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信良參選的意義

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三年之後，現今台灣政治是陳腐庸俗得讓人幾乎提不起興趣。比起國民黨上一次執政時期的台灣，從威權到民主，似乎處處都充滿了改變的可能；現在的政治則彷彿一切都讓人不滿意，但是卻不存在改變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無聊的年代，沒有甚麼事情能夠振奮人心。國民黨依舊是國民黨，而民進黨也重複著滾瓜爛熟的傳統戲碼。在台北市的士林大同選區，有三位（原本是四位）民進黨青壯代的戰將級候選人，為了爭取區域立委的提名，進入了媒體稱為「死亡組」的同黨廝殺。為何非要爭取士林大同呢？只因為那是台北市唯一綠大於藍的選區。換言之，想要揀政治便宜。

事實上，所謂「學運世代」的從政者，有許多都已經滿四十五歲，符合參選總統的年齡資格了，而他們還在為了單一選區的立法委員提名，在自己的世代之內，或是與先行世代的黨內前輩們搏鬥著。他們或許都忘了，陳水扁第一次爭取民進黨提名參選總統時，才四十九歲。

在這樣的無聊政治氛圍下，七十歲許信良抱著借來的五百萬元投入民進黨總統初選，還真是感動了不少人。四十歲組政治人物連想都不敢想的政治冒險，七十歲組的許信良就這樣拼下去。當然會有人說那是因為許信良已經沒有甚麼可以輸的。但對於許信良冷言冷語的嘲諷態度，正就是台灣人犬儒性格的展現－－只願意認定每個人都跟自己一樣的現實和虛無，不相信真的有人是為夢想而活的。

許信良在所有民進黨領導人中，是最具知識份子性格的。他隨時都在思考政治問題，據他說這二十年來則都在思考兩岸的問題，樂意對政策問題表示明確而強烈的立場，樂意與人談論與辯論，特別是與年輕人。有些政治人物，是不習慣閱讀、不擅長思辨、不樂意提出見解，更不喜歡和見解不同的人講話－－因為對自己的智識能力沒有自信。許信良完全不是這樣，他用強烈的見解來吸引和折服優秀的知識分子，使得許多知識份子即使不贊同他的觀點，但卻被吸引去與他對話－－或是不得不與他對話，因為與他對話可以對自己的思考有許多刺激和啟發。

在許信良加入民進黨總統初選戰局後，不得不與他對話的人，變成了蔡英文與蘇貞昌。但是蔡英文與蘇貞昌仍舊可以選擇不和許信良對話。蔡英文與蘇貞昌可能選擇忽略或是有意無意地讓許信良被滑稽化，把許信良當作不存在或是把他當成小丑－－因為蔡英文和蘇貞昌未必有許信良那麼強烈的知識份子性格，也未必把政治理念的辯論當做是絕對認真的事情。

對民進黨的選民而言（同時也就民進黨的總統提名初選制度而言），政策立場並非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誰能夠贏（民進黨初選民調採用配對式，所體現的邏輯就是誰能贏過馬英九。）因此，許信良未必能夠藉由總統初選電視辯論，逼使蔡英文和蘇貞昌講出明確的政策理念。但是許信良的參選，如果能夠引發知識分子對貧窮問題、稅制改革、兩岸經貿、兩岸政治談判等議題的關切和討論，則他的冒險行動有可能對這個社會造成正面的衝擊。

發表於 2011/03/3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下一個冒煙機組在中國？

全世界關注核能安全的人們，必須把目光集中在中國大陸。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核能發電國，而目前已經是擁有最多在建中的核能機組的國家。在日本遭逢超級強震導致福島原發廠嚴重爆炸及輻射外洩事故後，中國政府雖然暫時停止核能發電新建項目的審批，但是很快地將會恢復續建及新建。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今年（二零一一年）一月公布的最新數據，目前全球運行中的核電機組共有四百四十二組，供應了全球發電量的百分之十六。其中美國擁有一百零四組，法國五十八組，日本五十四組，俄羅斯三十二組，以上算是核電的超級大國，其後則是韓國、印度、英國、加拿大、德國、烏克蘭、中國。

以運行中的核電規模而論，中國目前擁有十三組核電機組，算是核電的中型國家。但是若以進行中的核電計畫而言，中國則是飛速超英趕美。全球在建中的核電機組有六十五組，其中有二十八組在中國，約占百分之四十強。

對於能源需求急遽升高，能源結構卻不健全的中國，核能發電是個無法拒絕的選項。在日本發生大震災的同一段時間，中共剛剛通過了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在「十二五」計畫中，今年將開工建設首個內陸核電廠，並在二零一五年投產首台內陸機組，同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四千三百萬仟瓦，二零二零年達到九千萬仟瓦。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的是，核能發電是中國發展上極重要的關鍵。即使在日本核災發生後，中國國務院在溫家寶總理所主持的會議上，決定「全面審查在建的核電站」，並「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但是在「抓緊編制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之下，核電政策不可能有重大的改變，核電項目還是會恢復進行的。

中國政府高級領導人，在震驚世界的日本核災下，能夠嚴肅地面對核能安全的問題，並且以暫停審批的方式來要求各級嚴格加強安全規劃和管理，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在高速經濟發展的熱潮中，各省為了增進本身的能源優勢，許多都狂熱地推動核能發電廠的新建計畫，更別提龐大的核電產業體制能夠為幹部們提供多麼肥美的油水。這也正是中國為何成為擁有世界最多的在建核能發電機組國家的原因。

對台灣安全影響最大的福建省，就由於國務院的決議，省長黃小晶宣布福建「三個核電站夠了」，還沒建的一律不建，福建「不要成為核電省」。福建省獲批在建的核電廠有寧德和福清兩座，而漳州、莆田、南平、龍岩等市都競相爭取新的核電項目。湖北省也延後了核電計畫，而先前曾號稱要成為全國核電特區的廣東省也停下來觀望。

中國核電政策轉趨謹慎，對於全球核電產業的供應鏈可能造成一陣子的蕭條。但是核電產業界很明白中國已經無法擺脫核電，中國的核能發電比例還有極大的成長空間。甚至中國的核電產業人士還樂觀地認為，由於世界各國對核能安全的憂慮，減緩核電發展速率，中國反而有機會迎頭趕上，成為核電先進國。但是中國缺乏民主機制的監督，甚至連建全的核能立法都沒有，中國的核能安全令世人擔憂：下一個冒煙爆炸的核電機組會不會在中國？

發表於2011/03/23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災難下的政治領導

日本人對於巨大的災難其實並不是毫無心理準備。事實上，日本知識分子幾乎無時不處在危機感之中。從大眾文化的漫畫與電影，可以看到許多作品在描述遭受重大災難襲擊的日本，其政治體系將如何回應與處理，也有新世代的領導者，在災難中展現人格品質與能力，而從混亂時代崛起的故事。

對於災難，這些日本漫畫家、編劇家，不僅僅是準備要應對，甚至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預期並等待著災難的發生。這是因為近幾十年來日本政壇人物陳腐庸懦，但政治體系缺乏產生重大改變的動力，讓許多懷抱理想（包括右翼與左翼）的知識份子感到無奈及無力感。

於是，他們想像著某種巨大災變（通常就是大地震，或是與中國或北韓的戰爭），會對失去精神的日本社會給予新的刺激，從而產生出偉大的新領導世代。換言之，除了某種巨大災變做為迫使歷史改向的力量，否則重大的政治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日本正面臨二戰結束後最大的國家危機（菅直人首相所言）的此時，日本的政治菁英體系會遭受到衝擊嗎？真如政治漫畫家所期待，災難能夠為日本培養出新世代的領導者？或者是，平時顯得平庸的政治家，反而能夠在災難中顯現出不凡的能力與品格，而成為偉大領袖？

二十二年間，日本換了十六個內閣。菅直人首相在去年六月上任時，有些國際政治觀察家認為他的政府又將是一個短命內閣，原因在於日本民主黨的派系，對政策路線有頗多的爭執。日本民眾也曾用「速食麵政治」、「冰淇淋內閣」來形容政府快速更迭，無法維持穩定的狀態。

對於日本的經濟，菅直人首相鼓勵民眾不要悲觀。他認為日本可能會出現類似美國「羅斯福新政」的經濟復甦，亦即由於重建而創造了巨大的經濟需求，帶動產業和科技的快務成長。基於此，日本政府已經準備投入大量資金，準備應付災後重建的金融需求。

目前還很難看出菅直人首相是不是能夠像小羅斯福總統（FDR）一樣，獲得人民的支持，擁有很長的任期與廣泛的權力，領導國家走出巨災、推動重建。可以想像的是，菅直人首相的政敵，不論黨內黨外，一定都在等著看他「到底行不行」。

除了只想尸位素餐的政客，有野心的政治家應該都會暗暗羨慕菅直人首相，在任內遇上了如此重大的國家危機。雖然極為沉重的壓力，可能讓任何一個人心力交瘁，但從事政治不就是要解救人民的苦難，施展自己的抱負？從這個角度看來，巨災是政治家無與倫比的歷史機會。

重大天災讓現代人認清文明的有限性，揭露人類生存的實相，也讓政府的存在意義更逼近其本質。政治不再如承平時期僅以取悅選民為要務，而是要保障生存、維護秩序、集結資源、對抗環境與體系的崩潰危機。現在的政治操作型態，只是歷史巨變間隙中一時的現象而已。虛假的政治，無法通過真實災難的考驗。習於承平享樂的新世代從政者，必須從日本震災中體悟。

發表於 2011-03-1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沒有時間思考兩岸未來的馬總統

一直以來，國內外媒體、學術界、反對黨以及民間都很好奇，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究竟走向何方？然而馬總統從來沒有給過明確的答案，以至於連過去支持他的一些偏藍學者都開始批判他。這不僅是馬總統個人的警訊，更是國家戰略的危機。

重要的兩岸關係學者楊開煌日前就在海基會舉辦的研討會上，批評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是「欠缺系統而邏輯地對台海現況批判性的解決，同時也因為台灣特殊政治生態，看不到明確政策目標，自然也沒有新穎而動人的口號。」

楊開煌教授認為，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缺乏一套完整論述，外界只看到馬政府的戰術作為，但不知道方向何在，因而只能見招拆招，隨民意出牌，從政治學的角度，這只是民粹主義的作法，而非民主。」

學者對馬英九路線的批評是不是無的放矢或是過於嚴苛？固然許多批評是來自反對黨或國民黨內的其他勢力，各有其立場或偏私。然而，從這個星期馬總統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由總統府所發布的內容，我們看到許多批判或是憂慮，不僅不是沒有根據，甚至可能還太輕忽了馬政府問題的嚴重性。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馬總統竟然說他還沒有去思考兩岸的政治對話與政治安排問題。當金融時報問道，兩岸未來的關係走向模糊，請問總統所謂的兩岸政治對話是指什麼？馬總統的回應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所以當然也不可能現在就去規劃。」

既然政治問題不僅不能談，連想都還沒去想，那麼兩岸關係該談哪些議題呢？馬總統說，兩岸關係的發展應該是「先經後政、先急後緩、先易後難。」「目前在經濟、文化各類問題都已經忙不過來了，所以根本沒時間去討論包括政治在內的問題。」

這幾段談話，看起來並非馬總統的外交辭令或是搪塞之辭。馬總統說他還沒有去思考兩岸的政治對話問題，當然更可能還沒有去思考未來兩岸政治要如何安排的問題，這完全符合馬政府近三年來的表現，即是缺乏中心思想也無長遠規劃的兩岸政策。

在所有對內對外的談話中，馬英九總統所能夠說的，翻來覆去就是「不統、不獨、不武」以及「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幾句口號。對馬總統這種路線的最合理的理解，就是他真心以為只要依據國民黨在李登輝執政初期之前的基本路線，配合中國的和平發展主軸，加上不要觸犯美國人的利益，兩岸問題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馬總統是如何定義兩岸的問題，也就無法判斷他所期待的解決方式究竟是否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假使依照馬總統的想法，台灣政府所該做的僅僅就是把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做好，其餘一切等待時間來解決，那麼時間難道就一定是對台灣有利嗎？或是馬總統並不在意最後結果對台灣的利害如何？

對於現在的情況，馬總統有一句話說得很真實，那就是目前兩岸的事務已經讓我們的政府忙不過來了。由於領導人本身沒有去思考未來的走向，以至於整個政府上下對短期的、現實的事務全神貫注得不亦樂乎，也對所得到的一些局部成果沾沾自喜。但是領導人對最重要的國家未來，沒有時間去思考和討論，或是根本不想去思考和討論，會造成多麼可怕的結果？

發表於 2011-03-0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民主支柱如何成為麻花捲

新聞媒體與政府和政黨的關係本來就十分密切。從正面來看，媒體與政黨都是民主政治的支柱，沒有此二者就沒有民主政治。從負面來看，媒體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是輔助既得利益階級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工具。政治與媒體密不可分，故宜乎有「政媒圈」的說法，畢竟那確實幾乎是同一個圈子。

在威權時代，黨國體制與新聞媒體是一家人，或者依照老一代黨國新聞學者的理論，有所謂「三民主義的新聞學」，也就是媒體為黨國服務的理論。到了民主時代，政治與媒體的關係有了改變，由原本直接的權力控制關係，改變為較間接的利益收買關係。另一方面，威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千絲萬縷政媒人脈，仍牽繫著台灣新聞界的高層人事，也影響著日常的新聞處理。

在國民黨政府由一位前新聞記者擔任行政院長，又由一位新聞系教授擔任黨秘書長（或總統最信賴的幕僚）這個階段，台灣的政治與媒體關係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標誌著這個新時代的有好幾個事件，其中之一是不久前一位中國時報記者為了抗議過度的「置入性行銷」（或說「賣新聞」）而公開宣告辭職。這事件說明了台灣媒體仰賴政府和企業的經費挹注，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另一種事件，並非單一事件，而是持續的系列事件，也標誌著這個政治與媒體關係的新時代，那就是非常密集的由新聞記者或媒體人轉任各級黨政職務的現象。這些人事任命，從局處首長到辦公室幕僚到活動專案（例如台北市的花博），遍及各級政府與政黨機關。記者當官當然並不新，從兩蔣時代到陳水扁政府都有；這樣的現象也不獨特，不僅台灣如此，外國皆然。但是台灣這幾年的密集程度，不能不說是到了很誇張的地步。

政府與政黨領導人喜歡延攬新聞記者擔任幕僚或出任官職，是很容易理解的。新聞記者通常較一般行政官僚更為敏銳和靈光，具有較高的執行力，而過去在新聞界累積的人脈也能夠為其政治老闆幫上忙。更重要的是在民意時代，媒體人更懂得操作媒體，也更有管道操作媒體。當操作媒體成為政治人物的第一要務的時候，媒體人當然成為最重要的智囊和左右手。

政治人物以操作媒體為要務，所以引進更多媒體人到政府與政黨。同樣地，當更多媒體人進入政府與政黨，則操作媒體會更成為政治的要務。因為媒體人為了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價值，會更積極地介入媒體－－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透過自己的同業人脈。如此一來，各級政府的新聞常常成為轉業媒體人與在職媒體人共同操作的場域，而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力量就愈來愈衰微了。

媒體受到政府置入性行銷的影響，以及許多媒體人轉任黨政職位，這兩種現象背後有一組共同的根源，即是媒體產業環境的惡化，媒體企業經營的困難，以及所導致的新聞從業人員生涯的危機感。當新聞記者對其未來職業生涯感到不安，又看到諸多同業接受政治人物安排而「轉業成功」，難免會萌生「不失為一條出路」的想法。一旦有這種想法，則不免要在新聞處理上，對握有資源的政壇大老獻媚示好。從此，民主政治的兩根支柱就變成麻花捲了。

2011-03-0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