不幸沒有採取的正確路線。

「兩國論」並不是「一邊一國」。在「兩國論」之後五年，由陳水扁前總統提出的「一邊一國」，是個規範性的（normative）或應然的論述，也就是認為台灣和中國大陸應該是兩個國家，而且要永遠是兩個國家，因此隱含了對抗性的思維。「兩國論」則只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或實然的論述，企圖說明台海兩岸的歷史和現狀，並沒有要求台灣和中國大陸永遠是兩個國家，換言之仍然保留政治統合的可能性，甚至是為兩岸雙贏的政治統合模式奠立了理論基礎。這是說，「一邊一國」是「台獨」，但「兩國論」並不是「台獨」。更進一步，兩岸要有良性的政治統合，必須建立在「兩國論」之上。

廣受批評但卻根本沒有被正確認識的「兩國論」到底是什麼？大略上，一九一二年建立的中華民國是舊國家，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新國家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並取得了絕大部分的舊國家的領土，但是舊國家並沒有消滅，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繼續存在著。直到一九九一年終止動員戡亂，中華民國才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理獨立，同時也確立了中華民國只限於台澎金馬的事實主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兩個都是國家，但兩者的關係又不是一般的國與國關係，所以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馬英九總統所發表的「特殊關係論」與「兩國論」的差異，並不是在於他反台獨－－因為「兩國論」並不必然導向台獨，而在於他取消了中華民國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為一個國家的地位。馬英九先生以為，他把兩岸都降格為非國家，就代表兩岸的對等，這是一廂情願至極的念頭。馬先生不可能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資格，他唯一取消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格，他只能讓支持台灣中華民國的海內外民眾和外國友人心寒齒冷而已。

從馬先生擔任國民黨主席和競選總統期間，我就一再指出，馬英九的國家理論非常凌亂而薄弱。這不能怪罪哈佛法學院，因為哈佛法學院本來就不提供台灣的國家理論。建構國家定位的理論，是政治領導者兼為一個政治思想家的責任，從任何一本書都讀不到，從任何一所學校或任何一位教授也學不到。現在，馬先生片面、武斷、未經任何公開討論，擅自取消了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稱做為一個國家的資格，這是對所有支持台灣中華民國者的否定。從國家到非國家，這樣的總統讓人不僅是遺憾而已。

發表於2008/9/11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八零年代已遠颺

台灣的一九八零年代，曾經感人，曾經浪漫。從威權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八零年代催熟了台灣的中產階級，也產下了仍在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八零年代充滿著矛盾，八零年代洋溢著希望。在八零年代，我們（一部分）有信仰；在八零年代，我們（有些人）為信仰起身對抗。中老年和新中年人經歷過八零年代，有的恨、有的愛。年輕人出生在後八零年代，有的渾然不知、有的嚮往膜拜。

其實，嚴格來講，八零年代並不是大時代。相較於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大遷徙、一九五零與六零年代台灣的兩個社會體制形成，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及次年的軍法大審，台灣的八零年代只是長期穩定結構控制下驟然改變的波動而已。就好像美國人緬懷的一九六零年代，似乎無比激昂，但是當年的越戰畢竟在半個地球之外，熱衷於反體制生活方式的也只是一部份的青年人，這種波動比起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二次大戰，以及小羅斯福新政（New Deal）對社會的深遠影響，算得上是大時代嗎？

大時代有大人物，小時代有小人物。八零年代在台灣歷史上，雖然不是最悲情、最動盪的大時代，但卻算得是百花齊放、狗狗鳥兒蟲蟲爭鳴的熱鬧年代。台灣有三代人參與了八零年代。二、三年級的產業與政治菁英為八零年代的富足、穩定打下基礎，也提供了造反的對象和造神的偶像。三、四年級創造了八零年代的文化、風氣和論述，他們有勇氣、有思想、有其後世代望塵莫及的深度、創意、憂患意識及幽默感，他們是真正擁有八零年代的世代，八零年代是屬於他們的。五、六年級是八零年代的產物，是被八零年代所創造的世代，他們（我們）卻最饒舌喜歡談論八零年代，彷彿那時代有無上的榮光－－且都輝煌著他們（我們）。五、六年級夸夸談論八零年代，其實只是一種「驕其妻妾」的心態－－對小輩們冒充認識大人物。

大人物、小人物，不是以地位名望來區分，而是由心胸與承擔來區分。八零年代由於不是真正的大時代，並沒有產生真正偉大的思想。偉大的思想只能產生於人逼近生存本質的時代。然而台灣的八零年代是一個樂觀的年代，樂觀到幾近於天真童騃的年代。從「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時代跳躍到統派獨派左派右派前進派的時代，在八零年代學會思考的人都是樂觀的，若非盲信歐美的右派，就是盲信歐美的左派，只是思想的規模都遠遠微小於歐美的左派右派，於是都只能是微右或微左。台灣的微右或微左，並不分擔他們歐美宗師們較為深刻的危機意識，他們只被分配到處理小議題。因此，他們都認為經濟繁榮會持續，都認為人類的世界離毀滅還很遙遠。

但，八零年代已經過去了。八零年代持續了很久，八零年代的人，大多數還活在八零年代，因此八零年代該結束卻未結束。一個年代無法被揚棄，只能淡淡地過去。兩千零七年的七月十五日，台灣解嚴的二十週年紀念日，誕生了「第三社會黨」，代表某種思想－－既是八零年代的產物，又想要結束那年代。兩千零八年的七月，台海兩岸展開直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進入真實的時刻（the moment of truth），八零年代茁壯的台灣主體意識面臨是否僅為歷史曇花的挑戰。八月，陳水扁前總統陷入更嚴重的操守指控，終於徹底打垮了八零年代的天真理想主義－－從此人心將更現實、更犬儒、更不信任。接下來，台灣所面對的經濟衰退局面，將要殘酷地迫使八零年代知識分子們從根本上覺醒－－從歐美學來的批判只適用於繁榮，而台灣社會在不景氣下必須學習的是領導、創業、生存。

這是一封寫給未來的信。只有走過八零年代的人能夠理解，但也唯有他們走出了八零年代，才能正確地理解。準備面對新的時代。

發表於2008/9/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