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中國民主化一直存在著矛盾，這也是台灣對中國戰略思想上的一個難題。我們是否真心期待中國的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化是否對台灣有利？中國不民主化是否對台灣更有利？表現出對中國民主化的善意期待－－喊喊口號，或許對台灣最有利？
中國的民主化或許艱難而緩慢，但在這個過程中，台灣勢必積極參與，否則不論中國往哪個方向演變，台灣都可能承受一種處於被動而難以因應的風險。中國如果民主化，將是充滿不確定性及巨大危機的歷史挑戰，在此過程中，台灣的風險與機會，將更大於中國經濟開放的階段。
如果說，中國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經濟開放及發展的過程中，台灣是否適當因應，會影響台灣產業與經濟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那麼在中國於2020年代或許可能但不知以何種機緣展開的民主化過程，台灣能不能掌握歷史機會，就將是台灣短暫的民主奇蹟與獨立夢想能夠延續或潰滅，以及台灣人做為海陸交會之島民，是變成歷史的棄民，或成為上天之選民，這是真正重要的時刻。
台灣人做為上天之選民，以獨特國家之姿，高舉普世價值，雖為萬國所背棄，但將自身貢獻於人類之平等自由，這是台灣國家的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論述。指認台灣人的天命，勇敢地承擔並實現這天命，是台灣國家領導人最重要的職責，但也是令人幾近絕望的祈求。
台灣人的天命，並非從未被指認。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當日，群眾高唱由蔣渭水作詞的會歌：「所以天降大使命，囑咱緊實行，發達文化振道德，造就此才能。...我等一舉天下利，豈可自暴棄。但願最後完使命，樂為世界人，世界人類萬萬歲，台灣名譽馨。」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台灣人以台灣人的身分，指認台灣人具有獨特的國際地位與歷史機會。
台灣人做為人固然有其天賦權利，不必要對世界有所貢獻。但因中國的再崛起給予台灣絕無僅有的地位與機會，使得台灣人可以將自身的追求與對人類的貢獻合而為一。台灣的未來在中國，但並不是被中國所吸納，而是努力維繫分立而不對立的關係，拉扯牽引著中國走向民主化，而台灣與中國可同蒙其利。
以民主進步黨而言，台灣對中國民主化的思考尚未到達可討論策略的階段，其認識與心態須先提升，討論戰略或策略才有意義。即對中國民主化的基本理論，應建立在前揭的「獨特國家高舉普世價值」之台灣人天命論之上，以此開展具有台灣主體性的中國民主化對策。
台灣對中國民主化有何政策工具？對西方思維照單全收，或尾隨歐美政府做所謂民主協助（democracy assistance）並非不好，而在台灣的角色變成邊緣，無法對中國社會直接產生更大影響力。在全球反恐及美國民主同盟戰略下成立的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進黨未充分經營，在國民黨主政後更已失去價值，無法做為台灣推進中國民主化的核心機構。
台灣對中國必須建立文化價值上的領導權，這是無上優先任務，無此領導權則台灣民主對中國無有吸引力。台灣的文化產業振興其實應具有此戰略意涵，唯目前政府反其道而行，推動文化產業迎合中國而非吸引中國。台灣應建立國際的話語權機構，是一艘文化航空母艦－－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從過去的內向應轉為外向，即以服務亞太地區及華人世界為目標，同時擔負文化外交與公共外交的職責。
台灣民主本身若搖搖欲墜，則將喪失拉引中國民主化的基本立足點。以此台灣真正最強有力的機構是憲法及公民投票。當前最應推動「第三共和」修憲，一舉解決中央政府體制問題、選舉與政黨體制問題、憲法在台灣的正當性問題，簡言之可謂台灣共同體的根本重建。若台灣推動修憲公投，勢將引發中國社會全面關注。此一運動同時將落時台灣民主深化，並帶給中國社會極大刺激，或將引發中國大規模激進之民主化運動也未可知。
20131017-民主進步黨『華山會議』引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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