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中國民主化一直存在著矛盾,這也是台灣對中國戰略思想上的一個難題。我們是否真心期待中國的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化是否對台灣有利?中國不民主化是否對台灣更有利?表現出對中國民主化的善意期待--喊喊口號,或許對台灣最有利?
中國的民主化或許艱難而緩慢,但在這個過程中,台灣勢必積極參與,否則不論中國往哪個方向演變,台灣都可能承受一種處於被動而難以因應的風險。中國如果民主化,將是充滿不確定性及巨大危機的歷史挑戰,在此過程中,台灣的風險與機會,將更大於中國經濟開放的階段。
如果說,中國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經濟開放及發展的過程中,台灣是否適當因應,會影響台灣產業與經濟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那麼在中國於2020年代或許可能但不知以何種機緣展開的民主化過程,台灣能不能掌握歷史機會,就將是台灣短暫的民主奇蹟與獨立夢想能夠延續或潰滅,以及台灣人做為海陸交會之島民,是變成歷史的棄民,或成為上天之選民,這是真正重要的時刻。
台灣人做為上天之選民,以獨特國家之姿,高舉普世價值,雖為萬國所背棄,但將自身貢獻於人類之平等自由,這是台灣國家的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論述。指認台灣人的天命,勇敢地承擔並實現這天命,是台灣國家領導人最重要的職責,但也是令人幾近絕望的祈求。
台灣人的天命,並非從未被指認。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當日,群眾高唱由蔣渭水作詞的會歌:「所以天降大使命,囑咱緊實行,發達文化振道德,造就此才能。...我等一舉天下利,豈可自暴棄。但願最後完使命,樂為世界人,世界人類萬萬歲,台灣名譽馨。」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台灣人以台灣人的身分,指認台灣人具有獨特的國際地位與歷史機會。
台灣人做為人固然有其天賦權利,不必要對世界有所貢獻。但因中國的再崛起給予台灣絕無僅有的地位與機會,使得台灣人可以將自身的追求與對人類的貢獻合而為一。台灣的未來在中國,但並不是被中國所吸納,而是努力維繫分立而不對立的關係,拉扯牽引著中國走向民主化,而台灣與中國可同蒙其利。
以民主進步黨而言,台灣對中國民主化的思考尚未到達可討論策略的階段,其認識與心態須先提升,討論戰略或策略才有意義。即對中國民主化的基本理論,應建立在前揭的「獨特國家高舉普世價值」之台灣人天命論之上,以此開展具有台灣主體性的中國民主化對策。
台灣對中國民主化有何政策工具?對西方思維照單全收,或尾隨歐美政府做所謂民主協助(democracy assistance)並非不好,而在台灣的角色變成邊緣,無法對中國社會直接產生更大影響力。在全球反恐及美國民主同盟戰略下成立的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進黨未充分經營,在國民黨主政後更已失去價值,無法做為台灣推進中國民主化的核心機構。
台灣對中國必須建立文化價值上的領導權,這是無上優先任務,無此領導權則台灣民主對中國無有吸引力。台灣的文化產業振興其實應具有此戰略意涵,唯目前政府反其道而行,推動文化產業迎合中國而非吸引中國。台灣應建立國際的話語權機構,是一艘文化航空母艦--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從過去的內向應轉為外向,即以服務亞太地區及華人世界為目標,同時擔負文化外交與公共外交的職責。
台灣民主本身若搖搖欲墜,則將喪失拉引中國民主化的基本立足點。以此台灣真正最強有力的機構是憲法及公民投票。當前最應推動「第三共和」修憲,一舉解決中央政府體制問題、選舉與政黨體制問題、憲法在台灣的正當性問題,簡言之可謂台灣共同體的根本重建。若台灣推動修憲公投,勢將引發中國社會全面關注。此一運動同時將落時台灣民主深化,並帶給中國社會極大刺激,或將引發中國大規模激進之民主化運動也未可知。
20131017-民主進步黨『華山會議』引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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