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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起業國之八：「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

2009-04-23T21:17:00.001+08:00

國內的失業率還在升高，談甚麼景氣回春，看麼領先指標都是沒有意義的。人民的痛苦指數有顯著降低，才是真正的復甦。要救經濟，該做的事情還很多！最怕的是政府領導人沾沾自喜，以為光是靠著灑錢，經濟危機就解決了。政府從來都不是聰明的買主，公共工程採購有太多的勾結和浪費。納稅人的錢－－還有向未來子孫借來的債，該有更聰明的用途。推動「起業型社會」及「社會型企業」，才是政策該走的方向！

「起業型社會」是指扶助創業的政策環境與鼓勵創業的社會文化。政府在救經濟以及救失業兩個方面，都過於低估創業政策的重要性，對於鼓勵創業所投注的資源遠遠不足。政府花在短期「買」就業率的錢，遠比提供創業貸款擔保的經費多得多。搞就業博覽會之類的表面工夫，勞「師」（學校）動眾（公務員），簡直是捨本逐末。沒有創業，哪來的就業？

政策制定者們還沒有體認到，大量的創業對台灣經濟有多麼重要。前陣子股市所表現的是所謂的資金行情，是金融風暴後由海外匯回的大量資金，在低利率下勢必要尋找投資標的而投入國內股市的結果。不必說，只要氾濫資金全部投入股市，一定造成下一輪的股災。如果投入房地產，則是另一波的泡沫。我們需要大量的新創事業，來吸納在銀行裡嚴重過剩的民間資金。

「社會型企業」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營利事業，但其營利不全是為了出資股東，而是為了提升競爭力、永續經營、擴大服務。最著名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創立的「葛拉敏」（鄉村）事業體，且在歐美亞非各洲都有成功複製的經驗。在台灣也有一些先行者在努力嘗試，包括部分社區及微型企業。

既有的企業體要轉換為「社會型企業」非常困難，因為股東意見很難協調。可以想見，「社會型企業」必定大多是新創事業。從政策的角度，推動「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幾乎是一體兩面。政府應積極鼓勵創業，更該鼓勵「社會型企業」的創業，因為「社會型企業」提供原先商業體系無法滿足的服務，而且以保留盈餘再投資而非股東分紅為企業目標，有更強的動機去擴大雇用－－有助於減輕失業。

低利、免擔保的微型創業貸款，有如尤努斯在孟加拉設立的「窮人銀行」（在台灣可改稱「誠信創貸」），是「起業型社會」的催化劑，也是「社會型企業」的後盾。行政院勞委會的微型創業貸款與「鳳凰計畫」，青輔會的青年創業貸款與「飛雁計畫」等，毫無疑問必須再擴大－－擴大十倍都不為過，因為受惠者不夠多！

用來擔保這些創業貸款的中小企業信保基金，也必須再增資至少數倍，提供全額擔保，簡化審核程序，讓銀行更快地貸出更多筆的創業貸款－－這對失業者、創業者、銀行以及整體社會都有利益。最高決策者該去過問一下：這些立意甚佳的政策，到底成功件數與總額多少？主辦機關有沒有盡力？銀行有沒有配合？

經濟部新提出的製造業投資五十萬元以上五年免稅，並沒有嘉惠非製造業與五十萬元以下的微型創業！沒有好的政策引導，民間微型創業會趨向於停留在非正式經濟的領域，也就是都不去登記立案，但這樣他們長期經營的意願就會降低，政府也抽不到他們的稅。

經建會與文建會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有許多項目應該朝「社會型企業」的方向來規劃。設立社會機制如大眾創投基金來引導民間資金投入文化創意產業，可以同時促進供給面及需求面－－愈多人投資在文化創意產業，會引起愈多人去消費。文創產業不能靠少數資本家的投機冒險與政府的補助，要靠大眾參與帶動。

在經濟谷底，該做的事情更多，也更要有長遠眼光，更應該以進步的社會價值做為政策的方向！

發表於2009/04/23聯合報名人堂

台灣起業國之七：經濟改革的春燕－－社會型企業

2009-03-31T21:14:00.001+08:00

電子業的幾張急單，股市的幾天小漲，就有一些企業老闆們說「春燕來了」，渾然忘記這次全球經濟衰退的規模之大，結構性之深－－歐美消費市場不知何時恢復，第二波金融餘震可能來襲。景氣復甦誰人不愛？看到失業勞工和貧困家庭兒童的悽慘情況，真恨不得「春燕」趕快來，讓他們也能分一杯羹。

問題是「無就業的復甦」不算真的復甦，更令人擔心的是股市小漲騙進更多散戶，店租該跌到底而不跌反而阻礙了創業意願。種種假象或誤導論調不僅無益於復甦，更可能使衰退延長及惡化。好像一個病人在病情略有好轉時就恢復熬夜、吸菸，沒有把生病當成是提醒改變生活方式的警訊，很快他的病會來得更嚴重。

大衰退本來是調整經濟體質的契機，如果我們急著回到「business as usual」，不久之後更大的災難必定來臨。現有的經濟制度是有效率的，但是它也是有缺陷的，它造成全球貧富差距、環境破壞及當代人類的精神疾病。人類不可能不在既有制度上再思改革超越，而能夠維繫下去。

建立窮人銀行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孟加拉經濟學教授尤努斯，在「打造富足新世界」這本書中有一句話給予我很大的震撼：「現行經濟體制最大的失敗，就是它無法滿足最基本的人性渴望。」資本主義的優點不就是滿足人類的基本渴望嗎？但現在發生在世界的事情說明並非如此。

讀一讀最近幾本華爾街金融工程師和投資銀行家自曝行徑的書，看看歐洲最近來接二連三銀行及大企業高級主管遭受仇恨攻擊的事件，可以知道不論在富國或窮國，人們都已經感受到經濟體系非改革不可的一股潮流來到了。

一股平等與責任的潮流，將要改變這二、三十年來傾向過度競爭與放任的經濟體制。這並不是要用社會主義來取代資本主義，而是用新的企業型態來改正資本主義的弊病。這也不是要把富人的財富交給窮人，而是同時幫助富人從他們也有的痛苦、無聊、匱乏中解放出來，而能滿足物質以外更基本的人性渴望－－認同、尊重、愛與奉獻。

尤努斯和他的夥伴們積極推動的「社會型企業」（social business enterprise）是下一階段的處方。社會型企業是在市場裡運作的企業，但是其終極目標是對社會提供更好的產品與服務，而不是企業利潤的極大化－－歸還投資者股金，但不分配紅利，也就是將大部份盈餘再投入生產，因此它們反而可能更具競爭力。

對投資者來說，台灣現在有過高的儲蓄不知道能夠往何處去，針對基本需求和社區需求而開發的社會型企業可能是較好的生意。雖然沒有高額報酬－－反正股市和其他投資標的也沒有－－至少資金可以流動也可以回收。投資在幫助社區以及弱勢者的社會型企業，所得到的滿足感應該是進出股市所無法比擬的。

在從業者方面，社會型企業可以招募到優秀的人才－－在世界各國、在台灣，很多有天分、有使命感、受過好的教育的年輕人願意投入社會公益事業。社會型企業比起傳統的非營利公益組織可以提供更好的薪資和更大的發揮空間－－和一般企業在市場上競爭的挑戰與樂趣。

在台灣建立社會型企業的時機接近成熟了。台灣社會的資金過剩，人才充裕，但是社區服務和諸多新興需求卻未被滿足。只要有符合社會目的的會計制度，加上新型態管理技術、新觀念經營人才的研發培訓，就有機會建立很好的社會型企業。

剝削大自然、折磨人類自身的經濟制度是不能回去的，也是不能維繫的。如果一場所謂百年僅見的經濟危機能夠帶給我們更多的省思和改變的決心，從而發展出互助合作、與大自然共處的新經濟型態，這才是真正的「春燕」。

發表於2009/03/31聯合報名人堂

台灣起業國之六：Power without a Point?

2009-03-13T21:11:00.002+08:00

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給了各國政府極大的壓力，同時也給了他們極大的權力。為了挽救經濟，似乎任何做法都是被允許的。在民間消費和投資驟減的此時，只有靠巨額的政府支出。於是政府決策者突然間有了遠超過以往的借錢和花錢兩種超級權力。政府本來就有借錢和花錢的權力，但是人民必須關切的，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的正直、善良和可信度，有沒有足夠的聰明、理智來行使這些超級權力。

在全球經濟危機鋪天蓋地而來的時候，比可能出現的大蕭條更恐怖的，是看著國家政府的紀律和理智崩潰。首先是對經濟總額－－「量」的過度執著，而對經濟生活的「質」無暇顧及。我相信在經濟成長率越「負」越多，失業率更高到政府統計數字已經不被信任的時候，決策者所能想到的只是如何用政府支出、政府雇用，來把可怕的數字趕緊美化一點。而要美化個百分之一的GDP、百分之一的失業率，決策者所能做的就是丟錢、丟錢、丟錢，簡直就是用錢直接去「買」數字。

政府丟錢丟到手忙腳亂，但其實他們並沒有錢可丟。錢是借來的。政府瘋狂借錢到了極危險的地步。財政部打算搞個「平台」把攸關勞工、公教退休撫卹及一般國民儲蓄的四大基金導入到愛台十二大建設，造成一片驚惶。上周又傳聞「府院高層」竟然打起外匯存底的主意，還好被央行總裁擋下了－－所謂高層是否把外匯存底誤以為是外幣存款了？且不論我們的財政赤字高到甚麼地步，也不去談法律上的舉債限制，只看政府這樣亂籌錢，不必計算都可以推測，國家的償債能力很可能會出問題。

政府弄錢無章法，花錢的能力更可疑。現在我們政府最大宗的支出項目，還是所謂的基礎建設－－道路、橋梁、各類新建及維修工程。不可否認台灣的某些基礎建設已經過於老舊，為了安全及服務品質應該要投資更新。但是這些支出項目對經濟發展的未來意義已經不大了。在革命的年代，列寧曾經說鐵路、鋼鐵等是共產主義的「戰略高地」；在今天，網路比鐵路更重要，電腦比鋼鐵更重要，而教育更是超過一切的真正「基礎」建設。科技與教育的結合，才是今日的「戰略高地」！

政府為什麼還要投資在被地方利益集團綁標分贓的蚊子館、假建設？日本在「失落的十年」裡蓋了幾千公里不知通往何處的高速公路，沒有縮短反而延長了衰退，這慘痛教訓還不夠？政府項目裡，用在推動科技與教育－－電腦化教室、網路普及、縮小數位落差的採購經費為甚麼遠遠不如營建、水泥、鋼鐵？而政府的採購決策權，又為什麼總是不能直接下放到真正的使用者－－比如讓真正懂得E化的國中小老師來決定學校要購買甚麼設備，而不是一些對電腦根本沒興趣的長官？

有一位立法院助理告訴我，行政院提供給立法委員的關於擴大公共支出的資料，僅是寥寥數頁的簡報檔。政府對這巨額經費沒有縝密的規劃，就草率地借錢花錢。他諷刺說，這是「Power Point（簡報檔）治國」。我說，power（權力）要是有個point（道理）就還好，更怕的是power without a point（有權力沒頭緒）。我很擔心，在經濟衰退危機之外，我們還得面對不斷膨脹有如巨大星雲的財政危機。而經歷過這樣的揮霍，往後政府權力可能會如何擴張以及如何腐化，也令人摒息。

發表於2009/03/13聯合報名人堂

台灣起業國之五：創業教育是最有價值的公共投資

2009-02-19T21:09:00.000+08:00

近三個月前，我在這個專欄提出「在衰退前準備復甦－－打造台灣起業國」。那時歐美日的經濟衰退跡象顯露，各國政經決策者及知識分子屏息關注著難以逃避的全球經濟危機，而台灣許多政治人物還渾然不覺或懷抱著僥倖。

我指出任何短期措施都無法挽救衰退，政府能做的是提升中長期的預期－－鼓勵創業，是最有效的方案。當時我心裡不是沒有一絲不安。我知道在主流意見－－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到台灣媒體，都大肆鼓吹政府支出及刺激消費，談創業政策不只是不合時宜而已，簡直是政治不正確。

然而民間生命力不需要政府帶領，也不待知識分子倡議。生命會找到出路。企業裁員停業，大量失業人口浮現之後，創業潮也已經自然湧起了。原來「起業國」根本不需要提倡。台灣本來就是「起業國」，台灣人不是坐以待斃的人民。就算賺不了甚麼錢，做點小生意也比窩在家裡憂鬱好。

於是我們看到了各種微型創業、創新服務的出現。媒體也開始熱烈地報導家庭創業、高階白領失業轉創業等振奮人心的故事。政府的腳步雖然落後，但也急起直追－－無奈追得頗為凌亂，推出了創業貸款的擴大和政府保證成數提高，乃至加盟連鎖創業補助金等，只可惜看不出宏觀的思維和強有力的號召。

事實上，「起業國」不僅仍需要提倡，民間創業潮更需要政府和知識社群的協助引導。政府領導者若沒有完整的理念和長期的戰略，甚至對自己手上有的和可以用的政策工具諸如補助、管制、稅收、採購、投資等，沒有全盤掌握規劃，就會發生聽一樣做一樣或是被個別利益牽著走的情況。

政府政策凌亂，就只能跟在民間創業潮的後面走，無法起引導的作用。但民間創業潮的方向不見得符合長遠的社會利益。民間創業潮是自發的，也是被迫的，尤其是諸多失業轉創業的情況。於是出現擁有專門技能或管理經驗的人去賣炸雞排。職業沒有貴賤高低，但是更多的炸雞排連鎖對國民健康和產業轉型有很大的幫助嗎？

創業政策的目的應該不僅是將豐厚的民間儲蓄動起來，轉化為國內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更大的理想是藉由生產資源的重新配置來達到產業結構的調整，例如服務業升級、促進社區和文化產業發展等。要朝這樣的理想前進，政府和知識社群必須立即投注大量心力在創業教育。

此時，創業教育比就業教育更重要。在好幾個計畫上，政府花了不少錢提供就業訓練或在職訓練，但這些做法到底有沒有用？只能看這次經濟衰退的深度和長度。如果衰退更深更久，例如歷史上的幾次大蕭條，許多工作機會根本是一去不復返。那時勞工所面臨的不是有沒有某些技能－－有再多技能還是找不到工作。

創業教育是最有價值的公共投資。政府和知識社群應該合作，在全國廣設非營利性質的創業教學機構（「起業塾」），招聘有專門知識和管理經驗的人（包括中高階失業者）來擔任授課員（「起業師」），找大批畢業即失業的大學或研究生來做行政和研究助理，再補助有志創業的人（「起業家」）到此研習和交流。

創業教育可以協助有能力的人為自己和他人創造就業機會。創業教育更能夠幫助那些被迫創業的人們，選擇真正適合自己又有未來發展的行業來開創新人生。「台灣起業塾」的理想若能實現，將是我們的社會互助合作、共同面對經濟危機的偉大集體行動。

發表於2009/02/19聯合報名人堂

台灣起業國之四：創新需求、社會創投

2009-01-30T21:08:00.000+08:00

花了消費券，開心地過農曆新年，仍要面對現實：台灣不可能憑藉消費券或其他短期措施，而能夠免於全球性的大衰退。這次衰退的規模太大，不是任何短期拉抬手段可以對付。這不是市場經濟的失敗，但卻是全球資本主義必要的大調整。

市場是有效率的，理論上供給和需求可以被合理地撮合。但是有兩種機制造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的供需失調，一是過度發達的資本市場，另一是過度發達的意識形態工業－－大眾媒體及廣告。

本來，資本市場和廣告業分別扮演著生產資源配置和刺激消費需求的角色，對供需調節有絕對的重要性。但是當各類金融商品和估價工具發展到脫離任何人用直覺和常識能夠理解的地步，資本市場就失去了為產業和企業配置資源的意義，相反地其本身吸收了過量的資源－－全世界有太多的資金、人才、時間、社會注意力放在資本市場，這是可怕的浪費。

大眾媒體和廣告業－－告訴男人、女人、小孩：他缺了什麼、他該羨慕誰、以及最重要的他該買什麼，這類意識形態工業過度發達的結果，造成虛假需求取代了真實需求，而生產資源也就被錯置。人們所想要的以及願意花時間體力去賺錢換取的，都是由這些需求刺激工業所引導和形塑，有太多資源投入去滿足這類需求，很多更高的或更長遠的需求就被忽略。

造成供需失調的最根本因素卻是簡單又神秘的「時間」。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史隆管理學院（MIT Sloan）有一個特殊的研究團隊，專門致力於一種多變量、總體關聯的模擬分析方法，也可稱之為一種思考方式，叫做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他們發展出模擬企業存貨（以及世界經濟）的動態模型，指出時間遲滯是最難的問題－－如何預測市場，在正確的時間下，將預測需求的產品量生產出來。

經濟衰退是因為供給過剩。但是供給過剩是發生在所有的領域嗎？並不是。我認為，對抗這一波大衰退的戰略，就在於找到新的需求，或過去在資本市場、意識形態工業誤導下被掩蓋或被拖延的需求。

未被滿足的需求太多了。液晶面板產量太大造成價格下跌，但是高畫質電視節目的製作拍攝卻嚴重缺乏。市場上的成屋顯然是供過於求－－應該要讓價錢好好地跌，才有更多人買得起，結果政府還要給這些業者紓困－－但是國內一般水電修繕、安全及清潔管理的質量都不令人滿意。全國安親班據說還缺三千多名教師。我們沒有足夠的社區照護服務。有機食物還不夠普及。生命禮儀服務業還可以更多、更好。

要從創造新的需求，以及用新的方法去滿足舊的需求，來面對這次的大衰退。誰能夠做到呢？唯有勇敢的起業家（創業者）。既有的企業無法滿足的需求，得要新創的企業來投入。

為了鼓勵創業，我期待政府、金融及產業領袖共同規劃建立某種「社會創投」（Social Venture），其性質不同於行政院的國家發展基金，並非投資於大型策略產業，而是著重於新創事業、微型企業、社區服務、基本需求產業。

「社會創投」的目標不是短期的投資回報，而是在鼓勵創新、鼓勵創業、鼓勵開發新的需求，以及用新的解決方案去滿足過去沒有被滿足的需求。「社會創投」的意義更在於不景氣時期創造社會公共智慧財，讓台灣能夠儘快地、強勁地從全球大衰退中復甦。

發表於2009/01/30聯合報名人堂

台灣起業國之三：十萬青年十萬金

2009-01-05T21:06:00.001+08:00

新的一年，在聲聲句句的「裁員滾滾」、「薪餉四成」下來到。郭台銘說景氣比大家想像的壞三倍，張榮發說明年下半年只會更淒慘。大三通、大陸市場當然好，但是救經濟不能只倚賴外力。台灣一定要自救，政府領導者必須用大計畫來提振人民信心！

政策的總目標應該放在兩年後的強勁復甦，鼓起人民對未來的樂觀預期，來帶動現在的投資和消費！最好的策略就是鼓勵大量微型創業！我認為，應該設定民國九十八年是「台灣起業年」，九十九年復甦，一百年加速成長，還能促進台灣產業的轉型。

強而有力的第一步：政府立即推動新台幣一百億元的創業貸款計畫。在超過五十萬的失業人口中，有許多是有能力、有積蓄、有創意、有勇氣的人，他們就是「台灣起業軍」。只要國家協助他們武裝，社會提供他們糧草，他們可以幫台灣打開一條生路！目標上，號召十萬個有志創業者，每人從十萬元的資金展開創業計畫。那就是一百億的資金動員，也是十萬個就業機會的創造！

行政院可以考慮對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再增資一百億元，並且提供極高的保證成數，讓承辦銀行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貸出百億元的「起業金」。配合創業者拿出來的積蓄及親友的投資或借貸，就可以動員出數百億的資金。

這每筆十萬元的創業資金，應該要可以用在各類型的創業和創新，不僅是一般的加盟店、網路購物、小吃店、攤商等，也可以使用在新發明、新專利、新經營模式，乃至創業者為了獲得更多創業知識和技能而去進修和考照等等。

在提供信保創業貸款以外，政府要與學校及民間企業合作，開辦微型創業所需的財務、法律及管理課程，也必須成立更多微型創業育成所；媒體也要提供對創業環境的大量報導和分析，使得每個創業者都在充分瞭解自身優劣勢，掌握所需知識和市場資訊之下，才展開創業。

台灣當然不可能憑空有十萬個創業機會，所以政府要結合民間力量去規劃引導，也要避免惡性競爭而造成更多倒閉。主管機關應該延聘有經驗的專家們來協助審查，且創業貸款的資源配置必須符合總體政策方向。這波微型創業潮，應該要針對在過去產業結構下社會未能滿足的需求，例如服務業品質的提升、社區照護、家居維修，以及有創意的、為舊問題提供新解決方案的創業計畫。

或許會有人質疑：為甚麼要政府用百億資金去提供微型創業貸款？要是賠了怎麼辦？事實上，政府打算花在面板和記憶體製造業的紓困金額動輒千億，所挽救的工作職缺只有幾千個，而且成效十分可疑。把這麼多錢交給幾個大老闆，不如分配給十萬個有能力的微型創業者，因為他們資源有限而且沒有退路，一定會更珍惜、更有效率地運用！

這正是自救的真義－－相信自己，相信民間的智慧，生命會找到出路。在全球大衰退陰影下，人民的自救已經展開了。從近來媒體報導我們看到許許多多微型創業者的奮鬥故事。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很大，政府對他們的幫助很少。這些在大衰退中創業的人們，是台灣新一代的經濟英雄。

台灣一定要自救－－用我們自己的資金、自己的人才、自己的創意。政府再投入百億信保，並提供微型創業輔導，以「十萬青年十萬金」號召「台灣起業軍」，可以讓失業者成為創業者，讓失信心的國人重振信心。這，就是台灣自救！

發表於2009/01/05聯合報名人堂

台灣起業國之二：大樹倒下，小草新生

2008-12-17T21:04:00.001+08:00

短期景氣已經不可能挽救，不管八百億消費券或是再多的擴大內需方案，還沒做就已經註定失敗。有魄力和遠見的政府領導者應該直接宣示，打造台灣成為全球的「起業國」，用最大的資源和政策創意，投入鼓勵國民創業，把目標放在兩年內強勁復甦，讓台灣成為第一個從全球大衰退裡站起來的國家。

現在的政府和上一任沒兩樣，都是短視、畏縮、為有錢人服務。一下要救銀行，一下要救房地產商，一下要救汽車業，對於逐漸襲來的大失業潮，簡直是束手無策，只好在政府創造的就業數字上灌水。中小企業怎麼辦？失業勞工的家庭怎麼辦？國民的生活水平怎麼維持？看不到強有力的做法，就會舉債、花錢，舉完內債想要舉外債。

政府到底該怎麼做呢？唯有大規模地鼓勵創業，包括微型生活創業、社區創業、中小型創業、創意產業、傳統產業創新，才有可能真的挽救台灣經濟。乍聽下似乎不切實際－－既有的企業都活不下去了，新創事業怎麼生存呢？不，不是這樣。

第一，大樹倒下去，小草還是能生長，甚至更茂密。大企業倒閉，小商行、小店鋪還是有很多生意可做。華爾街的崩潰，不代表人民就不吃飯穿衣。歷史上的大蕭條，正是許多新企業崛起的時機。只要是針對人的基本需求而生產的行業，絕對不會消滅，反而會更興盛。

第二，創造性的毀滅，就在此時發生。經營不善的公司，倒閉後低價易主，是讓更有能力和創意的人（起業家）來擔負起領導的責任。現在的老闆做不下去，不代表他的員工或其他股東也一定做不下去。趁著衰退，換人做看看，能焠鍊出更勤奮堅強的新一代企業家。

第三，即使短期內創業不易，但政府仍應把環境準備好，讓「起業家」們先做助跑的動作。這時候公共資源應該大量投入創業教育、創新育成，並且在政府和輿論領導者們的魄力下，簡化法令與稅制，創造有利於微型企業、基本需求產業、新創事業發展的環境。一旦買氣復甦，「起業家」們就能夠一躍而起。

為什麼大規模鼓勵創業是從這波衰退裡復甦的唯一途徑呢？道理很簡單，鼓勵創業是最能夠把國人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方法。衰退期間，消費和投資都大量縮減。但我們並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我們的儲蓄率在亞洲四小龍裡再度奪冠。金融風暴也使得大量台灣資金從海外撤回，只是回來以後就藏在人民的口袋裡。

如果領導者有極大魄力，將大量資源用來號召國民起而創業（而非消費），那麼民間儲蓄將逐漸被動員出來：中高階層白領失業者會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創業，父母親們會把積蓄拿出來幫忙孩子創業，被海外基金嚇怕的老百姓會發現投資在看得見的小事業更可靠。

數千家、數萬家小店鋪和小工廠的投資，不正是最大的消費嗎？「起業家」們要租店面，要買原物料，更要僱用人手－－這點是最重要的：大量創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大衰退的可怕，就在於許多工作機會一去不復返，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微型和中小型創業以及社區創業，特別是勞力密集的服務業如照護和托育等，最能夠有效地吸納勞動力。

創業精神，就是台灣精神。台灣本來就是「起業國」，台灣本來就盛產「起業家」。在這個時候倡議「起業國」，是體認到一個事實－－除了鼓勵創業，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讓台灣從全球大衰退裡最快復甦。在這個時候倡議「起業國」，更是追尋一個夢想－－台灣可以藉由大衰退浴火重生，讓我們的產業結構更健全，我們的社會更公平富足。

發表於2008/12/17聯合報名人堂

台灣起業國之一：在衰退前準備復甦－－打造台灣起業國

2008-11-26T21:00:00.001+08:00

歐盟諸國逐一進入衰退，日本已連三季的負成長，美國則膽顫心驚地準備面對金融風暴後更大的產業倒閉災難。在主要出口市場都陷入可能的嚴重衰退之後，台灣實在不必存有太大的僥倖之心。現在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不是會不會衰退，而是我們如何面對衰退－－應該說，台灣該如何準備從衰退中復甦。

如果人類對於我們自己所創造的經濟體系有點了解的話，依照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這確實是前所未見的經濟危機。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就警告，任何急迫的措施都必須嘗試，即使讓政府背負更大的債務亦在所不惜。很不幸地，我們並不真的了解我們所面對的危機。

當代的大眾金融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沒有任何個人能夠完全理解的程度－－公開上市企業向大眾募資或借貸，再讓股票及公司債在二級市場上流通，更在其上重重疊疊地架構了前高盛執行長、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都坦承他搞不懂的無數金融商品。在這種經濟體系裡的人的行為，建築在快速互動的集體心理及不斷後設的策略思考之上。這樣的複雜體系，對於任何的政府政策將如何回應？相信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只能說：不知道。

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聯手降息，降到無可再降。多國政府狠下心來減稅再擴大公共支出，不管龐大債務未來幾年內將如何侵蝕經濟發展的根基。再來就是消費券。消費券政策即使在短期內有些微效果，也會很快證明失敗。原因在於消費券政策的公眾教育效果太好了：新聞媒體不斷的報導，使政府已無更佳政策工具來對付不景氣的事實廣為大眾所知，更把消費券造成的政府債務也讓大眾有所了解，將造成對於未來沉重財政包袱延緩經濟復甦的預期。

日本發行消費券，講明了三年後增加消費稅來彌補政府虧空。人民知道三年後稅會更重，經濟怎麼會好轉？對政府債務和未來稅負的認知，將使得消費券的效果僅止於曇花一現－－消費券花掉之後，大家對於經濟前景更加悲觀，把現金守得更緊。而政府還能再印一次消費券嗎？

短期政策救不了經濟，沒有一注射就有療效這種事。一言以蔽之，這是複雜的年代，複雜的體系，大眾不會乖乖接受政府的安排，做出官員所期待的反應。國際金融家、產業執行長、散戶投資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盤算，不管是否真的聰明。對付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唯有靠新的政策思維－－引導大眾對中長期景氣的預期。如果大家認為經濟三年內會復甦，那麼可能兩年內就開始復甦。如果大家發現政府只剩下短期的手段，那麼短期手段用盡以後，衰退會持續更久。

現在，台灣必須準備如何從衰退裡復甦，但不是立即的復甦，而是兩三年後（如果不是更久）的復甦。因此，政府目標應該放在有助於未來經濟復甦的政策，而不只是短期刺激消費的政策。公共資源也應該用在能夠長期幫助多數人的政策，而不只是短期勉強挽救少數企業的政策。

什麼是有助於未來經濟復甦的政策？什麼又是有助於多數人的政策？答案是：創業！創業！創業！量大質精的微型和中小型創業，是最能夠將豐厚的民間儲蓄重新動員起來的方法。鼓勵台灣人做勇敢睿智的創業者（起業家），讓台灣成為一個適合創業的國度（起業國），這就是讓台灣第一個從全球大衰退裡重新站起的策略。在全世界政府和媒體都大肆鼓吹消費的時候，我知道高談創業不只是不合時宜而已。然而這場經濟危機的未來發展，將證明惟有鼓勵創業是台灣經濟再度奮起的途徑。

發表於2008/11/26聯合報名人堂

自我教育者：與專業學者的對話

2003-04-19T20:36:00.002+08:00

有幾位站在人類知識生產分工機制的金字塔上層（來自Yale、Harvard、MIT等機構的博士訓練），而有志於成為專業學者的朋友，與我質疑辯難：關於自我教育者對知識的看法，以及學習的策略問題。

關於學習策略的質疑，包括：專業學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學習（便於取得高級知識），專業學者未必是受限於領域的人（列舉「大儒」或「通人」的例子），等等。

這些問題都很容易獲得共識。第一，專業學者取得高級知識比常人容易太多（時間、資源、近用權），因此要成為追求常識的人，如果有本事先成為專業學者，當然也不錯。但是當代學術分工過於精密，競爭又激烈，資淺的專業學者通常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在出版，而出版講究的是在特定領域有新的貢獻。換句經濟學的話說，專業學者必須開發、剝削自己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以避免在競爭中遭到淘汰。而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結果就是職能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專業知識因而遠離了常識。因此作為一個專業學者，對於常識的追求，利弊難以衡量，通常取決於個人的能力和決心。

這就聯繫到第二個問題，有多少專業學者能夠成為通人、大儒？在這個問題上，每位有志於成為專業學者的朋友都同意：很難、很少。我想要補充一點，當代的（我們所認為的）通人、大儒，其知識領域看起來似乎比過去的通人、大儒來得狹窄。舉個例子，發展社會學家Peter Berger，政治學家Samuel Huntington，從現在的標準來看，好像很了不起了，年紀大了，是大師了。但你看看他們的著作的深度、廣度，比起Max Weber又如何呢？而Weber並不是專業學者。當代專業學者要成為大儒，太難了。而自我教育者根本不打算成為大儒，因為他做不到。

除了學習的策略之外，最主要的爭點，就是：專精一門知識，是不是旁通其他知識的必要途徑？或至少是比較有效的途徑？

對於專業學者而言，這是非常強有力的論據。他們認為，知識到了一個層次，都可以觸類旁通；因此應該要專攻一門知識，到了一個程度再推而廣之。

我的問題是：那麼，到了什麼層次，知識可以觸類旁通？到了什麼程度，可以學習其他的知識？正在讀博士的人會說，博士讀完才夠。副教授會說，等到成為被肯定的學者才夠（或得到終身教職才夠）。那麼為什麼不是大學畢業生就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足以追求更廣的常識？專業學者有一個傾向，會過度強調專業學術訓練的重要性，以及從學術生產的規格，來判斷知識的價值。但事實上，學術生產的規格，究竟是把他們帶向觸類旁通，還是以井觀天？或是真實的生活體驗、觀察、甚至文學閱讀，更能使人觸類旁通？

另一個問題是，專業學者多傾向用自己的理論和語言，去解釋一切現象，如果這就是所謂觸類旁通的話。於是自然科學要主宰社會，經濟學要殖民人類感情。透過把一個學科的理論凌駕於所有現象，這些專業學者是真的更瞭解其他人、其他事情嗎？而透過許多年的專業學者辯論、整合、突破，最後，他們會「發現」許多其他人早就知道的常識。比如說，新制度經濟學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發現」了市場不是唯一的經濟機制，「發現」了政治與法律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從Coase在1937年發表廠商理論，到1991年他獲得諾貝爾獎，1993年North也獲得諾貝爾獎，他們「發現」了過去經濟學家不知道（或因為經濟學的專業理論訓練而不願相信），但任何一個政治學生都知道的事情。

我一點都不會意外，如果公元205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某個華人經濟學家，表揚他用數學公式證明孔子和佛陀的理論，是增加人類的整體功利（Utility）。但我不想等到那時候，再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與佛學。

因為自我教育者可以「現在」就去讀論語、讀佛經。不需要什麼專業訓練。

從專業學者的標準來說，知識是要發表在期刊上才算擁有。但對於自我教育者、一個追求常識的人，知識卻是讀懂了、聽到了、想通了，就是擁有。因此對於專業學者，要成為通人、大儒，必須將知識在出版的著作裡整合。而對於追求常識的人，他要將知識在人的行為與生活中整合。

當然，一個專業學者，還是有可能是一個擁有常識的人，因為他也可能在人的層次，整合、實踐他的各種知識。專業學者與自我教育並不衝突，重點是在，有沒有對知識的真誠、以及足夠的好奇心。

是要在人的層次，成為擁有常識的人；還是要在知識的層次，成為博學的人？這是自我教育者必須自我追問的問題。

圖：Yale University圖書館，攝於去年夏天

自我教育者：一個沒有領域的人

2003-04-05T00:13:00.003+08:00

自我教育者，是一個沒有領域的人。

領域，是學者的觀念。學術的領域，本來是field，一個工作耕耘的地方；後來就變成了territory，一個自己跨不出去，但也不准別人進來的國土。

自我教育者不是專家學者，他不需要領域。他跨足各個領域，有如穿行各個國界。

沒有人需要知會他：喂！我最近在做「你那個領域」的研究呢。因為自我教育者根本沒有屬於「他的」知識領域。

也沒有人會肯定他：您在您的領域中成就卓著。因為自我教育者對個別領域的知識，並沒有貢獻。

自我教育者穿行於各個屬於專家學者的領域，有如無國籍的旅人。他略通各國語言，因此能夠與人對談。他稍知各國民情風俗，因此有許多趣聞與人交換。他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各個知識國度的領主，都很高興有一個無國籍的人能夠聽得懂他們的語言。

然而自我教育者卻是一個寂寞的旅人。他在各地都有朋友，卻沒有人一路與他同行。

自我教育者，曾經試圖鼓吹人們和他一同旅行。但擁有領域的人，都要固守他們自己的疆土。他們不願意跨出去，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旅行：我不懂那些方言呢。我不敢去冒險呢。更常見的原因是，他們對於其他知識國度的人類，抱著強烈的偏見，甚至敵意：我是某某學者，研究某某領域，屬於某某學派，我畢生追求，本派發揚光大，順我者對，逆我者錯。

他們不願意離開自己的領域，更是害怕別人闖進來，或是自己再也回不去。他們害怕這種流言，在自己的國度裡流傳：那個某某，最近不務正業，看來是對本領域沒興趣了。他們擔心忠誠被懷疑，會遭到畢生流放。但他們多麼需要一個領域啊。

自我教育者不怕寂寞的旅程，因為他享受這寂寞。當初如果害怕寂寞，就不如找個領域蹲下來，和同領域的人，擁擠著分享體溫與排泄物。

自我教育者，沒有一本護照，來證明他的國籍。但是他能夠自由會見各國元首，相談甚歡，因為他有自信的器度，能夠見大人則藐之。他又有謙卑的態度，能夠傾聽不同的聲音。

自我教育者，尊重每一個知識的國度，但他並不鄉愿地以為，這些國家之間沒有嚴重的衝突。因為他在成為一個自我教育者，而自由地旅行之前，也曾經是一個意識型態的戰士，為捍衛某個他已經離開的國土，奮勇廝殺，以致於遍體鱗傷。

曾為意識型態戰士的自我教育者，當年戰功彪炳，也有人仰慕他、效法他。對於他後來放棄意識型態的國籍，流浪於知識的國界，當年的同袍、後輩頗有怨言：你變節、你背叛、你逃避、你…你…你…我…我…我們不再瞭解你了。

自我教育者微微一笑，心裡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要繼續戰鬥，那麼就繼續吧。這場戰爭，你們不會贏，但是也不會輸。有我、沒有我，對結果並無影響，因為這場戰爭，是一場永恆的戰爭。我們看不到它的結局，它沒有結局。

敵我的消長，就如潮水的漲落，一天中看得到改變，但萬年後不會增減。敵人會源源不絕地冒出來，但不要害怕，你們的友軍也正在大量地出生。而敵人，不是戰爭的原因。戰爭的原因，其實就是領域。我要走出這領域，去旅行。

自我教育者走出領域，學習各個知識國度的語言，卻並不擔心失去自己的鄉音。

自我教育者，就像旅行於小行星之際的小王子。他有狐狸和玫瑰花，其實他心裡有所記掛。

小王子不向任何人表態，因為狐狸與玫瑰花知道。

圖：去年十月獨自駕車到Vermont參加友人婚禮的路上。

Manufacturing Dissent：觀察異議的製程

2003-02-18T01:01:00.001+08:00

美軍已經開始調動，連「鴿派」的國務卿Powell都強硬起來，對伊拉克的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對伊拉克人民，對美國與世界經濟，以及對未來國際局勢而言，這可能是最壞的時刻；但對於置身於Cambridge這個政治敏感的自由派城市，選修全美國最重要的激進知識份子、政治異議者Noam Chomsky批判時政的課程，則是數十年難逢的時機。

原本我是猶豫的。我來到麻省理工（MIT）史龍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是要學習管理科學、經濟學，是要學習預測與控制的知識（過去我所不屑為之，因此一無所知），而不是批判與反抗的知識（過去我所熱衷而熟悉的）。能夠親炙青年時代所景仰的大師，固然令人興奮；但我也早過了崇拜偶像的年齡，更不再滿足於沒有現實替代方案的激進思想。我並不期待能夠從這門課學到什麼過去在運動中沒有親身體會過的事物。但是當我豁然瞭解到，在這裡我能夠觀察一個新的反戰運動（或許結合反對全球化、反對資本主義運動）滋長，觀察新一代的美國年輕人如何受到激進理想主義的動員，我就決定，成為這個教室裡唯一來自管理學院的學生。

「製造異議」的第二週，兩百多人都得以註冊，教授們指派了數位來自公民團體的運動者或學生，擔任助教（在台下的我，想著要找有運動經驗的人當助教，應該要找我才對吧）。上課的情景，真的很像我們以前搞學運營隊。兩位年輕教授先開場、敲敲邊鼓，說些「自從布希被『指派』為總統兩年來，我們美國人民的智力，每天遭受侮辱」之類的鼓動言論。學生們圍著十三張大圓桌，討論著一週以來哪些新聞報導刻意扭曲忽略了某些訊息，並且輪流報告。

主戲是Noam Chomsky的演講。熟悉媒體批判分析的人，大概都知道Chomsky運用語言學的洞察力，長年進行他獨樹一格的批判。在課堂裡，Chomsky的演講，無非就是一場Chomsky媒體以及外交政策批判方法的即席表演。Chomsky選擇了一篇紐約時報、一篇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放在投影機上。剪報上早有他圈圈點點，還有筆畫相當用力的眉批，可以看出老教授對於主流媒體還是怒氣十足。Chomsky甚至說，每當他睡得不好，大半是因為睡前讀紐約時報。

演講的內容，大致是揭露媒體如何掩蓋美國外交政策的侵略本質。這類的批判原本無甚高論，幾乎就是一種常識，因此我並未認真記錄，也無意在此重述。但Chomsky親自表演，還是令我有所心有所感。兩個心得：第一，Chomsky對於世界局勢演變的洞察，是數十年研究、寫作與演說的累積，旁徵博引、信手拈來，又能夠用簡明意念貫穿，這的確是一般淺碟型小知識份子（包括我自己）所無法企及的境界。相較於年輕一輩的學者，大多左支右絀、見鳥不見樹，批判別人時往往展現了自己的無知，可知功力還是需要時間的。思及此，讓我這終身的自我教育者，不再為生也有涯，學也無涯而焦急煩惱。

第二個心得，則牽涉到我對社會理論的反思。篇幅所限，下回分解。

圖：Noam Chomsky與Edward S. Herman合著，「製造共識：大眾媒體的政治經濟學」（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較不熟悉媒體批評理論的朋友，可以瞭解我這系列文章篇名的由來了吧。

Manufacturing Dissent：MIT Building 26

2003-02-07T00:58:00.000+08:00

星期四的晚上六點，麻省理工學院（MIT）第26號建築物，一間極大的教室裡，坐滿了年輕人，除了MIT本校學生之外，大半來自鄰居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從我，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學生來看，他們都是一些小朋友。從學生的穿著，甚至從長相，都很容易分辨出誰是來自哈佛，而誰是MIT的學生。如果沒有大半的哈佛學生加入，這間教室不會充斥著時髦的少女少男，而只會是一堆邋遢的學痴（Nerds）。

教室和一般不同，並不是演講廳的型態，也不是會議室。它像飯店的大廳，放了十三張大型的圓桌，房間卻一點都不豪華，只是裝設了十三面投影銀幕，讓坐在圓桌每個角度的人都可以看得到。銀幕上有投影機，有攝影機。在每張圓桌上還有一些用途不明的電子儀器。

人不斷湧進這間教室，直到連地面都坐滿了為止。兩位年輕教授，Fung和O’Rourke都知道，兩百多個學生並不是為他們而來，而是為了他們的啟蒙導師，坐在旁邊的老者Noam Chomsky而來的。

Chomsky，著名的語言學家，在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與哲學系任教近五十年，擁有最高頭銜的教職：Institute Professor（在這個學校裡，諾貝爾獎得主的人數可能在這個教職人數的十倍以上）。但學生並不是為了語言學家Chomsky而來。他們是為了當代美國最重要的政治異議者，公共的知識份子，激進思想家Chomsky而來。曾為政治異議者的我，當然亦是如此。

這是一門由MIT都市計畫系與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合開的課，名字叫做「Politics， Justice and Social Change」，但卻不如說是為了Chomsky所開的課，因為它的內容與兩個系所的其他課程並無關連。兩位年輕教授以及Chomsky都並不避諱，這門課的目的並非學術，而是批判與政治行動。

對於大部分參與的學生來說，這將是非常興奮的政治啟蒙課。而對於無須政治啟蒙的我，卻是百感交集的反思機會。我知道我將在此重溫學運與激進時代，也將弔詭地參與觀察一個「製造異議」（Manufacturing Dissent）的過程。

哲人未遠──勞斯與「正義論」

2002-12-01T00:55:00.000+08:00

今年冬天，麻州的第一場大雪落到地面之前，當代政治哲學巨擘約翰勞斯（John Rawls），在他萊辛頓（Lexington, MA）的住宅裡，輕輕停止了他的心臟，結束了他寂靜沈默卻又影響深遠的八十一歲人生。

哈佛大學哲學教授勞斯，一生中幾乎不曾接受過任何採訪，因此一般大眾對他幾無所知。然而當代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學者，卻不可能不知道勞斯的政治倫理學以及「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1971）這本書。

「正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勞斯的教誨，無非是這一句話。

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勞斯達到這個結論的途徑，並不像社會主義者那樣理所當然。為了建立超越任何實存社會條件的最初與最終的倫理學基礎，勞斯改造了自由主義導師洛克（John Locke）的方法論，建立了「原初狀態」（Original Situation），讓每個人蒙上了無知的面紗（Vail of Ignorance），從而在賽局理論的邏輯上，推導出合理的社會契約，亦即正義的基本原則。而公平，即為正義的第一原則。（對於洛克，原初狀態是歷史；對於勞斯，則純粹是理論建構過程所需的一種假定。）

如果「正義即公平」的建構過程，僅僅只有學者會感到興趣；那麼勞斯對於「不公平」的見解，可能是對每一個人的處世之道都有意義的，尤其對於關心公共政策的人更有豐厚的意涵。勞斯認為，不公平有的來自不正義的社會規則，有的則與正義無涉，例如聰明、美貌、家庭等等。這些不公平，勞斯認為，既非正義，也非不正義，而無非是自然的分配、機率或運氣。勞斯提醒我們，這些不公平本身，雖然無所謂正義與否，但社會機制如何對待這種不公平，卻絕對存在著正義或不正義的區別。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應該將自己所享有的優勢視為理所當然，因為那不過是大自然分配的規律，是機率，是好運。我們要敬謝感激。對於公共政策的制訂者而言，確保社會的最低標準（Social minimum），使得不那麼好運的人也可以有好的生活，將大自然所造成的不公平做人為的補償，這是正義，也是沈默的一代哲人，在其一生的著述與學術論辯中所要傳達的。

勞斯的訃聞出現在報紙上之後，我才知道自己竟然住在哲學家的附近。捧讀哲學，正義凜然的青年時代，在半個地球外早已消失得遙遠；如今驚覺一代哲人近在咫尺，卻又以經永去。心靈震動之餘，濃煉我所一知半解的勞斯「正義論」，對未遠的哲人，已遠的青年，且做憑弔。

自我教育者：一個追求常識的人

2002-10-16T00:01:00.002+08:00

決定再度出國讀書的時候，朋友總是問我，到底為什麼，到底要做什麼。有些朋友做了一些判決，而判決並未經調查與審問，卻是建立在自以為是的臆測。各種臆測所反映出來的，並不是我的真相，而無非是臆測者其自身的境界罷了。

而我自己，何嘗不一再問自己，到底為什麼，到底要做什麼。直到此刻，生涯的難題，還是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但如果問題的答案，並不指向一種職業，一種專業，或一個職位之時，我就能夠回答：因為我要做一個自我教育者。

自我教育者，也就是終身學習者，獨立思考者，以及一個追求常識的人。

終身學習，對我來說，並不是高齡化社會的趨勢，也不是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手段，而是一種人生的信念，也可以說是一種宗教的替代品。學習有如創作，使人忘記死亡的恐懼，暫時以為人生是永恆的；也使人在一切百無聊賴之時，能夠假定存在的價值。創作，是人加諸於媒介材質的勞動；而學習，則是人對於自身的創作。

終身學習並不等同於上學，但也並不排除上學。學校體系對於自我教育者的用途，將在下篇續論。

獨立思考，在我個人隨著社會啟蒙的年代，曾經是一個批判的標準，或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目標。當威權不准人們思考，而人們開始打算要思考的時候，人們發現過去自己竟然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於是把獨立思考當成重要的價值。

當社會逐漸開放，左派說階級意識，新左派說意識形態的再現，後結構主義說主體是被建構的。獨立思考的主體不見了。有主義的，選擇政治正確，沒有主義的，乾脆用黨派觀念來取代一切判斷。

在這種氛圍下，自我期許要做一個獨立思考者，似乎是標舊立異。但我卻相信，在世局變動，意識型態無法提供解答，而人的生存要求逼近事物的真相之時，獨立思考的重要性將會重返。

至於常識，對於自我教育者而言，是最高層次的知識型態，也是知識活動的最終成果。自我教育者所謂的常識，並非一般生活的應用知識，而乃是專家在其各領域所擁有的基本知識。

長期以來，我驚駭於許多擁有極高深專業學識的人，對於其他學門的基本知識竟能夠毫無所悉。當然這並非我個人的驚駭。顧自歐洲啟蒙以來，學識的分工越趨細微，學科逐一確立與建制化，人類的知識領域方能夠急速擴大，然而這也使得文藝復興時代的通人一去不反。

自我教育者並不期待成為文藝復興人，因為文藝復興人在各知識領域都是開拓者。在當代，沒有任何個人，有能力單獨來做知識開拓的工作，而是需要各領域專家，在機構與組織的支持下來進行。自我教育者追求常識，充其量只是一個應用知識的人。

但應用知識所需的知識，可能超過生產知識所需的知識。要生產知識，需要有專業學門的知識﹔要應用知識，則非通達各領域的常識不可。在沒有常識的情況之下，要應用專門知識，輕則誤人子弟，重則生靈塗炭。

我觀察社會組織在專家治理下，分崩離析、荒腔走板的結果，遂斷言常識將是未來最重要的知識。在專家充斥，各種專業知識不虞匱乏的年代，常識將成為最珍希的「一種」「專業」知識；擁有常識的人，將會是社會最需要的「一種」「專業」人士。要這樣說，也未嘗不可。

兩千零二年九月寫於美國麻州萊辛頓，圖片是已消逝之夏日晨光。