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位站在人類知識生產分工機制的金字塔上層（來自Yale、Harvard、MIT等機構的博士訓練），而有志於成為專業學者的朋友，與我質疑辯難：關於自我教育者對知識的看法，以及學習的策略問題。
關於學習策略的質疑，包括：專業學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學習（便於取得高級知識），專業學者未必是受限於領域的人（列舉「大儒」或「通人」的例子），等等。
這些問題都很容易獲得共識。第一，專業學者取得高級知識比常人容易太多（時間、資源、近用權），因此要成為追求常識的人，如果有本事先成為專業學者，當然也不錯。但是當代學術分工過於精密，競爭又激烈，資淺的專業學者通常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在出版，而出版講究的是在特定領域有新的貢獻。換句經濟學的話說，專業學者必須開發、剝削自己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以避免在競爭中遭到淘汰。而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結果就是職能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專業知識因而遠離了常識。因此作為一個專業學者，對於常識的追求，利弊難以衡量，通常取決於個人的能力和決心。
這就聯繫到第二個問題，有多少專業學者能夠成為通人、大儒？在這個問題上，每位有志於成為專業學者的朋友都同意：很難、很少。我想要補充一點，當代的（我們所認為的）通人、大儒，其知識領域看起來似乎比過去的通人、大儒來得狹窄。舉個例子，發展社會學家Peter Berger，政治學家Samuel Huntington，從現在的標準來看，好像很了不起了，年紀大了，是大師了。但你看看他們的著作的深度、廣度，比起Max Weber又如何呢？而Weber並不是專業學者。當代專業學者要成為大儒，太難了。而自我教育者根本不打算成為大儒，因為他做不到。
除了學習的策略之外，最主要的爭點，就是：專精一門知識，是不是旁通其他知識的必要途徑？或至少是比較有效的途徑？
對於專業學者而言，這是非常強有力的論據。他們認為，知識到了一個層次，都可以觸類旁通；因此應該要專攻一門知識，到了一個程度再推而廣之。
我的問題是：那麼，到了什麼層次，知識可以觸類旁通？到了什麼程度，可以學習其他的知識？正在讀博士的人會說，博士讀完才夠。副教授會說，等到成為被肯定的學者才夠（或得到終身教職才夠）。那麼為什麼不是大學畢業生就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足以追求更廣的常識？專業學者有一個傾向，會過度強調專業學術訓練的重要性，以及從學術生產的規格，來判斷知識的價值。但事實上，學術生產的規格，究竟是把他們帶向觸類旁通，還是以井觀天？或是真實的生活體驗、觀察、甚至文學閱讀，更能使人觸類旁通？
另一個問題是，專業學者多傾向用自己的理論和語言，去解釋一切現象，如果這就是所謂觸類旁通的話。於是自然科學要主宰社會，經濟學要殖民人類感情。透過把一個學科的理論凌駕於所有現象，這些專業學者是真的更瞭解其他人、其他事情嗎？而透過許多年的專業學者辯論、整合、突破，最後，他們會「發現」許多其他人早就知道的常識。比如說，新制度經濟學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發現」了市場不是唯一的經濟機制，「發現」了政治與法律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從Coase在1937年發表廠商理論，到1991年他獲得諾貝爾獎，1993年North也獲得諾貝爾獎，他們「發現」了過去經濟學家不知道（或因為經濟學的專業理論訓練而不願相信），但任何一個政治學生都知道的事情。
我一點都不會意外，如果公元205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某個華人經濟學家，表揚他用數學公式證明孔子和佛陀的理論，是增加人類的整體功利（Utility）。但我不想等到那時候，再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與佛學。
因為自我教育者可以「現在」就去讀論語、讀佛經。不需要什麼專業訓練。
從專業學者的標準來說，知識是要發表在期刊上才算擁有。但對於自我教育者、一個追求常識的人，知識卻是讀懂了、聽到了、想通了，就是擁有。因此對於專業學者，要成為通人、大儒，必須將知識在出版的著作裡整合。而對於追求常識的人，他要將知識在人的行為與生活中整合。
當然，一個專業學者，還是有可能是一個擁有常識的人，因為他也可能在人的層次，整合、實踐他的各種知識。專業學者與自我教育並不衝突，重點是在，有沒有對知識的真誠、以及足夠的好奇心。
是要在人的層次，成為擁有常識的人；還是要在知識的層次，成為博學的人？這是自我教育者必須自我追問的問題。
圖：Yale University圖書館，攝於去年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