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關係邁入新階段

今年是國民政府遷台六十周年。自一九四九年所奠立的台海兩岸兩個政體、兩個華人國家分立對峙的區域局勢，是台灣、中國、美國、日本之間關係的結構和基礎。從一九四九年至今的六十年，又可以分為兩段。前三十年，是沒有（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的時代，即是美國強力支持台灣的蔣氏國民黨政權，共同對抗共產中國的年代；後三十年，則是有台灣關係法的時代，也是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而將台灣放置在較為消極的地位但又維持著一種模糊承諾的階段。

美國在台協會（AIT）即是台灣關係法的產物，是這三十年來台美關係的象徵。這個星期，美國在台協會終於在台北內湖動工興建新的館舍。誰都知道，美國在台協會事實上就是美利堅合眾國駐台灣中華民國的大使館。但是美國在台協會在台北市信義路的舊辦公室，非常具體地呈現出美國在處理對台灣關係的謹慎、卑屈－－信義路館舍一點都沒有美國大使館該有的樣子，沒有美國國旗，沒有美軍駐衛。排隊辦簽證的，以及要搞反美示威的，都必須在路邊人行道上進行。

許多美國公民到台灣來，發現在台灣的美國大使館比起全世界任何國家的美國大使館都窄小、侷促、寒酸，起先都會很訝異。畢竟台灣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且不提戰略上的重要性。等到他們理解到，美國在台協會並不是為了省錢，也不是沒有土地房舍，而是刻意裝出低調，只為了表示這裡不是一個大使館，表示美國與台灣沒有正式邦交，很多美國人都因他們自己的國家如此低聲下氣而感到羞愧。

美國在台協會動工興建新館舍，占地六公頃多，土地租期九十九年，工程總經費五十多億台幣，甚至傳聞未來可能如其他國家的美國大使館由海軍陸戰隊守衛，這似乎象徵著美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三十多年以後，與台灣也要進行某種關係正常化－－仍然沒有邦交，仍然以台灣關係法為基礎，一切照舊，但是不必像過去那麼畏首畏尾。此時的短期背景，正好是馬英九總統的台灣政府與美國關係的大幅改善。

在陳水扁前總統第二個任期的破壞性操作之後，台美關係在馬英九總統主政下穩定地回復，美國政府對台灣提供的空間也會隨之寬鬆。近日內馬總統將第三度出訪，目的地是中美洲的巴拿馬、尼加拉瓜、宏都拉斯，途中會過境美國夏威夷，屆時將有參訪活動，並且與夏威夷州長餐敘。中國外交部雖仍發言反對任何外國的政要與台灣官方來往，但是這樣的聲明無非是例行公事，對美國不會有影響。

美國學界與政界對馬政府有良好評價是不爭的事實。短期內台美關係可望繼續穩定增進，而這樣的發展將考驗台灣、中國、美國三方的利益是否真的可以協調並進而不必經歷波折衝突。對於台灣的反對黨來說，拼命唱衰或是告馬政府的洋狀未必有實質作用，仍該努力建構出能夠改善台灣與美國和中國關係的政略才有意義。

發表於2009/06/24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葉卡捷琳堡與新國際秩序

葉卡捷琳堡位於烏拉山麓，是俄羅斯的第五大城市，也跨越了歐洲及亞洲的交界。上個星期在這裡，「上海合作組織」召開了第九次的成員國元首理事會。台灣的媒體輿論對此似乎沒有太多的注意，但是這個會議是一個大趨勢中的重要事件點，國際秩序正在根本而深刻地改變中。甚至有美國的評論家撰文指出，未來歷史將發現，美國的全球經濟與軍事霸權終結於葉卡捷琳堡的此次會議。

「上海合作組織」是當代第一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發起的國際組織，也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為名的國際組織，其本身就象徵了中國積極參與且扮演領導角色的國際新秩序。由中國與俄羅斯和前蘇聯諸中亞共和國所發起的「上海合作組織」有其公開的短期目標，即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維護區域安全；也有其不明講的長期戰略，即鎖定區域能源以供應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所需。除此之外，這次的葉卡捷琳堡會議更有很獨特的意義，也就是亞洲對美元的挑戰增強以及所謂金磚四國（巴西、俄國、印度、中國等四大新興經濟體）的對話。

中國與印度兩大國的來往，是亞洲最重要的幾組雙邊關係之一。在此次會議上，中國領導者胡錦濤與印度總理辛格會面，設定了領導人互訪、年貿易額達到六百億美元及加強國防合作等目標。在「上海合作組織」中，巴基斯坦申請成為正式成員，印度則是觀察員。印巴兩國領導者也在此會議上會面，使這個會議也略有化解國際爭端的功能，而這也將更削弱美國在南亞次大陸的重要性。

在中國與印度關係密切改善的同時，兩大國仍然有相當的利益衝突。印度工商聯合會指控中國工業對印度進行低價傾銷，是所謂「典型的中國掠奪性定價」。在雙邊貿易隨著兩國的經濟一同成長之下，這類經貿爭端以後會愈來愈多，需要更多對話以及不同面向共同利益的構築，才有可能讓亞洲的新秩序更成熟。

亞洲共同貨幣當然是未來重要的主題。在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行長周小川主張建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之後，台灣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先生日前出人意表地提出了亞元有必要性的看法。彭總裁提出亞元的理由是台幣容易受到國際熱錢進出所影響，若亞洲國家聯合起來制定共同貨幣則較有能力抵禦對匯率的攻擊。

確實亞元的路還很漫長。亞洲國家在文化和經濟的差異性都非常大，在國際政治上也有很不同的利益。要成立亞元仍必須克服幾乎是不可能的政治問題。但是如果在技術上有循序漸進的做法，例如亞洲開發銀行這幾年來嘗試的建立亞洲貨幣單位（Asian Currency Unit，ACU）；以及在政治上主要大國能夠創造很細膩的對話機制來定義和構築起亞洲國家長遠的共同利益，則亞元也未必不可能在未來十幾年內逐步實現。

目前以中國為主導的國際新秩序形成過程裡，缺乏了一些人權和民主等進步價值及文化的意涵。但若沒有這些價值元素，則對於以美歐為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的撼動，就不那麼令人期待。中國既然不稱霸，就要好好培養王道的氣質內涵。

發表於2009/06/17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辯與不辯

民進黨是否該就其中國政策進行辯論？如果排除掉該黨的派系內鬥政治考慮，則答案十分顯明：當然應該要辯論。理性的政策辯論能夠讓空前低迷的民進黨重獲生機。但是民進黨是一個不可能排除黨內派系政治的政黨，即使展開中國政策辯論，其結果已經可以預期－－必然是沿著派系界限而切割，依循著政治利害思考而進行的權謀鬥爭。

近日民進黨內陳水扁派系人士串連要求展開中國政策辯論，其策略考量昭然若揭。對逐漸被冷落拋棄的陳水扁前總統而言，能夠攪亂黨內局勢，他才有重新介入的空間。陳水扁先生企盼著結束羈押後取得新的政治槓桿，重獲對民進黨的影響力，具有高度政治衝突性的中國政策當然是最好的槓桿。一旦民進黨開啟辯論，掌握八年政策制定權的陳水扁，必定能透過媒體發言而主導這場論戰，動員急獨派力量來擁護他。

在陳水扁前總統的個人考量之外，對要求辯論的扁系青壯派人士來說，開啟中國辯論是一個樹立論述、重建團體的機會。由於陳水扁個人對知識思想的工具性格以及善變權謀作風，扁系一向較缺乏政治哲學及政策論述，青壯派了解此一弱點並亟思補救。但是扁系青壯派並非對中國政策已經胸有成竹而要求辯論。事實上他們仍可能是邊打邊找棍子，憑著政治嗅覺弄論述。

至於抗拒辯論要求的黨中央，其真實理由也同樣是派系內鬥的政治思考。蔡英文主席在黨內地位較為弱勢，為了維護民進黨脆弱的盤局，對於陳水扁前總統的挑戰頗為忌憚。蔡英文的領導風格一向是被動地迴避黨內衝突而非主動引導時勢。此時黨中央以黨內對中國政策本來就有共識無需辯論為理由來回應，很明顯地也是政治考量下的虛辭，根本不是實事求是。

在二度政黨輪替之後，中國政策是民進黨發展的罩門。民進黨不在中國政策上打開一條活路，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中國共產黨牽著國民黨的手跳舞。民進黨在急速發展的兩岸關係上的角色已經愈來愈邊緣化，這代表著台灣有很大一部份的民意被忽視，也代表國民黨政府的政策近乎缺乏制衡。但是民進黨人的思維非常地混亂，不論在兩岸關係的長遠願景或是短期戰略都是如此。民進黨不透過思想的重新整理，是不可能找到中國政策的方向。

或者有人說，民進黨此時該做的就是監督，不需要政策。這是似是而非的說法。沒有中心思想的反對黨，淪於為反對而反對，這樣的反對根本沒有力量，連監督都做不好，遑論提出替代方案甚至重返執政。蔡英文主席自己說過，民進黨是犧牲自己來拉回過度傾斜於中國的國民黨兩岸路線。這樣的說法非常真實地表現出蔡主席對民進黨當前路線的矛盾心態－－他知道這樣走下去將是死路，但是又無力挽回，只好以此犧牲論來自我開脫。

中國政策的辯論對民進黨確有必要，對台灣也有很大的利益，但其前提是民進黨擺脫凡事都放進黨內權謀思考的慣性模式，而能夠真實地面對兩岸問題。

發表於2009/06/10新新聞周奕成專欄

台灣與中國都該用新思維看待八九

當馬英九總統呼應呂秀蓮前副總統關於中國已經改變，大家不宜繼續用一九八九年的印象來看待中國；此時馬總統的態度是對的，內容也沒有錯，但是他這次的發言缺乏了一個對中共善意規勸的立場。馬總統有此雅量呼應反對黨卸任副總統的言論，這是好事。台灣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中國大陸的政策亟需朝野共識。各政黨領袖試著找到彼此的共通處，以公開對話來促成社會觀點的聚合，正是台灣所需要的。

馬英九總統是本月一日在訪問中美洲的途中，與隨團記者茶敘時提到他贊同呂前副總統的看法：不應該以八九年的共產黨來看待現在的中國。但是馬總統略過了呂秀蓮前副總統的主要論點，即是呼籲中共領導人要把六四的二十周年當成機會而非威脅，應該正面去面對。呂秀蓮女士在接受美國之音電台的專訪中說「六四事件對中國的改變有正面影響，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應該用新的思維回顧歷史事件，用大開大闔的心胸來肯定、平反六四。」

呂前副總統的發言，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即是他並不採取與中國敵對的立場來談論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相反地，他甚至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採取了一種理解的、奉勸的立場。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立場呢？呂秀蓮女士還說得更明白：「台灣的命運不能自外於中國，這是歷史性的，未來也是如此。」正因這樣，我們對於中國必須要能理解並給予正面的影響，這才是台灣朝野應該一致採取的立場。

由於台灣人不自外於中國、不敵對中國，因此我們才關心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化。一般台灣民眾應該會同意呂秀蓮前副總統的立場：不僅不自外於中國人民，也不對北京政權採取敵對的態度。我們關心中國民主化，不表示任何顛覆現有政權的意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取決於大陸人民的接受程度，從台灣人的立場是不否定的。台灣民間大多數聲援或紀念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活動和言論，也應該如此被理解。

誠然，從中共的傳統立場，很容易把發生在大陸內部、香港、台灣及世界各地的六四紀念活動或民主化訴求言論，當作是外國勢力在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陽謀。但是任何具有理智的、對國際局勢有正確認知的人都該知道，在中國崛起以及中美關係高度改善以後，外國勢力在這方面的企圖和能力早已大幅降低。更何況中國若要讓人不用二十年前的觀點來看她，首先就是要讓人知道，中國人自己也不用二十年前的觀點在看世界。

最重要的，中國若不想要讓外國來推動改變，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從內部推動改變。對八九年事件的評價改變，會是非常好的一步。其實這也是遲早要走的一步。民主化對中國的改變是正面的，即使不談整個中國歷史，僅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八九民主運動絕對是愛國運動。在中國的未來發展中，類似八九的青年理想主義，更將是新世代所需要但仍然欠缺的動力。中國應該回頭找尋八九的未來意義。

發表於2009/06/03新新聞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