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獲獎爭議與中國民主化

劉曉波先生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引起很大的反響，也在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圈子裡造成不小的爭論。支持劉曉波的不用講，有的是肯定他個人的貢獻，有的認為他是以中國民運之代表而獲獎。反對劉曉波的則是批判他的一些言辭曾經對民運造成傷害，或是認為他反對中共的立場不夠堅定。

從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台灣人之觀點，我樂意見到劉曉波先生獲獎－－或是任何一位重要的中國異議人士獲獎。中國海外民運圈裡的爭議，對我們是比較陌生而不易分辨誰是誰非。由於涉入不深，我們不能也不必在民運的派系與路線爭論中選邊站。但看到劉曉波獲獎所造成的極為尖銳的對立和非常激烈的攻訐，直令人感覺有如地獄一般，頗為難過。

反對運動是不可能避免爭論的。這對於從台灣的八零年代走過的我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運動本來就有路線競逐，而既然是政治，當然也有權力與資源的爭奪。台灣經驗中，反對運動內部的批判曾經很劇烈，但那也可以說是思潮激盪的美好年代。或許是那個年代沒有網際網路，所有的訊息若不是口語就是出版，總是得稍微保持風度。種種批判攻訐再嚴重，似乎沒有中國海外民運的彼此詆毀那麼慘烈。

這樣看中國海外民運，不禁會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有點不樂觀。台灣的民主化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就是本土社會與外來政權的矛盾（或第一社會與第二社會的矛盾）。這兩個社會的對立雖然是歷史悲劇，也對後來台灣的民主深化和團結有負面影響，但是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兩個社會的對立結構卻是創造出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台灣的民主反對派之所以能夠集結，很弔詭地受惠於兩個社會的對立結構甚多。當年不論反對運動內部鬥爭多麼激烈，只要面對威權政府，大多數人終究能夠摒棄成見而團結在「台灣」的大旗下。中國民運缺乏了這項迫使反對派團結的結構因素，終於深陷內鬥不可自拔。幸好中國海外民運的貢獻終究會告一段落，中國民主化現階段的主流是方興未艾的民眾反抗與維權運動，而這竟然又和台灣民主運動主流由海外轉向島內的經驗若合符節。即使海外民運毀滅了，中國民主化運動不會消失，總會在人民大眾之中萌芽的。如此則又不必悲觀。

樂意見到劉曉波先生獲獎，是因為這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一種具有正面意義的外界干預。中國政府將劉曉波獲獎視為西方干預，我認為確實是干預，這干預本來就是理直氣壯的。隨著經濟力增強，中國政府在人權與民主化方面，愈來愈不受世界的影響。一九九零年代美國還試過用貿易最惠國待遇當作逼迫中國改善人權的手段，後來在財團壓力下草草放棄。之後整個世界可以說對中共束手無策，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算是用對了。

做為台灣人，我們並不是想看到西方世界藉由人權和民主議題來羞辱中國。當然有些人確實是如此，有些人談到中國的人權狀況，目的就是要凸顯中國的專制落後。對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台灣人來說，我們的心和從歐洲或美國來看中國應該是不一樣的。我們不把中國的人權與民主落後當做台灣的優勢，而該當做台灣的責任。在這點上我們沒有甚麼好迴避，也沒甚麼可退讓的。

發表於 2010/10/2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中華民國的新定義

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國慶日的前一周內，台灣發生了兩件小事情。一是在開南大學的一場國際大學籃球賽，學生在校園裡掛遍了中華民國國旗，導致來參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生球隊掉頭離開。另一是在社交網站「臉書」（Facebook）上發生了一場沉默的愛國運動，可能有數千人或數萬人（人數無法估計）響應了把個人身分照片（profile picture）換成國旗的訴求，以此來慶祝國慶。

這兩件小事情背後所代表的社會趨勢，對於台海兩岸關係的影響會很深遠，相形之下馬英九總統的雙十談話內容就無足輕重了。這兩件小事情，象徵了中華民國的定義，已經被台灣的新世代所改變。其實也不是被新世代改變，而是被六十年的台灣與兩岸歷史所改變，然而由新世代透過直覺的行動而確認下來。這個中華民國的新定義與意涵，既不同於任何統派，也不屬於傳統的獨派；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理論無法統攝，民進黨的台獨理論也難以涵括。從認同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一個新的中華民國誕生了。

學生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隊面前掛起中華民國國旗，是一種爭取尊嚴的抗議，不僅抗議霸道的客人，也抗議軟弱的政府；他們的中華民國國旗代表的不是那個宣稱領土包括大陸的虛假中國，而恰恰就是台灣。在臉書上貼國旗的人們，很難歸類他們的政治屬性，從深藍到深綠都有。有的人貼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民國最初的五色旗，這些人可能是不認同國民黨，因此不願貼上有國民黨黨徽的國旗，但他們又接受中華民國，因此也不是要更改國名國號的獨派；有趣的是他們認同了一個不曾代表過台灣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滿地紅至少經歷過台灣的本土化，但初年的民國卻與台灣歷史幾乎少有關連，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是認同中國的？

十月發生的這兩件小事情，可以配合著一個月前的一份民意調查來看。聯合報公布於今年九月十一日的民意調查，顯示台灣人民選擇與中國統一的人數比例，包括急統與緩統都愈來愈低，而緩獨與急獨比例都升高，更有過半受訪者選擇永遠維持現狀（略相當於接受「已獨論」）。中共對台學者與急統派對此情況感到急切的憂慮，有的甚至建議中共對台灣採取非常強力手段，包括對台武嚇或對日奇襲（藉由釣魚台爭端），來扭轉此一民意趨勢。

這些建議當然是完全的愚昧，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新民意缺乏同情的理解，無法正確解讀其意涵。聯合報九月民調所顯示的，正是十月這兩件與中華民國國旗有關的小事情的背景脈絡。一個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中華民國新認同已經成長，並且會更加茁壯。這種新認同卻未必拒斥台灣與一個概念上的中華之間的關連。可以說，這種新的中華民國定義，是具體的台灣認同與抽象的中華認同的有機的綜合體。未來兩岸的任何可能性，都要從這台灣新世代的新認同來展開。

發表於 2010/10/1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台灣需要新的中華論

來到了十月，很快就要進入中華民國的第一百年。未來的一年到十年之間，台灣比任何時候更需要新的「中華」理論－－關於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中華民國與「中國」和「中華」的關係，以及未來的「中華」該是個怎麼樣的中華，還有台灣在這未來的中華形成過程中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台灣需要新的中華論，是要讓自己能夠搞清楚未來的方向，但又不僅如此。台灣需要新的中華論，是因為台灣有機會能夠影響未來的「中華」如何形成，因此台灣之所以需要有新的中華理論，不只是為了台灣，也是為了「中華」。易言之，台灣與這未來的中華之間並非一種因應或對抗的關係，相反地是一種有機的互動連帶。

在發展台灣的中華新論之開始，必須先界定我們目前的立足點，否則無以策勵前程。台灣的國家即是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台灣。中華民國的一百年裡，有六十多年在台灣。離開了台澎金馬，中華民國即沒有附著之處。不管國民黨與民進黨各自有怎樣的宣稱，從事實來看，中華民國即是台灣。這樣的事實，是一切未來想像的出發點。抹煞這個事實，也就是扼殺一切未來的可能性。

固然國民黨政府於二零零八年重新執政之後，在其「九二共識」下的一個中國表述裡，不認為中華民國即是台灣，卻採取了回歸到一九九一年修憲終止動員戡亂之前的立場，即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但這種理論的重新採用，並不僅是為了中國，同時也是為了台灣。這是為了台灣與中國交往的需要，而被迫採取的一種立場。

從兩岸交往需求的角度來看待國民黨式的一中表述，才會得到較為完整公允的評價。獨派人士過度批評馬英九政府的一中表述之統派傾向，卻無法提出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正因為台灣確實存在著與中國大陸交往的需求，而一個中國表述是對方設下的前提。

未來一年內，國民黨政府的兩岸政策會面臨更多來自統派的理論挑戰，原因在於中共方面愈來愈懷疑馬英九總統的一中表述之誠意與實效如何。統派理論家包括了台灣內部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急於向中共輸誠表態的知識份子，以及對岸的既與島內統派呼應又實際上引導著他們的半官半學的對台專家們。但這些統派人士只是批判馬政府促統不力，尚未能指出馬政府的一中表述實際上服務了台灣的需求。

在十分詭譎的年代，各類政治論述的內容和意圖以及效果之間的關聯往往也相當弔詭。國民黨的一中表述不讓急統派人士滿意，也不像獨派人士所指控的那麼出賣台灣，只是這種論述進退維谷，不能把台灣帶到任何地方去。事實上影響兩岸最大的結構因素並不是台灣政府做怎樣的宣稱，而是中國崛起與大國權力均勢的改變。兩岸正朝向統合的方向發展，惟歷史有其節奏和步伐，台北與北京的政府假使更急切一些，也無法把這節奏調得更快一些，只可能有負面的效果。

台灣之所以需要新的中華論，當然不是要催促政府在兩岸統合路上走得更快一些－－急切的統派不僅是害台灣，也會害中國。台灣要有新的中華論，是要讓台灣社會能夠穩住腳步，依照最佳的途徑來描繪未來的中華。一個由台灣參與規畫的未來中華，才會是對世界有正面貢獻的中華。

發表於 2010/10/0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美國與釣魚台

過去一周內，為了中國漁民在釣魚台遭受日本政府拘捕的問題，中國與日本的關係變得高度緊張。由於牽涉到雙方的國家尊嚴問題，這樣的緊張關係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應該不至於再惡化下去。釣魚台畢竟不屬於中國或日本真正的核心利益，雙方不可能為此將衝突升高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釣魚台問題所牽涉的、最耐人尋味也最挑動局勢的，反而不是中日兩方的態度，而是美國的立場與戰略。

中國對日本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包括外交抗議作為、中止觀光參訪，乃至停止稀土原料出口等，終於使得日本政府讓步。先前雖然聲稱是依據日本國內法處理而行政不能干預司法，但後來以檢方看法為由而提前釋放了被捕的漁船船長。日方放人使最緊張的情勢暫時化解，但後續的對抗仍在進行，包括中國漁政船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與自衛隊船艦飛機的周旋對峙等。

在日本稍做退讓之後，中國反而開始質疑：在釣魚台問題所牽動的中美日關係上，美國的立場與角色到底是甚麼？中方有些分析家的認知是美國在此火上加油，甚至在背後撐腰策動，而動機皆指向美國意欲藉由釣魚台問題再度強化美日同盟，抑制中國在亞洲的區域霸權地位。美國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最近的表態是：對釣魚島主權歸屬，美國沒有意見，但日本實質管轄範圍即屬於美日同盟協防的區域；美國重申對日本安全保障的承諾，也要求日中雙方透過談判途徑來處理爭端。在中國一些分析家的眼中，這是美國為日本對抗中國背書，也是在鼓勵日本政治上的親美力量。

美國是否利用釣魚台介入中日關係？從歷史來看，美國對釣魚台問題的立場有其脈絡。由於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將其劃入沖繩縣的釣魚台群島隨琉球群島一併交由美國管轄。一九七一年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也包括了釣魚台群島，造成日本對釣魚台的實質控制。本來美國支持日本對釣魚台擁有主權，後來改為不對釣魚台主權問題採取立場，表示美國交給日本的僅是行政權，因此不影響任何一方對釣魚台的主權宣稱。

在主權問題上，美國採取的是中立態度，避免觸犯當年的中華民國以及後來與美國建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點自從一九七零年代以來美國不曾改變。然而在釣魚台究竟是否屬於美日同盟範圍問題上，美國官員有過立場的調整。在柯林頓政府時代，美國官員曾經模糊以對，造成日本的疑慮。日本所在意的並非美國是否為釣魚台問題將與日本並肩對中國作戰──日本自己也不會為了釣魚台和中國打仗。日本擔憂的是美國在中國影響下，悄悄改變美日同盟的有效範圍與強度。到了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對亞洲政策重回以美日同盟為核心，明確強化了對日本安全的承諾，在範圍上也包括了釣魚台。

現在的歐巴馬政府，在亞洲戰略上似乎是柯林頓與小布希的綜合修正版，既改善美中關係卻又重視美日同盟。在釣魚台問題上，中國應該不必過度反應。美國固然有其透過美日同盟穩定其在亞洲領導力的圖謀，但不可能藉由釣魚台來打壓中國。中國也不宜在與日本關係緊張時，另開戰線與美國衝突，這除了滿足少數大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情緒衝動外，對全世界都沒有好處。

發表於 2010/09/29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不讓釣魚台的釣絲糾纏

釣魚台好像有一根歷史的釣絲，百年前開始纏繞著台中日三方，從上個世紀七零年代起，牽動著台灣幾個世代熱血青年的心，而這條糾纏的釣絲，在未來幾十年內大概也解不開。每隔幾年，這個總面積六點三平方公里的無人小島及岩礁群，總會發生個漁船糾紛，藉此讓人們想起它的存在。

釣魚台的存在，是一種尷尬，逼使台灣人去正視和思考我們自己存在的尷尬。生存於不利處境下的國民，儘管在理論上擁有所有應有的權利，但現實的無奈總迫使我們不去主張或行使那些權利。在中華民國外交部舉行的記者會上，日本記者質問，如果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那為何中國漁船侵入的時候，台灣沒有採取保衛領土的行動？

這是一個很愚蠢但也直接的問題。釣魚台長期被日本佔據，台灣若要捍衛，則衝突的對象首先是日本而非中國。但若侵入者是中國大陸漁民，理論上我們應該扣留並遣返。但對台灣人民來說，我們心底很清楚，釣魚台是我們的，僅僅是個宣稱。台灣宣稱擁有而實際上不擁有的，遠遠超過釣魚台－－國民黨政府告訴我們中國大陸也是我們的。台灣人早已不會被宣稱與事實之間的差異所困擾。

台灣在這類的衝突矛盾中，到底該如何尋求我們自身的定位？有些附和著要去保衛釣魚台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好像在尋求一個慷慨激昂的對日決戰點，還有人說要搞千船齊發光復釣魚島。在中國大陸逐漸升高的對日強硬氣氛下，在台灣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頗受到鼓舞。但我相信，我們的政府領導者尚能保持清醒理智的頭腦。

兩年前的六月，在釣魚台發生台灣漁船被扣事件時，我曾在其他專欄寫過，釣魚台三個字正好代表台灣在此議題上三個層次的國家利益：保釣、保漁、保台。保釣是保衛領土完整性這個象徵大於實質的訴求；保漁是保護漁民安全並擴及海域的石油資源等實質經濟利益；保台則是維護台灣自身的國家安全以及平衡的區域角色。很顯然地，保台優先於保漁，保漁優先於保釣。這才是深思熟慮的愛國者的思維。

中國對日本的強硬態度升高，對台灣也會造成一些表態的壓力，這正是考驗台灣在與大陸關係改善後，是否能夠維持對外關係的自主性。政府在此任何無謂的表態都是錯的。台灣有台灣自己的立場和利益，既不是依附日本也不該屈從中國。台灣民間知識分子更沒有必要在大陸的輿論壓力下表態。釣魚台不會引發中日決戰，中國與日本不會在釣魚台問題上決裂。中日政府都會很清楚，兩國的共同利益還很大。日本雖然剛改組內閣，從人事上看起來似乎有從先前小澤派閥勢力下親中路線走回傳統親美路線的趨勢，但不至於刻意挑起爭端，因為與中國衝突絕非日本此時的利益所在。中國方面短期的民族主義情緒操作，也不至於讓政府領導者昏亂。和平與合作是東亞主流走向，也是台灣長遠利益所在。

發表於 2010/09/22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黃金十年與十年政綱

馬英九總統提出「黃金十年」，民進黨蔡英文主席提出「十年政綱」，看起來兩大黨領導者都對未來十年懷抱著遠大的志向。要評價兩大黨所規劃的十年願景，我們先從客觀角度看看，就台灣所處的華人世界與東亞區域而言，未來十年究竟是怎樣的十年？

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得回其應有的世界地位的十年。中國經濟可望繼續增長，但是知識中產階級的人數擴增，將迫使共產黨政權不得不面對遲早發生的社會激盪與政治革新。東亞文明將會翻新而顯示出對全人類更大的重要性。在這樣的十年裡，台灣由於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制度優勢尚未完全喪失，還有機會對中國發揮一種具有抗衡張力的正向拉動力量。評估國民黨的「黃金十年」與民進黨的「十年政綱」，極重要的是看兩黨願景是否能建構台灣如此的特殊角色。

馬英九總統與國民黨政府所期待的「黃金十年」，並沒有指出台灣如何強化或至少維繫自主地位，並以此帶動中國大陸的進步。相反地，馬政府心目中的黃金十年，是台灣攀上中國經濟的驅力而被帶動。馬政府認為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的簽訂，是所謂黃金十年的開啟。在馬政府的世界觀裡，台灣一旦與中國降低了關稅，促進了貿易來往與投資，然後形成共同市場，就是一切問題的解答。

國民黨黃金十年的想法，建立在非常簡化的意識形態之上。自從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後期台灣經濟自由化起，一種解除管制、放任財富積累與剝削的放任資本主義就徹底給國民黨人洗了腦，從此不再以總理信徒自居。這個思想陣營（其中大部分人沒有思想但忠於陣營）九零年代以來極為壯大，把放任資本主義的教條都化為了常識，彷彿除此之外再沒有了經濟學，所有違背的思想都不值得討論。

國民黨的黃金十年，將會是國家最大功能在於招商的十年，也是政府最主要工作在於開標發包的十年。馬總統提出黃金十年的口號後，政府將政策研擬的工作用八百萬台幣發包給中華經濟研究院，只是無數案例中的一個小例，說明政府如何失去執行業務的機能。而未來政府最大的政績，也會放在如何吸引外資、中資。

當招商成為政府的第一優先事項，領導者會幾乎完全失去判斷力與自信，而傾向認為外資或中資企業的觀點，就該是政府的觀點，甚至往往過度揣測投資者的心意。先前馬總統擔心桃園機場捷運車站太多，開到台北超過三十分鐘，會讓台灣「沒有競爭力」，竟然不顧規畫專業與程序而要求減少站數，這個案例完美地說明了領導者是如何被「競爭力」的想法折磨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國民黨的黃金十年，如果少了制衡與批判，極可能成為在放任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大膽冒進，缺乏同情心、缺乏敏感性的時代，也可能成為強者狂暴、弱者無告的時代。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表面看起來金光閃耀，實質上只是鍍金的十年。

民進黨的十年政綱尚未完全公布，還不知道其中國政策部分將如何應對未來十年的客觀情勢。但是從民進黨失去中央政權之後的所謂反省思考的層次，可以判斷民進黨不可能提出大幅革新的主張。對於維繫台灣的獨立自主，民進黨可能會有很多口號，但是對於如何拉動中國大陸的改革進步，以一個基本立場反中的政黨則幾乎不可能做到。

發表於 2010/09/15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兩岸的文化是不是政治？

文化是不是政治？來台訪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蔡武先生，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也是一位國際政治教授，更是中共中央委員。他應該不會認為文化不是政治。台灣的行政院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先生，同樣是政治學者出身，很清楚自己被任命為文化政策的最高官員是出於政治的理由，他也不可能天真地以為兩岸的文化交流活動是在政治之外的。

媒體報導盛治仁主委在接待蔡武部長的時候提議，說兩岸可以互設官方辦事處，但這樣的提議卻遭到陸委會官員的否認。有這樣的狀況，並不是哪位官員以為兩岸的文化事務不屬於政治，可以自由發揮不受約束，而是國民黨政府在兩岸政策上缺乏中心的戰略思想，以至於連盛治仁這麼懂政治的文化官員，都會有個人的突發奇想，而說出冒進的提議。

我先前在這個專欄寫過，馬英九總統與幕僚們再不建立起這個政府在國家定位與兩岸上的戰略思想論述，則政府的兩岸政策將如脫韁野馬易放難收。往後每位縣市長、乃至每個立委，不分藍綠黨派，都會有一個自己的小小陸委會──透過自己的人脈與北京或中國各省聯繫，各搞一套大陸政策。這其實就等於沒有政策。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先生是我方的正式代表，但他的想法是否代表我們政府的路線？江丙坤說明年江陳會要討論文化議題，陸委會也否認，那麼是江丙坤先生也有一套自己的大陸政策？

那麼兩岸的文化是如何政治呢？中國文化部蔡武部長說，在ECFA簽訂之後，接下來還該簽一個兩岸文化交流協議，這類在經濟協議之後要建立所謂文化交流架構，在大陸那邊已經有不少人倡議，在台灣這邊也很有一些呼應。文化是如何政治的？從最淺的層次講，談文化是很政治正確的。兩岸經濟有了，就該有文化，誰敢說不要文化呢？但我很好奇，哪一位看過所謂兩岸文化論壇之類的人，會認為那是文化活動而不是政治活動？而蔡武先生也講得很明白，中共提文化交流是為了兩岸和平發展打基礎，這沒有陰謀，都是陽謀，兩岸的文化就是政治。中共有他的文化服務政治目的之陽謀，那麼我們的陸委會與文建會協調出個應對的策略了嗎？還是就各自隨便說說算了？

如果關心的真是文化，那麼中國的文化部長到台灣，我們不該只關心他對兩岸的看法，也該問問中國對內的文化政策。中國的文化政策基本上是產業政策，從過去的意識型態變成了賺錢掛帥。「十一五」以來，中共把文化完全當成產業在推動，要求文化產業的年增長率實現百分之十五，以國有資本主導，開放「非公有資本」共同發展，為的都是賺錢。台海兩岸現在都把文化當成產業來狂熱地搞，差別只在大陸的手筆大得多，因為賺得更多。在這樣的熱潮下，兩岸的文化交流指的是甚麼呢？不就是如蔡武說的「集中雙方的資金與創意」，一起搞更多的文化產業嗎？那不就是經濟嗎？那麼ECFA還不夠用？

兩岸官方現在所談的文化，放開所有的虛偽裝飾，其實質若不是政治就是經濟。文化如何了？我認為，文化永遠都在，政治和經濟弄好，文化才會是真的文化。現在與中國官方實在沒甚麼文化可以談。

發表於 2010/09/08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