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創立二十年、過去推動民主進步的政黨,已失去了感動人民的力量。那麼,到底什麼是感動人民的力量?
我問二十年前面對鎮暴警察的水柱沖擊,今天仍在綿綿細雨下勉力為候選人拉票的基層老黨工。他告訴我,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歷史悲情的承擔。他回憶當年,方素敏、周清玉一站上演講台,不必開口,只深深鞠躬,台下五千人流下萬行的眼淚。
我問過去總是滔滔不絕和乘客辯論,如今連政治電台都不敢聽,只怕暴露尷尬立場的計程車運匠大哥。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勇敢,不怕死。他記得,施明德在軍法大審之時,一個連眼神都帶著笑意的笑容。
我問從黨外雜誌一路寫到主流報紙的資深政治記者。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理性的力量,就是講道理,說出真相。他追溯雷震說出反攻無望,彭明敏呼籲台灣人民自救,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辭,黃信介、康寧祥、尤清、謝長廷、朱高正、洪奇昌的場場演講。
我問十多年前不怕被查稅也要捐錢給民主運動的中小企業主。他說,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無私的付出。他想起每一場群眾集會的募款箱,塞滿了來自小市民的鈔票和零錢;每一個競選服務處,貼著感謝捐款的紅紙條,捐款的人都姓無:無名氏幾百元,無名氏幾千元,無名氏幾萬元。無名氏不怕錢被污,因為民主運動者的生活很清苦。
我自己的答案是,感動人民的力量,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力量。如果從政者一切都為自己算計,而仍想要人民為其感動,那就是把自己想得太過聰明,同時把人民當成白癡。如果從政者把個人的當選和掌權,當做是一己的功成名就,還可以當成家族事業來分享,這時還想要基層工作者無怨無尤地奉獻犧牲,這就是史上最大的詐騙。如果從政者要求一切條件都要對自己有利,才願意去為國為黨為民,那麼老百姓絕對不會覺得你是真的為了他。
人民為何感動?因為從政者能夠對抗人性的弱點。從政者能夠對抗人性的怯弱,去挑戰強權;能夠對抗人性的貪婪,甘於清貧;能夠對抗人性的鄉愿,去說出真相。更重要的,從政者要能夠對抗人性對歷史機率的悲觀服從,去推動那很可能會失敗的改革,去開創那很可能會消失的事業。
如果從政者和一般人一樣怯弱、貪婪、鄉愿,不敢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試問人民為何要為這不過和日常生活一樣,甚至更為庸俗鄙陋的政治而感動?
過去的感動已經過去,不會再回來。當政治不能感動人,也就代表著帶領政治的不再是人的感動。那麼將是什麼力量帶領著政治?難道就是人性的弱點?
其實,我不怕政治不再感動人。當政治不再感動人,人仍然會被愛情所感動,被文學所感動,被大自然所感動。當政治庸俗鄙陋到一個境地,直至企求感動的人心無法忍受之時,感動人的政治必將重返。
什麼會是感動人民的力量?我還想去問問解嚴那年才出生,尚不曾被政治感動過的年輕人。或許他們會給我更好的答案。
2006/05/29
2006/05/28
從政者如何不愛國
在民主國家,一般人民沒有愛不愛國的問題。人民不應該被當作愛國主義動員的客體;亦即,政府沒有要求人民愛國的權利。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必須以法律規定之。人民的愛國即為守法,包括納稅和服役。老百姓只要遵守法律,就盡到了對政治共同體的基本責任。在法律以外,除非國家有危難, 否則人民不應該被要求愛國。如果人民被要求愛國,那必然是政客的操弄。政客操弄人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人民應該拒絕政客鼓動人民愛國;反過來,人民才有權利要求政客愛國。
和人民不同,從政者有愛國問題。從政者一定要愛國。從政者不愛國是極大的罪惡。因為從政者的身分,原本即是政治共同體的服務者。因此政治共同體(國家)必然是從政者的首要認同。這和一般人的認同有很大的區別。人民可以選擇專業、興趣、甚至跨越國界的身分認同,來形成他的政治見解和行動。從政者則不然。從政者的首要認同,必須是賦予他從政者身分的政治共同體。
從政者的愛國標準和人民不同,也因為從政者,包括民選和非民選的公職人員,也包括執政黨和在野黨,他們制定和執行法律,擁有公權力。人民只要守法就是愛國,而從政者的愛國則必須積極任事,而不能僅是守法,遑論違法亂紀。
從政者不愛國是如何?這要先問愛國的反義詞是什麼。愛國的反面不是不愛國。愛國的反面是貪污。 先前談過,所謂愛國主義化約到最簡單的定義,就是把政治共同體的利益放在私人利益甚至個體生命之上的精神。貪污則恰恰相反,貪污是把私人利益凌駕於政治共同體的利益,而且是以政治共同體所賦予的公權力來遂行。
貪污的最高頂點,是以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來換取從政者短暫的私人利益。以公權力不當獲取私人利益都是貪污,不論是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收賄瀆職是貪污,盜賣國家機密是貪污,操弄民意而傷害國家利益也是貪污。這些都是不愛國的表現。
從政者的不愛國,可以表現在幾個層次:鄉愿包庇,昏憒無知,頹廢奢侈,貪污濫權,還有以愛為名行背叛之實。從政者之中的愛國者,對於不愛國者的睜一眼閉一眼,也是不愛國。決策者無知而盲信自以為是的大老濫進誤國之言,也是不愛國。從政者,尤其是幕僚扈從們,沐猴而冠,擺爛耍屌,渾然忘我,學習享受權力,也是不愛國。
從政者的不愛國行為裡最為殘忍的,即是以愛為名,分化政治共同體,來獲取私利。高加索灰闌記──布萊希特的著名劇作,講述一個起源自元曲的故事。兩位婦人爭奪一個孩子,大官要兩婦人撕扯這孩子,扯贏的獲得孩子。類似的故事在聖經裡,所羅門王要拿劍劈開這孩子,讓兩婦人各取一半。真正愛這孩子的母親,不會願意把孩子劈扯成兩半。真正愛國的從政者,不會忍心鼓動一半國民對抗另外一半。
有些從政者,自己做了所有不愛國的事情之後,竟然還膽敢譴責人民不愛國,還義正辭嚴地要求人民要愛國。這在政黨或政治團體,是集體的不愛國行為;對於從政者個人,則已經不是不愛國,而是人性裡最為珍貴的恥感淪喪。這是基本人性的議題,不在愛國主義探討的範圍。
和人民不同,從政者有愛國問題。從政者一定要愛國。從政者不愛國是極大的罪惡。因為從政者的身分,原本即是政治共同體的服務者。因此政治共同體(國家)必然是從政者的首要認同。這和一般人的認同有很大的區別。人民可以選擇專業、興趣、甚至跨越國界的身分認同,來形成他的政治見解和行動。從政者則不然。從政者的首要認同,必須是賦予他從政者身分的政治共同體。
從政者的愛國標準和人民不同,也因為從政者,包括民選和非民選的公職人員,也包括執政黨和在野黨,他們制定和執行法律,擁有公權力。人民只要守法就是愛國,而從政者的愛國則必須積極任事,而不能僅是守法,遑論違法亂紀。
從政者不愛國是如何?這要先問愛國的反義詞是什麼。愛國的反面不是不愛國。愛國的反面是貪污。 先前談過,所謂愛國主義化約到最簡單的定義,就是把政治共同體的利益放在私人利益甚至個體生命之上的精神。貪污則恰恰相反,貪污是把私人利益凌駕於政治共同體的利益,而且是以政治共同體所賦予的公權力來遂行。
貪污的最高頂點,是以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來換取從政者短暫的私人利益。以公權力不當獲取私人利益都是貪污,不論是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收賄瀆職是貪污,盜賣國家機密是貪污,操弄民意而傷害國家利益也是貪污。這些都是不愛國的表現。
從政者的不愛國,可以表現在幾個層次:鄉愿包庇,昏憒無知,頹廢奢侈,貪污濫權,還有以愛為名行背叛之實。從政者之中的愛國者,對於不愛國者的睜一眼閉一眼,也是不愛國。決策者無知而盲信自以為是的大老濫進誤國之言,也是不愛國。從政者,尤其是幕僚扈從們,沐猴而冠,擺爛耍屌,渾然忘我,學習享受權力,也是不愛國。
從政者的不愛國行為裡最為殘忍的,即是以愛為名,分化政治共同體,來獲取私利。高加索灰闌記──布萊希特的著名劇作,講述一個起源自元曲的故事。兩位婦人爭奪一個孩子,大官要兩婦人撕扯這孩子,扯贏的獲得孩子。類似的故事在聖經裡,所羅門王要拿劍劈開這孩子,讓兩婦人各取一半。真正愛這孩子的母親,不會願意把孩子劈扯成兩半。真正愛國的從政者,不會忍心鼓動一半國民對抗另外一半。
有些從政者,自己做了所有不愛國的事情之後,竟然還膽敢譴責人民不愛國,還義正辭嚴地要求人民要愛國。這在政黨或政治團體,是集體的不愛國行為;對於從政者個人,則已經不是不愛國,而是人性裡最為珍貴的恥感淪喪。這是基本人性的議題,不在愛國主義探討的範圍。
2006/05/15
無奈的愛國者
一趟元首過境外交回來,據說只要是熱愛台灣,關心國家尊嚴的國民,都應該歡欣鼓舞,感謝團長團員們的堅忍辛勞。主要政治領袖也必須到機場表態效忠,否則可能有扯後腿的嫌疑。至於這種外交到底對國家有無貢獻,甚至是否造成損害,似乎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反正,民意的分布,大體上是沿著黨派的界線在進行。藍的就反對,綠的就贊成。在無力說服對方的情形下,只要能夠鼓舞自己人,就已經是最佳的景象。
同樣熱愛台灣,或許還同情這位總統處境,但是卻對該如何提升國家尊嚴有不同想法的人,在這種大眾的愛國主義動員下,往往噤聲了。一旦發言批評,所換得的可能並非政府的自我檢討,或是有意義的政策討論;反而會被戴上個人動機論,派系鬥爭論等等帽子。又或者,幾乎所有的論點都被其他黨派的批評者講過了,為了不要給對手黨派助勢,最好連該講的也不要講。
因為諸多的荒謬太過於淺顯,幾乎不需要真知灼見和道德勇氣就能夠指出;所以有一位著名的政論家說,在今天的台灣,英雄所講的和狗熊都差不多。為了怕和狗熊講一樣的話,閉嘴的異議者失去了誠實的美德,領導者聽不到善意的真話,而社會則錯失了獲得政策選項的機會。
這種以大眾的愛國主義來動員民意,並將執政者的個人動機和國家利益綁在一起,更且不透露決策過程,以迴避任何辯論,使得真正的愛國者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支持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起例子。兩年多前的三二零公投之前,這個觀念平台刊出了一篇陳豐偉先生所寫的「含淚公投」, 就生動地刻劃了真正愛國者無奈屈從的心理。
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不會無奈。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也不會屈從。含淚公投,無奈屈從,是一種控訴。控訴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行為的後果,也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的道德。執政者的行為給國家帶來的後果,已經令愛國者憂慮。而執政者的為了個人動機竟然忍心以國家利益為代價,其道德淪落更令愛國者痛心。
在政治體系中勤勉工作的愛國者,處境最為艱困。他們多是相信政治是高尚行業,為了改善群眾生活,並且發揚個人生命意義而投入這行業的青年人——若非此時的青年人,亦是當年的青年人。如果他們還保有判斷力,發現某些政治領導者的心態、算計和作為,並非有利於政治共同體,乃至於將有害於政治共同體,他們該當如何反應?
當代經濟與社會思想家何許曼有所謂「忠誠、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架構。何許曼認為,員工對於企業,或消費者對於廠商,如果有所不滿,會有這三種反應或三個階段的反應。選民對於政黨或政治體系若有不滿,大概也是如此。第一是留在團體裡努力改進;第二是大聲吶喊批評。如果改進和批評都無效,就只有退出一途了。當然, 在政治體系裡的愛國者,未必是面臨三選一。以民進黨為例,林義雄、施明德和許信良,是以退出來做為一種發聲。留在該黨內的愛國者,則可以選擇以發聲來做為一種忠誠。
無論如何,台灣愛國者已經面臨必須徹底反省歷史經驗並重建思想的關口。無奈屈從不該永遠是自我正當化的理由。
同樣熱愛台灣,或許還同情這位總統處境,但是卻對該如何提升國家尊嚴有不同想法的人,在這種大眾的愛國主義動員下,往往噤聲了。一旦發言批評,所換得的可能並非政府的自我檢討,或是有意義的政策討論;反而會被戴上個人動機論,派系鬥爭論等等帽子。又或者,幾乎所有的論點都被其他黨派的批評者講過了,為了不要給對手黨派助勢,最好連該講的也不要講。
因為諸多的荒謬太過於淺顯,幾乎不需要真知灼見和道德勇氣就能夠指出;所以有一位著名的政論家說,在今天的台灣,英雄所講的和狗熊都差不多。為了怕和狗熊講一樣的話,閉嘴的異議者失去了誠實的美德,領導者聽不到善意的真話,而社會則錯失了獲得政策選項的機會。
這種以大眾的愛國主義來動員民意,並將執政者的個人動機和國家利益綁在一起,更且不透露決策過程,以迴避任何辯論,使得真正的愛國者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支持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起例子。兩年多前的三二零公投之前,這個觀念平台刊出了一篇陳豐偉先生所寫的「含淚公投」, 就生動地刻劃了真正愛國者無奈屈從的心理。
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不會無奈。如果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也不會屈從。含淚公投,無奈屈從,是一種控訴。控訴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行為的後果,也有可能是針對執政者的道德。執政者的行為給國家帶來的後果,已經令愛國者憂慮。而執政者的為了個人動機竟然忍心以國家利益為代價,其道德淪落更令愛國者痛心。
在政治體系中勤勉工作的愛國者,處境最為艱困。他們多是相信政治是高尚行業,為了改善群眾生活,並且發揚個人生命意義而投入這行業的青年人——若非此時的青年人,亦是當年的青年人。如果他們還保有判斷力,發現某些政治領導者的心態、算計和作為,並非有利於政治共同體,乃至於將有害於政治共同體,他們該當如何反應?
當代經濟與社會思想家何許曼有所謂「忠誠、發聲與退出」的理論架構。何許曼認為,員工對於企業,或消費者對於廠商,如果有所不滿,會有這三種反應或三個階段的反應。選民對於政黨或政治體系若有不滿,大概也是如此。第一是留在團體裡努力改進;第二是大聲吶喊批評。如果改進和批評都無效,就只有退出一途了。當然, 在政治體系裡的愛國者,未必是面臨三選一。以民進黨為例,林義雄、施明德和許信良,是以退出來做為一種發聲。留在該黨內的愛國者,則可以選擇以發聲來做為一種忠誠。
無論如何,台灣愛國者已經面臨必須徹底反省歷史經驗並重建思想的關口。無奈屈從不該永遠是自我正當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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