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大道下的中國與台灣

要台灣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可能有一半的人不願意。另外一半人呢？那還得看中國的定義是甚麼。這對海峽對岸的許多人聽起來相當刺耳，但這是台灣民意的現實，也是兩岸知識份子必須去理解、去面對、去處理的現實。

無可置疑地，在長期政治體制分立下，台灣社會早已經發展出獨特的國家認同。這獨特的國家認同並非必然等同於台獨－－同樣，這也得看台獨的定義是甚麼。台灣的獨特國家認同其實不排斥中華文明。絕大多數抱持台灣認同的人們，從來不曾想過要去廢除漢字、否定自己與中國大陸的淵源。只是台灣人這樣的國家認同，確實已經使得兩岸的政治統一成為不可欲也不可行。

台灣的國家認同是持續成長的，並且隨著年輕世代不斷加入社會中堅，而有愈強大的趨勢。原本有些人預期，在馬英九總統領導的國民黨再度執政後，由於擴大的兩岸交流以及教育和傳播政策的改弦更張，台灣認同能夠被壓抑下去。長年進行的民意調查則顯示出，這樣的趨勢在這兩年並未消退，反而成長。

站在台灣人的立場，這樣的認同發展趨勢是可喜的。畢竟，有強固的台灣認同，使得台灣社會更有追求進步文明的動力，也能夠塑造強大的共同體意識，確保台灣的自主與安全。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政治上的分立，對整個中華文明而言是件好事。政治的分立而非對抗，造成良性的緊張關係，使得社會有反省力，文明更有活力。

但是在深思者的眼中，台灣認同發展在進步中潛藏著危機。絕大多數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世代，拒絕被中國統一的意志，與中國人民，特別是在中國社會逐漸自由開放下，可能對統一台灣有愈來愈高的興趣和期待，這兩種集體意志發生衝突的機會提高了。最弔詭也最危險的情況是，北京政府尚能保持理性，在穩定中謀求漸進的和平發展，而在中國內部卻有激進的社會勢力，要求為統一與台灣對決。假使激進勢力一時成為主流，則兩岸和解的走勢就會扭轉。

兩岸接觸與交流的層面擴大後，原先政權與政權的對抗緩和了，反而是社會與社會的矛盾激發了。自發性的民間矛盾與個人或團體衝突，會在缺乏一種共同認知架構的情況下層出不窮。上周發生的中國代表要求台灣團以「中國台灣」名稱出席，而造成兩岸電影人沒走上星光大道的「東京影展事件」，假若事實確如兩岸官方所定性（定調）的，是中國代表的個人行為，那麼這種個人行為的背後，還有相當強大的集體意識形態脈絡。

要台灣人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比要台灣人說自己是中國人還要更難以接受。原因在於「中國」在一般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世代的認知上，是一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占有的政治符號，而非民族或文明的意涵。參加東京影展的中國代表，他對此無法理解，自命為上國天使，蠻橫地要懲罰拒絕稱臣的化外之民，當然造成台灣人的反抗。

和這位中國電影官員心態相同的，是那些因為台灣美麗女明星哭了，就歇斯底里要抵制她的中國網民。未來，這樣的對台灣拒絕附屬於中國而感到沮喪憤怒的中國「憤青」、「憤中」、「憤老」會不斷跳上兩岸的舞台。除了靠政府克制以外，還必須創造一種新的認知架構，來連結與協調兩岸人民的思想差異，否則兩岸人民是沒辦法一起走上和平共生的星光大道的。

發表於2010/10/27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劉曉波獲獎爭議與中國民主化

劉曉波先生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引起很大的反響，也在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圈子裡造成不小的爭論。支持劉曉波的不用講，有的是肯定他個人的貢獻，有的認為他是以中國民運之代表而獲獎。反對劉曉波的則是批判他的一些言辭曾經對民運造成傷害，或是認為他反對中共的立場不夠堅定。

從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台灣人之觀點，我樂意見到劉曉波先生獲獎－－或是任何一位重要的中國異議人士獲獎。中國海外民運圈裡的爭議，對我們是比較陌生而不易分辨誰是誰非。由於涉入不深，我們不能也不必在民運的派系與路線爭論中選邊站。但看到劉曉波獲獎所造成的極為尖銳的對立和非常激烈的攻訐，直令人感覺有如地獄一般，頗為難過。

反對運動是不可能避免爭論的。這對於從台灣的八零年代走過的我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運動本來就有路線競逐，而既然是政治，當然也有權力與資源的爭奪。台灣經驗中，反對運動內部的批判曾經很劇烈，但那也可以說是思潮激盪的美好年代。或許是那個年代沒有網際網路，所有的訊息若不是口語就是出版，總是得稍微保持風度。種種批判攻訐再嚴重，似乎沒有中國海外民運的彼此詆毀那麼慘烈。

這樣看中國海外民運，不禁會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有點不樂觀。台灣的民主化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就是本土社會與外來政權的矛盾（或第一社會與第二社會的矛盾）。這兩個社會的對立雖然是歷史悲劇，也對後來台灣的民主深化和團結有負面影響，但是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兩個社會的對立結構卻是創造出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台灣的民主反對派之所以能夠集結，很弔詭地受惠於兩個社會的對立結構甚多。當年不論反對運動內部鬥爭多麼激烈，只要面對威權政府，大多數人終究能夠摒棄成見而團結在「台灣」的大旗下。中國民運缺乏了這項迫使反對派團結的結構因素，終於深陷內鬥不可自拔。幸好中國海外民運的貢獻終究會告一段落，中國民主化現階段的主流是方興未艾的民眾反抗與維權運動，而這竟然又和台灣民主運動主流由海外轉向島內的經驗若合符節。即使海外民運毀滅了，中國民主化運動不會消失，總會在人民大眾之中萌芽的。如此則又不必悲觀。

樂意見到劉曉波先生獲獎，是因為這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一種具有正面意義的外界干預。中國政府將劉曉波獲獎視為西方干預，我認為確實是干預，這干預本來就是理直氣壯的。隨著經濟力增強，中國政府在人權與民主化方面，愈來愈不受世界的影響。一九九零年代美國還試過用貿易最惠國待遇當作逼迫中國改善人權的手段，後來在財團壓力下草草放棄。之後整個世界可以說對中共束手無策，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算是用對了。

做為台灣人，我們並不是想看到西方世界藉由人權和民主議題來羞辱中國。當然有些人確實是如此，有些人談到中國的人權狀況，目的就是要凸顯中國的專制落後。對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台灣人來說，我們的心和從歐洲或美國來看中國應該是不一樣的。我們不把中國的人權與民主落後當做台灣的優勢，而該當做台灣的責任。在這點上我們沒有甚麼好迴避，也沒甚麼可退讓的。

發表於 2010/10/20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中華民國的新定義

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國慶日的前一周內，台灣發生了兩件小事情。一是在開南大學的一場國際大學籃球賽，學生在校園裡掛遍了中華民國國旗，導致來參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生球隊掉頭離開。另一是在社交網站「臉書」（Facebook）上發生了一場沉默的愛國運動，可能有數千人或數萬人（人數無法估計）響應了把個人身分照片（profile picture）換成國旗的訴求，以此來慶祝國慶。

這兩件小事情背後所代表的社會趨勢，對於台海兩岸關係的影響會很深遠，相形之下馬英九總統的雙十談話內容就無足輕重了。這兩件小事情，象徵了中華民國的定義，已經被台灣的新世代所改變。其實也不是被新世代改變，而是被六十年的台灣與兩岸歷史所改變，然而由新世代透過直覺的行動而確認下來。這個中華民國的新定義與意涵，既不同於任何統派，也不屬於傳統的獨派；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理論無法統攝，民進黨的台獨理論也難以涵括。從認同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一個新的中華民國誕生了。

學生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隊面前掛起中華民國國旗，是一種爭取尊嚴的抗議，不僅抗議霸道的客人，也抗議軟弱的政府；他們的中華民國國旗代表的不是那個宣稱領土包括大陸的虛假中國，而恰恰就是台灣。在臉書上貼國旗的人們，很難歸類他們的政治屬性，從深藍到深綠都有。有的人貼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民國最初的五色旗，這些人可能是不認同國民黨，因此不願貼上有國民黨黨徽的國旗，但他們又接受中華民國，因此也不是要更改國名國號的獨派；有趣的是他們認同了一個不曾代表過台灣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滿地紅至少經歷過台灣的本土化，但初年的民國卻與台灣歷史幾乎少有關連，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是認同中國的？

十月發生的這兩件小事情，可以配合著一個月前的一份民意調查來看。聯合報公布於今年九月十一日的民意調查，顯示台灣人民選擇與中國統一的人數比例，包括急統與緩統都愈來愈低，而緩獨與急獨比例都升高，更有過半受訪者選擇永遠維持現狀（略相當於接受「已獨論」）。中共對台學者與急統派對此情況感到急切的憂慮，有的甚至建議中共對台灣採取非常強力手段，包括對台武嚇或對日奇襲（藉由釣魚台爭端），來扭轉此一民意趨勢。

這些建議當然是完全的愚昧，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新民意缺乏同情的理解，無法正確解讀其意涵。聯合報九月民調所顯示的，正是十月這兩件與中華民國國旗有關的小事情的背景脈絡。一個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中華民國新認同已經成長，並且會更加茁壯。這種新認同卻未必拒斥台灣與一個概念上的中華之間的關連。可以說，這種新的中華民國定義，是具體的台灣認同與抽象的中華認同的有機的綜合體。未來兩岸的任何可能性，都要從這台灣新世代的新認同來展開。

發表於 2010/10/13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

台灣需要新的中華論

來到了十月，很快就要進入中華民國的第一百年。未來的一年到十年之間，台灣比任何時候更需要新的「中華」理論－－關於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中華民國與「中國」和「中華」的關係，以及未來的「中華」該是個怎麼樣的中華，還有台灣在這未來的中華形成過程中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台灣需要新的中華論，是要讓自己能夠搞清楚未來的方向，但又不僅如此。台灣需要新的中華論，是因為台灣有機會能夠影響未來的「中華」如何形成，因此台灣之所以需要有新的中華理論，不只是為了台灣，也是為了「中華」。易言之，台灣與這未來的中華之間並非一種因應或對抗的關係，相反地是一種有機的互動連帶。

在發展台灣的中華新論之開始，必須先界定我們目前的立足點，否則無以策勵前程。台灣的國家即是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已經等同於台灣。中華民國的一百年裡，有六十多年在台灣。離開了台澎金馬，中華民國即沒有附著之處。不管國民黨與民進黨各自有怎樣的宣稱，從事實來看，中華民國即是台灣。這樣的事實，是一切未來想像的出發點。抹煞這個事實，也就是扼殺一切未來的可能性。

固然國民黨政府於二零零八年重新執政之後，在其「九二共識」下的一個中國表述裡，不認為中華民國即是台灣，卻採取了回歸到一九九一年修憲終止動員戡亂之前的立場，即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但這種理論的重新採用，並不僅是為了中國，同時也是為了台灣。這是為了台灣與中國交往的需要，而被迫採取的一種立場。

從兩岸交往需求的角度來看待國民黨式的一中表述，才會得到較為完整公允的評價。獨派人士過度批評馬英九政府的一中表述之統派傾向，卻無法提出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正因為台灣確實存在著與中國大陸交往的需求，而一個中國表述是對方設下的前提。

未來一年內，國民黨政府的兩岸政策會面臨更多來自統派的理論挑戰，原因在於中共方面愈來愈懷疑馬英九總統的一中表述之誠意與實效如何。統派理論家包括了台灣內部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急於向中共輸誠表態的知識份子，以及對岸的既與島內統派呼應又實際上引導著他們的半官半學的對台專家們。但這些統派人士只是批判馬政府促統不力，尚未能指出馬政府的一中表述實際上服務了台灣的需求。

在十分詭譎的年代，各類政治論述的內容和意圖以及效果之間的關聯往往也相當弔詭。國民黨的一中表述不讓急統派人士滿意，也不像獨派人士所指控的那麼出賣台灣，只是這種論述進退維谷，不能把台灣帶到任何地方去。事實上影響兩岸最大的結構因素並不是台灣政府做怎樣的宣稱，而是中國崛起與大國權力均勢的改變。兩岸正朝向統合的方向發展，惟歷史有其節奏和步伐，台北與北京的政府假使更急切一些，也無法把這節奏調得更快一些，只可能有負面的效果。

台灣之所以需要新的中華論，當然不是要催促政府在兩岸統合路上走得更快一些－－急切的統派不僅是害台灣，也會害中國。台灣要有新的中華論，是要讓台灣社會能夠穩住腳步，依照最佳的途徑來描繪未來的中華。一個由台灣參與規畫的未來中華，才會是對世界有正面貢獻的中華。

發表於 2010/10/06 新新聞 周奕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