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金錢外交要改

為什麼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為什麼在南太平洋？三千萬美金為什麼這樣就出手？邱義仁何必這樣做？或者，我這樣追問：大家都說，外交思維該改了，到底該改的是甚麼？

南太平洋的島國，對台灣來講，或許只是人口較少，援助價格相對便宜的邦交對象。但是對於美國－－海權時代的全球霸主而言，卻是與由陸權邁向新興海權的中國，兩大勢力尖銳較勁的前線。

在巴紐金錢外交案爆發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海頓日前在演講中指出，中國撒下三億七千萬美金要收買太平洋的島國。沒有錯，中國和美國在南太平洋競爭天然資源和戰略部署。南太平洋擁有軍隊的國家中，巴紐、斐濟、東加王國、萬那杜，都受到中國的軍事援助。以此，台灣和中國在南太平洋的金錢外交比賽，就不只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台美中的三邊關係。

最好的例子是比巴布亞紐幾內亞小很多的吉里巴斯。一九九七年起，中國在吉里巴斯設有太空監測站。這個太空監測站，由於可以觀測到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測試，成為中國與美國角力的一個接戰點。二零零三年，吉里巴斯與台灣建交、與中國斷交，太空監測站遂被拆除。中國被迫要在南太平洋的其他島嶼另尋建立監測站的地點。

這說明了台灣與中國在南太平洋競爭邦交的意涵。台灣幫助美國在南太平洋的特定戰略點上，排除中國勢力的介入。台灣支持美國在亞洲安全體系裡的角色，並不是錯誤，但是我們是不是要在任何一個點上都毫無保留、不擇手段地投入，應該要以台灣主體的利益來考量。

這八年來陳水扁政府的外交主軸，由邱義仁所代表，就是配合美國小布希政府新保守主義的某種圍堵戰略──除了陳總統本人偶爾的對美政策暴走以外。邱義仁在民進黨執政前擔任黨的駐美代表，一向被他的派系捧為民進黨的知美派。邱義仁是否知美，我不知之。因為邱義仁多年來沒有公開論著，自從進入國安體系之後，更從未向黨內黨外說明他的政策和戰略思維。

二零零六年，在邱義仁國安會秘書長任內，國安會好不容易提出了國家安全報告，照理說這是學界和輿論界能夠評判邱氏政策的依據了，但是邱義仁一句「我看都不看」，遂使得想要認真討論國家安全戰略的學者們頓時變成傻瓜。

邱義仁秘書長的神秘與玩世作風，結合了陳水扁總統的搖擺和暴走政策，在民進黨政府的外交戰略體系中幾乎形成了一種反智的氛圍，有意義的政策討論難以進行，讓一些有識之士感到有理說不清。陳水扁核心團隊的外交操作，即連違背常識都往往有之，違反體制不過只是餘事了。

該改的，不只是金錢外交。或者這樣說，外交本來就要花錢，但是花錢是為自己花？還是為別人花？應該要調整的，更是整體的國家戰略思維。台灣應該繼續和美國維持緊密的關係，但是我們是否要在每一個地方都扮演美國圍堵中國的馬前卒？這樣做是否最符合台灣的國家利益？還有，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思考，可不可以有點邏輯，有點整體性、聯貫性，讓知識界可以批評討論？國家安全官員可不可以有點責任感，對輿論和民意有點在意，有點回應？馬英九政府必須引以為鑑！

以國家安全之名

你去過國安會嗎？國家安全會議是一個位於總統府建築物側翼的神秘機構，去過的人當然不多。但也不算太少。

陳水扁總統主政這幾年之間，國安會成為一個非常活躍的政府機關。國安會的正副秘書長以及幾位諮詢委員，有相當多的專案在進行。舉凡外交補助、國際組織、國際宣傳，當然最重要的是總統出訪－－最最重要的還不是出訪本身，而是過境美國－－等大小專案，不一而足，動輒召開專案會議，召集各相關部會正副首長乃至外圍半官方機構的負責人，揖讓而升，齊聚一堂。

會議由國安會諮詢委員為主席，交代了專案主旨，多半順帶明示或暗示這專案是總統交辦的－－事實上不必明示也不必暗示，各部會官員都認為國安會的意思就是總統（或副總統，看是哪位國安委員而定）的意思，就算現在還不是也很快就會是－－然後各部會官員戮力表態配合專案，請國安會諮詢委員裁示後散會。由於國安會太活躍，專案太多，外交部、新聞局、陸委會等單位的首長或次長實在是應接不暇，往往不得不指派再低一階的處長甚至副處長與會，因此，去過國安會的人也就不少。

然而活躍不代表成效。國安會究竟有沒有達到甚麼行政院、外交部、陸委會、新聞局所無法達到的成就，其實非常可疑。國安會的專案，大多沒有公文，而是要求配合專案的各部會自行上簽，請示進行某些活動或動支某些預算。到頭來，所有執行的工作還是回到各部會以及半官方的財團法人等，最大的差別只是國安會跳過了行政院或是財團法人的董事會，直接去指揮這些機構而已。很顯然，行政院以及被跳過的體制內決策者們會感到十分苦惱，但是他們也只能沉默－－或者選擇更積極主動地迎合國安會的指示，以免被進一步架空。

國安會究竟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權勢？很簡單，在陳水扁任內，總統府加國安會掌握了上至行政院長下至國營事業及財團法人的大中小人事任免權。總統和他親信的權力之大，直接涉入各單位人事之細之深，恐怕是不亞於蔣經國時代的。也因此，國安會要做甚麼，各部會很少不努力配合。巴紐建交詐騙醜聞發生在這樣的脈絡下，只能說是諸多個案中的顯例，其他閉門造車、荒誕不經的還所在多有。

陳水扁政府的國安會，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沐猴而冠」。幾位陳總統極親信的操盤手，過去被民進黨捧成大戰略家，其實都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曾經有號稱主管國際宣傳的人，連華盛頓郵報和華盛頓時報都分不清楚。現在前國安會秘書長和外交部長竟然可以搞出這麼大的「喪錢辱國」醜聞，只是證明了國家安全會議令人毛骨悚然，一點安全感都沒有。

我知道，在這樣無知無能的領導者與決策體制下，有很多愛台灣的人－－包括綠色背景的從政者以及不分藍綠的外交部、新聞局的公務人員，幾年來感受報國無門的苦悶，或是不願同流合污的苦痛。巴紐案的爆發，雖讓他們一時有醜惡被揭發的痛快，但也立即為我們的國家感到更深的痛苦。

兩個內閣人事與社會共識

即將出任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江宜樺先生，是國內極優秀的中壯代學者。他的研究主題是自由主義。在他幾年前的一本著作「自由民主的理路」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在心裡對自己講：我將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以畢生的精力研究自由主義，促使我的國家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江宜樺是一位融合了西方理性思想與東方君子人風格的知識分子。認識江宜樺的人，大概都不會懷疑他講這段話的誠懇性。令人難免有點困惑的是，行政院研考會與現代化效率國家很有關係，但是與自由民主國家的關係是甚麼？研考會的主要職掌是行政院各部會的執行進度管考，找一位公共行政或企業管理的專家來擔任，很合理。但是為甚麼由政治哲學學者江宜樺來出任呢？

我的主觀願望是，江宜樺出掌研考會，是為了評估修憲、準備修憲。江宜樺教授在受訪時說：「以兩年為觀察期」，「憲法也不是不可能修得更合理。」如果馬英九準總統真的打算實現在二零一零年檢討修憲的承諾，那麼劉內閣找江宜樺擔任研考會主委，就看得出道理來了。

台灣的現行憲法是否保障了自由民主？還是如（保守派的）自由主義者所擔憂的造成了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現行的總統選制、中央政府體制以及國會選制，是化解了族群差異還是更激化？是整合了國家認同還是更分歧？是讓治理更有效能還是更紊亂？這都是江宜樺教授所關注的議題。要是馬總統真的有計畫修憲，那麼江宜樺主委在研考會就有很多的準備工作要做了。

至於將要被任命為陸委會主委的賴幸媛女士，比江宜樺先生獲得了更多的注意力，也引發了江宜樺的任命所沒有的爭議。準總統馬英九先生為了賴幸媛的人事案，還親自出面解釋。馬先生說：「國內如果爭吵不休，沒有辦法跟對方談判，我煞費苦心，尋求國內共識。」而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對於擴大兩岸政策的社會共識基礎，有很大的幫助。」

姑不論賴幸媛女士是否最適合的人選，馬英九準總統的苦心－－為了要尋求國內共識，這方向是對的。只是，在台灣還停留在戰後歷史上兩個社會的對抗裡，而新的、包容性的國家認同還沒能夠建立起來，特別是在兩岸問題成為政黨區隔主軸的情況下，只憑一個陸委會主委的任命，是不可能真的擴大甚麼共識，最多只是多一個人幫忙解釋背書而已。甚至這個幫忙背書的人有沒有說服力，還是另外的問題。

馬英九先生就任總統以後，不論是做一任或做兩任，如果他已經有念頭要留下最大的政治建樹，那麼大概是在修憲以及兩岸關係這兩件大事。馬總統的第一個內閣很重要。如果準備修憲，找江宜樺入閣是對的。假使修憲能夠推動成功，建立新的政黨體制，超越兩個社會的對立，那麼馬先生所憂慮的國家認同、社會共識，也會有長治久安的解法。事實上，要讓台灣社會有真正深遠、穩固的共識，非修憲不可。至於短期內為了兩岸對話，新的陸委會主委就只好背負起不可能的任務了。

民進黨的選擇

辜寬敏先生、蔡同榮先生與蔡英文女士（以年齡順序）三位角逐民進黨的下一任主席，目前所看到的爭點，還是在所謂堅持本土路線或是轉移到中間路線的問題。確實這是一個必須釐清的議題。民進黨若不釐清此一理論立場，就會繼續陷在沒完沒了的爭議裡，對於往後的政策選擇也會很困擾。

本土究竟所指為何？如果所指的是相對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來的「第二社會」和「外來政權」，那麼本土就僅限於傳統定義下的「本省人」，而隱含的則是「福佬人」。這或許是一部分民進黨支持者心中不言自明的概念架構，但這大概不是絕大多數民進黨從政者所願意公開主張的。如果民進黨的新領導者們所宣稱的本土不是這一種，那麼最好能夠澄清，也該負起教育群眾的責任。

如果本土所指的是「台獨」，那麼台獨的理論有諸多種，在每一種理論的選擇上也都帶來極不同的政策意涵。辜先生、蔡先生、蔡女士都需要去論述幾個基本議題：台灣主權是已定？未定？已定說認為台灣主權已經屬於台灣人民，或是經過「漸進式的住民自決」；未定說則認為舊金山和約之後，台灣仍須進行住民自決或甚至國際談判。中華民國在台灣究竟是合法？非法？合法說認為經由民主化，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台灣；非法說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占領體制，應該要推翻或驅逐。在這一層次，目前所謂的中間路線其實也已經涵括在內。這些關鍵問題，可以列出一張清單，所牽涉的是修憲制憲、對美日及對中國政策的極大差異。

再進一步，如果本土所指的是更寬廣的以台灣利益為優先，那麼急獨派、各類獨派與「中間路線」甚至國民黨式的本土路線，在邏輯上都是可能的選項。在這個層次，則民進黨的本土路線爭論就必須進入政策實務的範疇，具體去論述所謂本土路線和中間路線，在增進或保護台灣利益上有甚麼優劣。透過黨主席選舉，讓民進黨領導階層弄清楚，哪一種主張才是民進黨的主流，有助於未來扮演好的反對黨，乃至於爭取再度執政的機會。

平心而論，所謂深綠路線、台獨基本教義派，不僅在歷史上、集體心理上有存在的根據，在未來的兩岸情勢下也能發揮制衡、牽制的安全之盾的功能。對於民進黨來說，究竟要選擇所謂深綠路線或是中間路線，其實是一個政黨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如果民進黨決心要放手讓國民黨或其他力量主導往後的政治發展，而願意自我定位為僅僅是兩岸議題上的批判者、監督者、反對者、保護主義者，那麼民進黨可以選出急獨派、強硬反中派的領袖，來走深綠路線。但民進黨就必須向原先支持民進黨的中間選民或「第三社會」選民解釋清楚，讓他們能夠另尋出路。如果民進黨要提供國家整體的替代方案和執政團隊，那麼又是另一番參詳。

沒有對或不對。各種立場、路線都有它存在的來由和道理。只是民進黨必須選擇它自己未來的角色，而且最好是一個清楚的選擇。只是我對於民進黨不管選擇甚麼，僅僅是能不能有一個清楚的選擇，都不敢表示樂觀。

聖火烘焙中日關係

奧運聖火從歐洲跑到亞洲，一路點燃了許多國際問題。在歐洲，關心西藏與中國人權的民間團體給予聖火極大阻撓，也引發各國政府與北京的不同互動。法國是最好的例子－－聖火被襲導致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群眾激昂反法，「家樂福」和其他法國商店遭受攻擊威脅。為此，法國政府積極試圖修好，從參議院長到總統顧問的特使團陸續訪問北京。但同時，巴黎市長卻將贈予達賴喇嘛榮譽市民的頭銜。普世價值與國家利益、民間與政府，各有不同立場－－這是凝結了近年來中國與歐洲關係的一張快照。

到了亞洲，則牽動了最微妙的中印與中日關係。印度政府為了改善兩國關係，順利進行邊境問題談判和獲取北京邀請參加奧運開幕，對聖火過境善盡了保護之能事；而北京則為了印度收留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以及上月三十餘名西藏人闖入駐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仍對印度懷有不滿。比照之下，聖火在印度的怨鄰巴基斯坦也順利安全通過，但巴基斯坦卻是中國的忠實盟友。

中國在亞洲關係最為緊張微妙的，當然是日本。聖火將在本周（四月二十六日）進入日本長野。原本預定作為開跑點的國寶級古蹟善光寺，因為佛教徒立場而拒絕了聖火，也因此遭受不明噴漆破壞。很顯然，日本警方會全力保護聖火，否則一旦聖火在日本遭受攻擊，勢必被中國民族主義群眾解讀為日本對中國人民的羞辱，兩國關係將比中法磨擦來得更嚴重數倍。先前聖火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傳遞行程中，有日本人一家揮舞西藏雪山獅子旗，現場立即遭受中國人攻擊。這類事情若積少成多或是規模擴大，嚴重性可想而知。傷腦筋的是，支持西藏人權的國際抗議人士卻把日本當作運動舞台。「無疆界記者組織」的幹部群就特地赴日本抗議，日本政府雖表示無權拒絕他們入境，但如何妥善處理聖火通過的抗議現場，卻是十分困擾。

聖火通過之後，中日關係立即又有一個大事件，那就是日本外務省日前宣佈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五月六日至十日正式訪問日本，預定七日和首相福田康夫舉行高峰會談。胡錦濤是江澤民之後十年來首位訪日的中國元首。中方希望兩國能夠簽署中日間的「第四公報」，可能會觸及台灣問題，而日本如何在促進中日關係下維持現有的對台立場，又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在胡錦濤訪日之前，日本讀賣新聞也報導了防衛省將修正「防衛計畫大綱」，因為中國在軍力上的擴張已經超過日本先前防衛指針的推定，為此日本將加強反潛艇和反飛彈的防衛能力。

可以看到的，亞洲的權力均衡正在調整中，而中日關係是關鍵也非常敏感。正如朝日新聞所評述，中日關係雖有改進但仍然十分脆弱。毒餃事件、東海油田、西藏問題等，都是兩國之間有歧見和負面觀感的地方。真正最令日本人憂慮甚至恐懼的，則是中國愈來愈熾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本周內聖火過境日本以及下月初中日高峰會談，是牽動亞洲的大事。

一中各表需要什麼共識

博鰲論壇閉幕，蕭萬長先生看似頗有斬獲，國民黨人謂此是「九二共識」有效的證明。然而，馬英九先生對於「九二共識」過於執著，卻忽略了真正的本質問題，這讓即使樂意看到馬政府有所作為的人，都無法不感到憂慮。

在當選的第二天，馬先生就急不及待地在國際記者會上說，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上重開兩岸對話。或許馬先生認為這是他的一貫主張，而既然他獲得了七百六十五萬票，也就代表了他的政見獲得選民的授權認可。但是這裡有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我們都厭煩了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前後任總統沒完沒了地爭辯究竟有無「九二共識」。假定有，假定「九二共識」並非事後創造而是確有其事，但是這個所謂共識發生時，台灣連立法院都還沒全面改選。台灣真正進入政黨政治是在九二年之後。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兩岸關係極為重大的因素。但是「九二共識」的支持者，似乎完全不考慮其是否具有民意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事後台灣人民好像都沒法對這個「共識」置一詞。

一九九二年距離今日已經十六年，其間中國、台灣雙方內部以及彼此之間，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今日兩岸若能夠重啟對話，當然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也有此基礎，而不是因為十六年前的共識。當年有沒有「九二共識」，其實都不是今日能不能重啟對話的原因。重啟對話的機運，可能是因為新總統的當選，而甚至未必是「一中」。

當然，馬英九先生可能認為兩岸不能再等、不能再觀望。馬先生或許認為，過去十幾年經驗足以證明台灣非得要接受「一中」不可。也有可能馬先生在心底深處就認定，即使不是為了重啟對話，台灣本來就應該要宣示「一中」。即使如此，馬先生都沒有必要在當選第二天就急著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馬先生該怎麼做呢？他應該善用就任前的時間，尋求社會共識，去找到「某種一中」的「表」法。因為他是候任的國家元首，他不需要扮演兩岸問題專家。他不必講「各表」，他只要在適當的時機，直接去「表」就好了。例如謝長廷先生甘冒民進黨內大不韙而說出「憲法一中」，難道真的是要談憲法的問題嗎？其實「憲法一中」不就是謝長廷的「表」法嗎？

馬英九先生所需要的其實不是「九二共識」，而是台灣人民對於「一中表法」的共識。也就是說，「一中各表」的問題，其實不在於「九二共識」是否存在，而在於其所「表」的「一中」是個甚麼樣的「一中」。

「一中表法」有很多，可以用既有的，但最好是新創，要能夠維護台灣主體性以及兩岸對等。很不幸地，馬先生選擇了相當差的一種「一中表法」，那就是退回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表法。這個表法的錯誤和倒退性，必須以另文評析。無論如何，這種「一中表法」，很弔詭地，是和博鰲論壇上蕭萬長先生所提的十六字方針的第一句「正視現實」完全違背，也幾乎可以斷言，不可能得到台灣人民的共識。馬總統必須在就任前修改理論。

認真面對新的時代

時代的風吹拂著。兩千零八年開春的台灣人，發現或尚未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還沒結束，三個社會角力的政治已然展開。

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大敗，是因為國民黨在傳統的第二社會主力之外，還拉攏了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這是擁有台灣認同但也接納中華民國合法性，並且不以本土作為唯一政治價值，而還想要多一點經濟、多一點文明的一部份選民，他們所做的權宜選擇－－不，與其說他們選擇了國民黨，不如說民進黨拋棄了他們。不僅拋棄他們，還不停地懷疑、羞辱他們。他們其實是沒有選擇。

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們，不要回頭望著視線裡逐漸消失的雄偉城堡而興嘆掉淚。雖然城堡迎回了舊主人，城外的野地上還有廣大的黎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是無助的農奴，而是自主的公民。用過去的那一套悲情戲碼，不可能重獲他們的信服和追隨。

八零年代已經過去了。有些經歷過解嚴前後反對運動的人，還在追憶著似水的年華。更令人莞爾的是沒來得及經歷那一段的世代，竟然也東施效顰地想要複製那些已經隨風飄逝的英雄傳奇。八零年代已經遠颺，可以追憶卻不宜再次擁抱。不要再提八零年代－－更不要說把五六零年代的理論再拿出來說教。任何幻想著要回到八零年代－－所謂民主進步黨的創黨精神，或是所謂重回街頭的激進社運路線，若不是腦筋混亂就是對過去有著浪漫的誤解。

不是要創黨精神，不是要重回街頭。重回八零年代，就是再走一次二十年的老路。想要走出新路的人，和想要重回街頭的人，你們的道路不同，要趕快毅然分手。這次的在野，不同於過去的在野。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必須從第一個本土反對黨的執政經驗－－混雜著成功與失敗的執政經驗之上反省，才有可能開展新時代的新政治運動。

民進黨的執政經驗十分可貴，失敗和成功的部分都很可貴。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期待另一個只會對抗的反對黨，他們所需要的是隨時可以用來替換的團隊和方案。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要隨時看著國民黨政府的作為，準備清廉、有能力、有責任感的團隊，提供有效的整體方案來競爭。

八零年代已結束，意識形態也要離開。意識形態可以做為思考上的基準，但再也不足以提供我們政治實務上的解決方案。不僅僅是統與獨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左與右的意識形態。馬英九的經濟政見以凱因斯學派為基礎，謝長廷的則比較偏向供給面，但是卻重視社會福利。哪一個左一些？哪一個右一些？誰能分辨？現在面臨的是如何兼顧生活水平與環境保護，如何因應衰退與通貨膨脹同時襲來。

烈烈的風呼嘯著。壓低了頭，瞇起眼睛，別讓風沙迷亂了視線。真的有決心要逆風前進的人們啊，停止重複那些從舊世代學來的廢話。先行世代所得到的成就，並不是因為那些口號，而是他們曾經認真面對他們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