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民主領袖的典型日遠

南韓前總統金大中在上周辭世，似乎象徵了一個亞洲民主化的年代逐漸走入歷史。金大中先生毫無疑問是跨世紀的亞洲民主領袖，從一九七零年代領導民主運動，與朴正熙競選總統，經歷迫害與流亡，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鬥爭早已使他成為亞洲民主的偶像人物；在當選總統之後，於公元兩千年實現南北韓的和平對話，諾貝爾和平獎肯定了他對世界人權與和平的貢獻。金大中先生代表了某個世代的亞洲民主領袖，而這種典型已經愈來愈稀少。

韓國人具有極強烈的國族主義性格，韓國做為東北亞的一份子，與亞洲各國有著複雜的愛恨情仇。但做為韓國民主領袖的金大中先生卻不僅僅自視為韓國人，曾經旅居歐美的他，比起一般亞洲國家政治人物，更具有全亞洲的視野。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就組成了一個基金會，成為集結亞洲民主領袖的論壇，成員包括他在七八零年代所結識的亞洲各國民主運動領導人：菲律賓的艾奎諾夫人（也在今年八月初過世），緬甸的翁山蘇姬女士，台灣的施明德先生等等。金大中先生在當選總統之後，更擴大這個基金會的運作，邀請亞洲各國民主政黨的新世代人物到韓國參訪。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就曾在此機緣下受邀至青瓦台晉見金大中總統，也被安排到韓國民主聖地的光州參訪。

在九零年代，韓國有金泳三和金大中兩位出身反對派的總統，韓國成為亞洲民主化的範例之一，也較有資源來做亞洲民主運動的串連。金大中有意識地結合各個亞洲民主黨派，雖然僅止於人與意見的交流，而沒有實質的援助，但是對於形成亞洲民主社群的想法，有很大的作用。到了盧武鉉總統的任內，韓國在亞洲民主推動的工作上反倒沒有金大中時代那麼積極，這可能是盧武鉉的個人經驗傾向國內，或是他所代表的政治世代缺乏改變全亞洲的雄心。

上一代的亞洲領袖由於經歷過帝國主義統治與反殖民鬥爭，具有較深刻的亞洲觀點和亞洲意識。這樣的亞洲觀點和意識，並不是現今一般泛泛之論的所謂東協加三、區域整合等功利觀點。不論這幾位亞洲領袖後來的人生與思想經歷走上了哪一條道路－－左派或右派、民主或專制、傳統或西化，包括李登輝、李光耀及較晚的金大中等，他們對亞洲有較深刻的歷史認識，也有一定的責任感，這是在公元兩千年之後各亞洲國家的領導人較缺乏的。

在台灣比較積極關心亞洲民主化，而常被與金大中等人並稱的政治領導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施明德先生之外，還有呂秀蓮前副總統及許信良先生等。由於冒險傳奇經歷的類似，許信良尤其常被和金大中相提並論。陳水扁前總統也曾想著力於亞洲民主化，更一度想效法金大中先生推動和解和平，還把金大中與金正日兩位元首握手的照片放在辦公室內，很可惜他缺少了金大中的歷史責任感與道德勇氣。至於國民黨當朝人物們更是等而下之，別提對亞洲民主的責任感，連談得上興趣的可能都沒有吧。

發表於2009/08/26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災區去來

風災後的第一個週六，參加朋友們的四輪驅動車隊運送消毒水和發電機到六龜災區。清晨五點天剛濛濛亮就從台北出發，大約九點半進入災區，行經荖濃溪谷，許多道路早已坍陷消失，落差高達二十多公尺。幸好四輪驅動車能夠在溪床的石塊和泥土上前進，還能夠上下陡坡，也幸好堰塞湖沒有潰決，我們順利將鄉公所人員指定需求的物資，送到包括山地育幼院等四個位址。

平時我不喜歡參加這群朋友的山野活動，因為吉普車越野對環境生態是有破壞的－－儘管這種破壞相較於錯誤的政策是微乎其微。但是在災難的時候，若沒有這批喜歡上山下海的剽悍男兒，他們的義勇與冒險精神，以及他們的重裝備（包括無線通信機），一般沒有組織的人以及民間車輛很難擔負起救援的工作。他們告知要去救災，我就決定一同前往。

到了目的地，毫不意外地，看到許多熱心的民間志工積極地幫忙，但也看到整個環境是近乎無政府狀態。我們是事先和鄉公所有聯繫的，所以還採購了他們所指定的物資來捐贈，但是到了當地都很困惑於到底該在哪裡交付物資，車隊在混亂中繞行了一陣子，最後依照現場判斷才將物資分四個地點卸下。至於那些沒有與地方聯繫而自發參與的救災志工，我相信他們一定感到更茫然。

如果救災指揮體系的遲緩和紊亂，只發生在災情還沒有很明確的前兩三天，那麼政府官員的卸責之詞還算有點根據。問題是在我們一群業餘志工以及無數熱心的民眾都進入災區之後的好多天，還發生民間救援物資的類別和數量與需求不符合（例如泡麵和瓶裝水太多），甚至美軍援助物資被運來運去等等諸多荒謬情狀，只能說這個政府的各個環節近乎脫鉤，而這個國家的領導體系有很嚴重的毀損。

在現場，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混亂是如何發生的。整個國家領導體系的脫線，似乎影響到了民間。關於台灣民間的活力，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依照過去的經驗，在各種情況下，即使政府官員無能，會有民間領袖跳出來，在群眾中帶頭－－我所指的不是媒體上的學者專家，而是鄰里之間特別有處理各種現實情況能力的阿叔阿嬸大哥大嫂。但是這次這樣的人卻似乎少了，使得被政府忽視的災民感到更加地無助。

我想到自解嚴前後發展的各類地方草根運動，以及十多年前開始發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這些社區運動，加上台灣本有的民間文化，原本已經創造出部分社區生活的機制，也訓練出一些多才多藝的社區領袖，更重要的是逐漸培養了相當程度的共同體意識－－在社區層次就是社區意識，在國家層次就是台灣意識。一個社會或社區在遇到災難的時候，要能夠讓所有人立即團結互助，建立自願性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以共同度過危難，就要靠這種共同體意識。

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本來是國家領導人應該重視的長遠社會工程。我擔心在上一任總統過度操弄這種共同體意識，而這一任總統又漠視甚至刻意拆解這種共同體意識，往後台灣在面對天災及戰爭威脅的時候，會變得更為脆弱。

發表於2009/08/1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天災與亞洲政治

兩個颱風分別侵襲菲律賓、台灣、中國和日本，重創範圍遍及東亞與東南亞；而印度、台灣與日本又在近日內發生多起地震，印度與日本地震時間很相近，海嘯警報廣及緬甸、泰國、印尼、孟加拉。我不是氣象或地震專家，不該講什麼天災進入頻仍期之類的話題。但是太多的天災將會對亞洲的國際政治產生什麼影響，則是我很好奇的問題。

氣候是否有異常，或是異常到什麼程度，這是科學家還在爭論的問題。但是對一般人而言，只要遭受過一兩個天災的苦難，就會深刻地感覺到災難似乎比過去更多了。在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重大危害的時刻，各國政府都會加強警戒，或至少要在人民的期望下做出個姿態。亞洲各個國家的政府，勢必要在區域性的天災地變威脅下，做更好的情報資訊交換合作－－從各個氣象機構到軍隊，都必須有更緊密的聯繫。

在天災威脅下，有更多的國家資源，將被配置在災害防制以及救災和重建等工作。亞洲，尤其是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正扮演著促進全球經濟復甦的重要角色。如果亞洲遭受更大規模的天災，這樣的經濟成長力道會減弱到什麼地步，還不得而知。汶川地震對四川造成重創，但整個中國經濟很快就回穩。莫拉克颱風給台灣的損害超過九二一地震，要多少資源投入重建？要多久可以恢復？

國家的資源要大量配置在防災和救災，則在亞洲各國的政府預算都佔有極高比重的軍隊，其角色必然受到檢視和質疑。尤其是在亞洲區域經濟更邁向整合的未來這幾年，各國維持那麼高的國防預算（中國、日本、印度、印尼、新加坡、台灣等），究竟意義何在？這會在各國內及國際間成為議題。在大規模天災之後，軍隊的主要任務將會由作戰備戰轉為有更多的民間安全勤務。或許未來會有更多人發現，能夠救災的軍隊才是有用的軍隊。

台海兩岸共同受害於一個颱風，顯示出黑水溝的海峽中線只擋得住人，擋不住老天。凌駕人類力量之上的大氣變化或是地殼變動，使得我們發現國界是這麼容易跨越，這麼意義薄弱。在台海兩岸之間，更多的天災預防和人道救助的共通需求會產生。政府和民間的緊密合作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必擱置政治問題，根本來不及擱置了。更好的通報機制和經驗與人才的分享必須要趕快做。

然而大規模的天然災害，並不會減損國家的功能。人民對政府的期盼比平時更為殷切，此時政府的效能就更為重要。在同一個風災裡，兩岸政府的處理能力將不免被拿來比較。雖然颱風跨越國界，但是老百姓得到的救助（或是遭遇到的無助）則是有國界的。國家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人民的生存安全。在天災地變的嚴酷情況下，政府領導人有什麼氣質和魅力都變得不相干了，反而是整個政府團隊是否能夠有效率地解決大大小小的具體問題，比什麼都重要。台灣一定要做得更好，才不愧為進步國家。

發表於2009/08/1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胞證的倫理問題

幾位民進黨重要人物為了是否持用台胞證或是否辦理台胞證，影響了他們去或不去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的決定。台南市長許添財先生近日內以拒絕辦理台胞證而放棄了赴中國福建廈門市主持帆船賽的開幕式，這是最近的例子。當然，許市長很可能是因為時機敏感而決定不去中國，然後才以台胞證為理由。換句話說，是政治判斷而非道德選擇決定了他的行為。

不管真實理由是什麼，依照這幾位重要人士表面的邏輯，中國可以去，但是台胞證不能領。如果要拿台胞證，就寧可不去。為了去中國而拿台胞證，似乎是等同於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招降。這樣說來，請領台胞證是一個牽涉國家認同與愛國心的重大倫理問題。也就是說，他們暗示了，許多已經使用過台胞證的台灣國民不符合某種道德標準。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必須好好探討。

中國可以去，但台胞證不能領，這樣的立場能夠站得住腳嗎？我曾經當面請教過一位台獨運動大老。這位台獨大老拒絕使用台胞證，但他也曾經說願意往訪中國，前提是中國政府容許他不使用台胞證。我問這位台獨大老，你這樣的立場是否能夠普遍化？也就是說，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是否能夠效法你的道德情操，不領用台胞證，但又能夠進入中國大陸？如果一種道德立場是不能夠普遍化的，那麼它究竟算不算是一種道德立場？

依照這幾位民進黨或獨派人士的道德標準，則除了他們幾位能夠獲得中國政府特別通關待遇的以外，全台灣民眾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為了請領台胞證而違背自己的國家認同，破壞個人的道德完整性；另一是為了保持愛國心與道德性而拒絕踏入與我們有特殊關係的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如果把全體台灣人逼到這樣要二選一，那麼這樣的道德標準是對的嗎？是能夠維繫的嗎？

台胞證是一種荒謬時代過度期的產物，是兩岸事實上有兩個國家，但某一方或雙方卻不承認這個事實，但又必須默許這個事實存在的產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但為了讓中華民國國民能夠入境和居留，於是製作了看起來好像護照的台胞證－－全名是「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是旅行文件，看起來像護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未宣稱那是護照，也沒有護照的功能。

事實很清楚，在中國大陸以外，這份證件是沒有用的。台灣人在全世界旅行，拿的還是中華民國護照（除了一些拿外國護照的），而不是台胞證。台灣護照第一頁寫的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茲請各國有關機關對持用本護照之中華民國國民允予自由通行」，而台胞證寫的則是「請主管機關對持證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協助」，其僅限中國國內有效的性質很明顯。

拿台胞證的台灣人，他的目的是到中國旅行或居留，不代表他接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更不代表他放棄了台灣認同或自尊。事實上，台灣人不必為了一份證件的形式而放棄了他旅行的自由－－那是至高的個人自由。台灣人可以去中國，也可以不去中國。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去或不去中國，都是個人的自主決定。某些政治人物標榜了自己的台獨道德，卻污衊和為難了自己的同胞，這不是勇者的道德。

發表於2009/08/0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馬英九主席如何帶頭跑

兩岸關係自從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大幅地扭轉了陳水扁政府自第二任期以來刻意升高對抗的政策路線，朝向兩個政府建立互信合作急速地發展。根據一些國民黨人的說法，這是馬政府與國民黨在「補過去十幾年的功課」。對相當大一部份的台灣人民來說，國民黨「補課」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一般民眾幾乎完全跟不上，無法正確理解也無法對政策做出良好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有泛藍政治人物還嫌馬政府的兩岸政策開放速度不夠快。

馬英九先生當選國民黨主席後，其最重要的政策項目仍是兩岸政策。自從馬有意重回黨中央以來，就有人說馬英九要修正先前國民黨中央對兩岸事務過度著迷的態度，拉住國民黨急速向中國共產黨一面倒的傾向。但是從馬英九當選的公開聲明看來，即將就任的馬主席似乎並未打算要終止連戰、吳伯雄兩位前主席的路線，反而一再強調要延續。不論馬英九的表態是全然一片赤誠，或是只為了將中共的注意力完全轉移到自己身上，馬總統無疑是為了親自掌控國民黨的兩岸路線而出任黨主席。

馬總統以及馬主席的兩岸政策，不論是否要修正原先國民黨中央的路線，在民間都招致很大的疑慮。疑慮的根源其實很簡單，包括當初投票給他的七百多萬民眾中，仍有很多人搞不清楚這個中華民國政府打算怎麼處理中華民國，又打算怎麼處理台灣。即使是贊成兩岸交流或短期內從中獲益的人，還是有不少對兩岸長遠政治關係發展下的台灣前途，有很嚴重的不確定感。

對付這類疑慮，馬總統的標準回應就是要我們（民眾）相信他，或者反問我們，他何時出賣了台灣的利益或在主權上有所退讓。但是馬總統沒有一套完整的戰略論述，告訴我們為什麼現在的兩岸情勢發展不會導向對台灣不利，以及他的政府將如何在兩岸競爭與合作下維持台灣的自主。結果導致了台灣的兩岸政策只能建立在一組莫名的信任關係之上－－台灣人民必須信任馬英九的決心，而國民黨政府則必須信任共產黨的善意。

這種以不可言說的莫名信任關係為基礎，卻缺乏戰略和理論的兩岸政策，將會是十分脆弱，而且對台灣是極為不利的。馬總統無異於要求台灣人民去活在一個不屬於我們的政府的善意之下，他要我們該去信任這一個並不統治我們、也不受我們監督的非民主政府，因為他與他們有某種不能告訴我們的默契。如此，馬英九總統無法防止一種上行下效的投共風潮－－人們會說，既然要信任中共的善意，不如跳過政府和執政黨直接去打交道了。

這就是馬總統即使兼任國民黨主席，仍將無法全面掌控兩岸政策的結構性原因－－連戰先生跑得比他快，吳伯雄先生跑得比他快，這樣不好，所以他要自己來帶頭跑。但是只要他沒有自己的目標，只會朝著北京跑，國民黨內一定還是有人要搶著跑在他前頭，有可能是中常委、立委，更有可能是縣市長、議員。不把路徑圖規劃好，不把方向講清楚，馬英九先生永遠會發現他被一群人架著跑，而且是一群為了私利爭先恐後的人。這不是誰當國民黨主席的問題，而是國民黨往哪裡去的問題。

發表於2009/07/29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中共對台的和平發展階段論

馬英九總統就任後，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新時代急速發展的兩岸關係裡，不僅台灣有新的作為，中國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政策調整。為了適應這個新階段，也為了正當化諸多的政策調整，中共中央理論家及對台智囊們開始構築新的對台戰略論述，即是所謂「和平發展期」。

依據上海東亞研究所章念馳所長的見解，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的新兩岸關係論述已經構築完成，在此論述中，兩岸關係現在是「和平發展期」，是建立胡錦濤所提倡的「共同開創」、「共同享有」、「共同家園」、「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也是兩岸共同振興中華民族的過程。

這套「和平發展階段論」可能成為中共中央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對台政策思想主軸－－如果胡錦濤的對台路線可以延續到他卸任之後的話。「和平發展階段論」的重要意涵在於，中共領導人體認到、也能夠接受目前兩岸分立狀態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在他們的新理論裡，這段時期就是「和平發展期」，是在所謂「和平統一期」的目標實現之前「一個長長的歷史過度期」。

這段「和平發展期」有多長呢？中共理論家們沒有預估，事實上也不可能預估－－既然是和平發展，總要順其自然。訂下時間表，等於是限期動武，就不算和平發展了。但是他們並不急迫，因為在和平發展的框架下，中國將台灣視為等待捉拿的甕中之鱉，雖然時候未到，但只要耐心守候，總不會跑掉。

歷史階段論對於政治領導是十分重要的。將歷史劃分階段，表示對於未來的想像和期待，有別於過去，更代表新的勢力要走出新的路線－－因為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兩岸關係確實進入了新的階段，在擴大三通之後，交流已經是不可逆轉，兩岸關係從冷戰與圍堵的不正常狀態慢慢回復正常。

但是歷史是否如中共理論家腦海裡殘存的馬克思主義一般，是線性發展的呢？如果答案是「不一定」，那麼兩岸關係的階段論就可能是主觀期望大過於客觀預測。

確實，章念馳先生等人的論點，有些部分是頗為主觀的。對於台獨意識消亡的認定，可能是對台灣民意的認識不夠深入，或是把民進黨的勝負當作唯一的指標，而忽略了新世代強烈的台灣認同正在興起，也低估了反中民意的潛力。儘管台灣多數人已經接受兩岸交流的事實，但是對於統一的畏懼以及對於中國的排斥感並未降低，也未必會隨著更多的交流而降低。

台灣意識的持續增強，不必然就會造成兩岸關係走回敵意與對抗的老路。關鍵還是在於中國方面如何應對。如果中國領導者能夠接受以某種「大中華」概念來定義「一個中國」，則台灣與中國是可以並存共生的，這條「和平發展」的路途可以走得比較開闊，更可以避免歷史的波折起伏。

不論如何，兩岸除了和平，沒有別的路可走。就此而言，「和平發展階段論」是較為進步。要落實和平發展，中國政府很快會面對全面撤除武力威脅的台灣民意呼聲。中共要完全接受和平手段解決兩岸問題，兩岸才算是真正進入和平發展期。

發表於2009/7/22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國共論壇只能是國共論壇

國共論壇確實就是國共論壇，而且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國共論壇。不論其先前的正式名稱本來就叫做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也不管馬英九總統不喜歡國共論壇的名稱而要大家改稱其為兩岸論壇；從頭到腳，裡裡外外，這個從二零零六年至今辦了五屆的會議，在本質上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治集團的場子。

在台灣有些反對國共論壇的人，批評說這是個黨對黨的場合。但這樣講還是有點輕描淡寫甚至天真。共產黨做為一個黨，和國民黨做為一個黨，兩個黨的性質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上的永遠執政黨，而中國國民黨卻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下的競爭性民主政黨，曾經在民主選舉下失去政權又透過民主選舉贏回來。國共論壇不是民主世界裡一般的政黨與政黨的協商對話。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下，國共論壇反而更接近政治協商會議，亦即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及社會代表的統一戰線。某種意義上，國共論壇才是真正的政治協商會議，因為中共對其國內現有各民主黨派其實並沒有協商的必要，因此政協只是統戰宣傳，並不真的進行政治協商。只有跨越了台灣海峽，中共才有協商的需求。

國共論壇舉辦以來，國民黨方面從連戰主席到吳伯雄主席率團，共產黨方面都由政協主席賈慶林先生來接待，就中共體制而言是合理合宜的。不久前國台辦設立了政黨局專門與台灣各政黨打交道，也是同樣戰略下的作為。至於台灣其他黨派去參加國共論壇，並不會使得國共論壇就變得不是國共論壇而成為兩岸論壇；相反地，只是使得國共論壇更加符合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而已。

這樣說並不是反對國內各黨派團體與對岸進行更多的交流互動。台灣各黨派團體要瞭解中國大陸，不僅要透過官方，更要多多建立民間的管道。即使要與中共官方對話，也非不值得鼓勵，只要是有民意代表性的政黨，都該與主要國家的政府建立聯繫，何況是關係與我如此特殊的中國。但無論如何，對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台灣各黨派而言，國共論壇顯然不是一個好的平台。

首先是國民黨在此論壇內的主導性太強，使得各個反對黨的立場不太可能受到尊重和重視。台灣朝野政黨的關係與中國的民主黨派不同，台灣的在野黨不是花瓶也不是附庸，沒有理由被國民黨領著去和共產黨打交道。再者，動輒數百人參加、大拜拜式的論壇，究竟能讓與會者發表多少言論，聽取多少意見，根本十分可疑。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國共論壇牽涉到國民黨內部的權力拉鋸，連戰與吳伯雄兩位主席的某些作為，顯然已帶給馬英九總統與政府相當程度的困擾。質言之，國民黨中央對國共論壇的狂熱，造成對國民黨自己口頭上遵奉的國統綱領階段論的破壞。台灣在野黨派實在沒有必要去涉入國民黨內的權力拉鋸，更何況在兩岸事務上有部分國民黨人為了私利枉顧國家利益，在野黨派應該恥於與這些人為伍。

現在國共論壇號稱高層次對話，而做為政府代表的兩會協商卻流於技術與細節的磋商，這是十分荒謬的。一個好的兩岸論壇，應該是以具有民意基礎且尋求充分國內共識的政府談判為主軸，輔以多重交錯的民間對話，才能讓兩岸事務免於被國共兩黨壟斷。

發表於2009/07/15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