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初選結果的憲政意涵

民進黨初選結果的政治意涵有兩項，一是部分不同世代的優秀政治工作者遭受到反淘汰；另一則是台灣兩個社會之間的民主內戰會更加激化。這些遭受到反淘汰的政治工作者，多半屬於較為理性問政而非好戰份子。民進黨內好戰派的抬頭與溫和派的削弱，其原因和結果都是台灣「民主內戰」的激化。

好戰派的抬頭與民主內戰的激化，又有兩個憲政結構上的原因，一是國會席次減半，另一則是總統權與總統直選的制度。國會減半造成立委提名競爭的極度激烈，總統權與總統直選則強化了兩極對抗的惡性兩黨體制。

第七次修憲將國會席次從二百二十五席減為一百一十三席，已經註定了至少有一半的現任立委將失去參選機會，也註定了本屆提名權之爭會非常地激烈。競爭激烈未必是壞事，問題是競爭者在比的是什麼？民進黨這次立委初選中候選人所比的，顯然不是問政品質──誰能夠達成政黨願景；而是戰鬥意志──誰有更大的仇恨、有更兇悍的鬥爭方法。

為什麼仇恨與鬥爭會成為政黨選擇候選人的標準呢？因為這是民主內戰的前夕，台灣兩個社會的權力集團，正摩拳擦掌準備進行慘烈的終極戰役。政黨的競爭被當作敵我矛盾，所有採取中間溫和路線的人，都會被自己陣營視為對敵人軟弱，甚至懷疑其忠誠度。由此，民進黨的立委初選便呈現了好戰派抬頭的結果。

台灣的民主內戰，固然起源於本土與外來兩個社會的歷史矛盾，但也是惡性兩黨體制不斷催化的結果。而總統權以及總統直選則直接鞏固了這個「對外互扯後腿、對內沒有提供選擇」的惡性兩黨體制。總統選舉所導致的「一半人民對抗另外一半」對國家所造成的傷害，幾乎已經不待說明。目前仍熱烈支持總統制和狂熱投入總統選戰的人，大體上皆可歸類為支持民主內戰的人，亦即認為對方陣營應該是遭受消滅的對象，而己方可以透過贏者全拿的總統選舉，將對方徹底摧毀。

面對民進黨初選現象所反映出來的政治人才損失與民主內戰激化的問題，有兩個憲政層次上的解決辦法：第一是立刻進行修憲，增加立法院政黨比例部分的席次；第二是為台灣催生新的政治力量。

民間早有以議會內閣制為主軸，推動第八次修憲的呼聲。議會內閣制可以緩解兩黨惡性對抗的問題，並且伴隨著國會席次的合理增加，而能夠讓中道力量得到生存空間。事實上立法院已經有兩種內閣制版本的提案，然而馬英九先生下令國民黨黨鞭封殺黨籍立法委員連署支持民間人士所提出的修憲案，令人痛心無奈。

謝長廷先生獲得了民進黨的總統提名，應該即刻主動推動修憲，以彌補民進黨「內戰中的內戰」所造成的黨內裂痕與人才失落的遺憾。林義雄先生當初要求各黨謹守誠信，促使第七次修憲通過了國會減半，如今國會減半竟然造成了反淘汰，林義雄應該起而呼籲即刻再度修憲。

如果能夠依照「五五內閣制民間推動聯盟」所建議的方案，將政黨比例代表的席次增加到等同於單一選區（包括原住民代表）的七十九席，則在新憲實施時（最樂觀情況下是第十二任總統就職時），第七屆立法院可以遞補四十五位政黨比例代表，也就納入了沈富雄、洪奇昌、羅文嘉等民進黨的遺珠。

不論修憲成或不成，台灣都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在台灣，中間路線新政黨一直處在有需求而無供給的狀態。這次民進黨立委初選，溫和派或中間派雖然仍獲得民意的好感，但卻無法經由民進黨的提名制度而獲得代表黨參選的機會。這表示中間民意無法在民進黨內尋求到代表。然而這個區塊的民意，卻可能是盼望社會團結、厭惡民主內戰的溫和理性本土力量。想要主導台灣國家走向的民進黨竟然放棄代表這股民意力量，令人十分遺憾。這股力量在政治上沒有代表，台灣就將繼續深陷在兩極對抗的民主內戰裡不可自拔。

要終止民主內戰的殘酷殺戮，就要有維和部隊進行「人道干預」，否則交戰雙方不可能停止殺伐。若有新的政黨組成，投入年底立委選舉，則在民進黨初選中失落的優秀人才也還有藉由第二票（政黨名單）獲選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台灣不能繼續沉溺在兩個社會的對抗裡──新的第三社會要興起，要有代表第三社會的政治力量。

沒人適合當總統

就承認吧！這個國家並沒有人適合當總統。

看到藍綠陣營裡面，為了爭取總統提名而產生的種種鉤心鬥角，暴露出每位候選人的醜陋或滑稽，難道國民還不能認清這個事實嗎？

沒有人適合當總統，是指沒有人能夠做好「這種」總統制之下的總統職位，特別是在台灣兩極化的政黨體系以及惡質的選舉文化下所直選出來的總統。

所謂總統制（以及我們現在這種更糟糕的半總統制），用最簡化的說法，就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結合在一個職位上，由同一個人擔任。相對的，議會內閣制就是讓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由不同的人，特別是不同人格特質、不同經歷背景、不同從政動機的人來分別擔任。

在民主政治裡，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實在有很不同的功能，甚至是互相衝突的功能。國家元首最好是國家精神的代表人、文明與道德的生活模式之樣板（就算是裝出來的也好，反正累的是他不是我們），尤其在多族群國家裡還要是包容團結的象徵。通常人民對元首有某種情感的投射和寄託。

政府首長呢，要的是有能力、有本事、有手腕的人。議會（立法院）就是「喬家大院」，內閣總理（行政院長）最重要的就是能夠領導政黨勝選以及「喬」出國會多數的支持。內閣總理是政黨領袖甚至是派閥頭目，搞小圈圈、搞政商關係都可以──只要不犯法。他的去留由選民隨時裁判，就看施政表現。政府首長不必是國民生活楷模，也不必代表台灣人的精神。簡單說，「把事情辦好，不然就滾蛋！我們對你沒什麼感情！」

這兩種角色要同一個人來扮演，還真的是強人所難。國家元首是社會團結的守護人，政府首長是政黨鬥爭的勝利者；國家元首要超然中立，政府首長要「喬代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天王天后，以及民間所期盼的其他人物，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同時扮演好兩種角色。

天王們為了初選殺得「流血流滴」，連黨內整合都做不到了，將來還能夠團結國家嗎？而擁有道德聲望夠資格當國家元首的人，能夠在這種選舉中獲勝嗎？或者說，他們敢出來選嗎？

歸根究底，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不該由同一個人擔任。把兩個角色分開來，我們會發現台灣還真有不少人才，能夠做好其中一種。有的人適合當虛位元首，教大家包容團結、提升文明，有的人適合當實權總理，把經濟搞好、把政治「喬」妥當。

總統制（再強調一次，更糟的是我們現在這種有權無責的半總統制）把兩種角色放在同一個人身上，是對凡人的過高期待，也就無怪乎會終究落空。任何一個好的人都很難做好兩種角色，在那個位子上的人也往往兩種角色都做不好，甚至只要是坐上那個位子的通常是沒有一個角色做得好。

有人會說，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這麼多優秀的人才，難道就沒有一個適合當（總統制下的）總統？問得好。為總統制辯護的人總是說美國如何如何。美國有三億人，有百倍於台灣的優秀人才，為什麼最後會選出小布希先生來當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