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教育者：與專業學者的對話

有幾位站在人類知識生產分工機制的金字塔上層（來自Yale、Harvard、MIT等機構的博士訓練），而有志於成為專業學者的朋友，與我質疑辯難：關於自我教育者對知識的看法，以及學習的策略問題。

關於學習策略的質疑，包括：專業學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學習（便於取得高級知識），專業學者未必是受限於領域的人（列舉「大儒」或「通人」的例子），等等。

這些問題都很容易獲得共識。第一，專業學者取得高級知識比常人容易太多（時間、資源、近用權），因此要成為追求常識的人，如果有本事先成為專業學者，當然也不錯。但是當代學術分工過於精密，競爭又激烈，資淺的專業學者通常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在出版，而出版講究的是在特定領域有新的貢獻。換句經濟學的話說，專業學者必須開發、剝削自己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以避免在競爭中遭到淘汰。而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結果就是職能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專業知識因而遠離了常識。因此作為一個專業學者，對於常識的追求，利弊難以衡量，通常取決於個人的能力和決心。

這就聯繫到第二個問題，有多少專業學者能夠成為通人、大儒？在這個問題上，每位有志於成為專業學者的朋友都同意：很難、很少。我想要補充一點，當代的（我們所認為的）通人、大儒，其知識領域看起來似乎比過去的通人、大儒來得狹窄。舉個例子，發展社會學家Peter Berger，政治學家Samuel Huntington，從現在的標準來看，好像很了不起了，年紀大了，是大師了。但你看看他們的著作的深度、廣度，比起Max Weber又如何呢？而Weber並不是專業學者。當代專業學者要成為大儒，太難了。而自我教育者根本不打算成為大儒，因為他做不到。

除了學習的策略之外，最主要的爭點，就是：專精一門知識，是不是旁通其他知識的必要途徑？或至少是比較有效的途徑？

對於專業學者而言，這是非常強有力的論據。他們認為，知識到了一個層次，都可以觸類旁通；因此應該要專攻一門知識，到了一個程度再推而廣之。

我的問題是：那麼，到了什麼層次，知識可以觸類旁通？到了什麼程度，可以學習其他的知識？正在讀博士的人會說，博士讀完才夠。副教授會說，等到成為被肯定的學者才夠（或得到終身教職才夠）。那麼為什麼不是大學畢業生就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足以追求更廣的常識？專業學者有一個傾向，會過度強調專業學術訓練的重要性，以及從學術生產的規格，來判斷知識的價值。但事實上，學術生產的規格，究竟是把他們帶向觸類旁通，還是以井觀天？或是真實的生活體驗、觀察、甚至文學閱讀，更能使人觸類旁通？

另一個問題是，專業學者多傾向用自己的理論和語言，去解釋一切現象，如果這就是所謂觸類旁通的話。於是自然科學要主宰社會，經濟學要殖民人類感情。透過把一個學科的理論凌駕於所有現象，這些專業學者是真的更瞭解其他人、其他事情嗎？而透過許多年的專業學者辯論、整合、突破，最後，他們會「發現」許多其他人早就知道的常識。比如說，新制度經濟學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發現」了市場不是唯一的經濟機制，「發現」了政治與法律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從Coase在1937年發表廠商理論，到1991年他獲得諾貝爾獎，1993年North也獲得諾貝爾獎，他們「發現」了過去經濟學家不知道（或因為經濟學的專業理論訓練而不願相信），但任何一個政治學生都知道的事情。

我一點都不會意外，如果公元205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某個華人經濟學家，表揚他用數學公式證明孔子和佛陀的理論，是增加人類的整體功利（Utility）。但我不想等到那時候，再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與佛學。

因為自我教育者可以「現在」就去讀論語、讀佛經。不需要什麼專業訓練。

從專業學者的標準來說，知識是要發表在期刊上才算擁有。但對於自我教育者、一個追求常識的人，知識卻是讀懂了、聽到了、想通了，就是擁有。因此對於專業學者，要成為通人、大儒，必須將知識在出版的著作裡整合。而對於追求常識的人，他要將知識在人的行為與生活中整合。

當然，一個專業學者，還是有可能是一個擁有常識的人，因為他也可能在人的層次，整合、實踐他的各種知識。專業學者與自我教育並不衝突，重點是在，有沒有對知識的真誠、以及足夠的好奇心。

是要在人的層次，成為擁有常識的人；還是要在知識的層次，成為博學的人？這是自我教育者必須自我追問的問題。

圖：Yale University圖書館，攝於去年夏天

自我教育者：一個沒有領域的人

自我教育者，是一個沒有領域的人。

領域，是學者的觀念。學術的領域，本來是field，一個工作耕耘的地方；後來就變成了territory，一個自己跨不出去，但也不准別人進來的國土。

自我教育者不是專家學者，他不需要領域。他跨足各個領域，有如穿行各個國界。

沒有人需要知會他：喂！我最近在做「你那個領域」的研究呢。因為自我教育者根本沒有屬於「他的」知識領域。

也沒有人會肯定他：您在您的領域中成就卓著。因為自我教育者對個別領域的知識，並沒有貢獻。

自我教育者穿行於各個屬於專家學者的領域，有如無國籍的旅人。他略通各國語言，因此能夠與人對談。他稍知各國民情風俗，因此有許多趣聞與人交換。他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各個知識國度的領主，都很高興有一個無國籍的人能夠聽得懂他們的語言。

然而自我教育者卻是一個寂寞的旅人。他在各地都有朋友，卻沒有人一路與他同行。

自我教育者，曾經試圖鼓吹人們和他一同旅行。但擁有領域的人，都要固守他們自己的疆土。他們不願意跨出去，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旅行：我不懂那些方言呢。我不敢去冒險呢。更常見的原因是，他們對於其他知識國度的人類，抱著強烈的偏見，甚至敵意：我是某某學者，研究某某領域，屬於某某學派，我畢生追求，本派發揚光大，順我者對，逆我者錯。

他們不願意離開自己的領域，更是害怕別人闖進來，或是自己再也回不去。他們害怕這種流言，在自己的國度裡流傳：那個某某，最近不務正業，看來是對本領域沒興趣了。他們擔心忠誠被懷疑，會遭到畢生流放。但他們多麼需要一個領域啊。

自我教育者不怕寂寞的旅程，因為他享受這寂寞。當初如果害怕寂寞，就不如找個領域蹲下來，和同領域的人，擁擠著分享體溫與排泄物。

自我教育者，沒有一本護照，來證明他的國籍。但是他能夠自由會見各國元首，相談甚歡，因為他有自信的器度，能夠見大人則藐之。他又有謙卑的態度，能夠傾聽不同的聲音。

自我教育者，尊重每一個知識的國度，但他並不鄉愿地以為，這些國家之間沒有嚴重的衝突。因為他在成為一個自我教育者，而自由地旅行之前，也曾經是一個意識型態的戰士，為捍衛某個他已經離開的國土，奮勇廝殺，以致於遍體鱗傷。

曾為意識型態戰士的自我教育者，當年戰功彪炳，也有人仰慕他、效法他。對於他後來放棄意識型態的國籍，流浪於知識的國界，當年的同袍、後輩頗有怨言：你變節、你背叛、你逃避、你…你…你…我…我…我們不再瞭解你了。

自我教育者微微一笑，心裡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要繼續戰鬥，那麼就繼續吧。這場戰爭，你們不會贏，但是也不會輸。有我、沒有我，對結果並無影響，因為這場戰爭，是一場永恆的戰爭。我們看不到它的結局，它沒有結局。

敵我的消長，就如潮水的漲落，一天中看得到改變，但萬年後不會增減。敵人會源源不絕地冒出來，但不要害怕，你們的友軍也正在大量地出生。而敵人，不是戰爭的原因。戰爭的原因，其實就是領域。我要走出這領域，去旅行。

自我教育者走出領域，學習各個知識國度的語言，卻並不擔心失去自己的鄉音。

自我教育者，就像旅行於小行星之際的小王子。他有狐狸和玫瑰花，其實他心裡有所記掛。

小王子不向任何人表態，因為狐狸與玫瑰花知道。



圖：去年十月獨自駕車到Vermont參加友人婚禮的路上。

Manufacturing Dissent：觀察異議的製程

美軍已經開始調動，連「鴿派」的國務卿Powell都強硬起來，對伊拉克的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對伊拉克人民，對美國與世界經濟，以及對未來國際局勢而言，這可能是最壞的時刻；但對於置身於Cambridge這個政治敏感的自由派城市，選修全美國最重要的激進知識份子、政治異議者Noam Chomsky批判時政的課程，則是數十年難逢的時機。

原本我是猶豫的。我來到麻省理工（MIT）史龍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是要學習管理科學、經濟學，是要學習預測與控制的知識（過去我所不屑為之，因此一無所知），而不是批判與反抗的知識（過去我所熱衷而熟悉的）。能夠親炙青年時代所景仰的大師，固然令人興奮；但我也早過了崇拜偶像的年齡，更不再滿足於沒有現實替代方案的激進思想。我並不期待能夠從這門課學到什麼過去在運動中沒有親身體會過的事物。但是當我豁然瞭解到，在這裡我能夠觀察一個新的反戰運動（或許結合反對全球化、反對資本主義運動）滋長，觀察新一代的美國年輕人如何受到激進理想主義的動員，我就決定，成為這個教室裡唯一來自管理學院的學生。

「製造異議」的第二週，兩百多人都得以註冊，教授們指派了數位來自公民團體的運動者或學生，擔任助教（在台下的我，想著要找有運動經驗的人當助教，應該要找我才對吧）。上課的情景，真的很像我們以前搞學運營隊。兩位年輕教授先開場、敲敲邊鼓，說些「自從布希被『指派』為總統兩年來，我們美國人民的智力，每天遭受侮辱」之類的鼓動言論。學生們圍著十三張大圓桌，討論著一週以來哪些新聞報導刻意扭曲忽略了某些訊息，並且輪流報告。

主戲是Noam Chomsky的演講。熟悉媒體批判分析的人，大概都知道Chomsky運用語言學的洞察力，長年進行他獨樹一格的批判。在課堂裡，Chomsky的演講，無非就是一場Chomsky媒體以及外交政策批判方法的即席表演。Chomsky選擇了一篇紐約時報、一篇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放在投影機上。剪報上早有他圈圈點點，還有筆畫相當用力的眉批，可以看出老教授對於主流媒體還是怒氣十足。Chomsky甚至說，每當他睡得不好，大半是因為睡前讀紐約時報。

演講的內容，大致是揭露媒體如何掩蓋美國外交政策的侵略本質。這類的批判原本無甚高論，幾乎就是一種常識，因此我並未認真記錄，也無意在此重述。但Chomsky親自表演，還是令我有所心有所感。兩個心得：第一，Chomsky對於世界局勢演變的洞察，是數十年研究、寫作與演說的累積，旁徵博引、信手拈來，又能夠用簡明意念貫穿，這的確是一般淺碟型小知識份子（包括我自己）所無法企及的境界。相較於年輕一輩的學者，大多左支右絀、見鳥不見樹，批判別人時往往展現了自己的無知，可知功力還是需要時間的。思及此，讓我這終身的自我教育者，不再為生也有涯，學也無涯而焦急煩惱。

第二個心得，則牽涉到我對社會理論的反思。篇幅所限，下回分解。

圖：Noam Chomsky與Edward S. Herman合著，「製造共識：大眾媒體的政治經濟學」（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較不熟悉媒體批評理論的朋友，可以瞭解我這系列文章篇名的由來了吧。

Manufacturing Dissent：MIT Building 26

星期四的晚上六點，麻省理工學院（MIT）第26號建築物，一間極大的教室裡，坐滿了年輕人，除了MIT本校學生之外，大半來自鄰居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從我，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學生來看，他們都是一些小朋友。從學生的穿著，甚至從長相，都很容易分辨出誰是來自哈佛，而誰是MIT的學生。如果沒有大半的哈佛學生加入，這間教室不會充斥著時髦的少女少男，而只會是一堆邋遢的學痴（Nerds）。

教室和一般不同，並不是演講廳的型態，也不是會議室。它像飯店的大廳，放了十三張大型的圓桌，房間卻一點都不豪華，只是裝設了十三面投影銀幕，讓坐在圓桌每個角度的人都可以看得到。銀幕上有投影機，有攝影機。在每張圓桌上還有一些用途不明的電子儀器。

人不斷湧進這間教室，直到連地面都坐滿了為止。兩位年輕教授，Fung和O’Rourke都知道，兩百多個學生並不是為他們而來，而是為了他們的啟蒙導師，坐在旁邊的老者Noam Chomsky而來的。

Chomsky，著名的語言學家，在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與哲學系任教近五十年，擁有最高頭銜的教職：Institute Professor（在這個學校裡，諾貝爾獎得主的人數可能在這個教職人數的十倍以上）。但學生並不是為了語言學家Chomsky而來。他們是為了當代美國最重要的政治異議者，公共的知識份子，激進思想家Chomsky而來。曾為政治異議者的我，當然亦是如此。

這是一門由MIT都市計畫系與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合開的課，名字叫做「Politics， Justice and Social Change」，但卻不如說是為了Chomsky所開的課，因為它的內容與兩個系所的其他課程並無關連。兩位年輕教授以及Chomsky都並不避諱，這門課的目的並非學術，而是批判與政治行動。

對於大部分參與的學生來說，這將是非常興奮的政治啟蒙課。而對於無須政治啟蒙的我，卻是百感交集的反思機會。我知道我將在此重溫學運與激進時代，也將弔詭地參與觀察一個「製造異議」（Manufacturing Dissent）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