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支柱如何成為麻花捲

新聞媒體與政府和政黨的關係本來就十分密切。從正面來看，媒體與政黨都是民主政治的支柱，沒有此二者就沒有民主政治。從負面來看，媒體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是輔助既得利益階級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工具。政治與媒體密不可分，故宜乎有「政媒圈」的說法，畢竟那確實幾乎是同一個圈子。

在威權時代，黨國體制與新聞媒體是一家人，或者依照老一代黨國新聞學者的理論，有所謂「三民主義的新聞學」，也就是媒體為黨國服務的理論。到了民主時代，政治與媒體的關係有了改變，由原本直接的權力控制關係，改變為較間接的利益收買關係。另一方面，威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千絲萬縷政媒人脈，仍牽繫著台灣新聞界的高層人事，也影響著日常的新聞處理。

在國民黨政府由一位前新聞記者擔任行政院長，又由一位新聞系教授擔任黨秘書長（或總統最信賴的幕僚）這個階段，台灣的政治與媒體關係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標誌著這個新時代的有好幾個事件，其中之一是不久前一位中國時報記者為了抗議過度的「置入性行銷」（或說「賣新聞」）而公開宣告辭職。這事件說明了台灣媒體仰賴政府和企業的經費挹注，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另一種事件，並非單一事件，而是持續的系列事件，也標誌著這個政治與媒體關係的新時代，那就是非常密集的由新聞記者或媒體人轉任各級黨政職務的現象。這些人事任命，從局處首長到辦公室幕僚到活動專案（例如台北市的花博），遍及各級政府與政黨機關。記者當官當然並不新，從兩蔣時代到陳水扁政府都有；這樣的現象也不獨特，不僅台灣如此，外國皆然。但是台灣這幾年的密集程度，不能不說是到了很誇張的地步。

政府與政黨領導人喜歡延攬新聞記者擔任幕僚或出任官職，是很容易理解的。新聞記者通常較一般行政官僚更為敏銳和靈光，具有較高的執行力，而過去在新聞界累積的人脈也能夠為其政治老闆幫上忙。更重要的是在民意時代，媒體人更懂得操作媒體，也更有管道操作媒體。當操作媒體成為政治人物的第一要務的時候，媒體人當然成為最重要的智囊和左右手。

政治人物以操作媒體為要務，所以引進更多媒體人到政府與政黨。同樣地，當更多媒體人進入政府與政黨，則操作媒體會更成為政治的要務。因為媒體人為了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價值，會更積極地介入媒體－－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透過自己的同業人脈。如此一來，各級政府的新聞常常成為轉業媒體人與在職媒體人共同操作的場域，而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力量就愈來愈衰微了。

媒體受到政府置入性行銷的影響，以及許多媒體人轉任黨政職位，這兩種現象背後有一組共同的根源，即是媒體產業環境的惡化，媒體企業經營的困難，以及所導致的新聞從業人員生涯的危機感。當新聞記者對其未來職業生涯感到不安，又看到諸多同業接受政治人物安排而「轉業成功」，難免會萌生「不失為一條出路」的想法。一旦有這種想法，則不免要在新聞處理上，對握有資源的政壇大老獻媚示好。從此，民主政治的兩根支柱就變成麻花捲了。

2011-03-0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期待茉莉花香的心情

「茉莉花」，短短的歌詞，悠悠的曲調，是中國大地上被傳唱最廣的民謠，在台灣也是從小兒到老人每個人都熟悉的歌曲。由於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將其寫入歌劇杜蘭朵公主，從此也流傳於西方。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頒獎時也演奏它，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繫獄的作家劉曉波時也演奏它。說這首歌是全球華人共同的民間國歌並不為過。

由於北非的突尼西亞發生人民反抗革命，以其國花茉莉花為象徵，茉莉花遂成為全世界人所關注的新一波全球民主化之代稱。在北非與中東諸國群眾起義之後，茉莉花豈可能不飄香於中國大陸？許許多多人關心著中國會不會也發生劇烈的民主化變革。此時，茉莉花在華人世界所代表的，又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共同情感，還轉化為一種政治上的共同理想了。

站在台灣，望向中國，期待著茉莉花飄香，這樣的心情絕非等著看好戲，或是想看到中國亂。剛好相反，台灣人之所以期待著茉莉花飄香，乃是因為對於中國人民有著遠遠超越一般國與國關係的關心和認同，希望看到中國更好，能夠更平穩開闊地發展下去。特別是經歷過台灣八零年代民主運動的世代人們，更懷有一種親切和同理的心情，也很好奇中國如果走上民主化，會有著甚麼樣的動人故事。

看到媒體報導，中國政府非常緊張地面對和處理網路上發動的茉莉花動員，可以推想得知當權者是處在多麼大的壓力之下，對任何可能的風吹草動都要防微杜漸。這樣的情況也說明了中國社會絕對不缺乏群眾動員的能量，這使得異議者愈來愈有自信，往後統治者與異議者的關係可能會發生微妙的變化，主動權變成在異議者的手上，而政府可能疲於應對、淪為被動。

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對於中共內部較為開明的領導人來說，即使沒有茉莉花運動發生，也該思考如何儘速推動民主化。較為美好的想像是，中國的茉莉花革命發生為一場執政黨與公民力量的競賽－－在異議者與公民運動的催動下，中共黨內被迫發動加速的改革，以避免被推翻的命運。

但是較為可能的預期則是，腐敗的利益紐帶綑綁了所有人，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都無法推動，到最後執政者失去了對政治發展走向的主控權，異議者更沒有這樣的能力，只能看著群眾蜂起自主地發生，等待未來歷史塵埃落定的結果。

回顧台灣的經驗，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執政者的良知與責任心，並不比異議者的理想和熱情來得不重要。如何創造和平穩定過渡為民主參與體制的過程，是中國體制內菁英應該不斷在腦海裡思考演練的課題，甚至是研討和建立共識的課題。異議者，特別是公民運動的意見領袖們，則該提早思考政治體制如何重建。

即使現在說這一切都顯得太天真與太早，若要歷史上往往無法預測的政治劇變不要最後變成悲劇或鬧劇，則千百遍的編劇與排練都是有意義的。

2011-02-2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茉莉花革命之後

「茉莉花革命」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另一波重大政治社會變遷的源頭。北非的突尼西亞一名失業青年，由於擺攤賣水果被警察沒收憤而自焚，引發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與軍民對抗，三周後，統治突尼西亞二十三年，專制而腐敗的班阿里總統因此下台流亡。

緊接著發生在北非大國埃及的革命更令世人震撼。首都開羅的解放廣場上，十八天的群眾抗爭，竟然也推倒了在位三十年的強人穆巴拉克。最新消息是埃及軍方表示將不會接管政權，而會推動修憲與舉辦選舉。

人民抗爭風潮迅速在中東地區擴散，在葉門和巴林都有群眾示威，伊朗首都德黑蘭更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發展中。伊斯蘭國家會不會發生骨牌式的民主化效應？中東的政情變化將對世界局勢有甚麼影響？事態仍在發展中，舉世都在密切注視。

假使中東國家甚或俄羅斯等，在突尼西亞與埃及的衝擊下，真的陸續發生民主化，那麼這算不算是人類歷史上第四波的民主化？抑或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餘波？有待學術社群的探討。其中較耐人尋味的有關於資源分配的政治、世代的政治，以及文化與民主，還有國際霸權變動等等問題。

發生在北非與中東的動盪，都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社會結構埋藏了巨大的壓力。最主要的結構問題仍在於經濟資源的短缺與分配不公。糧食不足以及就業的困窘，是造成群眾終於無法繼續忍受獨裁和貪腐統治者的主因。

這一波的民主抗爭，也具有相當明顯的世代政治特色。引發抗爭以及領導運動的，大多是四十歲以下的世代，原因在於年輕世代是失業問題下主要的受害者，也因為他們具有較高的反抗能量。雖然網路促成革命之類的媒體故事必然是過度誇大的，但是新的傳播技術帶來新的動員模式則是事實。

發生在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運動，對於何謂民主以及民主是否普世價值等問題帶來思考的衝擊。既有的觀點認為，一九七零年代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經驗說明了「民族性」與文化差異，並不是促進或阻礙民主化的最重要因素。但如果北非與中東發展出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人民參與模式，那麼既有的民主理論將要努力去理解、適應與容納。

如果人類世界出現奇怪的準民主或新民主政治，最尷尬的將是以民主典範與推廣者自居的美國。在埃及群眾抗議期間，立場最為艱難以致於表現得進退失據的就是美國政府。夾在美國長期支持的穆巴拉克政權以及代表民主價值的示威群眾之間，歐巴馬總統的表態不是很乾脆。中東地區如果發生大規模的政權變替，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會受到極大的挑戰。

我們當然也關心對中國的影響。看起來北非和中東的變局，似乎不太會發生在中國。畢竟類似的社會能量爆發，一九八九年就已經在中國發生過了，結果是遭受軍隊無情鎮壓，這是和埃及與突尼西亞較不同的地方。但是八九以來，中國內部難道沒有蓄積了更大的不滿和變革的能量嗎？「茉莉花」怎麼可能不在中國大地上飄香？

發表於 2011-02-1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中國首善對台灣意識的衝擊

號稱「中國首善」的陳光標先生，到台灣來捐錢濟貧，雖然陳先生說要低調，但是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實質效果並不低調；而他的言行對台灣人心所造成的影響，意味頗為深長。某種意義上說，陳光標的來台濟貧對台灣人心的衝擊，將是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做為台灣人，看到中國的富商如此大手筆施捨給台灣貧民，更看到許多人排隊等著領取現金，心裡不可能沒有很複雜的感受。在台灣人心中，這些複雜的感受，會逐漸發酵而對既有的台灣意識的內涵，形成一些細微但深遠的改變。

過去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富裕的，是施捨的一方，這種長期的認知被陳光標打破了，有種莫名的屈辱感產生。這種屈辱感，究竟是因為中國政府對台灣仍懷有敵意（不接受「敵人」的施捨）？或是因為中國整體比台灣貧窮落後（怎可淪為「落後國家」的救濟對象）？排隊向「標哥」領錢的人，是不是喪失了做為台灣人的尊嚴？而台灣意識或台灣人的尊嚴，未來還會遇到甚麼衝擊？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中國首富的行為，應該不會使得台灣意識變得稀薄或消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就真的是一個統戰的操作了。恰恰相反，存在於大多數台灣人心中的台灣意識會遭受到挑戰，而獲得一種揚棄與轉化－－未來諸多類似的事件，可能會使得過去部分建立在虛幻的金錢優越感之上的台灣意識，轉化成為一種更為真實地面對台灣自身的優缺點，因此而更健康踏實的台灣意識。

台灣人的尊嚴，將如何維繫？過去台灣建立在經濟成就上的驕傲感，顯然會遭受到很大的打擊。中國（一部分人）的富，而且比台灣的最富者更富，將是台灣人逐漸要習慣的事實。但是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本來就不可能永遠建立在台灣比中國富裕的假設之上。如果（也確實如此）大多數台灣人的台灣意識，是建立在經濟優越感之上，那麼這樣的台灣意識不僅無法永續，更根本是不可取的一種落伍反動的思想。

台灣人已經發現，自己並不富裕。過去引以為傲的經濟成就已經不再炫人耳目。對許多實質收入不斷下滑的中產階級，「富裕中的貧窮」是殘酷的事實，就更別提原本並未分享到經濟成果的弱勢階層。連基本溫飽都不可得的貧苦人家，談甚麼台灣人的尊嚴，沒有任何意義。國家或政治社群如果無法照料成員的基本生存需求，這樣的國家也沒有資格要求人民有甚麼強烈的政治認同。

建立在經濟優越感之上的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若能夠儘早煙消雲散，所謂「幻滅是成長的開始」，這對台灣人是件好事。財大氣粗的台商，很快被財大氣粗的陸商所凌駕、取代。我們現在不認同陸商的財大氣粗，就該好好反省過去台商的財大氣粗。未來的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去除掉了虛幻和錯誤的經濟優越感，就只能夠建立在進步的價值觀之上。那是我們本身更平等的社會、更成熟的民主、更包容的人權、對生命與環境的尊重，以及與世界人類，當然也包括與對岸中國人民的關懷、分享。

發表於 2011-01-3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外交人事應有革新

外交體系的人事，由於某些重要職務被應該退休而不退休，甚至退休之後又復出的人員所佔據，而導致阻塞不通的狀況。根據中國時報記者仇佩芬的報導，與中國大陸比起來，台灣的中高層外交官員平均年齡高了許多。我們的外交部長楊進添今年滿七十歲，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六十一歲。台灣駐美代表袁健生六十九歲，中國駐美大使張業遂五十八歲。中國四千多名外交官，有將近一半小於三十五歲。小小的台灣竟然比龐大的中國老邁很多。

人事阻滯嚴重影響了外交人員的士氣。現在外交部有些中壯代的人員，發現未來的出路被「老成持重」的世代堵住了，後面又有更年輕的世代要趕上來，這些四十歲的科長們在同等級的職位上可能要待個十幾年，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哪裡，有的人萌生離開外交職涯、轉跑道的念頭，甚至說外交部應該組個創業聯盟，輔導大家轉業。當然真正會離開有保障的公務員職位的人只是極少數，但是即使留在外交部，他們對於外交生涯的熱血情懷已經冷卻，恐怕將淪為另外一種混吃待退的官僚。

這樣的情況對於我們的國家利益顯然有長期的傷害。台灣的國際處境艱困，並沒有因為「外交休兵」而變得輕鬆。在推動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經貿合作、衛生醫藥、文化教育乃至僑民及領事事務方面，有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就整個專業領域普遍而言，外交與國際事務的內容，在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冷戰結束後，以及九零年代後期網路興起後有了劇烈的改變，很多的外交工作已經不是傳統的外交事務，老一輩的經驗與人脈未必有用，甚至可能反而是一種阻礙。

傳統的外交工作，非常重視與駐在國的上層人脈關係。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老一代的大使們常常以交際手腕自豪。最近這位退休又復出的駐索羅門大使，過去曾任駐捷克代表，就有過一段無意間結識捷克舊貴族後代，以此打進捷克非共化之後的上層社會的故事。而每一個駐外官員也都有過夫人努力做中國菜，一次宴請多少當地賓客之類的經歷。如果我們對外交工作的認知，還是停留在觥籌交錯、衣香鬢影的所謂外交場合，那麼老一代官員們的人脈與手腕或許比年輕人厲害。

然而，國際事務領域的演變卻是：民意與大眾媒體對外交事務的介入愈來愈多；政府外交與民間交流事務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在整體外交工作中，傳統職業外交官能做的事情比例愈來愈低。簡而言之，在所謂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年代，或許「非外交的外交」會比傳統的外交更重要。傳統外交工作當然仍應被重視，但是我們更要求新時代的外交人員具有整合國內外官民資源，進行整體作戰的能力。

這就不只是外交人事汰舊換新的問題而已。那種只講求上層人脈，以個人魅力或交情來做外交的時代已經過了，不應該以經驗和人脈為理由，來合理化應退未退的人事阻塞情形。即使老的退了，換了青壯代的官員，也必須要求他們把腦袋換新。

發表於 2011-01-2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論謝長廷的重疊共識

在一九九五年許信良先生提出「新興民族論」之後，再也沒有一位民進黨的主要政治領袖提出過任何具有社會與歷史理論意涵的政治觀點。也是自從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之後，民進黨做為主要的反對黨，其領導者們竟然放棄了用理論來領導運動的企圖。

從那時候起，民進黨就把思想外包給所謂獨派學者，把宣傳外包給地下電台。時至今日，民進黨仍然是一個沒有人在做思想工作，也無能力掌握宣傳機器的政黨，因此才有所謂泛綠名嘴和「三民自」（三立、民視、自由時報）主導著民進黨路線的說法。

謝長廷先生此時提出建立在「重疊共識」理論之上的「憲法共識」或所謂「憲法各表」，看得出有為民進黨和台灣找理論出路的企圖心。不論他提出此論的個人政治動機為何，在現今鄉愿庸俗的民進黨文化下，還有領導者想要用理念來影響政治局勢，是令人肯定的。

但是他的論述是否真能夠對久已不從事思考的民進黨人，造成足夠的衝擊？對此無須樂觀，因為謝氏的理論一出，所有人都將以政治權謀鬥爭的方式來與他的論點互動，並不會認真地思考他的觀點。這就是現在的民進黨文化，早失去了八零年代對知識的純真熱情。

既然謝長廷意圖以理論來影響政治，那麼他的論點就值得嚴格的檢視。所謂「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乃是取自二零零二年辭世的當代重要政治哲學家勞斯（John Rawls）的理論。勞斯認為在理性多元社會中，雖然人群存在著不同的立場，但對於何謂正義往往可以獲致相同的看法。也就是從不同觀點出發，但可能獲致相同的結論。勞斯進一步談論所謂憲法共識，亦即將重疊共識所獲致的價值觀放入憲法。

謝長廷借用勞斯的理論，重點在於「從不同立場導出共通的結論」。勞斯所謂的共識指的是人權、言論自由等價值觀，謝長廷所謂的共識則是指國家定位，兩者並不相同。但是台灣社會，即使在國家定位的問題上，確實具有「從不同立場導出共通結論」的特性，也就是「維持現狀」，或「以中華民國的形式維持台灣實質獨立」的主流民意。這種理論的借用雖然牽強但也有其洞見。

但是謝長廷的重疊共識或憲法共識論，只能夠適用於台灣內部，也就是描述或鼓吹台灣應該謀求共識一致對外的主張。謝先生提出「憲法各表」，企圖要為民進黨建構與中國政府來往的理論基礎，這部分卻必然是失敗的。「憲法各表」要能夠做為謝氏構想的兩岸橋梁，就必須默認中華民國憲法為一中憲法，也就是換個方式說（不明說）的「一中各表」。這無異於搭個便橋，通到國民黨的「一中各表」橋梁上，再借道跨越海峽。

只是，如此一來，「一中各表」的所有風險、問題和侷限，「憲法各表」也都會遇到。更何況「憲法各表」連「一中各表」所能夠做到的都做不到。憲法要同時做為國內共識，和做為兩岸橋梁，這兩者基本上是有矛盾的。「一中憲法」不可能是國內共識，而兩岸橋梁需要建構在某種一中概念之上。民進黨真要重建理論路線，不可能用搭便橋借道的方式，而必須從基礎打起，用自己的橋梁來跨越兩岸。

發表於 2011-01-1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兩岸共識的條件

台灣在野黨派與民間社會，特別是企圖再度獲取執政權的民進黨，都認為有需要與中國大陸對話與交往。但是兩岸政府對話的前提條件，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設下的，他們要求要承認「一個中國」，儘管這「中國」的定義可以討論。既然台灣不可能拒絕與中國大陸打交道，於是建立某種能夠被雙方所接受的「對彼此關係的描述」，也就是在兩岸之間搭建所謂「共識」，成為台灣方面嚴峻的課題。

國民黨接受「一個中國」，這符合中共的框架。但是國民黨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與中共對中國的定義不同，國民黨說這叫做「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中共在馬英九總統就職前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國民黨宣稱這是因為兩岸代表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中獲致的共識，即所謂「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之所以被中共接受，而成為兩岸交往的橋梁，當然並不在於「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個陳述的正確性。恰恰相反，是因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明顯地完全荒謬，徹底背離事實，所以中共接受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中共要的是台灣當局接受「一個中國包括了台灣」，但是他們根本不需要談論「一個中國是誰」或「一個中國由誰代表」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這問題上佔有絕對的優勢，「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宣稱對其完全不造成威脅，反而暴露出中華民國政府的可笑與可悲。「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符合中共的戰略利益，因此「九二共識」被中共所接受。

國民黨用虛構的神話，做為與中共對話的共識基礎，在中共許可下，兩岸關係有所進展，國民黨為此洋洋自得。台灣在野政黨領導人在尋求與對岸建立某種交往共識之時，千萬不能落入同樣的迷思。真正的共識，必須以符合常識為基礎。脫離常識、違背現實的政治陳述，即使為兩方政黨或政府所接受，其實不過是某種密約或是默契，很難稱其為共識。這正是「九二共識」並不成其為真正的「共識」－－在兩岸人民大眾之間無人能夠描述其義，遑論認同支持，因而只不過是國共兩黨之間的某種默契罷了。

台灣在野政黨當然要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對話，但是兩岸交往的共識基礎，不應該以「此時」「中共接受」為前提，而應該以是否能與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階層對話為標準。以「立即獲得中共接受」為思考方向，就很難不損及台灣利益。假使台灣的在野黨也像國民黨一樣急於獲得中共的許可，那麼也必然在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上有所妥協。

台灣在野黨派應該先求與中國大陸人民的情感匯通，若是台灣方面的論述能夠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相當的認同，就取得了很大的正當性，使得中共政府很難遽予否定。而要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當然不可能是任何一種便宜行事的政治語言，而必須真實地以華人的文化理念與兩岸的共同利益為依歸。對於民進黨而言，這就不可能如陳水扁總統時代，僅僅是發明一些迂迴彎曲的詭詐語言，而必須真正徹底地反省究竟何謂台灣的主體性，台灣的前途究竟往何處走等根本問題。

發表於 2011-01-1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