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火烘焙中日關係

奧運聖火從歐洲跑到亞洲，一路點燃了許多國際問題。在歐洲，關心西藏與中國人權的民間團體給予聖火極大阻撓，也引發各國政府與北京的不同互動。法國是最好的例子－－聖火被襲導致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群眾激昂反法，「家樂福」和其他法國商店遭受攻擊威脅。為此，法國政府積極試圖修好，從參議院長到總統顧問的特使團陸續訪問北京。但同時，巴黎市長卻將贈予達賴喇嘛榮譽市民的頭銜。普世價值與國家利益、民間與政府，各有不同立場－－這是凝結了近年來中國與歐洲關係的一張快照。

到了亞洲，則牽動了最微妙的中印與中日關係。印度政府為了改善兩國關係，順利進行邊境問題談判和獲取北京邀請參加奧運開幕，對聖火過境善盡了保護之能事；而北京則為了印度收留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以及上月三十餘名西藏人闖入駐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仍對印度懷有不滿。比照之下，聖火在印度的怨鄰巴基斯坦也順利安全通過，但巴基斯坦卻是中國的忠實盟友。

中國在亞洲關係最為緊張微妙的，當然是日本。聖火將在本周（四月二十六日）進入日本長野。原本預定作為開跑點的國寶級古蹟善光寺，因為佛教徒立場而拒絕了聖火，也因此遭受不明噴漆破壞。很顯然，日本警方會全力保護聖火，否則一旦聖火在日本遭受攻擊，勢必被中國民族主義群眾解讀為日本對中國人民的羞辱，兩國關係將比中法磨擦來得更嚴重數倍。先前聖火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傳遞行程中，有日本人一家揮舞西藏雪山獅子旗，現場立即遭受中國人攻擊。這類事情若積少成多或是規模擴大，嚴重性可想而知。傷腦筋的是，支持西藏人權的國際抗議人士卻把日本當作運動舞台。「無疆界記者組織」的幹部群就特地赴日本抗議，日本政府雖表示無權拒絕他們入境，但如何妥善處理聖火通過的抗議現場，卻是十分困擾。

聖火通過之後，中日關係立即又有一個大事件，那就是日本外務省日前宣佈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五月六日至十日正式訪問日本，預定七日和首相福田康夫舉行高峰會談。胡錦濤是江澤民之後十年來首位訪日的中國元首。中方希望兩國能夠簽署中日間的「第四公報」，可能會觸及台灣問題，而日本如何在促進中日關係下維持現有的對台立場，又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在胡錦濤訪日之前，日本讀賣新聞也報導了防衛省將修正「防衛計畫大綱」，因為中國在軍力上的擴張已經超過日本先前防衛指針的推定，為此日本將加強反潛艇和反飛彈的防衛能力。

可以看到的，亞洲的權力均衡正在調整中，而中日關係是關鍵也非常敏感。正如朝日新聞所評述，中日關係雖有改進但仍然十分脆弱。毒餃事件、東海油田、西藏問題等，都是兩國之間有歧見和負面觀感的地方。真正最令日本人憂慮甚至恐懼的，則是中國愈來愈熾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本周內聖火過境日本以及下月初中日高峰會談，是牽動亞洲的大事。

一中各表需要什麼共識

博鰲論壇閉幕，蕭萬長先生看似頗有斬獲，國民黨人謂此是「九二共識」有效的證明。然而，馬英九先生對於「九二共識」過於執著，卻忽略了真正的本質問題，這讓即使樂意看到馬政府有所作為的人，都無法不感到憂慮。

在當選的第二天，馬先生就急不及待地在國際記者會上說，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上重開兩岸對話。或許馬先生認為這是他的一貫主張，而既然他獲得了七百六十五萬票，也就代表了他的政見獲得選民的授權認可。但是這裡有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我們都厭煩了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前後任總統沒完沒了地爭辯究竟有無「九二共識」。假定有，假定「九二共識」並非事後創造而是確有其事，但是這個所謂共識發生時，台灣連立法院都還沒全面改選。台灣真正進入政黨政治是在九二年之後。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兩岸關係極為重大的因素。但是「九二共識」的支持者，似乎完全不考慮其是否具有民意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事後台灣人民好像都沒法對這個「共識」置一詞。

一九九二年距離今日已經十六年，其間中國、台灣雙方內部以及彼此之間，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今日兩岸若能夠重啟對話，當然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也有此基礎，而不是因為十六年前的共識。當年有沒有「九二共識」，其實都不是今日能不能重啟對話的原因。重啟對話的機運，可能是因為新總統的當選，而甚至未必是「一中」。

當然，馬英九先生可能認為兩岸不能再等、不能再觀望。馬先生或許認為，過去十幾年經驗足以證明台灣非得要接受「一中」不可。也有可能馬先生在心底深處就認定，即使不是為了重啟對話，台灣本來就應該要宣示「一中」。即使如此，馬先生都沒有必要在當選第二天就急著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馬先生該怎麼做呢？他應該善用就任前的時間，尋求社會共識，去找到「某種一中」的「表」法。因為他是候任的國家元首，他不需要扮演兩岸問題專家。他不必講「各表」，他只要在適當的時機，直接去「表」就好了。例如謝長廷先生甘冒民進黨內大不韙而說出「憲法一中」，難道真的是要談憲法的問題嗎？其實「憲法一中」不就是謝長廷的「表」法嗎？

馬英九先生所需要的其實不是「九二共識」，而是台灣人民對於「一中表法」的共識。也就是說，「一中各表」的問題，其實不在於「九二共識」是否存在，而在於其所「表」的「一中」是個甚麼樣的「一中」。

「一中表法」有很多，可以用既有的，但最好是新創，要能夠維護台灣主體性以及兩岸對等。很不幸地，馬先生選擇了相當差的一種「一中表法」，那就是退回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表法。這個表法的錯誤和倒退性，必須以另文評析。無論如何，這種「一中表法」，很弔詭地，是和博鰲論壇上蕭萬長先生所提的十六字方針的第一句「正視現實」完全違背，也幾乎可以斷言，不可能得到台灣人民的共識。馬總統必須在就任前修改理論。

認真面對新的時代

時代的風吹拂著。兩千零八年開春的台灣人，發現或尚未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兩個社會對抗的歷史還沒結束，三個社會角力的政治已然展開。

代表第一社會的民進黨大敗，是因為國民黨在傳統的第二社會主力之外，還拉攏了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這是擁有台灣認同但也接納中華民國合法性，並且不以本土作為唯一政治價值，而還想要多一點經濟、多一點文明的一部份選民，他們所做的權宜選擇－－不，與其說他們選擇了國民黨，不如說民進黨拋棄了他們。不僅拋棄他們，還不停地懷疑、羞辱他們。他們其實是沒有選擇。

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們，不要回頭望著視線裡逐漸消失的雄偉城堡而興嘆掉淚。雖然城堡迎回了舊主人，城外的野地上還有廣大的黎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是無助的農奴，而是自主的公民。用過去的那一套悲情戲碼，不可能重獲他們的信服和追隨。

八零年代已經過去了。有些經歷過解嚴前後反對運動的人，還在追憶著似水的年華。更令人莞爾的是沒來得及經歷那一段的世代，竟然也東施效顰地想要複製那些已經隨風飄逝的英雄傳奇。八零年代已經遠颺，可以追憶卻不宜再次擁抱。不要再提八零年代－－更不要說把五六零年代的理論再拿出來說教。任何幻想著要回到八零年代－－所謂民主進步黨的創黨精神，或是所謂重回街頭的激進社運路線，若不是腦筋混亂就是對過去有著浪漫的誤解。

不是要創黨精神，不是要重回街頭。重回八零年代，就是再走一次二十年的老路。想要走出新路的人，和想要重回街頭的人，你們的道路不同，要趕快毅然分手。這次的在野，不同於過去的在野。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必須從第一個本土反對黨的執政經驗－－混雜著成功與失敗的執政經驗之上反省，才有可能開展新時代的新政治運動。

民進黨的執政經驗十分可貴，失敗和成功的部分都很可貴。野地上的人民，不再期待另一個只會對抗的反對黨，他們所需要的是隨時可以用來替換的團隊和方案。站在野地上的政治思考者，要隨時看著國民黨政府的作為，準備清廉、有能力、有責任感的團隊，提供有效的整體方案來競爭。

八零年代已結束，意識形態也要離開。意識形態可以做為思考上的基準，但再也不足以提供我們政治實務上的解決方案。不僅僅是統與獨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左與右的意識形態。馬英九的經濟政見以凱因斯學派為基礎，謝長廷的則比較偏向供給面，但是卻重視社會福利。哪一個左一些？哪一個右一些？誰能分辨？現在面臨的是如何兼顧生活水平與環境保護，如何因應衰退與通貨膨脹同時襲來。

烈烈的風呼嘯著。壓低了頭，瞇起眼睛，別讓風沙迷亂了視線。真的有決心要逆風前進的人們啊，停止重複那些從舊世代學來的廢話。先行世代所得到的成就，並不是因為那些口號，而是他們曾經認真面對他們的時代。

培養世代政治家－－為民進黨改革再進言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民進黨，而且也對民進黨的改革不抱太大希望，但是當民進黨宣稱說要反省，邀請我以所謂諍友身分參加黨內的檢討會議，還是覺得有道義責任和情感，應該去說誠實言。

不同於一般民進黨人所倡言的「解散派系」，我主張民進黨若要改革，就要建立新派系，而且要強化派系、健全派系。也就是說，要引入競爭機制，讓民進黨內部有路線的辯論和政策的比較，這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

民進黨現在的派系，其實只是公職提名初選和黨職選舉的換票機器。派系不代表甚麼思想路線的差異，也就只有負面觀感而缺乏積極意義。

建立新派系，讓派系成為理念主張的鼓吹者，也是政策和政治路線的代表者；派系彼此競爭，把所有的差異攤開來比較，這樣民進黨才會再度成為一個重視理論的政黨。

不僅應該建立新派系，更應該讓新世代人物成為派系領袖。有人說，學運世代還不夠成熟，不能成為政黨的領導者。好吧，這是事實。學運世代確實缺乏宏觀而有人格魅力的領袖。那麼該怎麼辦呢？很簡單，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袖，由此來培養政黨和國家級的領導者。

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台灣面對嚴酷的國際挑戰。這樣的國家，需要對國家大政有想法，有戰略觀的政治領導者－－不只一位領導者，而是領導集團。像台灣這樣處境艱難的國家，若是只能擁有平庸的領導者，甚至低於一般水平的領導者，而還能夠生存和繁榮，這實在是不可想像的。

民進黨這幾年來，把政策外包給技術官僚，把論述外包給一批御用學者，把文宣外包給電視電台名嘴。民進黨自己的政治家，幾乎完全喪失了政策和理論的主導權。到最後，政治人物專做媒體操作和所謂「政治判斷」，至於國家的政務和戰略，則是腦袋空空。

更嚴重的，由於腦袋空空，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沒有自信，一旦面對群眾質疑，都不敢辯護自己的主張，只能夠附和討好群眾。於是群眾被名嘴牽著走，愈趨激進化，而政治人物被群眾趕著走，愈來愈無能無知。這樣的黨，的確是不配再執政。

我認為，任何一個政黨，想要獲取政權或參加政府，都應該把培養高品質的政治領導者或領導集團，當作是最首要的要務。民進黨現在既然失去了中央執政權，就要好好擔任影子政府，在每項重大政策上，都該提出競爭方案。而民進黨內的派系－－我所指的是為了路線競爭而建立的新派系，就是政策的規劃和鼓吹機構。

但是要釐清的是，我說由學運世代擔任派系領導者，不是說學運世代人物等著大老指定誰來繼承某個派系。現有的派系領導人其實只是繼承人，是大老的代理者，缺乏世代的思維。學運世代若敢於承擔領導責任，就該擺脫舊派系的牽絆，提出新政綱、新論述，以此為基礎重新結盟，建立新的派系。這樣才能夠培養出政治家。

對民進黨，能講的就講了。截至目前為止，看不出有痛切反省改革的可能性。學運世代也將隨著這艘鐵達尼號，快速垂直沉入海底嗎？

誰來代表第三社會

二次戰後的台灣歷史，就是兩個社會的歷史。而二零零八年以後的台灣政治，則是三個社會的政治。

民進黨的力量來自於反抗意識強烈的本土社會，我們稱之為第一社會。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前後帶著軍隊和政府來到台灣，其後也結合本地人形成了強大的意識形態集團與利益集團，我們稱之為第二社會。

第一社會相信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要把中華民國趕出去；第二社會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和大陸的中國人聯手對付台獨。兩個社會的傳統歷史觀、國家觀都已經嚴重地過時。大一統思想和大中國主義，當然不符合台灣現實，也違背人民的情感，完全是威權時代的遺緒。否定現行體制合法性且主張與中國全面敵對的台獨論述，也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必須依賴著美國對中國長期圍堵的戰略才有可能。

多年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論述都有調整，但也都放不掉老統派或老獨派的舊包袱。國民黨的核心仍是第二社會黨，而民進黨更幾乎完全是第一社會黨。

台灣其實是有第三社會，第三社會是新觀念、新世代、新移民。第三社會的人有理所當然的本土認同，但是也接受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合法性。第三社會要在台灣事實獨立的現狀下，追求生活品質和文明的提升。第三社會的歷史觀和國家觀，才是台灣共同體的未來出路。如果第一和第二社會各自是辯證法裡面的正題和反題，則第三社會就是更高層次的綜合。

但是第三社會還沒有力量。第三社會的成員不知道自己屬於第三社會。正如知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前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和「自為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第三社會的選民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卻沒有主體性，也不理解自己的進步性和時代意義。第三社會必須經過喚醒，才能成為自主的力量。

第三社會暫時仍無法擁有自己的政治力量，還有另一個原因－－制度的扼殺。現在的憲法和選舉法規，都在鼓勵兩黨制而扼殺第三政黨。這樣的制度其實給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生存下去的空間。兩大黨雖然代表舊的社會力，新的政黨卻很難生存壯大，第三社會的選民只好在藍綠裡面二選一。

謝長廷和馬英九兩位先生都知道中間選民才是政權決定者，所以他們盡可能往第三社會的路線－－共同利益與進步價值去移動。兩個人都做得不夠好。但由於這幾年來民進黨太依靠第一社會的力量，以為只要靠本土牌就可以打敗一切，謝長廷先生的共生理念並沒有付諸實踐。結果，似乎比較多的第三社會選民，接受馬英九先生來代表共同利益和進步價值。當然，如同任何選舉，人民的選擇是否正確，都需要時間才能分曉。

無論如何，正在進行所謂改革反省的民進黨人，必須明確認識到此一事實－－誰能代表興起的第三社會，誰就領導台灣的未來。民進黨的挑戰，不是繼續用第一社會去對抗第二社會，而是如何掌握第三社會的民心。理解這一點，則民進黨復興有望。不理解這一點，再多爭論都是枉然。

如果在十二年前反省

總統直選結果，民進黨大敗，輸給國民黨數百萬票。黨內外批判反省的呼籲四起。

有一種聲音說：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不再是民進黨的專利，民進黨不能再壟斷本土，民進黨必須要尋找新的政黨區隔。新的政黨定位應該是務實保台，在社會經濟政策上走中間路線，照顧弱勢大眾。

以上所描述的是甚麼場景？這是二零零八年三月，大家聽到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以及一些所謂改革派人士的說法嗎？

錯了。我所描述的是一九九六年三月至五月間，民進黨新世代所提出的路線。這個場景距今天已經整整十二年。十二年！

一九九六年，民進黨在「第一社會」式的台獨力量推動下，讓彭明敏取代了許信良參選第一屆民選總統。謝長廷那時就是彭明敏的競選搭檔。選舉結果，民進黨彭謝配慘敗給國民黨的李登輝超過三百萬票。

三月底，黨內的新世代發動了路線的大辯論。當時任文宣部副主任的周奕成結合了八十多位新世代工作者，發表了「再度燃起希望與行動之火」的改革宣言，痛批民進黨內口號台獨、教條台獨以及務虛文化。五月，周奕成起草了「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指出新的台灣國家運動方向並且描繪了新的政黨體系與社會區隔。

這份文件一字不差地寫道：民進黨「不能以台獨主張，來做主要、唯一的政黨區隔，因為將台獨劃歸己有，恰好使台獨不能為其他政治力量所接受。當其他政黨實質上接受台獨主張，民進黨仍繼續以台獨做唯一區隔之時，為了強調區隔，民進黨將使台獨主張越趨極端化、狹窄化，聲稱只有某種主張才是台獨，其他都是統派。這種發展將使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越來越不務實，也將使台獨主張背離群眾的認知與需要。」

「民進黨必須發展新的政黨區隔，民進黨必須走向更年輕、更清廉、更具進步性、更具前瞻性的轉化，成為一個能夠領導台灣未來的務實台獨、社會改革政黨，在打擊黑金、保障弱勢立場上，與國民黨政權對抗...。」

這份文件裡所謂的新台獨，是指維持台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台灣人民擁有主權，實施徹底民主政治的狀態。新世代指出台灣的國家目標是維持安全繁榮和追求社會進步，而不是更改國旗國號。台灣主體意識的運動不再是內部對抗運動，「必須擁有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絕對多數民意，才能在國際上對抗中國的壓力」，「不能再任意將別人打成統派、中國代言人，必須真實地面對其他黨派的主張。」

其實，這也正是今日「第三社會」式的台灣國家論，亦即揚棄「第一社會」（本土社會）與「第二社會」（外來政權）的對立，用開放包容的台灣意識來推動社會團結，以抵抗外來壓力，維持台灣的實質獨立。

十二年了。當時不到三十歲，頭角崢嶸的新世代，如今已經邁入中年。錯誤的路線，浪費了多少政治工作者的青春，更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熱情。十二年，該講的話，才從當時已經有過失敗經驗的總統候選人口中講出來。十二年，走這段路，不覺得太慢了嗎？所謂反省，到底能走得多遠？

民進黨改革走向何方

執政八年即將告終，政黨輪替的鐘聲再度響起。在民進黨慘敗以後，所有關心民進黨，或是關心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人們，都在期待著民進黨的反省改革。在北平東路，在青島東路，在政論節目，在部落格和網路，到處都有人在談著民進黨的改革，彷彿那是一件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我也懷抱著期待，只是我的疑慮好像比期待更多一些。原因是，十二年前我也期待過。一九九六年，那是謝長廷第一次參與總統大選，他是彭明敏的副手搭檔。彭謝配大敗，敗給李登輝三百萬票。選後，民進黨也曾經歷轟轟烈烈的路線辯論。那時我是文宣部副主任，也是新世代的核心成員，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批判教條主義、內部對抗的台獨路線，描繪新的政黨體系與社會區隔。今天民進黨人所講的反省改革的話，我們都講過－－講得更深，講得更遠。十二年後台灣人再過鼠年，有如歷史嘲弄，民進黨再度慘敗，檢討批判之聲又起。該怎麼期待？該期待甚麼？

我可以預見，在這次的所謂檢討反省之中，民進黨人以及支持者，所追問的、所討論的仍將是「我們」為什麼輸、「我們」要怎麼贏。民進黨人很少討論台灣該怎麼辦。如果民進黨人在此時還想不清楚－－政黨本身的勝敗不是重點，重點是國家的興衰和人民的福祉，政黨要能夠把國家搞好，才有資格談輸贏，那麼民進黨的路線檢討絕對會搞錯方向。另一個問題是「態度」。我簡直可以在腦海裡直接想像每一位民進黨幹部，從大老到中生代、青壯代，他們此時此刻在哪裡聚會、他們所講的話是甚麼，甚至他們的語氣和表情。如果大家的「態度」沒變，民進黨絕對就是差不多這樣，不可能有甚麼新氣象的。

反省改革就算不成功，民進黨也不會滅亡。只要民進黨繼續代表著台灣的「第一社會」，靠著台灣人的歷史悲情以及中國威脅打壓，民進黨在台灣永遠還有幾席之地。更何況，民進黨並不是真的那麼糟糕。民進黨的組織文化，相對於國民黨仍是比較平等、開放的。民進黨仍有相當多的黨公職人員，付出愛鄉土的心力在為人民服務。民進黨沒那麼糟，也不會消亡。只是民進黨將無法實現他們帶領台灣走向未來的承諾。民進黨自己停下來了，台灣人不會等他們。

我從二十歲加入民進黨工作，在滿四十歲生日的時候，因為籌組第三社會黨而被民進黨除名。人生最有活力、最有創造力的二十年，貢獻給了民進黨。我當然希望民進黨能夠改革，能夠找到方向，這樣才不辜負了二十年青春。但也是因為我對民進黨實在太了解，我不想任何年輕人再花個另外二十年才學到我所學到的事情。我要說出實話－－不要期望過高，民進黨的改革，走不了多遠。舊日的同志們，請證明我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